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

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精选5篇）

篇1：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

为何对“一带一路”的解读千奇百怪？ ——“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为给“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科学的指导，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赵可金对中央部委、各省市区、企业、媒体、大学、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如何对接“一带一路”进行了系统研究，实地调研对接方案，并作出若干点评。凤凰国际智库将定期发布相关调研成果，供有关机构和社会各界参考。作为调研成果的“导论”部分，赵可金教授首先厘清《“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并在凤凰国际智库连载：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谁来做——怎么说——怎么做——钱从哪里来——利从哪里出——有何风险——如何管控。

作者：赵可金 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院副教授

作为一项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关系的一项战略构想，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推进实施中必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理论认识上的迷惑，也有实践操作方面的困难，既有来自中国自身的麻烦，也有来自沿线国家和国际社会上的质疑。能否有效清理笼罩在“一带一路”上的各种迷雾，冲破理论认识、实际操作、体制机制和国际挑战等重重叆叇云霭，真正走出一条顺应时代潮流、符合沿线国家国情实际以及受到国际社会肯定和支持的发展道路，将最终决定着“一带一路”能否走得通，走到顺，走得好。

有思路，才会有丝路。在“一带一路”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思想认识是一个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思路通了，“一带一路”才能有强大的思想动力。自从中国领导人在众多国际国内场合公开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各方面反响十分热烈，欢呼者有之，批评者有之，怀疑彷徨者亦不乏其众。然而，在众说纷纭的言论之中，都存在着一个鲜明的特征：几乎所有表达观点和看法的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本学科、本领域甚至本单位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对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作出自己的解读，几乎一个人眼里有一千条“一带一路”，在国际上对“一带一路”更是表达出千奇百怪的解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带一路百人论坛对“一带一路”的解读，这一论坛成员来自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学、研究机构、文化团体、军事机构，甚至还包括港澳台人士和海外华人华侨的代表。2015年8月8日，首届“一带一路百人论坛”在北京语言大学拉开帷幕，200余位专家、企业、媒体代表齐聚论坛，共议“一带一路：从愿景到行动”。在会议上，对一带一路的讨论几乎是“聋子的对话”，所有与会代表都是从自己的学科背景和工作领域出发表达对“一带一路”的看法，很少有对实际问题的正面交锋和学术争论，还有一些学者更多从政策宣传的角度解读“一带一路”，不断强调“一带一路”的伟大意义，批评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有误读和误判，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如何向国际社会讲好“丝路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上。

所有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够在短时间内妥善解决，随着越来越多的政府、企业、媒体和社会组织参与进来，必将会导致自乱阵脚，搞不好会引发更大的麻烦。因此，要想真正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决不能回避问题，要耐心细致地逐一回答问题，并在实际工作中逐步解决问题，真正把“一带一路”的愿景、原则和精神落到实处。“一带一路”是一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地区合作世纪构想，涉及到的问题林林总总，十分复杂。择其要之，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首先要在思想认识上澄清以下十大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谁来做——怎么说——怎么做——钱从哪里来——利从哪里出——有何风险——如何管控。

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院副教授 赵可金

一、是什么？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际社会反响热烈，但对“一带一路”到底是什么并不清楚，形形色色的认识也十分混乱，甚至一些国家的政要和战略界人士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进行最坏可能的猜测。其实，即使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对“一带一路”是什么的看法也并不统一，自从中国领导人先后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以来，学界和舆论界众说纷纭，说什么的都有，思想认识十分混乱。比如有人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主要意图就是获取中国发展所需要的能源资源，以及向海外转移过剩产能；还有人认为“一带一路”主要是中国应对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的战略工具，通过恢复历史上的东亚朝贡体系，抢夺地区势力范围，以挑战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还有人认为“一带一路”改变国际秩序现状，认为中国要想中亚、中东和非洲等地区渗透等等。如此众多的认识纠缠在一起，不仅中国、俄国、美国、印度、欧盟等大国缺乏合作共识，连中国国内社会舆论都一头雾水，手足无措，极大地制约了“一带一路”建设进程。

从国务院授权发改委、商务部、外交部三部委在2015年3月28日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来看，官方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界定也并不十分明确，在这一文件中强调“一带一路”是一个关于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借用各国人民所熟知的古代“丝绸之路”历史符号，主动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从历史上来看，丝绸是中国的名片之一，“丝绸之路”虽然以中国的丝绸为品牌，但并非是中国人所提出和开创，而是欧洲人提出的一个名词，最初比喻链接东西方的贸易通道。据考证，“丝绸之路”最早是德国抵制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提出的，指得是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中国与中亚、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贸易交通路线，提出后很快为学界和大众所接受，无论是西方历史学家还是中国历史学家，都点燃了研究古丝绸之路的热情。

显然，中国在21世纪初重提“丝绸之路”绝对不是回到过去，在很多中亚国家人民心目中，过去的“古丝绸之路”很容易与蒙古大军“比辖而屠”的梦魇联系在一起。中国强调共同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仅仅是借用“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它所强调的重心是沿线国家共建合伙伙伴关系。根据中国政府的官方权威解释，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因此，共建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就是“一带一路”的发展愿景，它在本质上一个各方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非零和性的特征，不管是不是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只要愿意参与的各方，都可以参与，是一个开放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从其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本质出发，“一带一路”可以与很多排他性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区别开来。首先，“一带一路”不是正式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而是非正式的和不具有约束力的合作倡议。它不像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气象组织等正式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它没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也没有严格的规范程序，没有理事会、秘书处和一系列国际公共行政机构，它进出自由，来去随意，不受任何国际制度条款的约束，既不是国家和国家间组织，也不是非国家行为体，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成员国。对任何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来说，只要对“一带一路”感兴趣，愿意参与“一带一路”相关项目，就是“一带一路”的利益攸关方。其次，“一带一路”也不是中国的国际战略和亚洲战略，而且具有战略性影响的合作倡议。中国有自己的周边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某些内容与中国的周边战略有重合，但“一带一路”不等于中国的周边战略，不仅“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大量内容超出了中国周边战略的范围，而且中国周边战略中的一些内容也不在“一带一路”倡议里面，两者互有重合、相互呼应但又彼此独立。此外，“一带一路”也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共同的“合唱”。无论从历史上草原帝国、阿拉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和当代苏联和美国在中亚和中东地区的经历和教训而言，还是从中国国家实力来看，“一带一路”都极大地超过了中国一家的力量，“一带一路”是一项长远的合作倡议，需要沿线国家乃至世界上所有愿意参与的国家和地区人民共同努力才能成功，中国不会搞霸权主义的“势力范围”，也不会主导“一带一路”建设进程，只能采取双边和多边努力，汇集各方面的预期，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精神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逐步深入，不可能一蹴而就。

当然，作为“一带一路”的积极倡议方和最具经济实力的沿线大国，中国在“一带一路”上大胆发声，主动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迄今为止，从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公开表述来看，在中国看来，“一带一路”最终指向的目标是，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与中共十八大以来所倡导的整个世界已经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一致的。由此表明，“一带一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现形式，“一带一路”是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是沿线国家和民众互联互通之路，最终的目标是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三个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又是对近代以来以“国际无政府状态”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超越，将努力塑造一种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这是“一带一路”最具冲击力的所在。解释“一带一路”动因，单靠外宣口吻不能让人信服 ——“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为给“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科学的指导，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赵可金对中央部委、各省市区、企业、媒体、大学、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如何对接“一带一路”进行了系统研究，实地调研对接方案，并作出若干点评。凤凰国际智库将定期发布相关调研成果，供有关机构和社会各界参考。作为调研成果的“导论”部分，赵可金教授首先厘清《“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并在凤凰国际智库连载：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谁来做——怎么说——怎么做——钱从哪里来——利从哪里出——有何风险——如何管控。

作者：赵可金 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院副教授

为什么中国要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这也是很多国际朋友比较关心的问题，在国内讨论中，也有不少人追问，“一带一路”对中国发展意义何在？中国不搞“一带一路”行不行？其实，这些问题都牵涉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因问题，在中国政府的官方解释中，也并没有完全回答这些问题，仅仅泛泛地强调“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认为“一带一路”有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有利于“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这些具有外宣口吻的解释是不能令挑剔的国际舆论和各国战略家所信服的，中国要想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必须在理论和战略上的原因，才能取信于沿线国家政府和人民。

毫无疑问，作为一项涵盖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的战略性倡议，“一带一路”之所以被提出，是有着深刻的国际根源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善于观大势、谋大事，强调“中国要发展，必须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要树立世界眼光、把握时代脉搏，要把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看准、看清、看透，从林林总总的表象中发现本质，尤其要认清长远趋势。”在2014年11月28日-29日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从对当今世界全局走向的这一战略判断出发，习近平强调指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也已变得空前紧密，我国对世界的依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在不断加深，世界对我国的依靠、对我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因此，“我们观察和规划改革发展，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一带一路”的倡议者，习近平之所以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是经过统筹考虑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后的产物，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是回答中国为什么倡议“一带一路”的基本视角。

从国际大局来看，“一带一路”是适应中国与世界关系变化的产物，中国之所以倡导“一带一路”，最主要的国际原因是全球化进入结构转型期，要求中国对国际发展空间进行再平衡，逐渐从片面适应和依赖欧美日发达国家市场、资源和规则向统筹考虑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转变，“一带一路”就是此种国际发展战略再平衡的产物。

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院副教授 赵可金

二、为什么？

进入21世纪以来，以欧美主导的全球化趋势进入了自我调整期，发达国家经济虚拟化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实体化趋势交织发展，整个世界经济面临着再平衡的压力。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拉动下，中国经济发展迅猛，尤其在纺织、钢铁、建材、有色等行业，中国产能增长很快，要求中国获得更多原料来源和销售市场，中国对海外能源资源和市场的依赖程度都在大幅度攀升。但是，以“九一一”事件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市场需求受到抑制，各种反倾销、反补贴和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措施对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形成了巨大压力，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西方国家市场不再像以往那么开放了。于是，中国日益增长的产能与西方国家紧缩的市场空间形成了一个尖锐矛盾，如何为中国优势产能寻找新市场、新空间和新出路，积极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与此同时，长期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也让中国发展在客观上形成了围着西方国家特别是围着美国转的思维定势，甚至出现了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除了追随西方国家亦步亦趋，好像没有什么路子可走。西方国家是大大的美人，只要西方国家表扬一下，就会很神气，对于欧美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和经济秩序缺乏斗争的勇气，好像整个世界除了欧美之外再无其他，所谓的国际合作更多被理解为与欧美合作。

然而，在近年来欧美市场萎缩的同时，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总体格局中的地位在迅速上升。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额连续五年实现20%的增长，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额自2005年以来也有了直线式的跃升，能源资源合作成为重头戏。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额也从每年只有300多亿美元发展到超过1600多亿美元。尽管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前景并不看好，地区不稳定、政治动荡、恐怖主义和教派冲突等困扰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但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却呈现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甚至一些西方媒体指责中国存在“新殖民主义”、纵容腐败、忽视人权、破坏环境等问题，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与中国开展合作却十分积极，以中非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对话等平台为基础，近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进展迅速，形势喜人。

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中国政府领导人综合考虑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关系与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关系作出的一种中国与世界关系再平衡的产物，是在整个国际大局面临着全球化深度调整和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主动适应新形势新挑战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意味中国主动调整过度依赖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战略，将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为主要对象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新的增长点，进而在市场、资源和规则上作出一系列的调整。在整个西方经济面临复苏、转型和升级的沉重压力下，中国作出“一带一路”的调整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一旦这一调整到位，中国将会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

从国内大局来看，“一带一路”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中国之所以倡导“一带一路”，最根本的原因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国内发展结构也出现了失衡，要求对国内对外开放空间进行再平衡，要求中国国内发展空间从片面倚重东南沿海省份向统筹考虑东南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和边疆地区转变，“一带一路”也是国内发展战略再平衡的产物。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走了一条通过改革开放主动融入主流国际社会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日益深刻地与整个世界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入世十几年来，中国经济获得了持续快速的发展，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都有了革故鼎新的提升。然而，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也遇到了大量新问题新挑战，从战略全局来看，中国日益呈现出发展格局不平衡、发展脉络不通畅和基础设施不配套不协调的问题，制约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潜力和后劲。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地区和一部分先富起来的群体获得了长期的发展，与国际社会的联系也日益紧密。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广大乡村腹地和弱势群体与发达地区和先富起来的群体之间的差距也在迅速拉大，支撑经济发展的能源、资源、人口、生态以及体制机制也面临着新的瓶颈。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获得及时和妥善的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部张力将会逐步得到释放，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差距两极分化以及生态环境方面的压力，都会成为瓦解既有体制机制和引发社会政治不稳定的根源。

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和新挑战，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寻求通过调整、改革和创新的办法进行解决。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意识到，三十多年来高速发展的非常态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进入消化期的“三期叠加”压力。为此，中央领导人明确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重要思想，明确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强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在发展速度上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在经济结构上不断优化升级，在发展动力上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为此，在经济政策上确立了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新政策方针，避免了经济稍有动机就动辄大手刺激的做法。因此，适应新常态，中国越来越强调在尊重规律中顺势而为，顺势规划“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它们都是新常态下发展战略的构想，以解决经济大起大落的问题，寻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平稳发展。

“一带一路”就是统筹国内大局，对中国发展重心和发展结构进行主动调整的产物。这一调整意味着中国将谋求将发挥东部沿海地区发展优势的同时，将发展重点转移到统筹考虑东中西、城市和乡村以及内陆边疆的发展上来，将片面强调东南沿海的对外开放转移到全方位对外开放上来。诚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主持召开建设“一带一路”工作座谈会和第一次工作会议反复强调的那样，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对开创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促进地区及世界和平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一带一路”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开创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以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它是一种新的发展战略，更是一种着眼于中国与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共同发展的重大构想。显然，如果不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中国内部发展格局将会继续沿着失衡的方向发展，长此以往将会诱发越来越多的因结构失衡形成的社会政治不稳定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就是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是一条中国国内发展结构转型升级之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没有路线图何来落实？ ——“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为给“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科学的指导，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赵可金对中央部委、各省市区、企业、媒体、大学、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如何对接“一带一路”进行了系统研究，实地调研对接方案，并作出若干点评。凤凰国际智库将定期发布相关调研成果，供有关机构和社会各界参考。作为调研成果的“导论”部分，赵可金教授首先厘清《“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并在凤凰国际智库连载：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谁来做——怎么说——怎么做——钱从哪里来——利从哪里出——有何风险——如何管控。

作者：赵可金 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院副教授

“一带一路”究竟要做什么？自从习近平主席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以来，相关的讨论就十分热烈。然而，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一带一路”变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几乎没有一个领域不谈及“一带一路”，而且都把自己纳入“一带一路”的范围之中。此种现象一方面说明“一带一路”的确是一个涵盖范围极广且意义重大的倡议，另一方面也带来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有可能在将所有的内容都纳入“一带一路”倡议后，反而可能会损伤“一带一路”的有效性，因为既然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带一路”了，强调“一带一路”也就没有了它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在讨论和推进“一带一路”时，要放宽视野，着眼于考虑“一带一路”的系统性、全局性和协同性，更要锁定关键，着手与推进“一带一路”的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和关键工程的重点突破和典型实验。

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院副教授 赵可金

三、做什么？

关于“一带一路”要做什么，习近平主席最初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出了“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后来，在经过国内外广泛征求意见和讨论后，将“五通”最终确定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涵盖的范围较以前更广了，也更准确了。然而，“五通”更多是从愿景和目标来讲的，并没有落实到具体的路线图，尤其是没有落实到具体的内容和项目上来，需要相关国家的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来对接和落实，真正将“五通”落地。

推动“五通”落地，起点是自通。“一带一路”是沿线国家的合唱，各国首先要做好自己国内五通的“自通”，而且一个国家在宏观政策、基础设施、贸易、资金和民心方面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安排完全是其主权范围之内的事情，要不要招商引资，要不要提供一些优惠政策和特殊安排，也只能由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地作出决定。事实上，就其复杂性和难度而言，“一带一路”国内部分的“自通”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涉及到技术、资金、收益、生态环境、族群矛盾和宗教分歧等复杂问题，在很多时候不能急于求成，也急不得。作为重要的倡议方，中国在发布的政府文件中，对“一带一路”的国内部分做出了系统的规划部署。自从习近平主席提出后，以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为代表的各个部委办局都在纷纷展开调研和讨论，规划“一带一路”的具体路线图和重大项目，目前相关的调研讨论还在进行之中，包括交通、通讯、能源、贸易、农业、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等各个领域都在规划论证相关的实施方案，尤其是各个部委办局结合制定“十三五规划”，将“一带一路”作为“十三五规划”中的重要内容。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上率先行动，对于提振有关各方面的信心，调动其他国家的积极性是有重要意义的。

推动“五通”落地，关键是互通。在国内“自通”的基础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通”就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互通”成功与否，直接决定着“一带一路”能否走下去。在“互通”中，最主要的问题有三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的互通，包括交通、通讯、能源基础设施的互通，既需要一大批重大项目支撑，也需要在技术标准、规划、路线、环境等一系列问题上作出妥善的协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国家主权和安全上的敏感问题。二是治理体系的互通，包括政府部门、企业、媒体和各种社会行为体之间的互通。基础设施畅通之后，迅速加快社会流动，给社会治理带来更大的压力，要求在法律、制度、规范等方面筑牢堤坝，妥善化解各方面的安全挑战和社会矛盾。三是人文交流的互通，包括族群和解、文化交流和宗教对话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通越密切，互动越频繁，就越需要交流和对话。尤其是跨境族群、跨境宗教传教、以及文化跨区域流动，如果处理不好，就会诱发大量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令“一带一路”太平不再，安宁不保。为此，要适应“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主动搭建平台，创设机制，提供服务，确保“一带一路”成为一条基础设施贯通之路，治理体系互通之路和人文交流畅通之路。

推动“一带一路”落地，难点是联通。从地理范围上来看，“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其中，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根据中国的倡议，“一带一路”在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显然，要想实现这一宏伟的世纪工程，需要整合现有的众多合作机制、对话平台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等多方面的资源，共同汇聚预期，汇集合作需求，持之以恒地逐步推进“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国家把“一带一路”交给了哪些重要人物？ ——“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为给“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科学的指导，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赵可金对中央部委、各省市区、企业、媒体、大学、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如何对接“一带一路”进行了系统研究，实地调研对接方案，并作出若干点评。凤凰国际智库将定期发布相关调研成果，供有关机构和社会各界参考。作为调研成果的“导论”部分，赵可金教授首先厘清《“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并在凤凰国际智库连载：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谁来做——怎么说——怎么做——钱从哪里来——利从哪里出——有何风险——如何管控。

四、谁来做？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一带一路”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谁来做”的问题。要想将国情迥异、利益复杂和历史文化多样的沿线65个国家实现全方位的互联互通，难度是超乎想象，超出了任何一个国家的实力和能力，它需要整合各方面的人力资源共同推进。在“一带一路”百人论坛的讨论中，集中探讨了政府、企业、专家学者和智库、媒体等四类主体对“一带一路”的参与问题，认为“一带一路”要整合来自这四个领域的人才队伍。实际上，作为一项宏伟的构想，仅仅靠他们也不行，“一带一路”所涉及的相关主体恐怕不止这些，非政府组织、普通民众、族群团体、宗教团体，甚至是一些极端势力，恐怕都不能回避。“一带一路”是沿线国家和世界各国民众共同的事情，需要结识天下英才共同奋斗。

作者：赵可金 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院副教授

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国政府专门成立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领导小组，指导和协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从小组组成人员来看，作为小组组长的张高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在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中是重要成员，在国务院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并分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能源局，国家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协助分管国务院办公厅、审计署。因此，由张高丽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意味着他所分管的部门和领域都应在资源统筹的范围之内。

除了张高丽之外，领导小组还有四位副组长：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王沪宁，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分管负责商务、金融、市场经济、旅游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作为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的杨晶以及作为国务委员、分管外事、侨务工作的中央外办主任杨洁篪。显然，这是一个高规格的豪华团队，是“一带一路”战队的“总前委”，能够统筹调动发展、改革、政策、商务、金融、外事等众多领域的资源，是统筹协调的指挥中枢，是协调党政军民商学媒的“中央处理器”。

在这一领导小组之下，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设立了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作为国家最重要宏观调控部门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是综合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部门，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发改委，有助于统筹国际与国内资源，共同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从发改委网站显示，作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何立峰被明确分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另一位发改委副主任王晓涛明确协助何立峰做好“一带一路”建设相关工作，发改委西部司巡视员的欧晓理则以国务院推进“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的身份对外接受采访，有可能具体负责办公室日常事务，而发改委西部司和“一带一路”办公室有可能合署办公。

在“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领导下，中央要求各部、委、办、局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抓住机遇，搞好规划，扎实推进。从中央部委来看，都要求科学确定本地在全局中的“角色”和“职责”，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切实制定相应的具体实施方案。2015年3月28日，国务院授权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公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对“一带一路”的愿景和行动做出了系统规划，表明三部委是在规划、外事、商务等领域是推进“一带一路”的牵头单位，承担明确的直接责任。除了三部委外，包括外宣、文化、旅游、民族、宗教等部门也都会对接“一带一路”，通过整合各领域的资源，塑造竞争优势。在三部委的文件公布后，2015年4月，国家税务总局十项措施服务一带一路；2015年5月，海关总署发布通关一体化的意见。此外，农业部、商务部、文化部、教育部、工信部、卫计委、国家铁路局等都陆续出台措施，配合“一带一路”的实施。显然，“一带一路”已经在中央各部委办局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相关的对接方案和政策措施正在制定过程之中。

在三部委公布的文件中，明确点名了3个经济圈、2个核心区，对18个省市区和8个城市和15个港口的角色定位作出了明确部署，这说明各省市区在“一带一路”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全国一盘棋中，各省市区要立足比较优势，找准自身定位，把中央战略规划与各地实际结合起来，制定好对接实施方案和相关政策措施，决不能一哄而起低水平竞争。此外，各省区市也积极制定对接方案，发挥本地区优势，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比如广东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加速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把广东打造成“一带一路”战略枢纽，在全国率先发布《实施方案》，成为全国首个上报实施方案、完成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衔接并印发实施方案的省份。上海强调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和科技创新先行者，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和服务好国家“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的实施。重庆强调全面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建设，在服务国家大局中加快重庆发展。甘肃省委提出努力把甘肃省建设成丝绸之路的黄金通道、向西开放的战略平台、经贸物流的区域中心、产业合作的示范基地、人文交流的桥梁纽带。宁夏、陕西、云南等省区强调通过和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城市积极合作，利用区位优势，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支点，成为西部改革开放的新高地。不过，值得指出的是，“一带一路”并局限于18各省市区，全国所有省市区都是“一带一路”的参与者，都承担着对接“一带一路”的重要任务。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在统筹协调各部委、各省区市以及各种合作机制和平台调集各方面资源的同时，还要注意切实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正确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发挥企业、智库、大学、媒体、NGO等社会主体作用，发挥好政府的示范、引导、服务作用，确保真正将好钢用在刀刃上，积极稳妥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的整体规划中，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企业是“一带一路”工程建设的主力军。在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之初，国务院国资委所管理的央企数量是196家，经过重组，至2015年3月，国资委直接管理的央企数量112家，加上保监会、银监会、证监会直接管理的金融央企，一共为124家央企。这些央企承担着大量“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的任务，比如地面丝路（13个重点建设项目，承包给中铁公司、中交集团、中电建）、能源丝路（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的20个建设项目）、电力丝路（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信息丝路（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在35个国家开通58个TD-LTE商用网络）、海上丝路（四大海运公司遍布全球，中海运、中远、招商局和外运长航）、空中丝路（国航、南航、东航三大国有航空公司开通一带一路航线）等。在央企打头阵的同时，其他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一起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工程之中，汇聚为强大的建设力量。此外，以新华社、CCTV、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清华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为代表的媒体、大学、研究机构等，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持力量和服务力量，需要在实践中积极引导，加强规范，有计划、有组织、有秩序地参与到“一带一路”事业中来。

“一带一路”别讲太多历史，容易使人想起朝贡体系 ——“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为给“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科学的指导，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赵可金对中央部委、各省市区、企业、媒体、大学、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如何对接“一带一路”进行了系统研究，实地调研对接方案，并作出若干点评。凤凰国际智库将定期发布相关调研成果，供有关机构和社会各界参考。作为调研成果的“导论”部分，赵可金教授首先厘清《“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并在凤凰国际智库连载：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谁来做——怎么说——怎么做——钱从哪里来——利从哪里出——有何风险——如何管控。

五、怎么说？

“一带一路”是中国人提出的一项跨国性倡议，由于中国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且又是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东方大国，由中国提出一项覆盖其他国家的倡议，总会引起这样那样的怀疑和猜测。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的赵磊教授在一篇文章提醒，仅仅就“一带一路”的英文翻译而言，要想提出应对“一带一路”的准确英文翻译就不是一件一件容易的事情，总会引起一些分歧和争议。为此，赵磊教授建议应该慎用“桥头堡”的军事用语、慎谈“过剩产能”、少说“沿线65个国家”，不要误以为“资源能源合作是唯一主题”以及不要认为“丝绸之路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构成”等，这里涉及到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应该怎么对外传播“一带一路”的问题。

作者：赵可金 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院副教授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龚婷助理研究员认为，为纠正误解，增信释疑，应该在“一带一路”传播重视“六多讲、六少讲”，即多讲“倡议”和“合作”，少讲“战略”和“地缘政治”；多讲“共商、共建、共享”和“对接”，少讲“中国主导”；多讲“开放包容”，少讲“中国中心”；多讲“经济合作”，少讲“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多讲“惠及所在国民生”，少讲“中国海外利益”；多讲“中国是秩序维护者”，少讲“美国衰落”和“排挤美国”。毫无疑问，这些建议都是非常重要的，讲好丝路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一带一路”倡议必须始终高度重视的问题。在具体实践中，要着力解决好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解决好谁来讲的问题。由于“一带一路”情况极其复杂，除了政府官员外，应该搭建平台，建立机制，选拔一批各行各业的代表来讲中国故事，甚至鼓励社会大众以现身说法的方式，用行动来讲故事。其中，智库、媒体、商界、NGO、宗教人士等在一些具体领域上讲故事的能力和效果上可能要比政府官员讲要好得多。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很多是全民信教，由宗教人士出面，通过开展宗教对话、讲经说法等方式，与沿线国家民众进行交流，介绍“一带一路”的理念和倡议，可能要比国家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在效果上要好得多。当然，尽管政府的官方政策还是主要由国家领导人和政府官员来宣讲，但也可以交给智库和专家学者从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视野来解读，与沿线国家的同行开展广泛深入的交流，同样可以起到推介政策倡议的效果。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要把“一带一路”的任务分解，政策故事交给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讲，其他故事交给各行各业讲，形成相互呼应、良性互动的新局面。

二是解决好讲什么的问题。迄今为止，“一带一路”更多谈论中国政府的倡议、战略、政策，其中包括大量中国式话语，比如命运共同体、丝绸之路精神、丝绸之路核心区等，这些话语对外国人来说理解起来并不容易，甚至最近国内有学者抱怨中国外交话语难懂，如果连中国人都不容易懂，外国人就更不知道在讲什么了。显然，讲好丝路故事，首要的是避免讲官话、套话，甚至废话，要重视用老百姓能够听得懂的、接地气的语言，讲老百姓所熟知的故事。政策宣讲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全部，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部分，重要的还是讲一些生动活泼的故事，以传达“一带一路”的核心理念。其中，尤其需要值得重视的是，不要仅仅讲中国的丝路故事，要讲沿线国家共同的丝路故事，推介中国文化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全部，更重要的是展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的文化，带领沿线国家民众找到共同的语言，讨论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共同建设作为公共产品的“一带一路”。具体来说，要要淡化丝绸之路本身，特别是不要太多讲历史，因为无论怎么讲，讲历史容易使人想起朝贡体系，对于增进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理解和信任不利，要重点讲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实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

三是解决好对谁讲的问题。讲好丝路故事，要改变仅仅与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对话的偏向，要重心下沉，多与普通民众讲，特别是运用新传播手段，推动实现三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推动从间接传播向直接传播与间接传播并重，核心是找到想要影响的对象。要直接找到沿线国家的不同政治团体、教派领袖、氏族酋长、地方军阀甚至极端团体，与他们进行深入坦诚的交流，甚至不排除与塔利班、基地组织和一些极端组织之间展开交流，广泛了解他们的要求和呼声，寻求对话和解之道，为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第二个转变是推动从精英传播向精英传播与大众传播并重，核心是重视提升传播的社会效果。要改变停留在精英群体的现状，在加强同沿线国家精英群体的对话同时，也要重视大众传播和草根传播，深入到村寨、社区、寺庙、定居点开展面对面沟通，讲清楚“一带一路”的意图和想法，也收集他们对“一带一路”的看法和要求，共同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方案。第三个转变是从单向传播向双向沟通转变。要改变仅仅介绍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片面做法，改变仅仅强调输出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偏向，要认真倾听沿线国家民众的呼声，从他们最关心的问题着手，结合中国的倡议，通过相向而行的努力，不断缩小中国与沿线国家民众在“一带一路”认知上的鸿沟，真正将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精神落到实处。

四是解决好怎么讲的问题。正所谓，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讲丝路故事，还要特别重视解决好怎么讲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怎么讲的问题是一个艺术性问题，要分场合、分对象、分时段，要不拘一格，采取多样化手段，特别是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用公共外交对象所喜欢的方式，讲好丝路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一些具体内容上，要讲究方式方法，注意拿捏分寸，掌握尺度。在历史上，“一带一路”也是沿线国家共同建设的产物，不同国家都对其做出了重大贡献，要尊重其他国家的贡献和感情。因此，在讲好丝路故事的时候，要特别需要明白“己所欲”并不一定可以“施于人”的道理。要学会先听话，再对话，后讲话，不急于表达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先听听沿线国家民众的看法和反应，每到一个地方，不可不问民族差异、宗教禁忌、制度差异和文化差异，不懂的地方就要虚心求教，不耻下问，要聘请一大批当地的社会贤达担任顾问，也要聘请一大批在历史上与当地人打交道并积累了丰富经验的欧洲人担任顾问，多方面听取意见，真正把丝路故事讲好，传播好中国声音。各地对接一带一路要摆脱“政府中心主义”习惯 ——“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为给“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科学的指导，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赵可金对中央部委、各省市区、企业、媒体、大学、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如何对接“一带一路”进行了系统研究，实地调研对接方案，并作出若干点评。凤凰国际智库将定期发布相关调研成果，供有关机构和社会各界参考。作为调研成果的“导论”部分，赵可金教授首先厘清《“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并在凤凰国际智库连载：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谁来做——怎么说——怎么做——钱从哪里来——利从哪里出——有何风险——如何管控。

六、怎么做？

“一带一路”怎么说很重要，更重要的问题是怎么做，因为对很多国家而言，它们更关心的不是中国“怎么说”，还是中国“怎么做”。从提出倡议的一开始，中国领导人就强调“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独唱，而是沿线国家的交响，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在国务院委托三部委公布的文件中，强调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提出了坚持开放合作、和谐包容、市场运作、互利共赢等四项原则，这成为指导中国各部委办局和省区市推进“一带一路”必须遵循的基本理念，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对话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作者：赵可金 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院副教授

在国家所确定的大的原则确定下来之后，各部委办局和省市区在推进“一带一路”时，还需要确立一些具体的操作性规则，尤其是在牵涉到具体项目开发、资金协调、政策调整等问题时，要在国家所确定的大原则框架下，确立一些操作性比较强的规范和思路。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市场主导。“一带一路”说到底是关于资源配置的事情，一切资源配置总是本着市场供求的规律来运行。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贸易、投资和资金的流动，最可靠的办法是由市场来解决，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各部委办局和省区市在制定“一带一路”对接方案时，必须将大的空间是交给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杠杆效应，影响贸易的流向和资本的取向，在一些具体建设项目上最主要的还是依靠企业独立自主的决策，尽可能减少在微观决策上对市场规律的干扰。

二是政府引导。“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自然条件恶劣、地广人稀、社会矛盾等复杂环境因素，有的地区还长期受制于各种复杂社会矛盾的掣肘，存在着较高的政局动荡和安全风险挑战。这些地区如果完全依靠市场配置资源，是无法实现“一带一路”建设突破的。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还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通过提供优惠政策、鼓励体制创新、提供各种服务等方式，塑造有利于投资创业的良好环境。尤其是一些关键节点、重点工程和重大项目，在必要的时候还要政府直接投资，通过设立经济特区、产业园区、自由贸易区、跨境合作区、旅游度假区、出口加工区、综合保税区等特殊政策区域，充分调动国内外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一家一起干，共同汇聚起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强大力量。

三是法治驱动。无论是市场主导，还是政府引导，都必须在法治化的轨道上运行。“一带一路”是一项跨国性的发展倡议，涉及到众多敏感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安全问题和社会文化摩擦，这些问题和摩擦固然可以通过政治和战略手段强势介入，但一旦管控不力，就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政治后果。因此，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必须重视法治驱动，将环境、劳工标准、人权、知识产权等问题纳入法治化轨道，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签订一系列贸易、投资协定等，制定完善的法律体系，构建一个以国际贸易规则、投资规则和争端解决规则为核心内容的、代表二十一世纪最新国际经济法发展成果的国际条约体系。当然，制定法律是一项十分复杂的问题，既涉及到法律条文的互联互通，有涉及到执法体制的互联互通。在制定法律的同时，还要注意非正式的制度、规则、规范和风俗习惯，确保“一带一路”战略最终实现长期、稳定发展。

四是社会服务。正因为“一带一路”交织着十分复杂的历史、人文、法律、经济、政治、安全以及社会问题，需要大量的社会行为体参与，为“一带一路”提供必要的社会化服务。各部委办局、各省市区在推进“一带一路”时，要改变以往在国内事务治理上的“政府中心主义”习惯，必须将国内外的众多社会组织纳入其中，在决策前广泛听取智库和研究机构的意见，决策中要重视与大学和各类培训机构合作开发优秀的人力资源，在决策后还要与媒体、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合作，构建一个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一带一路”提供周到的服务。“一带一路”钱从哪里来？

——“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为给“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科学的指导，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赵可金对中央部委、各省市区、企业、媒体、大学、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如何对接“一带一路”进行了系统研究，实地调研对接方案，并作出若干点评。凤凰国际智库将定期发布相关调研成果，供有关机构和社会各界参考。作为调研成果的“导论”部分，赵可金教授首先厘清《“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并在凤凰国际智库连载：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谁来做——怎么说——怎么做——钱从哪里来——利从哪里出——有何风险——如何管控。

七、钱从哪里来？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搞“一带一路”，要花大价钱，必须做好资金融通以保证充足和持续的资金供应。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一项，未来10年内，建设总资金就需要8万亿美元资金，且年均需求在8000亿美元左右。同时，根据中国政府已经公开的信息，中国各地方一带一路’拟建、在建基础设施规模已经达到1.04万亿元，跨国投资规模约524亿美元，如此巨额的资金究竟从哪里来？这是推进“一带一路”必须回答的问题。

作者：赵可金 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院副教授

在全球资本和金融市场日益一体化的时代，资金的流动也遵循市场规律，全球资金大规模资金流动总是本着趋利避害的原则从高风险低收益的地区和行业流向低风险高收益的地区和行业。2008年以来，由于欧美爆发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且美联储实行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导致资金大规模流向新兴经济体国家，带来对新兴经济体国家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2013年以来，随着美国经济复苏趋势的呈现和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资金开始重新向发达经济体回流。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从新兴市场流出的跨境资本在1万亿美元左右，特别是受美元升值以及加息预期影响，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趋势进一步加强。同时，随着国际油价暴跌和“石油美元”的大幅缩水，新兴市场能源出口国对全球市场的撤资也十分明显。根据IIF的报告，新兴市场能源出口国2014年在全球市场的净撤资额高达80亿美元，这是18年来首次净撤资。2015年，中国股市动荡和欧美金融市场的再次动荡，对全球资金流向制造了新的变数，尤其是美国经济增长超过3%的预期可能会成为资金流向青睐之地。

在这样的资本流动形势下，如何令国际资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生兴趣的确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近年来，人们在实践中所探索出来的BOT、TOT、PPP等多种项目融资模式都仅仅是解决资金融通的技术问题，它可以解决某一两个重大项目的融资问题，却不足以解决“一带一路”的整体资金融通问题。毫无疑问，受复杂的地缘政治经济竞争影响，在欧美发达国家资本整体不看好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前景的情况下，要想吸引更多欧美资金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非易事。尽管有很多方式可以从全球金融市场获得部分资金，但“一带一路”归根到底还是依靠沿线国家共同努力，致力于构建完善的融资平台和金融体系。

具体来说，主要着眼于建设四个体系：一是货币稳定体系。要重视共同货币市场建设，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支持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加快货币离岸中心建设，不断延伸本币在共同货币市场上的辐射空间，增强货币的竞争力。同时，要加快推进金融市场改革，对内实行金融逐步放开，盘活资本市场，依靠资本、货币、投资形成良性循环来巩固货币稳定的基础。二是投融资体系。在现有的多国商业银行和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融资平台基础上，需要新建若干新融资平台，比如中国倡导并积极参与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和丝路基金等，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等也可以采取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方式开展多边金融合作，为“一带一路”提供融资服务。还可以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相关国家发行债券，为沿线国家的“一带一路”建设筹集所需资金。三是信用体系。从沿线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加强征信管理部门、征信机构和评级机构之间的跨境交流合作，在资信调查、资产调查、市场调查、资信评级、信用担保、信用保险、风险抵押、商账追收、信用管理资信和票据电话咨询等领域，支持信用行业和产业的发展，以强大的社会信用体系支持“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四是监管体系。要加强金融监管的跨国合作，推动签署双边监管合作备忘录，逐步在区域内建立高效监管协调机制。同时，要完善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置制度安排，构建区域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形成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处置的交流合作机制。

当然，作为“一带一路”重要的倡议方，中国庞大的经济体规模决定了人民币要在“一带一路”资金融通扮演更加积极有为的角色。要通过金融系统化逐步实现人民币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沿线国家各方面的互联互通提供货币流通的保障。然而，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也非常敏感，因为人民币国际化涉及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它从根本上是一个政治问题，特别是涉及到人民币和美元、欧元以及各国货币的关系问题。如果处置不当，可能会引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误解和猜忌，反而不利于“一带一路”建设工作的推进。因此，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要着眼于细水长流，长远打算，循序渐进。特别是在互联网革命日新月异的今天，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着传统金融形态和新兴金融形态并行发展的问题，如何整合两者金融资源，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是金融系统化的新课题。目前，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迅猛，以中国银联和支付宝为领军的中国互联网金融企业近年来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迈出了重要步伐，中国游客在境外使用中国银联刷卡消费已经成为时尚。因此，人民币国际化要求将传统行业、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整合起来，纳入到“一带一路”的整体规划，以“互联网+”为指导，营造一个更加畅通、更加便捷和更为保险的金融支持系统，为推进“一带一路”的合作深化提供强大的金融服务支撑。“一带一路”中国为什么要做赔钱买卖？ ——“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为给“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科学的指导，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赵可金对中央部委、各省市区、企业、媒体、大学、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如何对接“一带一路”进行了系统研究，实地调研对接方案，并作出若干点评。凤凰国际智库将定期发布相关调研成果，供有关机构和社会各界参考。作为调研成果的“导论”部分，赵可金教授首先厘清《“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并在凤凰国际智库连载：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谁来做——怎么说——怎么做——钱从哪里来——利从哪里出——有何风险——如何管控。

八、利从哪里出？

“一带一路”能否重大进展，并不取决于沿线国家政府的主观意愿，而是取决于持续不断的资金注入对收益预期的评估，尤其是对中国政府和企业来说，必须看清楚“一带一路”的利好在哪里，包括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对沿线国家有什么好处？对域外国家有什么好处？对政府有什么好处？对社会有什么好处等，只有将所有这些问题看清楚了才不致于导致一哄而上，盲目蛮干。

作者：赵可金 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院副教授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经济联系更多与欧美发达国家展开，招商引资、对外贸易、国际劳务合作以及跨国旅游更多以西方发达国家为重点，中国经济发展的利润更多从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源密集型行业获得。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经济规模的扩大，基于能源、资源和市场扩大的需要，中国与中亚、中东、非洲、拉美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联系逐渐扩大，从最初单方面的对外经济援助发展成为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伙伴。在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过程中，中国企业的利润更多来自于能源、资源、工程承包、劳务合作等领域，尤其是2008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国内市场萎缩的背景下，由于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干扰，中国企业开始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通过设立产业园区，将国内一些微利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有效地规避了西方国家反倾销、反补贴等保护主义措施，稳定了原有的利润来源。比如中国在巴基斯坦的海尔工业园和如意纺织工业园、阳光中国工业园区以及中国在非洲建立的众多产业园区等，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实践证明，将中国强大的优势产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土地、矿产、能源、劳动力等结合起来，并融入全球化进程，是“一带一路”重要的利润增长点。

制约“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和园区建设利润释放的最突出瓶颈是基础设施建设。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很多地处广袤的内陆地区，交通、通讯和能源基础设施落后，地广人稀，不仅本地资源很难开发并运输出去，而且还存在长期历史积聚的矛盾和问题，使得能源和资源优势很难释放出来。要想富，先修路。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环节。但是，对中国来说，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可能并不能获得直接的经济收益，中国在国内的高铁、机场、高速公路、电网、能源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巨大，利润回收是漫长的和缓慢的，如果没有中国特色的国有经济做强大后盾，单凭私人公司是无力承担如此巨额的成本风险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中的经验并非能够为其他沿线国家所学习和模仿。同时，由于很多沿线国家政局不稳，政府更迭频繁，即便由中国公司出资建成基础设施，也存在较高的政治风险和安全风险，即使存在较高的利润回报，也具有很高的风险挑战。因此，至少从短期来看，投资基础设施很可能是一种赔钱的买卖，投资规模不可贵大，投资速度亦不能过快，要量力而行，不可急于求成。

不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要着眼于中长期收益而非近期收益，着眼于它所带来的间接收益而非直接收益，着眼于非物质收益而非物质收益。基础设施建设一旦联通，就会在物流、贸易、信息、投资、人文交流等其他领域产生很大的“溢出效应”，带来其他领域收益的迅速增加。因此，中国公司在投资基础设施时，并非一定关注其经济收益，即使在经济上赔了钱，只要在衍生收益上获得巨大收益，也赔得值，也值得去做。当然，中国政府需要在基础设施建设收益与发展战略收益上通过制度建设形成合理的风险共担和利益补偿机制，将收益和补偿一并考虑，才能形成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一旦“一带一路”上发生暴恐意外，将会引发连锁反应 ——“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为给“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科学的指导，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赵可金对中央部委、各省市区、企业、媒体、大学、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如何对接“一带一路”进行了系统研究，实地调研对接方案，并作出若干点评。凤凰国际智库将定期发布相关调研成果，供有关机构和社会各界参考。作为调研成果的“导论”部分，赵可金教授首先厘清《“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并在凤凰国际智库连载：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谁来做——怎么说——怎么做——钱从哪里来——利从哪里出——有何风险——如何管控。

九、有何风险？

“一带一路”提出后，大多数学者都提醒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一带一路”国家存在的风险。比如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室主任张明先生认为，“一带一路”应该重视投资收益率低、安全挑战大、政府出资不稳定、经济结构调整难以及加深对中国误解等五大风险。中国人民大学王义桅教授认为，“一带一路”存在地缘风险、安全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道德风险等五大挑战。国际关系学院的储殷博士等带领各团队甚至对每一个沿线国家存在的风险进行了考察，对中国政府和企业提出了善意的提醒。毫无疑问，“一带一路”作为一种新生事物，肯定存在着众多风险，而且世界上没有风险的事情是不存在的，有效识别“一带一路”可能存在的风险，是理性面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前提。

作者：赵可金 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院副教授

然而，是否存在风险不是决定“一带一路”是否推进的关键，从实际操作而言，真正应该把握的风险是发生“颠覆性错误”的风险。所谓“颠覆性错误”，是指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可能会导致前功尽弃、环境恶化和方向错误的风险。相比发达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背负着很重的历史包袱，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社会治理体系不健全、人员素质相对低下，存在着传染病、恐怖主义、抢劫、暴力犯罪等诸多问题，在发展环境上要比发达国家要恶劣得多。然而，对中国而言，这些问题并不是真正的风险，真正的风险是中国究竟要继续以欧美发展国家为国家发展重心，走一条依赖发达国家市场的发展道路，还是调整为发展中国家为发展重心，走一条依赖发展中国家市场和资源的发展道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表明中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采取了平衡对外的战略，努力走一条链接发达国家经济圈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圈的道路。因此，“一带一路”面临的真正风险在于影响这一道路是否成功以及是否长远的各种因素。从“一带一路”可能遭遇的“颠覆性错误”来看，主要存在四重需要高度重视的风险因素：

一是霸权主义的风险。历史教训表明，凡是试图控制中亚、中东、东南亚等地缘政治枢纽地区的霸权主义国家，最终都走向了彻底的失败。阿富汗甚至被史学家称之为“帝国的坟场”，从古至今，从亚历山大大帝到成吉思汗，从大英帝国到而今的美国。阿富汗几乎经历了历史上所有大国的入侵，但都屹立不倒，还把对方拖垮。因此，中国可以倡议“一带一路”，但不可能主导“一带一路”，更不能搞对外扩张和霸权主义，因为这超出了中国的国家实力，开展“一带一路”建设只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凝聚沿线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合作共识，凝聚官方和民间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防止重蹈历史上失败大国的覆辙。

二是四面出击的风险。尽管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大有大的难处，中国巨型的经济规模也决定了自身存在着很多中小国家无法理解的复杂治理问题，中国在“一带一路”上所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只能集中力量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的解决，切不可四面出击，将战线拉得过长，最终导致力量过分分散而什么也不能解决。对于各省区市而言，在政绩激励动机的诱发下，很可能因为贪功冒进而导致卡位、抢跑现象，如果管控不力，很容易导致四面出击。目前，国务院授权三部委提出了一个愿景和行动规划，但要清醒地认识到这可能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不能因头脑发热而急于求成，更不可因缺乏统筹而一哄而上，要坚持细水长流，稳步推进，明确先后次序，确定阶段性发展目标和重点。

三是非传统安全的风险。作为一项跨洲际的区域合作架构，安全风险随时随地都存在，并且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错综复杂。人们争论的一个焦点话题是，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对中国来说，究竟是传统安全的风险更大，还是非传统安全的风险更大。迄今为止，学界的讨论更关注来自其他国家的传统安全风险，比如美国、日本、菲律宾、印度、俄罗斯等国家可能的反应，似乎只要其他国家不捣乱，“一带一路”就万事大吉了。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觉。诚然，传统安全始终是国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核武器且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超级经济体而言，没有一个国家会敢于主动对中国发动传统安全挑战，即使存在领土、领海、太空等方面的争端，也会以特别谨慎的态度对待，采取冒险性政策的可能性不大。相反，中国可能更多面对来自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众多挑战，比如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极端宗教势力、极端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跨国犯罪等，这些势力行踪不定，对庞大的中国经济体和每年超过一亿人次的出国出境人数是巨大的威胁，而且中国对应对这些挑战缺乏经验，尚未形成成熟的治理体系，一旦发生意外，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就目前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而言，在新疆、西藏等国内地区都显得捉襟见肘，更遑论到国外了。时下，ISIS斩杀中国人质就是一个信号，中国除了谴责之外，短期内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办法。随着“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大规模展开，这样的非传统安全风险会大规模上升，如何应对挑战，化解风险，已经成为中国面临的紧迫问题。四是发展主义的风险。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内政外交都形成了一种发展主义的思维定势，就是将衡量一切成败得失的标准确定为是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观察是否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事实上，这一标准说到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准，是中国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很多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价值观上并不一定信奉生产力标准，有的国家受宗教和历史传统影响，并不认为发展是好事。此外，还有很多在价值观上中国认为是好的东西在其他国家不一定认为是好的，“己所欲”并不一定可以“施于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上上下下都形成了以发展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它渗透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此种以发展主义为代表的价值观一旦强加于人，就会惹来无数的麻烦和摩擦，这是中国倡议“一带一路”实践中可能面临的最大挑战。因此，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时候，要时刻谨记不要“输出价值观”，要时刻广泛听取其他国家的意见和声音，妥善调解对外交往中出现的摩擦和矛盾，竭力避免形形色色的强加于人的倾向。

对外搞霸权主义，对内搞四面出击、安全风险以及在自觉不自觉中输出发展主义的价值观，是“一带一路”可能引发“颠覆性错误”的四重风险。相比在地缘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和道德方面的各种明示或潜在的客观风险，上述四重风险更多是一种中国自身存在的主观风险。客观风险可能会因为无知而被认定为风险，但主观风险则因为太熟知而不知为风险，这才是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风险。这些风险一旦转化为摩擦和冲突，有可能给中国带来“颠覆性的错误”，是我们要竭力避免和管控的严峻挑战。中国会不会陷入“一带一路陷阱”？ ——“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为给“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科学的指导，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赵可金对中央部委、各省市区、企业、媒体、大学、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如何对接“一带一路”进行了系统研究，实地调研对接方案，并作出若干点评。凤凰国际智库将定期发布相关调研成果，供有关机构和社会各界参考。作为调研成果的“导论”部分，赵可金教授首先厘清《“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并在凤凰国际智库连载：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谁来做——怎么说——怎么做——钱从哪里来——利从哪里出——有何风险——如何管控。

十、如何管控？

尽管国内学界对中国搞“一带一路”并不看好，存在着形形色色的顾虑，很多提醒和批评也都是善意的。但是，从中国当下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来看，推进“一带一路”又是不得已而必须做出的战略选择。从国际上来看，很多国家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也并不看好，尤其是美国和日本等战略界人士，对“一带一路”更多抱着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认为中国不可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有什么大的作为，故而既不支持，也不阻止，甚至还有人对中国可能陷入“一带一路陷阱”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

作者：赵可金 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院副教授

然而，“一带一路”果真如多数主流学者所担心的那样是一条不归路吗？非也！事实上，面临风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管控风险的有效办法。对于各方面的提醒和建议，我们要秉持开放包容甚至双手欢迎的态度，甚至对这些问题要高度重视，妥善处置。不过，正所谓，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实践中的风险只能在实际行动中才能得到解决。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要管控风险，需要做好以下三点：

一是科学评估。识别风险也是一门学问，必须依靠科学的评估方法。尽管“一带一路”是由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是一种基于治国理政经验的战略性构想，但这一构想也必须矗立在扎实的科学研究基础上，要经得起科学方法论的论证和检验。目前，学界有很多关于“一带一路”风险的讨论，但并非所有观点都是在扎实调研和科学方法检验得出的结论，很多观点表面上听上去有道理，但由于没有经过实地调研和科学方法检验也经不起推敲。要想对各种风险进行正本清源，必须建立科学评估的体制和机制，特别是建立第三方评估，经过多重科学方法对“一带一路”具体项目所涉及到的风险进行严格论证，提前制定出若干管控风险和危机管理的预案和对策，以备不时之需。

二是有效管控。在科学评估基础上，还要有效管控各种风险和挑战。管控风险不是某一部门的事情，需要各部门齐心协力，共同应对。当然，要着力克服人人负责而又无人负责的问题，要着眼于构建专门管控风险的体制机制，要在现有管理制度基础上，不断建立健全安全保证制度、经济保险制度、外交保护制度、社会责任制度、风险投资制度和风险预警制度等。除了政府要逐步建立健全国家风险管理制度外，企业要虚心学习他国跨国公司的风险管理制度经验，切实增强抗风险能力。中国公民、中资机构和境外旅游者等群体也要建立健全保险制度，不断提升风险保证能力。从国家角度来看，风险管理无外乎自保、互保、联保和它保四个渠道。所谓自保，是一个国家通过购买经济保险、强化外交领事保护、增强军事保护能力等办法，利用自身努力寻求海外利益保护。所谓互保，是指与一些具有共同战略利益的国家建立同盟、准同盟等比较紧密的伙伴关系，就一些重要利益开展相互风险保护。所谓联保，就是借助联合国、地区国际组织等，与多个国家一道，寻求海外利益的保护。所谓它保，是指将海外利益委托给可信赖的其他国家，通过缴纳海外利益保护费等形式，实现海外利益保障的目的。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需要全盘考虑，统筹规划，不断探索增强风险管理的对策。

三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的风险管理是海外利益发展与保护的平衡问题，在本质上不是一个策略性问题，而是一个战略和制度问题，是关于能否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随着中国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中国走出去必然要求应对各种海外风险的挑战。作为一个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的大国，中国推进“一带一路”需牢牢确立以独立自主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最主要的还是立足于依靠自身解决问题，在此前提下，通过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构建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在海外利益风险中，最重要的是不确定性的风险，不能仅仅管理确定的利益，还要学会有效管理不确定性的风险。从风险观出发，要把海外利益看做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对于那些具有很高政治风险的利益，要从成本核算和避险能量双重考虑出发，避免由“拍脑袋”决策行为而造成的高风险倾向，这是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紧迫要求，也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由之路。

总之，“一带一路”是一个理想远大的世纪性战略构想，它需要在实践中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精神扎扎实实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尤其是对于各省区市和企业、银行、大学、医疗、媒体、旅行社和其他一线社会组织来说，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必须直面问题，努力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的症结，探索解决问题之道，多做少说，真正将“一带一路”的宏伟愿景转变为现实，用行动走出一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之路，走出一条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和合作共赢之路，这才是“一带一路”真正的落脚点和着力点。

篇2：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

课堂教学不应回避“节外生枝”的问题

课堂上老师提出问题后，往往会有学生发表不尽相同的观点或想法，小组讨论时往往会提出许多“离题太远”“节外生枝”的问题。这些所谓的“打横炮”是老师上课时最担心和害怕的。他们大多采取选择性吸收的态度，对那些符合原先教学设计的，或大加赞赏，或大做文章；对不符合原先教学设计的，教师或装聋作哑视若不见，有意回避，或匆匆地强行将课堂的走向拉回“主题”。现代教学认为，学生是一个能动的认知体和生命体，是学习的主人和知识的探究者，而不是被动地背诵、接受现成知识的“容器”。课堂教学本质上是一个在教师引导下学生主动参与、自主发现和探究、独立思考及不断创新的过程，而不是学生简单、被动地接受教师和教材提供的现成观点与结论的过程。让学生自由表达出对问题的理解是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教学的过程应该首先是倾听学生对问题的理解，然后去思考和探究学生为什么会这么理解。只有这样，课堂教学才能真正切入学生的经验系统，课堂教学才能成为师生共同建构和创造新知识、培养新能力的动态生成过程。教师要淡化预设性结论的获得“喜悦”，更加关注学生自己的探索、思考与种种体验。要直面学生真实的认知过程，敏锐捕捉和发现学生的认知冲突和疑惑，灵活及时地提供支持来帮助学生突破认知困难，最终使他们的思维更为深化、认知更为全面、体验更为深刻，使学生的收获远远超越教师的课前预设。

篇3：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

1“一带一路” 战略实施有利于维持我国经济发展

毛主席在 《论十大关系》中外关系处理上讲: “我们的方针是, 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 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 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 不能盲目地学, 不能一切照抄, 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 当然不要学。”在中外关系的处理上我们应该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而在中外贸易关系中, 我们更应该贯彻这一点。在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过程中, 我国对待中外贸易关系的态度与政策, 也是在不断吸收国外面对危机的政策和方法中精华部分后所制定的。

首先, 从经济合作政策的制定中, 我们从之前的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中吸取了经验。之前各个大国面对金融危机的措施, 是增加全球范围对基础性设施的投资, 发达国家通过这种投资, 扩大出口与对外投资, 而发展中国家则可以因为这些基础性的投资而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而中国的 “一带一路”政策的根本属性是共同发展。在全球化的今天, 各个国家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 一个国家想要取得长期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依附于其他国家的发展的, 所以中国的 “一带一路”政策在吸取其他国家的应对金融危机的战略方案的同时, 也根据当今的国际形势下做出了相关的改善。中国在 “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 倡导建立了支持资金, 允许其他各个国家通过这些途径, 来参与其中, 来共同建设, 共同发展, 努力与各国成为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的命运共同体。

其次, 实事求是, 用实际检验真理。而事实上这个经济政策对中国与周边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01年以来随着“9.11”事件、伊拉克战争、金融危机等事件的影响, 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GDP增长缓慢, 占世界的总值的比重也呈逐渐下滑态势。而中国则相反, 自2001年加入WTO之后, 我国经济快速增长, 更在2014年GDP一跃第二, 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货物贸易更是世界第一, 外资引入世界第二。2001年之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增长迅速, 中国的经济也迅猛发展, 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这一增长速度更加明显。具体可以见图:1

最后, 也预防中国贸易未来可能失衡的状态。美国为了扭转自己经济下滑和外贸失衡的局面, 同时打压和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 2009 年11 月加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Trans -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简称TPP, 也被称作 “经济北约”) , 2013 年6月, 又启动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 (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简称TTIP) 对中国的经济经行间接性的打压, 但是 “一带一路”的建设, 给中国未来可能受到的对外贸易等方面的打压做了一个保护垫,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的发展, 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抵抗由这些协定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

2“一带一路” 战略实施有利于平衡地域经济差异

毛主席在 《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国的工业过去在沿海。所谓沿海, 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 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 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 但是, 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 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 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 只是最近几年, 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 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经济区域的发展的平衡的问题, 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在一定的程度上均衡了我国局部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局面。

“一带一路”的建设, 可以形成两个辐射作用, 以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为出发点, 形成了连接中国和东欧、西亚、东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 这个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往来提供了便捷, 同时也有利于带动内陆沿边向西开放, 扩大西部的发展空间, 促进西部加快改革开放。虽然有着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但是同东部沿海相比, 西部的改革开放还是相对比较晚的, 相要实现各个地区的经济的均衡发展, 就必须要加快西部的改革开放的节奏, 促进西部的经济的发展, “一带一路”战略恰好可以带动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

由于西北地区处于我国的边疆地区, 虽然土地面积辽阔, 自然资源丰富, 但是与东部沿海地区比较的远, 而西部周边的国家的经济也比较落后, 交通一直不是很便捷, 所以导致西部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随着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西北五省的交通就会得到很大的发展, 同时能源能基础建设也将迎来很大的发展, 西北五省将会成为中国援助中亚、东欧等过家基础经济建设的重要枢纽。同时, 随着西部基础性建设的完善, 中国的西部分发展速度也将超过之前的增长速度。

通过对西北部部分地区数据的分析 ( 见图2)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对我国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也有利于缓和东西部发展的平衡的问题,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贡献。

3“一带一路” 战略实施有利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产业结构改革是一个不断深化的改革, 想要不断的促进经济的发展, 不想故步自封就需要不断的变革, 让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毛主席在 《论十大关系》中也曾说: “我们如今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 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 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 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 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 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 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 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促进东部地区的转型升级和对外投资, 东部地区率先30 多年实施对外开放, 已经形成了以对外出口贸易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 目前的很多东部的企业, 正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的新阶段, 通过中国与东南亚各个地区的合作, 东部的省份可以以此为新的支持点, 加快各省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力度, 以点对点, 扩大到面对面, 形成新的经济发展局面。

此次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强调以人文带动经济合作, 大力推进文化教育交流活动, 强调文化交流、青年交流、学者交流等的重要性, 其中还指出旅游业是促进经济合作和民心相通的重要渠道, 通过旅游业的发展, 可以使得双方的老百姓都对对方的国家有所了解, 消除曾经的误解和偏见, 从而深化旅游业的延伸产业的合作。同时通过旅游业过程中的资源共享, 客源共享, 利益共享的过程, 可以推动两地市场的开放, 促进两个地区的深化合作, 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过程中, 我国的产业结果也得到很大程度的深化改革。

4 结语

篇4：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

作为“人类丰富的社会生活和情感”内容之一的“爱情”，是中外文学创作永恒的母题，她与文学“与生俱来”，千百年来一直为作家、诗人所咏唱。可以说，文学与“爱情”是不可分割的，真正的文学鉴赏与文学批评，是无法回避“爱情问题”的。但是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很长时间以来，高中学段的文学作品阅读与鉴赏，一直在努力地绕开“爱情问题”，从语文教材的编者，到语文教师指导阅读教学，都尽量让学生避开正面探究“爱情问题”。新课程方案颁布以来，按照新课程标准编写的各种版本的高中语文教材，都选入了一些经典的爱情作品，山东人民版教材还以“爱的生命的乐章”为话题，组织了爱情文学单元，但教学实践中发现，不少教师在执教新编教材中的爱情类作品，指导学生鉴赏作品时，都在努力地引导学生从文本的语言艺术、表现手法、以及人物形象分析等方面，学习文学作品的写作技巧，将爱情类文学作品当作一般文学作品来研读，而很少真正从“爱情”的美学角度，引导学生直接认识并思考“爱情问题”。

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角度，以及文学发展的历史全貌看，这种对“爱情问题”的回避，是比较偏颇的，也是与新课标的精神不相符的。回避文学中的“爱情问题”，不仅无法让学生客观感受文学作品的整体内涵，无法实现高中语文新课标提出的让学生“认识文学作品的丰富性、复杂性”，“提高审美境界”的课程目标，而且也人为地给学生造成了语文课程视野的缺失和文学审美的盲区，降低了高中生对经典爱情作品的阅读兴趣。中学生阅读的实践证明，成熟过程中的中学生(特别是高中生)，对爱情作品的阅读需求十分迫切，青睐爱情作品是高中生一种不可阻挡的生理和心理潮流。语文教师在文学作品课堂教学和课外阅读辅导有意回避“爱情问题”，非但不能阻止高中生对爱情作品的阅读渴望，反而导致他们对所有冠以“爱情类”的作品，不加选择的盲目“拿来”，使他们有可能陷入低级庸俗的甚至色情文学的阅读误区。

“高中学生身心发展渐趋成熟，已具有一定的阅读表达能力和知识文化积累，促进他们探究能力的发展应成为高中语文课程的重要任务。应在继续提高学生观察、感受、分析、判断能力的同时，重点关注学生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使学生增强探究意识和兴趣，学习探究的方法，使语文学习的过程成为积极主动探索未知领域的过程。”（《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我认为，健康高雅的爱情作品如果远离了高中生的文学鉴赏，病态低劣的色情文学就会乘虚而入，语文教师在指导高中生鉴赏文学作品时，不应故意绕开“爱情问题”，而应怀着为学生的终生健康发展负责的责任感，在高中生心理和生理所应接受的层面，从人性美和文学审美的角度，指导学生有选择地研读经典健康的爱情作品，也就是说，让中学生直面爱情文学，引导学生理性地分析爱情与自然、爱情与人生、爱情与社会道德等诸多他们必将面对，并应认真对待的问题，这对高中生形成正确的爱情观、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实现终生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高中语文新课标对高中生“阅读与鉴赏”的目标要求是：“从文本中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的丰富感受，并上升到理性思考，受到启示，有所领悟”，“在鉴赏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培养自觉的审美意识，积极的鉴赏态度、健康的艺术趣味，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感受美的熏陶”。根据这一目标，针对中学生的生活阅历和心理特点，我认为，高中文学鉴赏应让学生自然走近“爱情问题”，语文教师应将古今中外优秀的爱情文学作品推荐给学生，并使学生通过鉴赏爱情类文学作品，思考并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爱情”会成为文学“永恒的主题”?著名文学理论家钱谷融教授说：“文学之所以会与爱情有不解之缘，乃是因为人生与爱情结下了不解之缘的缘故。人在一生中，总要恋爱结婚，总不免要与异性发生爱情关系。文学既然是人学，一切与人有关的事物，就都是文学的描写对象。”爱情是人生中极其重要、历时最久的事情，可以说，爱情伴随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它理所当然地就在文学中占有了重要的席位。

第二，为什么高中生应当阅读经典的爱情文学作品？以爱情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并不仅仅写的是关于男女之间的“爱的故事”，男女间的爱情虽然从表面看只是个人之间的私情，但是任何一部优秀的爱情题材作品都能通过对人物、事件、感情的叙述和描写，折射出与当事人有关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经济、文化、道德等状况，反映出爱情与爱情之外的其它事物的必然联系。文学不是实有其事的“自叙传”，但文学表现的应是“历史的本质”和“历史的必然”，使人的性格与时代命运的必然，因此，文学中的爱情叙写可以拓宽和加深人们对人生、历史和世界的认识。梁山伯与祝英台尽管互相爱慕却不能结合；刘兰芝与焦仲卿已经结成了夫妻，而且相互间情爱甚笃，却仍被活生生的拆散了；《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虽爱得纯洁而深沉，但有情人终未成眷属；鲁迅《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为了争取恋爱自由，已经实现了同居，但结果还是不得不分开，最后子君抑郁憔悴而死，涓生则满怀悔恨与悲哀。几乎所有的经典爱情作品，都闪耀着震撼人心的人性之美，更深深地映射着时代风雨和社会伦理的烙印。再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等等，无一不通过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纠葛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这里虽有人物个性、特点上的因素，但导致种种爱情悲剧的主要是时代社会和历史的原因。

第三，为什么爱情作品大多写的是悲剧?这除了美学上的问题和社会历史因素以外，也反映了人类对“爱情”理解和认识上的一致性。爱情是人类的一种十分强烈的感情，而且谁都免不了要产生和品尝。爱情固然能给人欢乐，同时也伴随着痛苦。有人说：“爱情是一种甜蜜的痛苦”，“是一场人人要经历的灾难”。爱情的专一性、排他性、复杂性、纯洁性、功利性、微妙性等种种因素，使得爱的历程充满了艰难曲折的快乐和痛苦。越是强烈的爱情，越充满着人性本我与超我、个性与环境、自我欲望与社会现实的激烈冲突，文学作品的爱情叙写体现出了这种对应性，所以，爱情悲剧作品往往更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强烈共鸣。并不是说，文学不能描写爱情的纯洁、甜蜜和宁静，以及由此带来的幸福和顺利，而是说：爱情的悲剧往往能促使人更认真、更富有理性地去认识它和对待它。

第四，如何看待爱情中比较外露的性爱描写?由于性爱问题是男女间特有的情感表现形式，所以在文学作品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有些作品对性爱的描写甚至比较外露，这是自然的事情，鉴赏时要区分出以下几类情况：

1.有的描写是由于题材或主题的需要，不这样写不能渲染出某种气氛或人物的独特个性和心境，以及某种历史感；

2.有的作品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比较强烈、外露的爱情描写带有反封建的意识；

3.应当明确地指出，有些冠以“爱情文学”的作品，对两性之间的关系作了过多的、喧宾夺主的，甚至不太健康的描写。这类作品刻意追求一种情欲的挑逗，赤裸裸地记录性活动的细节与体验过程，有意渲染不健康的性爱行为，这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而是一种借“爱情”之名，行“色情”商业之实的“色情诱惑”，语文教师应当提示中学生，要自觉地将这类不健康的色情商业文本，从自己的阅读范围中剔除出去，学生通过阅读健康经典的爱情文学作品，走进高品位的文学鉴赏境界，从而自觉地远离各种品位低劣的色情读物，这应当是语文教师在落实语文课程标准，指导学生进行文学鉴赏时的一项重要任务。

当然，指导中学生正确鉴赏爱情文学作品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因为这需要文学、心理、道德、哲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的素养。教师应通过指导学生鉴赏爱情类文学作品，促使学生主动积累文学鉴赏和批评所必备的知识，拓展语文课程的综合功能，增强学生理性地透视问题和所有生活现象的能力。通过典型的爱情作品分析，可使学生既看到这类作品写作上的精湛技巧、刻画个性和心理的惟妙惟肖(如《红与黑》被称为“形象的爱情心理学”)，也使学生透过作品看到人类文明史演进的轨迹，发现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复杂多变，体味爱情与个体生命之间的重要联系，最终实现高中语文新课标关于“引导学生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我、规划人生”，以及“完善自我人格，提升人生境界，逐步加深对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和认识”的课程目标。

篇5：“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问题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是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秋提出的跨国经济合作概念。毋庸置疑,国内大部分人对“一带一路”的背景及意义都或多或少地有所了解。那么,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是否充分注意到其中的语言问题呢?

在语言实践方面,“一带一路”的建设者们将遇到越来越多语言方面的挑战。据媒体报道,2015年5月14日印度总理莫迪在西安大兴善寺留言,可是当地乃至更大范围内都无人能看懂。莫迪是用他家乡的古吉拉特语(Gujarati,印度宪法规定的官方语言之一)书写的。后经一位印度留华学生托人把该留言译成印地语,然后把印地语译成英语,最后由英语译为汉语。印度是我国南亚地区的重要邻邦,也是我国与周边国家发展互联互通建设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国家,可是,我国对印度语言的研究和教育都非常有限,懂得印度本地强势语言(英语和印地语除外)的外语人才也非常罕见。语言是心灵沟通的桥梁,语言不通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心灵的沟通。当印度政府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耿耿于怀,并提出与之抗衡的“季节计划”时,我们也不要感到大惊小怪,相反,我们应该多反思自己:我们在外语教育以及用外语进行的国际交流和国际宣传方面是否有值得改进和提高的地方?

在学术研究方面,国内学界是否关注到“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问题?我们姑且以国内学术期刊电子数据库为例:在“主题”栏中输入“一带一路”,搜索结果有多达9656篇(截至2016年4月20日)该方面的学术文章,其中绝大部分是2015年至2016年发表的,由此可见国内学人的学术研究速度之快及数量之多。这9000多篇文章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工、商、林等视角研究“一带一路”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另一类是从区域发展的角度研究“一带一路”所带来的发展商机与应对策略。但从文化、思想、哲学、制度、法律等社会人文角度对“一带一路”的学术研究很少,而从语言的角度探究“一带一路”的文章则更少。

由此可见,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存在语言问题;我国学界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问题关注不够、研究不多。

二“一带一路”建设与语言的关系

我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对语言问题要有所考量,首先就得厘清以下几个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一带一路”、软件建设、语言、语言政策及规划、经济社会发展。

(一)“一带一路”与软件建设的关系

“一带一路”建设是国家战略,是一个“宏大经济愿景”,但其建设内容不只是“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还有“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015),以便让“一带一路”沿线的“不同文明互鉴共荣,各国人民相知相交、和平友好”。也就是说,“经济联系”要“更加紧密”,还要靠“政治互信更加深入,人文交流更加广泛深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015)。因此,“一带一路”的建设内容可以归结为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硬件建设是指跨国间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经济贸易的合作与发展,软件建设是指对跨国间语言、文化、宗教、教育、制度、法律等的相互了解、理解、遵守与应用。硬件发展是物质建设,软件发展属精神建设。在建设初期,物质建设往往重于精神建设,但到建设后期,如果没有足够的精神建设跟进,物质建设的进度会变缓,质量会下降。总之,硬件是外在的,是“形”;软件是内在的,是“影”。无“形”之“影”的合作难以深度发展,无“影”之“形”的合作难以长久发展。“一带一路”建设要做实、做好、做久,就要让其硬件和软件两者“形”“影”不离。例如,中国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的研究与建设在硬件方面投入大、发展快(如与东盟的泛亚铁路、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油气管、与朝韩的陆路和水路),但也面临挑战,暴露出“联而不通,通而不畅”等问题,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心难通”(马孆,2011;李晨阳,2012)。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一带一路”的软件建设就是要使中国人民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民“心相通”。

为什么有不少人或企业明知软件建设也很重要却仍然重硬件轻软件呢?因为硬件的发展看得见、摸得着,建设周期有限,见效较快,而软件的建设正好相反,它看不见、摸不着,建设面广体大,建设周期漫长,见效缓慢。因此,软件建设不能像硬件建设那样来进行,我们要明白软件内容自身独有的生存特点,并尊重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此外,国家需要责成有关部门并敦促相关企业在重视硬件建设的同时,不能忽视软件的建设。

(二)软件建设与语言的关系

软件建设的内容很多很广,它包括语言文化、政治体制、思想意识、法律法规和教育实践等,而语言是“一带一路”软件建设的一个切入点和关键点。我们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语言是人类思想的“具象”和存在的“家园”,是打开文明和文化的“钥匙”,是软件建设内容的主要载体,绝大部分软件建设的内容都需要通过语言来表达、传递和传承。如果我们想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习俗、思想意识、管理体制等软件内容,使用当地语言是最直接、最接地气的方法。假如我们要借用翻译的方法来了解这些软件内容,也需要培养懂得当地语言的各种人才。由此可见,语言在软件建设中具有提纲挈领和穿针引线的作用。

第二,语言本身是文化内容的一部分,也是软件建设内容的一部分。语言本身所蕴含的科学以及语言背后所反映的文化内容都博大精深,是人类重要的社会资源。所以,语言的学习过程就是文化或软件建设内容的了解和习得过程。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们对语言的基本属性及社会功能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和应用。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不但是“软实力”(Nye,2006),而且还是“资源”和“问题”(Ruiz,1984)。

第三,语言是发展“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重要工具。习近平主席给“2016‘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的贺信中指出:“一带一路”的建设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单打独斗不是“一带一路”所要的,共建共赢才是“一带一路”的宗旨。但共建共赢的社会基础是相互信任,而“一带一路”的软件建设则可促进各国间的民心相通。为此,“一带一路”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上海丝调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015)强调中国要同相关国家的人们“开展多层次、多渠道沟通磋商”,“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携手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也就是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开展,今后会有许多国人(尤其是技术专业人员、广大的一线建设者、学生和旅游者等)走出国门,来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作、学习或旅游。他们与当地人的接触是民心相通建设的一部分,他们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或代表了中国的形象,但他们的外语能力影响着他们的行为,进而影响着民心相通的发展。尽管语言通不等于心相通,但语言不通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或阻碍心相通。

可见,任何软件内容的建设要是脱离了语言都是难以想象的,语言问题的解决可为软件建设中其他内容的发展奠定很好的信息交流基础。语言可以为“一带一路”软件建设“铺路”“搭桥”,同时,语言本身也是“一带一路”软件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语言与语言政策及规划的关系

通常,一个国家的社会语言库中的语言可分为强势语言(即国语或官方语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三类。语言政策就是对社会语言库中的语言做出各种选择(如语种的选择、语言变体的选择、语言书写体系的选择等),这些选择可以由个人、群体或机构来做出,选择的结果可能体现在个人或群体的语言行为(即语言实践)、语言意识形态(即语言信仰)或语言管理(即语言规划)上(斯波斯基,2011)。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我国社会语言库中的内容会变得更多更复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及的强势语言就有几十种,少数民族语言则有两千余种,这么多语言,教师不可能全教,学生不可能全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工作人员也不可能全用。因此,相关的研究机构要提前做好调研,提供研究数据,写出规划草案;国家相关部门则要做出选择,制定语言政策及规划。此外,“一带一路”建设点的语言教育、语言应用、语言服务、语言接触、语言冲突和语言管理等语言现象将日益增多,这些语言现象的出现与处理归根结底都和语言政策及规划有关。因为语言的选择、发展、教育与应用等都需要语言政策的顶层设计和宏观指导,都需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统筹,这样才能保证语言互联互通建设的综合性、前瞻性、有效性和长远性。为此,国家的相关部门应该组织人员研究、制定或规划有关“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战略目标或发展蓝图。

(四)语言政策及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这样才会有活力和动力。“一带一路”语言战略的研究与建设既可从一定的角度服务于“一带一路”软件内容的建设,也可在一定程度上丰富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学科的实践内容。语言政策及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着语言政策及规划的制定与发展,语言政策及规划必须服务于国家的经济社会建设,如培养相应的各语种人才、提供相应的语言服务;语言政策及规划也可反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它能在一定领域和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

此外,我们在研究语言政策及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时既不能有“语言中心论”的观点,也不能仅有“语言工具论”的看法。“语言中心论”放大了语言的作用,忽视了影响语言政策及规划制定的非语言因素,我们“应该从经济、技术、政治、社会、宗教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寻找原因,而不是仅仅关注语言的变化”(斯波斯基,2011)。“语言工具论”则会缩小语言的作用,进而忽略语言的其他功能,如语言还是“身份”“人权”“资源”和“软实力”。

可见,我们需要从政策制定的环境以及语言的多重属性来探究语言政策及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主要目标,是“主流”,属“上位”;语言政策及规划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是“支流”,属“下位”(见图1)。

三“一带一路”核心区语言战略规划

(一)确定“一带一路”语言战略的几个基本原则

在制定和实施“一带一路”语言战略之前,我们有必要确定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第一,语言规划主导需要国家化。“一带一路”的语言考量需要国家的顶层设计和统一管理。社会办学(如社会上各种外语培训机构)是按照市场规律以盈利为目的的,在选择语言对象时很难做到语种的完整性和教学的长期性,更不会去考虑“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关键语言、通用语言和跨境语言等问题。美国的“关键语言计划”都是通过联邦政府提供的资金来实施的,这样才能保证国家急需外语人才的培养。目前我国高校在外语人才的培育等方面都各自为政,在外语教育的语种方面重复性大,语种覆盖面小。所以,国家相关部门可以通过资助或共建等手段来进行一定的协调和管理,使得部分高校可为“一带一路”的语言战略做出贡献,确保我国外语教育中语种的多样性和针对性。

第二,语言规划制定需要科学化。语言战略需要由政府决策者、语言相关领域的专家、语言政策及规划专家等成员构成的语言政策及规划委员会来制定,确保政策制定的民主性、科学性和公正性。语言战略的每个细节和条款都要以大量的科学研究为基础,既要有理论的科学依据,也要有实践的数据支撑。任何好的语言政策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要经历研究、制定、实施、评价和修改等过程。

第三,语言规划发展需要系统化。国家应该鼓励部分高校发展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学科,以便为国家、研究机构和企业等用人单位培养高水平的语言政策学及语言管理学人才。社会需要多元的、跨学科的语言政策及规划研究机构或智库来从事有关语言政策及规划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为国家语言政策及规划的制定、实施、评价与修改提供理论支撑和事实依据,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广大中外人员提供有关中外语言文化等方面的普及读物和参考书。国家教育部门应该鼓励、资助和协调高校有关“一带一路”关键语言、通用语言和跨境语言人才的培养。国家相关部门需要建立国家急需外语人才库及急需外语用人单位信息网,以便小语种人才有用武之地,形成“产”“销”两旺的良好态势。

第四,语言规划实施需要长期化。语言(尤其是外语和对外汉语)的教与学要符合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外语人才的培养是个缓慢的过程,外语教学不能急功近利。有关“一带一路”的语言政策及规划一旦制定完毕就不能因政治及市场等因素的临时动荡而随意改变,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关俄语和英语教育政策的跌宕起伏就是深刻的历史教训。

(二)确定“一带一路”核心区及其主要国家

习近平主席于2015年3月28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说,“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至少有50多个,而“一带一路”建设所辐射的国家则有60多个,人口达40多亿。无论涉及多少国家,可以肯定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生态及语言政策会非常丰富和复杂。为此,我们可先以地理位置为单位化零为整,即把这些国家分成若干个核心区,以便更有针对性地进行语言战略规划。当我们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有限时,这不失为一种好办法。等今后各方面的条件更成熟时,再对各个国家的语言及语言政策进行细化研究和对策研究。

结合“一带一路”的路线图、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图以及其他包括地理位置在内的综合因素,我们可把“一带一路”暂且分为以下六个核心区:中亚核心区、东亚核心区、东南亚核心区(又分大陆东南亚和海岛东南亚两个亚区)、南亚核心区、泛西亚核心区和欧洲核心区,并确定每个区所包含的主要国家(详见表1)。

表1显示,在“一带一路”核心区中,国家数和邻国数最多的是东南亚核心区(分别为10个和7个),其次是南亚核心区(分别为8个和5个)。东亚核心区全是邻国,尽管目前因诸多原因发展滞后,但其重要性和潜力都很大。泛西亚和欧洲核心区离中国较远,没有邻国,但国家众多,市场广阔。“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梦”战略的合理延伸,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建设的正常拓展。但“一带一路”核心区的语言战略规划要以中国为核心,以周边国家为基础,以“一带一路”(但不限于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为范围,做到点面结合,纲举目张。

(三)明确中国与“一带一路”核心区主要国家之间语言互联互通建设的内容

“一带一路”核心区主要国家的强势语言很多,少数民族语言则更多,每个国家都很难在短时间内把这么多语言都作为本国学习或使用的对象。我们可以先从通用语入手来发展与“一带一路”核心区主要国家之间的语言互联互通建设。根据通用语的定义、特点以及地理使用范围,我们可以把通用语划分为国家通用语、区域通用语、跨区域通用语和世界通用语四种。国家通用语(如巴基斯坦的乌尔都语)往往是一个国家的国语或官方语言,区域通用语(如中亚各国均使用的俄语)是指某一地理区域内所有或大多数国家共同使用的语言,跨区域通用语(如北非马格里布所有国家及西非大多数国家所使用的法语)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地理区域内所有或大多数国家共同使用的语言,世界通用语(如英语)是指全世界所有或大多数国家共同使用的语言(张治国,2016)。

根据通用语,我们可以把与“一带一路”核心区主要国家之间的语言互联互通建设分为双边和多边两种形式,前者是国家通用语的建设,后者是区域通用语、跨区域通用语或世界通用语的建设(张治国,2016)。双边语言互联互通建设的语种数量较多,成本较高,难度较大,使用范围也较小,但它可使交流双方感到更亲切、更深入和更接地气。正如李宇明(2015)所言:“欲表情、通心,需要本地区当地人使用的语言。”而多边语言互联互通的建设则正好相反,它的语种数量更少,成本更低,愿意学习的人更多,使用范围也更广,不足之处是“只能达意,难以表情,只能通事,难以通心”(李宇明,2015)。总之,双边语言互联互通建设和多边语言互联互通建设各有利弊,各有其所,但它们都是我们与“一带一路”核心区主要国家之间语言互联互通建设的内容。

(四)梳理和分析“一带一路”核心区主要国家的语言生态和语言政策

合作的基础除了真诚互利外,还需要彼此了解。在“一带一路”核心区的语言战略规划建设中,我们需要了解对象国的基本语言生态和语言政策。一个国家的语言生态离不开语言名称、语言数量、语言变体、语言使用者的人数、所属的民族、所信仰的宗教、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主要的社交媒体(如报刊网站和广播电视)等要素。一个国家的语言政策则包括语言地位规划、语言本体规划和语言习得规划(Cooper,1989)。因此,我们需要系统梳理、科学分析“一带一路”核心区主要国家的语言生态和语言政策,并推出各个核心区的强势语言、关键语言、通用语言、跨境语言和宗教语言名单,整理汉语在这些核心区主要国家的教育及使用状况。

(五)调查和分析中国教育机构对“一带一路”核心区主要国家重要语言的教育状况

梳理和分析“一带一路”核心区主要国家的语言生态和语言政策,目的是了解、学习和应用这些国家的语言生态和语言政策。我们需要摸清家底:调查和统计出我国外语教育的语种数据表,对照“一带一路”核心区主要国家的强势语言、关键语言和通用语言名单,查找差距,分析原因,寻找对策;调查和统计中国边境省份或自治区的语言教育状况,比照“一带一路”核心区主要国家的跨境语言和宗教语言名单,查找差距,分析原因,寻找对策;调查和统计中国对外汉语的教育情况,比较“一带一路”核心区主要国家的汉语教育及使用状况,查找差距,分析原因,寻找对策。

李宇明(2012)指出:“我国是外语学习大国,但是就语种能力来看却是个外语资源开发利用的小国。”我们可以通过与“一带一路”核心区主要国家之间的语言互联互通建设,逐步解决我国外语教育界中语种偏少的短板问题。

(六)整合和发展多维的语言政策研究机构和语言服务机构

各种语言政策研究机构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担当起智库的作用,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多维的语言政策及规划研究,为国家、各级政府部门、企业乃至家庭的语言政策制定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和可信的实践数据,并提供各种相关文件的起草或咨询服务。

随着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合作和跨文化活动的增加,语言服务将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常态。我们可以乘“一带一路”建设的大好时机来发展我国的语言服务产业,让语言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服务范围是极其广泛的,如提供多语种的口笔头翻译服务,出版发行有关“一带一路”核心区主要国家语言、文化方面的介绍书,现在国内已有人(如王辉,2015)在做这方面的事情。“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服务对象是众多的,如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或个体以及前往“一带一路”国家旅游的团体或个体。“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服务需求也必将是巨大的,例如,为了支撑服务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国家发展改革委(2015)出台的《标准联通“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5—2017)》的重点任务之一是组织“500项国家、行业标准外文版的翻译及出版”工作。语言服务业的建立仅靠国家的力量是有限的,它“需要政府与民间双手推动、更多依靠民间力量,需要公益服务与有偿服务双腿行进”(李宇明,2015)。

(七)加强“一带一路”核心区主要国家重要语言的人才培养和培训

“一带一路”核心区主要国家重要语言的建设关键在人才,人才的培养主要在学校(包括国内和国外的学校)。对于国内高校一时尚未能开设的急需的小语种,国家可以派送学生到国外去接受委托培养。但长远考虑,国家的外语人才主要还是要依靠国内高校来培养。为此,国家相关部门可以结合国内高校现有的师资水平以及区域特点,统筹安排“一带一路”核心区主要国家重要语言的人才培养计划,为“一带一路”建设输送合格的外语人才。

此外,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国内外会有不少人因为工作的原因而需要参加有关“一带一路”核心区主要语言及文化知识的短期培训或强化训练。国家要鼓励高校以及社会办学机构积极参与此类培训工作。为此,“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坚持市场运作: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的作用。”

四结语

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一定会遇到不少有关语言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若得不到正确的认识和妥善的解决,必将会在某种程度上给“一带一路”的建设带来某些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语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角色和地位,根据语言及语言教育的特点来研究、规划和制定相关的语言战略,并从长远性和全局性出发,培养、开发和利用好相关的语言战略家和语言人才。

摘要：数据表明,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及学术层面上都尚需加强语言方面的考量。本文阐述“一带一路”建设、软件建设、语言、语言政策及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提出“一带一路”核心区语言战略规划;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包含软件和硬件两部分,而语言是“一带一路”软件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一带一路”软件建设的一个切入点和关键点,它可以为“一带一路”软件建设“铺路”“搭桥”,我国不能忽略“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问题。

关键词：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语言

参考文献

[1]博纳德·斯波斯基.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M].张治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国家发展改革委.标准联通“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5—2017)[OL].http://www.ndrc.gov.cn/gzdt/201510/t20151022_755473.html(accessed:10/10/2015),2015.

[3]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OL].http://www.ndrc.gov.cn/gzdt/201503/t20150328_669091.html(accessed:8/10/2015),2015.

[4]李晨阳.中国发展与东盟互联互通面临的挑战与前景[J].思想战线,2012,(1).

[5]李宇明.“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N].人民日报,2015-09-22.

[6]李宇明.当代中国语言生活中的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2012,(9).

[7]马孆.中国和东盟互联互通的意义、成就及前景——纪念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0周年[J].国际展望,2011,(2).

[8]王辉.“一带一路”国家语言状况与语言政策[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9]张治国.中国周边国家通用语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6,(2).

[10]Cooper,R.L.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11]Nye,J.S.Jr.Soft Power and European-American Affairs[A].In T.L.Ilgen(ed.).Hard Power,Soft Power,and the Future of Transatlantic Relations[C].Burlington,VT: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