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请抗诉书范文（通用4篇）
篇1：提请抗诉书范文
东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民事行政检察提请抗诉报告书
京一民（行）提抗字〔2006〕88号
东京市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梁山县水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泊公司）与被申诉人武松劳动关系纠纷一案，水泊公司不服东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8‟京一中民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于2008年5月10日向我院提出申诉。我院于2008年5月28日决定立案审查。经调阅原审案卷，我院对该案已审查终结，决定向你院提请抗诉。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及案情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梁山县水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泊公司），住所地东京市梁山县水泊镇88号，法定代表人宋江，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武松，男，1988年8月8日生，汉族，高中文化，农民，住东京市梁山县水泊镇水泊村。
水泊公司系东京市梁山县一家私营企业，经营范围为生产武器、拦路抢劫、打家劫舍等业务。2006年7月9日，水泊公司因厂内的工棚（钢棚）需要重新修复，便通过他人介绍，与一位自称是东京市一建公司项目经理的案外人柴进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该协议约定：水泊公司将工棚盖、拆、做油漆等项目以包工不包料的形式发包给柴进施工。同日，柴进雇请了武松、鲁智深等人施工，并约定每人每天工资70元，武松负责刷油漆。同月13日下午，武松在钢棚上刷油漆时不慎从钢棚上掉下摔伤，武松受伤后在医院的医疗费用由雇主柴进支付。2006年10月14日，柴进与水泊公司结算并领取了承揽钢棚的修复费用共计5850元。
2007年7月5日，武松向东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请工伤认定。2007年8月9日，东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劳动关系不明确为由，告知其到梁山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确认劳动关系后再申请工伤认定。2007年10月26日，梁山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依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的规定，以水泊公司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柴进，对柴进雇请的劳动者（武松），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水泊公司承担主体责任为由，作出梁劳仲案字„2007‟第006号仲裁裁定书，裁决认定水泊公司与武松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007年11月20日，水泊公司以与武松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向梁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另查(略，视情况而定)
二、法院裁判情况
梁山县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08年1月3日作出„2007‟梁民一第6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二、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梁山县人民法院判决的理由是：水泊公司将工棚修复工程以包工不包料的形式发包给案外人柴进，双方形成加工承揽合同
关系，工程施工中，柴进雇请武松从事刷油漆工作，双方形成雇佣合同关系。水泊公司将工棚修复工程发包给柴进施工，虽然柴进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但水泊公司发包的工程，并非其公司所经营业务，武松所提供的劳动，并非水泊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因此，梁山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依据劳社部发[2005]12号通知认定水泊公司与武松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不妥。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251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10、11条规定，水泊公司与武松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武松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东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于2008年5月21日作出„2008‟京一中民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判决撤销梁山县人民法院„2007‟梁民一初字第67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武松与水泊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东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41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第86条规定，违反规定发包、出租，导致发生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责任。《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7条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4条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
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国家建设部在《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的通知中，亦明确要求钢结构工程需要有具备相应资质的企业制作安装。本案中水泊公司将其钢棚修复工程业务发包给案外人柴进个人，明显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对此存在明显过错。另外，2008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个人或组织，不得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招用劳动者和实际使用他人劳动力，该法第94条规定，个人承包经营违反本法规定招用劳动者，给劳动者造成伤害的，发包的组织与个人承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禁止违法发包以及因违法发包、违法招用劳动者给劳动者造成损害，发包单位应当与承包者一起承担法律责任是国家法律法规的一贯规定。本案中，虽然武松是柴进招用的，但因水泊公司违法发包且柴进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按照法律规定，对柴进招用的劳动者武松，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即水泊公司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因此，梁山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认定武松与水泊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是正确的，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改判。
三、申诉理由
申诉人水泊公司申诉称：水泊公司以与武松不存在劳动关系，二审法院判决结果有误。
四、审查意见
经审查承办人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结果确有错误。理由如下：
第一、从本案事实看，水泊公司将工棚修复业务发包给柴进，双方形成加工承揽关系，柴进雇请武松从事油漆工作，双方形成雇佣关系，因而水泊公司与武松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劳动关系。
第二、二审判决认定武松与水泊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最主要法律依据是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四条关梁“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规定。从该法条的涵义上看，是指用人单位将自己经营的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业务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这里的“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应属梁前列用人单位的业务属性范围之内，具有一致性，并且对用人单位的业务属性作了列举性的限定，其目的是确保该种领域的用工行为的资格属性及安全属性。而本案中，水泊公司的业务性质并非是建筑、矿山领域，其将“工棚修复”事项发包给柴进，无论从用人单位的业务属性还是从发包业务的一致性来看，都不能适用该条款。
第三、虽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水泊公司对柴进招用的劳动者武松承担的是“损害连带赔偿责任”，但这种“损
害连带赔偿责任”与作为确立劳动关系的“用工主体责任”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损害才产生的连带赔偿责任，适用普通民法，而后者是无论是否发生损害，都应确立劳动合同法律关系，适用的是劳动法。而二审判决错误混淆两者责任属性，认定水泊公司对武松承担用工主体责任，适用法律明显错误
综合上述，东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8‟京一中民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不足，判决结果确有错误。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款及《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规定的抗诉条件，决定向你院提请抗诉。
东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印）
年月日
篇2：提请抗诉书范文
近日，湘潭县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的刘某、刘某某不服法院判决的股份转让纠纷案，历经诉讼后获得改判，申诉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
2007年6月21日，申诉人刘某、刘某某与对方当事人刘某华、许某某签订采石场股份转让协议，刘某、刘某某受让刘某华、许某某在采石场的149万余元股份，付款方式：刘某、刘某某以湘潭市某某花园1栋1号门面、2号门面抵转让款108万元，另支付现金41万余元。后在履行协议中双方产生纠纷。2007年7月，当事人刘某华、许某某起诉至县法院，县法院经审理认为:申诉人没有取得1号门面、2号门面的所有权,仅与房地产开发商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只是一种债权，故此认定付款方式第一项无效,判决刘某、刘某某以现金支付股份转让款108万元。
2008年7月，刘某、刘某某不服县法院判决向我院提出申诉，我院经审查认为，申诉人与房地产开发商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交清了所有购房款和办证费用计101万元, 房地产开发商虽未办理房产证给申诉人, 但申诉人拥有房屋买卖合同上的债权。债权转让是合同法赋予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当事人可以转让合同权利,因此，原判决认定付款方式第一项无效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008年8月，我院提请市检察院抗诉，市检察院向市中级法院提出抗诉，市中级法院指令县法院再审。2009年3月，县
法院开庭再审，再审未采纳抗诉意见，维持一审判决。申诉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市中级法院发回县法院重审。县法院重审采纳“申诉人以2个门面抵偿108万元转让款合法有效”的检察抗诉意见,撤销原判,作出了改判。
（张红军）
群众问题无小事，排忧解难是履职
“我们知道检察院介入，这个问题一定能解决,谢谢你们了。”这是湘潭矿业集团公司宿舍区居民对检察干警说的一句感激的话。
2011年8月3日，湘潭县人民检察院民行科干警在县城易俗河镇海棠路进行走访时,接到群众反映：2010年底以来，湘潭矿业集团公司宿舍区的50余户住户160余人,因为某汽车美容公司排放油漆废气,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多次与美容公司交涉,并向有关部门投诉，污染问题均没有得到解决。检察干警先解释了环境污染的相关法律规定和解决办法，稳定住户情绪。8月5日，我院干警和县环保局取得联系，建议该局迅速处理。环保局及时下达了整改通知，汽车美容公司封堵了向住宅区的废气排放口，新购置了一套设备解决废气排放问题。8月26日，县环保局约请检察院、住户代表到现场检查验收。住户代表对公司整改表示满意，并对环保局和检察院表示感谢。
篇3：完善民行抗诉书说理之思考
关键词：民行抗诉书 说理 完善
民行抗诉书是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行判决、裁定，经过审查，认为符合法定抗诉条件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时的正式文书，也是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最重要的法律文书。民行抗诉书是以说明抗诉理由为基本内容的，说理是民行抗诉书的灵魂。
一、民行抗诉书说理的主要问题
(一)抗诉书说理的格式与规定格式不符
有的抗诉书标题、编号、正文字体字号、段落、行距五花八门；有的缺少必要的内容，或开头就写抗诉理由，使抗诉的理由无的放矢，让人摸不着头脑，或不写人民法院的审判过程，不写人民法院的判决理由和判决主文；有的不是严格按照规定的格式制作，说理格式不统一等。
(二)抗诉书说理中叙述案件事实不合要求
有的抗诉书在叙述案件事实时过于简单，或者详略不当；有的在写检察机关认定的案件事实时，照抄法院认定的事实，造成认定事实和说明理由所依据的事实相矛盾；有的将双方当事人的主张的事实观点罗列，却无法使人看清检察机关到底审查认定了什么事实。
(三)抗诉书说理中阐明理由说理性不强
长期以来，抗诉书的说理缺乏一套规范、严谨的分析方法和思维表述。观念上存在宜粗不宜细、宜简不宜繁，写得越具体、越详细，漏洞就越多的误区。表现为：有的抗诉书抗诉理由过于笼统，泛泛而论；有的在理由部分大量重复事实叙述，重点不明确，缺乏论点论据；有的只写结论，不说明理由或说理不充分；有的没有对事实和法律适用的连接点进行分析，从事实直奔结论，缺乏推理过程，逻辑的三段论不能得到运用；有的只引用法律条文而不说明适用该法条的道理；有的对引用的法律条文引用的条、款、项不准确、不完整、不具体。
(四)抗诉书说理运用语言文字不规范
有的抗诉书语言表述不准确，不精练，或应当使用法律术语而未使用；有的乱点标点，用词不当，缺乏逻辑性，不合语法；有的称谓混乱，如对案件当事人未按法律规定称谓，有时称原、被告，有时称申诉人、被申诉人，有时又称对方当事人，称谓不统一；对单位名称一会儿简称，一会儿全称，凌乱且不规范。
二、民行抗诉书说理应当具备的基本要求
我们认为，抗诉书说理应当具备以下基本要求：
(一)抗诉书说理的形式应当具有规范性
说理形式的规范性包括说理格式的规范性和说理内容的规范性。检察法律文书是人民检察院为正确行使检察职权，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制作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家公文，在形式上必须上下一致，全国统一，结构要固定，表述要规范。2001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届检察委员会讨论通过了新的《人民检察院法律文书格式(样本)》，并于2002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规定了民事、行政抗诉书(提请抗诉报告书)等民行检察法律文书的样本，对于如何规范民行抗诉书说理具有重要的意义。民行抗诉书说理必须按照样本的表述方式和逻辑结构论述，不能自己随意发挥。
(二)抗诉书说理的内容应当具有客观性
抗诉书的说理应从法律监督者的视野看问题、说道理，做到忠于事实，忠于法律，而不是一方当事人的代言人，应当做到客观公正，抗诉书说理应当反映案件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以及原审判决的全貌，敢于正视对方当事人提出的意见和理由。
(三)抗诉书说理的观点应当具有针对性
检察机关的抗诉书是以说明抗诉理由为基本内容的法律文书，其主要内容，就是阐述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错误，以及认定人民法院判决、裁定存在错误的理由。抗诉是针对具体的案件裁判文书进行的，因此，抗诉书说理必须具有强烈的针对性。针对原审判决、裁定的错误，通过有理有据的分析论证，才能使抗诉书的理由易于被再审采信。法院对检察机关抗诉案件的再审是根据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来进行的。如果抗诉理由不准确，针对性不强，人民法院按照再审程序再审，无法采纳抗诉的理由，就无法取得抗诉的效果。因此，在一个案件的抗诉书中，应当抓住争议焦点，准确体现抗诉的意图，要有明确的重点。如果抗诉理由是针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提出的，抗诉书就要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和证据使用进行说明，抗诉书在引证原裁判的认定事实部分以及证据的认证和使用时要埋下伏笔，使这一部分的抗诉理由有的放矢。如果抗诉理由是针对适用法律的问题提出的，就应当在引证原裁判文书的理由部分时引证清楚，使之在抗诉理由中驳斥时针对性强，有说服力。
(四)抗诉书说理的论述应当具有论理性
抗诉书论理，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层次要分明，做到逻辑严密、条理清晰、结构严谨，使人一目了然。如果案件的事实简单，可以用自然段的方法，分清层次，如果案件的情况复杂，要用好标志性的语言，分清层次。二是语言要精确，做到庄重丰满。抗诉书的语言风格崇尚庄重、平实，不渲染、不花俏，“为文宜直不宜曲。”在注重语言规范化的基础上，用语又讲究生动丰满，不呆板，切忌千人一面。三是依据要合法，讲究依法说理。要用恰如其分的准确的法律规定和精当的法理，说明人民法院裁判的错误所在。四是说理要透彻，切忌简单化。做到人情、入理、人法，使双方当事人都明明白白、心服口服，并能引起再审法官的共鸣。
(五)民行抗诉书说理的目标应当具有实效性
抗诉书说理的目的在于依法纠正错误的判决裁定，从而实现司法公正。法律文书说理，提供法的实施的正当理由，实现法的适用的合理性，其目标与司法公正具有一致性。人民法院的再审是根据检察机关抗诉书提出的理由，抗诉不是为抗诉而抗诉，而是为了通过抗诉维护司法公正，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抗诉书的说理也应围绕这个目标，讲求实际效果，而不要为说理而说理，洋洋洒洒，却与实体判决关系不大。
三、关于完善民行抗诉书说理的思考
(一)深化认识、转变观念是完善民行抗诉书说理的首要前提
1．抗诉书说理是司法公开、检察改革的迫切需要。社会对司法领域的民主监督必须以司法公开为基础，司法公开的范围不仅包括司法决定的公开，更应当公开作出该项司法决定的理由。法律文书改革是检察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抗诉书说理是深化检察改革的需要。作为法律监督的民行抗诉书如果不将抗诉理由公开，不深刻阐明审查结论的法律依据，不利于提升民行检察的社会公信力。
2．抗诉书说理是提高民行抗诉案件质量的有效途
径。法律文书是动态法律活动的静态实录。民行抗诉书是办理民行案件的客观记载，抗诉书的说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反映民行抗诉案件的真实水平，也是复查案件的重要依据。抗诉书说理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抗诉案件的质量。完善抗诉书的说理，提高法律文书的制作水平对于提高案件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3．抗诉书说理是促进民行检察队伍专业化的重要手段。民行检察人员要写好抗诉书，将抗诉理由论述清楚、到位、深刻、严谨，必须具备过硬的专业素质和业务水平。民事行政法律与刑事法律相比更加纷繁复杂，光靠过去那种“师父带徒弟”、“熟练工”式的队伍建设模式是无法实现民行检察队伍的专业化的。同时由于法官素质的提高和判断证据中自由心证原则的确立，使现在抗诉成功的难度更大，对民行队伍专业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通过增强抗诉书说理性，使民行检察人员在熟练掌握抗诉书格式的情况下，加强自身对法律知识的钻研和理解，在抗诉书中展现办案人员对法律的理解和阐释，能够促进民行检察队伍的专业化建设。
4．抗诉书说理是应对审判方式改革的必然要求。近年来，法院系统开始对审判方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当事人主义已完全取代职权主义成为民事审判的原则，法院以一个消极的居中裁判者对案件进行审判。具体体现在证据规则上，即以法律真实代替客观真实作为举证完成的标志。审判方式的改革还体现在法院的裁判文书上，几年来法院确实出现了许多说理相当精彩的裁判文书。作为对法院监督的抗诉书，如果不能对裁判中的问题进行深刻的分析，是无法说服再审法院依法改判的，也无法体现法律监督的权威性。
(二)突出重点、明确要求是完善抗诉书说理的基本方法
“说理”应贯穿于抗诉文书始终。完善抗诉书说理应当按照规范性、客观性、针对性、论理性、实效性等抗诉书说理的基本要求依法说理，并注意以下方面：
1．事实说理应追求法律真实。案件事实分为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客观事实就是案件发生时的一切真实情况，这种事实是无法再现的。人们的认识是有限的，不可能毫厘不差地认识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所以我们在抗诉书说理中必须使用法律事实概念。应当立足证据规则审查案件证据，避免对案件事实做盲目的判断。法律事实就是经过法庭审理有证据证明无疑的事实，对于法律事实必须经过法律认定。在论证事实上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要符合证据规则，因此，合理的说明十分重要。符合常理和公众感知的正义以及符合正当程序的判断就是合理说明。对有争议的证据应当有法理论证。要求做到事实准确，把与涉及争议关键关系密切的事实确定无疑地表述出来，吃透原来法律文书的精神，吃透案情，按照证据规则，用精炼的语言加以概括。抗诉理由所依据的证据一般应以双方当事人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为限，检察院不应过多地进行调查取证及重复鉴定。
2．说理方法应运用逻辑思维。抗诉书说理要“由事而理，由理而断，论理充分”，值得强调的是这“事”、“理”、“断”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事”是“理”的基础，“理”是“断”的前提，“断”又是“事”的必然结果。法官裁判案件，其实是按照一个严格的逻辑三段论对案件进行判断。从方法论讲，抗诉书说理就是寻找法官在运用方法论上的错误。抗诉书说理的指导原则也应当从法官判案的逻辑方法论人手，审核方法论的每一个可能出错的环节来提高案件的质量。抗诉书的说理，一方面要阐明抗诉的理由，一方面要说明这些理由与结论间的合乎逻辑的联系。制作说理性的抗诉书应当建立在办案人员对事实和法律进行对照、归纳、整理、概括、审核等综合的高层次的理性思考基础上。抗诉书说理的方法，属于法学方法论的组成部分。法学方法论，在英美法系国家，注重归纳法和论题式的思维，而在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强调演绎法和体系化的思维。我们可以借鉴王利明教授提出的民法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结合民行抗诉案件的特点，运用法学方法论来进行抗诉书说理。在存在多种复杂的法律关系时，要能够条分缕析地区分各种法律关系，排除非法律关系的因素，把握法律关系的要素，把握法律关系的变动，明确争议的核心。可通过对事实(小前提)的整理与说明，通过对法律(大前提)的解释，建立起大前提与小前提之问的联系，在法律思维中运用形式逻辑，与法律解释方法相结合，进行事实认定和法律解释。
3．法律适用应阐述明了。许多抗诉书对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况仅列举自己认为正确的法条来否定原审所引用的法条，不从法律适用条件上对原审裁判指出错误。抗诉书说理体现在论证理由的合法上，要着重论证法律依据和法理，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说明相关依据，论证检察机关抗诉意见的正确性，突出依法论理，说明法院判决、裁定在适用法律上的错误所在，既要准确引用实体法、又要正确援用程序法进行论证。应注意有无应适用特别法而适用一般法致实体裁判错误；有无应适用高阶位法而适用低阶位法致实体裁判错误；有无裁判文书引用的法律规范与已被证据证明的事实缺乏同一性致实体裁判错误；有无应适用法律法规而不适用，实体权利由法官任意自由裁量致实体裁判错误。应当结合案情对法律、法规进行详尽的法理阐释，同时要注意引用法律条文准确、完整、具体，要有一定的条理和顺序。在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础上，根据案件的特点，说理时可结合情、理、法进行论证。以理服人、以法服人，注重社会效果。
(三)落实措施，健全机制是完善抗诉书说理的有效手段
我们在实践中认识到，完善民行抗诉书说理要落实以下措施：
1．完善抗诉书的起草、审核、签发制度，建立抗诉书备案制度，将民行抗诉书的制作和说理纳入年度考核评分细则中。
2．要进行检查落实，组织全市民行业务骨干对案件进行复查，对民行抗诉书、提抗书说理进行点评，组织开展推荐示范文本说理的评优，从文书语体、结构、论理等诸方面形成研究之风，激励检察官用新的制作理念，撰写出合乎法律文书改革的民行抗诉书，并及时总结推广完善抗诉书说理的经验做法。
3．要进一步加强民行队伍专业化建设。“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通过抓业务专项培训，提高民行抗诉书说理水平。要加强对干警语言文字基本功的训练，提高干警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要提高干警的法律专业水平，进而正确理解把握法律的概念、原则及具体条文的含义，夯实法学理论基础。
完善抗诉书说理的意义远非是单纯的法律文书制作，它是提高案件质量的重要载体，是提高检察官素质的有力抓手，是转变执法观念的具体体现，是强化法律监督的有效途径。完善抗诉书说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研究和探索。
篇4：提请检察院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马某。
申请请求：申请人不服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某判决书，认为该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错误适用法律，特申请无锡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提出抗诉。
事实和理由：
一、本案基本情况概况：
申请人及其丈夫孙某与李某之间长期存在煤炭买卖业务往来。申请人系以自己承包的无锡市新某物资经营部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为方便考虑，申请人（无锡市新某物资经营部）也曾委托李某代为在包头地区办理煤炭的发货、结算等业务。
2002年起至2005年9月业务终止，申请人与李某双方往来业务大约在200万元，李某结欠申请人款项。
因往来业务繁多，帐目混乱。2005年9月30日，李某就双方往来进行对帐。对帐清单中，就双方存在的争议，双方确认为：
1、关于03年12月24日至30日中，李某有否从农行包头市昆区支行汇出过15万元给申请人；
2、农行包头市青山支行的17万元，由李某去核查。
2005年10月2日，双方又在无锡市石塘湾派出所订立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由李某回包头查昆区农行由2003年12月份孙（指申请人的丈夫孙某）汇出的15万元的单据，如查出单据是孙汇出的，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孙全部承担，如查不出此款的单据，一切由李某承担损失及此款。双方同时在协议书中又约定“青山农行孙某的款项单据金额为17万元，由李拿出未拿此款证据为依据，如果李拿不出依据，由李承担；如果拿出依据，由孙承担”。
上述协议订立后，李某未提供证据，又不归还争议款项。申请人即于2005年12月12日，向无锡市某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2006年7月6日，无锡市某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了（2005）民二初字某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申请人不服，提出上诉，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了某判决书，判决维持原判。
二、上述一、二审判决均错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
1、对双方有关17万元货款的争议，一二审判决均错误认定事实：
一审诉讼中，法院认定2004年1月7日，孙某（申请人的丈夫）开设的农行包头市青山支行账户中有取款17万元的事实，并认定该17万元款项被孙某提取。对此，申请人认为，一二判决根本无视申请人与李某已有的约定。
依据双方9月30日的对帐清单以及10月2日的协议书(为表述计，下文对前述对帐清单及协议书统称为“协议”)内容，双方对孙某农行包头市青山支行账户中曾被提取17万元的事实无争议，而争议焦点是：李某否认最终系由其实际获取了该17万元，因而双方的对帐单以及协议书均约定由李某去核查并拿出未拿该款的证据。因此，根据如前约定，说明双方并不确认系孙某最终获取上述17万元，相反是要求李某去核查并拿出未拿该款的证据，举证责任确定给了李某。
既然依据上述协议约定，应由李某负责去核查以及提供证据，那么，在诉讼中，相关的举证责任，也应当由李某来承担。
而现一二审判决均不顾如上协议约定，没有安排正确的举证责任分配，仅从常规角度出发，却要求申请人举证，此违反了上述协议的约定，违反了当事人间的意思自治，导致了案件的错误判决。
现申请人在二审判决后，经过努力，就17万元的款项去向，取得了重要的证据，已足以推翻原审认定。申请人获取的证据表明：
2004年1月7日当天，李某与孙某从银行取出17万元后，李某将款项直接解入申请人的业务单位某公司，该公司即作为申请人的预付款入帐，而2004年3月16日，李某即以无锡市新某物资经营部的名义将该款取走。而李某前述取款并未经过申请人同意，该17万元的争议款项，系被李某个人非法占有。
2、关于15万元的争议，一二审法院违反证据认定准则，以推断代替事实，其对事实的认定缺乏依据、毫无说服力，错误适用法律，致成错误判决应予以纠正。具体理由如下：
根据上述协议，有关15万元的争议焦点应该是：2003年的12月24日至30日间，李某有没有从昆区农行汇出过15万元。上述两份书证，均为李某亲笔书写，应认定为其内容是得到李某的充分考虑和认可的。
但，原审中，李某提供了2004年1月12日向申请人付款15万元的存款凭条，以此作为已经支付15万元款项的证据，并辩称，订立协议时记忆错误，实际不是2003年12月付的款。
上述李某的举证显然达不到举证目的，因为：第一，双方争议焦点是在明确的时段内李某是否存在付款的事实，而现李某之举证并非所指时段；第二，两份书证均已以文字表述很清楚的约定时段，而李某却后以记忆出错为借口，显然难以自圆其说。
但遗憾的是，一二审法院竟然认同李某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辩解，认定了系李某记忆差错合理，及认定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即为协议书上约定的付款。一二审法院该对事实和证据的认定完全违反证据规则。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及根据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现李某在上述二份协议中均确认对诉争15万元系由其提供2003年的12月24日至30日间的付款证据，而现李某反悔认为诉争付款时间并非协议所述时间。如依李某此反悔，则原协议约定则属对李某不利之事实，李某即应提供证据以表明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但李某并未提供有关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证据，故李某此反悔不能成立，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正确的。
而且，根据法律逻辑，李某首先需要提供证据以证明上述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其再提供的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才能作出对其有利的认定。而现李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因而其提供的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不能作出对其有利的认定，李某提供的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并不能表明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及其反悔是准确的，不能反果为因。
特别提出的是：
A、根据上述诉争17万元实际由李某提取的事实，李某地诉讼中存在虚假陈述，其为人如此缺乏诚信，何以能够认为其上述反悔所述是真实的？
B、上述协议并非仅有一次，二次协议约定均一致，李某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何以二次均错误认识？由此可见，李某反悔所述也违反基本的行为惯例。
C、如果李某认为其对上述二次协议是错误的意思表示，此即属于法律意义的重大误解。对该重大误解，在本案诉讼中，李某不能仅提出抗辩，而应依法在上述协议签订后一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或者在本案中提起反诉。李某未提出反诉及另行诉讼，其该抗辩也不能得到法院支持。
综上所述，一二审判决均系错误认定事实和错误适用法律，申请人特申请无锡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提出抗诉，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也维护法律及检察机关应有的公正和尊严。
此致
无锡市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马某
xxxx年xxx月
三、被申请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起诉的被告主体有误。
被申请人提起诉讼所依据的协议书是武安市徘徊镇凤凰山4号铁矿与武安市顺义庄仁达铁矿等各矿之间签订的合同，被申请人张**是武安市顺义庄仁达铁矿的代表人。申请人是武安市徘徊镇凤凰山4号铁矿的代表人。原、被告个人在协议书上签字是代表各自的铁矿签订协议。是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应当由各自所代表的铁矿承担。
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是“其他四矿井以每井口10万元支付仁达主井”，而不是张**个人支付张**个人10万元。
武安市徘徊镇凤凰山4号铁矿是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私营独资企业，属于法律规定的其他组织，具备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４０条第（1）款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１）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私营独资企业、合伙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基于以上事实和法律的规定，该案应当以原、被告各自所代表的铁矿企业为原、被告进行诉讼，本案原、被告均不符合诉讼主体资格。
民事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河南省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简称一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方，该公司经理
被申请人：晋城金驹集团机修厂总公司劳务服务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树田，该公司经理
被申请人诉申请人河南省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简称一公司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由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5）晋市法民终字第402号民事判决。申请人现有确切证据证明原判决是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特请求贵院依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再审决定。
请求抗诉事项: 请求撤销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5）晋市法民终字第402号民事判决书,对本案依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重审。
请求事实和理由：
一．终审判决认定事实明显错误，被申请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法院没有理顺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这是导致判决错误的主要原因。
2000年3月20日，河南省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在城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的工程招标中中标，承包了位于北石店镇北石店村的一套住宅楼的建筑工程。同时，中标通知书中对工程的建筑面积面积和总造价都有明确的数额，双方同时签有《建筑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后在施工过程中，河南省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委托项目经理郑超负责工程进度、质量、安全的协调和管理。城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委托晋城金驹集团机修厂总公司劳务服务公司负责工程进度、质量、安全的协调和管理，并且代理给一公司预付工程款。此后，在施工过程中，晋城金驹集团机修厂总公司劳务服务公司确实并代支付了部分工程款项，但因工程总款项未全部付清，工程无法验收，致使该工程未能交付使用。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5）晋市法民终字第402号民事判决认定河南省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与晋城市城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于2000年1月7日签订的矿务局机修厂东小区一号住宅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是不正确的。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无效合同的认定必须符合该法第52条所列的五种情形之一。即然没有事实证明本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有法定的违法情形，凭什么就轻而易举的否定有双方签字盖章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呢？申请人早在1999年12月就已经中标。然后于2000年1月7日于房产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00年3月7日委派项目经理郑超带领建筑工人进驻工地开始施工。2000年3月10日又按规定填写了开工报告。此后，申请人按约定建好了该住宅楼，全面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现在，法院却要否定该合同，显然与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相互背离。
二．终审判决在认定事实上的错误导致其适用法律错误
终审判决书把2000年6月1日，段庭志和郑超所签订的“施工合同”认定为有效合同，并把其作为定案依据，是彻底错误的。
首先，该合同是由段庭志和郑超分别以房产公司、一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名义所签订的。这也足以说明段庭志是在承认房产公司与建筑一公司所签订的承包建筑合同。判决认定段庭志与郑超签订的合同是职务行为，那他为什么不以其劳动服务公司的经理身份与郑超签订协议，而是以城区房地产开发公司代理人的身份与一公司代理人郑超签订合同。至于法院认定是段的职务行为是法院给段找的理由，法院如此这样偏向一方，不知是何原因。其次，房产公司和一公司事先并没有授权他们，事后也没有追认他们的行为，该合同上没有加盖公章，也没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根据我国《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明显可以认定该协议无效。另外，更改的工程造价明显低于中标价和市场价，郑超是受胁迫所签，不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更没有公司的授权和追认。这份合同显然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如此漏洞百出的“施工合同”，法院仅采信此证据把其作为了定案的依据，实体上错误，对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其次，如一些附属工程（化粪池、围墙）和加深、加宽的土方工程都应结算，而法院既不判决也不审理，法官这样断案不能以理服人。该工程的实际造价与法院所认定的3107940元的造价相关太远，申请人根本不能接受，从一公司和房产公司在2000年1月7日所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来看，是典型的承包与发包关系，一公司仅对房产公司负有交付已竣工住宅楼的义务。而郑超和一公司要受委托人和委托人之间的关系，他是一公司所指派的工地负责人，在本案中不具备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机厂服务公司和一公司从未签订过任何书面协议，即被申请人和一公司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法院在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上均存在诸多错误，存在民诉法第179条中所规定的情形，请求人民检察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依法提出抗诉。终审法院适用法律时完全没有考虑双方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律错误，应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所以，提请检察机关抗诉，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公正，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
此致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