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就业平等权

妇女就业平等权（精选6篇）

篇1：妇女就业平等权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我国女性就业范围越来越广，然而同时又存在妇女就业难，就业不平等的问题。解决好妇女就业问题，保证女性就业上的平等，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和发展。

关键词：妇女就业 性别歧视 权益

妇女的就业平等权

达县檬双乡

冉琦祯

有句老话叫做妇女顶着半边天。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不再只拘泥于家庭，她们在社会上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她们对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却存在妇女就业难，就业不平等的问题。妇女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往往比男子要少，男女就业权的平等并没有真正实现。解决好妇女就业问题，保证女性就业上的平等，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和发展。

一、我国妇女劳动就业平等权实现的法律保障

当前，我国已形成了以宪法为主体的促进男女就业平等的法律体系。《宪法》第48条明确规定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障妇女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1条规定摘要：“国家保障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该法第22条第1款规定：“各单位在录用职工时，除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第3条规定摘要：“凡适合妇女从事劳动的工作，不得拒绝招收女职工”。《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中规定女职工禁忌从事的范围，在月经期间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孕期、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禁忌从 事的劳动范围，除了国家规定的绝对禁止妇女从事的工种和岗位外，凡是适合妇女工作的，用人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为借口拒绝录用女职工。《劳动法》第13条规定摘要：“在录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或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二、妇女就业平等权实目前状况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妇女地位的提高。我国妇女就业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从行业分布看，女性在批发零售、社会服务、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工作的比例超过男性，在金融保险、科学探究、综合技术服务部门和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工作的比例接近男性。这说明我国妇女就业不但在数量上有大幅增加，而且就业层次进一步提高。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目前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下，男女两性的就业机会并不平等，妇女在就业中遭受不平等的现象较为普遍。浏览报纸、杂志、互联网、招聘会信息，“限男性”，“仅招男性”，“男性优先”，“女性招用后5年内不准怀孕”等字眼并不鲜见。部分用人单位拒绝招聘女性，或者暗中在录用名额中规定男性多于女性，这就在事实上侵害了妇女的平等就业权利，使妇女在就业中遭受不平等待遇。

三、妇女就业权不能平等实现的根本原因

（一）女性劳动者的素质整体偏低

首先是女性受教育的程度普遍低于男性。据有关统计，在15—54岁的多层文化人口中，大学本科男性占72.3%，女性占27.2%，专科男性占58.8%，女性占41.2%，高中男性占62.5%，女性占37.5%，初中男性占30%，女性占70%。其次，由于长期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使得女性经常受到“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影响。长期将她们禁锢在家庭当中，限制其独立的发展，使她们的依靠性大大提升，这样就为她们走进社会设置了重重障碍。

（二）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

社会对女性家庭角色的重视远远高于对职业角色的重视，这种建立在传统性别文化基础上的社会性别差异观念，是女性就业权不能平等实现的根本原因。

（三）用人单位对女性就业权的实现存在偏见

从生理角度来说，妇女参加工作后，都要面临着“四期”考验，即摘要：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有些用人单位不愿招收女工或者拒绝招用女性。这种思想的根源在于把妇女生理价值的社会意义和单位经济效益的局部利益相对立。

（四）法律法规不完善

为了保护妇女权益，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律规定。但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具体的保障办法，没有设置有效的保障机构，立法仅停留在原则性内容上，无法切实保障女性的就业平等权。

四、实现妇女平等就业权的途径 妇女就业的比例，是衡量妇女社会地位的重要尺码。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办法，消除妇女就业权实现中的“不平等”现象是一项社会责任。

（一）提高妇女自身素质

首先是提高妇女文化素质。妇女接受高等教育是现代社会的现象，它不仅是妇女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同时也是妇女解放的一个能动的力量。根据调查，目前我国妇女文化素质总体偏低，在18至64岁的女性中，初中文化程度的比例为50.7%，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仅为3.5%；在农村，妇女文盲率为13.6%，58.8%的女性只有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在高科技广泛运用的今天，科学技术在劳动生产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所面临的是科技的挑战和竞争，文化素质不高，必然被社会所淘汰。社会应该为女性提供宽松的学习和就业环境，把妇女的文化素质教育贯穿于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以及各种培训中。当前，在我国还有一些无力上学的女性，为了能拓展她们的文化教育，还可以为上不起学的女性提供援助，使更多的女性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在这一方面我国政府也做出了不少的努力。其次是克服妇女的心理障碍，树立新的就业观念。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中，妇女随时都可以碰到各种困难的挑战，提高自身心理素质，培养良好的心理耐挫力。女性要树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信念，坚强勇敢的面对任何考验。只有坚强自信才能使女性 脱颖而出。这就要求女性要把自己的人生观放在时代的方向上，把关心家庭个人和关心社会结合起来，树立适应社会要求的就业观。

（二）转变传统思维观念

要消除妇女就业权实现中的“不平等”现象，就必须改变传统的性别差别，这是实现男女平等就业的根本。首先必须摒弃历史遗留下来的男尊女卑的思想，树立男女平等的观念，人们应该熟悉到，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员，应享有同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基本权利，当然也享有平等参和社会事务平等就业的权利。其次，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要实现妇女和男子的平等地位，就必须减轻妇女的家务劳动，让男性适当的承担家务劳动或者夫妻双方轮流承担家务劳动。这样既可以使女性有大量的精力从事本职工作，又可以使广大的男性同胞理解女性劳动的辛劳，通过实践转变传统的观念。

（三）健全保障妇女就业的法律法规

这是实现妇女平等就业，消除就业不平等的法律保障，我国法律虽然制定了大量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规，但是却往往过于原则化，不轻易执行。所以我们就应该完善这些法律、法规。首先，应该制定《反就业歧视法》，对各种歧视妇女的行为进行定性，规定严格的法律责任，对歧视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在这之前，还可以进行完善《劳动法》、《妇女权 益保障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相关的法律责任。专门的法律和已经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相结合，确保妇女的劳动权益得到尊重和实现。其次，修改相关的法律，在用人单位内部制定相关的制度，确立工会在反歧视中的责任，赋予工会对被歧视者进行法律援助，对用人单位一些歧视妇女的做法进行监督纠正。第三，赋予劳动者对歧视的诉权，因为在相当一部分国家有相关法律的规定，假如妇女在就业过程中受到歧视，可以运用法律的手段，把用人单位告上法庭，而我国在这一方面并无明确的规定，赋予劳动者诉权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同时，我们必须要加大监督和惩罚的力度，对用人单位的歧视行为进行相应的惩罚办法，除了经济赔偿外，还可以考虑精神损害赔偿，并给歧视者以行政处罚，对于后果严重、恶劣的行为给予刑事处罚。

（四）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据国家统计局测算，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能增加就业岗位17个；而第三产业增加值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能增加就业岗位85个。但是，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仅占全国就业人数的27.7%。实践表明第三产业越发达，就业岗位就越多，反之，就业岗位就少，就没有发达的经济。我国的第三产业具有充分的发展空间，因此，我们必须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以此增加就业岗位，使妇女就业权得以平等实现，促进我国经济的腾飞。

篇2：妇女就业平等权

社会经济转型期妇女再就业工程，已成为当代中国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搞好这项工程，是中国改革能否深入发展的重要环节。近年来，妇女再就业工程，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和关注，劳动部门在妇女再就业中做了许多工作，得到了省市政府的肯定，这与妇联、工会、司法等部门的支持和协作是分不开的，在此，对一直以来支持我们工作的部门表示衷心的感谢。

围绕妇女就业再就业，我局充分发挥就业和职业培训机构的力量，开展多专业、实用性和短平快的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使广大妇女实现充分就业。仅今年上半年，全市共开发就业岗位52827个，城镇新增就业人员33910人。其中，促进20683名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重点帮助3204名“4050”特困群体实现再就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65360人，其中转移到省外6732人。以上人员中妇女占很大比重。生育保险制度进一步完善，覆盖面逐步扩大。新增生育保险参保人员1.4万，参保职工累计31.8万人。审核生育保险待遇2044人，支付待遇1238.21万元。切实维护了生育女职工的合法权益。我市劳动监察机构通过举报专查、劳动保障执法年审、专项检查、巡视检查等监察方式，重点解决使用童工和危害未成年工劳动保护权益的问题。共对28370户用人单位及职业介绍机构实施了劳动监察，共清退童工20人。具体做了以下工作：

一、引导妇女转变思想，树立正确的就业观。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妇女同志应转变思想，更新观念，摆脱依附心理，放弃不切实际的择业观，重新定位，先就业，再择业，积极踊跃地从事社区非正规就业，通过一些非全日制、临时性和弹性工作方法解决就业问题，努力开拓就业出路。使自己在市场闯荡中变得更加自信和坚强，实现自身价值。

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妇女自身素质。随着现代高科技、文明化的出现，劳动力已经成为一种专业技术和能力的运用。失业妇女普遍存在文化偏低、技能偏差等问题，按照“先培训，后上岗，先培训，后就业”的原则，建立符合市场要求，符合培训对象的就业意愿，符合就业条件的灵活多变的培训模式，对妇女进行系统、实用、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她们掌握再就业的本领。昆明市建立了培训超市,根据妇女的特点，开办家政服务、插花、园林绿化、计算机、烹饪、茶艺等专业，让妇女自己选择适合和喜欢的专业参加培训。在石林、宜良、禄劝等县，还充分发挥旅游优势，有针对性地开办导游服务、景区摄影、歌舞表演、餐饮服务、清洁、绿化、培训班，同时，与职业介绍部门建立了联动机制，把培训合格的学员推荐就业，使“培训、就业、再培训、再就业”的培训模式规范化、系统化。

三、鼓励和帮助有创业愿望的女性劳动者自谋职业，自主创业。从去年开始，我们启动了创业培训机制，为适合创业的人员提供创业培训、创业指导、小额贷款、事务代理等“一条龙”服务，落实国家积极的就业政策。

四、针对农村女富余劳动力开展就业前引导性培训。重点帮助无一技之长的农村妇女结合就业意向掌握就业技能，为农村女富余劳动力提供再就业帮助。

五、保障妇女在就业中的平等权利。劳动保障部门始终将保障妇女的平等就业权利作为工作重点，继续实施和完善有利于妇女就业的政策，改善女性农民工的就业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认真解决拖欠工资、女职工特殊保护等突出问题。大力开展关爱活动和维权服务，严厉打击侵害女性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

六、加强维权宣传，维护和保障妇女儿童权益。通过上街宣传，发放资料等方式，大力宣传和贯彻落实有关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法律、法规，使广大干部群众提高依法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自觉性，形成男女平等、尊重妇女、爱护儿童的良好社会氛围。劳动部门每年都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春风行动”，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和安全教育。并在外来人员较集中的南坝劳动力市场，设立了法律咨询窗口，切实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同时，还专门印制了《务工人员手册》，在法律法规、城市相关法规、维护自身权益等方面，为外来人员提供指导。

七、强化维护妇女儿童劳动权益的执法力度，通过强化日常巡视监察、开展专项检查等活动，清理整顿职业介绍服务机构，规范用工行为，及时发现和纠正用人单位侵害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合法权益的行为。

八、帮助用人单位转变用人观念。以往的招聘中，相当多的单位愿意招收男性或年轻未婚女性。通过多种宣传活动，帮助用人单位认识已婚与未婚女性各自不同的优势，推动他们从维护女性平等就业权利的角度出发，大力支持妇女就业，根据工作的实际需要，分别招收各种女性，对开拓就业渠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篇3：妇女就业平等权

一、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理论依据

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四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劳动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第十二条规定:“劳动者就业, 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2007年出台的《就业促进法》进一步明确和完善农民工平等就业权。该法第二十条规定:“国家实行城乡统筹的就业政策, 建立健全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 引导农业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就业。”第二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职业中介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 应当向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条件, 不得实施就业歧视。”第三十一条则进一步明确:“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享有与城镇劳动者平等的劳动权利, 不得对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设置歧视性限制。”此外, 平等就业权不仅受到国内法的确认与保护, 同时也得到国际法的支持与认可。《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公约也都有相关规定, 可见, 平等就业权和禁止歧视原则已成为公认的价值理念。

按照宪法学的基本理论, 平等权是指公民为使自己与他人在相同或类似条件下能够受到相同或类似待遇而要求国家同等保护的一种请求权。传统观点通常认为平等权包括公民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 同时平等地履行法定义务;任何组织或个人均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平等权是一种概括性和抽象性的权利。其本身并无太多实质内容, 往往需要与其他权利相结合, 平等就业权就是宪法上的公民平等权在劳动就业领域的具体化, 农民工平等就业权则将这一权利限定在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群体。

农民工平等就业权是指农民工不因身份受到歧视, 能够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与其他相关的就业权利, 它既是劳动权的基本内容, 也是宪法规定的平等权的具体表现。具体包含三方面:一是就业机会的平等, 即劳动者在同等条件下享有均等的就业机会, 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社会出身等不同而有所区别。还包括城乡劳动者市场进入条件的平等以及获取劳动报酬标准的平等。机会平等是社会公正的一项重要理念和准则, 是其他相关就业权利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二是禁止就业歧视。即农民工与城镇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待遇和工作条件等。三是追求实质平等。实质上的平等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纠正由于保障形式上的平等所招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强调实质平等则允许合理差别的存在, 允许对弱势群体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区别对待并不一定构成法律上的不平等。一般认为, 差别的依据不能是种族、肤色、宗教信仰等因素。对农民工等特殊群体的保护是合理的差别对待, 是为了实质上的正义。

二、实现农民工平等就业权存在的障碍

(一) 传统户籍制度的限制

户籍制度是影响农民工平等就业的一个主要原因。首先, 户籍制度导致农民工身份不明确。农民工进城务工, 既非城镇居民, 也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民, 处于边缘状态。农民工自产生之日起, 就面临社会对其身份的不同理解和认识, 而主体身份的混乱已经成为其享有正当权益并公平分享社会资源的最大障碍。其次, 我国的户籍制度往往与就业、社会保障和教育等制度融合在一起, 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因此, 持有农村户口, 在现行制度框架下不能取得与拥有城镇户口的城市居民平等的权益, 并被相关制度所排斥。当前的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二) 政府行政权力的干预

农民工就业遭遇的不平等待遇主要是其自由择业权受到侵犯, 农民工就业因为其固有的农民身份而无法进入主流劳动力市场。如有的企业通过收取高额押金、扣押身份证等手段限制农民工自由流动, 且农民工与城镇籍劳动者同工不同酬。究其原因, 在于政府往往将劳动者按户籍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就业政策。一些地方政府在稳定和促进就业过程中, 大多把当地劳动力就业放在优先位置, 而对外来农民工则设定种种限制, 如把农民工的招用数量控制在职工总数的一定比例以内, 对城镇劳动者就业给予政策性优待, 将就业岗位补贴优先用于解决城市劳动者就业。地方政府的上述做法将直接导致用人单位在同等条件下用工的首选对象往往是城市劳动者, 农民工成为被歧视对象。

(三) 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我国相关劳动立法对关乎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规定过于笼统, 可操作性不强, 严重地影响了对农民工就业权利的保障力度。例如我国《劳动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适用本法。”可见, 《劳动法》并未把农民工排除在其适用范围之外。但《劳动法》规定的劳动者享有的平等就业权却过于抽象, 也未明确规定有关就业歧视的内容。现行《劳动法》缺乏具体针对农民工以及就业歧视的明确规定, 导致在实践中农民工根本无法享有许多由《劳动法》规定的权利, 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用人单位不平等对待农民工的托辞, 也导致农民工既不了解自己究竟享有哪些平等就业的权利, 也不清楚用人单位的招工行为是否存在就业歧视, 既影响其正常工作, 也影响其依法维权。

三、实现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制度设计

(一)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农民工平等就业权实现的前提是社会对其身份的认同。保障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 首先必须在法律上确认他们平等的主体资格, 肯定农民工的平等劳动者身份。政府可采取如下措施:一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从保障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出发, 逐步放开城市户籍, 按实际居住地进行户口登记管理, 有条件地准许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 逐步缩小由户籍制度造成的权利差异, 消除户籍制度对农民工自由流动的阻碍, 还原其人口管理功能。二是各级政府要加强城镇建设, 增加对基础设施投资, 大力发展地方特色经济和支柱产业, 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 为农民工进城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引导农民工合理有序流动, 避免由于大量农民工进入而引发城市生活和教育等方面的社会问题。三是政府应逐步取消城市劳动者的特权, 减少不合理的行政干预, 实现城乡劳动者身份平等化。

(二) 逐步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一是应在宪法中明确规定迁徙自由权, 使其成为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 为改革户籍制度以及保障农民工自由流动提供更有力的法律依据, 推动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实现。二是制定反就业歧视法。制定专门性的法律来保护平等就业权是大多数国家的做法, 我国已于2005年批准了《1958年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 可见, 采取专门立法的方式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问题进行具体规定, 明确就业歧视的具体形式、责任承担以及救济方式等的条件已经成熟。三是完善《劳动法》的相关规定, 对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做出更加全面具体和可操作的规定, 明确规定针对农民工就业歧视的行政以及民事责任, 加强惩罚性赔偿责任, 使之能更好地保护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四是制定《企业工资支付法》, 规范和约束用人单位的工资支付行为, 明确用人单位必须按月、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 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的处罚力度, 有效防止农民工工资拖欠和同工不同酬等问题, 加强对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中劳动报酬权的保护, 使农民工平等地享有获得报酬的权利。

(三) 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维护宪法权威

实现农民工平等就业权, 就必须从源头上根除侵犯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法律法规, 这有赖于违宪审查制度的真正建立。违宪审查是指按照法定程序对特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是否符合宪法所进行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审查和处理。违宪审查将加强对于法律法规等抽象性法律文件的审查, 清理违反宪法平等原则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从而在源头上避免对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侵犯, 只有建立了完善的违宪审查制度, 一些行政法规与《宪法》《劳动法》《就业促进法》相抵触的问题才能得到有效的清理, 各种侵犯农民工平等就业权行为将大幅减少, 针对农民工就业的歧视性规定也将不复存在。

(四) 完善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机制

首先, 完善农民工的维权救济途径。《就业促进法》明确规定存在就业歧视时, 劳动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但诉讼的方式较单一, 成本较高。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救济机制, 包括增加政府主导型的投诉机制以及调解和仲裁渠道, 并逐步建立健全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 减轻农民工负担, 拓展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救济途径。其次, 建立农民工职业培训体系。各级政府应充分发挥应有的社会职责, 维护农民工平等就业的权益。通过职业培训, 提升农民工的岗位技能和专业以及文化素质, 同时帮助他们尽快融入城市生活。再次, 设立专门的平等就业委员会。我国目前并没有专门的保障平等就业权的机构, 对此可以借鉴美国、英国或香港的做法成立专门机构, 可以是政府机构, 也可以是准政府机构或非政府机构, 通过立法赋予其解决纠纷的权力, 明确其职能, 从制度层面上来治理就业歧视, 保护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遭遇就业歧视时, 农民工可以找到渠道来投诉和维权。最后, 建议充分发挥社会、民间公益机构和新闻媒体等民间力量对各种就业歧视行为进行监管。

参考文献

[1]李爱红.农民工平等就业权实现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安排[J].探索, 2010 (5) .

[2]汪进元, 汪新胜.论我国农民工就业权的平等保护——兼评《就业促进法》[J].上海财经, 2008 (6) .

篇4：妇女就业平等权

■记者：甘肃作为中国西部的老工业基地，下岗、失业人员持续增加与就业岗位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再就业工作难度大，请您谈谈实施“中加合作甘肃妇女就业项目”对推动甘肃省妇女就业工作的意义？

陈：正如你刚才所说，甘肃是中国西部的老工业基地。在“一五”、“二五”期间，全国156个大项目中在甘肃实施的就有16个，可以说甘肃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不少国有大企业技术设备落后、离退休人员多、企业自身负担重等问题日益显现。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为了生存，在进行技术革新的同时，减员成为企业增效的手段之一，其中女职工占到50%以上。

甘肃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工作，政府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包括税费减免、小额担保贷款、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等。但是由于受经济发展的制约，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一直无法有效解决，“中加合作甘肃妇女就业”项目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实施的。

“中加合作甘肃妇女就业项目”的重要意义主要有三点：一是提高了兰州、白银市和有关部门在就业和失业保险领域的管理和服务能力；二是项目对帮助下岗、失业妇女就业特别是年龄较大的下岗、失业妇女重新获得岗位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三是项目始终将贯彻性别平等战略作为重要内容，项目工作人员学到了新观点、新理念，这对今后的工作十分有益。

■记者：刚才您提到贯彻性别平等是“中加合作甘肃妇女就业项目”的一个重要战略，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陈：据我了解，加拿大国际开发署的所有援助项目都要求贯彻社会性别平等战略，“中加合作甘肃妇女就业”项目也不例外。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加方将性别平等视为项目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比如为了培养性别平等观念，项目特别增加了性别意识的培训课程，并邀请加拿大联邦政府人力资源部高级管理专家吉姆布·布朗先生，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刘伯红女士，加方项目性别平等专家邓春黎女士前来授课。再比如，项目办策划并举办了专门针对年龄较大的下岗、失业妇女的就业技能培训班49期，共有1830余名妇女得到了培训。

这些培训班的举办，不仅为创造性别平等、公平和谐的就业环境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而且也不同程度地提高了下岗、失业妇女的就业技能，有些受项目帮助的妇女已开始了自主创业。

■记者：帮助城镇失业、下岗妇女就业一直是妇联城市妇女工作的重点，您能介绍一下“中加合作甘肃妇女就业”项目的实施情况吗？

陈：“中加合作甘肃妇女就业项目”的活动主要包括六个方面：一是失业保险管理培训和体系的建立；二是劳动力市场管理培训和体系的建立；三是就业服务能力培训；四是提高劳动力市场管理能力培训；五是完整的信息技术管理体系的开发；六是中央政府和地方就业服务体系的宏观微观联系。

在这六个活动中出现最多的就是“培训”两个字，应该说“培训”是该项目的主要活动方式和重要内容。在项目实施中，项目采用管理者先受训的方式，举办了两期“劳动力市场管理人员综合能力培训班”，省、市两级劳动、商务、妇联的61名管理人员参加了培训。培训的内容十分丰富，设置了领导艺术、沟通技巧、变革管理和客户识别与客户服务等课程。大家普遍反映，培训实用，非常适用于劳动力市场管理的变化和需要。项目还资助了322名来自兰州、白银区县街道、社区从事就业服务的工作人员参加“职业指导员培训班”，参训人员中已有264名通过了国家统一考试并获得证书。尤其值得高兴的是有172名是女性。此外，项目办还举办了以性别平等理论为主要内容的妇联干部管理人员培训班，以年龄较大的下岗失业妇女为主要培训对象的家政、电脑、钩绣、无水洗车等实用技能培训班，以帮助更多妇女创业为目标的“SYB”（创办你的企业）培训班。

这些培训班的举办，不仅增强了劳动、妇联等部门干部的管理能力，也增强了下岗失业妇女的市场竞争能力。除此之外，项目还在兰州、白银两市和省劳动部门建立了持续、有效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对国家劳动99软件本地化进行了开发，为各级项目办公室开展计算机化业务和联网工作提供了必要的采购等。

■记者：妇联是“中加合作甘肃妇女就业”项目的重要伙伴之一，您认为项目的实施对加强妇联干部队伍自身建设发挥了哪些作用？

陈：妇联作为项目的重要伙伴，既是项目的参与者，同是又是项目的受益者。今年3月，我们与中加项目办合作在兰州举办了“甘肃省妇联干部能力培训班”，省妇联副处级以上干部、14个市州妇联主席和86个县区妇联主席共120余人接受了培训。培训班的举办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省电视台、省广播电台、《甘肃日报》等多家媒体都进行了宣传报道。培训提高了各级妇联干部的管理能力，增强了妇联干部的社会性别主流化意识，也使大家开阔了眼界，学到了新的理念，拓展了工作思路。

实施项目的过程，既是一个工作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中加合作甘肃妇女就业项目”是一个由加拿大方、甘肃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商务厅及省妇联四家合作的项目，因此有大量的协调、配合工作要做，妇联干部通过积极参与项目实施，协调、配合能力得到了有效的提高。在项目的实施中，我们还向我们的合作伙伴学到了许多加拿大妇女就业方面的成功经验，这也应该算是我们的重要收获之一。

■记者：谢谢陈伟主席，最后请您为我们的这次采访做个结束语。

篇5：妇女就业平等权

近年来，市妇联紧紧围绕大局，发挥职能优势，加强协调，强化服务，科学引导，为妇女提供了必要的政策、资金、信息、技术、市场等方面的支持和扶持，为广大妇女充分享受经济社会社会资源和劳动发展资源提供了切实的保障。

一、积极协调，充分发挥劳动力培训补贴、小额担保贷款等就业扶持政策的效应，为妇女创造更加良好的自主创业、调节就业和流动就业的环境，增加妇女就业机会，扩大女性就业容量，不断提高妇女创业成功率和就业竞争力。市妇联积极协调市财政，市劳动等相关部门，竭力将妇女劳动力培训补贴和妇女小额担保贷款工作纳入市劳动保障体系，为妇女平等享用各类社会资源提供了保障。一是依托市劳动局培训补贴，举办各类女性实用技术、就业创业、劳动力转移等免费培训班，提高广大妇女的科技素质和就业技能，增强了她们的竞争力和就业能力，使她们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就业，增收致富。五年来，全市上下共举办各级各类妇女创业就业技能免费培训班590期（其中市妇联自办班10期），培训妇女约6万人次。二是加强推进妇女小额担保贷款工作。去年，市妇联联合市财政、市劳动、市金融办、市人行等五部门联合出台了《妇女小额担保贷款实施意见》，不仅将妇联组织纳入小额担保贷款工作体系，而且，还适当提高了妇女小额担保贷款额度，扩大了妇女小额担保贷款申请渠道，有效推动了 妇女创业就业工作。

二、强化服务，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为妇女创业就业搭建平台，营造就业氛围，促进妇女实现就业。一是充分利用好每年“三八架金桥”招聘会的机会，为妇女就业送岗位。为了积极推动广大女性求职者与用人单位对接，进一步营造有利于女性就业的良好氛围，市妇联层层下发文件，发动全市各级妇联在每年“三八”期间，联合当地劳动保障部门开展女性就业招聘活动。尤其在去年的金融危机期间，市妇联专门组织21位女企业家腾出岗位免费进场参加“迎三八〃架金桥”全市女性就业专场招聘活动。同时，现场发放了《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一系列维护妇女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就业的法律法规宣传册，提高妇女对相关法律政策的知晓率和享有率。据不完全统计，五年来，约2万多名女性应聘者与招聘单位签订了用工意向，其中女大学生签约达60%。二是深入开展巾帼牵手SYB导师行动，为女大学生创业就业提供实践平台。我们在全市上下进行深入发动，在全省率先行动，通过组织开展SYB导师行动启动仪式、命名女大学生创业见习实习基地、开展SYB导师培训、SYB导师行动总结推进会及新一轮结对签约仪式、举办市女企业家发展暨女大学生创业论坛、组织女大学生进入企业实习等活动，有效帮助女大学生树立创业精神、提升创业能力。至今为止，全市妇联共组织95名女企业家与480名女大学生结对。

篇6：论平等就业权

（本部）

序号152

姓名：何斌

学号：1017010318 【摘要】：不歧视原则是人权平等在就业领域的集中体现，是平等就业权的核心内容。不歧视原则为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证成和最充分的现实依据。农民工不平等就业是我国当前不平等就业问题的一个最为突出的表现，对劳动者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负面影响是全局性的。走出我国农民工不平等就业困境的关键，是重构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制度体系，并着力解决好三个主要问题：依法确认农民工平等的劳动者身份；建立健全农民工平等就业的权利内容；完备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机制。

关键词：不歧视原则；平等就业权；农民工；保障机制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不断推进和农村生产力不断解放，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工劳动力队伍。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口而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他们是在中国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类特殊的劳动者[1]。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使我国劳动关系呈现出一种“城市人”对“农村人”、“体制内”对“体制外”的双重等级劳动关系。目前，不平等就业问题日益严峻，而农民工的不平等就业问题成为所有就业问题中的一个热点和难点。平等权利与不歧视原则是国际人权法的核心，平等就业权是反就业歧视的权利支点和权利平台。不歧视原则为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坚持不歧视原则不仅是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必由之路，也是农民工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基本途径。

一、不歧视原则与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内在关系

（一）不歧视原则的涵义

不歧视原则是联合国人权条约的核心内容，国际劳工组织（ILO）八个基本公约中有两个涉及不歧视[2]。在国际文件中，最早对“歧视”概念进行解释的是国际劳工组织于1958年通过的《（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该公约第一条第一款将“歧视”定义为：“基于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见解、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的任何区别、排斥或特惠，其效果为取消或损害就业或职业方面的机会平等或待遇平等。”[3]国际人权法中的不歧视规定是基于个人受到歧视性待遇不符合平等这样一个理念产生的。歧视的本质特征在于不合理的差别对待，或者说没有正当理由的差别处理[4]。

【参考文献】

[1]李雄.劳动权保障与制度重构——以农民工为视角[J].现代法学，2006，（5）：112.[2]ILO Convention No.111,Discrimination(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Convention,1958;and ILO Convention No.100,Equal Remu neration,1951：1.[3]M.Banton, Discrimination, Buckingham of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4：7.[4]周伟.论禁止歧视[J].现代法学，2006，（5）：69.（二）不歧视原则与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内在关系

一方面，不歧视原则为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证成。这主要是因为：不歧视原则是建立在人的固有尊严的基础之上的。人的尊严作为人的一种类似本能的需求和渴望，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人的尊严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的概念，正如罗纳德·德沃金所说，“有权享有尊严”的概念曾被道德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冠以不同的含义[5]。

从法律上讲，人的尊严的概念源于现代人权思想和康德的哲学学说，与人本身固有价值相联系。人的尊严是每个人人之为人的固有属性，具有普遍意义[6]。因此，从维护人的尊严出发，从无差别的人的自然属性出发，研究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保障，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保障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法理学底蕴，凸显农民工应有的主体价值。另一方面，不歧视原则还为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提供了最充分的现实依据。从根本上讲，建立在人的尊严基础之上的不歧视原则，不仅反映了人权的普遍性，也是人权平等的内在要求。即是说，不歧视原则是人权平等的核心内容，不歧视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一并成为人人享有人权的基础。正如舍思特克所指出，平等与不歧视原则是“人权法的核心”[7]。就权利保障而言，不歧视原则所渗透的平等精神为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提供了最充分的现实依据。

二、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现状及其困境

（一）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现状

考察我国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现状，我们可以从如下两个维度进行观察：一方面，在我国城镇化建设和农村生产力不断解放的双重拉动下，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镇，形成一个巨大的农民工劳动力队伍。从根本上讲，“民工潮”是在我国以城乡或工农利益差别为基本内容的二元经济的社会结构背景下，由部门间比较收益势差而引导的、以致富为目的的一种地区间劳动力自愿流动；是一个农村隐性失业问题在城市公开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尤其是劳动体制改革促动下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反映[8]。其为“民工”，有人称其为“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有人称其为“流动人口”，有人称其为“农村劳动力”，有人称其为“农民”，等等。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既有的劳动用工制度主要还是针对改革前国有企业职工而设计的，在我国劳动就业市场化改革步伐明显快于相关配套制度改革的情况下，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遭遇了制度失衡和权利失衡的双重挤压，最终处于被“边缘化”的危险境地。

【参考文献】

[5][美] 罗纳德·德沃金.生命的主权[M].伦敦Harper Collins出版社，1993：223.[6]齐延平.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32-33.[7]Jorome J.Shestack, The Jurisprudence of Human Rights, in Theodor Meron(eds),Human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Law: Legal and Policy Issues, 1984：101.[8]李拓.新时期中国阶级阶层结构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155.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为：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或者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形式出现，或者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现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政策规定的形式出现。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政策性”过强而“法制化”过弱，这是当前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集中写照。

（二）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困境

首先，农民工的身份不明确。身份即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映射了人们对一个人的印象、认识或评价。从整体上讲，我国对农民工身份的认识和定位还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虽然农民工这一称谓沿用已久，甚至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概念，但这并不表示农民工就是其应有的身份。现实生活中与农民工有关的概念还不少，比如，有人称其为“盲流”，有人称

从上述对农民工各种不同的称谓中，我们不难看出，农民工自其产生之日起，就面临社会对其身份的不同理解、认识和对待；甚至可以说，林林总总的农民工称谓，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对农民工的感知、认识或评价问题，更体现了社会对农民工身份——这个严肃问题所持的何种态度。身份即意味着利益，我们无法想象，当“主体相互尊重、利益共享和谐、公平正义普惠”成为时代主旋律的时候，主体身份十分混乱的农民工是处于多么尴尬的境地！同时，农民工这种称谓混乱的身份已经成为其享有正当权益并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最大障碍。

其次，农民工平等就业的权利不健全。我国《劳动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应当说，《劳动法》并未把农民工排除在其适用范围之外。关键问题是，《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享有的平等就业权过于原则和抽象，不具有操作性。比如，《劳动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劳动法》第十二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从表面上看，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权。但如果仔细推敲，我们不难发现，平等就业权究竟是一种什么权利？平等就业权的定义和权利内容为何？就业歧视的定义及其判断规则是什么？对于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劳动法》可谓语焉不详。另外，《劳动法》也未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身份不同而受歧视。当历史的车轮已经跨入新世纪的时候，如果中国还存在就业“身份歧视”的话，这既是中国政府无法容忍的问题，也是世界无法容忍的问题。又比如，千呼万唤的《就业促进法》终于出台了，其中的平等就业制度是一大亮点，“公平就业”的专章规定是其集中体现。纵观《就业促进法》的平等就业规定，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平等就业权规定依然宣示性过强，缺乏健全的实质内容。回溯平等就业权在我国的现状，我们不难看出，我国的平等就业权策略还只是一种对当前各种就业问题简单应对的策略，是一种存在“系统性”缺陷的平等就业权策略，是一种没有中国立场的平等就业权策略；而在各种不平等就业的问题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劳动者平等就业权的实际沦落和用工自主权对平等就业权的肆意剥夺和侵害[9]。难怪许多国内学者和欧洲学者评价道，《就业促进法》在促进平等就业方面，仍然带有过重的政策化色彩，而平等就业权缺少健全的实质内容，这导致《就业促进法》的“软法”特征非常明显。

【参考文献】

[9]李雄.论平等就业权[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8年6月博士学位论文，2008：9.值得一提的是，我国长期存在的就业区分制度对农民工的平等就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谓就业区分制度，是指在就业制度中，国家将劳动者因其社会身份的不同而区分为不同的就业在法律对平等就业权规定不足的情况下，在就业压力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在用人单位日益膨胀的用工主权意识的情况下，农民工就业遭遇了形形色色的就业歧视和不平等待遇，就不难理解了。群体，并针对区分结果对不同就业群体采取不同就业政策的现象[10]。农民工就业因为其固有的农民身份而无法进入主流劳动力市场，其就业领域的典型特征表现为“3D”（Dirty/Dangerous/Demanding）[11]。另外，在法律对平等就业权的内容规定不足，并缺乏就业歧视定义及其判断规则的情况下，一方面，农民工既不知道自己究竟享有哪些平等就业的权利，也不知道用人单位的招工行为是否存在就业歧视；另一方面，法律对平等就业权规定的不足还为地方就业立法制造了不应有的机会。

当前，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是，尽管中央在逐步淡化农民工就业政策和法制的区别，但在GDP情节的影响和左右下，地方政府出台的各种就业管理规定成为限制农民工平等就业的一个最大障碍。比如，1995年2月13日，上海市劳动局发布《上海市单位使用和聘用外地劳动力分类管理办法》，将行业工种分为三类：A类为可以使用外地劳动力的行业工种；B类为调剂使用外地劳动力的行业工种；C类为不准使用外地劳动力的行业工种。《上海市单位使用和聘用外地劳动力分类管理办法》是作为上海市政府推行再就业工程的重要举措而出现的，实际上成为新中国第一部“职业保留法”[12]。可以说，我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有类似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实际上已经把农民工从整体上排斥在城市主流社会之外。我们把城市社会对农民工所采取的这些政策，统称为“集体排他”政策。“集体排他”政策由美国社会学家帕金（F.Pakin）在社会分层问题上而提出，其基本含义是将某一个社会群体整体地排斥在一种体制之外，使他们丧失了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从根本上讲，对农民工的“集体排他”政策违背了不歧视的法律原则。

最后，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机制非常脆弱。在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立法不足的基础上，这里所指的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机制脆弱，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执法保障机制脆弱；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司法保障机制脆弱。就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执法保障机制来看，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有的地方政府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片面强调经济发展指标而忽视劳动者利益的保护，把严格执行劳动法与招商引资和优化投资环境对立起来，对劳动监察重视不够[13]。

【参考文献】

[10]肖玉.我国制度性就业歧视的法理学分析[D].长春:吉林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2005：19.[11]刘传江,董延芳.农民工的隐性失业——基于农民工受教育年限和职业学历要求错配的研究[J].人口研究，2007，（6）：14.[12]刘翠霄.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J].法学研究，2005，（2）：111

[13]蒋月等.中国农民工劳动权利保护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17.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执法力度和执法效果就令人非常担忧了。就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司法保障机制来看，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就业促进法》第六十二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实施就业歧视的，劳动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虽然是一个突破，但深层次的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就业促进法》规定的唯一诉讼机制不仅使就业歧视等不平等就业争议解决的途径过于狭窄，而且没有在区分就业歧视类型（主要是用人单位对农民工的招工就业歧视和国家对农民工的制度性就业歧视）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就业歧视诉讼与相关诉讼机制如何对接。从整体上看，在平等就业权司法保障的现行框架内，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司法保障依然面临制度不健全、机制不衔接、操作不方便等实际问题。

三、重构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制度体系

笔者认为，走出我国农民工不平等就业困境的关键，是重构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制度体系，其路径选择应当着力解决好以下三个主要问题。

（一）依法确认农民工平等的劳动者身份

劳动问题所反映的，并不是社会经济不发达或财富不充分，而是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利的分配不公[14]。

我国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缺失及其地位的沦落，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在制度上还没有及时确认农民工应当具有的地位和身份。因此，保障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必须首先在法律上确认他们平等的主体资格。只有解决了法律主体资格的问题，才能进一步解决权利与义务的归属问题。笔者认为，解决农民工目前身份混乱、主体地位不明确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依法确认农民工平等的劳动者身份。所谓劳动者，是指达到法定年龄、具有劳动行为能力和劳动愿望、以从事某种社会劳动获取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公民[15]。虽然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使我国劳动关系呈现出一种“城市人”对“农村人”、“体制内”对“体制外”的双重等级关系，但这并不能成为政策和法制区分劳动者的当然理由。恰恰相反，作为国家政策，免于歧视的自由已经成为国际习惯法的原则[16]。同时，这些原则由于其人道性质或因涉及人类的良知，通常都具有强行法或“对所有人的普遍义务”的性质，任何国家，无论是否为有关人权条约的缔约国，都有遵守这些规则的普遍性国际义务[17]。【参考文献】.[ 4][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12 [15]李雄.劳动权保障与制度重构——以农民工为视角[J].现代法学，2006，（5）：115-116.[16]Third Restatement of U.S.foreign relations law, St.Paul, Minn.: American Law Institute Publis193.702.[17]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以权利为基础促进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因此，我国政策与法制应当与时俱进，改变对农民工身份的传统偏见，依法确认农民工

平等的劳动者身份。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有人指出，农民队伍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不应该也不能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讨论农民问题，而应该采用自然的标准，按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来讨论农民问题[18]。即便是在发达国家，农民的身份是基于职业选择的自致身份，而我国的农民身份则具有相当程度的先赋性质。同时，对农民工和城镇劳动者作体制上的区分和处理，并不能说明任何社会关系，而能够表达社会关系的则主要是社会财富和稀缺资源的分配机制。从根本上讲，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既是一个基本人权问题，也是恢复农民工平等国民待遇问题。从改革和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改革和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消除最广大人民的贫穷和落后，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极大地解放人。改革和发展成果是全体劳动者创造的，改革和发展成果的分享应当惠及全体劳动者，包括农民工。当然，实现农民工向平等劳动者身份的转化需要制度的认可和社会的认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虽然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已有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但他们依然被政府（制度认可）和城市居民（社会认可）视为农民，从而造成了农民工角色转换和身份转换的分离。比如，有研究表明，月收入不是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而月收入满意度则被纳入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模型之中。即是说，日益严重的“同工不同酬”和“收入差距悬殊”等问题使农民工产生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而这种负面体验则易将城市居民与农民工这两个群体截然对立起来，进而可能回归农民工自身所归属的群体即强化对其固有身份的认同[19]。

我们应当认识到，尽管正式制度“扶正”了农民工与其他劳动者平等的身份，但各种非正式制度对农民工身份真正回归的阻力依然很大。因此，依法确认农民工平等劳动者的身份，除了政府应当有一个明确而坚决的表态和行动外，还必须采取“一揽子”的配套改革措施，并培育相互尊重、宽容的社会认同文化。

（二）建立健全农民工平等就业的权利内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的是一种权利不足[20]。我国目前所出现的大量的社会劳动问题，其实质即是劳动者的权利缺失和地位沦落[21]。因此，在依法确认农民工平等劳动者身份的基础上，还必须跟进农民工平等就业的各项权利，主要措施包括：第一，在《宪法》中庄严规定公民有迁徙自由的权利，为农民工的自由流动提供《宪法》依据。迁徙自由是现代文明国家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其性质为人身自由权，这是我国宪法学界通行的看法。同时，通过司法审查推动农民工迁徙自由权的落实。【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