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与翻译

风格与翻译（共8篇）

篇1：风格与翻译

浅谈《诗经》翻译的风格与内涵探讨性论文

摘要：从不同的视角，剖析《诗经》内容、修辞风格的翻译，赏析英汉诗各具特色的语言魅力，揭示翻译过程中文化背景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诗经;风格;内涵;跨文化交际;翻译策略

翻译是人类跨文化的语言交流活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的手段和途径。

中国的文字翻译，最早是从诗歌开始。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诗歌的成就最大，它始终占据着首要位置。

西方的传教士带着基督教来到中国后，把中国的诗歌翻译成英语诗歌，并带回西方，直接影响了西方的诗歌发展，也改变着英美的诗坛潮流。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诗经》是最典雅最深刻的文学。而文学翻译又是一门“棘手艺术”(a trouble art)。把《诗经》翻译成外文，是一个很艰难的挑战。

翻译诗歌最高的突破点在于忠实地传达原作的风格，达到声诗(melopoeia)、形诗(phanopoeia)、理诗(logo—poeia)，三者巧妙结合，从而达到翻译艺术的巅峰，并熟练驾驭、拥有原作的情感，再现原始诗歌的优美。突破跨文化交际的障碍，丰富英汉双语的文化底蕴。[1]

《诗经》包括“国风”、“小雅”、“大雅”和“颂”四个部分，共三百零五篇诗歌。十八世纪，英国学者将《诗经》中的诗篇译成英语。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Legge)在晚清中国文人王韬的帮助下，首次将《诗经》全部译成散体英文出版，此译本是无韵的散体，译文简明晓畅，译笔贴近汉语，不增译，不意释。遗憾的是，他回国后为迎合西方文化和诗歌潮流，重新翻译《诗经》，从散体英文改成韵体英文，增加绪论，多篇幅介绍《诗经》的采编与流传，内容与版本，格律与音韵及地理、政区、宗教等背景知识，并有注文、神话传说、历史掌故、风俗习惯。

《诗经》的内容和思想被西方文化接受并产生重大影响，达到文化趋同(acculturation)的最高点。下面便以《诗经》翻译研究实际例证来阐释英汉诗歌的`风格与内涵。下面是《诗经》中的一篇《扌票有梅》的内容和翻译。

扌票有梅

扌票有梅，其实七兮。

求我庶土，迨其吉兮!

扌票有梅，其实三兮。

求我庶土，迨其今兮!

扌票有梅，顷筐鸠之，求我蔗土，迨其谓之!这是少女唱的情歌，(本文由中国论文库整理提供)有感于黄梅成熟坠落，树上果实欲来欲少。感叹青春已逝，以此鼓励青年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

这首诗有二种不同风格的译文，一种是格律体译文，译于1876年，一种是散体译文，译于1871年。

RIPE (格律体译文，1876)Ripe，the plums fall from the bough;

Only seven tenths left there now!Ye whose hearts on me are set，Now the time is fortunate!Ripe，the plums falls from the bough，Only three tenths left there now!Ye who wish my love to gain，Will not now apply in vain!No more plums upon the bough!All are in my basket now!Ye who me with ardor seek，Need the word but freely speak!RIPE(散体译文，1871)Dropping are the fruits from the plums—tree;

There are(but)seven(tenths)of them leftFor the gentlemen who seek me，This is the fortunate time!Dropping are the fruits from the plums—treeThere are but gentlemen who seek me，Now is the time。

Dropt are the fruits from the plums—treeIn my shallow basket I have collected them，Would the gentlemen who seek me(only)speak about it!《诗经》散体的译文，用直白如话、简洁灵活的句式，生动准确地再现了原诗的意义与情趣。热恋中少女纯朴可爱的形象跃然纸上，比浪漫主义传统英诗爱情篇章更富有生活气息，在十九世纪后期英语诗坛上更为难能可贵。散体是意译的先声。《诗经》源自中国古代民歌民谣。理雅各采取比较自由散体意译方式，很好地保留原作这一特征。这种接近民歌体裁的翻译策略与技巧给我们翻译提供了更大的启迪。

《诗经》的韵体译文，格律非常严谨。步式上风格为(bough，now)、(set fortunate)(bough，now)，(gain，vain)(bough，now)(seek，speak)即为aabb，aacc，aadd。

双行韵(couplet rhyme)且每节首两句重复。在节奏上大致是抑扬格，显得规矩平整。在遣词造句方面，如Ye upon the bough in vain to seek with ardor等传统英诗常见词汇而大量增添英语诗歌古雅的韵味。[2]

诗歌中的音韵与节奏，英语与汉语差距很大，二者互译非常难。汉语诗歌有一百多个韵部，押韵词顺畅。

而英语诗歌韵部是一千五百个，如果采用英语翻译汉语诗歌，汉语诗很难翻译。因此，格律体英语译文只能精雕细琢，华丽做作，不能恰如其分表达汉语诗歌的意境。理雅各在中国期间潜心研究汉语诗歌，熟悉并能驾驭原作情感，突破跨文化交际障碍，达到翻译艺术的巅峰，再现英语诗歌和汉语诗歌的优美。如《诗经》中的《氓》的翻译就反映了英语与汉语在诗歌的音韵与节奏方面存在很大差距。

氓

氓之蚩蚩，报布贸丝。

匪来贸丝，来即我谋。

送子涉淇，至于顿近。

匪我愆期，子无良媒。

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乘彼土危垣，以望复关。

不见复关，泣涕涟涟。

即见复关，载笑载言。

尔卜尔筮，体无咎言。

以尔车来，以我贿迁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

于嗟鸠兮，无食桑葚。

于嗟女兮，无与士耽。

士之耽兮，犹可说也。

女士耽兮，不可说也。

这是一首以民间男女婚变为题材的故事诗。少女在男子的一再追求下，尽管印象很好，但也先讲条件。

如男女双方结婚前的约定，占卜算命等。待这些实现后，两人终成眷属。然而在男女不等的条件下，终于造就薄幸男子和不幸女子，酿成婚变。婚变之后，女人回忆如梦消逝般的美好往日。尤感伤心，她以过来人沉重自省，告诫天下怀春少女。

译文如下：

Lady’s LoveYou came…a simple ladIn dark blue cotton clad，To barter serge for silken wear;

But not for silk you dallied there，Ah!was it not for me。

Who led you through the k’e，Who guided you，To far Tun…K’—ew?“It is not I who would put off the day;

But you have none your cause to plead，”I said，“O love，take heed，When the leaves fall do with me what you may。”I saw the red leaves fall，And climbed the ruined wall，Towards the city of Fu h—kwanI did the dim horizon scan。

“He cometh not，”I said，

And burning tears were shed：You came…I smiled，Love…reconciled。

You said“By taper reed and tortoise—shell，I have divined，and all，O love，is well“Then haste the car，”I cried“Gather my goods and take me to thy side。”Before the mulberry tree，With leaves hath strewn the lea，How glossy…green are they!how rare!Ah!Thou young thoughtless dove beware!Avoid the dark fruit rife。

With sorrow to thy life。

And thou，whose fence，

Is innocence，Seek no sweet pleasuring with any youth!For when a man hath sinned，but little shameIs fastened to his name，Yet erring woman wears the garb of nuth……英语译诗保留了原汉语诗词的格式，分为三节。

在内容和形式上做了大量调整。为迎合西方人的阅读习惯和爱好。在形式上，采用格律体翻译，使用抑扬格四音步和三音步相互交错。在韵式上运用押双行韵：lad，clad，wear，there。即aa，bb，cc，dd。在第一节和第三节末尾押“报韵”(embracing rhyme)即abba。如第一节day，plead，heed，may。第三节youth，shame，name，uth。。

这样翻译句式更加严谨规整，韵律感强烈，体现维多利亚诗(Victorian style)采用格律体英译汉诗的观念与策略。在内容上，译文保留原诗少女自白的特征，巧妙运用第一人称，生动亲切，感人至深。

这首古诗文字艰深，意象精炼，富含典故。理雅各具有跨文化的修养，但在翻译过程中也并没有完全体现《诗经》内涵及意蕴之美。如“送子涉淇，至于顿丘”译为：Who led you through th K’e，Who guided you，To far Tun…Kew?在这里，巧用字母翻译丧失原诗的内涵。译者与原作者之间“心灵契合”是跨文化交际中的突破点。

中国典故采用直译方法，造成“欠额翻译”(under…translation)，不能完全体现原诗写作风格。这也是翻译中的难点。

《诗经》翻译是中西文化交流中影响深远的重要事件之一。在此过程中，翻译起到难以替代的作用。

在英语翻译领域中的策略、技巧、方法会给西方文化带来新思想。

参考文献：

[1]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

[2]范仲英。谈翻译症[J]。中国翻译，1986，(1)：57—58。

[3]毛荣贵。译心译意[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篇2：风格与翻译

英语外来词的翻译方式与风格研究

本文以外来词为切入点,通过外来词研究外来词语,研究新时期外来词语翻译能够揭示新时期汉语对外语的吸收程度,并探讨英语外来词的翻译方式与风格,进一步揭示英语外来词的`发展规律,同时有助于加速并推进英语外来词的合理化吸收和规范化进程.

作 者：宋洁  作者单位：湖南古首大学国际交流学院 刊 名：中国校外教育（理论） 英文刊名：CHINA AFTER SCHOOL EDUCATION 年，卷(期)： “”(6) 分类号：H3 关键词：英语外来词   翻译方式   翻译技巧   翻译风格  

篇3：杨益宪翻译的语言特点与形式风格

一、杨益宪的古典文学翻译与传播道路

1.历经坎坷仍倾心翻译事业。杨益宪曾说“:我们没有被多灾多难的生活折磨成精神崩溃,是因为我们的心是光明的。”1914年,杨益宪出生于天津花园街的大公馆内,父亲杨裕璋曾留学国外,担任天津中国银行行长职务。杨益宪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他的妹妹杨怡也是一位翻译家,另一个妹妹杨敏还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专家。出身于富贵家庭的杨益宪十多岁便进入英国教会学校读书,20岁便考入牛津大学古希腊文学研究所,当时的杨益宪文采飞扬,聪明过人,他曾将《离骚》按照英国的双行体格式进行翻译,这也是其第一次的翻译活动。20世纪40年代,中国正处于战乱之中,当时的杨益宪收到吴宓与沈从文的回国任教邀请,他便毅然辗转归国。到中国后,他便与戴乃迭在重庆完婚,在其婚后的半个世纪内,他们共同将中国的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红楼梦》达数百种。刚开始,杨益宪并没有想到将中国的古典名著翻译为外文,在外文出版社工作时期,当时的社长刘尊齐制定了翻译一百种古典名著及一百部现代文学作品的计划,杨益宪便加入其中。杨益宪翻译《红楼梦》好多年,在其翻译二十回时便进了监狱,出狱后又重新翻译了一遍[1]13。

2.翻译成果卓著,译本受中外学者推崇。少年时代的杨益宪家庭富足,十几岁他便已阅读数量可观的中国传统经典文学,同时他从小便受到良好的英文教育,读遍了著名的欧美小说,有着深厚文学翻译功底。在他的翻译著作中,既有《红楼梦》、《史记》、《唐宋诗选》等经典书籍,又有《鲁迅全集》、《沉重的翅膀》等现代经典文选。杨益宪与夫人戴乃迭共同翻译的《红楼梦》历经十余年,引起了中外翻译界、文化界的巨大反响,该套译本成为受中外学者推崇的经典译著。作为翻译家及学者,杨益宪翻译的英文版《中国文学》长达半个世纪,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部作品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80年代,杨益宪主持了系列的“熊猫图书”,涵盖《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经典名著,有效弥补了西方对中国文学的空白,同时还收录了王蒙、冯骥才、巴金等作家的文学作品。杨益宪翻译水平出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对英语的精通及中文的高超驾驭能力,同样的句子,他总能从众多翻译句子中找出最传神的译句来。2008年底,杨益宪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外文局局长黄友义曾说“:杨益宪在我们心中是位高山仰止的学者,他的译著是所有研究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眼中的佳品。”[2]40

二“、内容尽化为形式”的语言翻译特色

1.依托原文,在形式上做到自然顺达。杨益宪认为,理想的翻译应当内容准确,并忠实于原文。同时,译文还应容易理解,特别对读者来说,应保证译文的自然、顺畅,适应读者的理解力。另外,译文的形式应恰当、得体,其不但要紧密依托原文,同时还应考虑原文的语言规范,避免生硬的搬套。也就是说,译文要忠实地传达出原文的信息,完整地展现原文的精神风貌,同时在形式上还应做到语言顺畅,满足读者理解力等。他认为翻译具有一定的可译性的限度,在翻译过程中难以避免地会碰到一些结构性的障碍,正是这些障碍为读者提供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在翻译成汉语过程中,都会因语言习惯问题带来困难。他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大都采取将其转换成汉语中的并列、因果分句,这种关系代词没有形式体现,但能完整表达原文的意思,他还将西方一些习惯的表达法转换为中国的熟语,有着难以言喻的效果。在人物刻画上,杨益宪更是用笔恰当,描写形象生动,人物语言与性格相吻合。在翻译上,杨益宪采用了合乎人物身份的语言风格,有着让读者如见其人的效果。例如,在中国古汉语中,“爬灰”指的是公公与儿媳的私通,《红楼梦》中便暗指贾珍与秦可卿二人关系,杨益宪直接将其翻译为“scratching in the ashes”,并通过注释解释了“爬灰”的含义,使得翻译更为顺畅、自然。

2.内容尽化为形式,注重形式的具体化。在翻译过程中,杨益宪的译文并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其表达灵活、善于调整,译文中的人物活灵活现,完美再现了原作的风格。他提倡内容尽化为形式,注重译文语言形式的具体性,并承认译文思想感情方面的弦外之意,在翻译成汉语过程中,都会因语言习惯问题带来的困难。杨益宪的译文还表现其对原文的精细斟酌,综合其他因素及语境等,同时还要考虑译入语的含义及结构,各要素之间相互协调。他曾提到“:国与国之间的文字有差别,译者的理解及其文风不同,同时译者自身的体会与其表达能力之间也有着差距,克服这些障碍是一个艰辛的过程。”杨益宪在承认差距的前提下,他在翻译过程中并不是拘泥于原文字句的忠实度,而是将原著作为一个独立的作品,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进行综合评析。文学翻译更多的是传达原作的思想,杨益宪便抓住了原作的精神,并很好掌握了两种语言的差异,大胆调整,为读者奉献出了精彩的译文。在《江城子》译文中,杨益宪将“小轩窗,正梳妆” 翻译成“bymysmallwindow,shesitsatherdressing table”,梳妆台在古代有着期盼的含义,表现了中国古代女子的期盼之情,反映了深厚的中国文化内涵。所以,《江城子》的整个译文有着宋词对仗、押韵、平仄等方面的要求,同时杨宪益还以英文诗的格式、韵律标准,完整、巧妙地翻译了这首词[3]50。

三、杨益宪语言翻译的风格及其效果

1.保留陌生化元素的语言翻译风格。文学翻译的过程便是“自然”统一的过程,这里的“自然”是与译者相对应的客体,主要为原文的风格及翻译的转换规律。杨益宪认为翻译的目的是让外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所以他在翻译过程中尽量保留陌生化的元素,更多地保留汉文化。当译者完全领悟原文的内涵后,他便完全掌握了翻译的普遍规律及译文的风格,这样,译者的表现能力、技巧与对象等便融合为一体。杨益宪曾说:“彻底的翻译是很难实现的,某些方面存在着不可避免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好译文与坏译文的作用,“好的译文能消灭自己,其能引导读者向原作过渡;坏译文则有一种消灭原文的效果,拙劣的译文在无形中拒绝了读者”。

2.传达完整信息,尽量保持原文的风格。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是广义文化最基本的现象,文化意义上的翻译有着双重含义,即文化的语言翻译及语言的文化翻译。同时,文学翻译作为一种语际的交流活动,译者应在翻译之前对原著的社会背景及历史文化等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杨益宪在翻译过程中,尽量保留原文的结构形式,完整再现了原文的风格。例如,杨益宪的《江城子》译文用词明了,句式朴实无华,信息传达完整,是篇很好的译文。杨益宪译文中的用词较为准确,表达的情感真切,他采用对仗句的书写形式表达出了生死离别、永不相忘的情感。同时,他也提出了《江城子》这首词的写作背景,是在爱妻去世十多年后梦见她,记录梦中的哀思。这里,译者直接用grief、ravaged等词汇直接表达对妻子的思念之情。杨益宪的翻译特别能吸引眼球便是其典雅的文言风格,即使同一种语言也有雅俗之分。他认为文言与白话都具有一定的存在价值,二者可以相互补充,杨益宪便借助典雅的文言行文翻译西方作品。杨益宪曾指出“:任何学问都需要语言文字的表达,同时不同的学科对语言文字的要求不同。以典雅的文言探讨古代文化典籍则是可以接受的,并是一种明智的选择。”[4]103

篇4：旅游广告语言风格与外宣翻译

关键词：旅游广告 语言风格差异 外宣翻译

1 旅游宣传语的语言风格概述

旅游广告的目的在于通过运用各种媒体手段，通过有形的视觉效果或劝服性的宣传途径，以迎合旅游者的消费行为与消费心理为目的，广泛宣传和推广旅游产品，有效地推动旅游产品的销售，突出旅游产品中隐含的无形服务的价值，展现旅游产品中的文化渊源和形象内涵，诱发受众的旅游需求并促进其最终采取行动。出于共同的目的，汉英旅游广告在遣词造句方面也表现出一些旅游广告共同的特征。

1.1旅游宣传语的语体特征—口语化突出，简短易记，节奏鲜明

现代旅游广告突出的语言特征就是口语化，口语化的语言可以留给旅游者亲切、自然、没有压迫感的印象。如上海旅游广告语“新上海、新感受”，一语道破上海优势；大连的“浪漫之都，中国大连”这些广告都充分体现了旅游广告口语化语言特点，这些简短易记的广告语可以使旅游者在轻松记住该广告的内容精髓和意图。

1.2 旅游宣传语的用词特征—文化影响下的词性差异

旅游广告的目的是鼓励即时消费和预订，促进旅游者对旅游机构的好感以及对旅游产品的购买欲望，促使游客采取行动。所以英文旅游广告总是动词先行，如美国运通的广告，假日酒店集团广告，等皆以动词开头，呼唤旅游者立即采取行动而汉语旅游广告反而是名词罗列比较突出，因为汉语旅游广告大多是以托物寄情，以美好情景的描述带动旅游者对旅游地以及旅游产品的向往，同时中文中名词可以根据需要的意思和语境动词化，既能达到吸引旅游者的目的有符合中文思维方式与习惯。如“长沙-多情山水，璀璨星城”“东营-齐鲁神韵，豪情山水”“南京-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洲”。

旅游广告最常用的代词是“你”和“我”。人称代词“我”和“我们”的使用的目的是更好的向旅游者提供一份真诚的承诺，一种充满信心的保障。而代词“你 ”的使用可以达到提高旅游者对特定广告的下意识反映和注意，提高旅游信息提供的针对性的语用功能。如世界之窗“世界与你共欢乐，您给我一天，我给您一个世界”； 宋城“给我一天，还你千年”，这些广告都针对“你”而发，呼唤“你”的行动。

1.3.旅游宣传语的修辞特征

旅游广告宣传语大量使用各种修辞手法比喻，生动形象地突出旅游机构产品的特点，或使用比喻如海口“椰风海韵 南海明珠”，杭州“爱情之都，天堂城市”，或使用双关，使旅游者产生广告设计者期待的联想意义，如“昆明天天是春天 ”， “乌镇-古老的神话”，“中国新疆：掀起你的盖头来”，西班牙旅游局针对欧洲潮湿地区推出 “阳光普照”等都使用了双关修辞手法；或使用对比，突出自身优势，如“桂林山水甲天下”，美國佛罗里达棕榈度假区的 “尽善尽美”；或使用排比，增强句式，如成都的旅游广告“成功之都，多彩之都，美食之都”，美国洲际航空公司的 “ 努力工作，安适飞行 ”；或使用重复，如福州“福山福水福州游”，乐山“乐山乐水乐在其中”；或使用夸张如广州“一日读懂两千年”，锦绣中华“一步跨进历史，一日畅游中国”一语道出当地旅游资源的特色和优势。汉英旅游广告都大量使用了这些修辞技巧，起到了形象生动，促进旅游者的购买欲望的作用。

2 英汉语旅游广告语言风格差异

2.1汉语托物寄情，英语写实直观

一般来讲，汉语措辞往往侧重华丽词语的描写，而英语则侧重明快的陈述。在主观情理和客观物象的关系上，汉民族突出通过物象表现情理，强调客观融入主观，喜欢托物寄情，遗形写神（贾文波，2000，73）。汉语喜用虚空之词写景抒情， 多凝练含蓄、音韵和美。汉语深受儒家哲学和美学传统影响， 遣词造句多空灵叵测、虚幻神异， 利于营造意境， 因为“ 意境创造的极至就是创造含蓄美、朦胧美， 也就是模糊美” （ 孙迎春， 2002） 。最典型的是红树林的旅游广告“鹤舞白沙，我心飞翔”，湖北武汉市“高山流水，白云黄鹤”皆强调“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之美”。而西方哲学则强调分析型抽象理性思维，在主观与客观的物象关系上，强调更多的是摹仿和再现。西方民族的这种思维方式反映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就是英语重形式，重写实，重理性的特点。如法国航空公司的“我们的目标更高远”，新加坡章仪机场的 “享受当下”都是比较写实的语言的典范，其句式结构严整，表达思维缜密，行文注重逻辑理性，用词自然简洁，充分体现了描述可感的特有风格。

2.2汉语多修饰词，英语多写实词

汉族螺旋型综合式思维方式与西方直线型分析式思维方式的差异体现在语言使用上。中国传统哲学观是综合、系统或整体的观念。而西方哲学和文化则侧重将整体分为部分进行研究和探索。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对中英的语言结构和语言风格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反映在了旅游广告语言的使用上。

中文旅游广告总体体现了中国人重“意合”的思维方式，汉语词汇词组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文章的行文风格、谋篇布局以及谴词造句完全依据语义逻辑决定词语和句子的排列顺序。汉语广告撰写倾向于提供作者从整体出发抽象概括出的信息，让读者接受旅游景区或服务的整体印象。但对许多重要的旅游信息分项内容，如景区的周围环境、到达的途径、游览的最佳线路则一笔带过。又因汉语行文用字的习惯，因而语气所到之处常常出现一连串的并列修饰词语；在汉族人民看来，汉语这种多修饰词语的表述方式十分贴切，符合中华文化，如若删去则意思表述欠完整。而英文旅游广告则多写实词，句子结构严谨。

2.3汉语独特的四字结构法

吕叔湘在《现代汉语双单音节问题初探》中指出：“2+2的四音节是现代汉语里一种重要的节奏倾向。”他还指出：“四音节的优势特别表现在现代汉语里大量存在着四音节成语，即‘四字格’这一事实上。” 近年来，四字格结构也进入旅游广告中。四字格在广告语言中的出现，使现代广告普遍具有口语化的特征，简洁易记，朗朗上口，节奏鲜明，有现场感，传物传情，语言时尚，脍炙人口。（金惠康，2004，414-418）如东方之珠；远离尘嚣；活力北京等。汉语的四字结构非常盛行，因为其工整对仗，词义丰富，文采华丽，语气连贯，读起来给人畅快淋漓之感，同时，四字结构结构整齐，符合人们的审美观，如：“长沙：多情山水，天下洲城”“东营：齐鲁神韵，豪情山水 ”皆以整齐的结构，第一时间吸引游客眼球。

旅游广告常见模拟生造新词的情况。因汉语词汇词组灵活性强，故汉语旅游广告多用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四字成语、俗语改换如“山西-晋善晋美”；随遇而安——随寓而安（宾馆）。这样的改写，在语言上形成闭合的逻辑，并给受众逻辑想象的空间，形成一种回味悠长的感觉，给人以深刻印象。

2.4.语音特征差异

旅游广告句式常使用节奏明快、合乎韵律的语句来达到让人琅琅上口，过耳不忘的效果。汉语广告语常常通过音节的重叠和押韵来实现音韵美。重叠是汉语所特有的， 押韵为旅游广告所共见；如黄鹤楼旅游广告“天下名胜处处游，心中唯记黄鹤楼 ”采用了押韵的方法起到节奏明快、使人耳熟能详的效果。“乐山的广告：乐山乐水乐在其中”；“福州市：福山福水福州游”而诸如此类的音节重叠， 富有节奏美，也给人以美妙的音乐感、韵律美， 便于口头宣传。

3.旅游广告外宣翻译策略

3.1本土文化的传真—异化原则

纽马克（ 1988： 10） 指出： 翻译不仅是知识的传递， 理解的创造， 而且是文化的传递。译者应该敏感、仔细地反映这些层面。中国灿烂的文明与悠久的历史， 一直是国外游客注目之焦点。在翻译旅游宣传广告文时， 应尽可能保留原文化， 即孙致礼先生所言之“ 文化传真”， 将源语中蕴含的所有文化信息尽量完备地传达到译语中去。（ 孙致礼： 2002： 43） 。例如在上海世博会各主体展馆地区形象宣传语翻译中广东宣传语：广东骑楼， 绿色生活翻译中“骑楼”这一个文化词采用了音译Qilou。，骑楼这一词字典中目前尚未收录， 外国网站上也很少有出现。在世博会这个特定环境中将它直接音译，配上展馆中的相关图片和说明， 这个音译词也是向世界宣传广州特有文化一个很好的机会，这种异化处理的方法可以满足海外游客对中国文化求知、求新、求奇的心理。同时在尽可能缩小理解距离的同时， 努力保持民族文化的个性。

3.2. 思维与句式结构的差异—归化原则

翻译汉语旅游广告时，也应灵活使用“归化”之原则，充分考虑目标语言接受者的文化心理与文化习惯，用符合英文习惯的、贴切的、准确的译文表达。如在兰溪济公纪念馆有关济公传奇中文介绍如下： 济公劫富济贫， 深受穷苦人民的爱戴。 译者在济公专有名词进行音译后加上解释，把济公比作英美文学中的侠客罗宾汉。这一译法将文化预设置于受众认知域和对异域文化了解的期待范畴内， 从而满足了他们来华旅游期待了解华夏文明的猎奇心理期盼， 使西方人看到就立刻產生一种熟悉感和亲切感。

3.3美学风格的等化

旅游广告强调生动形象、 引人入胜、 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与促销力。因此， 在广告文的创作上， 为渲染景点气氛， 酒店优势等， 旅游广告文多重以华丽的笔墨， 高雅的格调作用于潜在游客的视觉， 以唤起其美的享受和购买冲动。在旅游广告外宣翻译中，应尽量进行美学风格等化原则下的翻译。

四、结语

旅游广告属于“情感诉求”和象征元素大量使用的文本，涉及到广告目标群体和受众群体之间的文化，所处社会发展阶段、心理期待和实际需求的差异，在进行外宣翻译时，应充分考虑不同思维方式、文化传统和审美习惯的差异进行再创造。

参考文献：

[1]Newmark ，P.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Prentice Hall，London，1988

[2]陈宏薇 汉英翻译教程[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3]贾文波 汉英时文翻译[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0

[4]金惠康 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404-419

[5]孙迎春 意境0 译法探索[M ] . 中国翻译， 2002，5

[6]许渊冲 美化之艺术[ J] . 中国翻译， 1998，4

篇5：中英小说风格翻译问题浅谈

风格可译不仅理论上存在可能，更被中外译者的翻译实践证明是可行的。译作中能传达出原文的“意”、“味”、“气”、“韵”等各种风格之美者不胜枚举，可以说，每一部成功的译作都较好地传达了原文的神韵和风格。举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培根的论说文OfStudies以其略带古风而文词练达的风格受到读者喜爱，王佐良先生的译文又何尝不是这样，“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采，足以长才。”惟妙惟肖地传达了原文“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的写作特点：简约、典雅，又具睿智和风趣。

王尔德的《快乐王子》是篇优美的散文似的童话，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大人和孩子，中国的读者们正是因为有了巴金先生那传神的译文才得以欣赏。下面我们来欣赏一下原文和译文的片段：

(1) “Why can’t you be like the Happy Prince?” asked a sensible mother of her little boy who was crying for the moon. “The Happy Prince never dreams of crying for anything.”

“你为什么不能像快乐王子那样呢?”一位聪明的母亲对她那个哭着要月亮的孩子说，“快乐王子连做梦也没想到会哭着要东西。”

(2)One night there flew over the city a little Swallow. His friends had gone away to Egypt six weeks before， but he had stayed behind， for he was in love with the most beautiful Reed.

某一个夜晚一只小燕子飞过城市的上空。他的朋友们六个星期以前就到埃及去了，但是他还留在后面，因为他恋着那根最美丽的芦苇。

(3) “Shall I love you?” said the Swallow, who liked to come to the point at once, and the Reed made him a low bow. So he flew round and round her, touching the water with his wings, and making silver ripples. This was his courtship, and it lasted all through the summer.

“我可以爱你吗?”燕子说，他素来就有马上谈到本题的脾气，芦苇对他深深地弯一下腰。他便在她的身边不停地飞来飞去，用他的翅子点水，做出许多银色的涟漪。这便是他求爱的表示，他就这样地过了整个夏天。

原文使用的是口语化的语言，流畅质朴，译文同样清新动人，读起来朗朗上口，如母亲对孩子说的话用适合孩子的语言：“连做梦也没想到”，口语化的用词还有“恋着”、“不停地飞来飞去”、“用他的翅子点水”等等，一如原文那么清新、明丽。

三、“风格”的可译性的限度

1、“神似”或“形似”

虽然可译性是客观存在，但是可译性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文学作品的翻译只能做到近似而不能做到相等。由于不同民族的语言词类和语法结构不同，修辞格律和概念的表达方式各具特色，因而出现了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制问题，其中原作语言风格独特就是限制可译性的一个方面。我们知道，每一种语言都含有自己的文学形式和修辞手段，如诗歌、双关语、韵律、节奏等。人们在利用语言的认知表达功能时，常会有意或无意地展示该语言的形式特点，以便产生某种修辞或美学效果。而翻译就是要以一种语言形式改换到另一种语言形式，因此原语特有的形式特征就不可能全部译到译语中去。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就需要做出选择：“神似”或“形似”。

许渊冲在《再创作与翻译风格翻译》中认为，风格有“神似”和“形似”之分，在“形似”的译文和原文的内容有冲突时，翻译只能“神似”，翻译要使读者愉悦，得到美的享受，仿佛原作者在用译语写作，这就是再创作。钱钟书先生对风格的翻译也有著名的论断：“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言习惯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于‘化境’”。

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当译者遇到以原作的语言形式特点为修辞手段来表达某种意境或美学效果时，便只能用译语的语言形式特征来替代，以取得与原作相类似的艺术效果。

2、译者的风格

翻译的风格问题之所以争论不休，难以达成共识，除了因为文学作品的风格本身错综复杂，难以翻译之外，也因为翻译存在着双重风格的问题，即在强调忠实地传达原作风格的同时，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译者的风格问题。原著者的风格和译者的风格交织在一起，使事情复杂化了。

一部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说到底应该是作家的思想气质、文化修养、语言功底和生活积累等基本素质的体现。译者翻译一部作品，最高目标是要忠实地再现原著的艺术风格。这种再现能达到何种程度，无疑也要受译者的思想气质、文化修养、语言功和生活积累等基本素质的制约和局限。译作总不可避免地要打上译者个人的烙印。例如译界围绕着《红与黑》的译本所开展的批评，主要集中于罗新璋、许渊冲、郭宏安和郝运的四种译本。四种译本四种风格，到底哪一种译本忠实于或接近于原著的风格?要准确、公正地做出评价并不那么容易，主要因为这其中掺杂着译者个人的风格。老实讲，即使在罗、许、郭、郝四位先生着手译《红与黑》之前，把他们召集起来，讨论一番，对这部经典名著的风格达成统一的认识，而后他们各自译出的本子，恐怕也不可能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一样，而仍会各有各的特色。这正是译者的个人风格在发生作用。

因此，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风格。文学翻译中怎样既能体现出原作的风格，同时又能保持译者的风格，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反映在译文中，这是翻译工作者必须明确的问题。译者不能像作者那样，根据自己的风格习惯来选择素材、构思情节、塑造形象和渲染气氛。他必须忠实于原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意境，时刻意识到自己是沟通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纽带和桥梁。但这也不等于说译文中丝毫不得体现译者的风格。文学作品是作家用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来以艺术的形式再现现实生活，所以每个译者在触及某一主题、翻译某一著作时总有自己感情和艺术风格的流露也是很自然的事。但这种流露是以和原文的风格保持一致为前提的。作为译者，应该在不违背、不损害原作的意蕴、风貌的限度内去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以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为自己的译文赢得读者。译者的风格应尽量让自己的风格和作者的风格保持一致，这种一致应体现在题材、体裁、文体和作家风格等方面。所以，译者的风格和作者的风格之间的关系应是“并行不悖、相互映衬”的。鲁迅先生的译作《死魂灵》就是这样一个最好的例证：译者将自己的辛辣深刻的风格和原作者那诙谐讽刺的风格融为一体，令人拍案叫绝。

【参考文献】

[1] 钱钟书. 林纾的翻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2] 周仪, 罗平. 翻译与批评[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

[3] 奚永吉. 文学翻译比较美学[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

[4] 袁锦翔. 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0.

[5] 梁宗岱. 李白与歌德[A].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篇6：梁实秋的翻译风格解析

一、引言

正如描写翻译学派所演绎的：既然原文与译文的对应关系(现象)是译者选择的结果，而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制于规范，那么该规律即塑造对等关系的关键因素。本文将翻译家梁实秋作为研究对象，借助图里(Toury)的翻译规范理论，从预备规范(preliminary norms)、初始规范(initialnorms)和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3方面对梁实秋的《莎士比亚全集》翻译活动进行描述性研究，以期揭开这一矛盾现象背后的“庐山真面目”。

二、Toury翻译规范的概述

描写翻译理论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以霍姆斯的《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为奠基之作，致力于在研究翻译的过程、产物及功能时，以译语系统为依归，把翻译置于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之中去研究，按照翻译活动和翻译在我们经验世界中表现出的状况描述翻译。为寻绎不同时期各种文化中牵制译者实际抉择的普遍规律，营构一套涵盖历史、文化“事实”的制约因素体系，使之深契于译学文化范式，图里在《文学翻译规则的本质与功用》(1978)一文中引入norm(“规范”)概念，他认为：“如果不考虑那些构成语言之间结构差异的规则，而将注意力集中在非义务性的选择上，我们就能寻求外部的社会文化制约因素来解释译者于文中反复展示的种种抉择。这些制约因素即规范。” (Hermans，2004：75)该观念占据了图里译学理论的中心，并不断得到后继学者的阐释和发展，成为弥久长新的理论生长点。为描述规范在不同层次对文学翻译活动的制约力，图里将其三分为：预备规范、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在翻译过程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规范在起作用。预备规范影响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在翻译开始前便发挥功效，涉及某一文化在特定时间内一些足以影响翻译选材的政策和允诺的翻译路径。初始规范在逻辑上先于操作规范，初始规范从宏观层面决定译者翻译的总体策略，决定其翻译作品的特征，主要对译者面临的3种抉择进行范畴分类：恪守原语规范，顺应译语规范，抑或折乎其中，两不偏废;而译者面对的是两大片文化，作为社会文化制约力的规范同样异地而设，分为原语文化规范和译语文化规范两套截然不同的范式。若译者的选择偏向原文，恪守原语文化规范，其翻译就会更贴近原作，会产生“充分的翻译”(adequacy)，尽管译者对原著字随句摹，如影随形，但往往会因文化情节与目标语社会相去甚远而难以获得后者的认同;若译语文化规范占上风，译者更多地是想满足译语读者的期待，则炮制出“可接受的翻译”(acceptable)。而充分性和可接受性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因为翻译从来就不可能完全充分或彻底可接受。操作规范则用以描述翻译操作过程中影响译者实际抉择的各种语言和文本规范。图里预设的规范模式摒弃了传统译学所推崇的一对一的对应理念及文学或语言上等值的可能性，将原文与译文在交叉的文化系统的符号网中进行聚合(Gentzler，1993：133~134)，也将翻译置于译语社会文化制约体系中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经验描述，其进步性自不待言。下面将逐一分析这3类规范在梁译本中的体现，说明梁译本如此有争议并非偶然，是3类规范相互作用的结果。

篇7：风格与翻译

翻译公司的职能质量是指翻译公司服务水平的质量。翻译服务水平主要包括市场工作人员、业务人员、客服和项目经理等一线公司员工以及翻译人员、审校人员、口译人员等公司员工的个人形象及其素质；公司员工的服务技能和服务技巧；公司员工的响应度和工作效率；公司员工的应变能力；公司员工对于客户投诉的处理能力；公司员工的协调能力和沟通能力；翻译公司的工作环境、设施、技术配备等硬件建设因素；公司能提供的翻译语种、专业领域以及翻译方向等。翻译公司的服务水平是翻译服务质量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如果客户能获得令其满意的服务，即使在翻译质量上出现些许的不足也会获得客户的谅解和容忍。

深圳英语翻译公司一线员工的个人形象和素质能直接影响客户对待公司的总体印象，因此也就直接影响客户是否会与翻译公司合作或展开长期友好的持续合作，直接影响翻译公司的经济效益。这里的个人形象和素质包括这些工作人员的仪容、仪表、文明礼仪、礼貌程度、对待客户的服务态度、是否具有亲和力、声音是否具有吸引力以及学历、知识面等等因素。例如，工作人员的着装是否能体现知识型和学习型组织的内在气质和风格，是否能彰显专业性和职业性；对待客户的咨询是否有礼貌，亲切自如，是否可以耐心的回答客户的每个问题，能否始终如一地表现出积极、热情甚至激情。

翻译公司各个部门对工作人员的业务技能和服务技巧的要求并非完全一致，是有所差异的，如市场工作人员需要对公司的翻译能力和业务流程必须非常熟稔，同时有清晰和顺畅的沟通能力和技巧，项目管理人员必须透彻理解和贯彻公司的项目管理流程和质量控制流程，翻译人员必须具备高超的双语能力、知识面以及书面或口头的表达能力，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要求所有工作人员的服务水平必须达到公司所设定的服务质量标准。

翻译公司员工的响应度和工作效率也关注客户对翻译公司服务质量的感知评价。表现在员工能够高效、及时地处理客户的关切和问题。

翻译公司员工的应变能力主要针对业务部门的服务人员，在面对面客户洽谈业务或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或其他网络通讯方式沟通时都要求业务人员具备较强的临场应对和应变的能力和技巧，通过有效的沟通和交流，说服客户，让他们对我们的服务产生信赖。

翻译公司员工应对客户投诉的处理能力首先表现在这家公司是否真正可靠，能否提供良好的译后服务，这也是失败服务的一种补救，对于公司的影响甚大；

翻译公司网站本地化http://员工的协调能力和沟通能力体现在能否无障碍的与客户实现交流和沟通。首先是能否真正理解客户的要求和目的，再者就是是否能让客户完全理解和知晓我们要表达的意愿。同时，在翻译公司，一个工作人员往往要同时为多个客户提供服务，这就要求员工具有清晰的头脑和思维，能协调好不同客户的工作，协调好与项目经理和翻译部、审校部和排版部的工作，不至于产生混乱，导致工作失误。

翻译公司的工作环境、设施、技术配备等硬件建设因素是有形展示的一个方面，客户通过有形的公司规模和设施来形成对公司实力的初步判断和认识；

公司能提供的翻译语种、专业领域以及翻译方向等也是翻译服务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能够提供的语种越多，擅长的专业领域越广，能提供笔译、口译、同传、视频翻译、软件本地化翻译、桌面排版等服务项目的内容越多，就表明这家公司的实力越强。

篇8：风格与翻译

在中国莎士比亚学中,翻译莎士比亚作品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评论、研究与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在中国莎士比亚传播史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对莎士比亚的翻译构成了评论、研究与演出的基础。在译莎的同时或稍后,对莎士比亚作品翻译的研究也随之开始了。

.随着翻译莎士比亚作品各种版本的不断增多和出版,为翻译得更准确、更能够传达出原作的神韵,为研究、教学的需要,“从语言、修辞、翻译批评译本是否反映莎作内容、艺术特点、莎译风格、成功与失误的文章多了起来,而且构成了中国莎士比亚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李伟民2004)从语言的角度探讨和比较莎作中某些字、词、句的翻译研究也受到了某些学者的注意。80年代以后,国内莎士比亚历史剧的研究迅速发展,相关的评论文章大量涌现。这一时期国内莎士比亚历史剧的研究主要以三种形式出现:一作为莎士比亚整体研究中的一部分,在一些莎士比亚研究文集或专著中出现;二是独立成篇的论文;三是散见于莎士比亚传记中的历史剧的介绍和评论。这些是我们在研究莎学时是不应该忽略的。

一、《亨利五世》译本介绍及其文体特色

在莎士比亚的全部戏剧作品中有10部是写英王的戏,这些戏都取材于英国历史。评论家把这10个戏统称为“历史剧”。其中,《亨利五世》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部。我国从很早就开始了莎士比亚历史剧的译介工作。《亨利五世》的译本有5本,分别是方平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译本及其2000年主编的《新莎士比亚全集》的诗体版本;翻译家虞尔昌的译本;梁实秋译本以及刘炳善译本。但翻译评论家们对于莎士比亚悲喜剧的关注程度显然高于历史剧。究其原因我们提出了两问:首先,莎剧翻译大家朱生豪《亨利五世》译本的缺席。然而朱译本的缺席是否其就意味着其它译本之间就没有比较的价值呢?其二,莎翁历史剧与《哈姆雷特》等悲剧作品相比在艺术价值上一直被认为是稍逊一筹。那么是否表明历史剧没有深入探究的价值呢?莎士比亚历史剧有其独特的语言,文化和诗学特征,而《亨利五世》作为其中的代表性作品更值得翻译评论界的关注。

莎剧历史剧文体特色有哪些?莎士比亚是杰出的语言巨匠.他的剧是诗剧,基木上以无韵诗(blank verse)写成。这是一种不押韵的素体诗.其节奏多为每行抑扬格10音节5音步,音调铿锵,悦耳动听,很适合创作英语诗剧,舞台效果极佳,这是莎翁诗剧的一大特点。莎剧同样也给予读者一种形式上即视觉上的审美愉悦。莎翁崇尚语言凝炼简洁,极善于运用精炼生动,富于色彩、音响和动感的诗歌语言朔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素体诗在情调上表达力强而又伸缩自如,既能慷慨激昂,又能低吟浅唱,既能表达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英雄气慨,又能用来描摹市井小人之语。可以说莎士比亚对于“素体诗”的娴熟驾驭是莎剧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要素”。(冯庆华2005:395)因此在将莎剧历史剧译成汉语时.既要在准确理解原作的基础上做到内容忠实.又要在再现莎剧精神风貌时做到语言简洁.不可在译文中留有晦涩无用的冗词语;同时要力求使译文流畅易读.富有文采.以引发译文读者的阅读兴趣.使其感受到英国文学之父莎士比亚的作品的确像世界普遍咏赞的那样名符其实.无与伦比。

二、梁实秋和方平的翻译思想

梁实秋曾经说过:“我翻译莎士比亚,旨在引起读者对原文的兴趣”,“莎士比亚就是这个样子,需要存真”,“我的译文完全是散文……如果能有人把原文的无韵诗译成中文的无韵诗,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我们应当馨香以求。”梁实秋译强调的是“存真”,在译莎的例言中,他写道,“原文常有版本困难之处,晦涩难解之处亦所在多有,……原文多猥亵语,悉照译,以存其真。”他还指出莎剧中许多“时代错误”,梁实秋译莎作看了大量参考书,加上他学识渊博,故能发现许多莎作错误。梁实秋《亨利五世》译本的有两个现象,一是梁实秋特别注意保留原著的意义,达到了译者自订的“不删节、了解正确、不草率”的目标,但由此带出的第二个现象,则是译者在行文时显得拘谨、缺乏文采。梁实秋后来承认了这样的指责,并指出这是他为了达到忠信而付出的代价。但梁译本朴实无华,忠实准确的翻译对学术研究的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在莎作翻译上,方平主张,还粗俗以粗俗,不加掩饰,因为莎氏把那些渗透肉俗气息的语言当作一种基本色调。正如方平所指出的:对于莎剧的翻译,意味着对于语言的艺术形式给予更多的关注,更看重形式和内容血肉相连的关系;不满足停留于语言表层的意义上的表述(或者复述),而是力求在口吻、情绪、意象等多方面做到归宿语和始发语的对应。(方平2000)方平认为,越是经典名著,它的艺术形式越是应该受到尊重,尤其是戏剧,属于时间艺术,词序和句列,很有讲究。译文应该尽可能不打扰原文的句式结构,亦步亦趋,对艺术形式的尊重,就是为了尽可能传达出原诗的语气神情。从而使戏剧语言自然流畅,口语化。他还提倡译者仔细琢磨和表达原文的深层意蕴,绘声绘色地呈现形象的比喻,新奇的意象,复杂的人物情绪,戏剧场景的气氛,甚至不放过传达莎剧中最常见,又最难对付的双关语、一词多义之内的“不可译”的文字游戏。

三、《亨利五世>梁译本和方译本对比

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词汇、句式、修辞举例对比分析一下梁和方的《亨利五世》译本。(1)对句式的处理

例1.原文:

We will in France,by God’s grace,play a set

Shall strike his father’s crown into the hazard.

梁译:我就要到法国去,借上帝的恩宠,和他打一局,把他父亲的王冠打进“墙的豁口”。(梁作注释:hazard=a hole in the wall.If the ball is sent into the hazard,the opponent cannot return it,and so loses his point.(Harrison)网球场三面有墙。)

方译:老天在上,我们要到法兰西去打一局,一下下打得他尊大人头上的皇冠摇来摇去。

例1是夸张翻译手法的翻译实例,例1中忠实于原文的文化形式,将“by God’s grace”处理成“借上帝的恩宠”,而着眼于译文的读者,因此把它用译文文化形式来处理。梁译从字面上逐字翻译,有一句原文,便有一句译文,通过注释加以说明。方译通过再创造,把原文加以熔化,分解。从文体上分析,梁译用词更雅,工整一至。方译句式变化幅度大。

(2)译文词的选用

例2.原文:Even as men wracked upon a sand,that look to be washed of the next tide.

梁译:恰似破舟在沙洲上的一群人,等着下次潮水把他们冲走。

方译:就像一个人沉了船,落在沙滩上,只等第二次潮来把他卷去。

梁译用了“恰似”“沙洲”更像出自文人之口,将现代白话和文言文有机结合。将“men”译成“一群人”,行文更准确。方译用“就像”更口语化,更符合舞台剧的语言特色。将“men”译成“一个人”似乎不太准确。

(3)对修辞的处理

例3.原文:By my faith,sir,but it is;never any body saw it but his lackey:’tis a hooded valour;and when it appears,it will bate.

梁译:老实说吧,先生,是秘密;除了他的仆侍之外谁也没看见过他作出勇敢的样子:那是一种蒙罩着头的勇敢;一露脸,就要扑动翅膀。

方译:说实话,大人,还是隐瞒一点的好!因为他那点勇敢,除了他的跟班之外,谁也没有看到过!他的勇敢就是一头猎鹰,把它的头罩一除去,它就要“不翼而飞”了。

这是一句双关,尽管梁的译文做到了忠实传达原文的语义内涵,但方的译文用了双引号“不翼而飞”,以提示读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体会原文的语体特色,更直观的表达了双关的含义。较好地传达出了原文的内容和艺术特点。

总之,梁译尽量遵循原文,亦步亦趋、忠实而委婉,译笔准确明快、信实可靠。方译本相当幽默而且生动,口语化,充满了神来之笔。

结语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梁实秋在“信”的基础上做到“顺”。他在翻译时有一句原文,便有一句译文,译文以原文的句为单位。不是直译,也不是意译。但在文字上显得干燥乏味,每句似都通顺,合起来整段却不像舞台上的对话,并且译文语气很少变化,原文诗意也很少保存。方译文,对修辞的处理,尽量采用原文的修辞手法。更符合舞台剧的语言特色。他的译文是一种再创作的译法.他后来把把莎剧作为诗句来翻译,更看重形式和内容血肉相连的关系。

在新的时期,人们观察世界,思考现实的视角在变化。当人们运用新的批评方法进行文学的评论时,莎士比亚的剧作依然停留在学者的视野之中,而莎翁的历史剧又在其中成为一个新的焦点。在新的时代背景、语境和方法之下,再来品味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其中味道各有所得,这也正是它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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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伟民．《中国莎士比亚翻译研究五十年》[J]．《中国翻译》：2004(9)．

[4]刘宓庆．《文体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