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香港证券监管的合作与协调

内地、香港证券监管的合作与协调（共5篇）

篇1：内地、香港证券监管的合作与协调

内地、香港证券监管的合作与协调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内地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香港、内地证券市场的良性互动也日趋深化。一方面，香港作为亚太地区的主要国际金融中心，一直担当内地企业走向国际证券市场的窗口与桥梁。据统计，截至2004年2月底，内地企业在香港已筹集超过8,000亿港元的资金，香港1,043家上市公司中，内地企业包括H股、红筹股以及民营企业共有264家，[1]占香港上市公司的四分一，总市值约为17,907亿港元，占香港证券市场总市值的29%，在香港上市的十大市值企业中，有4家是内地企业，在交易市场方面，2004年头两个月，内地企业股份的成交额达3,739亿港元，占市场总成交量的45%。

[2]另一方面，香港居民早在1992年就开始投资于内地B股市场，近年来则开始通过QFII途经投资于内地A股市场。

[3]

为了加强对两地跨境证券融资和投资活动的监管，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内地、香港有关机构和部门开始了证券监管合作与协调的长期而卓有成效的探索。

一、内地、香港证券监管合作与协调的缘起：为内地企业香港上市扫除障碍

1991年6月4日，香港联合交易所宣布成立“中国研究小组”，负责对内地企业在港上市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并探索香港联交所在中国扩大集资功能的潜在角色。1991年12月，香港联交所邀请内地政府有关部门派人去探讨内地国企赴港上市的可能性。当时对这种方式的利弊尚无定论，不便于以官方的名义直接谈，就组成了以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刘鸿儒牵头的专家组，作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客人，于1991年12月20日到28日对香港进行了考察。回来之后，专家组做了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境外上市利大于弊，[4]

并将这一结论于1992年4月向国务院作了汇报，当时国务院的决定是：香港上市要慎而又慎，首先要搞好上海、深圳两个证券市场。

1992年4月下旬，时任香港联交所主席的李业广率团来到北京。朱镕基同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接见了他们。李业广又提出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的问题，朱镕基当即表示：选择10家左右国有企业到香港上市；并同意成立一个联合工作小组，负责此项工作。此后不久，经过与港方协商并请示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由10名成员和两名秘书组成的“证券事务内地香港联合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工作小组）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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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7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工作小组举行了第一次会议，确定每月轮流在内地和香港召开一次例会。

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主要涉及三类问题：一是法律问题，二是会计问题，三是上市方式、交易、托管问题。工作小组相应地成立了三个专家小组进行具体研究。经过工作小组辛苦的工作和内地、香港有关方面的积极而高效的合作与协调，最终达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为内地企业香港上市扫除了障碍，铺平了道路。

（一）法律方面

在1993年第一批内地企业拟到香港上市之前，我国内地尚未颁布《公司法》，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主要遵循国家体改委1992年5月14日发布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由于《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与香港的《公司条例》之间存在一些法律规定上的差异，内地公司到香港上市，需要弥补这些差距。双方确定，通过内地制定三个规范性文件来弥补这些差距。

（1）《关于到香港上市的公司执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的补充规定》

1993年5月24日，国家体改委发布了《关于到香港上市的公司执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的补充规定》，规定直接到香港发行股票和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必须执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以下简称《规范意见》）和该《补充规定》，按照《规范意见》、该《补充规定》及《到香港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制定或修订公司章程。同时，《补充规定》对《规范意见》中只适合于内地上市而不适合于香港上市的某些条款，加以豁免。例如，《补充规定》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对其他营利性组织的投资总额可超过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不受《规范意见》第四条第二款关于公司对其他组织投资比例的限制；股份有限公司增加股份的间隔时间可少于十二个月，不受《规范意见》第三十六条关于股票发行间隔时间的限制，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新股份，由公司按其章程规定的程序确定，可不受《规范意见》第三十七条关于增加股份时对新股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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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补充规定》还对《规范意见》的某些规定作了扩大解释。例如，《规范意见》中人民币特种股票仅指B股，《补充规定》明确规定人民币特种股票除《规范意见》第二十九条所指的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B种股票外，还包括以人民币标明面值，以外币认购和进行交易，获香港联合交易所批准上市的股票（简称H种股票）。

（2）《 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关于到香港上市的公司执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的补充规定>致香港联交所的函》

1993年6月10日，国家体改委给香港联交所发送《 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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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于到香港上市的公司执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的补充规定>致香港联交所的函》，对国内法规中一些不易被香港和其它境外投资者理解的条款加以说明，以避免可能发生的误解。例如，我国内地《规范意见》中，把股份分为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和外资股等，境外投资者对这种划分是不理解的。因此，在致函中，说明只是按投资主体不同，而作的一种划分，并不影响同股同权的原则。又如，针对境外投资者对《规范意见》中“诚信责任”的质疑，在致函中明确规定，《规范意见》第六十二条所述诚信责任，与香港法律中的诚信责任（fiduciary duty）具有类似的含义，该等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到香港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中所列有关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负义务的各项原则。此外，按照香港的法律规定，申请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公司必须是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因此香港的专家（包括后来香港证监会）就提出，内地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及其《补充规定》是个什么性质的文件？如何说明它具有法律效力？在上述致函中对此问题也做了明确的回答：国家体改委1992年5月15日发布的《规范意见》，是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行政立法程序制定的具有政府部门规章法律效力的文件，国务院办公厅于1993年5月15日为此专门发了通知。国家体改委1993年5月24日发布的《关于到香港上市的公司执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的补充规定，是为境内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到香港上市交易所作的特别规定，与《规范意见》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直接到香港发行股票和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其组建和成立后的有关事宜须执行《规范意见》和《补充规定》。

（3）《到香港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

国家体改委于1993年6月10日颁发了《到香港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明确到香港上市公司章程必须载明的事项和条款。

通过以上文件，两地法律方面存有差距的约200个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会计方面

众所周知，内地香港的会计制度在编制方式、计算方法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成为了内地企业香港上市的又一重大障碍。为了扫除这一障碍，内地方面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努力。

1、为了满足股份制试点企业发行的股票在香港上市的需要，1992年11月2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股份制试点企业股票香港上市有关会计处理问题的补充规定》，从外币业务、坏账准备、存货、长期合同工程、非常项目、长期投资、递延税项、借款费用资本化、股东权益、或有事项和资产负债表日以后发生的事项、子公司的会计报表等十一个方面对财政部、国家体改委（92）财会字第27号文发布的《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进行了补充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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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例如，关于股东权益方面，为使香港的会计报表阅读者易于理解，在香港公告的财务报告中，应将属于股东权益的各项目分为三个项目：第一为股本；第二为资本公积；第三为留存收益，包括盈余公积金、集体福利基金及未分配利润三个项目，在财务情况说明书中，应当详细说明上述各项具体内容及增减变动情况。

2、1993年4月27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股份制试点企业股票香港上市会计报表有关项目调整意见》，[9]

规定试点企业在编制会计报表时，可以对长期投资、外币折算、短期投资、销货退回、开办费等五项项目按该《调整意见》进行调整。例如，在外币折算项目上，《调整意见》将《关于股份制试点企业股票香港上市有关会计处理问题的补充规定》第一条第四款中的规定“年度终了后至会计报表报出前，如发生有国家外汇牌价调整幅度转大时，应对上年末外币账户的余额按调整后的折合率进行折算……；该项差额如为汇兑损失，且数额较大或占上年收益的比例大于5％的，则应对上年末会计报表加以调整……”，修改为“年度终了后至会计报表报出前，如发生有国家外汇牌价调整幅度较大，而对财务情况有重大实质性的影响时，应将其影响在财务情况说明书中予以说明，但不对年度会计报表进行调整”。

3、1993年4月28日，财政部发布《关于香港上市的股份制试点企业执行何种会计制度等问题的通知》，规定：（1）香港上市的试点企业，应执行财政部、国家体改委〔92〕财会字第27号文件发布的“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及其补充规定。（2）香港上市的试点企业年度会计报表和其他财务资料需经具有资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批准的注册会计师和香港会计师公会注册的会计师进行查账验证，出具查账报告。聘请的香港会计师，其工作机构应是在中国设有常驻代表处的会计师事务所。（3）香港上市的试点企业直接委托香港会计师进行查账，查账费用由委托的企业支付。

（三）上市方式、交易、托管方面

关于上市方式问题，1993年4月9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批转证监会<关于境内企业到境外公开发行股票和上市存在的问题的报告>的通知》规定：境内企业直接或者间接到（香港等）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式：（1）境内企业直接到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2）境内企业利用境外设立的公司的名义在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3）境内上市的公司到境外的交易所上市交易；（4）境内上市的公司在境外发行存券证（DR）或者股票的其它派生形式。此外，经过内地、香港有关部门协商，一致同意包括青岛啤酒在内的首批九家内地企业直接到香港发行H股和上市。

关于交易、托管问题，国家体改委发布的《关于到香港上市的公司执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的补充规定》第十一条规定：（1）股份有限公司H股股票的转让，按其上市地的法律办理。（2）股份有限公司可将香港的H股股东的名册存放于香港并委托代理机构管理，并由受委托的代理机构制作Ｈ股股东的名册的复印件，备置于公司住所。（3）股份有限公司H种股票的受益权拥有人可让其股份依照Ｈ股股东的名册的存放地法律登记在他人名义下。在此情况下，《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第二十六条第二、三、四款关于股票记名办法的规定可不适用于公司H种股票。（4）股份有限公司H股股东的名册的更正需作裁定时，由其存放地有管辖权的法院按存放地的法律裁定。

与此同时，为促使内地企业早日在香港上市，香港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协调措施。例如，鉴于中国内地发行人的股份可在不同证券巿场买卖的情况，以及并非以普通法为基础的中国法律制度与香港法律制度存在较大的差异，香港联交所在其《上市规则》增加了第十九A章，该章专门载列了附加规定、修订及豁免，以使中国内地发行人可获准并维持其证券在香港联交所上巿。

通过上述两地多方面的措施，内地企业赴港上市的法律、会计、上市方式、交易、登记托管等问题基本得以解决。1993年6月29日，青岛啤酒首次在港发布招股说明书，7月15日在联交所挂牌。紧随其后，上海石化、广州造船、北人机器在香港成功发行上市。

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内地4支H股相继发行、上市，基本行情看好，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因此，内地、香港方面进一步加强了监管合作与协调，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与对策。

（一）当地法律的遵守

青岛啤酒等四家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以后，香港证监会检控国内个别在港机构的上市公司及其相关公司违反了香港有关证券法例的规定，并对此做出了罚款处分。这一事件影响了中资机构在海外的声誉，进而对国内企业到海外上市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针对上述情况，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于1993年11月9日发布了《关于加强境内企业到海外上市遵守当地法规管理的通知》，[11][10]

《通知》规定，已在海外上市的内地企业应严格遵守上市所在地的有关法规；此外，各地正在准备申请到海外上市的企业，应认真组织有关人员学习和掌握拟上市所在地的有关法规，并作为今后审批到海外上市的一个条例，促进上市公司遵守当地的法律。

（二）外汇管理

为了积极促进国内企业通过股权方式利用外资，加强在香港等境外上市的企业外汇资金的管理，保证境外上市工作的顺利进行，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1994年1月13日联合发布了《境外上市企业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规定：（1）境内企业到境外发行股票，其发行股票所筹资金属于资本项目收入，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可在境内开立外汇账户，保留现汇。（2）境内企业在境外发行股票应当在外汇资金到位后10天内，将所筹外汇资金全部调入中国境内，存入经批准开立的外汇账户。（3）境内企业在境外发行股票派付给境外持股人的股息、红利所需外汇，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开户银行可从其外汇中支付并汇出，其他用汇按有关规定办理。（4）境内企业在境外发行股票所筹外汇资金总额达到企业净资产总额的25％或以上时，可以按照《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规定向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或其授权部门申请办理中外合资企业有关手续，经批准作为中外合资企业的，有关外汇收支事宜，按对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管理规定办理。

(三)上市审批程序

1993年底以来，连续有中国律师事务所向香港有关方面出具法律意见书，解释中国法规中关于境内企业到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包括在香港收购上市公司）的审批程序，核心问题是某些特殊情况下，是否需要经证券主管机关审批。由于这些解释未能正确反映有关程序规定的内容和要旨，因而引起了一些疑问。针对上述情况，中国证监会于1994年2月4日向香港证监会发送了《关于境内企业到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审批程序的函》，就有关审批程序作了说明，以便澄清这些法律意见书中的不当之处。该函明确规定：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1992年12月17日）和《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1993年4月22日）的规定，境内企业直接或者间接到境外发行股票、将其股票在境外交易，必须经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审批；境内企业到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申请的审核工作，由国务院证券委的监管执行机构中国证监会负责，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由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作出并授权中国证监会对外答复。凡境内企业申请到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申请申报材料。

（四）《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的发布

1994年8月4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在发行要求和安排、股票形式、会计制度、信息披露、争端解决等方面对内地企业赴境外发行、上市H股、N股等作出了具体规定。尤值一提的是，《特别规定》第四条专门规定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或者其监督管理执行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可以与境外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达成应谅解、协议，对股份有限公司向境外投资人募集股份并在境外上市及相关活动进行合作监督管理”。

（五）公司章程的进一步规范

为适应股份有限公司向境外募集股份和到境外上市的需要，进一步规范到香港等境外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行为，在1993年6月10日发布的《到香港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的基础上，国务院证券委、国家体改委根据《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第十三条，于1994年8月27日发布了《关于执行<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到香港等境外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到境外上市公司”)，应当在其公司章程中载明《必备条款》所要求的内容，并不得擅自修改或者删除《必备条款》的内容。到境外上市公司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在其公司章程中规定《必备条款》要求载明以外的、适合本公司实际需要的其他内容，也可以在不改变《必备条款》规定含意的前提下，对《必备条款》作文字和条文顺序的变动。《必备条款》中明确规定到香港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所应当载明的内容，无须载入到香港以外的其他地区或者国家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同时，《通知》还指出，在此之前已经获得批准到香港等境外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不符合《必备条款》规定要求的，有关公司应当在该《通知》发出后的第一次股东年会上，对其公司章程做出相应修改。

与之相对应，1994年11月11日，香港联交所修订了其《上市规则》附录三并在《上市规则》中增加了附录十三D部。附录十三D部详细规定了到香港上市的内地公司所订公司章程必须包括的附加规定，即除须符合《上市规则》附录三所载的规定外，包括：

(1)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及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发布的上述《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所规定的条款。

(2)除《必备条款》第36条的规定外，还须加进具有以下内容的条款：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名册中，有关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的股份持有人的股东名册正本部分，应当存放于香港。

(3)除《必备条款》第140条的规定外，还须加进具有以下内容的条款：发行人为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境外上市外资股持有人委任的收款代理人，应当为依照香港《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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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须托人条例》注册的信托公司。

(4)除《必备条款》第104条的规定外，还须就有关监事会的表决程序加进具有下列内容的条款：

(i)监事会主席的选举或罢免，应当由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监事会成员表决通过。(ii)监事会的决议，应当由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监事会成员表决通过。

(5)除《必备条款》第148条的规定外，还须就有关核数师（会计师）的更换、解聘和辞职的程序，增加一些条款。

(6)增加以下条款：

除其它类别股份股东外，内资股股东和境外上市外资股东视为不同类别股东。下列情形不适用类别股东表决的特别程序：(i)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批准，发行人每间隔12个月单独或者同时发行内资股、境外上市外资股，并且拟发行的内资股、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数量各自不超过该类已发行在外股份的百分之二十的；或(ii)发行人设立时发行内资股、境外上市外资股的计划，自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批准之日起15个月内完成的。

二、《监管合作备忘录》框架下内地、香港证券监管的合作与协调

鉴于内地与香港的证券市场之间关系日趋密切，有必要建立和促进两地证券市场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以保护投资者和维持市场稳健操作，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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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993年6月19日在北京签署了《监管合作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备忘录》确立了各方监管合作应遵守的基本原则、监管合作的具体范围和方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经贸委主任王忠禹、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丙乾、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主席罗德滔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席李业广参加了签字仪式，这显示了内地、香港双方对加强跨境证券监管合作与协调的高度重视。

（一）监管合作与协调的基本原则和范围

1、基本原则 [17]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证监会及香港联交所（以下简称“各方”）一致承诺通过相互协助和信息交流来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和维持公平、有序、高效的证券市场。据此，各方同意确立下述证券监管合作的基本原则：（1）证券交易应以公平、公开、有序、高效的方式进行；（2）投资者应得到充分、准确、及时的信息，以便他们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对发行人及其发行的金融工具作出判断；（3）上市公司应完整、准确、及时地向其股东和公众披露任何可被合理地认为可能对上市证券的市场行为或价格有实质性影响的信息；（4）所有证券持有者均应得到公平的对待；（5）上市公司董事的行为应符合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6）欺诈投资者、压迫小股东、操纵市场和内幕交易等行为均应受到制止及依法制裁；（7）上市公司的控股权如有改变，通常应以同等条件向该公司其余所有股东发出全面收购、兼并要约；（8）所有证券商及投资顾问均应有充分的资金来源、符合适准原则（包括具备相关经验、资格、信誉、道德品质以及在财务上稳健可靠）并以高效、诚实和公平的态度从事其业务。

2、范围

各方同意，通过该备忘录中所确立的机制，促进相互合作和信息交流，以便各方有效地依法行使其各自的职能。根据上述宗旨，确定各方监管合作的范围如下：（1）各方将互相协助、交流信息，确保内地或香港证券市场的证券发行人及要约人、所有上市或申请上市的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及公司的专业顾问，遵守所有有关法律、条例、规定及其任何补充与修订，[18]

并有义务完整、准确、及时地披露与投资者有关的信息。各方将执行各自的法律、条例、规定，并协助其它各方执行其任务。（2）执行有关证券及其他金融工具的发行、交易、安排、管理和咨询服务的法规。（3）推广证券商和投资顾问的适准原则，确保证券商和投资顾问具有适当的、合乎标准的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素质，促进上述人员在其从业活动中遵循高标准的公平交易原则和职业道德准则。（4）监督证券市场及其清算交割和登记过户活动，以及在上述活动中对有关法规的执行情况。

（5）协助调查内幕交易、操纵市场以及其他就证券交易和上市公司的活动中出现的欺诈行为，并对此采取制裁措施；（6）通过定期联络和人员培训和交流，促进互相磋商和合作。（7）各方同意的其它事项。

（二）监管合作与协调的具体方式

1、定期召开监管合作联络工作会议

为促进相互磋商和合作，根据《监管合作备忘录》的规定，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证监会及香港联交所建立了监管合作联络工作会议制度，每隔三个月轮流在京、港、沪、深召开监管合作联络工作会议，[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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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互相关注的事宜，并将各自证券市场中出现的可能影响任何他方证券高层的政策发展，通知对方、交换意见、提出解决办法等。

监管合作联络工作会议制度的建立，促使内地和香港证监部门，特别是具体负责监管事务的官员与工作人员之间建立起了相互了解、信任与谅解关系，提高了解决问题的效率。双方参与定期会谈的成员保持在技术和行政级别的中高层次上。这样的阵容使得大多数跨境技术层次上的问题可以立即得以解决，即使是需要各方带回去征得更高一级批准得问题，也由于报告、说明层次的减少而使决策过程加快。

2、相互提供信息

相互提供有关证券监管信息是内地、香港证券监管合作机制中的重要内容，《监管合作备忘录》对相互提供有关证券监管信息的程序、信息的主动提供、保密及信息的使用等做了具体的规定。

（1）索取有关证券监管信息的程序要求

①索取信息的时间与方式

根据《监管合作备忘录》规定，各方可随时向对方提出索取信息的要求；索取信息或提供其它方面协助的要求均须以中文或英文书面提出，遇到紧急情况时，可用概要的方式提出要求，但应在其后五个工作日内补交正式要求。

②索取信息的书面函件

一方要求索取信息时，应向对方发送由其指定联络人签署的书面函件，该书面函件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要求索取的信息内容（如有关人员身份等）；索取信息的目的（详细说明与该要求事项有关的法律或监管规定）；导致作出该索取要求的行为或涉嫌行为；提出要求一方的监管职能与上述法律或监管规定之间的联系；索取的信息与上述法律或监管规定的相关性；如可能有必要向他人披露所取得的信息，该人的身份以及向其披露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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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书面回复

收到索取信息书面函件的一方应对每个要求加以斟酌，以决定能否根据《监管备忘录》的条款提供信息。如果一项要求不能被全部接受，收到要求的一方应考虑是否有可能提供任何其他相关信息。但无论如何，收到索取信息书面函件的一方应及时给予对方有关信息提供的书面回复。

④书面函件及回复副本的分送

《监管合作备忘录》中规定了关于提出索取信息书面函件要求的规定，但并没有指明上述书面函件及有关回复的副本是否须分送该《备忘录》的签字各方。因此，《备忘录》专门在附件中以备注形式对其做了明确的规定。

（2）主动提供信息

一国（地区）证券监管部门主动将自己发现的有关信息提供给另一国（地区）证券监管部门，对于提高双方合作监管的效率、增加信任具有极大的好处。因此，《监管合作备忘录》规定，如任何一方拥有可协助他方执行其监管职能的信息，则即使没有任何他方提出要求，拥有信息的一方也可主动自愿地提供或安排他人提供该信息。如提供信息方声明该信息系根据《监管合作备忘录》提供，则《监管合作备忘录》的条款将同样适用。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香港联交所之间就内地企业在香港“借壳上市”及涉嫌进行内幕交易等数宗案件的成功合作、协调，就是通过互相主动提供信息而达成的。

（3）保密及信息的使用

各方提供信息或协助，其目的只在于协助《监管备忘录》签字各方执行其监管职能。根据该《备忘录》所提供的协助或信息，接受方只能为执行其监管职能的目的而使用，未经提供协助或信息一方的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该协助或信息的内容。

3、应要求暂停交易（停牌）或中止审核程序

合作各方能够向对方提供的最重要的实质性协助之一，就是应对方要求暂时中止对发行、上市或注册申请的审核程序，或借要求当事人对特定事项作出解释而延长上述程序。此外，如一个市场的任何一方监管者认为有必要根据有关法规干预证券的交易（如停牌），而此举可能涉及另一市场的一方的监督职能，则前者可设法通知该有关一方并协调彼此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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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合作备忘录》签订以来，香港方面曾数次应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启用上述程序，在相当程度上阻遏了内地一些企业未经批准而径自买壳或借壳去香港上市的势头。其中“裕兴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1999年8月，为了实现股份全流通和设立期权制度，境内民营企业北京裕兴电脑公司进行境外上市前的重组。其创始人祝维沙和公司另外一名控股股东分别购买了南美圣文森岛的护照，成为持有外国永久居留权的中国华侨。然后，公司股东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了裕龙和宝龙两家公司，裕龙和宝龙公司又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了裕兴（BVI），在百慕大注册成立了裕兴电脑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并以后者为上市主体。裕兴电脑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受让了裕兴（BVI）的全部股份，并通过裕兴（BVI）收购了北京裕兴电脑公司。之后，裕兴电脑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到香港创业板申请上市。但“裕兴电脑”在1999年12月即将在香港创业板挂牌上市之际，香港联交所接到了中国证监会要求暂时停止裕兴电脑挂牌上市的函件，香港联交所对中国证监会的要求给予了积极的配合。2000年1月，在“裕兴电脑”及其上市保荐人认识到逃避中国证监会监管的错误性质并补办了有关手续后，中国证监会最终于2000年1月17日批准其在香港创业板上市。2000年1月31日，在“迟到”一个多月以后，“裕兴电脑”终于在香港创业板挂牌上市。

4、协助调查

一方证券监管部门应另一方监管部门的要求给以协助调查方面的合作，是实质性监管合作与协调的精义所在，也是打击跨境证券违反犯罪行为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内地、香港证券监管机构加强了在协助调查方面的合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欧亚农业”案便是一个成功的典范。2001年7月在港上市的内地企业欧亚农业（0932.HK），一直以高科技农业带来高成长的美妙概念吸引投资者。但2002年9月底中国证监会致函香港证监会，指出欧亚农业存在涉嫌业绩造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营业额虚增：欧亚农业自称在1998年至2001年中总收入达到21亿元人民币，但据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调查所得，事实上连同母公司其他未上市资产在内，其总收入不足1亿元人民币。随后，香港证监会和香港联交所于2002年10月10日开始调查欧亚农业及其上市时的中介机构工商东亚和安达信公司。在中国证监会等内地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下，此次跨境调查取得较圆满结果。2004年5月20日起，停牌近两年的欧亚农业的上市地位被香港联交所取消（即被联交所摘牌），成为近年来香港股市首家被清盘的内地民营企业。

5、发送互谅、解疑信函

除了定期的会谈和磋商外，互谅、解疑信函是以法律形式解决合作各方临时出现的疑难问题的最为有效的手段。内地和香港证监机构即是通过书面函件的方式多次协调、相互解释各自的工作程序并沟通处理问题的思路，为相互之间的理解与合作，解决跨境监管中的实际问题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例如，1993年6月10日，国家体改委给香港联交所发送《 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关于到香港上市的公司执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的补充规定>致香港联交所的函》，对国内法规中一些不易被香港和其它境外投资者理解的条款加以说明，从而避免可能发生的误解。又如，1993年底以来，连续有中国律师事务所向香港有关方面出具法律意见书，解释中国法规中关于境内企业到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包括在香港收购上市公司）的审批程序，核心问题是某些特殊情况下，是否需要经证券主管机关审批。由于这些解释未能正确反映有关程序规定的内容和要旨，因而引起了一些疑问。针对上述情况，中国证监会于1994年2月4日向香港证监会发送了《关于境内企业到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审批程序的函》，就有关审批程序作了说明，澄清了这些法律意见书中的不当之处。

6、其它方式

（1）公司信息发布在各市场间的协调

某些信息如预期可能对在内地及香港的交易所上市的证券的市场活动或价格有实质性的影响，各方将努力确保此类信息迅速、同时向所有内地和香港市场的股东及公众披露。各方将就适当的信息发布机制达成协议，以便协调与发布公司公告、股东通告有关的事宜。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相互之间就此事保持密切的联络。

（2）收购及合并的合作处理

各方将合作处理同时影响内地及香港市场的有关收购及合并的事宜。如一个市场的任何一方认为有必要根据有关法规采取行动，而此举可能涉及另一市场的一方的监管职能，则前者将尽一切可能设法通知该有关一方并协调彼此的行动。

（3）金融中介机构的监管

各方将合作监管在内地及香港从事证券业务的证券商、投资顾问和专业人员，如律师、会计师及评估师等。如一个市场的任何一方认为有必要根据有关法规干预上述证券商、投资顾问及其他人员的业务，而此举可能涉及另一市场的一方的监管职能，则前者将尽一切可能设法通知该有关一方并协调彼此的行动。

（4）签署换文

签署换文也是内地、香港证券监管合作与协调的重要手段。例如，在取得国务院的批准后，中国证监会于1999年9月21日发布了《境内企业申请到香港创业板上市审批与监管指引》。1999 年1 0 月1 4 日，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就将于创业板上市的内地公司的监管合作事宜签署换文，换文重新确认双方在1993年6月19日签订的《监管合作备忘录》的有关条文，并就创业板制定新的合作安排。当中包括在监督、检查及调查方面互相合作，以进一步执行对创业板的监管。

（5）统一证券词汇

为了便于各方的监管合作与协调，各方同意协力统一证券词汇。为此，香港证监会于1999年出版了《英汉证券期货及财务用语汇编》，并于2003年4月经修订后再版。《英汉证券期货及财务用语汇编》收录了逾13,800个英文业内词汇在大中华地区的常用对照译法，即每一个证券英文词汇分为内地香港共同译法、内地常用译法、香港常用译法、台湾常用译法。该《汇编》的初版广受证券业界的英语及汉语使用者欢迎，极大地促进了两岸三地证券词汇的统一。

（6）人员培训和交流

近年来，内地、香港不断通过人员培训和交流，促进互相磋商和合作。在2003年内，香港证监会与中国证监会互相选派3 名职员前往对方工作。同时，为了加深行政人员对中国政治制度及政府结构的认识，以及与中国的监管机构建立联系，香港证监会与多个公共机构〔包含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期货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香港旅游协会及香港贸易发展局〕于1997年合办一项名为“香港公共机构行政人员北京课程”的培训课程。年度内共有6位香港证监会职员参加了该项由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安排的2周培训课程。除了“香港公共机构行政人员北京课程”外，香港证监会亦为初中级专业职级人员在深圳举办为期3天的培训课程，在1997年一年内，共有33位行政人员参加该项培训课程。此外，在1997年里，香港证监会与香港联交所共同为中国的证券监管人员举办第6届培训计划。该计划由香港证券培训赞助基金赞助，共有12位来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人员参加。

三、CEPA框架下内地、香港证券监管的合作与协调

[23]

为促进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的共同繁荣与发展，加强双方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联系，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自2002年1月25日起，经过多轮磋商，于2003年6月29日在香港达成《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CEPA）。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安民副部长代表中央政府，与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梁锦松司长，共同签署了CEPA文本以及有关磋商纪要。

（一）CEPA及其附件等文件中有关内地、香港证券监管合作与协调的规定

1、CEPA中的规定

CEPA第十三条规定，双方将采取多项措施，进一步加强在银行、证券和保险领域的合作，其中措施之一是双方要加强金融监管部门的合作和信息共享，这就为内地香港证券监管合作与协调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此外，CEPA第十三条第五款还提出了在新形势下两地证券监管合作中内地证监机构的任务，即应本着尊重市场规律、提高监管效率的原则，支持符合条件的内地保险企业以及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其它企业到香港上市。

2、附件4中的规定

2003年9月29日，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安民与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长唐英年分别代表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六个附件。其中附件4《关于开放服务贸易领域的具体承诺》规定了内地对香港开放证券业的承诺：允许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在北京设立办事处；简化香港专业人员

[25]

[24]

在内地申请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相关程序；香港专业人员申请获得内地证券期货从业资格只需通过内地法律法规的培训与考试，无需通过专业知识考试。

3、《<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中的规定

2004年8月27日，《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联合指导委员会高层会议在京召开。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安民与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唐英年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扩大开放磋商纪要》。2004年10月27日，联合指导委员会高层会议在香港再次召开会议。内地商务部、财政部、海关总署、港澳办等有关部门和香港特区政府工商及科技局、工业贸易署等有关部门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安民副部长与唐英年司长分别代表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这次签署的《CEPA补充协议》是8月27日

[26]

签署的《CEPA扩大开放磋商纪要》的正式法律文本，它具体描述了内地进一步扩大对香港开放的成果。

根据《CEPA补充协议》,内地将在证券等领域对香港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的条件，允许香港证监会注册的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中介机构在内地设立合资的期货经纪公司，港资股权比例不超过49％（含关联方股权），合资期货经纪公司营业范围和资本额要求等与内资企业相同；允许香港会计师在内地设立的符合内地《代理记账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咨询公司从事代理记账业务。

4、《<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二》中的规定

按照CEPA有关规定,内地与香港特区于2005年6月启动了在CEPA框架下进一步扩大开放的磋商。2005年10月18日，《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联合指导委员会第五次高层会议在香港召开,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廖晓淇与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唐英年分别代表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二》。

[27]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二》是在2003年签署的CEPA和2004年签署的《CEPA补充协议》基础上,内地进一步扩大对香港开放的成果。

根据《〈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二》，内地和香港允许符合条件的内地创新试点类证券公司根据相关要求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也允许符合条件的内地期货公司到香港经营期货业务，包括设立分支机构。各项市场开放措施将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

（二）CEPA框架下内地、香港证券监管合作与协调的具体内容

1、设立香港交易所北京代表处

2003年11月17日下午，香港交易所在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为其在京设立的代表处举行了揭牌仪式，国务委员唐家璇出席仪式并为香港交易所北京代表处揭牌。

香港交易所是由香港联合交易所、香港期货交易所及香港中央结算所于2000年合组而成，为在香港上市企业提供广泛的服务，并在确保香港股票市场公平有序运作、审慎管理风险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北京代表处是该所在内地设立的首家代表机构，这是落实《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一项重要举措，将为密切香港交易所与内地监管部门的联系、合作与协调、便利内地拟在港上市企业与香港交易所之间的沟通发挥积极作用。

[28]

2、允许在内地设立合资期货经纪公司

根据《〈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扩大开放磋商纪要》,内地将从2005年1月1日起允许香港证监会注册的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中介机构在内地设立合资的期货经纪公司,港资股权比例不超过49%(含关联方股权),合资期货经纪公司营业范围和资本额要求等与内资企业相同。允许香港银行内地分行经批准从事代理保险业务。

3、允许香港会计师在内地设立的符合内地《代理记账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咨询公司从事代理记账业务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扩大开放磋商纪要》规定,内地将从2005年1月1日起允许香港会计师在内地设立的符合内地《代理记账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咨询公司从事代理记账业务。从事代理记账业务的香港会计师应取得内地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主管代理记账业务的负责人应当具有内地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资格(职称)。香港会计师在申请内地执业资格时,已在香港取得的审计工作经验等同于相等时间的内地审计工作经验。

4、对证券从业资格的互认及监管合作

为落实《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中关于“简化香港专业人员在内地申请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相关程序”的承诺,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经协商,于2003年12月3日就如何落实承诺的具体安排达成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与证券及期货人员资格有关的安排》。

（1）对证券从业资格的互认

根据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签署的上述《与证券及期货人员资格有关的安排》,香港专业人员只要通过内地相关法规考试,即可获中国证券业协会或中国期货业协会颁发的从业资格。[29]通过该途径取得从业资格的香港专业人员,如持有香港负责人员牌照,中国证监会将认可其作为内地高管人员的任职资历要求,如持有香港代表牌照,将等同取得内地一般的从业资格。基于对等原则,内地专业人员也可通过简化途径获得香港行业资格。经此途径取得行业资格的内地专业人员,如拥有内地高管人员任职资格,香港证监会将视其符合香港负责人员的行业资格,如持有内地一般的执业资格,将视其符合香港代表的行业资格。上述香港专业人员,是指持有(包含曾于最近三年内持有)香港证监会发出相关牌照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内地专业人员,是指拥有有效的内地相关执业资格的中国公民。所有准备经上述途径取得资格的人员,应按内地或香港各自的程序提出申请。其所取得的从业或行业资格,仍须受两地资格对照的限制。

2004年3月20日，第一次香港专业人员内地证券法规考试在深圳举行，标志着内地香港互认证券从业资格项目正式启动。

[30]

此后，中国证券业协会根据《香港专业人员申请内地证券从业资格的程序》的规定，对通过上述考试的香港专业人员的申请材料进行了认真的审核，于2004年 5 月 19 日和7 月 28 日分两批公布了获得内地证券从业资格的68人的名单。

（2）监管合作与协调

①互相通报有关情况

两地证监会定期通报经过上述互认途径取得执业资格或牌照人员名单的变更，以方便双方对有关人员的管理。由于名单并不涉及敏感资料，香港证监会可直接与中国证监会或行业协会进行交换资料。此外，两地证监会定期通报经上述互认途径取得执业资格或牌照人员所涉及的违规个案，如有需要，也可就个别个案即时作出通报。但由于违规个案(特别是正在处理的个案)涉及敏感资料，有关通报只可在两地证监会之间进行。

②定期召开会议

两地证监会目前已根据《监管合作备忘录》举行定期会议，有关经上述互认途径取得执业资格或牌照人员的监管及通报重大违规个案，可加入该会议议程，以便定期检讨有关安排及成效。

③违规及调查与处理

如经上述途径取得执业资格或牌照的人员出现违规情况，其所在地的证监会可向另一方的证监会要求就调查提供协助。有关协助的请求，可按已签订的《监管合作备忘录》提出。此外，经上述互认途径取得执业资格或牌照的人员如在异地执业时涉及违规行为，当地证监会可就个案采取纪律行动，并应将有关行动通报另一方的证监会。在收到有关资料后，获通报的一方可将有关资料纪录存档，并根据所在地的法律及法规决定是否能够或需要采取相应的纪律行动。如决定采取行动，也须将行动的资料向另一方通报。

篇2：内地、香港证券监管的合作与协调

香港证券市场较国际化,有较多机构投资者,海外及香港本地机构投资者成交额约占总成交额的65%(分别为39%及26%),海外投资者的成交额更占总成交额愈40%。由于两地的投资者不同,对证券估值和市场前景可能会有不同的判断,内地投资者在参与香港证券市场时宜审慎。

在产品种类方面,香港证券市场提供不同类别的产品,包括衍生权证、期货、期权、牛熊证、交易所买卖基金、单位信托/互惠基金、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及债务证券,以供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在不同市况下有所选择。香港证券市场也允许进行受监管的卖空交易。

在交易安排上两地市场亦有不少差异,例如U

内地市场有所谓涨跌停板制度,即涨跌波幅如超过某一百分比,有关股份即会停止交易一段指定时间;香港市场并没有此制度。

在香港证券市场,股份上涨时,股份报价屏幕上显示的颜色为绿色,下跌时则为红色;内地则相反。

目前香港证券市场的经纪佣金属自由商议,经纪佣金取决于证券商所提供的服务以及证券商与投资者的关系而有所不同。

香港证券市场以港元为交易货币;而内地股市用作交易的是人民币。内地投资者在参与香港证券市场时宜留意以上交易方式的差异。

篇3：内地、香港证券监管的合作与协调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

“借贷”一词,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它主要是指非金融机构的社会个人、企业及经济主体之间进行的以货币资本为标的的价值让渡及本息还付[1]。随着人们在日常交往中的日益频繁、密切,这种约定俗成的习惯也逐渐上升为法律。现如今,中国《合同法》中就有相关借款合同的规定。在国内外的学术著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学者们对“民间借贷”的相关研究,但对于“民间借贷”的认识却是各不相同,主要有以下几种:(1)部分国外学者认为[2]:“民间借贷”是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不受国家信用控制和中央银行管制的存款、贷款以及其他金融交易,民间借贷和正规金融在同一国家中同时并存又相互割裂。它与正规金融不同之处在于,民间金融是在国家信用和相关金融法规的控制之外存在,正规金融则是处于国家信用和相关金融法律法规的控制之下,另外,二者在利率、借款条件等方面也不尽相同。(2)部分国内学者中则认为民间借贷是公民之间,未经国家金融行政主管机关批准或许可,依照双方约定所进行的关于资金借贷的民事法律行为。也有学者认为,民间借贷是公民与非金融机构的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公民之间所进行的借贷货币、和其他财产借贷的行为。

(二)民间借贷的法律性质

民间借贷在本质上为法律行为,其是当事人之间基于借贷的意思表示而进行的行为,能够引起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与终止,符合法律行为的特性,故应定性为民事法律行为。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民间借贷的性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私法领域的法律行为上,其对公法领域的金融市场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其在性质上又兼具了公法性质。

二、中国内地民间借贷的形式及现状

(一)中国内地民间借贷的形式

中国民间借贷从最初的实物借贷到现在的资本融通,已走过千年历史。现目前,中国内地的民间借贷形式主要有三:一是中小企业为谋求发展,在向正规金融机构融资出现困难的情况下,转而向民间筹措资金。但由于民间融资利率要比正规金融机构高,期限也较长,在无法律规制与保护的前提下就有形成非法集资的趋势;二是发放高息借贷。资金相对比较宽裕的个体户和中小企业主,在暂时没有新的资金投向的情况下,为了给闲置资金寻求新的“出路”,向一些资金匮乏且又急需资金的企业及个人提供高息借贷;三是亲朋好友之间的借贷,这种情况在民间借贷中最普遍。

(二)中国内地民间借贷的现状

2012 年5 月21 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后,对原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吴英以犯集资诈骗罪作出终审判决,这起因吴英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逮捕,经历了一审、二审、重审的涉及民间融资的案件终于暂落帷幕。而我们从这起不断改变定性的案件背后,也不难看出中国民间借贷的现状与困境:(1)法律制度滞后。据中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对2 万多农户的调查数据显示,2003 年的农户借款中,银行信用社贷款占32.7%,私人借款占65.97%,其他占1.24%。可见,中国民间借贷仍是如今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国民借贷资金的主要来源,但是作为主要来源的民间借贷形式在法律法规上却没有任何合法地位,更没有一部专门性的法律法规进行规制。而且,中国内地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边界十分模糊,判案时常分歧不断。(2)随着民间借贷逐渐呈现全国蔓延的趋势,风险亦无可避免,市场上更多次爆出民间借贷危机、担保公司资金链告急或民间高利贷面临破产等新闻。

因此,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对中国内地民间借贷进行规制,既能优化市场经济配置,也能消除金融风险,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三、香港民间借贷的形式及其操作模式

民间借贷亦在香港历史悠久,其民间借贷形式多样、模式繁多。不仅包括民间投资担保公司、小额借贷公司等“地上组织”,也有高利贷、网络借贷等民间金融“地下组织”,在民间借贷体系中,其作为正规金融的补充,它们共同造就了香港经济的活跃。从1980 年起,香港便出台了专门规制民间借贷的法律———《放债人条例》,对小额信贷加以监管,在《放债人条例》中,对“放债人”、放债业务等都有专门性的规定,至2012 年,香港持牌放债机构已达600 多家。香港放债人不吸收公众存款,仅仅经营放债业务[3],主要包括:(1)个人及商业信贷;(2)按揭;(3)汽车、办公设备、重型机器、工厂租赁;(4)信用卡融资、期票贴现;(5)中小型企业贷款;(6)抵押贷款;(7)银团借贷等。

(一)高利贷

在香港,高利贷形式也形式多样,主要有高利贷邦会、地下钱庄等。

1.高利贷邦会。这种邦会组织是以个人、个体经营者等自发组织起来的一种高利贷形式。由亲朋好友、邻居同事等汇集起来,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定期交纳一定的会金,由邦会的发起人作为“会主”或“会首”,负责高利贷的发放、回收和账务管让,其他入会的人叫“会员”、“会子”、“会脚”,定期分红或用高利贷赚来的资金扩大会金。这种邦会组织在香港民间十分广泛。

2.地下钱庄。地下钱庄多以“典当行”(俗称“当铺”)的形式出现。典当行,以物换钱是其本质特征和运作模式,主要是以财物作为质押进行有偿有期借贷融资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典当行中,当户把自己具有一定价值的财产,交付典当机构实际占有作为其债权担保,从而换取一定数额的资金使用,当期届满,典当公司通常有两条营利渠道:一是当户赎当,收取当金利息和其他费用营利;二是当户死当,处分当物用于弥补损失并营利。港澳的典当业全盛时期可以分为“当”、“按”和“押”三种,三者中以“当”的经营资金及规模最大及最雄厚,“按”的经营资金则次之,“押”的资金最小,现时港澳地区主要采用“押”的模式经营。

(二)网络借贷

个人网络借贷这一新型金融商业模式逐渐成为居民投资理财新方式,个人网贷也称P2P(Peer to Peer)网络借贷,是利用网络平台,需要资金的人在平台上面发布借款的信息,借出人利用网络平台,将自己的资金有偿地借给需要资金的人。整个交易过程都是“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网站只提供一个双方交易的平台,本身并不参与借贷。网络借贷已然成为居民投资理财的新方式之一。比起民间贷款的其他形式,个人网贷的优势较为明显,网贷平台的收益率比较高,而且门槛低,很便利,有一点点闲钱就可以投资。P2P平台将有闲余资金的人群引向有融资需求的中小额度借款人。目前,在欧美乃至亚洲,已经出现一批这样的P2P借贷公司,足有几十家之多,其中部分企业已经有了上市的计划。中国内地也出现了此类公司,如拍拍贷、宜信等。

(三)民间投资担保公司

民间投资担保公司是指个人将资金借贷给经过担保公司严格考察、审核过的,并以房产、汽车或其他资产作为抵(质)押物的具备较强还款能力的借款人。投资担保公司作为中介,对借款人资金使用及回收情况进行全程监控并提供担保,使投资人获得安全、稳定、较高收益,同时民间担保公司收取一定的担保服务费。总而言之,投资担保公司是为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以赚取利润差价而赢利的中介性公司。共分小、中、大型三种。投资担保公司只是个中介加担保的盈利机构,目前《放贷人条例》规定除了银行以外,任何个人、单位没有经过批准都无权进行资金放贷,担保公司只是收取相应的中介加担保的费用,手续费根据项目的风险情况都不同。担保公司是不能够融资的,但可以进行增资,这是公司的内部增资。

(四)小额借贷公司

佣金、经纪业务,以及孖展借贷(又称:保证金借贷)业务一直是香港券商盈利的主要来源。2011 年下半年以来,港股市场的萧条以及佣金减价战的局面,让不少香港本地券商将业务转向为企业经营提供贷款。香港上市公司向内地中小企业小额放贷年利率40%。当内地中小企业仍为资金紧缺而烦恼时,香港上市公司向内地中小企业提供小额信贷业务的市场渐成规模。“粗略估计,目前业务涉及小微贷款的香港上市公司不少于30 家。”香港资深股评人蔡清伟指出,小微贷款的高额收益率吸引了不少资金富足的上市公司。如果在香港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募集资金,普遍需要付出超过30%的年利率。如果借方对贷方抵押品不满意,年利率一般不会低于35%。

四、香港对于民间借贷的规制模式

(一)《放债人条例》

1980 年12 月香港颁布《放债人条例》,规定了贷款协议内容和形式的要求,并对贷款机构利率水平进行限制,目的是为了保护借款人免受不道德的贷款手法影响(如高利贷)。1条例共分五大部分,三十六条。第一部分:放债人注册处处长及其监管职能、保密等。第二部分:经营放债人业务的限制、牌照申请、牌照有效期、牌照撤销及暂时吊销、牌照转让。第三部分:放债人的交易,包括协议形式、放债人向借款人提供资料的责任、放债人向保证人提供资料的责任、借款人提早还款、非法协议等。第四部分:过高利率的禁止。第五部分:对放债广告的限制、注册处长及警方调查的权力、罚则及取消资格、举证责任等。香港不接受存款的贷款机构不受香港金管局监管,但必须向法庭申请发债人牌照,称为放债人。放债人须在《放债人条例》的框架内运作。

1.对放贷利率的确定。香港对小额信贷利率的规定比较宽松,更多地是遵循市场利率,允许小额贷款机构根据成本、供求等因素制定合适的利率水平,使其利息收入在覆盖了运营成本和呆账损失之后还留有盈余。香港《放债人条例》规定,除例外情况,1任何人(不论是否持牌放债人)以超过年息60%的实际利率贷出款项或要约贷出款项,均属违法,关于任何贷款的还款协议或关于任何贷款利息的付息协议,以及就该等协议或贷款而提供的保证,如其实际利率超逾年息百分之六十,则不得予以强制执行。利率小于60%大于48%是否合法,要取决于法官的判断,这个区间法官有自由裁量权。

2.对非吸收存款类放贷人的监管。香港《放债人条例》中明确规定了对于小额贷款的监管部门。2申请牌照的放债人必须同时向注册处处长和警务处处长提交申请,在监管过程中,注册处处长和警务处处长均有权提出异议。形成完整的监督机制,达到监管过程中的公平公正,防止“一权独大”。

3.关于准入门槛的限制和规范措施。香港《放债人条例》并未对民间金融机构准入门槛的具体金额有所规定,但其对不愿进入“合法化”门槛的民间金融机构却有规定进行规范。在该条例中明确规定,3任何人经营放贷业务而:(1)没有牌照;或者(2)在其牌照内指明的处所以外的任何地方经营该业务;或者(3)不按照其牌照内所列条件经营该业务;或者(4)在牌照被暂时吊销期间经营该业务,均属违法行为。

(二)关于香港自律组织

在香港,与《放债人条例》同时规制放债人权利义务的,还有放债人自律组织“持牌放债人公会”制定的自律规则———《放债人营运守则》。

1.自律组织:香港持牌放债人公会。香港持牌放债人公会是香港放债行业的同业组织,成立于1999 年12 月,会员超30 余个。其职责为:(1)维护和保障持牌放债人的整体利益,制订行业业务的营运守则;(2)鼓励放债人同业间的相互交流和合作,提高和促进放债人的业务操守与自律精神;(3)在现行法律和《放债人条例》下就放债业事务到政府及有关机构进行游说、磋商,目标是争取成为一个有公信力及具影响力、权威性的代表和咨询团体,提高放债业的社会地位。

2.自律规则———《放债人营运守则》。2002 年,香港持牌放债人公会发布自律性的业务运作指引———《放债人营运守则》,其主要包括对借款人知情权、数据隐私及平等信贷机会等消费者权益的保障,对信贷风险的评估以及对放债人雇用的追债公司行为的约束等。

五、香港模式对中国内地民间借贷合法化的启发

香港《放债人条例》是规范民间融资的成功立法例,其对促进中国内地民间借贷合法化,制定相关立法具有借鉴价值。

(一)明确专门监管机构,规范民间借贷秩序

香港《放债人条例》在“放债人的领牌事宜”中规定,牌照申请人必须同时向注册处处长和警务处处长提出申请。两者在监管过程中相互监督,均有权对申请提出异议。而在中国内地现行法律中,并没有明确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因而经常使民间借贷处于无人监管或重复监管的状态。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职能在于宏观调控,而不是对具体金融机构的监管。同样,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相关规定,银监会只负责对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其也没有明确对非正规金融机构的监管职权。因此明确监管部门,规范民间借贷,能更好的维护社会安定和金融秩序。中国内地可以考虑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工商管理等部门共同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督管理,在监管过程中,既能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和联系,也能避免“一权独大”的现象出现。

(二)设置适当放贷利率,优化借贷市场配置

香港对小额信贷利率规定比较宽松,更多的是遵循市场利率。香港《放债人条例》规定的放贷利率上限为60%,也就是说,任何人(不论持牌放债人与否)贷款或者提供贷款,其利率如超过年息六分,均属违法。因此,制定较为灵活的,设置或高于商业商业贷款但低于高利贷的利率,使利息能覆盖所有成本并有一定盈利空间,就能为融资困难的个人、中小企业等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也使得更多的民间机构愿意加入到规范化进程中,进而优化借贷的市场配置。

(三)设立放债人门槛,规制放债人行为

篇4：内地、香港证券监管的合作与协调

会展业是产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能够为生产与流通搭起沟通的桥梁与平台，减少流通中间环节，加速各种资源的流通，促进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降低运营成本。产业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着会展业的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在这30年里，中国会展业得到飞速的发展。在内地会展业发展的过程中，香港会展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相信香港与内地会展业紧密合作的前景也非常广阔。

改革开放初期香港会展界做出重要贡献

1978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政策。此刻国家正值百废待兴之时，展览活动特别是能够涉外的国际性展览活动一时成为“时髦”和“显赫”的事情。由于当时我国的经济正处于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洋跃进”转为贯彻“调整、整顿、改革、提高”的“低谷期”。所以，其后的一两年全国没有举办大型的来华国际展览会。

不过，此前于1978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在北京举办的12国农业机械展览会却已给全国留下深刻印象。这段时期乃是大批来华国际展览会举办前的酝酿期和准备期。在这段时间里，香港展览公司尤以朱裕伦先生的雅式公司为先导，从在广州举办小型国际展览会开始，再向首都地区发展，并逐渐与中国贸促会、第一机械工业部、农业机械部、北京市政府等部门接触，积极筹备在北京举办各种相关专业性的来华国际展览会。于是不久，办展的局面就很快被打开。一时间，北京主要的大型专业展览会，几乎都是由香港展览公司首先组织并办起来的。

应当指出的是，当时进入内地办展的香港展览公司曾有多家(不过能够坚持至今的已经不多)。他们中与我接触过的就有雅式、华进、讯通、海岸、工商、东方、显辉、新鸿基、务强、世界、嘉利福等公司，这些都是组展公司。接着就是由他们所带进的一批香港布展搭建公司和展品运输公司。譬如：泛洋、笔克、雅诗、保昌、翘运、韩生、升辉、申克等公司。

正是由于这一大批香港会展公司和会展服务公司先后进入内地，顿时给内地展览业带来了崭新的局面。这种新局面主要体现在：

第一，使内地的办展单位开始了解到什么叫做国际的，专业的、定期的展览会。同时也使内地的办展单位开始明白运作这样一个展览会，要有什么样的工作流程。正是通过合作办展、参与办展的大量实践，开始培养出内地最早一批的办展力量。

第二，正是由于香港公司举办了这样的展览会，使之成为在改革开放初期各种相关行业接触海外先进技术、设备、资料、信息的重要渠道和场合。展览会后一大批为我所需的展品通过留购的形式进口，也大大促进了技术引进和项目合作的展开。

第三，在香港公司的组织带领下，内地办展单位开始走出国门进行对外招展。一时间这竟成为那些办展单位、办展人员趋之若鹜、竞相争取的一种出国机会。特别是，在当时国家外汇紧张的时候，由于这种出国可以由香港展览公司垫付外汇费用，就更加显得弥足珍贵。

第四，为了更好地学习与借鉴香港会展同行的经验，中国贸促会于1987年在香港开设了华港展览有限公司。多年来华港公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我国会展业走出去的一个成功范例。

内地会展业发展带来与香港合作新变化

在上述香港会展公司进入中国会展市场的近十年以后，情况开始出现变化。具体表现就是，在内地开展业务的香港会展公司数量和保留的展会数量都有所减少。时至今日，能够在内地保留住并且具有影响力的展会项目和展览公司、服务公司，大概主要就有：雅式、华进、讯通、笔克、保昌等几家了。

产生这样情况的原因主要还是内地展览业的市场形势和办展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段时期，由于内地会展业的不断发展，以及内地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客观上使得香港会展公司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强大挤压，从而使他们的市场份额下降。

挤压力量的第一方面来自国内办展单位的兴起与壮大。由此他们逐渐中止了与香港公司的合作关系。其典型事例就是从1983年开始，由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与香港新鸿基展览公司合作举办的“多国仪器仪表展览会”在四届以后双方分手了。

挤压力量的第二方面就是外国展览公司，其中主要是德国展览公司。致使国内的一些原来与香港公司合作的展览会项目转为与德国等外国公司合作。其典型事例就是1991年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中止了与香港嘉利福展览公司合作的国际液压件展览会，转为和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合作举办PTC传动技术展览会。

除了中止合作关系的情况外，还有一些是将展会项目合作中香港展览公司的地位从联合主办改为海外招展代理或者部分招展代理。其典型的事例有北京、上海的汽车展览会等。

此外还有的情况是，由于一些成型展会的地点迁移，产生了与新地点原来由香港公司举办的展览会之间的竞争。其典型的事例就是原来在北京举办的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于2008年7月迁往到上海办展，因此与原在上海的纺织机械展览会发生了竞争。不过据了解，双方已在探寻做出一些新的妥协性的合作安排。

那么如何看待上述的这种变化呢?我认为，从市场化的进程来看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在这种变化中，当事的各方都应当遵守市场的规则和商业的道德。譬如，在原来合作协议的有效期内，不可擅自中止协议。如果单方面中止协议，则要按照协议规定的条款进行协调和解决。如果需要付诸法律的，也不要回避。因为在这方面，内地、香港、国外各方都是各自的利益主体，都是法律面前平等的各方。‘因此，按照法律的规定、市场的原则和商业的道德，分别进行不同领域内的规范、约束、协调、商议与处理，乃是正确的解决纠纷之道。

香港与内地会展业紧密合作的相关建议

自2003年以来，内地与香港实行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即CEPA协议，并且CEPA协议的内容还在逐年进行扩充与深化。会展业作为服务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CEPA协议中也得到了较大的关注。可以认为，在CEPA协议的指引下，内地与香港会展业的合作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种

新形势下，我认为香港与内地会展业紧密合作的前景将会更加看好。为此，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珠三角会展业的合作将是实施CEPA协议的一个重点的和主要的地区。为此，应给予充分的关注。根据今年最新签订的CEPA补充协议精神，若干新增条款内容都是从粤港合作开始实施的。在会展业合作方面，2006年9月，广州、香港、澳门三地会展业代表也已经就穗、港、澳会展业建立合作机制签署了协议。今后，合作的成果就会逐渐显现出来。

2、香港会展业与内地二线会展城市的合作也将有一个较大、较快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投入更大的力量。本次召开的甬港会展业合作论坛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合作的举措。此外，雅式展览公司在东莞、义乌、青岛等城市也都有合作的成功案例。应当看到，当前中国会展城市众多，各城市办展、办会热情高涨，城市政府对引进海外办展力量都会给予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所以，发展香港会展业与内地二线会展城市的合作是会有着广阔前景的。

3、在会展理论研究方面，香港会展业具有特殊的优势，可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为此也要给与高度的重视。事实上，香港的一些著名会展人士，譬如，朱裕伦先生、祁理权先生、陈金钹先生、哈永安先生等都给予我们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的工作以很大的支持，并担任了研究会的一些重要工作。我们和会展经济研究会也一直关注香港会展业在开展会展行业协会工作以及会展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与积累的经验。譬如，香港会展业协会先后两次委托知名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公司对香港展览业的经济拉动作用进行审计分析，其获得的数据和分析的结果对于内地研究会展经济的重要作用，开展相关理论研究都有非常现实的参考价值。今后，这方面的合作还可以进一步较强。

4、通过雅式展览公司在东莞举办的鞋业展览会与德国杜塞尔杜夫进行合作的成功案例，可以认为在发展内地、香港和国外展览公司的合作方面，各方面仍有可以进一步探索实践和发展的空间。前面所述今年7月在上海举办的纺织机械展览会项目，其问题和情况都值得进一步跟踪研究。

5、宁波、香港会展业的合作可以充分发挥示范和带头作用。甬港会展合作论坛就是体现这种合作的一种好形式，应当坚持下去并不断创新。

篇5：内地、香港证券监管的合作与协调

一、我国内地与香港地区高等教育合作办学的特殊性

(一) 合作办学主体关系的特殊性

按照“一个国家, 两种制度”的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原来教育制度的基础上, 自行制定有关教育的发展和改进的政策, 包括教育体制和管理、教学语言、经费分配、考试制度、学位制度和承认学历等政策。内地与香港地区“一国两制”的特殊政治关系决定了两地高等教育合作办学具有区别于我国与其他国家 (地区) 的中外合作办学, 确切地说应为国内不同政治制度下的地区间高等教育合作办学。

(二) 政策环境的特殊性

近年来, 为大力推动内地与香港地区, 尤其是粤港澳地区、深港地区高等教育合作, 内地与香港两地上至中央、地方政府, 下至各高校彼此间制定和签署了一系列相关合作协议, 基本形成两地区高等教育合作办学的制度框架。如, 2004年7月《内地与香港关于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位证书的备忘录》签署确定了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位证书;2004年7月和2005年7月相继在广州、成都举行了两届泛珠三角区域教育合作和发展论坛, 签署了《关于加强泛珠三角区域教育交流合作的框架协议》、《泛珠三角区域教师交流合作框架协议》、《共建泛珠三角区域教育信息平台合作协议》、《泛珠三角区域大学生就业信息资源共享合作协议》等协议, 确保《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中关于高等教育领域条款的落实。2006年3月《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 》提出港澳高校在内地招生政策和教育项目优先在泛珠三角各省区实施;推动9省区重点高校与港澳地区著名大学之间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的合作。2008年7月, 内地与香港签署的CEPA补充协议五提出, 要把深化教育合作作为推动粤港澳全面融合的“先行先试”重要措施之一。2009年《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 以新的思维和机制推动高等教育发展上水平, 支持港澳名牌高校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举办高等教育机构, 放宽与境外机构合作办学权限, 鼓励开展全方位、宽领域、多形式的智力引进和人才培养合作, 优化人才培养结构。

(三) 高等教育合作办学本身的特殊性

1. 原则上避免了教育主权争议、教育资源流失的可能性。

教育主权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 是一国处理与该国教育有关事务的最高权力, 对内表现为一国处理其国内教育事务的最高权力, 对外表现为其处理国际教育事务时的独立自主权[1]。我国内地与香港地区高等教育合作办学属于一个主权国家内的不同政治制度区域的合作, 原则上不存在教育主权问题的争议。同时, 诸如包括学生、教师在内的教育资源在香港与内地两地区之间的流动, 都是我国国内的人才或其他教育资源, 为两者间任一地区经济、教育等方面发展作贡献, 都是为我国发展而努力, 不存在人才外流等教育资源流失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高等教育合作办学涉及的税收与外汇等方面问题也较容易达成一致。

2. 沟通相对顺畅, 资质认证易于操作。

香港地区是以华人为主体的城市, 其社会文化根源于中华文化传统。这使得内地与香港在合作时可能产生的文化冲突相对较少。香港曾以粤语、英语为日常主要交流语言, 回归后普通话日渐成为日常用语之一。文化、语言的共通性为两地高等教育合作办学的顺畅沟通和理解提供便利, 有利于促进两地高等教育合作办学达成一致;另一方面, 较之其他国家和地区高校或教育机构的信息认证, 香港高校的相关信息、具体情况的获得更加便利、可靠, 具有保障性, 真伪的认证易于操作。同时, 《内地与香港关于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位证书的备忘录》等文件的签订, 两地高等教育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中学生权益容易得到保障。

3. 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转化易于实现。

香港的港情较之其他国家 (地区) 的国情, 与我国内地更具相似性, 在国际化程度相当的情况下, 香港地区本土化了的国际教育资源更加适合我国内地社会发展需求, 更加适合内地的教育对象。语言的相对同一为两地高等教育合作交流便利性、无障碍性提供条件;对教学而言, 有利于师生之间的沟通与反馈, 有利于改进教学。内地与香港两地因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综合因素的影响, 加上地缘优势, 使得香港的大学对内地办学可能更具有投入感, 这有益于保障教学质量。

二、我国内地与香港地区高等教育合作办学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 我国内地与香港地区高等教育合作办学现状

截至2009年10月23日, 香港地区与内地本科以上合作办学项目及机构共有24个, 其中本科层次的有5个;硕士以上的有18个。

从相关法规内容来看, 内地与香港地区高等教育合作办学长期备受关注。1993年《关于境外机构和个人来华合作办学问题的通知》中规定, “香港和澳门地区的机构和个人、海外华侨、外籍华人申请合作办学, 在目前尚无具体规定的情况下, 原则上参照此通知, 并根据具体情况和对象灵活掌握, 适当放宽。”1995年的《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1996年的《关于加强中外合作办学活动中学位授予管理的通知》、2003年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次年的《实施办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备案和项目批准书编号办法 (试行) 规定》等都提及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合作办学可参照这些文件。教育部历年的工作重点大多提及内地与港澳台地区教育的交流合作。国家教委1997年工作重点中提出“配合香港回归, 加强与港、澳、台的教育交流”;2002年工作重点强调“进一步加强与港澳台地区的合作”;2003年提出“密切与港、澳、台地区的教育交流”;2005年强调“加大与港澳台地区的教育交流与合作”;2006年要求“继续扩大与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教育合作交流”等。

从合作办学的机构 (项目) 设置模式来看, 各项目均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 培养具有国际化、高级专门人才为其共同追求, 同时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强调实地考察实习。当前我国内地与香港地区高等教育合作办学组织设置模式主要有机构和项目两种, 以项目为主, 辅以机构;且多为学历教育, 尤其是硕士学位项目。在合作办学项目中, 以单校园为主, 辅以双校园模式, 如“3+1+1”、“3.5+0.5” (数字代表年数) 等几种模式。北京师范大学与香港浸会大学合作举办的联合国际学院是内地与香港合办的第一所, 也是目前两地唯一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作办学机构。

从课程与教学来看, 多以直接引进香港合作院校的相应课程为主, 同时授予港方院校的学位证书, 这与培养目标决定课程的设置是一致的, 因为港方的课程符合国际发展趋势, 与国际相接轨。与此相配套, 教材主要有外方原版引进、双方教师共同编制以及对原版引进教材进行改编等, 以外方原版教材引进为主;多为全英文教材, 当然, 也有双语教材或中文教材。教学多以双语教学为基础, 逐步过渡到全英语授课, 同时少数为中文教学。合作办学项目多以依托合作双方高校的师资, 同时, 辅以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作为外援。对合作双方教师的分工则因不同合作项目存在差异, 有以港方教师负责所有课程教学, 内地方负责组织和管理的;或以双方教师各负责部分课程教学, 以内地方负责组织和管理的。在教学过程中采用诸如案例教学法、现场考察法、小组研讨会等国际上通用的教学方法, 在注重理论教学的同时, 强调实践能力的培养, 提高教学的整体效益。

从学习形式来看, 主要有脱产、半脱产、在职3种。半脱产与在职多为利用周末或事先设定时间段进行集中授课。

(二) 我国内地与香港地区高等教育合作办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1. 两地高等教育合作办学的特殊性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中外合作办学兴起以来, 中央对加强内地与香港地区高等教育合作办学的方向是坚定的, 在涉及中外合作办学的相关法规、教育部历年工作要点中都不断重申加强内地与港澳台地区高等教育合作交流。尤其是近些年, 在加强推动珠三角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协议规划中, 强调了促进区域内高等教育合作。但是, 目前内地与香港地区高等教育合作办学却忽视了两地区高等教育合作办学的特殊性;对于积极促进内地与香港地区高等教育合作办学的方向性是明确的, 却缺少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两地区合作办学进一步发展的具体的、相配套的政策。

2. 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受到一定限制, 引进后合理有效利用率不高。

《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一些申请条件的设置,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内地与香港地区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优质教育资源的合理引进。例如, 《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理事会、董事会或联合管理委员会的中方组成人员不得少于1/2。那么对于合作办学中外方在理事会、董事会或联合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得少于1/2。根据《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讨论下列重大事项, 应当经2/3以上组成人员统一方可通过: (一) 聘任、解聘校长或者主要行政负责人; (二) 修改章程; (三) 制定发展规划[2];等。这使港方投资者担心自己的办学思路及其利益会在理事会或董事会上被1/2以上的票数否决。其次, 目前内地与香港地区高等教育合作办学多是直接引进香港院校的课程体系、原版教材, 由港方派遣师资进行专业课程的教学, 这保障了优质资源的原汁原味, 但内地方教师对教育教学活动参与率相对较低, 对提高内地方师资水平的影响有限;合作办学对课程资源的再创新、再创造意识不强, 国际化与本土化转化过程缓慢。

三、促进我国内地与香港地区高等教育合作办学可持续发展的若干建议

1.充分考虑两地高等教育合作办学的特殊性, 加强规范与引导。联合国际学院 (UIC) 副校长徐是雄教授认为, 香港的大学在内地合作办学面临九大难题, 其中包括:内地合作方应提供副手人员协助;课程设计与教师的聘请主要由港方大学负责;可以颁发港方或内地合作方的学位和毕业证书;财务需自负盈亏但国家和香港方面应提供资助等[3]。对于香港高校在内地办学的困难, 香港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麦福达教授认为, 港校在内地的身份没有得到完全的肯定, 定位也十分困难;学校和教师的收入要缴纳高昂的税收。他建议在内地办学的盈余再投入到学校扩建和研究方面, 以换取无需缴税的待遇[3]。我们认为, 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应从内地与香港地区合作办学的特殊性出发, 对内地与香港地区高等教育合作办学给予明确定位, 从财政、税收等政策上给予有力支持。同时对于两地高等教育合作办学要加强规范, 进行方向性的引导, 为促进两地高等教育合作办学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2.以社会需求为导向, 兼顾其发展性。我们的调研显示, 内地与香港合作办学项目所涉及的专业主要有管理学、医学、法学、经济学、建筑学等5类, 其中, 管理类专业13个 (包括工商管理、社会行政管理、物流管理、工程项目或商业管理、旅游管理、信息管理) , 占54.17%;医学类专业3个 (牙周病学、护理学和物理治疗) , 占13.64%;法学和经济学各1个, 各占4.17%;还有其他各类专业, 如社会工作、可持续城市发展、国际房地产各1个, 共占13.64%[4]。目前, 内地与香港地区高等教育合作办学在专业设置上存在趋同现象, 多为管理类, 尤其是工商管理, 而一些技术类专业则相对较少。这样的专业设置尽管充分考虑了市场需求, 但具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 忽视了项目、专业的长远发展, 使得合作办学项目存在严重的短期行为, 不利于两地高等教育合作办学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两地高等教育合作办学, 专业设置要立足国情, 从我国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出发, 正确处理市场需求和专业发展的关系。

3.对优质教育资源合理引进的同时, 建立消化、吸收和有效利用的机制。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是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的核心, 通过消化吸收和有效利用引进的优质教育资源, 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提高高等教育办学水平和质量, 培养国家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国际型人才是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的根本目的[5]。应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和法制, 为合理引进与有效利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提供保障;应健全师资的聘任、管理与培训制度, 以保证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引进后的有效利用;应优化机构和项目的管理制度, 为优质教育资源有效利用提供制度基础;应建立科学评价标准, 完善课程与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促进合作办学质量与水平的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王剑波, 薛瑞丽.中外合作办学教育主权问题的理性思考[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 (05) .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http://www.moe.edu.cn edoas/website18/level3.jsp?tablename=1491&infoid=1395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

[3]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网.《香港高校内地办学困难重重学者呼吁政府更多支持——“粤港澳高等教育发展规划座谈会”在浸大举行》.http://uic.edu.hk/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3395&Itemid=217.

[4]林金辉, 翁海霞.我国大陆与香港地区高等教育合作办学的历史发展与未来趋势[J].中国高教研究, 2009 (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