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诗歌文化内涵

2024-05-22

余光中诗歌文化内涵（精选11篇）

篇1：余光中诗歌文化内涵

余光中诗歌的文化内涵

余光中是20世纪中国诗文双绝的杰出作家，他以璀璨的五彩笔挖掘历史，透视时代。

余光中的诗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台湾当代诗歌40多年来的最高成就和发展主流，在海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尤其是在文化内涵方面，他站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接点上去领略和透视中西文化，并将两种文化思想在创作中融会在一起，从而使诗作既有盛唐的芬芳，又有现代的气息。同时，杰出的诗歌散文、评论以及翻译作品都直接地反映出其个人独特的人格魅力。

一、传统文化的濡染

在余光中的精神脉络里，有着一以贯之的中国传统文化气质。他自小就接受了中国文化的濡染。他说：“我的幸运在于中学时代是在淳朴的乡间度过，而家庭背景和学校教育也宜于学中文。”综观其少年时期的中文教育，可分为三部分：一是古典散文，如《阿房宫赋》、《滕王阁序》等; 二是旧小说，如《三国》、《水浒》等; 三是古典诗词。余光中觉得“ 性之相近，习以为常，可谓无师自通，当然起初也不是真通，只是感性上觉得美”，“从初中起就喜欢唐诗，到了高中更兼好五代与宋之词。”自小所受的古典文学的熏陶，使余光中在投入新诗创作之后，能用中国古典文学的标准来衡量新诗，用传统美学观念来鉴定新诗。

如果说中国古典文学赋予了余光中诗歌浓郁的东方气质和不断创新的意识，那么，深入诗人骨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道思想则构成了其诗作的文化内核。

首先来说儒家的“入世”精神。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中形成了关注社会并积极投身其中的思想传统，这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自觉追求和理想人格，在文学中则表现为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执着的历史使命感。余光中作为中国当代杰出的学者型诗人，也时时流露出强烈的现实悲悯情怀。即便历经了离桑田赴沧海的流转，漂泊海外数十载，接受了欧风美雨的洗礼，也依然不能忘情于祖国，一直将自己的灵魂和命运熔铸在民族之魂中。体现在艺术上则是从唯美转向唯真，不但思考个人命运和永恒时间，更追索生命的价值，咏叹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作为由大陆漂泊到台湾的“ 流亡贵族”，余光中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作家，心中都怀着浓重的寻根意识。百川归海，落叶归根，无论是在台湾、香港，美国或是在世界的任一个角落，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深深扎在故国大地里。

再来说道家的“逍遥”精神。余光中十分推崇中国传统文人追求理想的人格和逍遥的人生态度，他尤其对魏晋名士与李白的空灵玄远、清拔飘逸大为赞赏，因此他的诗中常追求一种独立于世的人生情怀。如他的“ 李白系列”——《梦李白》、《戏李白》、《寻李白》、《念李白》和《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等篇，以新的视角对传统题材进行创造性的运用，表达了对李白人格精神的向往。这也是余光中情不自禁的文化孺慕与历史归属感的流露。余光中有很多诗歌典型地传达着“天人感通”的理想人生。庄子哲学中的这种理性精神和人文意识曾一度给余光中以莫大的情感慰藉。他在经历了人生的彷徨与困惑、失落与迷茫之后，终将内心思想指向自我超越。在散文《逍遥游》中他曾写道：“当我死时，老人星该垂下白髯，战火烧不掉的白髯，为我守坟。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当我物化，当我归彼大荒，我必归彼大荒，我必归彼芥子归彼须弥归彼地下之水空中之云。但在那前，我必须塑造历史，塑造自己的花岗石面，当时间在我的呼吸中燃烧。”由此可见，余光中尽己性、尽人性、尽物性，参天地、赞化育，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的逍遥情怀。

二、西方文化的.渗透

对于余光中而言，从大陆辗转赴台，一种近似文化移民的心路历程和沧桑巨变后的“ 边缘处境”，构成了他创作心态的基础。这种“ 边缘处境”的内涵是多层次的。首先是空间的边缘处境。当诗人远离本土，甚至可以说是被放逐于孤岛后，其心态也就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天涯游子漂泊的身世，构成一个反传统情思的意象原则，一种对命运的隐喻。其次是文化的边缘处境。这迫使诗人重新进行文化时空的自我心理定位，正如叶维廉所言，“ 文化移民的心态意味着置身于文化环境的边缘处境”。在由西方文化时空与东方文化时空构成的文化坐标系中，余光中一直以高扬个性为超越边缘的第一要义。但是，艺术的边缘处境又不可能因为个人而改变，在这样两难状态中，他不得不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西方之行，为余光中提供了一个吸收现代艺术营养，进行多方位艺术尝试的机会;，对西洋现代艺术的大量吸收，使得余光中的作品有抽象化的趋势。如《芝加哥》、《我的年轮》等诗，充满了奇特的意象、欧化的句法和大幅度的跳跃。当时正值台湾现代诗运动兴起之时，余光中作为被称为现代诗“ 三驾马车”之一的《蓝星诗社》的创办者和活跃代表，参与了现代诗的重要论争，成为新诗传统的反叛者。诗人曾一度沐浴在欧洲文化的氛围中，自然受到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等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创作也吸收了超现实主义、唯美主义和结构主义等艺术流派的养分，诗歌作品充满前卫意识和现代气质。

三、中西文化的融合

西方现代艺术使他进入了一个观念和感情互相冲突的二元艺术世界，西方艺术虽攫住了他的心神，但在本质上却始终是一种“ 文化充军”。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让处于夹缝中的余光中体验到了难以契入的痛苦。就价值观而言，西方现代主义者强调个人潜力的发挥、个人目标的实现以及个人利益的追求。这种对个人及其价值的强调和张扬，固然使人类获得了根本性的解放，但是这种个人意识的扩张，也带来了现代人精神上的虚无、与社会的对立，不知何处是边际、何处是归宿。而要使现代人逃离这绝境，余光中认为，必须要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指引，因为传统儒家“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使他发现个性与民族性、人性与时代性是可以相通的。如果说西方现代主义价值观更多地派生出的是孤独的、平面化的自我形象，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孕育出的则是“ 一个集认知主体、道德主体、政治主体、历史文化主体于一身的完整的自我形象”。余光中在文化上“ 西奔东回”的结果就是《民歌》、《乡愁》等一批散发着中国古典情韵的现代诗的诞生。这些诗作就是在经过古今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火葬”之后更生的凤凰，显示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不朽的生命力。

因此，从文化层面看，余光中的诗歌真正做到了古今中西文化的交融，从他的诗中既可以感受到一个丰富多彩的“ 西方”——凡·高的梦幻世界“五月画会”笔下的凝练和谐的美、艾略特的忧郁、弗洛斯特的亲和、摇滚乐的现代，也可以感受到一个历久弥新的“ 东方”——人与自然的默契、天人合一的空灵简洁。仿佛向你开启一个五彩纷呈的世界。

就像这句诗一样：

酒入豪肠，

七分酿成了月光，

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篇2：余光中诗歌文化内涵

《乡愁》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大江东去》

大江东去，浪涛腾跃成千古

太阳升火，月亮沉珠

哪一波是捉月人?

哪一浪是溺水的大夫?

赤壁下，人吊髯苏犹似髯苏在吊古

听，鱼龙东去，扰扰多少水族

当我老去，千尺白发飘

该让我曳着离骚

袅袅的离骚曳我归去

汩罗，采石矶之间让我游泳

让不朽的大江为我涤罪

冰肌的江水祝我永生

恰似母亲的手指，孩时

呵痒轻轻，那样的触觉

大江东去，千唇千靥是母亲

舔，我轻轻，吻，我轻轻

亲亲，我赤裸之身

仰泳的姿态是吮吸的资态

源源不绝五千载的灌溉

永不断奶的圣液这乳房

每一滴，都甘美也都悲辛

每一滴都从昆仑山顶

风里霜里和雾里

幕旷旷神话里走来

大江东去，龙平媒向太阳

龙尾黄昏，龙首探入晨光

龙鳞翻动历史，一鳞鳞

一页页，滚不尽的水声

胜者败败者胜高低同样是浪潮

浮亦永恒沉亦永恒

顺是永恒逆是永恒

俯泳仰泳都必须追随

大江东去，枕下终夜是江声

侧左，滔滔在左耳

侧右，滔滔在右颊

侧侧转转

挥刀不断

失眠的人头枕三峡

《白玉苦瓜》

似醒似睡，缓缓的柔光里

似悠悠自千年的大寐

一只瓜从从容容在成熟

一只苦瓜，不再是涩苦

日磨月磋琢出深孕的清莹

看茎须缭绕，叶掌抚抱

哪一年的丰收像一口要吸尽

古中国喂了又喂的乳浆

完美的圆腻啊酣然而饱

那触觉、不断向外膨胀

充满每一粒酪白的葡萄

直到瓜尖，仍翘着当日的新鲜

茫茫九州只缩成一张舆图

小时候不知道将它叠起

一任推开那无穷无尽

硕大是记忆母亲，她的胸脯

你便向那片肥沃匍匐?

用蒂用根索她的恩液

苦心的悲慈苦苦哺出

不幸呢还是大幸这婴孩

钟整个大陆的爱在一只苦瓜

皮靴踩过，马蹄踩过

重吨战车的履带踩过

一丝伤痕也不曾留下

只留下隔玻璃这奇迹难信犹带着后土依依的祝福

在时光以外奇异的光中

熟着，一个自足的宇宙

饱满而不虞腐烂，一只仙果

不产在仙山，产在人间

久朽了，你的前身，唉，久朽

为你换胎的那手，那巧婉

千睇万睐将你引渡

笑对灵魂在白玉里流转

一首歌，咏生命曾经是瓜而苦

被永恒引渡，成果而甘

《风铃》

我的心是七层塔檐上悬挂的风铃

叮咛叮咛咛

此起彼落敲叩着一个人的名字

――你的塔上也感到微震吗?

这是寂静的脉搏日夜不停

你听见了吗叮咛叮咛咛?

这恼人的音调禁不胜禁

除非叫所有的风都改道

铃都摘掉塔都推倒

只因我的心是高高低低的风铃

叮咛叮咛咛

此起彼落

敲叩着一个人的名字

篇3：余光中称诗歌不一定要押韵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日前在北大担任为期一个月的驻校诗人, 他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在谈及诗歌押韵问题时, 余光中说:诗歌押韵对中国文学来讲自古已然, 五四以后才不押韵的。在这之前, 一直到清朝都是押韵的, 所以变成歌非常容易。从周朝的四言, 到魏晋南北朝的五言, 到唐朝的七言, 到宋词长短句, 还是押韵的。押韵对中国古典诗是必要的条件, 西方不然。西方比如莎士比亚的舞台剧, 人物讲话是用诗句讲的, 不过不押韵, 这个和中国不一样, 这件事情 (押韵) 对中国是最基本的。当然, 完全不押韵也会写出一首有趣的诗来, 西方舞台剧中的人物讲话即是一个解明的例证。不过, 余光中后来强调:我那首《乡愁》大家以为不押韵, 其实有啊。“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候”、“愁”、“头”, 当然, “候”和“头”平仄不一样, 可是是有韵的。韵很重要, 交通守则都会押韵啊, 让你容易记住, 都押韵嘛。不押韵能不能写出好诗来, 不一定, 可是你不押韵, 一定要有些别的好处, 语言特别有味道, 特别耐人咀嚼, 或者你的比喻特别鲜明生动, 要有别的补偿。可是押韵在这个之外, 会帮很大的忙。

篇4：余光中诗歌之乡国情怀浅析

从文化学心理学角度看，安土重迁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于是和西方人相比，中国人的思乡心态要更强烈。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记忆具有选择性：凡是人们喜好的记忆表象更多地保存在大脑皮层中，长时间积留下来的多为美好的回忆。人成为异乡游子时，往往因生活习惯、文化氛围、人际关系等原因，感到孤独无依，心理上往往寻求安全、温暖、依托。此时，故乡的景物，亲朋故旧便以一种温情的回忆占据心头，这就是诗人所“离群托诗以怨”的动机了。余光中写乡愁，也是基于这种心理根源的。

“中国诗人似乎永远悲叹流浪和希望还乡”。这便使寻根念祖、返本思归的羁旅母题成为中国历代文学的传统。古诗有云：独在异乡为异客。但是对于“众在台湾”、特别是跟大陆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文人们来说，有家不能归的境遇强化了他们对乡国的渴望，也许海峡越是清浅，旅人越是要苦闷——跨越为何如此之难？在台湾文坛，余光中堪称是吟唱思乡之曲的高手。在众多的诗文里，他以一行行自胸中淌出的文字，演绎着浓浓的乡愁；又以一缕缕从体内抽出的丝线，缝缀着密密的亲情。从杏花春雨的江南到《长城谣》中的塞外关山；从古长城的汉家陵阙、灞桥涸柳到淮扬二十四桥明月夜，说不尽的乡情、乡恋、乡思、乡愁。这种空间上的隔阂引诱着作家的追忆，借助诗句神游大地。

诗人出身在江南，因此江南的一切又特能引发出他的乡愁。“江南，唐诗里的江南”，“小杜的江南/苏小小的江南”，吴王、越王、西施的江南，遍地垂柳、太湖渔港的江南。江南的历史文化、风物人情，使诗人日夜萦怀。然而，现实的他只能“站在基隆港，想——想/想回也回不去”。诗人禁不住发出慨叹：“喊我，在海峡这边/喊我，在海峡那边/喊，在江南，在江南/多寺的江南/多亭的江南/多风筝的江南/钟声里的江南！”（《春天，遂想起》）对江南的乡愁、乡情、乡音、乡景的呼唤动人心旌。

不仅江南，诗人对黄河两岸、长城内外同样充满了眷眷的深情。“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从青海到黄海/风也听见/沙也听见”（（《民歌》）。而一旦黄河冻住，还有长江、心的血海、民族的血海来传唱，诗人固守着民族的渊源，并且推而广之，把民族的传统凝聚在简单的诗句中，诗中的龙的形象更是把中华的文明生动地表现在文字之间，令人宛如看见了这样一条薪火相传的巨龙。《乡愁四韵》中，酒一样的长江水、血一样的海棠红、信一样的雪花白、母亲一样的腊梅香，四个中国文化味十足的意象在诗人笔下反复咏叹，那是充满深厚底蕴的情谊。而《乡愁》一诗,更是将思念故园、追怀亲情的心绪，表达得细腻生动、深婉含蓄。诗人以邮票、船票、坟墓、海峡作为情感的具象载体，随着时空的不断变化，乡愁的内容不断加重，当乡愁成为“一方矮矮的坟墓”时，诗人对母亲的感情是多么深沉而歉疚，其中包含着多少血泪与呐喊！最后，诗人的感情由对自己亲人的思念升华为对整个大陆同胞骨肉的思念以及对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殷切希望。空间上的分离把诗人眷恋的胃口一再勾起，真实的土地此时代替了中华的文化，对文化的眷恋落实在土地上，乡愁油然而生。

余光中一生，在中国与西方，现代与传统之间出出进进，往返游离，但最终他做了一个“回头浪子”。个中原因非常清楚：对祖国的热爱，对本民族文化的尊重，使诗人即使在最为“西化”的时期，他的思想与精神也并没有真正地在西方文化中“错位”，而是在“西化”的表象之路上不断抛却、突破西方文化语境，努力使自己的创作“回归”到母体文化中去。他说：“新大陆和旧大陆，海洋和岛屿已经不再争辩，在他的心中，他是中国的。这比一切都重要……每一次出国是一次剧烈的连根拔起。但是他的根永远在这里，因为泥土在这里，落叶在这里，亦永远永远播扬自这里。他以中国的名字为乐。有一天，中国亦将以他的名字为乐。”（（《蒲公英的岁月》）这是余光中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一种特别敏感而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尊的表现。正是怀揣着这颗以民族自尊为内核的爱国之心，他的许多作品总是饱蘸着悲愤来叙写民族的忧患。这是他诗歌抒写的最主要形式，由悲而痛，痛之至极，哀之至极，则爱之至极。他在诗中吟唱：“在长城，不，长江之南，但是那歌调/每一次，都令他心酸酸，鼻子酸酸”（《在冷战的年代》）；诗人为我们民族“皮鞋踩过，马蹄踩过/重吨战车的履带踩过”（《白玉苦瓜》）而悲愤，但同时也渴盼着我们的民族能以顽强不衰的生存意志重新振兴。忧虑本身是来自眷恋，忧虑更加催生着眷恋，两者互相交织，更加刺激着诗人的乡国情怀。

篇5：余光中的诗歌

《大江东去》

大江东去，浪涛腾跃成千古

太阳升火，月亮沉珠

哪一波是捉月人?

哪一浪是溺水的大夫?

赤壁下，人吊髯苏犹似髯苏在吊古

听，鱼龙东去，扰扰多少水族

当我老去，千尺白发飘

该让我曳着离骚

袅袅的离骚曳我归去

汩罗，采石矶之间让我游泳

让不朽的大江为我涤罪

冰肌的江水祝我永生

恰似母亲的手指，孩时

呵痒轻轻，那样的触觉

大江东去，千唇千靥是母亲

舔，我轻轻，吻，我轻轻

亲亲，我赤裸之身

仰泳的姿态是吮吸的资态

源源不绝五千载的灌溉

永不断奶的圣液这乳房

每一滴，都甘美也都悲辛

每一滴都从昆仑山顶

风里霜里和雾里

幕旷旷神话里走来

大江东去，龙平媒向太阳

龙尾黄昏，龙首探入晨光

龙鳞翻动历史，一鳞鳞

一页页，滚不尽的水声

胜者败败者胜高低同样是浪潮

浮亦永恒沉亦永恒

顺是永恒逆是永恒

俯泳仰泳都必须追随

大江东去，枕下终夜是江声

侧左，滔滔在左耳

侧右，滔滔在右颊

侧侧转转

挥刀不断

《白玉苦瓜》

似醒似睡，缓缓的柔光里

似悠悠醒自歉年的大寐

一只瓜从从容容在成熟

一只苦瓜，不再是色苦

日磨月磋琢出深孕的.清莹

看茎须缭绕，叶掌抚抱

哪一年的丰收想一口要吸尽

古中国喂了又喂的乳浆

完满的圆腻啊酣然而饱

那触角，不断向外膨胀

充实每一粒酪白的葡萄

直到瓜尖，仍翘着当日的新鲜

茫茫九州只缩成一张舆图

小时侯不知道将它叠起

一任摊开那无穷无尽

硕大似记忆母亲，她的胸脯

你便向那片仲橘?

用蒂用根索她的恩液

苦心的慈悲苦苦哺出

不幸呢还是大幸这婴孩

钟整个大陆的爱在一只苦瓜

皮鞋踩过，马蹄踩过，

重吨战车的履带踩过

一丝伤痕也不曾留下

只留下隔玻璃这奇迹难信

犹带着后土依依的祝福

在时光以外奇异的光中

熟着，一个自足的宇宙

饱满而不虞腐烂，一只仙果

不产生在仙山，产在人间

久朽了，你的前身，唉，久朽

为你换胎的那手，那巧腕

千眄万睐巧将你引渡

笑对灵魂在白玉里流转

一首歌，咏生命曾经是瓜而苦

被永恒引渡，成果而甘

《星之葬》

浅蓝色的夜溢进窗来夏斟得太满

萤火虫的小宫灯做著梦

梦见唐宫梦见追逐的轻罗小扇

梦见另一个夏夜一颗星的葬礼

梦见一闪光的伸延与消灭

篇6：余光中中篇诗歌

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9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The University of Iowa)艺术硕士。先后任教台湾东吴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其间两度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国多家大学任客座教授。1972年任台湾政治大学西语系教授兼主任。1974年至1985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并兼任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中文系主任二年。1985年，任台湾中山大学教授及讲座教授，其中有六年时间兼任文学院院长及外文研究所所长。

余光中先生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被誉为文坛的“璀璨五彩笔” 。驰骋文坛逾半个世纪，涉猎广泛，被誉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其文学生涯悠远、辽阔、深沉，为当代诗坛健将、散文重镇、著名批评家、优秀翻译家。现已出版诗集 21 种;散文集 11 种;评论集 5 种;翻译集 13 种;共 40 余种[2] 。代表作有《白玉苦瓜》(诗集)、《记忆像铁轨一样长》(散文集)及《分水岭上：余光中先生评论文集》(评论集)等，其诗作如《乡愁》、《乡愁四韵》，散文如《听听那冷雨》、《我的四个假想敌》等，广泛收录于大陆及港台语文课本。

篇7：余光中诗歌选读

两处茫茫皆不见

月是情人和鬼的魂魄，月色冰冰

燃一盏青焰的长明灯

中元夜，鬼也醒着，人也醒着

人在桥上怔怔地出神

伸冷冷的白臂，桥栏拦我

拦我捞李白的月亮

月亮是幻，水中月是幻中幻，何况

今夕是中元，人和鬼一样可怜

可怜，可怜七夕是碧落的神话

落在人间。中秋是人间的希望

寄在碧落。而中元

中元属于黄泉，另一度空间

如果你玄衣飘飘上桥来，如果

你哭，在奈何桥上你哭

如果你笑，在鹊桥在你笑

我们是鬼故事，还是神话的主角?

终是太阳浸侵，幽光柔若无棱

飘过来云，飘过去云

恰似青烟缭绕着佛灯

桥下磷磷，桥上磷磷，我的眸想亦磷磷

月是盗梦的怪精，今夕，回不回去?

彼岸魂挤，此岸魂挤

回去的路上魂魄在游行

篇8：近十年余光中诗歌研究综述

一、诗歌传统与现代的研究

余光中虽身处现代中国, 被称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 但其一生所钟爱的正妻是中国传统文化。以《莲的联想》为转折点, 诗人进入他创作的新古典主义时期。这些研究有的针对余光中对某个具体古代诗人的传承与创新。徐学[1]通过余光中《从象牙塔到白玉楼》系统分析余光中对李贺的评说借鉴和改造。黄维樑[2]写到余光中提出反传统不如利用传统, 在以唐诗为主的中国传统诗歌基础上, 创作了丰富杰出的现代诗, 同时他认为“余光中对屈原是推崇的”。[3]杨景龙[4]指出余光中的祖国情绪主要来自屈原赋, 他的纵逸才气主要来自李白诗, 而他的语言风格则主要来自姜夔词。仇小屏[5]探究了余光中“李白三部曲”对李白诗歌的引用情形, 以此切入做个别分析和综合分析。

更多文章是从整体上研究余诗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蒋玉斌[6]主要从诗歌创作技巧这一层面上分析余诗所受到的传统文化影响———“物化”的情绪、“消融”的文法、“和谐”的音韵。黄永林[7]指出余光中诗歌在内容上表现出强烈的“中国情结”和“乡愁母题”特征, 在艺术上将西方现代诗艺与中国传统诗歌精神相融合。黄丽[8]从诗人身份经历, 创作过程多角度地挖掘余光中诗歌的传统沿袭。值得一提的是黄丽在同年所写的硕士毕业论文《传统与现代的契合———论余光中诗歌创作道路》, 她系统论述余光中诗歌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丰富了余诗的研究, 同时也为余诗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魏云[9]认为余光中趋融会古典而有所得失, 为思索新诗古今症结提供了丰富的启示。甘敏[10]从古典的意象、典雅的语言和节奏化的韵律三方面阐述余诗的古典美, 但其指出余诗并不十分关心现实社会, 缺少对现实世界的参与意识是不妥当的。徐珂[11]认为余光中成熟的新古典主义诗学是以传统和现代的互动关系为核心, 把现代诗从一个单纯的为学概念发展成一个内涵丰富的诗学范畴。刘云生[12]通过对余光中《中原夜》内容及艺术特色的分析, 指出《中原夜》表现了余光中从李贺一类诗歌中攫取怪诞意象, 抒发人生复杂喟叹的高超诗艺。梁欣荣[13]则探讨了余诗在当今现代诗面临的格律的消失和主题的扩大两大困扰的背景下并没有谋杀传统诗歌的美, 毁坏文化的传承。

二、余光中乡国情怀诗研究

从题材与内容来看乡愁是余光中创作的母题, 数量最多、思想艺术成就最高的也是他的乡愁诗。大多数研究者将目光集中于余光中乡国情怀诗的研究, 数量之多是余光中其它方面诗歌研究无法比拟的。有的研究文章针对单篇“乡愁”进行研究。如梁欣荣[14]指出美的情感和形式在余光中《乡愁》中得到高度统一。李爱娟[15]探讨了《乡愁》诗质与诗形的完美结合而杨景龙[16]通过乡愁诗的解读着眼于它内涵上的母题性质和表现上的原型意义。

还有很多学者把多首诗歌如《乡愁》、《乡愁四韵》、《白玉苦瓜》等归为思乡恋土类进行研究。陈义海[18]提出《乡愁四韵》高于《乡愁》, 并从四个方面阐述这两首诗在艺术表现上的特点:意以象言, 象以言著;联想自然, 环环相扣;音韵和谐, 一唱三叹;无理而妙, 富于别趣。张培培、王秀丽[19]从意象的选择组合及内涵入手对《乡愁四韵》诗歌中所吸纳的原型意象及创新出的新意象进行了深入的挖掘, 对乡愁的醇、痛、遥、久进行了分析。此外, 大量文章从整体上研究余光中诗歌的乡国情怀。徐光萍[20]认为余光中对传统的一度疏离, 只是中国游子的短暂西游, 强烈的中国情结使得余诗在艺术上有了更加确定的定位。《乡愁母题、诗美建构及超越———论余光中诗歌的“中国情结”》[20]是对余诗乡国情怀探讨比较深刻的一篇。乡愁是余诗的创作母题, 中国情结是诗作的精魂。张景兰[21]探讨了余诗的祖国情结:大陆情结、历史情结、古典情结。陈爱明[22]从五个方面阐述乡愁情结的内涵:对故土亲人往事的回忆;对大陆山川风物的怀念;对华夏历史文化的传承;对中华民族血脉的认同;对祖国统一强盛的渴望。卢德明[23]指出余光中的乡愁诗具有新颖奇特比喻点染、原型意象吸纳与新意象挖掘、“陌生化”语言浸润、诗与歌联姻的诗美建构等特质。王杰[24]指出余诗作品截取“白玉苦瓜”这一意象, 将多种情思融入所咏叹的历史文物中, 并赋予多种象征意义。彭裕丹[25]阐述了余光中作品中的中国情结来自他对故乡故土的眷恋与追慕;对传统文化的挚爱与坚守;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归依。

三、余光中诗歌的艺术特色研究

余光中是诗歌的集大成者, 他诗歌的艺术特色成了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吴丹霞[26]分析了意象空间感的形成、作用以及在具体的作品中余光中是如何构造莲意象的空间感的。曹存有[27]从语言方面探讨余光中诗歌, 优美的意象、高妙的修辞和超脱的形式是其语言技巧的主要表现。庄伟杰[28]认为诗人从边缘立场出发, 在两种向度上同时展开, 是余光中诗歌研究中视角比较新颖的一篇。而郑菡[29]则探讨了余光中诗歌音乐美的体现———音韵和节奏, 通过诗歌音乐的表达更加突出表现了情绪与主题。《余光中诗歌的意象美》[30]认为余光中诗歌意象独创新奇丰盈有力度, 同时这些意象是时代精神与地方色彩的交织。正是这些意象丰富了诗歌的审美价值。李怀青[31]认为余光中的创作和其生命一样, 以流浪为精神基调;他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学的经验, 潜意识里却向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回归, 以求对传统进行革新;他的文章风格兼容中西, 蕴藉深远, 重知性而充满性情;在新古典主义理想的框架下, 他希望通过文艺的现代化运动来实现中国的文艺复兴;余光中的创作生涯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现当代诗歌和散文的现代转化如何成为可能。许金琼[32]分析了余光中爱情诗中多次出现“莲”的意象, 具有复杂而神秘的多重蕴涵, 是美、爱、神的综合象征和表现。“莲”意象具有丰富的文化蕴涵和悠久的文化渊源, 契合了余光中的东方文化情结。

四、诗歌翻译研究

余光中是当代著名诗人散文作家和翻译家他精通中英双语学贯中西, 以特殊三重身份从事翻译工作, 翻译了大量的小说和诗歌, 并有一整套自己的译学思想。尤其在诗歌翻译方面, 其大量优秀的诗歌译作有力的反驳了“诗歌不可译论”。这些译作神形兼备, 达到了翻译中无我的境界, 很有学习研究的价值。近年来有些学者将目光专注于余光中的诗歌翻译研究。《余光中翻译思想略述》[33]从翻译的重要性及翻译与创作关系、译者的道德修养、诗歌翻译无坦途、翻译导致“中文之式微”四方面详细阐述了余光中诗歌翻译思想。张锷、梁超群[34]分析了由于某些历史背景知识的阙如, 译者对某些异族风俗的隔膜以及远作者王尔德的“私心”, 导致余光中对奥斯卡·王尔德名剧TheimportanceofBeingEarnest的翻译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华东师范大学江艺的博士学位论文《对话与融合———余光中诗歌翻译艺术研究》[35]的研究对象是余光中的翻译思想和译诗实践, 对余光中诗歌翻译艺术所进行的较为系统的总结, 对其成因、内涵以及实践所进行的深入细致的研究, 弥补了余光中翻译研究乃至于余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也为中国外诗汉译史的书写提供了一份来自台湾的素材。《余光中诗歌译例浅析》[36]指出余光中的两首爱伦坡诗的汉译选段有其诗人译诗的特殊性和其“以顿代步”的英诗翻译思想。这些优秀译文都充分反驳了“诗歌不可译论”, 同时也证实了余光中本人的“以顿代步”的诗歌翻译思想的可行性。庞静丽[37]通过运用苏珊.巴斯内特"共谋"的观点来分析余光中创作翻译的关系, 指出余光中的创作与翻译是相互融合的。

篇9：余光中诗歌文化内涵

关键词：乡愁；回归；文化环境；文化心理；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I21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0—0072—03

一、以余光中为例论述台湾乡愁诗的特定性

(一)余光中的生活经历与诗歌的生成背景的关系，所反映出的文化环境以及所孕育的文化心理

1对故国亲情的精神守望：与熟悉的文化环境的告别，埋下文化乡愁的种子。20世纪中，一道海峡将中国隔离为两岸，几百万人离开大陆漂泊到了孤岛，如台湾作家白先勇所说：“流亡到台湾的第二代作家，他们成长的主要岁月在台度过，不管他们背景如何歧异，不管他们的本籍相隔多远，其内心同样被一件历史事实所塑模：他们全与乡土脱了节，被逼离乡背井，向他们的父母一样，注定寄生异地的陌生环境。”余光中的诗作抒写了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漂泊台湾的无根者的悲情。这在他的代表作《乡愁》中表现的尤为淋漓尽致。“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由于长期处在封建农耕文明时代，中国人天然有着深深的恋家情结和乡土情结。家被视为生命的本源，中国人常常是安土重迁、故土难离。家乡、故乡的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根敏感神经，它如同一只无形的手始终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行为，归拢着中国传统的长幼亲情，形成整个民族共同的心理趋向。游子思归、落叶归根、衣锦还乡，正是这种恋家的情结，牵引着一代又一代游予思乡的神经。但之于漂泊到台湾的这群诗人们，这不过只是小小的阀门，乡愁，在这里还只是故园的离别，仅仅是个开始。

2对文明鸿沟的深沉凝视：因不同文化环境的文化撞击与冲突，滋生文化乡愁的情丝。余光中这一代作家有着特殊的经历与遭遇，他们从大陆到台，这是第一次放逐；许多人又求学或旅居海外，这是又一次放逐。他们离开故土越走越远了，如台湾诗人简政珍所说，是一种双重放逐。余光中写于美国的《我之固体化》中有这样的诗句：“在国际的鸡尾酒里，我仍是一块拒绝融化的冰。”《敲打乐》中，诗人反复唱到：“我们不快乐”，“仍然不快乐啊／颇不快乐极其不快乐／不快乐”。因为他们的根不在异域他国。

出门“在外”的“孤儿心态”或是边缘心态比较明显，更易体验到异域文化的陌生感和生存的痛楚感。离开故土或面临文化障碍的人，远离了一个情感上认同的“家”，从所熟悉的环境迁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他们一方面失去与家乡、亲友的联系，失去了旧有的文化依凭和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又感觉自己在新环境里无助无望，原有的自我意识在新环境中得不到认同与赞许，就会产生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空间距离等方面的疏离感和漂泊感。另外，特别是当原有的母体文化与本土的客体文化之间产生冲突时，他们往往会觉得自己置身于社会的“边缘”，是文化身份模糊的“他者”。也正如余光中所说：“那种差别提醒着我，我是中国人，我从东方来，我的文化跟美国的文化始终不同。当你不在中国的时候，你就成为全部的中国，当你走到异国之地，所有的国耻都会贴到你的脸上，中国的痛楚就是我的痛楚。”此时对故土的回忆、怀念和追寻，便成为治疗漂泊痛感的良药。

3对异国山水的文化情思：陌生文化环境带来异己孤独感，为文化乡愁营构心理之乡。对乡愁有了更深的体认后，余光中开始把诗笔“伸回那块大陆”，如他的《乡愁四韵》一给我—瓢长江水啊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又如他的《当我死时》一“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余光中说：“乡愁对于我就是一种记忆。乡愁，如果仅仅是同乡会的乡愁那就简单，但是一个文人，一个读书人的乡愁就把时间加了上去，乘上了时间，乘上了文化的记忆。我们个人有小小的回忆，几十年而已，整个民族有几千年的记忆，大的记忆，那些记忆变成典故、变成神话、变成历史，那些历史你走到哪儿会带到哪儿，所谓的秦魂汉魄，宋魂唐魄就在你的身体里。”

相比起其他民族，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强大的内聚性，海内外炎黄子孙对文化寻根的愿望非常执着。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文化身份”的确认是人的一个内在行为的基本要求，尤其是海外华人由于所处的特殊环境，这种确认就显得更为重要；文化寻根就是要确定“文化身份”，所以对他们而言，故土不仅仅是一种地域上的归属，还是一种文化归属。而这种归属正视来源于对故土文化的记忆。在异质的文化环境中，曾经与我们那么亲近的东西变得日渐远去乃至于不复存在，而新的生活却又只能从生疏开始，这种沉重的陌生化何等可怕。

(二)余光中为代表的乡愁诗所显现的文化回归——文化心理对文化环境的反出

1灵魂的惶惑与精神的释放：背负着离根落叶的痛苦，艰难地挣扎于中西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冲突中，对故土的回忆、怀念和追寻，便成为治疗惶惑痛感的良药。台湾现代乡愁诗的作者，绝大多数是大陆去台的诗人。当时有的在大陆已经小有名气，有的虽初涉文坛，却带去了大陆的童年记忆。这些诗人都怀着浓重的乡愁，都写下了一些哀婉感人的乡愁诗。因此他们的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流淌着童年印记，缠绕着少年故乡情结。台湾的乡愁文学大都以回忆的形式忆念往昔的大陆生活，表达怀乡。

台湾现代表现乡愁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体现了以孤独心态为内在特征的作者的特殊情感体念。由此引发的是一种亲近的社会群体意识，也就是说，人在孤独无依时希望寻求亲和力的依靠。这种亲和力一方面来自于家庭的温暖，因为“家”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人伦相亲的特点，是渗透着传统文化精神和人文内涵的象征。另一方面，与“家”相连的往日群体生活体验。故乡风情亲朋故友是对象化的满足，随着旧情的重温给人莫大的安慰。

2放逐历程中的飘零意识：异域文化的陌生感和生存的痛楚感，所产生的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空间距离等方面的疏离感，经过痛苦的挣扎后，最终找到了心灵的归宿。“离开了家，才知道家的可爱；离开国的时候，才知道国的可贵，一个人必须当一回‘浪子’，回头后才能真正明白这一切。”阔别六十八年后回到故乡永春的诗人余光中这样描述自己的人生之路，表达胸中的万千感慨。回顾自己的诗歌创作生涯，余光中说他是在五十年代末到美国读书，学习文学。留美的前

期，余光中以《万圣节》为代表。爱荷华大学的写作训练与艺术课程启迪了他对现代艺术的接触，并普遍吸收了西洋音乐，作品有抽象的趋势。之后的1960—1961属于他的虚无时期，以《天狼星》、《五陵少年》前半为代表。这个时期的余光中在西化的忧郁苍白里创造英雄的幻觉，无法向传统索取温暖。作品中时常透露末世一般的追悼，又始终无法自绝于传统，而有「真空的感觉」。《天狼星》投影的不但是个人或诗坛的无依、空虚，也是一个文化、民族对传统的怀疑和对接受外来冲击的疑惑。渐渐的，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余光中开始反省自己是谁，“发现”自己是中国人，他说，“那时，我的民族意识勃发了”，于是他重返中华大地，当了文化上的“回头浪子”。

二、以余光中为代表的台湾现代乡愁诗人所表现出的文化自觉

(一)台湾乡愁诗人文化自觉性离不开传统文化的熏染

一般来说，民族意识有两层涵义：一是指人们对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共同体的意识；二是只在国家生活中，于不同民族交往的关系中，人们对本民族生存、发展、权利、荣辱、得失、安危、利害等等的认识、关切和维护。基于第一层涵义。民族意识有时也称民族自我意识，即民族“自识性”、“属性”或“归属感”。自我意识是从感性的和知觉的世界的存在反思而来的，本质上是从他物的回归。这种“从他物的回归”，对于民族而言，就是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存在以及本民族与他民族关系的认识。中国民族理论界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对异族的“分界意识”和相对于本族的“认同意识”。这种分界意识和认同意识正是基于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而产生的。

大诗人们总是善于从本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发掘素材。余光中虽然21岁就离开了大陆母体，但他的诗作总忘不了本民族的历史，在台湾、在香港，或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见山上观水，登楼驱车，哪怕是一草一木，他的诗作总忘不了从本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中发掘素材，而打上鲜明的民族印记。余光中虽然青年时代就离开大陆，但他最不能忘怀的是祖国的历史文化。他在《白玉苦瓜(自序)》中说，“到了中年，忧患伤心，感慨始深，那支笔才懂得伸回去，伸回那块大陆，去蘸汩罗的悲涛，一水的寒波，去歌楚臣，哀汉将，隔着千年‘跟古代最敏感的心灵，陈子昂在幽州台上，抬一抬杠。’。怀古咏史，原是中国古典诗的一大主题。”

对母体文化的归依感，是余光中乡愁诗的深层内涵。余光中常常用诗为中过文化造像，他在《隔水观音后记》中说：这类诗“是对历史和文化的探索”，“一种情不自禁的文化孺慕，一种历史的归属感。”这种强烈的民族文化归属感渗融在他的诗中。在他的那首《呼唤》中的“一盏灯”显然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象征。“五千年深的古屋”传来的呼叫是历史的呼唤，文化的呼唤。“喊我回家去”是一种归属感。在《漂给屈原》、《湘逝——杜甫殁前舟中独白》、《戏李白》、《寻李白》、《念李白》、《夜读东坡》等诗作中，余光中在为中国的大诗人造像，表达对古代大诗人的景仰、向往之情。这自然不单是对屈原、李白、杜甫、苏轼的歌颂，他们在诗中是中国文化的化身，是民族魂的象征。在他的《望边》、《布谷》、《蜀人赠扇记》等诗中都选用了“布谷”、“鹁鸪”、“鹧鹤”、“月亮”等意象，而这些原型意象都是一种特有的符码，是地道的中国式的。这都与余光中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十分不开的，这是一种积淀数千年的民族文化心理，是文化自觉的重要体现。

(二)台湾现代诗人文化自觉的独特体现之“文化乡愁”

1台湾乡愁诗人的独特生活经历及其代表作所呈现的文化自觉。朱水涌的《全球化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研究》指出在“全球化”的缓慢进程中，中国当代文学形成了以下格局：大陆文学居于“全球化”边缘却居于民族文学的中心，以自足的姿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抵御“全球化”文化霸权的危险，也为“全球化”中的民族文学个性的确认奠定了基础；而台、港、澳在现代文明与“全球化”格局中位于中国与西方的文化过渡地带，其文学呈现出在“全球化”语境下不断变动的特点，它们在那时期是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中介点。

台湾现代乡愁诗人大都是迁移至台湾的，对大陆会有很直接的记忆，真正的回忆和直接的经验。这是他们更深切的体会到原有的母体文化环境与台湾文化环境之间的差异，也更能体会出那种疏离与陌生，从而使他们产生一种“回归式”的文化乡愁。路晓冰、王殿斌的《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浅谈余光中作品中的思乡情结》以余光中为对象，论述了在台湾作家作品中普遍存在的乡愁问题。乡愁可以说是余光中作品最基本的主题，其原因在于海峡两岸长达半个世纪的隔绝和台湾文学独特的创作氛围。

2现在的当下年轻台湾作家及其民众“文化乡愁”的淡化。世界的目光聚焦台湾岛。我们看到台湾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也看到台湾岛的文化现实。身为是其中的一分子，身处在那样一个焦灼、躁动、狂热的环境之中，会有什么感觉?台湾人现在有乡愁的情怀吗?

保护和保持一个民族自己的文化是十分必要的。否则的话就会变成一个国际公民，国际公民也很好，但是就没有了自己的本位文化。联合国有很多国家加入，是因为有一个国籍在支撑着，有一个国家的本位才能加人联合国。随着全球化的推进，青少年的阅读习惯不可避免会受到美国的“迪士尼”，日本的漫画，韩国的电视剧等等的冲击，提倡与引导是非常必要的。应该这样看，年纪比较大的在台湾的大陆人，已经70多岁，肯定会有乡愁；年纪比较轻的一代，就是生在台湾的人，他们对大陆并没有直接的印象。当然以前他们在读教科书的时候，在地理和历史的文字中也会读到大陆，但那毕竟只是书本上的。像余光中这样，早年离开大陆到台湾的时候已经二十几岁，对大陆会有很直接的记忆。所以说台湾人的乡愁，那种真正的回忆和直接的经验现在是越来越少，就如一个人学英文很好，可是却把中文忘记了，对于中文文化是很大的伤害；如果一个人是空白，投进去，就会染上别人的颜色，没有贡献，也没有依靠。台湾年轻一代文化的乡愁是有的，比如在读小说，读中国古文，读唐诗宋词，或者看电影看到一些画面，这些都会看到一个文化的来源，或者看到文化的背景。就像日常讲的成语，得陇望蜀，朝秦暮楚，很多成语都是从这种文化的背景中来的，有一个成语就有一个成语的文化背景。

三、特殊文化环境下的文化心理所表现出的文化自觉

乡愁除了是诗人的一种感伤情怀，也是一种文化断裂的标记，不仅是地理的，也是历史的。台湾现代乡愁诗人对大陆会有很直接的记忆，真正的回忆和直接的经验。这是他们更深切的体会到原有的母体文化环境与台湾文化环境之间的差异，也更能体会出那种疏离与陌生，从而使他们产生一种“回归式”的文化乡愁。

余光中曾说过：“我现在的读者恐怕在大陆的比在台湾多，还不完全是因为大陆的人口多，就是读我书的人大陆比台湾多。我住在台湾，可是我的文章不仅是在台湾发表，也在世界所有的华人地区传播，香港、南洋，包括中国内地。虽然我住在岛上，可是我的读者，我的听众在世界的华人区，其实现在的中文也已经是世界化了，华人所分布的地区遍布世界，华人世界也形成一个国际，那些在异国的华人，他们读中文是天经地义的。”就如同费孝通先生所说，所谓文化自觉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他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