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性研究量化研究

质性研究量化研究（共6篇）

篇1：质性研究量化研究

现代心理学研究方法整合之路-质性与量化之整合

质的研究方法目前是与量的研究方法相提并论,交相辉映的一种研究方法,在现代社会科学中受到与日俱增的重视.本文初步探讨了质的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理论基础、及与量的`研究的区别与结合等方面,讨论了质的研究方法发展方向与前景及心理学研究方法整合之势.

作 者：陈晶 作者单位：广东工业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广东广州,510006刊 名：科技资讯英文刊名：SCIENCE & TECHNOLOGY INFORMATION年，卷(期)：“”(17)分类号：B84关键词：心理学 研究方法 质性研究 量化研究

篇2：质性研究量化研究

[摘要]：量化评价与质性评价是课程评价中的两种基本方法。这两种方法在理论基础、评价目的、评价过程、评价的具体方法、评价者的角色上有明显不同。但它们不是两种对立的方法，在实践中应该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互相补充、完善，走向多元的课程评价方法。

课程是教育系统的核心。评价是揭示个人、社会、自然的价值，建构价值世界的认识活动。课程评价是“以一定的方法、途径对课程的计划、活动以及结果等有关问题的价值或特点作出判断的过程”。课程评价的本质就是人对课程的价值判断。

课程评价是与教育的发展和改革相随的。在课程理论研究的短短一百年中，课程目标从强调知识的掌握转向能力的培养，从强调学习知识转向学会应用，从强调发展单方面技能转向贯通总体之间的联系。课程的每一次重大进展，几乎都伴随着研究方法的改进和发展。课程评价经历了测验、评价、评定几个发展阶段。没有一个共同的、适合所有问题的课程评价方法，因为这里涉及两个相当复杂的领域----课程和评价。然而不同的评价手段可以用在不同的环境以满足不同的需要。课程评价的评价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量化课程评价，另一类是质性课程评价。虽然量化评价方法与质性评价方法出现在不同时期，代表着不同的评价理念，但作为具体的评价方法，两者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适用于不同的评价目标和对象。

一、课程与量化评价

所谓量化课程评价，就是“力图把复杂的教育现象和课程现象简化为数量，进而从数量的分析与比较中推断某一评价对象的成效。”这种评价方法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占了主导地位，这个历史时期也就是课程评价专家古巴和林肯所说的课程的“第一代评价”和“第二代评价”时期。

1.理论基础量化评价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直接产物。它认为主体和客体是相互孤立的实体。世界是有规则的、可预知的，存在着一般的规律和模式。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必然存在逻辑因果关系，量化评价就是利用这些关系。“知识”具有客观规律和可重复性。评价者只要遵循一定的方法规范，就可以将评价的结果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因此，使用一种理性、客观的方法，配合合适的程序，就能使我们预知和控制世界。

2.评价目的量化课程评价追求对被评价对象的有效控制和改进。它的核心价值是秩序和一致，认为课程评价的目的在于把握课程量的规定性，即通过具体的数学统计、运算和量化分析，揭示出与课程相关的数量关系，掌握课程的数量特征和变化，从量的关系上对课程进行判断。评价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确定课程计划实际达到教育目标的程度的过程。美国评价专家泰勒的基本原理反映了这个过程，教或学被描述成高度控制、线性的和可测试的活动。

3.评价过程量化评价主要针对课程实施结果进行的，即“应该评价什么”，而不是“什么值得评价”，如测量学生的学习成绩。最常见的评价形式是“课程是否达到这一目标”，如泰勒的评价模式。量化评价的.主要过程包括提出问题、设定评价、定义变量、抽样、分析、结论等。它具有标准化程序，是自上而下、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过程。它先进行假设，然后使用一定的数学方法对课程特征进行量化，如用数学语言表示课程的状态、关系和过程，在此基础上，收集大量的资料进行统计和运算，抽取并推导出对课程评价有价值、有意义的数据资料，然后将事实与假设加以分析比较，并不断修改和完善假设，最终得出结论。课程评价在这里是一种技术性和生产性的过程。技术性，指课程行为是标准化、系统化的;生产性指课程评价的主要目的是提供明确判断或课程决策。

4.评价的具体方法量化评价将事实和价值相分离，强调课程需要严格控制，评价方法主要是对成功或失败，好或坏的量化，强调精确度、信度、效度。它认为方法是“为达到目标和事实而使用的技术”。它主要用观察、实验、调查、统计等方法进行课程评价，对评价的严密性、客观性、价值中立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力求得到绝对客观的事实。另外，常用资料的形式对课程现象进行说明，采用逻辑和理性的方法和线性模式，探寻投入、实施过程和结果之间联系。量化评价的方法简便易行，容易操作，具有具体性、精确性和可验证性等特点，推进了课程评价科学化的进程，因而一直在实践中处于支配地位。

〖HTH〗5.评价者的角色量化评价者不考虑评价对象的行为与特定情境的关系，认为现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客观存在的。评价者在评价之前就作出种种假设，在评价过程中，“客观”地搜集与课程有关的资料，最大限度地测量和解释课程是怎样实施以及结果是什么。他会给课程特性提供一个“可信的”、“有效的”判断。这里的评价是自上而下的，评价者具有很大的权威。正常情况下评价者是个别行动，在评价者与开发者、教师与学生和其它关系人之间保持一定距离。可以说，评价者是一个有“无限权利”的人，因为他们充当了专家或评判员，从而控制着评价过程。

二、课程与质性评价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人们一度十分重视量化评价，认为只有量化分析才是科学。在这之后，随着社会批判思潮的兴起，人们认识到评价不是一个单纯技术问题，纯粹价值中立的描述是不存在的，因此，评价要对被评价对象的价值或特点作出判断，价值问题由此在评价领域凸现出来，人们评价的重点转向了价值观。20世纪70年代以后，“量化评价”逐步为“质性评价”所取代，质性课程评价也日益兴盛起来。

1.理论基础这种方法源于解释主义哲学。主体和客体两者是互为主体、相互渗透的。知识是主体不断通过建构和检验而形成。不存在带有普遍意义的、脱离具体情境的抽象的知识，因而不能用对或错对知识加以判断，而必须依据它在具体情境中发挥的作用。事实与价值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不能完全用科学方法去评价教育和课程现象，那样只会导致人们对课程认识的僵化。许多问题只能通过描述性、解释性的语言来实现。质性评价就是要对与课程相关的行为及其原因和意义作出判断。

2.评价目的质性评价不追求适用于一切的普遍规律。它的目的在于把握课程质的规定性，通过对课程广泛细致地分析，深入理解，进而从参与者的角度来描述课程的价值和特点。评价是为了增强课程规划的有效性，并使参与的每一个人受益。知识是相对的，因而课程也是不断发展的，我们只能做大致描述和价值判断。评价要检验学生通过课程学到了哪些东西。在评价过程中，有时学生会学到他们不愿意学或者没让他们学的内容。这可能意味着孩子们在课程内容学习上的失败，但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学习的问题。然而若使用量化评价方法，会测不到这方面内容而忽略了一些重要因素。而质性评价把学习理解为促进评价的开展，会把它作为讨论、决策、行动的资料来源。

3.评价过程质性评价不强调在评价开始就对评价问题进行理论假设，假设可以在评价过程中形成，也可以随着评价的进行而改变，因此质性评价本质上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归纳过程。评价者把评价过程视为评价者发现课程潜在价值的过程。这种评价过程增加了我们对教学本质以及师生关系、课程设计及性质、师生行为、建构知识的性质和结构等的理解。这种评价没有绝对严格的程序，带有很大的灵活性，前一步资料搜集的情况往往决定下一步的方向。课程评价是一个连续性的、动态的过程，是一种共同参与的活动，是一种连续评价、不断反馈的模式。

4.评价的具体方法质性评价认为，资料是对评价者价值观的反映。在评价开始之前，人们不知道他需要揭示的东西。随着资料的收集和分析，所需要的方法将不断显现。不同的调查主题会采用不同的方法，具体有参与观察、行动研究、人种学等。与量化评价的精确定义、精心设计、预设程序和工具等相反，质性评价中的工具和方法是逐渐显露出来的。在学校和课堂，在不同的课程规划阶段，评价者会在评价中不断更新或改进相关的评价程序、工具和变量。

5.评价者的角色质性评价主张不要对外部评价者与内部评价者进行严格区分。课程评价是一个包括所有参与课程检验、并了解课程评价过程的个体(如教师、学生、家长、督导员、专家等)在内的共同参与的、连续性的过程。评价者充当了促进者，鼓励参与者对有关课程的内容提问、讨论，同时进行设计和资料收集、分析、解释，并澄清一些观念，如教育目标、知识的本质、教与学、特定情境和教育环境的含义等。评价者会考虑到参与者对当前课程看法、发展方向，并借鉴其它参与者的观点。评价者也是一名学者和教师，通过对话和合作性活动指导所有参与者，提高了参与者的评价思维过程和技能，并解决他们的困惑。评价者不一定中立，他也可以在合作性的对话中发表自己见解。

三、量化评价与质性评价的特点和联系

量化评价和质性评价在理论上有分歧，但它们不是两种对立的方法，在课程评价中是非常必要和不可缺少的。它们的分歧能在课程评价实践中统一起来，互相弥补各自的缺点。

1.量化评价的特点量化评价的优点是逻辑性强，标准化和精确化程度较高，能对课程现象的因果关系作出精确分析，结论也更为客观和科学。

然而，影响制约教育和课程的变量很多，所建立的量化课程指标体系只能考虑有限的几个变量，容易忽略课程规划中那些不可测量的重要方面，从而影响了课程评价的信度。而且它排斥了对既定教育计划的持续性再开发，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课程评价与课程开发之间的鸿沟。最后，它只重视行政管理人员和课程评价者的利益，忽视教师在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从而使价值失去了多元性。

2.质性评价的特点质性评价尊重现实，没有预先安排好的结构进行评价，对问题的认识较为真实而全面。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人的尊重：评价者本人是主要的评价工具，从评价对象的角度去解释评价对象及其行为的内部意义，所关注的是被评价对象自己的看法，尊重评价对象对自己行为的解释。

当然，这种方法也不是绝对的。由于质性评价的评价者和评价对象都是主体的人，因而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主观因素的干扰，从而影响评价的信度和效度。评价者个人背景以及和被评价者之间的关系，会对课程评价过程和结果产生较大影响。而且，质性评价对评价者的要求很高，并不是所有的评价者都能胜任，而且质性评价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还要有相当大的资金投入。

3.量化评价与质性评价的联系质性评价是作为对量化评价的反思、批判而出现的。但从根本上讲，质性评价本质上并不排斥量化评价。质性评价与量化评价从不同的侧面，用不同的方法对事物进行评价。在课程评价领域中，两者都无法单独使用来解释所有问题。它们是互为补充、互相支持的，质性评价内在地包含了量化评价。质性评价为量化评价提供了应用的框架，而量化评价又为质性评价的深入创造了条件。

四、走向多元的课程评价方法

现代课程评价的出现是以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为背景的，从它产生之日起，就以客观、精确、量化为标志。然而教育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用任何一种方法评价教育现象，都是不可能完善的。倘若把复杂的课程现象简单化，把课程对学生各个方面发展的影响简化为可能的几个数量，都无法从本质上保证客观性，也往往丢失了教育中最有意义、最根本的内容。方法本身并无对错之分，关键是它的运用范围恰当与否，因为每种方法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只有在全面深刻地认识各种方法特点的基础上，才能在课程评价中恰当地选择和使用。

篇3：质性研究量化研究

随着人们慢慢地开始意识到情绪调节的重要, 心理学家也开始关注情绪的发展和调控, 开始思考情绪调控的有效工作机制, 将研究对象从成人扩展到了儿童; 将研究范围从家庭扩大到社会, 提出了 “情绪智力” (Emotional Intelligence) 的概念, 其中Shaffer和Young认为情绪智力就是在认知过程中自我情绪调控的能力; 教师的教育作用慢慢地被神经心理学家所觉察, 提出在原有概念内涵中加入教师影响成分; Salovey和Mayer认为情绪智力就是人类接受情绪信息的能力和调节情绪的能力, 主要包括感知情绪、运用情绪、 理解情绪、 管理情绪。 但他们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实证研究之上的, 被试者在心理学家预先规定的设计中开展, “人类行为的分析完全使用个体主义的术语, 所强调的也是认知机制怎样加工各类信息。 这一倾向似乎是在认知心理学家以控制和鼓励的方式研究个体”, 研究者在数据的解释上不够客观, 对于实证研究中的非 “核心文本内容” 不够重视, 但是这些非 “核心文本内容” 对研究本身非常有意义, 整个研究没有兼顾到研究者和被试者双向构建, 鉴于此, 研究者就有必要引入一种更加 “中立” 的、突破主客体二元固定模式的互动方法, 使得研究者与被试者在平等、 自然的条件下对话, 更加准确地开展积极情绪研究, 于是话语分析就应用到情绪智力研究中去了。

二、 话语分析的特性

话语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是话语心理学中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 “话语分析”一词最初源于Zellig Harris在1952年Language杂志上发表“Discourse Analysis”的论文, “话语分析”是涉及话语的社会脉络、权力性、政治性之分析的一种跨学科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 福柯的话语分析揭示了话语的历史性、偶有性、权力性, 对人文科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进人80年代, “话语分析”成为跨越学科边界的广域研究领域:语言学研究、社会学研究、心理学研究、界面研究。话语分析超越了语言和沟通研究的框架, 揭示着话语同社会文化的认同、社会权力的分配以及阶层结构的深层关系, 下面阐述下话语分析的特性。

1. 反实在性

话语心理学认为精神意识无法脱离语言而独立存在, 所谓 “实在” 均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建构出来的, 并非如精神与物质的客观对立。 心理现象存在于人与人之间, 是互动的产物, 并非存在于个体内部, 所以诸如记忆、 情绪、 归因等心理认知并非只存在于人的内在主体中, 而是存于社会化语言的建构过程中。

2. 双向建构性

所有的语言都是一种社会建构, 建构是一种社会性的, 并非个体内在行为。 语言, 更确切的说是话语, 在建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语言并不是具有确定意义的客观媒介, 人类认识社会时所使用的语言系统和描绘对象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人类的心理与话语都处于建构之中, 一方面, 社会性话语经个体的同化, 转化成个体内部建构之中; 另一方面, 经个体重构形成的个体话语, 通过与外界的互动, 最终构成了社会性话语, 形成了对社会性话语的建构, 且是一个循环双向的建构。

3. 常态回归性

话语分析使得人们从脱离实际的实验和 “自设埋伏”的圈套中解放出来, 倡导在自然、 平等的对话和交谈中研究, 关注研究者与被试者的互动, 在人本主义的精神下, 让研究者与被试者面对面的对话, 尽最大可能地还原事件的 “真相”, 让被试者接近自然地配合研究, 同时也让研究者在常态生活中开展研究, 以素朴方式对待被试者的情感、需要和动机。

4. 变异性

人们的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过程实际上是执行某种社会动作。 这些动作是话语输出者利用一系列的语言资源、修辞方式建构的结果。 既然话语和动作是建构出来的, 那么话语中的变异, 即人们根据不同的语境选择不同反应之间的差异也为新的话语分析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从而成为新的话语分析的另一层研究内容。 变异是被试者言语行为的结果。

三、 情绪话语分析的特性

在情绪智力研究中, 加入话语分析这一质性研究方法, Deborah Laible和Jeanie Song两人对51 位幼儿和他们的母亲一起进行了两项话语任务 ———追忆任务 (a reminiscing task) 和故事书阅读任务 (a storybook reading) , 同时在情绪背景下, 幼儿完成情绪理解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和关系陈述 (representations of relationships) 的测量; 幼儿的母亲完成了攻击性行为的母亲报告 (a maternal report of aggressive behavior) , 然后将所有的信息转码 (包括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中兴奋、 悲伤、 恐惧等等的外显状态) , 得出结论———母亲和幼儿之间的话语 (maternal discourse) 可以预测幼儿的社会情绪发展; 母亲心思细腻的追忆内容有助于儿童社会情绪的理解; 认识和管理消极情绪也是有助于化解攻击性行为的, 同时儿童关于情绪的话语也能反映出他们早期的道德意识 (moral awareness) 和同伴理解 (understanding of others) 。 Pamela W. Garner和Julie C. Dunsmore等人又进一步研究了情绪话语、 情绪行为和情绪能力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地认识情绪知识的类型以及在同辈中有效增强亲社会能力。 Jennifer La Bounty, Henry M.Wellman, Sheryl Olson等人在母亲和幼儿话语的基础上, 又关注了父亲和幼儿的话语 (paternal discourse) 与母亲和幼儿之间的话语的区别, maternal discourse更多地影响孩子个体的情绪理解 (ontogeny of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而paternal discourse更多地关注孩子的心智理论 (theory of mind) 。 Nina Howe, Christina M. Rinaldi, Holly E. Recchia得出共识, 父母使用日常对话可以促进情绪技能、 认知技能和觉知技能, 训练父母对于孩子内部状态言语的敏感度十分重要, 有助于孩子社会情绪能力的提升, 更好地适应社会。 基于此, 可见话语分析技术使得情绪研究具有了新的特质, 下面归纳下情绪话语分析的特性。

1. 叙事性

“叙事” 是指 “对事实的叙述”, 是人们将各种经验组织成有意义的事件的基本方式, 由这种方式向我们提供了解世界和向别人讲述我们对世界了解的途径。 在话语心理学家眼中, 叙事不只是一种简单的言语表达, 而是一种复杂的意义建构过程, 是人认识和理解生活的一种方式, 也是进入一个人的认知与人格的入口。 话语情绪研究的目的不是对心理内在本质规律的探索, 而是更确切地对生活意义的理解, 是社会中群体———人的理解, 是对人际交往中生活建构和社会建构的理解。

2. 语境性

儿童在交往中, 话语存在于两种语境中, 一是当前交流的语境, 即即性语境; 二是接下的新语境, 言语不断在相互建构, 交谈也在不断更新的语境中展开, 同时也为后续交谈提供了新语境话语中大量 “变异”, 产生了新语境, 其实质就是儿童互建中不断激活的因素和客观事物相互作用的结果, 且此建构过程是不断作用的动态过程。 因此, 语境是话语叙事性和变异性的必要前提条件。

3. 建构性

此处建构性共分三层: 第一层, 对客观事物的描述, 包括语法结构、 修辞和话语实践等常识; 第二层, 建构是一种主动性的筛选 (要发泄的情绪) , 根据被试者所要表达的目的, 进行素材选择; 第三层, 建构功能, 话语所导致的结果 (情绪发泄出来之后所引起的事件) 。 当然, 话语的建构是潜意识的, 所以要求研究者需要充分考虑话语中的各种变异以及建构后果。

4. 变异性

在心理学家眼中, 情绪与认知和理性思考是相反的, 是一种自然的身体经验, 要早于语言, 一种非理性的、 非修饰的和潜意识的主观反应, 儿童的话语随研究者交流和谈话主题变化在不断切换, 即时语境中的变异既是当前语境的构成要素, 也是下一个新语境生成的必要条件。

四、 情绪话语分析的步骤

根据国外话语心理学家Potter和Wetherell和国内研究者杨莉萍等人的研究, 归纳出情绪话语分析的八个步骤:

步骤一: 选题 (Devising a research subject) , 研究者选择感兴趣的主题, 比如儿童心理电话热线、 育儿咨询、家庭教育等等。 研究者对心理热线的工作人员如何定义各种电话, 以及如何教会儿童管理情绪的报告感兴趣。 在研究初期, 主题还是比较含糊广泛的, 但随研究的不断深入, 研究主线会趋于清晰, 研究重点也逐步呈现。

步骤二: 获得同意和签定协议 ( Consent and agreements) , 一旦研究主题确定后, 对于资料的录音和录像等必须事先征得被试者和监护人的同意并签定协议, 另外, 在研究实施前需要研究者构思的细致和工作耐心, 与被试者和监护人建立起信任关系, 尤其对敏感问题, 一定要保护家庭隐私和儿童权益。

步骤三: 资料收集和语料库的建立 (Data collection and building a corpus) , 情绪话语分析的大多是自然情境下儿童话语的输出, 务必确保话语的清晰度和可信度, 同时确保研究的有效度, 尽量多收集话语资料。 在收集话语资料时, 建立语料库, 对数据进行归类管理, 找出其中规律。

步骤四: 转录 (Transcription) , 话语分析需要将录音或录像材料转写成书面材料, 便于研究者反复阅读分析和管理。 运用高科技手段进行转写。 在转写处理中, 对于一些 “非核心的文本” 资料也必须考虑在内, 包括对于儿童各类非话语的信息 (诸如话语的停顿、 犹豫和语气) 也需要研究者保持相当高的敏感度, 一般而言, 研究者都采用“杰斐逊式” 的转录法。

步骤五: 编码 (Coding) , 编码主要是把大量话语压缩成易于处理的数据, 为下一步骤的数据分析做准备的, 处理有研究主题有关的话语编码, 为了确保编码的高效, 务必进行多次循环编码。

步骤六: 分析 (Analysis) , 分析过程两方面, 其一是寻找转写材料中的变异性和一致性, 变异性即实际话语的内容和其他合理选择的差异; 一致性即在相似语境中大量话语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其二是分析话语的建构功能和结果效用。 分析阶段主要关注的是被试者话语的一致能力和变异能力。

步骤七: 应用 (Application) , 情绪话语分析的应用较广泛, 既能提高人们对日常会话的洞察力, 了解情绪话语的力量, 比如情绪话语分析使得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学会如何处理儿童消极情绪, 培养儿童积极情绪; 又能训练儿童演讲能力, 通过训练儿童的口头修辞手段, 提高演讲儿童语言感染力。

步骤八: 反馈 (Feedback) , 通过对研究结果的反馈, 进一步指导研究者调整研究思路、 手段和方法, 理解儿童情绪的管理操作, 培养儿童的积极情绪, 更好地迎接未来的挑战。

五、 话语情绪研究的启示

在心理学的研究视野上, 情绪话语分析将研究者从枯燥无味的实验中解放出来, 将研究的视野回归到日常的生活实践中, 研究从人与人的话语交流开始, 注重主客观双向构建, 为心理学健康蓬勃的发展汲取了营养。 在心理学的研究方向上, 情绪话语分析弥补了实证研究的不足, 保留了人文研究的因素; 既重视自然科学的 “客观世界” 又兼顾人本主义的 “精神世界”。 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上, 量化方法与质性研究的相互结合, 心理学的问卷调查、 实证范式、 话语分析、 主观解释等都可以相互弥补, 突破原有的二歧固定机制, 主客观相互构建与渗透, 形成积极的话语情绪研究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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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异质性艺术形式的融合研究

关键词：异质性 形式 空间

一、“多音交响”（polyphony）的空间构成

康定斯基的艺术思想与绘画创作表现，是实现了绘画艺术同音乐性结构、韵律、视觉元素的内在能量等纯形式之间的联系与可能，在此之前的绘画表现，我们近乎只知标榜为自然形象所主导的视觉造型价值而已，所以说康丁斯基的艺术对“形式”本身之独立生命所开辟出“活性动态表现”结构的维度，几乎是延续塞尚的“稳定实在”结构的探索之后，所予绘画的“形式生命”以进一步的活性化开发。同时，它也是现代艺术形式“直表”“内在精神现象”的一个表现性机转，更为西方艺术史从表相的、事件的叙述性，潜进到内在真实的、完全的、纵切面的纯艺术性形式的一项重要演进指标。

这种纯形式的结构带有一种音乐性的曲式与诗性的凝练度，而这种音乐性曲式本身除了以韵律性为其组织运作逻辑之外，其律动的整体又同步呈现出其所表情之情感形式，所以我们聆赏乐曲时，只要心灵是充分打开的，谁都会为其形式本身共存且互为表里的情韵能量所感动，美感心灵开发的程度愈久，层次愈深，感受性也就愈加深刻，而且乐曲形式的意味境界愈精炼、独到，其使人入深至醉乃至狂喜的功力亦愈彻底。音乐有如此能耐，究竟起源于何？音乐与绘画是为两种相异本质属性的感官获得感受的审美表现，眼与耳同心理的联系与体会面向其实存在着出入，如欲将绘画艺术表现摹拟音乐形式的表现力，最大也最有可能可为传移应用者，应是音乐形式的“交响”曲式构成的空间性。若将乐曲结构拆解，首先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一条主旋律，继之副旋律或和旋，两条旋律互为交织、互动、呼应、对话……，以产生其形式中的各种谐和关系（柔和、悠扬、微妙张力等）与非谐和关系（张力、冲突等），并同步焕发出与该乐曲中最大特征连结的各种情感能量的演绎情节表现，进而因之牵引人的心理相对应的内在生命感触。相对于非韵律性或无动态，旋律本身最主要表现是一种“时间性×空间感”的特性，这种动感表征必须以一种对比性为其必要呈现手段，体现在画面上，首先要求整体结构的布置应该进行一种保持不等的节奏错落、远近呼应、前后连续、演绎连绵……的活性结构的造型进行式，这种展现“多音交响”的生动过程也极其类似对弈的模式，一来一往，完全是步步为营，真枪时弹的寻找生机的一种行动，如此之形式运作思维，绘画整体空间感自然就呈现出，一种融合了精准而结实的基础结构力，产生有交响曲式且生动的旋律之美。

上述纯曲形式即音乐上初始作曲到编曲等表现部分，乃相当于绘画中素描性的明度空间结构创作的范畴，是决定了整首乐曲或画面精神意向与艺术性层次至关键之根本所在。

二、“异质并置”（heterotopia apposition）的力学表现

如再继续分析音乐的组织，接下来我们将发现到乐曲流转间的形形色色的表现性，亦即透过乐器或人声所表现出来的丰富音质、音色，演奏技巧所诠释的或优美、或震颤、或激昂、或沉吟、或雀跃的各种情感语絮。“异质并置” （heterotopia apposition）的空间力学所指是介于相异乐器或人声之间，加以共同组织所产生的并置张力表现性而言，它较属于一种质性上的对比表现，人对材质的感觉实是直接而敏锐的，这很像一个封闭形国家区域之内出现他国的人时所发生的强烈异文化印象一般，感受上可以立即袭涌而上许多从形态上的、各种面向意义上的（社会、文化、语言……）到甚至思想精神层面上的好奇、兴趣或冲击、激荡，而这种冲击与激荡性的强烈感受力，正是我们想要加强画面之形式的与内在的精神性所特别予以强调的一种表现。

在音乐中，只要专注，我们也能从中听出各种“画面”，只要移情，我们又常为之感动的泪眼盈框（不论情感联想上、形式表现上或精神领会上的感动），各种表现、各种形式、各种情致、各种风格的乐曲其实唤起的就是我们心理结构上各个“坐标”（经验情感、美感……）的情结（点到线的规模），我们的心理结构更是一种广大、多重、多层且复杂交织的“质性”组成。为什么音乐的表现力是所有艺术类型中最直接渗透人心的，音符、音色等音乐元素与节奏、旋律等乐曲的形式是一种完全抽象的“质性”，如将其形态组织出心理结构可以感通的结构表现，再透过演奏的表现力，则音乐的感染力就自然产生，必须注意的一点是，音乐结构本身正体现一种异质并置表现非常彻底且能自由运用的丰富艺术性形式张力（除非是solo：独唱或独奏），音乐艺术可以如此彻底发挥该特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乃是它以可以感通心理结构的形态（质性）与组织（美的形式）来造型（乐曲），这就是音乐的感染力的祕密。心理结构是一种张弛、微妙、意念折转不断、变化无止、形迹如幻、异度空间并置、焦点持续移换、情绪纷沓流动的状态，乐曲的结构除了其旋律呈现的一贯性以外，其他的唱和或衬托组成部分几乎是极尽变化之能事，却毫不脱离与人心理的联系，主要正是赋予二者之形态与结构的一致性所获致的结果。

绘画的表现虽不若音乐般来得自由，也无法赢得所有人可以感触其纯形式的表现意味（大部份的人因普遍性社会价值之层次的视觉经验，视觉已受制约且模式僵化，故难得见开放心灵之自由审美功能），但个人仍以为可藉由绘画元素的异质性上各种并置的表现，发展出一种空间流域的解构、交错、穿梭、消长……的“异质性空间力学”与时间流域的自由解构之“异时性”手法的同时性表现来呈示心灵的面貌，以强调自由性空间形式本身之精神性能量及其结构张力之美。

三、“书写表现”的“自然”统合

在西方传统哲学中，“身体”（Body）通常被认为具有物质的特性，而与“精神”（Spirit）对立。梅洛·庞蒂反对把“身体”当成“物性”，以为“身体”先天便存在一种“知觉”作用，使我们于感知外在世界时，可以把一切“外在”与我们的“内在”二分的隔离打破，使“外物”与“我们的内心”可以形构一体。 （“外在的环境”和我们“内在的心境”乃是我们行为作用的一体二面，而且是在相参、互通的结构里。）

现代科学已经发现我们的左右脑各司不同的活动主宰功能，我们的生命活动是为五十兆脑部细胞分子的完美活性表现的结果，右脑中的杏核体可以让我们处于平衡的存在（并就失衡状况予以回应），即当下的真实与完整，这个生物科学发现完全解释了诸如所谓灵性、佛性、禅或现代艺术中所向往追求的真实等带有密契意味的论见根源（无论如何一切仍为造物主所设所造，“造物者”之内涵包纳万有，亦即一切终究的源头）。右脑直接当下“全然地”回应一切相对环境，左脑则是运用理性来处理过去与未来的信息，但它是慢半拍的，这也是为什么抽象表现主义者要以“自动性”技法联系所谓“真实”的原因，好直接消除掉理性远离真实的一段距差，以归还人之自性艺术表现的真实（“表现”之“自然”）。

印度的霎哈嘉瑜珈（SAHAJA YOGA），意指内在的自觉（并非普遍为人误解的身体舒展运动），该理论提出人之身体有三脉，左脉主宰行动力，针对未来欲望，右脉收摄情感，关注过去记忆，中脉是灵性的中心，统合三脉便能体现“当下即是”。观此三脉，完全涵盖了人的全面性时空坐标概念的理解，而其中脉所处的“当下”适也与梅洛等观点不谋而合，孩童游戏的当下便是进入此一存在状态，来自超宗教灵学的观点站在生命宇宙的高度鸟瞰，反而甚能轻易解释细腻的艺术创作心灵的结构与作用。

同样在绘画上我们也会要求一种回归到全然的“真实”感的心理倾向，这种内在的一种真实的声音亦要求当下超越于理性制约（不为任何理性作用或倾向所挟持宰制）与片面的表相，要求心灵能充分自在彰显与生命自由表现，其实就是在不逾矩之下随心所欲而表现（亦可为亦可不为），它并非唯我们独尊的为所欲为，而是体现了所谓“道”、“真实”、“真如”、“整体”、“圆满”、……的那种宇宙完整性精神的层次表现，是个人与“宇宙精神整体”化合融通而和谐的一种状态，而传统美学深蕴功夫论与境界论的“气韵生动”学说，就适时可以提供了我们与画面走入此一调合之境的一种观念与途径。在绘画艺术的表现上，无论我们所赋予画面组成内涵如何繁复的结构或质性，只消一以贯之地整体把握，一气呵成绵延其环节，将理性资料消化化为浑然意气的书写，迸发主体直接情性的表现，抒情乃能输导形意交融，消融掉非连接的概念性思维，则愈能直抒内在之全然了，故下笔时宜求速，吴昌硕以利落刀法直取心灵直觉而造型，可见我们身体在迅速一瞬“之间”也常是撇见灵光的一种天人际会之管道。

灵活运用这足以充分载盛我们人之心灵的全然状态的书写特性，自由游牧、自动表现、随心灵而自如其是造型，乃至顺其自然融通化合最大反差的相异质性的几何线条与色面，此中内部反复循环交织彷彿正是在进行一种“生命”自身要求的“活”动，即求诸“气”来推动以“呼”和“吸”为相续循环情节的音乐性节奏之运行表现，这种创作过程亦是能令人体验到内在生命最大的美妙感的精神性活动之一，如同运气而行的太极拳术之既深层且又“完整的”一种表现，我们或可说，这种总体性表现之本身也体现了真理（“当下”与“全部”），它们都是属于身体、心理、心灵、意识能完全统合而发动表现的一种生命状态或表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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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萨拉·柯耐尔.欧阳英译.西方美术风格演变史[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

篇5：质性研究方法重点总结

抽样方法；极端或偏离标准的个案抽样;最大变异抽样;同质性群体抽样;典型案例抽样;关键个案抽样;标准抽样;分层目的性抽样;滚雪球抽样或链式抽样;机会抽样;方便抽样;志愿者抽样;三角交叉捡视抽样

第四章：焦点团体 焦点团体访谈定义：以描述和理解一组选定人群的观点和信念为预定目的，从小组参与者的观点中获得对特殊事件的理解。焦点团体访谈的参与者（一般为6至10个）都有相似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或有相似的经历，或相似的关注。

焦点群体访谈具有的特征：能进行深入交流；交流重点在感兴趣的某一特定领域；互动是焦点团体访谈独特的性质；协调员在应用焦点团体方法中获得良好而准确信息的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参与者通常拥有相似的社会和文化经历。

焦点团体适用的情形：焦点团体是用于研究的；研究是集中的；参与者在团体中作为团体被访谈。

为什么使用焦点团体：

1、当研究者对参与者的了解不深时

2、当研究者希望探求人们的知识和经历时

3、适合于检测“敏感”问题或研究中涉及的“敏感”人群

4、被应用于反应边缘群体的呼声。焦点团体的使用领域：  健康问题的探索性研究

 检测对新项目的接受度和相关想法  解决特别项目的问题 

评估健康方案。

焦点团体不应使用在以下情况：  不适合小组讨论的议题  参与者在讨论这个话题时很困难 

要求统计数据。

焦点团体作为方法

1、作为一种“自我包涵”的方式使用，主要用于原始资料的收集。

2、焦点团体作为资料源的“补充”方式使用。

第五章 非干预性研究方法 定义：是一种无干预和反应的研究方法。它从现存的资料，如文字记录、视听材料、自然痕迹或人们的行为中提取社会和文化意义。，它不需要其他参与者的主动参与，被研究者的社会环境不受到打扰。

包括行为踪迹研究、档案研究、伪装监视和自然实验等。为什么要运用非干预性研究法 1.由于个人的、社会的、文化的或政治上的种种原因，他们可能言行不一致。2.可用于其他质性研究收集资料的补充方法。

3.作为一种自控性的方法，可以凭借惊人的洞察力来获取信息

非干预性研究方法的优点与局限性 

非干预性研究法比人们的报告更能精确地反映人们的行为

第八章民族志

定义：用于发现和描述个人或群体社会文化的研究方法,对团体或文化进行科学和艺术的描述，其核心是以本地人的观点来理解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3、焦点团体被用于“多种方式”研究中。

怎样招募参与者：随机电话筛选；滚雪球式；现存的清单；现场招募；推荐式 成功的焦点团体的决定因素：

 范围：成功的焦点团体应覆盖最多的相关事件  特征：焦点团体访谈尽可能提供参与者的经历和观点。

 深度：焦点团体访谈应鼓励互动，以便提高对参与者更深层次的探索。 个体背景：考虑参与者反应产生的背景。



合适的环境：自然环境与社会政治环境。合适的会议场所，双方没有在胁迫冲突下进行。 充足的资源  合适的参与者  熟练的协调员 

有效的问题

焦点团体访谈优点与局限性

 可以让研究人员快速地从参与者中探求更有深度的信息  获得对敏感对象的深度了解，如卫生服务，社区健康干预  收集边缘群体资料

 通过小组成员的互动以产生信息。

局限：  焦点团体获得的信息仅代表了参与者的观点，不具有普遍性。 定性的角度，不能从焦点团体中收集统计学资料。

 受团体的互动与时间限制，不能探索个人复杂的信念与习惯。 获得的信息可能不准确。



研究者驱动，反映了研究者兴趣，存在偏倚。

 非干预性研究法是非反应性和非干预性的。 非干预性研究法具有可重复性。 非干预性研究法获得资料更简便。 非干预性研究法花钱不多。

 非干预性研究法特别适合需要长期追踪人们行为的纵向调查。

局限  非干预性研究法减少了研究双方表达个人主见的可能。 记录人员的偏见，原始的记录可能被歪曲或不全面。 非干预性研究法中的信息有可能因为干涉变量存在而被曲解 

非干预性研究法倾向于一种单纯的方法。

主要特征： 

主要集中于探索特殊社会现象的本质；

 倾向于收集原始的非结构式资料

 研究一小部分人，也许只详细地描述一个人



分析资料，包括对人类行为的意义和功能的外在解释；按优先顺序对这些事件进行描述和解释。

民族志的价值： 

它能帮助我们理解人们的行为，从而能帮助我们很好的理解多元文化下的复杂社会。

 它能为发现社会科学的扎根理论提供很好的战略。



它能帮助我们发现人们的需要，从而帮助他们找到方法来满足这些需要。

对民族志学者的要求：写作；对研究的人们和文化保持开放性的观念；不仅是研究而是试图向人们学习。民族志收集资料的方式：

田野调查法：进入一个社会环境，了解人们的生活，并以系统的方法记录参与日常生活中的观察和学到的事情。

参与性观察：接近并参与他们所要学习的人们的日常活动经历和活动。田野观察笔记；记录经历。关键信息者特征：

讲本地语；提供信息时说或她自己的语言或方言；提供民族志学者模仿的范例；是信息的第九章参与行动研究方法

定义：将研究和行动联系起来的研究方式，以更好的计划，实施和检测变化，研究者在研究开始时成为参与者，并帮助被调查者进行自我研究，和被调查者共同成为研究人员，在研究过程中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它致力于检验这种政治结构：被边缘化、受剥削和压迫的人群，并找到能改变这种结构的方法。为什么采用参与行动研究：  这有助于使被边缘化、受剥削的人获得自信。

 它允许专业群体对人们拥有的知识、洞察力和所面临问题的尊重和同情心。

它有助于避免错误，建立项目。

参与行动研究与行动研究

相同点：相似的理论基础，都集中在“解放、合作、获权”方面

异:参与行动研究的发起者可能来自不同的亚文化群体且比其他参与者有更高的文化程度和更多资源。

参与行动研究的优点与局限性 优点：  从被边缘化的群体和阶级中产生知识，重点是改变社会事实以提高这些人的生活。

PAR努力将研究、教育和行动结合为一体。

第十三章质性研究计划书的撰写 研

究计划五个重要的功能：

一、让他人了解该研究计划和目的

二、从研究基金获得资金需要研究计划书

三、是说服工具，使研究项目合法化

四、给基金的许诺，以保证研究计划定期完成和研究经费合法化

五、研究计划书是行动计划，作为项目组织和执行的指南。

研究计划书的组成 

大纲和概述

来源，换句话是民族志学者的老师。关键信息者从以下方面帮助民族志学者：  回答那些民族志学者问普通参与者时感到愚蠢的问题。 介绍民族志学者给其他关键信息者。 提供环境和民族志学者需要关注的突出问题。

帮助民族志学者对田野观察资料的意义进行解释。

民族志的优点与局限性 优点：  民族志要求研究者参与他们的生活中。

 它能预防其他不能深入理解人们的方式容易造成对社区研究的错误解释。 民族志研究获得的信息有助于以本地语言形成敏感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质性研究。

不仅关注于理解被研究人们的世界，还把研究结果应用于改变现状。

局限性：  可能与研究者的价值观的冲突  花费时间太长。 较难获得允许进入社区。

结果不能概括更广泛的人们

 PAR努力将理论或知与行联系起来，因此，它有潜力改变社会现实。 PAR为“被压迫”或被忽视的人们提供说出他们的问题的途径。 PAR强调参与的不同群体间权利的平衡。

 PAR活动内容广泛，丰富了调查研究，也提供了方法 

PAR可用于世界上任何地区。

局限性：  经常采用自由问答的形式收集资料，无法控制对问题的回答  资料或知识的所有权问题是重要的。



可能出现一些与PAR研究者和投资方或学术机构的意愿不同的问题，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 常被指责其方法不科学。

 时间和资金的限制，可能使项目达不到目标。

对研究者要求过高，超出能力所及。

 项目的意义  背景的合理性  研究的问题  假设  目的 理论或概念框架  研究设计 

研究结果的推广

   

时间框架 预算及其合理性 组织结构和资源 研究者的个人简历

撰写过程：       

确定问题

将研究计划或兴趣领域定位于某一理论或知识群体 设计研究方案 收集和记录资料 分析资料

解释结果和做出结论

提出今后应进一步研究的报告，撰写新的计划书。

篇6：人与文化的本质性关联研究

人与文化的本质性关联研究

从事文化安全研究，首先要明晰人与文化的关系。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看，人与文化之间具有一种共在关系。一方面，人是有文化的人，具有一定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品质，文化是人的精神家园和身份象征;另一方面，文化是人的文化，文化具有属人的性质和人为的必然，文化来自于、表现于和存活于生生不息的人的世界之中，是人的生命力和主体性的张扬与展示。人的存在离不开文化的存在，文化的存在也离不开人的存在。人与文化的共在关系使得文化安全研究具有人类终极关怀的现实性意义。

[关键词]人;文化;共在;文化安全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08-0055-04

李金齐(1965―)，男，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哲学、文化安全理论和全球化理论。(江苏徐州221116)

本文得到中国矿业大学科技基金项目(项目编号：OG061063)的支持。

人与文化的关系是文化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永恒话题。人们不断地考量和解读它，这既是人类的本性使然，也是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必然，更是人类不懈追求文明进步和趋向文化自觉以达到人类解放应然状态的历史性展示。这一展示既是文化的意义向人逐渐打开和回归人自身的过程，也是人追问文化的意义进而追问人的意义的过程。在现实性的意义上，当我们关注文化安全这一时代课题的时候，人与文化的关系作为一个首要的在场问题需要我们明确地解析。笔者认为，人与文化是一种共在关系，即人是有文化的人，文化是人的文化，人的存在离不开文化的存在，文化的存在也离不开人的存在。

一、人是有文化的人

“人”,是人的世界中具有恒久性和诱惑力的斯芬克斯之谜。可以说，自从有人以来，围绕“人是什么”、“人何以为人”、“人为何人”以及“人的认识何以可能”等诸多关于人的追问和思考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西方学界一般认为，对人性的诉求是从苏格拉底才真正开始的。苏格拉底不但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更是把人从与自然的混沌混居中区别了出来。虽然历史的镜像演绎为苏格拉底为他的原则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他却为后世留下了智慧的启蒙火种，即始终承认自己无知的苏格拉底并不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聪明从而讥讽那些自命为智者、实为诡辩师的人，而是在于要说明：人只有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才能催动自己的思想活动去认识人的本性，而认识人的本性乃是人的一切认识的前提和出发点，是点燃人类普罗米修斯之火的内在驱动力。所以，苏格拉底是“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以往的一切问题，在他那里，不再有一个独立的自然理论或一个独立的逻辑理论，甚至没有像后来的伦理学体系那样的前后一贯和系统的伦理学说。唯一的问题只是：人是什么?他所知道以及他的全部探究所指向的唯一世界，就是人的世界。”(P7)在这种“新的眼光”影响下，从亚里士多德的“人是理性的动物”到帕斯卡的“人是有思想的人”;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从费尔巴哈的“上帝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到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叔本华的“我的意志和表象”到萨特的“人的存在先于本质”……人对“人”和人的世界的认识随着人的主观自觉意志的提升和客观视阈的时空扩展而逐渐明晰起来。

可以说，正是苏格拉底问题和苏格拉底方法的出现为人类开启了一条自我认识的理性之路。无论这种自我认识是人类消极心理和厌世态度的外化，还是人类积极意识和奋发精神的伸张，抑或无论人类的存在与大自然相比是否渺小，对于“人世界着”的认识是否可能，是否真切，是否有价值，都从不同视角说明，人对人自身的永不停止和永无止境的追问本身就意味着人具有一种不同于他物的品性，即人既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也不是一般的单纯的动物式的只有爱欲的存在物，而是一种存在于文化世界之中的能对自己的存在不断进行自我认识、自我探究、自我创造、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人是一种具有独特存在方式的存在物。我们把这种存在方式称之为“文化”,亦即人是有文化的人，人文化着。

显然，“人是有文化的人”不仅是指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具有一定文化特质的生存方式，脱离了文化的人是无法生存的，也是不存在的，而且意味着人是有文化的，人使得文化的存在具有了为人的意义而被确认为人为的必然。人只有存在和彰显于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之中，才能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才能彰显人的鲜活的本己本真性，抑或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实现本身就是人的文化特质的“显摆”.

无独有偶，中国传统思想中有着与西方思想传统相似的地方，更有着中华文化的特色，亦即中国传统思想不仅重视人，关注人，看到了人的地位，在“天人合一”思想中贯穿着“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而且突出以文教化，重在引导“人为何人”以及“人何以为人”,把对人的认识和培养具体化在一定的文化环境和社会关系之中，具体化在一定的道德实践标准和价值判断之上。对于前者，例如，《尚书》中就有“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的说法，人被视为万物之最灵、最贵者。又如，荀子曾经把天地万物分为四类：“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人所以贵，是因为人有“义”,人无“义”则如同禽兽，所以，“义”是中国人的品质和行为方式，是一种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中国人是要讲“义”的，是要生存生活在“义”的文化世界之中，在中国，不讲“义”无异于自毁其身，自取灭亡。对于后者，在儒家经典中更是比比皆是，既有“圣人”的偶像崇拜，也有“君子”的道德标准。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等。

这种把对人的认识与做人的标准统一起来的方法论以及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把人看做是处在文化之中的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既表现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品格以及对“仁义”世界的深刻领悟，又在实践中较好地推动了人伦与社会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璀璨的古代文化。对此，伏尔泰曾赞誉道：“中国人把天上的历史同地上的历史结合起来了。……其朴实无华，在亚洲其他地方尚无先例。”(P85)“他们是按照人性的需求享受着幸福的。”(P510)虽然伏尔泰对中国的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中华文明能够在纷争不息、沧海桑田的人类历史中绵延几千年而不枯竭、不中断，绝不是偶然的，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渊源。

总之，东西方文化中人对“人”的追问和认识表明：人存在于自己所创造的世界，即文化世界之中。从人与文化共存的层面上来说，人一定是有文化的人，具有一定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品质，人的存在离不开文化的存在，文化是人的精神家园和身份象征。

二、文化是人的文化

人与文化的共在关系还表现在文化是人的文化。也就是说，文化具有属人的性质和人为的必然，即有人才有文化，有人就有文化，文化来自于、表现于和存活于生生不息的人的世界之中，是人的生命力和主体性的张扬与展示。离开人的文化同离开文化的人一样，也是不存在的。具体来说，人是文化的创造者、拥有者和守护者。

(一)人是文化的创造者

从文化人类学的发展来看，文化人类学家们不管在文化的释义上有多大的分歧，但其共同之处就是他们借助于科学方法逐渐确定了这样一个事实：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人本身。人既是文化的需要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文化总是在满足人的需求中通过人的创造活动成为实在，文化是人的创造物，是人的本质属性的对象化。对此，本尼迪克特曾感慨到：“除了男女老少的行为之外，任何文化特质还会源于何处呢?”(P240)

的确，人的出现为原本自生自灭、自然自在的世界增添了一种新的为人的意义和人为的图景，就仿佛大自然一直在积蓄着力量等待着人类的到来。对于人来说，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和大自然相比，“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抑或人只是在阳光中跳动着的一粒微尘。但是谁也无法否认，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是一粒具有文化创造力的微尘。这种表现了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低等动物到人类演化逻辑的最高形态的“思想”,使人类获得了存在所必需的“第二天性”或“第二自然”,也就是人的文化世界。

在人看来，大自然只有经历了人的耕作、洗礼和改造之后，其存在的价值和功能才能升华到对人具有积极意义的文化境界。也就是说，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仅具有文化创造的能力，而且具有文化创造的使命和责任，抑或具有一种附加使命和责任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被黑格尔视为是“最初的有，是自在地被规定的”.列宁把这种“自在”等同于“潜在”,有尚未发展、尚未展开的意思，亦即人有一个从潜在的人向现实的人、从“自然人”向“文化人”的转化过程。转化的结果就是使得原有的在人之外的世界成为人的世界，即一个“自在之物”日益转化为“为我之物”的世界，转化为一个对人来说意义充盈的、具有获得全面解放和自由可能性的文化世界。

(二)人是文化的拥有者。

人对文化的拥有不是随心所欲、颐指气使的占有，即从现实物化的层面看，人与文化的关系既不是奴隶时代的主仆关系，也不是封建时代的雇佣关系，更不是资本时代的剥削关系。文化不是人的对立面，不是人的工具，不是人统治、消耗、驱赶的对象，而是人的存在方式。文化就是人本身。所以，当我们说人是文化的拥有者的时候，只是说人是文化世界的主体，是文化世界存在的理由，或者说文化只有通过人的活动才能显现出来，而人就是一种可以显示文化存在的存在物。也就是说，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是且必然是表现人类主体的文化，脱离了人类主体的文化既无存在的意义，也无存在的价值。在这个意义指向上，考古学的每一个发现，都是对不同文化主体在历史上的生存方式的复写和还原，也是在文化存在的意义上对人类历史的述说和确认。虽然今天的人无法直接体验到远古人类的存在方式，但却因文化主体的延续性和继承性从而通过整合被确认历史的碎片来认识和理解不同时代的文化特征，实现观念上的时空穿梭，使我们有“在场历史”的感觉和体认。

(三)人是文化的守护者

人守护文化亦即人守护自身，反之，人要守护自身就要守护文化，人要实现生死轮回、血脉相承、种族繁衍、社会延宕就要创造文化、进入文化、尊重文化、守护文化。对此，蓝德曼曾认为：人的行为是“靠人自己曾获得的文化来支配。人如何使用和生殖，人如何穿衣和居住，人如何实践地和伦理地行动，人应当如何言说亦即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人们使用的所有文化形式，都是建立在历史创造的基础上。由于人是历史性的创造物，所以人不能靠遗传继承。不过，人必须保存祖先造福后代的发现。代替遗传的在此必须是纯粹精神形式。这种保存的另一种形式，便是传统。通过传统，知识和技术如同救火线上的水桶一代一代地传递，而且靠典范传达给后世，于是前辈的传统引导着人们。”(P278)这种传统规约着人们的行为，而人们也是在遵守这种规约中实现对文化的守护。

当然，守护不是顽固不变，不是僵死停滞，不是祖宗之法不可超越的雷池，只有一种积极的动态意义上的守护才能与人实现自我否定的发展过程相适应，亦即要在坚持一种文化发展观的基础上守护文化。也就是说，人要守护文化，既要对自身所处文化有一个文化自觉，又要认识其他的文化传统以及各种文化之间的异同，这对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由此，文化自觉、文化整合和文化管理就成为人们守护文化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三、人与文化的共在

人与文化的共在，是人与文化之间的共生共存性，抑或互动互构的纠缠性，使人与文化融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表现为人的世界，也就是文化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总是能在文化中看到自己，看到自己与他人、物的联系;人也总是能在自身中看到文化，看到自己与他人、物的区别。人与文化相伴而生，相和而成，相随而行。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为了生活，人们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为了获得这些东西，人类就要进行实践活动。这种活动既具有自然属性，也具有文化属性。前者说明人的活动是一种客观的、本能式的生存活动，意味着人与自然的统一;后者说明人的生存活动是一种文化创造活动，意味着人与自然的不同。虽然人的活动不能没有自然属性，但其本质又不在于自然属性，只能在于文化属性。也就是说，正是由于人的实践活动同时就是文化创造活动，自然界才被人化，亦即被文化化。人的文化创造的结果必然构成人的文化世界，人的文化世界又必然影响人的文化创造，从而形成文化与人相伴而生的发展图景。

不仅如此，人还是一种能够自我创造的存在，人的创造性只能通过对象化的途径来表达，而当这种“表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即成为或群体、或组织、或种族、或团队内的某种统一的行为规则和具有共同性的存在方式时，就有了文化。而文化来到这个世界别无它用，其唯一的功能只是为了显现和满足它的创造者，也就是符合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应和人的本质能量的喷涌。

在现实世界中，人与文化是“纠缠”在一起的。这种“纠缠”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你属于我，我属于你;是你创造我，我创造你;是你改变我，我改变你;是你改变了，我也就改变了。如果说，人在这种“纠缠”中处于主导地位，支配着、引导着文化，即人是文化的主体，那么，文化在这种“纠缠”中处于从属地位，这种从属具有二重性，即一方面，它要按照主体的要求形成一定的文化模式，另一方面，它又具有某种制约性，规约和规范着主体。可以说，人与文化始终处在一个矛盾统一体中，既互相依赖，也互相作用;既有和谐的共在状态，也有对立的冲突状态。一般而言，主体发展进步了，文化也会随之前行并促进主体的发展。反之，文化就会起阻碍作用，就会出现文化安全问题。

总之，人与文化的“共在”表明：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日益发展强大的人类只有符合文化规律的正当逻辑时才能合目的地营造出这样一个共同世界的理想图景。在这个图景中，人与文化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即由于人，文化在大千世界中绽放出绚丽的花朵，由于文化，人类囊括了大千世界。人与文化的“共在”还表明：文化安全存在于人与文化的共在之中，这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只要人处在生存和发展的情态之中，只要人与文化之间是不可分割的关系，人就必须直面文化安全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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