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硕士金融法

2024-05-11

法律硕士金融法（精选6篇）

篇1：法律硕士金融法

金融危机爆发后，时常有同学在各类中文网站上说学金融难找工作。是这样吗?其实我们用自己的成熟心智来判断一下，成功的人是没时间在中文网上埋怨的，人家都在华尔街忙着挣钱呢。没好好学习的人，在美国天天玩游戏，最后找不到工作就上中文网喊得山响，混淆视听。所以炳臣老师最反对要去美国留学的同学，还天天在中文网站上自己受各种打击，然后天天纠结。

开始美国经济开始复苏，MBA或者金融各专业的中国毕业生，只要努力学习了专业与英文，而且性格足够主动与积极，一般都能找到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评级机构、保险公司、对冲基金或者资产管理公司的职位。要在 “华尔街”(这个名词指代美国整体金融业)找到工作，需要储备哪些技能?以下是近来招聘人数比较多的一些领域，炳臣老师做个简单介绍。大家可以心里有个数，就照这些方向奋勇前进是硬道理。

风险管理领域，需要计算机软件编程人员、数量分析人员、统计与应用数学专家或者审计专家。金融工程、数量金融与会计专业毕业生都能适合。如果考过了CFA(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还有FRM (Financial Risk Manager)，求职机会能增大很多，有时间上网埋怨，还不如努力考试。比起这些考试，GMAT就是浮云，准备活动都算不上。

Compliance，法律法规领域。大动荡时代过去，监管与法规成为一段时间内的主流，而非过度追求高风险的回报。需要对投行、金融衍生物等法律知识比较了解。MSF毕业生通过职场培训，或者辅修法律硕士学位可以胜任。

Auditing，审计业务，最好能有MSF或MBA或MSA + CpA +CFA的背景。华尔街的会计师事务所是为投资银行提供服务的机构。

其他的pE、VC、IBD等业务，在我的BLOG里之前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去考古一下，本文不再重复。至于在美国学的东西回国如何应用，就要看自己的本事了。

大家记住一句话，It is smarter to create jobs than finding a job. 某些领域中国还比较空白，这正是有大发展前途的契机，如公司债、金融衍生物、对冲机制等。

另外，去美国读商学院，美国城乡地区差异比中国要小得多。在全美国交通、通讯都很发达的情况下，从中部转移到NYC、WASHINTONG、BOSTON等大城市工作与实习其实还是比较方便的，不用过于看重地点。所谓地点选择，是同时具有东北海岸与中部学校录取的情况下才能奢谈，否则在选校申请阶段可以基本忽略。

[学金融硕士与金融工程硕士就业前景如何]

篇2：法律硕士金融法

金融硕士：金融事件论述1

[内容提要]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监事会共同构成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分权制衡是法人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理顺各机构之间的关系是实现分权制衡的前提。

[关键词]理顺法人治理结构关系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指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任务，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规范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者的权责，形成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制衡机制。为此，必须明确法人治理结构的构成，理顺内部各机构之间的关系。

一、分权制衡是法人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

一般来说，公司权力可以分为所有权、经营决策权、经营管理权和监督权。公司法对四项权力作出明确界定，分别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人员和监事会行使。

股东作为公司财产的最终所有者，由于人数众多，他们不可能直接参与经营管理。股东通过股东大会行使自己的审议权和投票权，维护自己的法定权益。股东大会是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由全体股东组成的、决定公司重大问题的最高权力机构，它是股东表达其意志、利益和要求的主要场所和工具。股东大会是以会议的形式来行使最终所有者的权利，即凡公司的重大事务都由股东大会来决定。

由于股东大会是规模较大的会议体权力机构，以会议决议的方式行使权力，它不可能是一个常设机构，只能间隔一定的时间召开一次会议，如股东大会的普通年会一年召开一次。因此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他们信赖的人——董事，组成董事会。在股东大会闭会期间，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和领导机构，是公司的法定代表。董事会代表全体股东的利益行使决策权。董事会实行集体负责制，在董事会成员中，各个董事(包括董事长)是平等的，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他们共同对股东大会负责，不存在董事长的个人绝对权利。

董事会聘任总经理，以总经理为首的经营班子是公司的执行机构，具体负责公司经营管理活动。公司执行机构是公司业务活动的最高指挥中心。它执行董事会的决策。执行机构实行首长负责制，即公司总经理个人负责制，总经理同执行机构中其他成员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上级与下级、首长与助手的关系，其成员必须服从总经理的指挥。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监事会，监事会是公司专职监督机构，对股东大会负责，代表广大股东的利益，监督董事会制定决策和经理人员执行决策。

这样，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以总经理为首的执行机构和监事会就共同构成了现代公司制企业的领导机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与传统企业领导体制相比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分权制衡：四种权力由四个不同的机构分别行使，四个机构既相互独立，同时又存在着相互制衡的关系。在治理结构中，既要防止所有权侵犯经营决策权、经营管理权;也要防止经营决策权、经营管理权架空所有权、排斥监督权。只有各机构都恪尽职守，又不越位，才能保证法人治理结构不会“失灵”。

二、股东大会与董事会之间的信任——托管关系

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两个关键的会议机构。从法律角度看，股东大会集中体现了分散掌握股权的股东们的意愿，并在最终所有权的基础上对公司的运行产生着影响;而董事会整体地享有法人所有权，代表股东们行使其经营管理公司的相应的权力。股东大会与董事会之间最基本的关系是资产授权经营关系，即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实际经营的需要，股东们把直接管理公司的权力委托给董事会，而董事会受股东大会的委托，管理公司的法人财产、负责公司的经营。于是，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股东大会是信托人，董事会是股东的受托人，承担受托责任，二者之间构成了信任托管关系。这种关系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是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而非股东与董事个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董事会集体对股东大会负责。股东大会将管理公司权力委托给董事会集体，而非董事会单个成员。凡是公司委托给董事会的权力，原则上由董事会集体行使，董事会在决策时，需要召开董事会，综合全体董事的意见作出决策。除非经过董事会授权，个别董事无权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也无权处理公司的其他事务。另一方面，股东只能通过股东大会选举或者罢免董事，单个或者少数股东不能直接干涉董事的行为，更无权任免董事。

第二，股东既然将公司交给董事会托管，其基本前提是他们相信董事会能管理好公司。这叫作“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那么，股东们除了保留必要的权力外，他们不再管理公司的其他事务，也不能因为非故意的经营失误等商业原因罢免董事。一旦董事会受托经营公司，董事会就成为公司的法定代表，它在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授权的范围内享有管理公司的充分权力。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基本立场只能是“信任”。

第三，股东们对董事会持信任态度，董事们理应对股东报以忠诚，才是精诚合作的态度。信任托管的一般原则是受托人必须在信托人给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否则信托人有权要求受托人弥补损失或者中止财产信托。如果董事们不值得信任，作为信托人的股东们可以通过股东大会以玩忽职守、未尽到受托责任而起诉董事会成员乃至整个董事会，或者不再选举他们连任。董事会作为受托人，应该谨慎地在其职权范围内行使权力，时时刻刻把股东的利益放在首位。

三、董事会和公司经理人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现代公司规模一般都很大，业务多而且复杂，董事会不可能、也无法包揽一切。如果把公司大小事务的决策与执行都放在董事会里，要么可能使董事会顾此失彼，疲于处理公司一些急于解决的一些小事，而忽视公司的一些重大决策;要么因为决策不好执行，而不进行决策或者修改决策。因此公司的最高经营管理层必然要进行某种分离，由董事会以外的另一些人组成的机构来负责执行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这个机构就是由职业经理人组成的执行机构。公司的重要经营决策权由董事会直接行使;公司日常事务的经营管理权则交由经理人员即执行机构来行使。这样，董事会与经理人员之间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关系有以下特点：

第一，董事会和总经理是不同利益的代表者。董事会代表的是所有者的利益，是“老板”，是决策者;总经理代表的是经营者的利益，是“打工头”，是公司的高级雇员。

第二，董事会成为委托人，它有权以经营管理知识、经验和创利能力为标准，挑选和任命适合于本公司的经理人员;而经理人员作为董事会选定的公司经营的代理人，受托统管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事务，他们既拥有对公司内部事务的管理权，又拥有在诉讼方面及诉讼之外的商业代理权。

第三，经理人员作为董事会选定的代理人，其权力受到董事会委托范围的限制。但是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总经理有权对公司的日常事务作出决策和行使管理权，董事会不能随便干预。

第四，总经理是由董事会聘任的，这一点不同于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会。公司对经理人员是一种有偿委任的雇佣，经理人员有义务和责任依法经营好公司的事务，董事会有权依经理人员的经营绩效进行监督，并据此对经理人员作出奖励或者激励的决定，也可以随如果说，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之间的信任托管关系主要是在规范的约束下依靠“信任——忠诚”来维系，那么董事会与经理人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主要是在规范约束下依靠“控制——合作”来维系，即董事会与高层经理之间的关系，是以董事会对经理人员实施控制为基础的合作关系。

四、监事会与董事会和经理人员之间的监督和被监督关系

董事会作为公司的决策机构，理应代表广大股东的意志和利益作进行决策。但是在实践中，董事会或者因为成员自身利益、或者因为心有余而力不足作出一些有损于中小股东权益，不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的错误决策。如果缺乏必要的监督和约束，董事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董事会对经理人员的控制事实上也是对经理人员的一种监督和约束，但是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往往使得控制不够深入、不够专业，难免出现经理人员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牺牲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甚至出现董事和经理人员合谋，共同侵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现象。缺乏监督的权力必然是腐败的权力。所以必须建立一个专职的监督机构，来加强对董事会和经理人员的监督。这个机构就是监事会。监事会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代表广大股东的利益对董事会和经理人员进行监督。监事会的监督是一种“全程”监督，贯穿于公司经营管理的全过程。首先是对董事会制定决策的监督，监事会有权列席董事会会议，当监事们认为董事会决策侵犯股东权益时，可以要求董事会重新决策，这是“事先”监督;其次是对经理人员的监督，即对决策执行情况的监督，并对决策执行结果即经理人员的经营业绩作出评价，这是“事中监督”、“事后监督”。监事会的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对其成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要求较高，决不是一般人可以胜任，必须为监事会配备一流的专职人员。可见独立性和业务性是确保监事会行使监督权到位的关键，既要保证监事会“敢监”，又要保证其“会监”。监事会与董事会、总经理是平行的机构，监事会绝对不能沦落成为董事会、董事长的附庸，成为摆设。因此，监事会必须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而不是由董事会、甚至是董事长或总经理任命。监事们工作业绩的评价及物质待遇，也应该由股东大会确定。

主要参考资料：

1、孙选中：《企业概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9月)

2、陈清泰：《有效的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2003年10月)

3、韩康：《法人治理结构为什么会失灵?》

2016金融硕士：金融事件论述2 辅导课程：魔鬼集训营来源：中公考研发布时间：2015-01-27 11:44:44 [摘要]小编从今天起会为大家整理金融硕士的复习指导资料汇总，希望对2016年考研的同学提供指导借鉴，预祝2016年考研的同学圆满成功!

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占据主体地位的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不仅影响到商业银行体系的经营状况和市场竞争力，而且还在宏观上影响到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的潜力与质量。而在影响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众多因素中，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已经成为关键性因素之一。但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发展，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外银行业竞争态势的加剧，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正日益突显，有些则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因此，研究国外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成功案例，对优化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国外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中最重要的组织架构，一般泛指公司管理与激励约束的方法。由于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历史演进轨迹的不同，不同国家和地区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有差异的，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主要有两种典型的模式：一种是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市场导向型公司治理结构，另一种是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控制导向型

(一)两种模式的比较

1、英美模式由于英国和美国的股市比较发达，银行的中小股东较多且高度分散、股市流动性强，银行资产结构中股市的地位举足轻重，因而英美模式的公司治理更多地依赖于银行外部市场的力量和相应完善的立法及执法机制，强调银行财务数据的充分公开，增强透明度，禁止内部人交易，用股票市场监督经理活动。

2、德日模式德国和日本等控制导向型的公司治理则由于银行资本主要来自于占据支配地位的财团，因而更多地依靠债务约束和经营者的“团队精神”，以及法人股东在银行非正常状态下的控制力。

客观地说，上述两种模式在不同国家、不同的环境下均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各自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近年来，两种模式也在不断互动、不断融合，以进一步提高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具体来说，英美模式中，机构投资者开始成为主导性的投资者，并且更为积极地参与公司事务，监督公司管理层。德日模式中来自外部的监督也在增强，养老基金、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在稳步发展，许多大型公司也开始公开上市，信息披露在不断加强，中小股东的合法权利不断增多。

(二)典型案例

从我国商业银行社会定位看，更倾向于德日模式。因此，下面的介绍将以德日模式的典型代表——德意志银行为例。

德意志银行成立于1870年，是德国最大的商业银行，从事全能银行业务，在国际银行业中占据显著地位。

德意志银行公司治理的目标是立足于提升和强化现有的及潜在的股东、消费者、雇员和在国内以及国际市场上的一般社会公众的信任度。

1、组织结构与制衡机制德意志银行公司治理的组织结构由股东大会、监事会、执行董事会和经理层组成。监事会是公司股东和员工利益的代表机构和决策机构，主要是负责任命、监督执行董事会，并为执行董事会提供咨询。执行董事会负责日常银行的经营管理，向监事会报告和负责，向股东大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必要的信息。监事会对执行董事会的工作只有监督的权利，可以提出具体的建议，但不能直接干预执行董事会的日常工作，如果执行董事会和监事会之间存在争议，可以由股东大会来裁决。

2、股权结构在股权结构中，德意志银行拥有戴姆勒—奔驰公司24.4%的股份，但也有少量大公司和其他机构投资者拥有其54%的股份(见表1)，形成相互交叉持股。

3.激励机制从对董事、经理以及员工的激励机制看，德意志银行监事会负责决定执行董事会成员薪酬的多少及结构。对于董事的报酬，基本工资依据国际同行业的可比标准产生，奖金则与公司业绩挂钩，主要是按照利润率来支付，在全部工资构成中占据主要份额。为了有利于对董事们的长期激励，该行设置了股权激励和延期付息股票计划。另外，为激励分布在全球范围内的员工广泛参与银行的公司治理，2001年该行股东大会通过了全球持股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允许工作满一年的员工购买该行一定数量按市场价格打折的股票，并附有相应的期权，所附期权允许员工以后再购买相同数量的股票。

(三)特点分析

德意志银行的运营情况表明，该行是一家效益和信用度非常好的银行，有着较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其公司治理的特点表现为：

1、公司治理的目的突出了共同治理的理念，强调银行的经营目标首先是要履行其社会义务，之后才是服务于股东。

2、在风险管理的基础上构建了执行董事会负责的模式。监事会的作用除了对执行董事会提建议以及监督之外，按照国内和国际标准，要确保审计官的独立性。

3、对监事的要求比较高，要求监事要具备专业知识、管理技能、实践经验和国际业务经验，并且要求有足够的时间来履行自己的职责。监事会不应该有两个以上的原董事会成员。

4.为避免利益冲突，要求执行董事会成员应该向监事会主席披露在交易过程中的个人利益，避免执行董事会成员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损害公司利益，同时执行董事会成员不能利用公司的业务机会为个人牟取利益。

5.特别重视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并强调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对风险管理体系的有效性进行审定。

二、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

篇3：法律硕士金融法

一、金融创新监管法律制度的经济学依据

金融创新并非立法者一时兴起的自我演绎。金融创新意味着交易行为的变化,也涉及一系列所有权结构和行为的管制规则的变化,这表明了它经济的一面。同时它也是一场管制的创新。当现行的金融体制和现行的金融手段无法满足金融组织机构在金融领域内获得更多潜在利润的时候,经济利益与现有体制的冲突必然引起金融领域的制度变革。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博弈成应然之举。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博弈是各国金融发展进程中必需要面对的问题。在金融创新的背后有着坚实的经济学理论为其支撑。

制度提供了一种经济的刺激结构,随着该结构的演进,它规划了经济朝着增长、停滞或衰退变化的方向。[2]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纳入经济分析的范围,肯定制度与组织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制度安排和经济组织体的利益构建得是否合理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制度变迁中,当现有制度安排无法实现经济组织体潜在利益的时候,便产生对新制度的需求。制度是可变的,制度安排是可以被创新的。制度安排实现的是经济组织体之间合作与竞争并存的一种状态,当制度的供给迎合了经济发展的市场需求时,二者间实现了均衡态势,则制度安排无需创新。但现实的情况确并非如此,金融领域金融制度的供给和需求之间呈现出的平衡状况并非常态,为了通过制度创新来实现金融制度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均衡,金融法律监管所提供的制度环境尤为重要。在金融法律监管的过程中,关注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间的关系,以便及时调整监管方式和监管力度,目的在于实现适时监管、有效监管。

二、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博弈均衡分析

规避金融监管是推动金融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从某种程度上看,金融创新是反对金融监管的。政府管制的效果体现在提高金融组织机构营运成本的同时,也阻碍了金融机构充分利用管制之外的盈利机会。而管制外的盈利机会诱发金融机构规避管制并热衷于金融创新。当金融创新活动的推进危及到金融体系的稳健时,金融管制机构就会反过来完善管制体制。进而形成两者不断交替的一个相互推动过程。[3]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在目标上也是冲突的。金融创新崇尚营运效率,金融组织机构开发创新产品和服务是对金融利润追求的体现。而金融监管崇尚的则是整个金融体系的金融安全,难免会以牺牲个别金融组织机构的利益为代价。金融管制机构并不抵制金融运行的高效率但进入高效运行的前提是安全系统的启用,在安全的前提下才能谈及效率问题。推出一系列全新的金融产品的金融创新是对原有的金融监管体制的巨大挑战,滋生了重复监管与监管缺位并存的现象,这严重损害了监管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冲突亦是金融效率与金融安全的冲突,这对冲突的存在可以说是永恒的。

金融市场存在的竞争和经营组织机构个体的理性与集体的非理性往往会造成金融竞争的残酷。市场主体不得不通过金融创新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不断的多样化的金融创新对金融监管屡屡提出新的要求。为了迎合金融市场的这一变化,金融监管需要不断的进行调整。在金融领域,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贯穿于金融创新法律监管的全过程,二者天生是一对不可分开的矛盾体。金融创新有规避金融监管之嫌疑,它需要避开监管,从而为金融创新主体谋求实现其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可能,金融创新的同时也为金融监管提供了监管的空间和新的领域。而金融监管本身又反过来对金融创新的风险加以控制,为的是规范金融创新行为,将金融创新造成的不确定性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或者将其消除,于是便呈现出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的相互博弈。在金融市场的运行中,博弈冲突又相互促进,共同推动金融业的发展。

三、金融创新监管法律制度的缺陷分析

(一)金融创新立法相对滞后

就我国现行金融基本法律而言,仅停留在对微观金融组织机构经营行为的规范层面,立法对金融创新并未给予重视,因此立法在法律层面对此尚未做出专门的规范。正面对金融创新进行立法规范主要集中在中国人民银行及其监管部门颁布的部门规章与规范性文件层面上。可见,立法层次较低。另外,金融创新监管立法在我国并无体系性可言。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监管模式,导致在监管层面缺乏可以统领整个金融创新监管的基本法,现行立法由中国人民银行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分别就其监管领域的金融创新加以规范,监管体系尚待进一步构建。由于法律层面的金融创新制度的缺失,金融创新监管法律制度的滞后性亦在所难免。某些金融创新监管的立法仅仅是对金融创新推向市场后的这一既成事实的一种确认和进一步规范。

(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的削弱性后果

随着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风暴席卷全球,金融业砥砺前行,而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也同时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国外全能金融组织机构的挑战,放松管制的呼声愈加高涨。事实上,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严重阻碍我国金融创新的发展。究其缘由,分业经营模式难以保证金融交易活动以低成本进行并促使社会闲散资金顺利转向投资,相反却以简单粗暴的手段排除了金融要素跨行业配置的可能,大为缩减了金融创新的空间又容易使金融行业丧失活力或者造成其内部的资源枯竭。

分业监管属于多机构监管模式,分业监管不利于金融要素的跨行业配置,阻碍新的金融业务的推出,尤其是多个行业交叉的金融创新业务的推出,需要的审批手续繁杂且监管部门协调的时间也长。由于各监管机构各自监管自己行业内的业务,彼此间的跨行业合作监管由于缺乏充分的信息交流而增加了监管的难度,要么滋生出监管的空白地带,要么交叉重复监管增加了金融创新的成本。一旦急剧增加的成本达到了极限,就会抑制金融创新的能动性,金融组织机构要么选择不进行创新,要么竭尽全力逃避监管。

四、金融创新监管法律制度完善的构想

(一)由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的变革

金融监管机构模式选择本身不存在优劣之分。从全球范围看,有的国家设置单一的监管机构,有的国家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单独设置相应的监管部门。就美、英、日等发达国家来看,其采用的金融监管机构设置模式并不相同。选用何种机构设置模式的关键在于能否契合本国金融发展现状从而实现有效监管。就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而言,首要任务在于推进监管机构重组和功能性监管的改革,改革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框架,加快推进由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的转变。在现有的金融监管机构框架内,将现场监管与非现场监管、内部监管与外部监管相结合,在监管手段上突出专业性和技术性,注重监管过程的协调配合。

(二)由分业监管到统一监管模式变革

混业经营呈现出来的巨大风险随着金融组织机构混业经营活动的推进显露无疑,而现实是没有任何一个金融监管机构能够综合评估整个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4]从我国金融市场的实际出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应当顺应金融统一监管之路的趋势,从理念、制度和组织形式上逐步转向以金融混业监管为方向的统一监管模式,以减少或消除监管套利空间,实现由分业监管制度向统一监管制度转变。通过立法的形式逐步取消对金融业务交叉的限制性规定,设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切实解决目前重复监管、金融监管信息不畅和监管空白等体制性问题。迎合世界金融一体化的发展趋势,逐步与世界接轨,确立我国的金融统一监管立法。

(三)建立良性互动的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机制

坚持金融立法的整合与重构,建立良性互动的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机制,这是中国金融业改革的真正出路。任何国家经济的发展都要依靠金融市场作为重要保障,而金融创新则有利于促进金融市场的不断改革发展,采取适宜有效的金融监管手段能够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保证金融体系高速发展。非法的金融创新则会扰乱整个金融秩序的稳定,无法保证金融机制的有效运行。非法的金融创新亦会扰乱整个金融市场的形势,而过于严厉苛刻的金融监管反过来又会成为阻碍金融创新过程的羁绊。可见,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金融监管过程也是金融组织机构开展的各种金融活动本身的附加成本,金融组织机构为了消减营运成本就开始想方设法通过金融创新来规避金融监管,因此,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建立良性互动的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法律机制通过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二者的均衡来促进了金融业的持续发展,已然成为金融法律制度构建的应然选择。

随着金融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应当努力完善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通过对现有的较为分散的金融监管制度的重新整合,从而改变监管能力分散以及严重浪费金融监管资源的现状,最终实现机构性监管转向功能性监管的制度变革。强化从宏观上把握金融市场中的系统性风险,实时关注金融组织机构的日常运营状况,加强金融监管的预警系统建设以应对金融危机的不时之需。保持对金融运行动态持续的金融监管,以便及时化解金融创新活动所产生的风险,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力争实现从监管—创新—再监管—再创新的良性博弈动态循环。

摘要：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博弈是各国金融发展进程中必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我国现行金融基本法律而言,仅停留在对微观金融组织机构的运行规范层面,立法对金融创新并未给予重视,通过对合理的法制途径的探索以构造适当的金融监管模式。完善金融创新监管法律制度的构想是:由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的变革;由分业监管到统一监管模式变革;建立良性互动的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机制。

关键词：金融创新,金融监管,博弈

参考文献

[1]厉以宁.谈金融创新[J].金融参考,1997(5):25.

[2]苗金萍.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述评[J].管理科学,2004(6):15.

[3]尹龙.金融创新理论的发展与金融监管体制演进[J].金融研究,2005(3):8.

篇4：金融改革与“法律特区”

关键词：金融制度创新法律特区智库建设 “巴尔德象限” 顶层设计

一、自贸区研究热的冷思考

2013年7月3日，国务院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并在8月22日正式批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设立。在筹建过程中，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以及上海社科院已经比较深度地介入调查研究活动。2013年9月27日自贸区揭牌后的第二天，复旦大学就以“中国金融·复旦之声”秋季论坛的形式举办首次自贸区主题论坛。迄今为止这个主题的系列论坛已经举办了五期。2013年10月上旬，跨学科智库“复旦大学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宣告成立，一个月后就出版了第一本专题论著《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战略研究》。华东政法大学在2013年10月12日成立自贸区法律研究院，第二天上海财经大学也设置自贸区研究院。2013年10月19日华东师范大学的自贸区研究院宣告成立。随后还有上海海事大学的中国自贸区供应链研究院（10月31日）、上海金融学院的自贸区金融研究院（12月2日）陆续诞生。

仔细考察有关上海自贸区的各种现象，可以发现在政策热点引起的新闻效应完全呈现之后，包括入驻企业在内的各方正在观望，甚至还有些疑虑，因而需要对新一轮全球化战略布局和涉及国际贸易、物流以及金融服务的具体举措进行更深入的、更慎密的研究，拟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并且付诸操作流程。在这里不妨采取以下三种研究策略。（1）直接瞄准自贸区具体需求，作为智库多快好省地提供订单式服务。在议题设定阶段，要深度切入企业活动，摸清各种不同类型的企业真切需求，为自贸区试验把准脉。在制度形成和反馈阶段，则深度切入有关部门工作，协调各种不同类型的公共管理职能，确保创新举措能够落到实处。

（2）跳出自贸区三年试验期限的框架，着眼长远、着眼大局，把研究的焦点对准能对接全球经济体制、能在全国普遍推行的制度创新。要跳出就自贸区论自贸区的窠臼，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顶层设计和未来十年的战略布局，最大限度克服自贸区三年试验期届满后的不确定性。

（3）鉴于目前境内外企业界对自贸区未来的观望和疑惑，直接切入企业（特别是民间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投资和经营环节，把企业的多样化需求反映到上海自贸区试验中去，同时也把自贸区的试验成果及时反映到企业高端人才培训中去。或者通过官产学一体化的合作框架，促进上海自贸区与广域经济圈（特别是“长三角”的境内民营经济区域、沪港澳新的华人经济区域以及东北亚和东南亚的亚太经济区域）之间的互动。

二、金融的自由化、国际化以及“法律特区”

不言而喻，金融制度改革是上海自贸区的重中之重。在金融创新的视野里，上海自贸区的基本特征是允许试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鼓励跨境融资自由化以及境外股权投资，并且支持有条件的投资者设立境外股权投资的母基金。这意味着自贸区可以初步形成离岸金融市场的条件，对境内外的中小型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并且会促进依托中国制造业优势的跨境金融服务活动。至于汇率自由化乃至金融市场国际化等涉及结构变动的试验，面临着深刻的两难困境：没有不受羁绊的流动性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制度创新，而一旦容许充分的流动性就势必超出自贸区的28.78平方公里面积，使创新举措立刻覆盖全国，很难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因此，如何对金融改革的风险性进行分析、测算、预警就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但从长远来看，能够兼顾金融的自由化、国际化以及风险防范的制度条件是良好的法律秩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例如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都出现在非常强调法治和程序公正原则、特别是具有判例法传统的社会环境里，恐怕绝非偶然。

另外，要借助自贸区在上海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就必须吸引大型的跨国公司把资金结算据点或者说商业运行枢纽、而不是行政总部搬进自贸区。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只有两个因素可以构成诱因。一个是税收优惠，另一个就是健全的法律制度。由于自贸区在设立之际就宣布没有政策洼地，不提供税收优惠，所以影响跨国公司对资金结算中心重新选址的动机只能是、至少主要是法律制度上的吸引力。只要自贸区仍然沿袭现行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就不会显著提高规则执行方面的效率和公正，也就没有相对于其他地方的比较优势。在这个意义上，就自贸区制度创新而言，目前最重要的还不是微观层面的金融工程技术或者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甚至也不是放弃行政审批权限那样的市场化举措，而是法治的形成，特别是基于司法独立原则的审判制度的重构。

如果在全国范围内还不可能彻底刷新法律体系，但在上海自贸区这个有限的空间里应该是可行的。如果说整体的司法体制改革需要十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在自贸区应该立即着手，并大幅度缩短进展的时间表。也就是说，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在上海自贸区范围，根据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需要树立一整套崭新的法律制度，并在成功运行之后推广到全国。因而我们可以把上海自贸区理解为改革进行制度创新顶层设计的“法律特区”。在这个法律特区之内，可以通过委托立法权制定先进的金融法规乃至民商事规则体系、设立独立而公正的司法制度、使行政执法机制更加合理和统一、建立和健全行政程序，并组建政府律师队伍。有了这样的制度优势，自贸区才能真正达到预期的目标，吸引跨国公司把资金结算中心转移到上海，推动服务业发展，进而在全球进行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

自贸区试验成败的关键是金融制度创新。金融制度创新的关键是如何防范和控制金融自由化、国际化所带来的风险。这类金融的风险不仅包括热钱流进流出、汇率骤涨骤跌以及巨大泡沫的破灭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也包括金融犯罪的数量和种类剧增对日常经济活动的骚扰和破坏。上海市检察院与凯原法学院已经签署协议共建金融检察研究基地，并在12月9日举行了揭牌仪式。这个研究基地对自贸区司法制度创新以及金融风险防范具有重要意义，可以成为建设“法律特区”的一个重要抓手。

三、应该及时筹建制度创新研究院

智库建设是教育部推动学科发展的一个最新动向。对于位处上海的高校而言，自贸区研究是智库建设的最佳切入点，可以事半功倍。在兄弟院校与自贸区相关的研究机构已经琳琅满目的情况下，要再设立一个能够“呼谷传响”的新机构，必须精心策划。为此，我们有必要对自贸区的目标、理念以及研究资源重组的可能性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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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自贸区试验的目标与设计理念

图1对自贸区试验的基本目标和机制设计理念进行了梳理。所有的活动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为了促使中国经济定位从“世界的制造工厂”转向“世界的要素配置中心”，必须大力推动服务业革命，形成稳定的、合理的国内产业资本市场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资本的自由化和金融的国际化。具体的举措主要体现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跨境结算以及生产要素市场的联动性开放。这里存在的关键性问题是：如何厘清贸易自由化与资本自由化之间的关系并作出适当的制度安排。

第二、从贸易自由化到资本自由化，特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必须为投资者个人的理性选择提供更大空间，进一步加强市场竞争机制，因此需要转变政府职能，改变过去那种仅凭事先行政审批手段进行管理的模式，划清政府权力的边界，并大幅度削减审批事项。具体的举措主要体现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导入以及准入前国民待遇的承认。〔1 〕这里存在的关键性问题是：在废止事先审批做法之后，如何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如何对自由竞争所带来不平衡进行矫正，提供必要的司法救济。上海自贸区关于负面清单的做法很明智：以现有的许可范围为前提拟定初步的负面清单，决策快捷，也容易与政府有关部门达成共识。然后根据试验进度逐年修订负面清单、渐次缩小限制范围，使试验的进展有具体依据，成效可以始终显现。

第三、自贸区试验的目的当然不是形成某种被放任的自由状态，而是要加强有序的、公正的竞争机制，所以制度创新是题中应有之意。〔2 〕制度创新对内而言就是建设法治中国，形成合法经营的商业环境，对外而言就是对接全球经济体制，特别是为加入TPP创造条件。为此，需要首先在自贸区范围内享有更大的委托立法权、建立和健全统一的行政执法体系、设置专业性法院及其他解纷机构、建立政府律师队伍、为外国律师事务所开业提供合理的空间，等等。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其实已经为制度创新提供了顶层设计，如何细化这幅宏伟蓝图、如何尽快为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经验论证以及具体的操作方案正是自贸区试验的宗旨所在、责任所在，也是智库等研究机构的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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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上海交通大学制度创新研究院的概念

以上三个板块之间存在着有机的互动关系，相辅相成。把自贸区三个板块的活动与研究的基本课题以及上海交通大学的固有资源进行对应和组合，就可以得到图2，可以由此对有关组织——暂定名称为“上海交通大学制度创新研究院”——进行概念界定和结构功能的分析。

“制度创新研究院”可以主要由安泰经管学院、高级金融学院、国务学院以及凯原法学院共同组建，在研究体制安排上分别与自贸区活动三大板块相对应，既各有专门的侧重点，又存在学科交叉的领域。主要课题群包括：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国际化金融系统的构建、TPP与新一波市场全球化、城市发展模式和竞争力的比较研究、企业治理结构、负面清单、行政程序改革、适应新形势的商业规则体系、梳理司法独立的体制、设立政府律师、法治中国建设的可操作性方案，等等。上海交通大学设立制度创新研究院的优势是在直接为自贸区试验提供智力支持的同时，也可以超越于三年试验期的制约，创建一个具有可持续性、可扩张性以及独立学术价值的智库，比较恒久地推动制度比较分析、政策蓝图设计乃至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交叉研究和实证性研究。

四、制度创新研究的基本框架

制度创新研究院的基本定位是根据上海自贸区以及中国制度创新的重大战略需求，开展扎实的学术研究和实证分析，在整合相关学院原有各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聚焦社会科学的“巴尔德象限”，〔3 〕即应用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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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社会科学研究的“巴尔德象限”

“巴尔德象限”决定了制度创新研究院一方面要有明确的决策需求导向，另一方面要加强学术支撑，特别是在基础理论方面的先进性，要在探索真理的最前沿获得知识的制高点。这个板块的研究最重要，也最迫切，是上海交通大学推动自贸区研究的重点，需要在工作安排上投入50-60%以上的时间和精力。

首先要从上海交通大学的固有优势即理工学领域寻找前所未有的突破口和知识制高点。例如根据自贸区试验中防范金融国际化风险的需要，采取金融复杂系统理论的分析框架和金融工程的技术来建立风险评估的模型，提供分散风险和防范风险的制度设计和操作工具，对货币革命和金融商品进行定量化研究，透彻地解析金融制度改革与制造业优势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企业金融的机制。不妨在数学系以及其他理工科院系集结学者与安泰经管学院和高级金融学院的有关学者组建团队，采取实验、模拟以及数理方法为中国金融系统的重构提供科学依据。不妨与经济的芝加哥学派合作设立金融市场实验室。

其次要搭建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顶层设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及自贸区试验相关的国际论坛，既为全球各种流派的学说和政策主张提供展示的机会，也在有点有面的制度创新大主题上向国内外发出上海交通大学的强音，并致力于把试验转换成标准和规则的立法提案工作。

再者要根据自贸区试验的进展以及制度创新成果普及的需要进行高端培训。安泰经管学院、高级金融学院、国务学院以及凯原法学院不妨签署联营协议，在徐汇校区实现课程共享和适当开发双学位项目，并且合作举行面向“长三角”乃至全国的企业和专业人士的专题培训和资格教育。凯原法学院可以通过既有的“企业法务研究中心”和“金融检察研究基地”这两个平台及其沟通走廊“交大法友会”与自贸区相关的高端培训项目对接。上海交通大学还可以联手欧美同学会、出国留学人员组织、海归创业团体以及外国驻华机构、外企商会等举办以自贸区为主题的高级研修班。

总而言之，上海交通大学的制度创新研究院应该聚焦金融制度创新，并围绕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制度条件把各种不同板块有机地联系起来。从美国近来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发现这样的有趣现象：金融市场在繁荣时竭力抨击政治权力，但在遭受挫败时却会立即倒进政治权力的怀抱寻求救济。无论是强调自由化必要性，还是强调救济的必要性，金融界其实始终在致力于建立这样一种体制，可以保持充分的微观自由，但也可以在特定瞬间得到政治权力的及时庇护。只有在建立了这样一种体制的状况下，金融本身才能作为一种权力君临市场，才能发挥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配置生产要素的功能。犹太金融业对政治权力始终抱着复杂的两面态度也是一种典型例证。

反过来说，只有当这样强大的金融权力树立起来之后，才更有必要采取多样化手段增大流动性，也更有必要精通其他国家的税法，以便建立全球化的金融资本体制，并要求其他国家在金融领域推动自由化，包括撤除银行、证券、保险、信用卡等不同行业之间的藩篱——例如1990年代前期美国克林顿政府迫使日本宫泽内阁在金融领域进行结构改革及其持续的波及效应。另外，只有当这样强大的金融权力树立起来之后，政治上的统合、某种政治共同体的复兴才能最终实现——欧盟在1990年代后期推动的制度改革从货币统一开始就是出于此理，美国采取坚决反对日本金融机构在与东南亚各国链接的基础上掌握亚元发行权的立场也是出于此理。

这样的发现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由此亦可见金融市场的研究和塑造离不开政治权力，而这种政治权力必须在自由与救济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由此产生的金融权力还必须与制造业等实体经济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并且在金融的不同行业之间设立防火墙，避免投机型资本主义的畸形膨胀并诱发大萧条。不妨推而论之，上海自贸区制度创新的成功关键和失败风险就在这里，所谓“法律特区”的意义也就在这里。基于这样的发现，上海交通大学制度创新研究院必须通过构建某种既符合国情、又适应世界形势的法治模式，把金融与政治权力之间极其微妙的关系建立起来，拟定一份合理的、精密的权力清单，这就是我们应该而且也有可能凝练出来的研究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