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精神传统范文

第一篇：鲁迅的精神传统范文

传统文化中的鲁迅

鲁迅眼中的传统文化

汉语言文学1501王亮201404010626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同样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郁达夫

鲁迅生于清光绪七年，卒于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做了一辈子的反动派，至死不妥协可谓善始善终，就这一点是历史上大多数文人比不了的。由于从小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洗礼，鲁迅从骨子里拥有传统文人的一种气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鲁迅是成长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石上，纵他一生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相当丰富和复杂的概念，它最为确切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如果要对此点进行界说的话，也许就可以写出不少的论著来，然而鲁迅并不是一位系统探讨和专门研究某一种学科的学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阐述和剖析也同样是如此，他并不是从概念的界说着手，列举中国传统文化究竟包括哪几个基本的方面，分析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或尖锐矛盾的种种关系，探索这种传统文化的起源、演变以及发展的轨迹。鲁迅是一位异常犀利和深刻的思想家，像他这样对于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和深刻剖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他对于表现在中国的许多书籍、绘画、建筑里面，以及渗透于社会生活每个角落中间的这种思想文化状态，通过自己独特的观察、感受和理解之后，作出有力的批判。 作为鲁迅对传统文化批判重要著作《摩罗诗力说》，在今天这样一个传统文化沦丧且新文化没有完全建立的时代就具有其重要意义。从青年时期开始，鲁迅就以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主潮的深切感受，作出过下述的宏观性的判断，认为“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应该说这种从他自己切身感受中间升华出来的哲理概括，抓住了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要的特征。“理想在不撄”，确实是在这几千年中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面貌，这种“不撄”的“理想”，规定着世世代代的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成为一种主导性的精神现象，教诲着人们既不要去直面或改变严酷的现实，又不要去坦诚地披露或触动内心中的思想，而只需沿着一条既定的思想和精神轨迹，按照早已定型的道德伦理规范去思想与行动就成了。

由于这种传统的文化理想，在极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文学审美品格的缺乏真情实感，缺乏思想的震撼力量，从而变得平庸和荏弱，用鲁迅的话来说是“无有为沉痛著大之声，撄其后人，使之兴起;即间或有之，受者亦不为之动。从中国文学史的整体情况来看，“伟美强力高尚”的审美品性确实是相当缺乏的，其问自然也偶或有咏叹“沉痛著大之声”的伟大诗人出现，然而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理想已经渗透和笼罩在许多人的顶空，所以那些杰出的诗篇也就无法很好地打动他们。按照鲁迅的这种逻辑推理，即“不撄”的传统文化理想造就了“不争之民”，而“不争之民”又无法很好接受反对这种“不撄”传统的声音，鲁迅的感受和结论无疑是十分符合于整部中国思想文化历史的。

问题还在于这种严酷和枯燥的专制主义文化精神，早已成为广大民众的惯性思维方式，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这种传统文化，是在虐杀和麻醉他们的思想与精神。鲁迅那种控诉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张，不但几乎无法从他们中间产生出来，而且就是产生了这种光辉的思想认识之后，也很少有人会去理解和接受，这是因为在本质上虐杀人们的传统文化的主导精神线索，麻痹和陶醉着广大人们，鲁迅将这称为“软刀子”。因为“我们看这些古东西，倒并不觉得于中国怎样有害”，“古老东西的可怕就正在这里。倘使我们觉得有害，我们便能警戒，正因为并不觉得怎样有害，我们这才总是觉不出这致死的毛病来，因为这是‘软刀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把“软刀子”，确实是很难被人们清醒地认识的，尽管已经有鲁迅这样的伟大启蒙主义者，早就发出了“警戒”的声音，然而这种思想主张竟也像流进沙漠的泉水一样，顷刻之间变得干涸了，无法在广大的人们中间留下深刻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历史惰力的侵蚀和危害作用，确实是异常可怕的。

在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儒家无疑占有支配性和主导性的位置，而儒家学说的创始者孔子，又无疑是中国思想和文化史中至高无上的最为神圣的人物。由孔子集大成的儒家学说，在两千多年以来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这种儒家学说为了能够更加适应于专制帝王统治的需要，在自己的全部发展过程中，曾不断吸取了其他各种学说与宗教的主张。譬如在汉代就吸取了黄老之术和法家之律;而对后世更形成精神桎梏的宋明理学，也吸取了道家和佛教的不少内容与恩辨方式。作为思想家而不是作为研究思想文化史学者的鲁迅，自然不会具体而微地去阐述儒家学说在中国思想文化中发展变化的全貌，而只能是从自己对于它进行犀利观察和深邃感受的角度，作出了不少富有宏观性和启迪性的见解。

鲁迅在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中间，最为突出的锋芒自然是针对着儒家学说的。他在“五四”启蒙主义运动中间，抨击了儒家学说的“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认为“‘孝’、‘烈’这类道德”是“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儒家学说提倡“三纲”，从其中的“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出发，就必然会责成儿子的一切行为和言论都得服从父亲，妻子的一切行为和言论都得服从丈夫，即使是父亲和丈夫没有丝毫的道理可言，即使是儿子和妻子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也得这样去做。像这样不顾一切利害与情理提倡盲目服从，只能造成“幼者”和“弱者”的痛苦，如此残酷地束缚和蹂躏着他们，用野蛮的手段限制他们“真的人情”的正常发展，这种被统治者利益的极端片面的伦理观念，就必然会形成十分有害的。

鲁迅对道家思想的评价是“老子书五千言，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认为道家思想的实质在于“不撄人心”，逃避人世的斗争，主张“无为之治”，这确实是抓住了老子思想最为重要的特征，不过鲁迅又认为“老子之言亦不纯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仍欲治天下，其无为者，以欲‘无不为也’”。老子身经乱世，厌倦了人世的纷争，却又有救世的图谋，于是就确立了“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后来逐步形成稳定秩序和与民休息的黄老之术，对汉初政治和经济局面的稳固与发展，产生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道家思想的另一位始祖庄子，进一步发挥了老子“无为”的思想。鲁迅认为“自史迁以来，均谓周之要本，归于老子之言，然老子尚欲言有无，别修短，知白黑，而措意于天下;周则欲并有无修短白黑而一之，以大归于‘混沌’，其‘不谴是非’，‘非死生’，‘无终始’，皆此意也。中国出世之说，至此乃始圆备”。比起老子来，庄子确实是更进一步“自无为而入于虚无”，完全陷于失去一切是非标准的相对主义境地，即宇宙万物都并无质的规定性的区别。他主张“等是非”、“等贵贱”、“齐物我”、“齐生死”，像这样完全取消了事物之间的界限和区别，实际上也就是彻底地否定客观世界的存在。他形成这种非理性主义的主张，是出于对战乱和黑暗秩序的否定与逃离。

在佛教的诸种派别中，鲁迅是欣赏小乘的，他表述过自己“对于佛教是有一种偏见，以为艰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到饮酒食肉的阔人富翁，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称为居士，算作信徒，虽然美其名目大乘，流播也更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得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自然在主张“普渡众生”的大乘教派中，也有艰苦修行的，看出他是主张言行一致，艰苦卓绝地为理想和信仰而奋斗的，这正是鲁迅精神的重要实质。也正是从这样的出发点，他才不赞同“欲以佛法救中国”，佛学确实不能成为拯救中国的奋斗理想和目标，鲁迅的这个见解是十分准确的。至于佛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作用和影响，也像鲁迅对于道家的学说那样，并未引起他自己充分的注意与研究。

第二篇：谈鲁迅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反思与解构

谈鲁迅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反思与解构 ——以《故事新编》为例

09汉文一班 覃小婷 200900901124 《故事新编》是鲁迅先生编定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集，1936年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全书包括他不同时期的八篇作品，共六万余字。整部作品集以远古神话和历史传说为题材，其中，属于神话题材的有《补天》、《奔月》，属于传说题材的有《理水》、《铸剑》、《起死》，属于历史题材的有《采薇》、《出关》、《非攻》。这些作品的语言秉承鲁迅先生一贯的风格，幽默风趣，婉而多讽，故事的内容虽然都来源于历史，但一经作者随意的点染，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副具有非凡情趣的画卷。《故事新编》整体的风格显示出了鲁迅先生前所未有的从容、充裕、幽默和洒脱。尽管骨子里依旧藏着鲁迅先生固有的悲凉，却出之以诙谐的“游戏笔墨”，这表明鲁迅先生的思想与艺术都达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具有某种超前性。

关键字：故事新编;传统文化;反思;解构

一、历史的眼光和艺术的创作 鲁迅先生站在中国现实的土地上，用历史的眼光审视着远古年代祖先们留下灿烂的业绩。同时，他又跨越了历史的局限，突破了传统的俗套，用自己艺术的个性，把现代人的行为和言语穿插到作品中，使历史与现实的融合达到了惟妙惟肖的艺术境界。

鲁迅先生用极其机智的叙述、富于穿透力的眼光将这种后现代的困惑织入文本内部。鲁迅先生对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的质疑渗透在《故事新编》的各个角落。比如《补天》取材于远古神话，以丰富的幻想和大胆的想象，创造出了既有原始洪荒的“奇异”场景，也有“造人”的“伟大”工程，更有“补天”的“辉煌“的业绩，甚至有禁将军在女娲的死尸的肚皮上扎了寨等让人匪夷所思的情节。《奔月》也取材于神话故事，但却打破了后羿嫦娥美妙爱情的一般情节和场面，而是富有深意地在现实困境中创造了后羿从“英雄”到“凡人”，从“辉煌”到“冷寂”乃至是学生的背叛，以及为生活苦恼而导致妻子离他而去的局面，自始至终都是一种极富“传奇性”的精神生存的考验和奇迹。《铸剑》取材于本身就有很强烈传奇色彩的传授故事，从眉间尺的复仇历程及行动上的不寻常，宴之敖神秘兮兮的举止，以及诡异的牺牲方式，都是典型的传奇要素，而当复仇的情节定格于鼎锅中的头颅的争斗的场面时，其诡异的传奇叙事达到了高潮。《非攻》和《理水》所取的人和事，更是一些“神话了的历史”，其塑造的“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等“中国的脊梁”，都是在“神化了的历史”中所创造的民间英雄形象，虽外在朴实但内里张扬，虽思想单纯却不失浪漫，整体叙事上都有鲜明的民间传奇性趣味。《出关》、《起死》与《采薇》中，小说叙事的奇异浪漫色彩更被一种“漫画式”的形式所取代，集中体现了鲁迅先生传奇叙事的另一种风格和色彩——以喜剧人物为中心，创造出了具有“荒诞性”的传奇故事。《出关》和《起死》中到处都充满了大大小小的喜剧人物和荒诞的兴的场面，老子、庄子本是人们心目中的文质彬彬的大学者，而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却始终狼狈地处在一种极端不和谐的环境中，形成了一种具有独特讽刺意味的“漫画化”的传奇叙事;《采薇》中的伯夷和叔齐二人因“义不食周栗”而饿死在首阳山的“史实”的背后，同样也是以一个“漫画化”的结尾给人们深刻的印象——“好像看见他们蹲在石壁下，正张开白胡子的大口，拼命的吃鹿肉。”原本枯槁无味的历史故事，便增添了十分强烈的“故事色彩”，并因这种“作意好奇”的“另类”叙事，演化出了一段异常新颖的“新”的历史传奇。

鲁迅先生就是用历史的眼光，通过他个性的创作，透视出现代人的灵魂。尽管他写得是神话、传说和史实演义故事，但，我们从中不是常常能听到现代人的声音吗?比如在《理水》中，我们从哪些学者、政客身上，看到了国民党官僚以及御用文人祸国殃民的罪行。同时，鲁迅现在所造了大禹这种民间的英雄形象，“面目黧黑，衣服奇旧”、“不穿袜子，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这都是人民大众的形象。鲁迅先生借传说中的人物来表达了自己对于人民群众及其代表着的赞颂，他从眉间尺、宴之敖、大禹等平民身上看到了民族的精华与脊梁。他从历史的沉思和现实的斗争中，充分认识到了“为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因此，若说《呐喊》、《彷徨》以沉重和严肃体现了对于现实人生的深刻洞察与冷峻剖析;那么《故事新编》正是以它略带“油滑”的戏说，表现出另外一种深刻。

二、世俗化的解构和深刻的重建

鲁迅先生塑造的《故事新编》里的人物，上去远古的女娲、大禹，下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化山”的学者、考察大员。故事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群雄争霸的史实演义，下到现代中国的军阀混战，日寇蚕食，民不聊生以及抗战的烽烟，可谓是数千年的历史风云。鲁迅先生在创作这些作品时，感觉和思想在数千年的时间内往返飞翔，他通过艺术形象，运用戏剧性的叙述模式，把读者的感受和思考既引向中国漫长的历史，又引向当时的现实，令人发省。他破坏了历史正常的秩序，史诗性全面解体，通过日常生活和精神的现代性转变，完成了历史的解构。

《补天》中的女娲不言而喻地被世俗化了，本来她是一位创造人类的“伟人”，然后在鲁迅先生的笔下，却是“我从来没有这么无聊过”这样寂寞无所事事的形象，她只好用补天这一神圣性的工程来排遣寂寞。鲁迅先生将女娲造人的过程进行了形象重建，意在将其重新解读成弗洛伊德的性转化为创造力的故事，打破了典籍中的“女娲”的神的形象。《奔月》英雄后羿成了为世俗婚姻而烦恼，当年射日神功也只能用来射麻雀乌鸦之类的连生计都不能维持的动物，而传说中美丽温柔的嫦娥也成了刁蛮任性的现代怨妇，连升天都是因为忍受不了和后羿生活的苦难。在这里的人物形象都变颠覆了，美丽善良变成了刁蛮任性，拥有神功英雄变成了懦弱的小男人。《理水》中的大禹，本是治水的能人，“三国家门而不入”，却成了妻子眼中“没良心的杀千刀”，使大禹圣贤的形象被世俗化了。《铸剑》以无聊的抓老鼠开头，进而转入严肃的复仇计划，尤其是宴之敖的出现，使复仇不再是伦理追求，而仅仅是为了复仇而复仇，复仇的意义被宿命解构了，结尾的人头鼎锅大战，更让人觉得有趣味性。它所表达的正是作者对儒家“温、良、恭、俭、让”的中庸思想的否定，鲁迅先生通过对《吴越春秋“、《列异传”等眉间尺复仇故事的重现，让读者重新认识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是“温、良、恭、俭、让”式的中庸士子，本来也有充满血性的“复仇”精神，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构。《采薇》中“义不食周栗”的伯夷和叔齐，却不知采薇也是周天下的食物，这就是他们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他们沉浸在自己营造的精神家园里，不断自我封闭。《出关》的老子出关是为了对抗这个荒诞的的世界，他的出走表明他对现存世界价值标准的人不同和批判，道标了他对于资深理想、个人价值的坚持，是一种新的理性标准的建立，同时也是他对新的世界的寻找。这种从个人独立的价值意义出发对理性重建的也正是对伟大、严肃、庄严进行结构的时代荒诞性的反驳。不管最后他有没有找到理想中的世界，但是他已经在开始寻找了，就会有找到希望的可能。《起死》所构建的其实是一个封建等级社会的缩影，楚王、庄子、警察局长、鬼魂、司命、巡士、杨大构成了这个等级社会里的关系图，鲁迅先生对历史的中国社会的整体解剖，以他特有的冷峻嘲讽了这个社会的人物，表现了他的生命之思和历史的忧患。《非攻》中的墨子提倡非攻，更是一个“埋头苦干”、“拼命硬干”式的英雄人物，而结果却是“力乏”、“脚痛“、“到得难关外，又遭着大雨”，躲雨又被巡兵赶开，不受重视，这是何等心寒。

鲁迅先生对《故事新编》的构建，直指的是儒家的“仁义道德”，正如他在《狂人日记》里写到的一样，“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采薇》在保持整个故事的框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用丰富的故事细节，将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的“圣迹”诠释成一系列偶然性的结果。比如华山小穷奇、阿金嫂等的偶然出现改变了故事的发展结果，从而将伯夷、叔齐饿死一事所寄寓的“忠”“仁”精神和崇高得以彻底消解。《非攻》中塑造了一个实干的、为着兼爱的理想而奔走的墨子的形象，正是对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构。《出关》是对一直被道家奉为最高经典的《道德经》的重构。他对这些传统文化的重新构建，借古讽今，古为今用，虽采用的是真人假事、假人真事的方法来叙述和描写，但达到了使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达到和谐的完美统一，从而使揭露的现实更加深刻，更具启迪性。

所以说，《故事新编》从神话、传说与史实等具体典籍入手，实际利剑所指的乃是中国传统文化整体。咋而则结构中，既有彻底的否定，也有怀疑、重估和建设。鲁迅先生所做的就是从这些“旧文本”中释放出新的能量，企图撬开中国传统文化早已“僵硬”的土地，让中国传统文化在改造中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故事新编》讲的是中国的故事，它的生命，是中国悠久的历史;它的灵魂，是鲁迅先生艺术个性;它的血液，是生活之水的喷泉。中国人们只有吸取了其中的精华，才能使中沉睡已久的中国觉醒过来!

第三篇：论鲁迅的创新精神

摘要：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作为将毕生主要精力贡献给文学事业的一位巨人，他的伟大的主要标志在于，不论思想上还是艺术上、创作上，他都是最富独创性的。

关键词：鲁迅 创新精神 正文:

一、思想上的创新

鲁迅思想的基础是爱国主义的，在日本接受了革命派的思想影响。在一个积贫积弱、不能独立、没有民主要求的民族中，民主制是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的。鲁迅在此与革命派在思想上分了手，又受到维新派思想的影响。鲁迅在思想上的创新体现为，从广大社会群众自身解放的要求看待国民性改造问题的，他重视的更是国民精神的改造，是个性的解放。他认为，只有各个民族成员具有了自己的个性，具有了自己的追求目标和充沛的追求精神，整个民族才会有精神活力。当时他是站在革命派的立场上重新思考维新派提出的国民改造问题时，他的思想便开始走向了与革命派、维新派都不同的独立的道路。此外，鲁迅对异域文化的吸取也于自己独立的思想追求息息相关。

辛亥革命的失败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他对国民性问题的重要性的基本估计，使他对中国国民性问题思考更加深入和细致，也在鲁迅思想中都留下了深刻印1917年“五四”运动的爆发给鲁迅带来了新的希望，进入了思想的丰收期。

二、创作上的创新

“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后，鲁迅在新一代知识分子对封建传统的自觉反叛中受到鼓舞。鲁迅控诉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实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向整个封建传统的一片战斗檄文。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人如此深刻、如此尖锐的解释传统封建的本质。

鲁迅的小说在艺术上的贡献与其在思想上的贡献一样大。鲁迅完成了从国古典小说艺术到现代小说艺术的根本转变，他的小说创作，成了中国现代白话小说艺术的第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开创了中国小说艺术的一个崭新的时代。鲁迅小说在摸索中国人的灵魂，表现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特征的大前提下首先打破了古典小说的故事性框架，开始根据小说题材的独立需要更自由大胆的革新与创造。从小说矛盾的性质的性质而言，鲁迅极少讲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单纯的利害冲突作为小说矛盾的主线，更多的是描写一个人于整个社会环境的特定关系，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上升为小说的主要矛盾，故事性的框架被社会状态和个人命运的展现所代替。

从叙述角度而言，鲁迅小说中有第三人称的小说，如《药》、《明天》、《肥皂》、《离婚》等;有第一人称的小说，如《狂人日记》、《孔乙己》、《故乡》、《孤独者》、《伤逝》等;有把第一人称同第三人称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小说，如《祝福》。在地一人称的小说中，有的只有一个确定的视点，如《孔乙己》、《故乡》、《伤逝》等。从时序安排上来看，鲁迅小说中有以时间先后组织情结的顺序，如《药》、《离婚》等;但也常用倒叙的方式改变固定有的时序关系，如《头发的故事》、《祝福》、《伤逝》等。从时空关系而言，鲁迅小说较之中国古典小说更重视在空间上的横向拓展，横断面切割的方式在鲁迅小说中已成为经常运用的主要方式。鲁迅小说虽然数量不多，但其文体形式却万象纷呈，各自不同，从而使中国小说从固定的故事框架中彻底解放出来，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多样化发展的基础。

在题材方面，鲁迅开创了表现农民和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在创作中，鲁迅一方面把中国农民放在中国农村社会各种现实关系中加以再现，真实反映了农民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从而展现了一个未经彻底革命、变革和社会震荡的封建、半封建农村的落后和闭塞的典型环境;另一方面，鲁迅着力塑造在这一典型环境中生存、挣扎的中国典型的性格，把解剖中国农民灵魂和改造“国民性”问题联系起来，从而通过对农民性格中的各种愚昧麻木和落后的批判，导向对造成这种性格的社会根源的揭露和批判。

鲁迅小说在表现手法上的新的开拓也是极为引人注目的。在鲁迅小说中，古典小说以具有的心理描写、肖像描写、语言行动描写、景物描写、环境描写等表现手法得到了新的发展，这些表现手法都在挖掘人的灵魂的总目的下具有了新的特色，而心理描写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更大重视。《伤逝》几乎全篇都是涓生心里变迁过程的描写，抒情、叙事与人物心理描写汇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此外，鲁迅还广泛运用了象征意识流、精神分析等纯属现代形式的表现手法，鲁迅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鲁迅小说在艺术的革新是通过鲁迅的个性创造实现的，因而鲁迅小说不但具有现代小说的普遍特征，也具有极其鲜明的个性的特色。

最充分体现鲁迅先生创造性和创造力的还是应首推他的杂文。到了鲁迅手中，“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这种问题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来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是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的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的从事杂文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他能够“对于有害的食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一条蜿蜒曲折的路，是指能过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他自由、大胆的表现现代人的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抹杀的。

鲁迅的收在《呐喊》、《彷徨》中的现实题材的小说在中国开创了现代小说的新传统，其独创性自不必说;他的散文诗集《野草》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独树一帜的;他的杂文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无人能与之媲美的;它的历史题材小说集《故事新编》也自由独创性的风格。他的独创性还表现在他的各类作品的独立性上。鲁迅不是医生只用一种体式、一种腔调写作的作家，他的《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和他的杂文，各不相同，各呈异彩，有着不同的体式和格调，而又具有一贯的作风和气派。这充分表现了鲁迅的巨大创造才能和创造力量。

第四篇：鲁迅精神的现代意义

(一)“卑怯”的内心状态

这一意识在《阿Q正传》中有集中的表现。《狂人日记》是鲁迅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整体判断，《阿Q正传》却是他对国人性格的整体剖析。“国人的灵魂”的一般表现就是“精神胜利法”，而“精神胜利法”的深层意识就是逃避现实的卑怯心理。

无论是作为一种心理性格，还是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卑怯的精神根源都是中国封建文化和社会的伦理观念与等级制度。在这样的思想和现实存在中，传统中国人缺少平等机会和自我意识，相对于每一上级阶层和个人，都有一种本然的卑怯。鲁迅在《灯下漫笔》中说：“中国人向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所谓中国的历史也只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的交替循环。“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作为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的厨房”。

(二)否定“伦理政治”

儒家文化基本上是以伦理政治为本位的，而现代文化相对来说是以利益和人为本位的。在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中，人是否具有社会价值，是否能为社会所认可和保护，不在于其思想的独出与人格的真诚，而在于其是否适应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关系。若脱离这种关系就会失去其价值，而成为乱臣贼子，成为孤独者，从而受到这既定伦理关系的排斥，被社会所抛弃。于是，“枪打出头鸟”便成了代代相传的立身处世的箴言。在鲁迅的小说《孤独者》中魏连殳便是这样一个以反叛社会、传统史，而以回归社会传统史，及时这并不符合他自己真正的内心欲望。由于思想与行为的与众不同，魏连殳被本家们视为一个异类，成为孤独者。鲁迅自己亦有过这样的思想历程。五四新文化运动初起，鲁迅沉寂于梦醒后无路可走的痛苦中。他在《呐喊·自序》当中说道：“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额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中国传统政治不是一种法制政治，而是一种伦理政治。伦理政治是一种非现代政治，现代政治应是一种民主政治。伦理政治的运行规则是等级制和德行论。等级制的本质是人的不平等，作为民，特别是最弱者，便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

鲁迅的小说《孔乙己》历来被视为是对封建科举制和知识分子弱点的批判，其实鲁迅真正所指，应该是对封建等级制和愚昧庸众的批判，不然的话，就无法理解作者对于孔乙己所表现出的那种沉入心底的人道主义同情。小说选择孩子视角，本身就具有这样一种意义：等级制的价值观念已渗透于整个社会。“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在中国传统社会，无论知识还是道德都必须通过权力环节才能获得价值的实现。

鲁迅以思想革命为先，对传统伦理道德全面否定，就是看破了中国封建礼教“吃人”的秘密。

然而近年来，文化保守主义以现代新儒学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为武器，借助于一种民族情感的保护，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传统文化复兴运动，“国学热”一浪高过一浪。各地操办盛大得到祭孔大典，高校纷纷成立国学院、国学班，，还有热心者设立国学私塾，找天资聪慧小儿，行周礼，着汉服，吟诗诵经。而出版市场也搭国学热的快车，各种“丛书”“经典”铺天盖地。真是东风浩荡，浩荡东风，似乎前些年学者们畅想的“中国的世纪”就要到来。在这种文化复古的潮流中，鲁迅及其思想首当其中受到置疑和否定。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人们政治意识的淡化和文化意识的强化，这一判断的真正价值便受到愈来愈明显的怀疑，最早是《收获》杂志“走进鲁迅”专栏，发表的某些文章，表现出对于鲁迅思想与价值的怀疑。旅美学者刘禾在1993年发表了《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认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来自于斯密斯的《中国人的气质.》，其理论是受弊于美国传教士的殖民霸权话语，进而批判中国的国民劣根性。2000年冯骥才发表文章《论鲁迅的功与“过”》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完全来自于西方人的东方观，他的民族自省得益于西方人的“旁观”。鲁迅的小说不自觉地把西方中心主义、殖民主义遮住了，以至于我们看不到那些传教士“高傲的面孔”。批评者意欲重评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文化价值取向。近年来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在复古与排外的时代激情下，从民间立场上对于鲁迅的文化选择再一次进行否定。 面对这种国学热合文化保守主义潮流，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必须保持足够的冷静乃至警觉。

第五篇：鲁迅精神对当代文学的意义

能源学院

1006102121

王国臻

鲁迅精神对当代文学的意义

鲁迅，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一直被人们所敬仰。他所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他浩繁的作品，而且还有他的伟大的人格力量和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于和平年代的青年来说，学习鲁迅的爱国精神是尤为重要的。它能使我们记住那段屈辱的的历史，激励我们为祖国的强大而奋发学习。希望读过本文的人在重大抉择面前，能够想到曾经有这样一个人，他为了挽救自己的祖国而奋斗了一生 ，——横眉冷队前夫指，伏首甘为孺子牛——从而能够得到一些力量和启示。

鲁迅所处的时代，中国正处在一个封建专制向民主共和过渡、近代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转型时期。鲁迅的身上，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丰富的历史内涵;其作品所显现的人文情怀、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至今辉耀着文学史册。他的创作实践所凸现的强烈的政治意识，“立人”思想，文艺批评坚持的“求真”精神，对同样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当代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青年鲁迅《自题小像》的诗作，就是一篇担忧国家命运、决心以血献身的宣言。他与在日本留学的一批反清志士关系甚密，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光复会。他的小说《狂人日记》直指“吃人的社会”，呼唤“救救孩子”;《药》颂扬革命先驱夏瑜，抨击没落社会的黑暗。大量评论时政的杂文，都是指向旧制度、旧文化的“匕首”和“投枪”。鲁迅在各类政治活动中都是一位积极的倡导者、参与者，他参加了浙江两级师范驱逐守旧校长夏震武的“木瓜之役”，参与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等许多进步宣言上签名。他支持左翼作家，成为“左联”的精神领袖，痛斥北洋政府屠杀爱国学生而作的《纪念刘和珍君》，痛悼左联五烈士而作的《为了忘却的纪念》，鲜明地表现了他反对暴政、鼓呼民主、争取人民权利的立场。

文学作为反映时代的镜子，脱离政治(政治为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不可能的，这恰如一个人想拔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那样荒谬。没有对丰富多变的社会生活的关注，没有对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宏愿产生热情和冲动，哪怕是最有文学天赋的作家也是写不出好作品的。对此，鲁迅早就指出：“政治先行，文艺后变”，“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为改革社会、改良国民素质拿起文学这武器，因而鲁迅在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家的同时，也成了伟大的文学家。

鲁迅一生批判国民性的奴性和“奴隶道德”，自身以“追真”为人生态度。他思想敏锐，见解深刻，任何时候能坚持真理，分明是非，敢说真话，铸成了没有媚骨的刚正人格，没有俗颜的劲直文风。

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展现的是一个敢于直面人生、敢于革故立新的斗士形象。“五四”时期，针对当时的黑幕派、鸳鸯蝴蝶派小说，他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抨击。与“太阳社”、“创造社”论争，后来“两个口号”之争，他都旗帜鲜明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畏人众势大。对某些人以“革命工头”、“奴隶总管”自居，以“扬鞭”为业，他表示不满并予以严厉的反击。鲁迅对梁实秋、章士钊、陈西滢、胡适等名人，都有过尖锐的批评，即使对“国粹”中医和“男人演女人”的京剧，他也坦率地批判过。这种勇气和率真，难能可贵。

鲁迅杂文的思想、艺术对研究鲁迅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鲁迅文学的发展道路是曲折、复杂的。鲁迅称杂文为“杂感”或“短评”，现代杂文的兴起、发展和繁荣，则是和鲁迅的名字分不开的。在鲁迅的笔下，杂文成为一种自由地摹写世相、描述见闻、评说人事、言志抒情，内容无所不包、思想启蒙和反抗现实的使命，从而以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和独特完美的艺术形式，攀上了中国文学的高峰，进入了“商尚的文学楼台”(《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杂文是一个未经规范化的文体，在意义上，它是一种无体之文。鲁迅说：“我的杂文，所写的是一眼、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几乎是或是一形象的全体”， “„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 杂文也被鲁迅称之为“杂感”或“短评”。鲁迅曾经“想到可以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代表这中国人性质之一种的人物，作为一部中国的„人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鲁迅的杂文不仅是现代中国社会、政治、历史、法律、宗教、哲学、道德、文学、艺术、乃至经济、军事…..的“百科全书”，而且以其对中国现代国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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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臻

文化心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以及民性、民情、民俗、民魂的真实、生动而深刻的描绘，成为一部活的现代中国人的“人史”。现在人们常说的，要想了解中国的特别国情，就要了解创造这特别国情的中国人;而要了解中国人，莫过于细心阅读鲁迅杂文这一文献：这是有道理的。

鲁迅杂文对自由创作具有重大意义。鲁迅先生曾经这样说过：“我们试去查一通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的确，总不能发现一种叫做杂文的东西”。他还说：“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们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 ‟的规定 ，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 ，他就这样写。” 这就是说，杂文是一个未经规范的文体，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无体之文。“无体”固然会给它的学习、推广、再产生造成困难，却同时提供了特别大的自由创造的空问“以为非这样写不可，就这样写”，一切出于内心 自由欲念的驱动，最方便地表达 自由。可以说，正是因为杂文这种“无体的自由体式”才使得鲁迅天马行空的思想艺术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我们看到，鲁迅是那样自由地飞翔于杂文这块广阔的天地里，进行着既是现实的，又是超越性的思考，无忌地出入于文学、历史、地理、哲学、心理、民俗、人类学、政治学、文化学以至自然科学……等各门学科，无拘地表现自己的大愤怒、大憎恶、大轻蔑与大欢喜，将各种艺术形式——诗的、戏剧的、小说的、散文的、绘 的，以至音乐的… …熔为一炉。鲁迅正是利用杂文这一形式，发挥他不拘一格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进行他的文体实验。从这个意义上讲，“杂文”确实具有某种先锋性。这是鲁迅终于找到的最足以发挥他的创造天才的，也是最适合于他的文体。正如此，鲁迅的杂文，才具有了某种不可重复性。鲁迅杂文的“个人性”，体现了“文学的现代性”这一基本特征，利用它可以更直接地与现实对话，也更能满足读者的需要。

鲁迅已逝世半个多世纪，解析他的精神，重温他的文学观，对照现实文学创作的状态，的确有许多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在反思中清醒头脑，认清方向，汲取精神力量，这对推动和繁荣当代文学创作，无疑有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