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逻辑

经济发展逻辑（共8篇）

篇1：经济发展逻辑

从命题逻辑看现代符号逻辑对传统形式逻辑的改造和发展

命题逻辑是现代符号逻辑的基础,属于现代符号逻辑中的经典逻辑部分.命题逻辑对传统形式逻辑的改造和发展充分反映出现代符号逻辑对传统形式逻辑的改造和发展.这种改造和发展是逻辑表达符号形式化的`结果;是逻辑领域广泛运用数学方法的结果;更是对传统逻辑思维方式革命变革的结果.

作 者：和军 作者单位：中共云南省委党校科研处,云南,昆明,650111刊 名：学术探索 PKU英文刊名：ACADEMIC RESEARCH年，卷(期)：“”(2)分类号：B81-06关键词：命题 逻辑 形式 主项 谓项

篇2：经济发展逻辑

数字电路是以二值数字逻辑为基础的，其工作信号是离散的数字信号。电路中的电子晶体管工作于开关状态，时而导通，时而截止。数字电路的发展与模拟电路一样经历了由电子管、半导体分立器件到集成电路等几个时代。但其发展比模拟电路发展的更快。

从60年代开始，数字集成器件以双极型工艺制成了小规模逻辑器件。随后发展到中规模逻辑器件；70年代末，微处理器的出现，使数字集成电路的性能产生质的飞跃.数字集成器件所用的材料以硅材料为主，在高速电路中，也使用化合物半导体材料，例如砷化镓等。

逻辑门是数字电路中一种重要的逻辑单元电路。TTL逻辑门电路问世较早，其工艺经过不断改进，至今仍为主要的基本逻辑器件之一。随着CMOS工艺的发展,TTL的主导地位受到了动摇，有被CMOS器件所取代的趋势。

篇3：世界逻辑电路发展现况

资料来源:Gartner

资料来源:Gartner

篇4：山东海洋经济的发展逻辑

这个占地球表面70.8%的淼淼之域，正被全世界几乎所有拥有海岸线的国家重新发现价值，这是因为，陆地资源的消耗殆尽危机已成为可预见。在局部地区，东北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对中国海洋利益虎视眈眈、做欲扑状，迫使中国迅速进行海上布局。

2011年与2012年短短两年内，国务院以马不停蹄之势，连续批复了山东、浙江、广东、福建四个国家级海洋经济区。这一速度之快，令人明显感到中国海洋战略在大幅推进。

四大海洋经济区

山东、浙江、广东、福建四个省份，在海洋经济方面均有不俗表现。

山东以科研取胜。占有全国海洋科研力量的三分之一，山东在海洋科学基础研究上的责任当仁不让。同时，青岛的海水养殖业出类拔萃，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连续引领了中国五次产业浪潮。另外，青岛、威海、烟台三个城市的“美貌”远近闻名，滨海旅游业大有可为。

浙江以产业取胜。宁波舟山港吞吐量全球第二、中国第一，奠定其海上交通运输业的老大地位。近几年浙江以民营势力发展船舶业，成果丰厚。更独特的是，舟山——我国唯一以群岛建制的地级市，无疑将成为中国探索无人岛开发的先行地。

福建在科研与产业方面或许无法与上述两个省份匹敌，但身负海峡两岸交流的使命，志在探索与台湾地区的海洋经济合作模式，达到密切两岸联系的效果。

广东，与前三者相比，在探索区域合作模式方面承担了更多的使命，被赋予在海洋经济方面与港澳、海西区、北部湾、海南乃至东盟等地区合作的先行先试权。

这四个近两年来获批的海洋经济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其名称的差异已经显示出各自发展重点的细微差别。据此，四区应当如何找寻各自的独特性，打好差异化，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需要立足自身优势劣势，认真思考。

最扎实的科研最绽放的产业

人类在陆地生活了上万年，对陆地之上的自然科学可谓了如指掌，观测入微。不过，对于深不可测的海洋，人类的触角伸至其中只是一两个世纪的事情。“在世界上（海洋科学领域）享誉盛名的曾呈奎院士，其海藻分类学研究对世界海洋科学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研究也仅仅是从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才开始的。相比陆地，海洋科技的起步这么晚，世界各国对海洋的认识这么弱，这是大家可能没有想象到的。”

中国工程院黄锷院士的话讲得更狠：“我们对海洋的了解不是零，而是接近于零。”

如此一来，问题显现出来。目前中国所寄望于发生大繁荣、大发展的各类海洋新兴产业——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海洋装备制造业、海洋能源矿产业、海洋化工产业、海水综合利用业……全都必须立足于海洋科学的充分基础研究之上。先有科学家深入海洋探测、分析、提供数据、建立详尽可靠的数据资料库，才有后续产业利用的跟进。在对海洋的了解“接近于零”的前提下，对海洋进行“大开发”，恐怕不大现实。

如此一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价值就十分明显。与浙江、广东和福建这些产业发力区相比，山东更有潜力成为一个科研先行区，在以科研成果引导产业发展方面更能做出表率和示范。青岛聚集了全国海洋科研力量的三分之一，海洋科学领域的两院院士有19人（全国共36人），省部级重点实验室19个（全国共37个），海洋科学调查船有20艘（全国共31艘）。以青岛“蓝色硅谷”为核心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拥有科研、技术上的绝对实力，若能运用好这一优势，将可能从科技上游把握制高点，使各大海洋产业引领全国。

当然，先期投入科研是有风险性。因为基础性科研很难直接产生GDP，即便产生，也需要较为缓慢的周期，它对地方产业迅速大繁荣大发展的作用是比较小的。然而，更稳健、更扎实的步伐，可能在未来能够成就最绽放的海洋产业。

先认识海洋，才能运用海洋

观青岛的海洋科研“装备”。“蛟龙”号的家——国家深海基地正在敞开大门，于明年迎进这个下探7000米的功臣；立志成为全球第七大海洋实验室的“国家海洋实验室”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划，整合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等数家机构，形成科研合力。28家海洋科研机构，散落在青岛的各个方位，各自进行着不同课题的深钻。在青岛这个风景宜人、气质淡定的城市，似乎特别适宜研究人员沉下心来恸学问。

青岛的科研特长方向主要在于海洋调查观测、海洋地质过程与矿产资源、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这些主要是基础性研究。马克思说，先认识世界，才能改造世界。如果说应用性研究是改造世界，基础性研究就是认识世界。

中国要晋升为海洋强国，浙江、广东、福建等地要形成如火如荼的海洋经济产业区，没有扎实的基础性研究是不行的。将全国乃至世界海洋科技人才聚集于山东青岛，在科研体制改革上下功夫，在海洋科考上下大力气，在基础性海洋数据的收集上付出耐心，这是青岛使命、山东使命。

基础性研究的成果，延伸为应用性研究的推进，最终转化成产业——这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逻辑，也是蓝色经济的大部分领域的发展顺序。根据这一逻辑，青岛市发展蓝色经济的思路也应当清晰，“蓝色硅谷”应牢牢成为科研核心（科研主体既可以是科研机构，也可以是企业），往外拓成产业带。知识主导，产业后行，争取科技对产业形成高贡献率。

在这方面，青岛历史上曾有着成功辉煌的案例。这里曾经以科研为先导，五次掀起全国海水养殖的浪潮。第一次浪潮是在上世纪50年代，由中科院海洋研究所院士曾呈奎发起的海带养殖浪潮。海带原本只适合在俄罗斯、日本、朝鲜沿海的冷水海域养殖，不适合在温带海域生长，曾呈奎通过深入观察研究，解决了海带在温带海域的生长问题，开启中国大范围种植海带的序幕。中国由此从完全不种植海带的国家变成全球第一大海带出产国。其后60年代、80年代、90年代、世纪之交的四次海水养殖浪潮，无一不是由青岛科研机构的学科带头人引领，研究先行，产业随后。这种产业发展模式，或许应当继续成为青岛“蓝色硅谷”的首选。

结语

先认识海洋，后运用海洋——这个逻辑，在目前中国对海洋认识几乎处于一片空白的背景之下，应当更加清晰。海洋强国不仅要发展产业，更重要的是前端的基础性研究。“烧钱”的基础性研究进行过一段时间，才能为产业区产生滚滚利润。青岛“蓝色硅谷”作为认识海洋的前沿阵地，应当为山东、为全国进行蓝色科普。提供知识储备和智力支持。

篇5：认知逻辑与社会发展

认知逻辑与社会发展

以社会发展问题为对象，研究马克思主义认知逻辑的.含义、实质、基本内容及把握认知逻辑的前提和基础。

作 者：汪文甫 作者单位：中共广州市东山区委党校,广东,广州,510080刊 名：探求英文刊名：EXPLORING年，卷(期)：2002“”(4)分类号：B81关键词：认知逻辑 发展 优势结合 优势互补 优势延伸 把握

篇6：进化逻辑: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

进化逻辑: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

进化逻辑是在人工智能心理学派研究的推动下诞生的.一种科学进步和发展的动态模式.计算机科学家和哲学家勃克斯(A.W.Burks)在这方面做出卓有成效的贡献.1988年,勃克斯提出了一个进化逻辑系统.[1]进化的逻辑由三个部分组成:1.选择的逻辑或间接评价的逻辑;2.通过反复竞争而进行的学习;3.遗传发现的逻辑.

作 者：桂起权 任晓明  作者单位：桂起权(武汉大学哲学系,湖北,武汉,430072)

任晓明(南开大学哲学系,天津,300071)

刊 名：哲学动态  PKU CSSCI英文刊名：PHILOSOPHICAL TRENDS 年，卷(期)：2002 “”(2) 分类号：N03 关键词： 

篇7：资本逻辑下的经济哲学论文

一、经济学和经济哲学

近代以来，亦即资本时代以来，无论是在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还是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学最初的含义也是政治经济学，意即与城邦、共同体、国家相关的经济活动。亚当斯密在其著作《道德情操论》问世之后发表了《国富论》，开始了经济学的独立行程，也就是说，经济具有自己独立的运动规律。李嘉图理论的意义就是发现了一切经济运动都是围绕着“价值”这一共性展开的，对于价值规律的思考，标志着“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逐渐形成。19世纪30年代以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分化为两支，一支是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一般价值走向剩余价值，直指社会生活的本质;另一支则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开启了经济学的非阶级分析，即纯粹数量化的经济学分析，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义》可以看作这一学派的代表作，熊彼特曾赞誉此书为经济学作为严密科学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凯恩斯、琼罗宾逊、斯拉伐、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和卢卡斯都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特征就是越来越数量化、公式化、模型化，无论是强调国家干预还是主张进一步自由化，其基本的依据都是对经济过程的量化分析，也就是说，摒弃一切非经济价值的判断。以社会价值中立的立场研究经济现象各变量之间动态平衡及其变化规律，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主要追求。对于现代经济学的这一走向，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过去我们主要是从价值判断或阶级分析的角度对其进行批判，认为这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但是从知性科学、实证科学和形而上学角度去思考，我们却发现这是一门知性科学成熟的标志，即从“理性经济人”这一假设前提出发，排除一切非经济因素干扰，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探索经济过程的规律性。现代经济学包括从微观层面定量分析经济行为主体的决策行为、操作过程及其经济后果的性质和规律;从宏观层面定量分析各国和各地区经济增长或衰退的性质和原因，定量分析各国和各地区的生产要素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性质和规律，定量分析货币体系平衡和失衡的原因和规律;从超宏观层面定量分析国际资本市场、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各生产要素在世界市场上的变动和规律。

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向数量经济学的转化，说明了两点，一是经济学越来越脱离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而把经济看作“理性经济人”基础上的纯粹的数量演绎;二是说明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知性科学越来越走向成熟。正像马克思所说：“一门科学只有能成功地应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也就是说，在假想的前提下，在排除了一切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下，经济学已在相当的程度上用数量和模型的方式把握住了经济过程的规律，但这种把握是知性的、工具理性的、形而上学的，而非现实的、实践理性的、总体性的。“理性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一切推论的逻辑起点。现实的人是具体的，除了经济属性，他还有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血缘的、民族的等属性。当一种学说专注于人的一种属性，而舍弃人的其他属性，这种研究本身就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同样，人类社会也并不等同于经济社会，除了进行物质生产，人类社会还必须进行人的自身再生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人与自然关系再生产，当一种学说把人当作经济人，把社会当作经济社会，而专注于人类某一种活动时，其思维的本质和内涵都是抽象的、知性的、形而上学的、狭隘的。它研究的出发点不是人的全面的存在和全面的需求，它研究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和社会的和谐，它探寻的目的仅仅是要说明理性经济人的行为规律，因而一切非经济因素在它看来都是要排除的偶然因素，也就是说，工人的苦难和人类的幸福不在它的思考范围之内。哲学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根本的总体性思考，因而当经济成为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主要因素的时候，经济自然进入哲学的视野，但是这种研究不是经济学的路径，而是哲学的路径，它思考的重心不是经济内部的经济规律，而是经济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如果说“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那么经济哲学就是对于经济行为的思维着的考察。在哲学看来，经济不是抽象独立的东西，而是人类千千万万种行为之一种，它无不生发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并服务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及存在价值都必须以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关系来衡量。在哲学看来，经济也不是孤立独行的，而是与政治、社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孤立的经济行为是不存在的。在哲学看来，经济还只是在普遍联系中发展变化的，尤其是在与政治、社会、文化的错综复杂关系中，经济展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规律，因而一切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本质上都不是非历史的，永恒的经济现象和范畴是不存在的，无论商品、货币、资本范畴都不是永恒的，而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这点讲，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本身是抽象的、孤立的、非历史的。它不是在真实的历史中研究经济，而是在假想的前提下研究经济。

不难发现，经济哲学是把经济放到人类社会、人类历史的大视野中思考的，而经济学是把经济从大社会、大历史中抽象出来，经济哲学思考的正是经济学所忽视的，因而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言，二者具有互补性，这也正是经济学家与哲学家长期喜欢对话的根本原因。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一种经济问题的发生，其根源可能在政治、社会、经济之外，这时如果一味以经济的方法和理念去解决，结果就可能适得其反。因此，对经济的研究也必须有哲学的眼光。经济学如果排斥哲学，其结果不仅使自己陷入形而上学的境地，越来越孤立和片面，而且有可能将经济原则、财富原则、资本原则上升为社会的根本原则，而使自己堕落为为资本服务的工具。因为排斥哲学的经济学只把人看作经济人，把社会看作经济社会，因而背叛了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的基本哲学立场。任何理论都是有哲学立场的，马克思在其著名的《提纲》第十条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排斥哲学的经济学立场，本质上就是市民社会立场，因而也就是资本的立场，因为市民社会的本意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经济社会。在旧唯物主义看来，人就是经济人，社会就是经济社会，因此弱肉强食是社会的基本原则，财富急剧地向资本集中，以及一切人间悲苦都是合规律现象，不需要反思、不需要反抗、不需要改造，这种立场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立场，它关心的是资本的增值，而不是所有人的幸福。现代经济学标榜“价值中立”，而客观上就堕落为为资本服务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并不关心人民、关心社会。但是如果哲学排斥经济学，我们就不可能真正把握现代经济运行的规律，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是以现代经济为基础和内核的，如果我们把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比作两个同心圆，那么现代社会是大圆，而现代经济是小圆，以小圆取代大圆，是知性形而上学的资本立场，然而无视小圆的存在和规律，则是反科学的经济虚无主义立场，真正的哲学是以对经济的深刻理解为前提的。马克思在其著名的《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因而在考察社会“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这里所指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计算的领域，就是经济学研究的经济领域。正是这种可计算性，使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科学。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对经济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的，离开了经济领域，就没有真正的哲学思维。正是由于经济学与哲学的这种互补性，才使人类对经济的认识更加完整和全面。

二、资本与经济哲学

经济哲学是对经济过程思维着的考察，在所有的问题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对资本的全面认识，以便弄清资本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弄清资本、国家与人民的本质联系。在经济学看来，资本只是物，只是一种生产要素，但在经济哲学看来，资本不是物，资本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奠定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因而市场经济的真正起点不是商品，也不是货币，而是资本，是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由于资本是市场竞争的主体，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动力，因而一切经济学，无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本质上都是对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过程的思考，对近代以来市场经济的思考。经济哲学本质上也是对这一问题和这一过程的思考。如果说经济学侧重于物质过程，那么经济哲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侧重于从宏观上分析资本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经济思想家不是没有哲学，而是认为经济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亚当斯密就是在研究了人的社会本性，即《道德情操论》之后，专门发表《国富论》的，以证明经济领域存在“看不见的手”，提出“理性经济人”的假说。以后的所有经济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一假说基础之上的，无论各种理论之间存在多大分歧，但基本的理论前提是一致的。这就说明，经济具有其自身的规律性，资本是按照资本的逻辑发展的，这个逻辑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追求剩余价值的逻辑，用西方经济学的话说就是追求财富的最大化。在市场经济中，真正的主体是资本，工人是被排挤出市民社会的成员，他是从属于资本并受资本剥削的，因而市场经济表现为资本间的竞争，表现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正是资本的本性，导致了市场经济的规律性。从理论和现实性上讲，资本的本性是狭隘的，但是为什么狭隘的本性会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因为这是一个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社会，虽然每一个资本家的目的都是狭隘的，但是他只有通过满足社会需要的方式，通过市场并生产社会需要的东西才能获得利润，由此展开了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谁越能发现社会的需要，谁越能生产出社会需要的产品，谁越能高效率地生产出社会需要的产品，谁就能获得最大的利润，正是这种狭隘目的所导致的竞争，使社会的需要不断被发现、被满足、被高效地满足。现代社会正是由此发展起来的。资本不仅推动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推动着科学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剥削的秘密是：“生产过程中劳动的分工和结合，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机构。资本家支付报酬的，只是单个的劳动力，而不是他们的结合，不是劳动的社会力。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其次，人口的增长，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生产力。”正因为资本家看到了无偿占有科学力量和劳动的社会力的可能性，发现了财富的真正源泉，因此有史以来，只有资本家最重视科学，重视管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结合，并利用它们为资本的增值服务，从而创造了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生产力。因此，从现代经济和现代社会的发展讲，资本是最有效的经济发展方式。它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使人摆脱政治的、地域的、宗教的人身束缚;通过交换而不是强制的方式，把一切人力、物力组合进社会化机器大生产;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式积累相对剩余价值，发展交通、通讯、信贷，激励教育、科学为生产过程服务;通过竞争，瓦解着一切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激发起一切人的致富欲望，并把市场交换推向全世界。自资本诞生以来，资本创造了无数人间奇迹。搞市场经济不能离开资本，不仅不能离开，而且要承认资本、发展资本。但是资本的发展“是和构成整个这一发展基础的那一部分人口的利益相矛盾的”，是以雇佣工人的普遍贫困和普遍异化为前提的。

资本的必然趋势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因此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资本的发展有四个界限：“

(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

(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

(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00页)因此，只要有资本存在，社会必然潜伏着矛盾和冲突。经济学只思考经济过程的必然性，经济增值的趋势和规律，而经济哲学则必须思考经济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思考经济过程后果以及这种后果反过来对经济的影响。因此从经济哲学眼光看，资本只是一种与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有限的生产方式，按资本的本性和资本的逻辑，资本运动的结果必然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因而必然不能解决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不能解决社会和谐与共同富裕问题，也不能解决由资本的局限性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也就是说，资本的有限性决定了资本不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最高原则，社会生活需要更高的生活原则。由此，我们必须把整个社会生活区分为两个领域：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非经济领域也就是民生领域或社会和谐领域，这两个领域通行的原则是不同的。经济领域，通行的是利润原则、财富原则、资本原则，而在社会领域，通行的是人本原则或社会原则。离开了利润原则、财富原则、资本原则，经济就发展不起来，而离开了社会原则或人本原则，社会就要衰弱。资本的领域在经济，如果认为资本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最高原则，那么这在历史上就被称为资本主义。因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而在于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以什么作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最高原则。

以资为本的，是资本主义;以人为本的，则是社会主义。资本的本性必然是想占领整个世界，使资本原则成为社会生活的最高原则，其结果必然是伤害人类和社会，因此必须站在人民和社会的立场上，思考资本的历史必然性。资本的界域和有限性，就成为经济哲学在当前的最主要任务。对这个问题更深层次的思考实际上是资本、国家与人民(或社会)的关系问题。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个人都无法与资本抗衡，唯有组成国家，才可能引导资本，驾驭资本，使资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组成真正的人民的国家就成为追求幸福生活的所有个人的必然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生活的双重性就充分地显示出来了，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人的这种生活的双重性，其根源就在于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生活原则的双重性。因此，作为市民社会的一员，人必须要干活，要挣钱，要遵循市民社会原则，但作为政治社会的一员，作为公民，人必须要过政治共同体生活，热爱社会，关心社会，并把公众的意志上升为国家的意志。由此提出了一个更深的理论问题，即资本、国家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在现实社会中，人并不等同于经济人，社会也并不等同于市民社会，那么在经济生活之外，人的全面需求和社会的全面需求如何得到满足?一般人们是通过组织政治国家来解决这一问题的。

因此政治国家承担着双重的政治任务，一方面要为经济的发展服务，另一方面要为人民的幸福和社会的和谐服务。由于个人无法与资本抗衡，因此组成人民国家就成为人民克服资本局限，实现人民幸福与社会和谐的根本途径。这里蕴含着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我们可以讲人民是否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立场，国家是站在资本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这一点将决定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和生存质量。第二层含义，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能否真正幸福取决于真正的人民国家的建设，取决于人民的共识和意志能否变成国家的共识和意志。因此对资本的哲学思考必然要上升为对资本、国家和人民之间关系的思考。经济学和经济哲学是随着市场经济而兴起的，我们今天虽然还不能形成比较成熟的经济哲学思想体系，但抓住了资本，就抓住了市场经济的核心。由于经济哲学是对经济过程的思维着的考察，并且这种考察是站在人类社会的哲学立场上，思考经济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因而在它的展开中，必然包含历史考察之点，包括市场经济的历史发生、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商品交换和货币、资本形成的历史前提、资本的本质、资本的文明面、资本的生产性、资本的历史趋势、资本的界域与有限性、资本与经济金融危机等重大问题。但是作为历史哲学的深层思考，经济哲学还应探讨劳动与人类历史的发生、分工交换与所有制的生存论意义、生命权与财产权关系、生活世界与市民社会、资本与国家、资本与民生、国家与民生、资本与世界市场、资本与第三世界、资本与生态文明等深层次理论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经济学所思考的，但必须是经济哲学要思考的，因为人类进行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人自身的幸福，而不仅仅是外在的物，因此必须从经济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去思考经济。经济学对经济的研究是一种抽象，正如余源培教授所说：“人们并没有创造出各种抽象的历史，诸如孤立的经济历史或哲学历史，而只是创造出一种历史，即他们的社会关系史。”瑏瑠灦跃济过程的孤立研究，这本身就是一种抽象，然而只要合理，它就是一种科学的抽象。经济学的科学性就是建立在经济运动的规律性基础上的，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基础上的，经济学的目的就是要牢牢把握“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因此经济学与经济哲学是互补的，经济学离开了哲学，它不过是一种抽象的知性科学，而哲学离开了经济学，它也就变成一种纯粹的思辨哲学。经济学家要成为思想家，他必须要从经济学上升为哲学，而哲学家要成为实践家，他就必须要掌握经济学。正是经济学与哲学的联盟才产生真正的实践哲学、实践唯物主义。

★ 企业集团财务控制问题探讨:第三章，资本及其结构控制

★ 辩论赛中常见的十四个逻辑问题精

★ 资本运营论文

★ 资本中介竞聘稿

★ 神逻辑脑筋急转弯

★ 《白银资本》读后感1000字

★ 《失败的逻辑》读后感

★ 高二数学逻辑知识点

★ 诗歌与逻辑外

篇8：高职教育的发展逻辑

高职教育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有着独特的发展逻辑。发展逻辑的概念, 首先出自德国学者格奥格的文章《文化传统和职业教育》。[1]高职教育的发展逻辑是高职教育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重要问题, 主要基于人们的高职教育认识、高职教育思想, 以一定的结构组合而成。这个结构是由三个散射和聚合很强的问题构成:高职教育的逻辑起点是什么, 高职教育有什么发展特性, 高职教育发展的动力有哪些?正是因为高职教育有着自身的发展逻辑, 因此, 高职教育的发展实践, 并不仅仅是有意识的计划和政策所能左右的, 还需符合高职教育的发展逻辑。

一、高职教育发展的逻辑起点

“每一门科学都有特定的理论体系, 每一种体系都有各自的逻辑起点”。[2]何谓逻辑起点, 不同的学者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有的学者指出, 逻辑起点是指一门科学或学科结构的起始范畴、理论体系的始自对象, 是整个学科理论体系的逻辑得以展开和完成的最初规定。[3]有的学者认为, 逻辑起点就是一种理论或一门学科研究的出发点, 它是理论研究中的最基本、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 是理论体系或学科的核心问题, 它能演绎出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和结构;是思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初始概念, 是理论或学科研究中的思维起点。[4]作为高职教育发展中重要理论体系的高职教育发展逻辑, 其逻辑起点是研究高职教育发展逻辑的出发点。高职教育的发展发端于中等职业教育, 是职业教育体系中的一个层次。探寻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起点, 必须考查包括高等职业教育在内的整个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职业教育发展史告诉我们, 高职教育的发展始终存在两个发展主线, 即职业和人的发展。两者相互交织, 并呈现出“现实”和“理想”的双重色彩。

从教育经济学、社会学的角度上看, 职业是教育的逻辑现实与重要参照, 是教育的重要功能与市场;从历史起源上看, 职业教育是面向特定工作的训练, 职业教育是从职业出发, 没有职业需求就没有职业教育, 更没有高职教育。职业教育的逻辑起点是职业, 以职业分类、职业技能标准、职业活动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为研究对象, 以培养人的职业胜任能力为重点。高职教育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联系最为紧密, 社会新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和行业企业的新要求最先反映到高职教育上;在面对时刻变化的、不断增长的新需求时, 职业教育尤其是高职教育应变反应更为迅速。高职教育的现实性、复杂性、变化性主要源于职业的特殊性。因此, 高职教育的发展应为职业领域的发展服务, 职业需要应是高职教育发展的逻辑起点。

教育学告诉我们, 教育的基本逻辑是育人, 人的发展是教育逻辑的起点和归宿;高等教育学告诉我们, 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四项功能中, 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最基本的功能, 是社会分工赋予高等教育最基本的属性, 是社会发展赋予高等教育发展的逻辑起点。从职业演进的进程来看, 职业是社会分工的产物, 也必然会随社会变迁而变化。当下产业分化加剧的时代, 亚当·斯密提出的分工理论已不再适应现代尤其是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新的分工体系正在建立, 而其本身又是易变的、灵活的、不确定的, 这种变化表现为职业的消亡、分化、融合以及职业的智能化趋势。[5]高职教育外部环境的改变的现实, 使单纯的使用职业能力界定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已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卡尔·雅斯贝尔斯曾说:“人需要有关事物和有关自身生活的各种特定的专门知识, 以便于他在各种情况和一切职业中采取行动。但单有专门知识是永远不够的, 因为它之有意义, 全靠掌握它的人......因此, 实际上所发生的东西不能仅靠改善专门知识而得到改变, 而惟有通过人的存在才变成决定性的;人的内心态度, 他用以思索和意识他的世界的方式, 令他满足的东西的价值, 这些是‘他做什么’的起源”。[6]因此, 高职教育的发展应以育人为基本逻辑, 人的发展需要应是高职教育发展的逻辑起点。

我们认为, 职业需要和人的发展需要是高职教育的双重逻辑起点。高职教育的逻辑起点是高职教育理论和实践的起始范畴, 由此出发可以推导和演绎出整个高职教育宏大体系, 能够解释高职教育的一切事实和现象。它既是高职教育发展逻辑体系建构的本原、开端和基础, 是思想或思维的起点, 也是高职教育发展实践中最根本的起点和方法论, 正如有学者指出:“逻辑起点是对理论体系进行叙述的起点, 是理论体系的开端, 是理论体系建构的基础, 是理论和实践中‘一切矛盾的胚芽’, 并贯穿于理论和实践过程的始终”。[7]

二、高职教育的发展特性

约翰·S·布鲁贝克把高等教育哲学基础归因于两种价值取向, “在20世纪, 大学确立它的地位主要途径有两种, 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 一种主要以认识论为基础, 另一种则以政治论为基础”。[8]我们借助这个学术语境分析, 高职教育从政治论的角度来看, 高职教育与职业教育一样必须满足经济、政治的需求, 尤其是满足产业发展的需求, 若想最有效的满足产业发展, 就必须依附于产业发展, 即依附性逻辑。高职教育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 高职教育与大学一样也是生产知识、传播知识的系统, 是区别于其他社会系统的, 它的终极目标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而这个目标往往相对于经济、政治发展具有超前性或滞后性, 具有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能存在的独立性, 即独立性逻辑。

(一) 依附性逻辑

高职教育的依附性是指高职教育作为达到经济社会发展目的的系统, 所具有依附于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产业发展的特性。高职教育的依附性是对高职教育纵向的、历史性的展开和实践, 其中蕴含高职教育发展的历史逻辑, 蕴含着高职教育发展的合理性。

1. 高职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性

高职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更高层次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要求高职教育形态, 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 这种协同性反映了经济发展对职业教育的基础作用;另一方面是高职教育要想取得发展, 必须了解所处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征, 并根据这种特征采取对应的措施展开工作, 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 满足市场对人力资本的需求, 发挥职业教育对经济的能动作用。

2. 高职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多维性

高职教育与经济发展和变革有着密切的联系, 作为一种现代教育形式, 它的产生和发展都受到经济发展和变革的直接影响和推动。[9]随着经济社会向更高层级发展, 工业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迅速发展, 信息化、网络化不断深入, 它们在各领域的渗透使产业发展出现了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趋势, 衍生出很多新兴行业, 呈现“多维性”的特点。原本只为产业发展提供人才, 以简单和纯粹的“岗位教育”或单一的“能力教育”的职业教育要在功能上不断升华。不仅要求人们具有高智商、高技能, 更要求人们能具有“多维性”的工作适应性, 以应对千变万化的经济社会变化。而高职教育正是为适应产业的发展变化而设置面向产业中各个行业的、职业性与人文性多维的教育模式。

由此可见, 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对高职教育提出人才要求, 决定着高职教育在专业结构、课程内容上与之相适应;另一方面, 高职教育的人才供给直接影响着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附, 只有两者保持质量与数量、结构与内容的基本平衡和协调发展, 社会经济才能有序发展。

(二) 独立性逻辑

高职教育的独立性, 是指高职教育在其知识领域内, 自我管理、自我研究和教学并追知识真谛的权利。独立性是高职教育之所以为高等教育而存在的基础之一, 它对高职教育本身和经济社会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如果高职教育丧失独立性, 不仅会把培养的人才沦为纯粹的产业工具, 而且其本身也会失去存在的合法性。

1. 高职教育管理的自主性

与大学的发展历史相比, 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形态发展历史不长。高职教育要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 必须借鉴大学的独立性, 进而形成自身的独立特性。所谓大学的独立性, 在理论界讨论已久。虽有分歧, 但有一点是有共识的:整个高等教育身处发展变化的社会, 特别是人类知识在急剧增长, 高等教育一味地适应外界的要求是做不到的, 甚至对自己的发展而言是有害的。[10]高职教育也面对此种问题, 解决之道就是高职院校管理的自主性。高职院校是生产知识、传播知识的文化场所, 它不同于政府部门, 它对自己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等职能的展现有发言权, 在招生、专业调整、机构设置、经费使用、职称评定、工资分配和合作交流等方面具有自主权。

2. 高职教育文化的独立性

高职教育文化是对现代产业文化、行业文化反复选择、提炼后加以吸收和统整, 并融合了高职院校科学人文精神和个性特色的一种特殊的现代文化结构, 只有独特的高职教育文化才能使得高职教育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具有与其他社会机构进行交换的“能量”与“资本”。高职教育是以知识为操作材料, 进行知识的传播、创造、应用、整合的知识管理组织, 这决定了其组织机构的制度建设要体现“海纳百川”的胸怀, 包容不同的专业文化的多样性, 在此基础上, 促进不同专业的交流互补与整合, 形成推动高职教育文化发展的核心观念。

三、高职教育的发展动力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动力。离开动力, 发展和创新就无从谈起。自然科学中的动力机制, 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中是指一个社会赖以运动、发展、变化的不同层级的推动力量及其产生、传输并发生作用的机理和方式。牛津大学前副校长科·阿什比在《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中提出, 高等教育发展受三种力的牵动, 即市场的力、政府的力, 还有大学内在的逻辑。[11]按照高等教育的内外部关系分析, 市场的力和政府的力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外部力量;大学的内部逻辑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内部力量。

(一) 外部动力

职业教育史的研究发现, 职业教育的产生和发展、职教制度的变革、教育目标和教育观念的变化、教育功能的变革几乎都是职业教育外部环境变迁的结果。在现代社会, 社会外部环境任何一个方面的变化都会在职业教育上留下印迹。例如, 经济发展需求的变化促使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变化, 进而引起对高职教育需求的变化;政治需求的变化引起高职教育的性质、目的、功能等方面的变化;文化需求的变化引起高职教育观念的变化。

1. 社会需求

从高职教育发展的依附性逻辑分析, 社会需求尤其是经济发展的需求对高职教育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社会生产活动从家庭形式转变为社会形式, 形成职业教育的社会需求。可以这样讲, 社会生产活动从家庭组织到职业组织方式的转变, 是职业教育生成和发展的原动力。职业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社会分工下的职业形态的升级换代和社会经济结构日益复杂化的变迁引起职业教育向高职教育的跃升。我们知道现代经济增长与发展主要取决于四个要素:人力资源、资本、劳动生产率、科技进步。美国的经济学家卢卡斯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 把经济发展对人的需求提到了更高的高度——只有人力资本才能促进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分为社会共有的一般知识形式的人力资本和体现在劳动者的劳动技能中的特殊化的人力资本。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发展需要高职教育 (职业教育) 培养特殊化的人力资本对其进行促进。

2. 政治需求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将社会生活看成是一个竞技场。在竞技场里, 各种团体为了获得财富、地位和权力, 彼此斗争并设法控制对方。教育被这些团体用作达成他们目的的工具之一, 教育制度也是社会中为经济利益、地位和支配而进行斗争的一部分。[12]探究高职教育的发展, 应当考察统治阶级对职业教育的政治需求。例如, 德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受以行会为主导的合作主义政治需求的驱动;在我国教育的发展史中, 教育是随着政治的脉搏一起跳动, 教育的政治功能始终是教育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 (高职教育产生的合法性是通过政治解决的, 高职教育发展的规模与结构依然由政治决定) 。政治对高职教育的需求主要表现:一是政治的稳定需要经济社会持续的发展, 抑或是用经济社会持续的发展去验证统治阶级统治的合法性, 进而需要高职教育通过培养适合的人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二是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和理论需要通过高职教育来传播和发展。

3. 文化需求

文化需求作为高职教育发展的动力, 指的是有关职业教育 (高职教育) 的思想对高职教育的影响。对于文化与职业教育的关系, 学者普遍认为:职业教育是有文化的, 是具有民族特性的。职业教育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 既具有传承社会文化的功能, 又有自己独特的使命和主体性。[13]毋庸置疑, 德国职业教育的成功与德国崇尚手工、重视职业教育的文化是分不开的, 而我国职业教育在官方、学界和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境遇也与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有着极大的关系。我国的文化传统中, 以儒家为主流价值的“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仁者在上、工者居下”思想, 造成当下高等职业教育的弱势地位, 进而加剧社会消解劳动等社会分层效应。直率地讲, 任由这种思想蔓延是不利于现代社会人人平等、和谐关系的建立, 当下的文化生态需要彰显高职教育坚守的以墨家文化价值的“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家有黄金万两, 不如一技在身”、尊崇劳动的思想。

(二) 内生动力

教育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培养人的活动, 是多级主体为了共同进行知识的生产和传递而建立起来的特殊的社会关系。[14]高职教育作为培养职业人的社会活动, 它与人的发展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在培养活动中, 高职教育的主体 (高职院校、教师、学生) 参与其中, 因而高职教育要满足高职主体全方位、多功能的需要。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人的需要有生理、安全、社会交往、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高职教育主体的各种需要的满足都仰仗于高职教育的发展, 但主体需要的满足是与主体素质的提高分不开的, 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促进高职教育的发展。

1. 高职院校

从法律的意义上分析, 高职院校具有法人资格, 它有独立的人格和意识自治, 也有自己独特的需要。高职院校的动力作用在于, 及时反映社会和其他高职主体对高职教育的需求, 将它们变成高职教育工作的内容;充分调动教职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智力产品, 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专长。以此满足社会和其他主体的发展需要, 并与此同时使高职教育得到生存、发展, 进而走向成功、卓越。

2. 教师

高职教育的组织活动是具有社会化的“一般劳动”的特殊性, 即“它从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积累为根本目的进行组织定位, 使其活动构成不是社会化的‘一般劳动’, 而是具有探索性、艰巨性、创造性以及既有个体性又有群体性特征的极其复杂的科学劳动、智力劳动”。[15]当我们把高职教育视为一种有组织的系统来看待时, 知识就是高职教育中的各种活动的共同要素。教师在高职教育系统内的动力作用, 主要表现在密切关注行业、企业的发展态势, 积极地吸取最新产业知识, 内化加工为符合职业导向的专业知识, 并通过适切的方式将知识传授给学生, 为社会培养人才等方面。另一方面, 教师是通过自己对知识的生产、传播而获得物质和精神利益的满足, 也在客观上保证了高职教育的正常运行。

3. 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