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关系

行政关系（精选14篇）

篇1：行政关系

关系、伦理关系与行政伦理关系

人本质上是一种关系存在,关系作为人难以摆脱的一种存在境遇,已经受到当代哲学家的高度重视,因此,“关系本体论”渐渐浮出水面.在我国的学术研究中,一些著名学者提出了伦理关系的本体论意义,以强调伦理关系的基础存在性,旨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在以政府为核心的社会治理领域中,行政伦理关系是一种实体性的关系.理论研究的三维视角,可以解析出这一实体性关系的十种存在形态.

作 者：刘祖云 Liu Zuyun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210095刊 名：湖南社会科学 PKU英文刊名：HUNAN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6)分类号：B82关键词：关系 伦理关系 行政伦理关系 道德治理

篇2：行政关系

(一)、相同点：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都是因具体行政行为而引起，都是以解决行政争议为直接目的，都是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为核心，因而适用的很多规则是相同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间的联系主要表现在程序上的衔接。

(二)、区别：

1.性质不同。行政复议是由上一级行政机关对下一级行政机关所作具体行政行为进行的审查，整个过程都在行政系统内部进行，因而具有形式意义上的行政行为的特征。行政诉讼则是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所作具体行政行为实施的司法监督，属于司法行为。

2.受理机关不同。行政复议的受理机关是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属的人民政府或其上一级主管部门，而受理行政诉讼的机关则是人民法院。

3.受案范围不同。人民法院所受理的行政案件，只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案件，而复议机关所受理的则既有行政违法案件，也可以有行政不当案件。也就是说，凡是能够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争议，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都可以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而以提起行政复议的未必能够提起行政诉讼。如法律规定行政复议终局决定的，当事人即不得提起行政诉讼。

4.审查范围不同。人民法院只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一般不审查其是否适当;复议机关不仅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而且还要审查其是否适当。行政诉讼是实行不告不理原则，行政复议则实施有错必纠原则，这意味着复议的范围不局限于申请人的申请。因此，行政复议的审查范围要大于行政诉讼。

篇3：论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关系与冲突

(一) 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的联系

虽然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是两种不同的权利救济手段, 但这并不影响它们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联系主要体现为。

1. 产生的根据相同。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都以行政争议为处理对象。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 旨在解决行政纠纷, 不解决民事纠纷。两者均以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为宗旨。

2. 目的和作用相同。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都是一种权利救济手段。两者都对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监督, 纠正违法和不当。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都属于救济行为, 都具有事后性和依申请的性质, 即它们都是事后的一种监督手段, 且又须以行政相对人的提起为前提条件。

3. 审查的对象基本相同。

都要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只是复议机关作为行政机关, 所以审查范围要宽一些。可以同时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 以及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

4. 产生的条件相同。都是一种依申请启动的活动。两种程序的启动, 都有赖于相对人的申请。

5. 法律关系相似。

在解决争议的过程中, 行政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都是居中的裁决者, 所以行政复议属于行政司法的范围, 与法院的审判活动有相似的地方。

(二) 相互地位

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联系密切是毋庸置疑的, 但行政复议对于行政诉讼而言, 究竟处于附属地位还是独立地位, 一般看来, 行政复议被当做行政诉讼的配套制度来对待, 在实践中也确实如此。我国大部分学者认为, 现行行政复议制度作为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配套制度建立起来的, 体现了行政复议制度对行政诉讼制度的依附性。[1]也有学者认为, 这种配套性质的行政复议制度, 虽然在贯彻《行政诉讼法》方面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同时也限制了行政复议作为行政监督基本制度的应有作用。

综上所述, 比较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各自的特点, 可以得出结论:发生行政争议后, 行政复议是最为直接有效的解决途径, 而行政诉讼是最为客观公正的解决途径。应改变行政复议对行政诉讼的附属地位, 摆脱配套框架的束缚。[2]

二、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程序衔接的现实问题

(一) 前置主义与选择主义

在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问题上, 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就是两者在程序上的衔接问题。一是前置主义, 即行政复议作为行政诉讼的先行程序, 当事人对行政行为不服时, 必须先提前行政复议, 对复议决定不服再提起行政诉讼。二是选择主义, 即当事人可在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两者中进行自由选择。[3]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间的衔接关系是采取复议前置和选择救济并存的原则。以选择主义为原则, 前置主义为例外的准则, 能够充分尊重当事人行使权利的自由。我国应在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制度中明文确认这一原则。

(二) 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制度衔接的现实冲突

1. 受案范围衔接问题。

有一些既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也不是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信访问题, 往往被作为行政案件进行处理。从理论上来说, 这类问题并不涉及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问题。但在实践中, 行政机关往往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而受理了这类纠纷, 并且告知当事人, 如不服复议决定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受理后, 一旦处理不当, 就有可能引发一定范围内的社会矛盾。

2. 追加第三人的衔接问题。

依照《行政复议法》第10条第3款的规定;“复议机关在决定是否需要通知某利害关系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时, 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则相对比较严格。《行政诉讼法》第27条规定:“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 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另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司法解释, 行政机关的同一具体行政行为涉及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的, 其中一部分利害关系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 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没有起诉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行政复议机关与人民法院针对是否追加第三人的审查力度并不一致。在行政复议程序中, 复议机关认为第三人是否参与并不影响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 然而, 在行政诉讼程序中, 这一部分人恰恰是应当参与诉讼的, 因为其往往影响到当事人实体权利的查明和认定。由此可见,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关于是否追加第三人问题存在不对接的问题。

三、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脱节的原因分析

(一) 制度选择层面的原因

1. 价值选择不同

一是法律立场不同。行政复议机关在进行层级监督上, 为了防止被申请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滥用职权、超越职权、任意裁量等违法行为的发生, 一旦发生了便尽可能地在层级监督中予以救济, 而避免出现进入诉讼后的被动局面。《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可以涉及并且应当涉及的审查范围、审查对象和审查依据, 完全是从加强行政管理力度的角度出发的。而人民法院的地位和任务决定了它必须对行政权给予必要而充分的尊重, 只能依据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

二是审理范围及裁决权力不同。行政复议中复议机关可以就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以及合理性进行全面审查, 并有权撤销、变更原具体行政行为, 或者代替原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而在行政诉讼中, 人民法院只能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 一般不涉及合理性问题, 并且只能作出维持、撤销等判决, 除行政处罚外无权变更原具体行政行为。通过人民法院对行政复议决定的合法性审查, 敦促行政复议机关履行纠正不当行政行为的职责。[4]

三是适用法律程序不同。《行政诉讼法》第5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 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审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 以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行政复议法》则回避了行政复议的法律适用问题, 对行政复议的法律适用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因此, 行政复议机关处理行政案件时在依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同时, 还往往将规章、非法律形式的规范性文件适用于行政复议程序中去。

2. 立法技术不同

一是受案范围不同。目前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主要限于人身权、财产权的内容;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不仅包括人身权、财产权, 而且包括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人身权、财产权以外的其他权利。

二是审查依据不同。行政复议的法律适用的范围要比行政诉讼的范围广。行政复议机关审理复议案件, 以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上级行政机关依法制定和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为依据。而《行政诉讼法》第5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 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依据这一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法规为依据, 其他任何机关制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 都不能作为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 规章只能作为参照。

(二) 实践操作层面的原因

1. 行政复议的复议机关方面

一是依法行政意识不强。由于传统人治思想的影响, 部分行政复议人员法治观念淡薄, 在处理行政争议时不能严格按照《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主观性和随意性强, 从而造成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二是内部护短现象突出。由于行政机关上下级及部门与政府之间的隶属关系, 承担行政复议职责的行政人员更习惯于以行政的方式而非司法的方式、以内部监督的姿态而非以救济的姿态, 履行法定的复议义务。一旦出现违法现象, 下级就千方百计做工作, 要求上级网开一面。这种内部护短的做法, 客观上剥夺了行政相对人向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权利, 导致行政复议流于形式, 使行政复议的作用难以得到充分发挥。

2. 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方面

一是司法审查过于机械。诉讼机关在处理行政争议时, 往往死卡法律条文, 严格执行司法审查程序。但复议机关在处理行政争议时, 往往注重的是实体问题的解决, 时常忽略程序的合法及合理性。法院往往仅以复议机关程序上的违法即对复议决定进行裁撤, 从而引起复议机关的不满, 影响了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利益。

二是诉讼、复议沟通不足。复议机关在处理行政争议时, 由于担心因处理不当而在诉讼阶段成为被告, 便草草做出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决定, 把矛盾向法院一推了之。而法院在审理行政诉讼案件时, 总是严格按照司法审查程序, 往往以复议过程中不正当、不合理, 对复议决定一撤了之。两者之间存有严重的矛盾, 互不干涉, 缺少沟通, 影响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四、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冲突的解决办法

(一) 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制度

行政复议机构与法院行政庭共同召集年度联席会议, 遇有重大行政争议案件, 应随时召集会议研究协调。行政复议机构与法院积极总结经验, 探索新办法、新方式, 将处理同类问题的方式方法转化为统一的行为规范, 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

(二) 建立信息沟通共享机制

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与行政庭建立经常性的信息通报制度。行政复议机关应及时向法院行政庭通报新颁布的规范性文件, 本地区行政复议案件相关情况统计和分析, 行政复议案件受理、办理情况, 在行政复议审理过程中发现的突出问题等信息。行政复议机关可以根据行政庭的情况通报, 及时了解日常行政审判监督工作情况和已结典型案件的审理情况, 着重分析审理中发现的行政执法的主要问题, 并就行政管理中的普遍性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及时向政府提供综合性信息和工作建议。

五、结论

总之,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作为处理行政争议案件最有效的救济路径, 在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等方面,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 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在二者的衔接问题上应着重通过建立健全的人民法院与复议机关的沟通机制, 实现两种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和谐的处理方式, 这样有利于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两种制度本身的完善、发展, 有利于行政争议的依法妥善化解, 进而有利于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摘要：随着法治实践的深入,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在制度和实践衔接上在受案范围、追加第三人等问题上暴露出一些冲突与不足, 由于二者在制度适用及实践操作上的不同导致其程序衔接上的脱节, 严重阻碍了行政争议的顺利解决。应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制度;建立信息沟通共享机制。

关键词：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程序衔接

参考文献

[1]周汉华.行政复议司法化:理论、实践与改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4) :323.

[3]周汉华.行政复议司法化:理论、实践与改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4) :325.

篇4：行政审批与行政许可关系分析

关键词：理论纷争；立法统一；执行；分离

一、理论纷争、立法统一与执行中的分离

在上世纪90年代全国范围内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开始后，关于行政审批与行政许可的关系才开始为理论界及实务部门所关注。但两者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众说纷纭，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说法：

（1）行政审批仅为“行为中的一个环节（审查、批准），既用于外部行为，也可用于内部行为，并且只指行政机关作出的特定行为；而行政许可只用于指代行政机关对外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2）两者之间应该是内部行政行为与外部行政行为的关系。如有的学者认为不少法律、法规中使用的“批准、审批”的实质就是行政许可，所以用批准或审批是概念不清、用词混乱所致，并建议立法上应当对许可与审批的概念严格加以区分：“凡行政机关对外实施许可的行政行为一律使用许可一词，凡行政机关内部程序的许可行为可称为批准或审批”。

（3）两者之间概念一致。认为行政审批，就是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法最终采纳了同一概念说，将行政审批与行政许可统一起来，从而一锤定音，结束了行政审批与行政许可之间的纷争。

然而，在《行政许可法》的实施和执行中，行政审批与行政许可两个概念之间出现了分离的倾向，大量的行政审批不断从行政许可中分离出来，出现了所谓的“非许可类行政审批”、“不属于行政许可的行政审批”、“不作为行政许可的行政审批”、“不作为行政审批事项”、“不属于行政许可法调整的其他行政审批（简称‘其他审批’）”“涉密类行政审批”等一系列与行政许可的概念相并列的非许可的行政审批的概念，一大批审批项目被归类到这些非行政许可的审批范畴之内，这直接导致《行政许可法》所调整的行政许可被限缩到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此外，我国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有合并（即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审批项目合并为一个审批项目）、下放（即将原由上级或上一级行政机关审批的项目下放给下级或下一级的行政机关进行审批）、取消和改变管理方式等形式，而改变管理方式作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系指将原先的审批方式改革为审核、核准或备案等其他相对比较宽松的管理方式。

在立法上已经将行政审批与行政许可两个概念统一起来的情形下，为什么在执行中会出现分离呢？在行政许可的范围之外是否确实存在着所谓的非许可的审批项目呢？行政审批与行政许可是否确实属于一个范畴内的概念呢？这些都是《行政许可法》在实施中所面临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行政审批与行政许可相分离的原因

行政审批与行政许可在《行政许可法》实施过程中出现分离的原因非常复杂。主要是：

1.在理论和实践中，我国对行政审批与行政许可界定的标准不统一

我国的行政审批，主要是依审批主体和审批形式界定的，而行政许可主要是从相对人的角度依行为的性质进行界定的，这就形成了两者在内涵与外延上都不完全一致的情形。首先，行政审批通常被理解为行政机关所作的审批，这是从审批主体的角度对行政审批所作的界定，因此，行政审批既可能是应相对人的申请作出的，也可能是行政机关内部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对其工作人员的申请、请示等内部管理事项所作的批复、批示、批文等，还可能是行政机关对其他机关或者其直接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的管理事项所作的审批；而行政许可通常被理解为行政机关根据相对人的申请所作的审批。其次，行政审批通常是从形式上去认识的，凡是必须经过行政机关同意的行为都被视为行政审批行为，而不管这种同意是形式上的还是实质上的，只要形式上具备审批的特征或者使用了审批的称呼就都被视为行政审批，而行政许可则必须是行政机关以管理人的身份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对相对人申请所作的实质性的审批，即对符合法定许可条件的相对人作出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审批而对不符合许可条件的相对人作出不予许可的审批。

2.在立法上，两者的内涵与外延没有统一

篇5：行政关系介绍信

师市调字20xx第074号

_____职业技术学院：

兹介绍 ________ 同志到 你单位 工作，于20xx年___月___日前报到，请接洽。

_________职业技术学校

篇6：行政关系介绍信

兹介绍等同志到你单位工作，请予接洽。

限年月日前报到

介绍人：本网

篇7：公司行政关系介绍信

兹介绍 同志到你单位工作，于xx年x月x日前报到，请接洽。

xx职业技术学校

篇8：行政法与宪法关系探究

一、行政法与宪法关系之剖析

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 宪法的核心内容是对国家权力的实现方式及运作进行规范, 行政法所关心的则是行政权的存在及行使的合法性。因此, 宪法与行政法在调整对象、范围及方法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然而, 宪法与行政法关注的问题具有相似性, 二者之间除了从属关系与部分重合关系之外, 还存在补充、发展关系具体而言, 行政法在遵循宪法原则和精神的前提下, 在宪法的范围内有能动活动的余地, 并对宪法的发展起着实际的推动作用。行政法与宪法之间是一种互动辩证关系。

1. 宪法是行政法的根基。

宪法为行政法的产生、发展指引着方向, 行政法的发展则落实了宪法的基本原则、传播了宪政的基本理念。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行政法的产生是以宪法的产生及实施作为基础和前提的, 行政法对宪法有一定的依存性。

2. 行政法是宪法的具体化。

国家生活的复杂化加上立法机关本身固有的缺陷使得行政立法在当今法律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民众不仅要求参与民主制度权利的实现, 还对于自身权益, 诸如劳动、接受教育、享受优质的环境等, 有着更为强烈的要求, 这些有赖于行政程序法、劳动法、教育法及环境保护法等的制定与实施, 而这是宪法所办不到的。行政法是将宪法所确认的基本制度和基本权利予以具体化的主要途径, 是实现国家目的重要手段, 保障公共利益与提供服务是其价值所在。

3. 行政法的发展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补充、发展了宪法, 其深入发展是推动宪法的修改重要的源动力。

众所周知, 由于立法者主观认识的局限性与社会生活瞬息万变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着难以消解的矛盾, 立法如此, 立宪亦如此。成文宪法的高度原则性、概括性及预测能力的有限性, 都注定了其往往滞后于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就调整对象而言, 宪法与行政法有相当部分是重合的, 因而行政法在遵循宪法基本原则、精神的前提下, 对宪法的发展是有很大作为的。

二、行政法与宪法关系之发展

行政法与宪法之间的互动辩证关系也存在着失衡的一面, 这种失衡既表现为行政法的发展可能突破宪法原则甚至完全偏离宪政的轨道, 也体现在行政法的发展有可能因宪法的严重滞后而受阻。因而, 实现社会主义法治, 必须努力推动行政法与宪法之间互为协调促进的发展方向。

1. 通过各种有效的变迁手段, 促使宪法积极地回应行政法发展所带来的挑战。

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法治包括两重含义:已通过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 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作为“法上之法”的宪法, 无疑更应该获得全社会的普遍认同, 且其自身的规定也应当是健全的、良好的。否则, 宪法缺乏权威, 宪政、法治就永远难以实现。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已经对宪法提出了一系列深层次的要求, 回顾现行宪法20年来的实施历程, 不难看出, 修宪已经成为我国最重要且使用最为频繁地宪法应变方式。同时, 根据我国宪法规定,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宪法有解释的权力。在社会急剧发展的今天, 释宪权对于维持宪法的稳定, 弥补宪法条文规定的不足, 推动宪法制度的实施和观念的普及显得尤为重要。

2. 以“宪法优位”、“宪法保留”为原则, 牢固树立“宪法至上”的基本理念。

宪法作为法治的最高和最集中的体现, 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居于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宪法如果不具有至上的权威, 那么, 宪政、法治将失去最基本的依托。因此, “宪法至上”是“法律至上”的核心, 也是法治国家所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宪法至上”理念具体到行政法上, 就是要求行政机关必须“依宪行政”, 这是依法行政的前提和基础。“宪法拥有权威的关键不在于公民是否服从它, 恰恰在于政府自身是否服从它。”因此, 为了推动行政法与宪法关系的良性互动, 我们首先就要积极地宣传、普及宪法至上的理念, 使社会成员尤其是政府官员实际感受到宪法的存在, 自觉地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

3. 尽快健全相关的违宪审查制度和宪法诉讼制度, 保障并监督行政法对宪法的发展

如前所述, 行政法的发展对宪法的完善与更新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 这又似乎存在着某种违宪的嫌疑。那么, 行政法实践到底能在多大限度内发展宪法呢?可以认定, 行政法对宪法的补充、发展及推动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宪法的发展绝不能仅仅拘泥于表面的文字, 它理应包括依照宪法精神的发展。因此, 在把握宪法原则与精髓的前提下, 即使行政法的发展突破了某些文字, 也不能简单地视之“违宪”, 更不能以所谓的“良性违宪”为名替其“粉饰”, 而应当肯定地认定其“合宪”。违宪审查制度和宪法诉讼机制确保了这种最高效力的实践价值。通过违宪审查机制的有效运作, 我国行政法与宪法之间的互动辩证关系有望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从而推动中国宪政时代的早日来临。

摘要：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 行政法与宪法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尤其在运用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益方面甚为突出。一方面, 宪法是行政法的基础, 行政法是宪法的具体化, 行政法的发展离不开离不开宪法原则、宪法理念的指引, 宪法的实施、宪政的生长也同样离不开行政法的发展;另一方面, 行政法的发展能够对宪法起到补充、发展、完善乃至修正的作用, 从而推动宪法、宪政日臻完善。因而, 深入探究行政法与宪法的关系, 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 我们必须站在建设法治国家的高度, 努力推动行政法与宪法之间的互动关系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行政法,宪法,互动辩证关系,法治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吴寿彭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2]焦洪昌主编:《宪法》,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3

[3]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9

篇9：行政法与公共行政关系的演进考究

关键词：行政法；公共行政关系；演进；考究

中图分类号： D9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27-92-2

1 从“行政优于法”到“无法律即无行政”

从本质上来说行政法并不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而是在人类的社会历史上早就存在的概念，行政法的根本含义是指关于行政的法律，只是在古代社会中的行政法与现代社会中的行政法规之间在功能、性质与行政关系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在封建社会阶段，君权高于一切，君王随口一句话就可成为行政法，因此，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与人个性。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行政与法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君权与法之间的关系，自然君权是大于法的。

而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人们逐渐认识到封建社会中专制统治对社会发展的严重禁锢作用，人们对行政机关有着强烈的排斥性与方法性，“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就是这个时间段内的产物，从而给人们的思想上带来了民主的观念，并明确了“依法行政”的明确概念。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对经济自由发展的渴望，都普遍认为良好的行政关系应该是尽量减少行政执法，或者是完全的零执法。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行政法的性质与目的逐渐发生了变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个人自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同时规则主义也备受推崇。但是在这种社会体制之下，法治被认为是完全依据国家所制定的法律进行相关活动的开展，实行的是一种呆板的法治，同时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受到了严格的控制。

2 行政国家的出现与行政法的发展

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在十九世纪末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逐渐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各种社会矛盾与问题逐渐变得尖锐起来，如医疗、环境、教育等问题都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同时经济危机开始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从而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秩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们逐渐认识到国家的行政功能的作用。为了解决当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国家的功能产生了明显的变化。而20世纪30年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广泛传播的经济危机给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带了严重的打击，让人们认识市场的自我调节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政府对于经济的调节是非常必要的。从而促使了政府大量参与到经济与社会事宜中去。自此之后政府不再是“局外人”，而是广泛地进入到了资源配置的整个流程，这就是行政国家的最初起源。

行政国家的诞生必然会导致行政权的不断扩张，截止到目前位置，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已经涉及每个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张不仅仅意味着管辖范围的不断扩大，同时也行政行为也逐渐开始渗入到司法领域中去。自20世纪中期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的发展需要政府机关主动的参与到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中去，这就导致行政自由裁量权得到了不断地增长。而行政自由权的增长也引发了人们的深思，机遇传统的认识，人们普遍认为需要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于是行政和法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在当时行政法存在的目的已经不再是对政府的权利进行限制与削弱，而是在承认政府权力的前提条件之下对其权限进行积极的调控。

3 国家行政的收缩与行政法的变迁

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西方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内容，如通货膨胀、失业率增高、财政赤字日益严重、经济增速放缓等现象。凯恩斯主义又无法对这种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如果根据凯恩斯主义采用紧缩政策减小通货膨胀率，则会导致经济危机的范围扩大，持续时间增长；而如果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进行消费刺激，通货膨胀变得更加严重。这就使得人们逐渐认识到，过度的依赖政府也并不是明智之举，市场无法进行有效调节的问题，国家也未必能进行合理的调节，而国家调节失败的后果比市场调节失败的后果要严重得多。鉴于此种情况，许多国家开始进行公共行政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市场价值的再度重申与政府职能的收缩。同时这种改革也不断地向其他国家蔓延，改革的氛围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异常浓厚。

在这场改革当中，出发点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市场角度或者政府角度，而是着眼于整个社会，对整个公共行政部门进行了系统化的重新设计。在这次改革之后，整个社会的公共行政的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开始从管理行政到服务行政转变，公共行政的效率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公共管理的社会化与权利结构上的均衡， 放松管制与权力运行方式的多样化 ，公民有效参与与行政服务质量的提高，公共行政的发展无疑会引起行政法的变迁。

3.1 行政观念转变及行政法制度创新

现代公众行政发展依旧在行政观念上有所创新，进而完成管制朝向行为服务的转变。在管制当中，政府处于核心地位，并借助权力来行驶命令与强制的措施，进而在空间上、时间上，对社会组织或是个人行为方向及控制做到严格限制，并使公民、企业等社会主体的机会与权利遭受剥削。使政府成了社会的主体，而不是公仆，进而对社会事实管理，要求公民对其做到服从。通常来看，这种管理下，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间信任度会降低，甚至会出现对抗问题的产生，进而造成行政成本增加、办事效率降低，这种过度管制的出现，对社会与经济发展，造成极为严重的不利影响。但是，对于服务行政来说，政府是处于服务者的地位，因此要求政府需要以服务者的角色，出现在社会当中，并把公共需求作为其导向，在任何情况下，不借助自身权力来为自身谋取利益。这种服务行政，要求政府做到为民服务、为民做主，把公共地位放在行政的中央位置上。从而使得政府在行政活动中，能够与公民的地位维持平等状态，政府也会不断改进服务质量，进而高效率为公民提供服务，并把公民需求的满足与公共利益的实现，转变为行政行为最高价值的获取。行政观念更新、公众与政府角色变化之后，必将带来行政法制度上的创新。这时，行政法既不是控权法，也不是管理法，而是保障政府与公民建立合作，促进二者平衡与共同发展，使二者达到互相信任的目的。

3.2 行政公开、公众参与与行政程序立法新高潮的出现

20世纪90年代之后，行政程序法典化走过了第三次高潮，对于行政程序法制定完成的国家，均对该法实施修改，并对其赋予时代精神与创新精神，而对于没有完成行政程序法制定的国家，便在积极开展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工作。在此次高潮当中，其主题便是要有效增强政府在行政活动开展时的透明度与公开度，并让群众能够参与到行政活动当中。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诉求，行政公开可谓是公民参与行政与监督行政的前提要素。对于这个利益存在多元化的社会来说，在行政活动中，公民的参与，能够使自己的利益愿望得到有效表达，更有利于行政服务质量的不断提升。公民参与公共行政深度与广度，是行政活动有效性及民主化程度的集中反应，同时也是民主发展程度得以衡量的一把标尺。目前，在我国，行政程序法典实施统一制定的期盼越来越多，也有更多法学界的学者，来对该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决，并在对国外一些经验做到借鉴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在对行政程序法单行制定的同时，也在开展统一行政程序法典的制定工作，进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民主法治建设做到满足，更是推行我国行政法治的持续前进。

4 结语

通过上文中对行政法与公共行政的演进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行政法与公共行政关系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具体形式，二者之间的关系也随着不同形式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当前阶段我们需要从当前所面临的实际状况出发，深入研究行政法与公共行政之间的关系，才能促使行政法更好地服务于公共行政，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与经济的不断前进。

参 考 文 献

篇10：单位行政关系介绍信

兹介绍 ________同志到你单位分配工作，请予以接洽为荷。

此致

敬礼!

盖章机关

篇11：行政工资关系介绍信

人字第( _____ )号

_________公司：

兹介绍 ______ 同志到你处工作，请接洽。

此致

敬礼!

篇12：行政关系介绍信格式

盖章机关

年 月 日

(附名单)

同志调往你单位工作，现将该同志的工资情况介绍给你单位。

篇13：行政关系

关键词：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关系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对权力的解释是:权力是人际关系特定的影响力, 是根据自己的目的去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在社会生活中, 凡是依靠一定力量使他人行为符合自己的现象, 都是权力现象[1]。德国社会科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 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 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2]。由此可见, 权力应该是一种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来源于对某种资源的占有与控制, 通过对该资源的分配实现对别人思想和行为的支配。大学的权力体系错综复杂, 纵向来说, 有系、院各层次的权力;横向来说, 有学术权力、行政权力等。学术权力一词最早由美国学者伯顿·R·克拉克 (1978年) 提出, 指学术治理的权力, 是一种法定权力。高校学术权力主要表现为教学活动、科学研究、学科建设、课程设置、师资培养、学位授予以及就业、招生等方面的权力。行政权力是指由高校各级行政部门和行政人员所拥有的权力, 主要表现为校长、处长、科长等行政治理人员的权力。

1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

从根本上说, 高校是一个由学科和事业单位组成的组织结构,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都有其合理性。但由于两者的性质不同, 权力行使的主体不同, 在运行过程中必然会导致二者的失衡和冲突。

(1) 高校中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弱化的现象比较普遍。大学内部管理的官僚化、机关化倾向, 以行政权力干预或取代学术权力的现象仍然存在。诸如应当由学术系统做的事情基本由行政系统包办, 行政权力对学术事务介入频繁, 忽视教授、专家对学术事务的管理。行政权力泛化的结果是官本位意识进一步强化, 使更多的人关心权力而不关心学术, 甚至有些教授、专家、博士都将“学而优则仕”作为自己的信条, 希望谋个一官半职。举一个例子, 我同学读研究生时, 有一位导师被提升为省教育厅的副厅长, 在学校仍然兼职当导师, 每次论文答辩, 这位具有行政级别的兼职导师说话总是很有分量, 其他评委对他也是言听计从。诸如此类已经成为高校屡见不鲜的现象, 由此导致有些具有学术和科研天分的人才, 宁愿不惜一切代价混个一官半职, 既清闲, 又体面, 更受人仰慕。

(2)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高校中的分配不合理。从理论上说, 我国高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界限已经模糊难辨, 权力配置的重心往往偏向行政人员。虽然国家法律明文规定了学术委员会和教职工代表大会在高校管理中的地位, 但现实中学术委员会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只是作为咨询机构被置于其外。各种学术权力委员会中党政管理人员占据绝大多数, 以致学术权力运行的结果仍然是行政权力占主导。学术权力系统沦为行政权力系统的附庸, 代替执行某些行政权力。有调查显示, 高校学术组织的成员基本上由校院系的主要行政领导构成, 或由行政领导负责, 也就是说学术委员会成员大多具有行政和学术双重头衔, 从成员的构成上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 因而在学术决策中也必然更多地从行政取向和行政利益出发, 而一般的学术带头人很少有参与重大学术活动和项目的资格和机会。

2 正确处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

正常的大学运转需要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通力合作, 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言“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利益是共同的而不是对立的, 两者都是大学的工作人员, 应该像同事一样分享权力”[3]。随着高校规模的不断扩大, 理顺二者的关系对高校内部治理和对外提升知名度日益重要。

(1) 权责明确, 协调发展。没有学术权威高校就不能称之为高校, 同样没有行政部门, 高校难以正常运转。对于高校而言, 二者不能或缺。只有合理规范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 建立一种有机的分工、合作与制约关系, 明确各自的职能分工, 协调互助, 高校才能良好运行。首先要把泛化的学术权力回归到适合的位置上去。也就是说, 掌握行政权力的各级人员都必须真正了解高校行政管理是在“学术”这个特定的情境之中的管理, 不能“越级”挤占学术权力的空间, 其核心的意义是贯彻行政权力为学术进步服务的管理价值观念。在学术权力回归的同时, 也要避免“学术权力寻租”现象的发生。

(2) 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灵魂, 是大学得以生存的基础, 是锤炼学术大师的土壤。42岁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大师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 非谓有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只要看看北京大学建校之初对人才的选聘原则、制度和方法, 就能真正感受到大学的魅力所在。众所周知, 大学的存在性在于教书育人, 学术理所当然成为大学的核心内容, 与之相应教学科研人员本应是实施主体, 而行政人员是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如果行政权力高于学术权力, 或包办代替学术权力, 大学的文化底蕴无法积淀、大学精神无法形成, 没有学术权力的尊严, 就没有现代大学。要牢固树立“师生为本、学术至上、有限行政、优质服务”的理念, 创建和谐的校园文化。

(3) 加强制度创新建设。从制度上确保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主体的利益, 加强学术民主制度建设, 强化以教学、科研人员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保障师生权益, 彰显师生的主体地位。针对近几年学术道德失范的现象, 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学术规范体系与学术诚信系统, 适度引入社会中介机构参与学术事务, 以真正实现学术规范的制度化。也可适度改革当前的管理运行机制, 杜绝和制约集权化倾向, 转变管理方式, 强化咨询和服务功能, 扩大基层学术权力, 达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均衡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K].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2.

[2]文学权力:一个社会学的阐释[EB/OL].http://www.paper800.com/paper122/1647A7D1/.

[3]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40.

[4]胡保利, 赵惠莉.冲突理论视野中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J].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8 (4) .

[5]蔡文伯, 高芳.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回溯与反思[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09 (4) .

[6]康君奇.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辨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11.

篇14：行政关系

摘 要 “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程序正是运送正义的方式。行政证据制度作为行政程序制度的重要内容，其区别于行政诉讼证据制度，本文旨在通过对于行政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关系的梳理，明晰二者联系與区别，并探究其在行政执法与司法审查阶段中的衔接路径，以期对我国的行政法治实践有所裨益。

关键词 行政证据 行政诉讼证据

一、我国对于行政证据认识的现状及问题

以上是现有相关程序规定所涉及的证据规则，存在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1．除了《价格监督检查证据规定》、《湖南行政程序规定》以外，其他法律中的证据规则均残缺不全，仅有的部分规定也多是原则性的，不具有具体的可操作性。

2．在实践中运用最多、对于行政相对人权益也影响最大的《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复议法》三部大法中证据类型、举证时限等重要规则竟然全部空白。

3．《价格监督检查证据规定》作为07年国务院发改委发布的惟一一部行政执法中的专门规范证据的规章，其仍然没有让我们看到满意的结果，而行政法学界寄予厚望的《行政程序法（试拟稿）》亦未能遂行政法学者之愿。

行政证据规则的普遍缺失也直接导致了实践中大量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行政执法中以行政诉讼中的证据规则来取代行政证据规则。然而这种做法却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从法律的效力上讲，以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取代行政证据规则无法律依据。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仅仅适用于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而不能当然的拘束行政执法程序。其次在行政执法实践中，以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取代行政证据规则使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专业性及行政效率受到极大的挑战②。

二、行政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的关系梳理

1．行政证据概念的界定

何谓行政证据？首先必须了解“证据”的概念。但是学界对于证据的概念并无统一认识，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1）事实说，认为证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2）根据说，认为证据 “是证明案件事实或者与法律事实有关之事实存在与否的根据”。

尽管“事实说”在学术界长期占有统领地位，然而其却存在诸多缺陷：（1）“事实说”将证据等同于客观事实的“事实说”，从根本上是违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2）“事实说”忽略了程序价值，将诉讼活动仅仅视为认识活动，必然会导致‘重实体，轻程序③’。

笔者赞同“根据说”，因为“根据说”不但与我们所倡导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司法基本原则相一致，还克服了“事实说”在认识论上的偏差，表明了证明主体为了能够证明案件实际情况，正确处理案件而去寻求根据的意图。基于此，我们认为，行政证据是行政程序中行政机关、行政相对人或代理人、第三人用以证明行政主体是否应当为一定行政行为的在事实方面的根据④。

2．行政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特点及差异

三、行政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衔接设想——以审判权对行政权的尊重为视角

一旦《行政程序法》出台，我国就会出现两个行政证据规则，一个是《行政程序法》中的证据规则，一个是《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中的证据规则，二者之间势必会出现冲突，会给行政机关执法造成困惑。

因此，在行政诉讼的审查判断过程中，除应遵循一些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共同的审查判断原则外，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正确的处理行政审判权与行政权的关系。而在行政诉讼的证据审查上，正确的处理行政审判权和行政权的关系，尤其是行政机关的独占判断权，解决好法院对哪些证据不能进行审查判断的问题。

行政机关的独占判断权是指行政机关依法享有的独立的进行权威性的判断，不受法院审查的权力。确立行政机关独占判断权的标准依次有两个：

一是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法院只能处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内的行政事务，对于受案范围外的行政事务无权干涉，行政机关可以对相关事实和证据作出独立的判断。

二是技术专长标准。对于受案范围内的行政事务，法院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也并非都能进行有限的审查。对于法律规范的理解和适用，法院具有专长，而对于纯技术性证据的审查判断，行政机关则具有专长，法院只能对行政机关的判断进行形式上的审查，不能以自己的判断来取代行政机关的判断，也就是说在纯技术性证据内容的审查判断方面，行政机关享有独占审判权。

由于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通常并不对行政行为所涉及的法律和事实问题进行区分，而是采用全面审查制度，法官在认定事实方面具有极大权威。然而，确立全面审查原则存在以下弊端：

1．不符合权力分立和相互制约的要求，易使司法权过多的介入行政权。

2．行政程序和行政诉讼都要讲求成本，而对涉案事实问题进行反复审查影响了行政效率和司法效率。

3．在行政管理的技术性和专业性日益加强的今天，法院要对受案范围内的行政事项进行全面审查，其自身有很大局限性，并非能够进行有效的审查。

当然，在现有的审判体制下，我们也不能简单确认法院是尊重行政机关对事实的认定或是全面审查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应该建立不同程度的审查制度。

首先，对于专业性和技术性强的行政管理事项，法院应该尊重行政机关对事实的认定。因为行政官员的认识能力更强；

其次，对于行政机关适用简易程序当场作出决定的案件，法院也应该尊重行政机关对事实的认定，因为此种情形下，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一般亲历了案件事实，且大多要收集充分的证据很难，如随地吐痰的处罚。

再次，对于一般案件事实，可以借鉴法国行政法院一般审查程度的审查，即对于事实问题，如果法律规定以具备某种性质为要件时，法院也审查事实性质的判断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

最后，对于重大行政行为，或对当事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行政行为，可以进行全面审查⑦。

注释：

①此处涉及的法条有《行政处罚法》第36、37、32、42条.《行政许可法》第31、48、34条.《行政复议法》第23、24、28条.《价格监督检查证据规定》第二章至第四章.《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66-68条、第69条、第70条、第72条、第71、73、74条.《行政程序法(试拟稿)》(应松年版)第51条、第56条、第58条、第62-64条.

②姬亚平.行政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关系之重构.行政法学研究.2008(4).

③苑栋.我国行政证据制度研究.2007年郑州大学硕士论文:7.

④同上.

⑤形成性,是指用于初次确定权利义务、产生新的行政法律关系的属性.参见宋随军、梁凤云著<行政诉讼证据实证分析>.法律出版社.2007.

⑥审查性,是指对已经使用过的证据进行复查,以查明是否存在不合理或者不合法的情况.宋随军,梁凤云.前引文.

⑦宋随军,梁凤云.行政诉讼证据实证分析.法律出版社.2007.

参考文献：

[1][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纳译.群众出版社.1986.

[2]应松年.比较行政程序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3]何家弘.新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

[4]徐继敏.行政证据通论.法律出版社.2004.

[5]宋随军,梁凤云.行政诉讼证据实证分析.法律出版社.2007.

[6]苑栋.我国行政证据制度研究.2007年郑州大学硕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