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书的不解之缘作文

与书的不解之缘作文（通用15篇）

篇1：与书的不解之缘作文

书，是一块指路牌，给你指明正确的方向;书，是一盏明灯，照亮你前进的道路;书，是浩瀚无垠的宇宙，充满了神秘与未知……

幼时，爸爸妈妈为我讲的充满想象的童话故事，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充满智慧的阿凡提、美丽的“丑小鸭”、善良可爱的七个小矮人……都成了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画面。童话世界便是我与书的第一次见面，伴我走过了快乐的童年。

长大后，一套《小牛顿》让我彻底迷上了神秘的科学世界。四大名著又让我领略了文学不一样的风采。从《三国演义》中，我领略了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和鞠躬尽瘁;从《水浒传》中感受到了梁山好汉的英勇无畏;从《西游记》中，我感受到了唐僧西天取经的艰险与不易;从《红楼梦》中，我认识了见风使舵的“凤辣子”——王熙凤。我与书中的人们一起喜怒哀乐，感受他们的悲欢离合。我常常在书店里一待就是半天。

书就像我的朋友，在我遇到困难、遭受挫折时，它会告诉我：“不要气馁，一切皆有可能。”在我骄傲自满的时候，它又会告诉我：“不傲才以骄人，不以宠而作威。”当我因为没有一个目标而感到无所事从的时候，它又会告诉我：“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长百岁。”

感谢有你，我最好的朋友——“书”!

篇2：与书的不解之缘作文

说到书我与书有着不解之缘。

书能给人带来益处，它不仅让我懂得更多的文化，还丰富了我的知识。是书，让我了解了中外灿烂的文化。是书，为我拓宽了走向世界的道路。书是钥匙，能开启我的智慧之门。书是阶梯，能帮助我登上理想的高峰。书是路标，能指引迷路的我。书是灯塔，能照亮通往前方的路。每当我遇到不认识的字，这时可以查询一下字典或者从课本里看一看，因此没有书是万万不能的，曾有一个同学这样说“我们以后就不用学习了，因为以后会进行克隆移植会把科学家的文化移植在我们脑子里的。”可是他却没有想过如果人人都依靠克隆移植，那岂不是没有人愿意再学习了!每个人脑子里都是一片空白那怎么移植!所以我应该好好学习!

我应该爱生活!爱读书!

篇3：人与书的故事

另一方面，问题也随着阅读产生。从现代信息传播的产业模式来看，编辑者作为生产主体，必然参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如何参与构成了第一个问题。

1 编辑的权力配置与驱动结构

无论是书、杂志还是报纸，出版物在被人们阅读之前，都经历了或多或少的编辑。达恩顿曾经提出颇有意思的问题：“什么人阅读，读的是什么，阅读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发生的，阅读的效果又是怎样的，这类问题把阅读研究跟社会性联系起来了。”[1]这是阅读史研究自然延伸出社会学的卷面。本书也是此类交叉处的观察结果，作者通过人的故事来贯通对编辑学的思考，从两个方面展现了在历史长卷中起伏的编辑人生，即在政治挂帅的年代，编辑如何身不由己，命运跌宕；在政治氛围宽松的背景下，造就一段时期文学繁荣的社会效益和个人成就。两个不同时期的际遇，正是政治权力与专业权力角逐状态的不同后果，其中信息传播技术的应用在权力格局变化中作用极其显著。

在电子媒介大行其道之前，人们对世界的感知和认识主要来自文字出版物，由此在媒介传播史上让出版社的编辑成为一线的把关人，但这个把关人本身又不能脱离出版机构的管理和控制，由此形成编辑工作的双重权力：专业权力与结构性权力。若从一般的视角将编辑理解为文字整理使之符合规范的工作，在一个基本的信息传播过程中，编辑可被视为对信息的操作，技术属性较为主要。

从专业权力来说，在作者所列举的经典案例当中，都可以看到一个被传播的信息首先是要经历编辑修订，在编辑这一制作环节中逐步赋予自身的合法性，并成为得以发表、乃至成为经典的重要前提。以期刊为例，作者提出的“触摸连续出版的内在机理”，事实上是要通过编辑程序来保证所发表的作品质量，从而保证期刊获得读者的认可而持续生存：“期刊的内容定位于某一个社会行业或专门领域，如期刊以其传播物及连续的传播过程将原子状的游离的大众组织成一个有相对共同爱好、兴趣的群体。”

论证这一合法性是编辑工作自我再生产的一部分，也是编辑工作的职业传统的重要内容。作者叙述的著名编辑戴文葆曾在文章中提及编辑汇编本以及单编本，是实践中掌握编辑业务技术的一种小百科全书式的训练……首先确定主题，选取材料，安排编次……强调了编辑工作的技术内容。这正是编辑工作的基本内涵。作为专业成就的最高体现，戴文葆的编辑范例最终成为国家行政部门增设技术职称系列的论据，足以说明编辑工作重点不仅仅在于使文字符合规范、文从字顺。

就结构性权力而言，甄别、组织和修改稿件，并通过这些稿件发表使刊物获得声誉，是编辑工作得以展现的结果。在互联网以前的时代，个人信息要想广为人知，需要借助出版物获得大量读者，必须借助出版社和杂志发表。编辑拥有是否发表的决定权，通过选稿、组稿、约稿等方式的交替使用来向社会提供作品，其中既包含投稿—选稿—改稿—用稿等社会默认的信息传播程序，也包含约稿等透过资历积累所建立的人际传播网络联系，以及编辑因个人资历等与编辑体制规范之间的操作空间。

从媒介传播的历史演变来说，这一结构性权力成为“媒介即信息”的注脚。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就说过：“有的时候，社会制度的功能纯粹是剥夺人的信息，不过其主要功能是指引人赋予信息适当的分量和价值。社会制度关注的是信息的意义，在实施信息准入标准的时候可能会相当严格。”[2]一个社会在进行高度组织意义上的制度创新时，对信息传播的处理策略是把职业意识形态和信仰意识形态高度重叠，不仅仅是重新定义事物，而且规定什么事物是可以定义的，从而重构一种人与物和人与人的关系。而其中的悖论在于，技术权力是受制于政治权力的支配，如作者在回溯戴文葆的工作经历时曾感叹道：“一个组织控制全国思想文化的人民出版社偏偏使用而又偏偏‘不得重用’要‘控制’的人，其机构职能与队伍组成是否构成悖论？如果确认为悖论，这悖论由何而来，社会基础是什么？”

作为社会信息传播把关人的编辑工作，其结果表现出专业精神和专业水准，表现出对信息的理解和对媒介的认知，以及对某种传播理想目标的理解。如果一位编辑有深切的现实关怀，那么通过选题比通过文字编辑来表达得更为清晰。还是戴文葆，曾在20世纪80年代推动一系列严肃的性学著作出版，包括撰文推介吴阶平主持编译审校的《性医学》一书的出版，将此书出版视为思想学术界所打破的禁区之一。此一阶段通过出版产生的信息热点和信息竞争，借助新的信息来产生社会的注意力，不断释放社会主体的能量，从而形成社会发展当中的重要动力。但是，编辑者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作品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这构成了第二个问题。

2 出版人的责任与政治的交织

既然出版人是出版学的核心，讨论编辑的活动就成为重心，即经常表现为幕后而不为人所知的编辑业务。作者把扮演文字作品最后把关人的编辑者当作首要的关注对象，从不同角度描述和反思的研究个案，逐渐展开对编辑工作的价值以及相关社会和历史的背景分析，诸如邹韬奋的丰碑，赵家璧的才华，戴文葆的精深，秦兆阳的悲怆，韦君宜的反思，无一不是老编辑的职业生涯和历史经历所刻画出来的华彩片断。

作者一开篇就浓墨重彩地讨论邹韬奋的历史定位，在史料的梳理中质疑长期以来盛行的对历史人物的标签式定义。显然，简单的历史观在简化历史的同时亦在简化人们的思想，正如作者所指出：“而韬奋作为‘爱国志士、民主先锋’（朱德题词）的丰富性与多样化则被淡化、肢解了，韬奋经历、交游与思想的复杂性被人为净化后，既自觉不自觉地浇熄了人文社会学者的探索热情，也将风采奕奕丰满鲜活的生命存在抽象为一面旗帜，风干为一个符号。”

与老编辑的人际交往是连续不断的际遇和观察。基于作者入行以来的勤奋，书中娓娓道来与老一代编辑家之间的故事，可以发现这些老编辑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点：经历过革命年代，有知识，有文化，也创作，曾经担任出版界的重要领导；懂得甚至精通业务，经历了“反右”和“文革”，在被称为“新时期”的1980年代还生机勃发，老当益壮。虽不乏困惑，但始终恪守文字出版业的专业信条和价值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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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至今仍然成为革命传统教育重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各种话语体裁中，“笔杆子”和“枪杆子”并行不悖的套用常常是制造革命权力的历史过程中的经典内容。传播不仅意味着信息的扩散，还是产生权力所调度的社会力量的表达。通过编辑过程的信息传播的频率和重复，一个简单的信息可以产生强大的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能量。而具有大众传播效果的文化信息的生产及扩散过程，就必然是涉及社会变迁或社会变革的节奏转换的调节器。出版和出版人与政治的交织就在于，任何具有社会色彩的政治过程，首先是一个在文化领域争取和建立“文化领导权”的过程，即通过权力和话语的相互替代建立社会心理秩序的过程。作者对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编辑学案进行了分析，正是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不得不再次确认达恩顿提出的一种传播学的观点：“文本的意义是在传播系统中被决定的，而不是由文本本身决定的。”[3]信息一旦展开传播，其后果往往不由传播者控制。

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的青年作家王蒙，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出发，通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样一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对新中国和革命事业抱着单纯而真诚的信仰的青年林震，来到中共北京市某个区委组织部工作以后所遭遇的矛盾和困惑。刻画了刘世吾、韩常新、王清泉等新老官僚主义和蜕化变质分子的典型形象。小说虽然“对刚刚展现魅力的新社会投出怀疑的目光”[4]，但也通过主人公本身呈现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小说发表的时代背景本身与当时苏联文坛兴起的“解冻”有一定的内在历史联系。但这样一篇小说，在当时产生了小说之外的社会影响：从1956年12月起，《文艺学习》编辑部先后收到有关稿件1300多篇，编辑部连续4期发了25篇，《人民日报》《文艺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延河》杂志也先后发表讨论文章，对小说的讨论直到进入毛泽东的视野，成为被“五次谈论”的对象。从革命的理想主义的批判话语出发，作者本身成为被革命批评和批判的对象。不管是当时受到最高领导人支持的作者还是被批评的编辑，后来的命运转折证明：革命是一种话语的流动，流向和流量的变换使得革命的浪潮儿难以避免被淹没的风险。

作者提供的编辑学案实际上反映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正如我们可以从某些批评家转换视角的专业操作中可以看出，一旦按照政治要求来展开文艺批评，就远远不是一个专业领域的评论事件，关于编辑修改的水准不是从专业角度加以评论，而是是否服从于政治需要。直到今天，人们还在继续确认：“因为秦兆阳的修改恰恰是强化了小说对社会阴暗面的暴露，而削弱了歌颂光明的成分。尤其是小说结尾的修改，无疑将原稿中的希望淡化了。如前所述，秦兆阳的修改删去了林震两段慷慨激昂的陈词，这削弱了林震的战斗力量，正强化了毛泽东所指出的小说对正面人物描写无力的缺点。”[5]

毋庸置疑，小说可以是再造个体意识和集体意识的载体。不幸的是小说本身一旦上升为政治或者被政治覆盖，加入的信息就越来越复杂：发表的小说原文，编辑修改的意图，各级领导人的意见，随着而来的各种讨论和汇报不断翻卷，既是叙事失落的症状，也是叙事失落的原因。多年以后，在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评价：“从小说的文本实际来看，《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虽然具有揭示官僚主义现象、‘积极干预现实’的外部写真倾向，但它更是一篇以个人体验和感受为出发点，通过个人的理想激情与现实环境的冲突，表现叙述人心路历程的成长小说。……与外部冲突的再现相比，作者更注重对叙述人心理内部冲突的表现，甚至可以说，对心理冲突事件的精彩呈现，才是这篇作品的艺术独特性所在。小说的主题和现实针对性也只有在对其内部视角的分析中才能获得更切实的理解。”[6] 决定性的内容并非小说本身，作为被政治挪用的对象，这篇小说所引发的氛围恰恰呼应了那个短暂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既然文化生活的氛围源于政治的启动，那么我们无疑就会一次次重复政治的符号转换和信息控制所可能导致的新的社会关系。在一个文本政治化的历史逻辑中，思想的称臣必然带来权力的顺从，随之生成第三个问题。

3 传播是思想和权力的结合

透过信息传播的操作可以重新塑造一种主体身份的权力格局，在作者所观察的老一代编辑家的命运变迁中有许多令人唏嘘的案例，例如秦兆阳、王蒙、涂光群在1957年著名的“反右”运动中他们是否被贴上“右派”的标签，几乎完全取决于是否看到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这篇文章在公开发表之前曾作为机密文件下发。完全没有被通知（秦）、得到通知等待几小时后又说不去看文件了（王）、听了文件传达并得到领导特别关照（涂），三种不同的个人情形导致了两种不同结果：划为右派或不划为右派，以及相应的后续结果。这个事件中信息的传播过程并非沿着体制化的组织结构，而是混合使用了正式信息传播途径以及非正式组织例如个人人际关系网络等，构成一种有特色的传播生态。

传播生态的权力关系的建构是通过信息传播的操作完成，其传播过程是一个通过信息调度影响人的看法、观念和行为的过程。在上述编辑出版人的遭遇过程中，被控制传播的信息起初起着催化媒介的作用，在逐层的、正式与非正式组织的人际脉络中传递；随后变身为檄文，透过宣传机器的公开发布，展开派别划分同时并通过组织行为对个人身份重新标注。就个人悲剧而言，革命者本身在中途因为价值认知的分歧而被抛弃，或者表现为一种内心的隐形伤害，如后来韦君宜《思痛录》的记载。

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20世纪的革命史，透视出信息修辞学特征，革命话语的修辞术无疑是革命过程中被应用到效果极致的传播技术。信息传播有效性，即传播目标的达成，受制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如果单纯从传播效果出发，控制把关人、操纵媒介、取消噪音、诱导受众，并且将信息简化成为模板，即可达成最优传播效果。此时传播者控制了一切传播要素，受众只能被动地接受，信息传播过程成为支配受众的过程。这当然是一个将受众去主体化的过程，如果将这一阶段的媒介内容作为历史记录的现实，就可能继续取消曾经不能表达的现实在今天重现的权力。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通过《重放的鲜花》回味曾经有过的热情和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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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20世纪，信息传播与社会关系的互动曾经经历过两个不同的阶段：在前一个阶段是以政治权力为主，社会空间的政治化占据或淡化文化权力和专业权力，之后是一个被压制的文化权力和专业权力逐渐复苏的过程。在前一过程中，信息生产、媒介机构均被逐渐压制，社会信息量和媒介数量都在下降，只有政治口令通过层层转发的体制媒介，受众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渐单一化；后一过程则正好相反。一个逐步正常的社会充满各种信息来源，这些信息通过不同的渠道到达各自的受众，出现多种层次的信息生产机构和媒介，信息、媒介和受众的多样性构成丰富的社会文化生态。在改革开放之后的1979年，编辑出版专业终于作为一个学科建制被提上日程，而在1978年，曾任湖南省出版局局长的胡真，就敢于大胆提出地方出版社要“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争取更多的图书进入国际市场。”废除了过去地方出版社执行了几十年的“地方化、通俗化、大众化”的三化方针。

作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攻读编辑出版专业，在学习研究编辑出版学的过程中注重田野工作，通过直接采访、信件来往和查阅档案积累了有价值的一手资料。这些资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事人事后对事件的看法和评论，在时代背景发生变化，事件已经逐渐成为历史的情形下，当事人的意见一方面表达了个人的看法和意见，这些看法和意见的表达受到现实的影响，既是传播的信息，也是传播的结果；另一方面，能否表达，如何表达，透露出时代里传播生态的巨大变化，尤其是涉及到出版制度建设方面的一些探讨凸显出制度创新的困境。

试图将出版界人士关于出版的想法和意见进行收集整理，从而归纳勾勒出当代出版业界的思想形态，是一项有想法和有勇气的工作。在当代社会背景下，作者所能完成的是将“出版的思想形态”作为问题，尝试求解。意识到出版的思想形态是非连续的，其重要性在于影响了编辑工作的实践，而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认识又会形成系统的看法，成为思想，进入学术体系循环，并通过教育系统的流通开启另一个信息传播的过程。面对新媒体日新月异的发展优势，如何能够在纵向和横向两个向度上推进编辑出版学的专业和学科建设，显然是一个越来越难以回避的挑战。

作者的这本文集融合治学二十多年的专业思考，要我这个外行作序，在研读过程中形成这篇读书札记。谨向作者和编辑出版学的探索者致意。

（《出版：人学絮语》，李频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定价：58.00元。）

注 释

[1][3][美]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10，107

[2][美]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3

[4]沈志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第三卷：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259

[5]韩彬.秦兆阳与《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1）：57

[6]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98

（收稿日期：2012-06-11）

篇4：与书结下不解之缘作文

我的阅读生涯中读过的第一本好书《三国演义》。中国四大名著，远近闻名，既然图书角内有这本书，那就拿来看看吧，不知是自己看书看的.少缘故，还是里面的勾心斗角不喜欢的缘故，对这本书并不太喜欢。第一本书也就由此放弃了，从此决定——还是从基层开始吧。

接着，还是从校园小说，一直向上攀登，从校园小说→漫画→童话故事→名人外传→神话故事→侦探小说→励志系列→名著→史记。历经三年，我的层次慢慢提高，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虽然有些内容看不懂，但还是逐字逐句的看，因为随着年龄的提高，这些都会随着时间的年轮慢慢理解的!

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这句话说的准没错，随着阅读量的增加，文章质量也随着增加，真是一箭双雕呀。

现在，我也能阅读《狼图腾》这部著作，足有三十多万字。翻开书，“穷”的只剩字了，那出版社，也抠门，就给几个图，看见那满满的字，脑袋都涨了，但我是狼性十足，一鼓劲，读到了一半，谁知半路杀出个“《城南旧事》”，但狼性十足的我，竟然把《城南旧事》搁在一边，继续津津有味的读我心爱的《狼图腾》，有几次，我很想把《狼图腾》放一放，毕竟《城南旧事》是借的别人的书，可是，身不由己呀，真是欲罢不能。

篇5：我与书的不解之缘作文

我家最多的可能就是书了。沙发旁，桌子上，床头前，到处都摆满了大大小小，各种的书。周末到了，妈妈问我：“去游乐场?”我摇摇头。“去逛街?”我还是摇摇头。“去书各样店?”我高兴得一蹦三尺高，脸上乐开了花。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书店了，一到书店门口，闻到那熟悉的油墨味，我就会冲进书店，如饥似渴地读起了书。一页、两页……我像一只饿狼，贪婪地读着，转眼间，两个小时过去了。出书店时，我的手里总是会捧着三本以上的书。

我四岁时，当我捧着一本厚厚的《一千零一夜》读给大家听时，大家都惊呆了，纷纷问：“他不是不识字吗?”“不识字就不能读书吗?”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这样问过。

我的所作所为就回应了高尔基的那句活，“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我就是这样，我读书读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那天午饭，爸妈都吃饱了，只有我还在那捧着书看着。他们说他们要去逛街，让我在家，还叮嘱我一定要记得吃饭，我漫不经心的说了一个“哦”，便继续看我的书。他们从中午12点逛到了下午5点，回来时看见桌子上的饭菜丝毫未动，而我还在那看着我的书，我的旁边是我已经看过的、堆成山的书。

篇6：我与书的不解之缘作文

爸爸说，在那以后的日子里，我便千方百计地接近它。除了会喊爸爸妈妈外，我会说的第一个字就是“书”，我会说的第一个词就是“讲故事”。每天我都会高高地举起小手中的那本书，蹒跚地走到妈妈面前，跟她说：“讲故事”。也就是从那时起，妈妈每晚都会给我讲故事，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从来不曾间断，直到五岁时我学会了自己看书。

长大以后，我最常去的就是家附近的那家书店。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放学后就会以最快的速度做完作业然后去书店看书，直到爸爸妈妈下班回家后把我从书店拽回去。记得有一次，我又和往常一样低着头，迈着小碎步，快速地从书架上取下前一天没看完的那本书，蹲在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角落里，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我很快乐，我又有些不好意思，因为我每天都只是去看而不买。正当我忘了时间，忘了周围的人，随着主人公一起快乐一起悲伤之时，耳边响起了一个声音：“孩子，来，阿姨这里有张小凳子，你坐着看吧，阿姨看你每天蹲在这里怪累的。”哦，这不是书店柜台里那位营业员阿姨吗？看来，我每天的小心翼翼真是掩耳盗铃之举啊！从那以后，我每天进出书店都会和阿姨打招呼，阿姨的那张小凳子也成了我的专座。

篇7：人与书的相遇

实体书店不断萎缩，似乎已成一个事实。日前，美国著名的巴诺书店，传出亏损翻番、达到近2亿美元的“坏消息”。很多人担心，这一“美国最后一个大型连锁书店”会步2011年破产的老牌书店博德斯的后尘。而在国内，从风入松、国林风到第三极、光合作用，实体书店也每每陷入难以为继的尴尬境地。

然而，实体书店必然会成为逝去的风景吗？也未必。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没事逛逛书店，出来时买了一堆书，很多是之前并不知道的。或是因为作者有品牌效应，或是因为内容打动人心，或是因为装帧雅致可爱，甚至仅仅因为翻开书时看到的某一句话让人心有戚戚。可以说，在书店，我们追求的是一种“人与书的相遇”。正是这样的相遇，让实体书店的前景，并非如此悲观。

的确，传统书店更多展示功能。当我们流连于书架之间，或许不是为了这本书或者那本书，而是去看看“有什么书”。相比而言，网上书店这样的体验感，就少了几分，甚至不是那么愉晚：需要接受强制的分类和杂乱的排序，翻上几页就让人心生烦躁，还要过滤大量冗余的信息。于是，宁愿直接在搜索条中键入书名，下单购买，完成一次虚拟的交易。这与其说是与书的相遇，不如说是一次对书的“点名”。更何况，如果连书名都不知道，又该如何点名？

宁愿歇业也不把珍藏的《芬尼根守灵夜》卖给德国纳粹军官，莎士比亚书店曾是法国巴黎的精神符号。诗人金斯堡赤身裸体向公众发布那首题为《嚎叫》的名篇，把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也带进文学史。而伦敦的查令十字街84号书店，更演出“书店情缘”的佳话。即便是北京琉璃厂、台北牯岭街，都描绘着一个城市的精神风景线。然而，谁曾说，网上书店是虚拟世界的精神高地？虽然电子书店出现的时间还不长，但在精神感召力上的欠缺，也源于其固有的短板：在每个终端孤独的点击之下，购书被还原成交易行为，人与书、人与人的精神交融感，已然付之阙如。这或许是无论如何萎缩，实体书店都不会消失的根源。

而要让实体书店走出颓势，需要的，也正是让读者重新发现这种与书相遇的乐趣。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出版业的发展与繁荣。在书店转一圈，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惊喜，也没有让人会心一笑的发现，更缺少让人若有所思的体悟，怎么能把读者从网上书店拉回来？

从本质上说，全球销售5亿多册的“哈利·波特系列”、创造出版界“《泰囧》传奇”的《看见》都更适合网络销售。而书店，则注定更需要那些躲在角落里静静散放幽香的书。如果教辅书籍、人生励志、美食旅游占据出版主流，如果当年明月火了就满眼“那些事”、“水煮”火了就三国、红楼一锅烩，如果每年的精品书籍用手指头都能算得过来，实体书店就难免被网络销售冲击到失去生存空间。有展示、销售的功能，更让人从中获得寻找、发现的乐趣，实体书店才算找到了存在下去的理由。

不过也要看到，实体书店变少，仍是难以避免，这是出版业、书店业背后数字化、信息化的时代景深所决定的。从这个角度看，那些专业化、个性化的书店，也可能预示着实体书店的发展方向。一些书店转向专业化、分众化，在海量的图书中先进行一次筛选，让人既能享受发现的乐趣，也能避免过多冗余信息的干扰，更精准地占领“长尾市场”。一些书店则慢慢变成咖啡馆，在提供书籍的同时，提供更多书籍之外的活动，承担休闲甚至社交的功能，从销售业向服务业转变。不过，这既需要书店趣味和品位的提升，也需要时间来沉淀和涵养人群。

实际上，不光书店，书籍本身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各种电子书阅读器越来越流行，蚕食传统书籍的市场份额。有人感叹：书籍将死。但是，书籍不畏改变。纸的发明将“书于竹帛”送入历史，激光照排将印刷雕版变成古玩，但书不是依然存在？我相信，电子书不过是让书籍又站在了另一个孕育无限可能性的门前——而书店，何尝不是如此？

篇8：我与书的不解之缘作文

第一次接触书是在一岁时的“抓周”。妈妈拿出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钱、计算机、放大镜、书、剪刀、笔……我坐在原处，不知该干什么，就随手把笔、书、钱抓到面前，表姐看了，若有所思地说：“弟弟长大以后要当一个大作家！”话音刚落，我似懂非懂地把书抱起来，痴痴地笑着，逗得大人们哈哈大笑。从那时起，我便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看的书也不断地变化着：从最初的《老夫子与大番薯》到《红袋鼠日报》；从《一年级的小豆豆》到《西游记》……在我的读书经历中的点点滴滴也都十分有趣。

已是深夜十二点，本该躺在床上打呼噜的我却蹑手蹑脚地跑出房间，确认父母早已熟睡后到客厅拿了一大堆零食，回到房间从书架上拿了一本沈石溪的《疯羊血顶儿》，躲在被窝里一边大快朵颐一边大饱眼福。看着看着，我似乎走进了书中世界，变成血顶儿，受到羊酋驱赶后无奈和母狼决斗，被困在荆棘丛中……这时，我忽然背后一凉，转过头一看——妈妈不知何时从天而降，把我的被子抽走了。她怒目圆瞪，我只好咽咽唾沫，把书放在一旁，蒙头大睡。唉，失算啊！

一叶一菩提，一花一天堂，一书一世界。书的滋润让我健康成长，也希望我能在人生的道路上“与书结缘，愈结愈深”。

★ 我与书的不解之缘作文650字

★ 我与文字的不解之缘

★ 我的朋友书抒情作文

★ 我为书狂抒情作文

★ 不解之缘造句

★ 我与书作文350字

★ 我与书作文1100字

★ 我与书谈恋爱作文

★ 五年级作文我与书

篇9：我与书的不解之缘作文

嘟嘟嘟，是谁在赛跑?是小汽车!嘿，是谁在讲故事?当然是我的妈妈啦。从小，我和别的小朋友一样，在睡觉前总爱听妈妈讲些睡前小故事，可是，别的小朋友是听着听着就睡着了，而我，是越听越激动，听着听着就变精神了，别想睡觉了。妈妈怕我睡不了，总是讲了几个故事就连哄带骗的叫我睡觉了，我也假装睡着，等妈妈走了，就呼哧一下跳起来，又夸张的赶紧捂住小嘴，对自己嘘了一声，蹑手蹑脚的盘腿坐下，嘿，妈妈不讲，我自己编!我开始自导自演：把被子披在身上，啊!我是森林之王老虎!喵，我是小喵猫猫。每天夜里都是演着演着就睡着了。每夜妈妈来看我，见我乱七八糟的床单和跑步姿态的倒栽葱睡姿，总是哭笑不得的说：你呀，以为我不知道，自己在房间玩的惊天动地的，哎，这孩子。又整理了被单，帮我盖好被子，把我放好，才睡去。在白天得时候我也不安分，在公共汽车上，在散步时，在吃饭时，都是我讲故事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叫我故事大王，我为此沾沾自喜了许久。

再大一点儿，我自己会读书了，总是抱着那种拼音书看的津津有味。有时无聊的翻翻表姐三年级的课本，问姐姐：姐姐，什么是土兵?总让姐姐哭笑不得。类似这些的笑话多的无法用两只手来表示。

在笑话中不断长大的我，已是可以无障碍阅读许多书了。只要书一到手，就可以静静的看上几个小时。有一次，我帮表姐收拾杂书柜，一本书的封页吸引住了我。我拿起书，翻了一页，又一页，就是移不开眼睛，终于，半个小时过去了，表姐对我吼道;你在做什么?!我回过神来，不好意思哈，老姐你的书真是太有吸引力了，我看的都有些入迷啦。表姐笑骂我说：你呀，就知道说甜言蜜语，快点收拾。说完，就背着拿着书的手走出了房间，我笑了笑，心想：嘿，正好，再看一会儿。可我看看四周，书呢?姐姐是故意的!我赶紧跑过出门，嘴里说着：姐，书呢?

虽然书给了我许多欢乐，但在连续的看书中，我的眼睛近视了。不过，我只是不在连看几个小时，而是只看了半个小时就休息一下眼睛，并没有改变我对书的喜爱。

篇10：我与书的不解之缘作文

在我的认识中，读书既是一种放松，也是一种对书本对自己的挑战。

每天，一旦在晚上有了空隙的时间，我就习惯于躺在舒服的床上，床头放一杯开水，手上捧着一本好书，静静的去读，让自己慢慢的融入书本中去，身临其境地听书中的人物谈话，与他们一起跋山涉水，我感觉自己在书的熏陶下长大了许多。

书中有许多优美的词句、章节十分难以理解，这就需要你反复去读，直到读懂以后，你会有一种愉乐感，为自己悟出道理而感到自豪。

当我在读：[苏]马克西姆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时，那是本十分长又十分难懂的书，需要你静下心来一遍又一遍地去读去体会当反复读过许多遍之后，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要向困难低头，相信自己，走自己要走的路。是呀!高尔基的童年是十分悲惨的，但他依然顽强、自信地活下来了，不是吗?

挫折是一笔财富，这道理也是书本教给我的，面对挫折与失败是不能灰心的应该乐观地去面对，我为自己又找到一次锻炼的机会而高兴。

泰戈尔说：“假如我错过了太阳，我不会哭泣，那样我就有可能会错过星星和月亮”。可能因为一次的失误，但坚决不可以放弃，这样，你会错过更多，星星和月亮不也同样美好吗?

我最喜欢看科幻小说，它里面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可以紧扣你的心弦，让你的心与故事情节的变动时起时伏，并且它也给了你大量的想象空间，让我自由地翱翔在魔法的世界里。

书本是一个对你最忠实的朋友，当你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你可以无所顾忌地向他索取，他不求回报，当你失败时，他是不会背弃你而离去，反而会给你心灵的安慰。

篇11：老人与书的故事

在英国苏格兰的邓弗里斯盖洛韦市，有一位名叫路易斯•布朗的91岁居民，因嗜书如命而远近闻名，被传为佳话。她虽然弱视，但却无法阻止自己阅读的渴求，一个星期至少要看十几本书。据图书馆的管理员统计，这位养老金领取者正在逼近其第25000册的借书纪录，成为英国有史以来60岁以上老人从图书馆借书最多的读者。为了加以证实。他们请别的图书馆及时通报是否有比布朗太太借书更多的读者。

“我的父母喜欢买书读书，是图书馆的常客。在家庭浓郁读书氛围的耳濡目染下，我5岁就开始阅读，从来没有停止過。后来一发而不可收，爱读到手的任何书籍。”说起读书，布朗太太如数家珍，“我对家庭传奇故事、历史小说和战争题材的故事爱不释手，当然也喜欢在晚上阅读轻松的言情小说。”

“妈妈读书时克服了许多困难，通過戴眼镜或者主要借阅大字号书籍等方法来弥补视力的不足。她还关心时事，每天抽出时间读报纸和看电视。”布朗太太的女儿路易丝•普莱特介绍说。

“对布朗太太顽强的读书精神和丰硕的学习成果，大家都十分钦佩，赞叹不已。刚开始时，图书馆允许她1周借6册书。现在增至12册后，她每次借书时都不会少1册。虽然迄今为止已经借了近25000册图书，但布朗太太每次都按時归还，从来没有因为还书延误而受罚，堪称遵守图书馆规章制度的楷模。”图书馆管理员贾尼斯•戈尔迪感叹道。逾期70年童耋老人把书还回图书馆

13岁时，酷爱音乐的英格兰女孩爱丽思•查德威克从伦敦东部的波普拉区丘比特镇图书馆借了《音乐剧罗斯•玛丽总谱》一书。1939年战争爆发后的动乱日子里，她因忙于生计而忘了还书。从此之后，这本书一直摆在她的钢琴凳上。逾期70年后，查德威克终于把书还给了图书馆，幸运的是陶尔哈姆莱茨议会决定不收取她的超期罚款。以每天10便士计算，罚金总额将超過2500英镑。

查德威克现年83岁，已结婚63年。她搬家离开伦敦东部前往多塞特郡，在清理物件时发现了这本书。尽管岁月沧桑，但摆放在凳子上的书却完好无损。

查德威克夫人后来成为钢琴演奏师，已经退休多年，靠微薄的养老金度日。她动情地说：“这本书是我童年生活的一部分，我与它朝夕相处，度過了漫长的岁月。还记得小时候，老师逮住我偷弹钢琴的情景，她没有把我从琴房赶出去，而是告诉我去图书馆借曲谱方面的书籍。”

查德威克夫人原本打算把书送到慈善二手商店。但后来一想它仍然属于图书馆，所以应该核对一下。于是向陶尔哈姆莱茨区(波普拉区于1965年并入陶尔哈姆莱茨区)议会递交了一份在线表格。她在表格中写道：“你们想收回此书，还是让我自行处理?时隔70年后，耄耋之年的我真的付不起这笔高额罚金，但我还是决定设法筹措寄书的邮资。”

议员罗菲奎•艾哈迈德答复说：“查德威克夫人，还书永远不会太晚。我们决定不对您进行处罚。”

(译自[英]《每日邮报》)

篇12：我与书的不解之缘作文

那是7岁时的寒假，我在哥哥家里打电脑游戏，要是在平时，哥哥会和我一起进入激战之中，我打左，他打右，玩得不亦乐乎。然而今天，哥哥却反常地看着书。我入迷与电脑之中，而哥哥却遨游于书海。连玩一个小时之后，我转念一想：咦，是什么把爱玩游戏的哥哥也控制住了?于是，我趁哥哥去上厕所的时候，偷偷摸摸地把哥哥的书捧入怀中，然后在卧室里看了起来。什么《笑猫日记—保姆狗的阴谋》，让我浮想联翩：猫会写日记?猫会笑?狗也能当保姆?一连串的问题把我带到了书的世界，整本书用的拟人、比喻数不胜数，好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在作者杨红樱的笔下，动物会说话，有感情……统统都与人一样。而且用人类的口吻，日记的格式，以及第一人称的讲述，使我感到更加亲切。就是因为这样，文章显得生动、具体、形象。我的身边出现了各个人物：聪明机智的笑猫，幽默风趣的地包天，调皮淘气的马小跳……这时的我已经看得如痴如醉，就好像和书里的他们一起欢笑，一起悲伤。“咚、咚、咚”，妈妈敲门的声音把我从书的世界中拉回来，我一看表，天哪!我已经看了两个小时了!直到这时，我才真正地领悟到书的魅力。

今年暑假，我的妈妈带我回老家，因为走得匆忙，没带书，去的几天书店又装修，没法看书，那几天我像泄了气的皮球打不起精神。别人约我打游戏，我没了往日的积极，生活中的一切好像都在应付差事，大人们看着我这样子，请我去吃KFC，不知道怎么的，我连最爱的肯德基也吃不消了于是，我就催着妈妈快回家。一回家，我拿起新来的书如饥似渴的读了起来。可以说，书已经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员。

篇13：我与书的不解之缘作文

那是一个深秋，金黄色的树叶在路上铺出了一条“黄金大道”，瑟瑟秋风吹着落叶在空中舞动，带来一丝悲凉的感觉。

我在家中闲来无事，因为停电，也不能看电视。我心里觉得烦躁，便打开门，想透透气，赶走心中的烦闷之情。

忽然，我看到邻居家的乐乐姐姐哼着歌，踏着欢快的脚步刚从外面回来。看到门口呆呆的我，便像一阵风似的把我拉进她的房间，一边说着：“姐姐让你看看有趣的书。”

乐乐姐姐从柜子里翻出了许多大大小小，各种颜色的书，我们一起津津有味地看起来，看得如痴如醉，流连忘返。

从那以后，我便喜欢上了书，总是吵着让妈妈给我买各种书，什么“三字经”，连环画，儿歌……就这样，书改变了我单调的生活，将缕缕温馨的风吹进我的心扉，天地仿佛也一下子变得开阔起来了。

我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书呆子”，只要一上完学，我就急忙奔回家里，拿起书津津有味地看起来。因为看书，我还闹出一个笑话呢。

有一次，我正坐在床上看《狼国女王》，我正看得入迷，忽然听到洗衣服的妈妈叫我，让我给她把床上的围巾拿过去。我心不在焉，眼睛都没有离开书本，顺手在床上摸了一个软绵绵的东西递给妈妈。只听妈妈笑着怪我：“你这个书虫，看都不看，拿错了!”我一看，不禁哑然失笑，原来我把袜子当成围巾了。

篇14：我与书的不解之缘作文

那天我和妈妈去动物园游玩，到中午时太阳已经在头顶上了。这是妈妈说：”不如去图书馆乘会儿凉吧!"我想想也不错，书店里有大大的中央空调，而且也有舒适的座位，正好可以休息，真是个好去处!我和妈妈走进了图书馆，顺手拿了一本书坐下了。

我环顾四周。一个小姑娘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手里拿着一本《父与子》正读得津津有味呢，不是还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一个老婆婆坐在她的前边，戴着老花镜，正在读一本《烹饪大全》，估计正思量着怎样给儿女做出美味的佳肴吧!

这时，我低头看了看自己拿的那本书。哈!原来是《格林童话》啊!好奇心驱使我翻开书往下读了起来，这本书通过一个个浅显易懂的小故事告诉了我一个个深刻的道理。不着不觉中天已经黑了，妈妈家我赶快回家。我依依不舍的走出图书馆，心想明天还要来看书!

就这样，以后的每个周末我都回来看书，当然不只是《格林童话》。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一天天地长大，一本本书更是成了我的好伙伴在《水浒传》里，我结识了忠义宽容的宋江;在《三国演义》里，我认识了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在《鲁滨逊漂流记》里，我懂得了遇事要坚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里，我汲取了战胜困难的力量!

篇15：读与书的安然旅程

结缘于《曲艺》，当从偶遇的一位恩师谈起。我是山东省聊城市一名基层文艺工作者，一年前因代表国家级非遗项目保护单位（聊城市杂技团）参加了由山东省文化厅主办的“齐鲁非遗大讲堂”，从而有幸聆听了《曲艺》杂志特约编委——山东省曲协主席孙立生关于“非遗视角下曲艺艺术传承、发展”的讲座。因有感于孙主席在当下曲艺艺术传承中关于人的因素的犀利与精辟解读，遂连夜将个人收获总结了一篇题为《由曲艺谈民族文化遗产传承》的课后笔记。幸运的是，他一面将文字推荐给了曲艺杂志社，一面鼓励我要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坚持写下去。我的文字在去年第6期的杂志中得到了分享，书写的自信油然而生。自此，我与《曲艺》无意间达成了水到渠成的自然因缘，其间收获万千。

一、有与无：她陪伴我在有趣与无用之间寻得快乐

生活在鲁西湖水环绕的小城，除了本职工作，我还兼做着会计、文员与主持人，好像每天每刻都有数不清的事情要做，偶然停下脚步挤出一点点时间读书或是学习进修，都是本着“有用”的目的。于是，奔忙于紧张的工作与生活节奏，“有用”的事越来越多，但与之相随的却是“无趣”的时光。

《曲艺》的出现，悄悄地改变了我对自由时间的支配方式。最初，是因为特约编委里有姜昆、苏叔阳、赵连甲、冯巩、牛群这些耀眼的名字跃动，《特别策划》《人物坊》《论坛》《轶闻》《作品平台》……内容的丰富性大大地满足了我对曲艺学科知识的渴望；天长日久我渐渐为其诗性与思辨所吸引，盼她、读她成为一种如期的等待与相随。在稍闲的时光里，我会选择阳光、清茶和几册“无用”却喜欢的书为伴，当然，《曲艺》必不可少，这几乎成为一种奢侈的闲。

张潮《幽梦影》里曾有着一段关于闲时的闲话：“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如此，或者可以为自己的闲之奢侈作出理想化的因由与合理化的开脱。也许真正的悠闲看上去“无用”，却培育着天真气与好奇心，萌生着一份超乎功利的“有趣”。恰正是这种偶然间的“无用”，让我在闲中求学。凭着对《曲艺》及其学科的天真气与好奇心，为了增进对《曲艺》的了解，我兴冲冲地报名参加了中国文联组织的曲艺培训班，正式成为一名曲艺学员。为时七天的学习，我第一次在专业视域下感知了相声、山东快书、快板书等曲艺形式的基本概论，初步了解了中国曲艺的过往与今朝，被曲艺表演艺术家们的无私奉献与精诚团结隐隐感染，更被那些默默无闻继承与传播民族曲艺文化的一线英雄深深打动。

庆幸的是，再不必有苏轼“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的遗憾，“无用”的书与“无用”的事，让我难得闲哉的生活渐渐“有趣”起来。从瞽优旧事到文学溯源，从劝人向善到与人为善，与《曲艺》相知的时光里，我不知不觉间做起了志愿者。求教于刘恩水、张明东、刘方平等本地曲艺人，往来于山东交通学院、北京西马金润小学探寻山东快书的校园传承，周末喜相逢观众席听相声、明湖居角落里看琴书……每每我将所学、所遇以文字的方式捕捉、记录，总是能够得到曲艺杂志社编辑老师的鼓励与赞许，一来二去，他们成了我“闲时”最好的老师与朋友。私以为，“无用”的“有趣”未必不是一种快乐，而《曲艺》陪伴我在这样的快乐中感知了生活的意义。

二、往与今：她引发我于过往与当今之间静心思考

循着《曲艺》这盏不饮自醉的醇醪，我常常深思，在曲艺历程的长河里望去，侯宝林、骆玉笙、高元钧、薛宝琨等难道仅仅是过去式的一个普通名姓，北京琴书、苏州评弹、梅花大鼓都只是各自孤立于地理坐标上天各一方的形式名称？李白当年把酒问月“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为我们留下了诗性的未解之谜，幸运的是，《曲艺》丰富多彩的栏目以富有亲和力与故事性的诠释，将“四运循环转，寒暑自相承”的岁月背后的往事再现，让我渐渐了解到曲艺古往今来那些自然之间的不平凡。《曲艺》以不同的专栏展百家之说，将曲艺历史中的奥妙一一诠释，如此看来，她更像是一座“切断众流凭一柱，仰观四面拥千峰”的桥梁，将过往的故人与旧事送回了大众视线。

如一束阳光洒在平淡的小日子，读《曲艺》的过程如同在追随着曲艺人前行的步伐中思索为人处事的道理，不知不觉中便被一种正气引领。作为一个业外读者，我不仅从文章中获知了曲艺历史幕后的千辛万苦与纵贯南北曲艺形式的千丝万缕，也因读书所得而渐渐获取了心灵的安宁，一路行走，一路沉思。作为《曲艺》的忠实读者，得编辑部老师的帮助，在交流学习的同时，我也分享了自己在见闻中的感悟。去年冬季，因对曲艺史的执迷，借闲时将古籍中的瞽优旧事整理编撰了一篇曲艺美学价值的思考；今年春季，我追随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蓝海（孙镇业之子）来到山东快书艺术的高校讲坛，被其学艺过程中父子深情与山东快书人甘于奉献、勇于担当的精神感染，记录了一段父子相承的雅韵春秋。

《大学》开篇有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在曲艺这门陌生且丰富的学科面前，《曲艺》引领着我前行，“知、定、静、安、虑、得”成为我求知的心路历程，其中每一步都是成长，引发我于过往与当今之间静心、思考、收获。

三、读与书：我追随她在读与书的旅程中安然行进

读书如磨墨，是人磨墨亦是墨磨人。文字生涯，冷暖甜酸，休咎得失，际遇万千。追随《曲艺》的读与书，是一场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清湛似水、不动如山的旅程。在快乐与思考中静守一份平和从容，是我对其“曲高和众、艺术养心”的理解与践行。

曲高和众，曲之高靠的是她的文学性与艺术性，其基础在于养心；和之众，要求其通俗性与实用性，其命脉植于乡土。曲艺是带有乡情乡音的地域文化，其社会关注度与群众参与的广泛性，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曲艺发展现状的一种投射。

《曲艺》是“大家”的，也是大家的。我从接过第一本杂志起，每期都能目睹“大家”的风采，或是纪念、专访，或是作品、专栏，来自基层地域性的声音相对有限。“和之众”可否扩展为“与众相关”呢？如何增加与众相关的分量，或许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如此，我更愿意把她看作是观照曲艺岁月、连接人民大众的一座心桥。

正如林徽因的诗中所写：

他的美丽，如同山月的锁钥，正见出人类匠心；

他的心灵，浸入寒波，在一钩倒影里续成圆形。

他的存在，却不为嬉戏的闲情—而为责任；

他的理想，该寄给人生的行旅者一种虔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