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基的近义词

根基的近义词（精选9篇）

篇1：根基的近义词

一、根基词语的解析

基础。 《朱子语类》：“譬如为臺观须是大做根基，方始上面可以高大。” 明 李贽 《六度解》：“有田地方有根基，可以为屋种田。” 姚雪垠 《李自成》第一卷第二四章：“今日我下狠心停留在 商洛山 中，就为的是替日后的百万大军打个好根基。” 底细，缘由。

二、根基词语的同义词

本原 [ běn yuán ]

底子 [ dǐ zi ]

根柢 [ gēn dǐ ]

三、根基词语的造句

1、刚记事时，我们家的房子是土坯垒成的，只有两三层破砖垫就的根基。

2、人人都想富贵尊荣，毕竟普通人才是支撑生活的根基。

3、看不见佛陀之光，不关注佛陀，而执拗于命运的安排，就如同把柱子埋在沙中，即使运用谋略，也是没有根基。

4、自己最好的成功是失败，因为失败让我们知道下一步的认识，了解有根基的出发，然后就能达到有备而行，在智慧的分析线上更加相信判断。

5、只有学会自省，才能静下心来客观公正地评价自己，从而清楚的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认识到自己的愚昧和无知，进而以他人为镜，取长补短，为今后的成长打下扎实的根基。

6、如果英国的文化根基中有国家化的力量，身为英国的英国人就不会背叛自己的祖国，成立如今的美国。

7、更令人惊叹的是，溪畔的老树被洪流冲尽根基的泥土，仅靠强劲的粗根牢牢抓紧乱石，依然生机勃勃。

8、溪边的果树高大茂盛，恣意地成长，在这，没有束缚，没有憋屈，这是一片沃土，有足够的根基与水分，向人们提供丰硕的果实。

9、城府是眼界的行为，也是内心的根基，是人生的傲气，也是才华的傲气，骨子里的内容，思维里的神话。

10、加拿大素来以良好的民主制度著称，融合的氛围恐怕来源于此，而融和的氛围，也正是加拿大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根基。

11、走人为，看事迹，潇潇夜幕连思音，幕断人未来，音到泪无声，是真的一切明，还是命的注定没有缘份的根基。

12、曾经是梦，现在是泪，而梦中一味的为孩子着想，从不为自己而留意，泪中就算是再什么的无助，也要为孩子打好起步的根基。

13、“情”多么一个灿烂而有韵味的字，因为能走进内心的深处，感悟身边的温暖，所以它是智慧的象征，也是人生的根基。

14、开始了为自己铺路写景的年华，起航了对未来的造就，让自己在未来有了一个好的根基，让自己对未来有了一本回忆录。

15、看不透的青春不值一提，不懂事的少年难以改变，话语和办事的错误也许就成了他们的根基。

16、不要担心别人的说辞，不要责怪自己的愚蠢，因为未来的奋斗在现在，现在的根基树立人生的语言。

17、去找一个属于奋斗的未来，那么必须建立人生的根基和独立的沉默，不要用嘲笑的讽刺去累积话语和行动。

18、说怨话的人，内心根基浅，藏不住，有话就说，习惯了，忘了自己，想起就说，对人就说，丢开尊严，失去人格。

19、要懂的是智慧没有捷径，思维改变也没有一步登天，只有累积角落的根基，驾驭频率的周旋。

20、有人玩世不恭，有人分辨好坏，也有人探索聪明和愚蠢，可是最终的目标都是锻炼内心的根基，口才的应变。

21、必须懂得打好人生的根基，巩固内心的灵魂，释放一辈子的压力，才能搬起生命的黎明。

22、要确认的是找到思维的根基，驾驭拒绝的本能，不要让愚蠢祸害自己的未来，不要让聪明延误自己的机会。

23、母亲的爱无微不至，细致到布满你的整个人生;父亲的爱不言自重，是你永远的依托和根基。

24、哭不能解决问题，等不能解决问题，去找失败的根基，去找落魄的细节，分清自己的能力，掌握自己的动力。

25、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栽培内心的根基，造化思维的眼神，聆听耽误的角落，找到心神的凝聚。

26、路是草的根基与铺垫，衬托出草的姿色与坚强，草是路的点缀与陪护，烘托出路的城府与坚韧。

篇2：根基的近义词

2010-07-20 05:18:00 来源: 大众日报(济南)跟贴 0 条 手机看新闻张益辉 王朝菲

坐落于济宁市任城区的葛亭煤矿是淄矿集团公司在济宁建设的第三对现代化矿井，是集团在济(宁)北矿区规模最小的矿井。

矿小责任不小、志向不低，安全文化创建更是独树一帜。葛亭煤矿投产9年，为山东累计贡献近二千万吨原煤。而葛亭煤矿始终坚持的以理念渗透、管理创新为突破口，大力推进安全文化建设的战略方针，为企业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牢不可破的安全堤坝。

截至 7月19日，葛亭煤矿已实现连续安全生产2433天，矿井先后被命名为全国文明煤矿、全国煤炭工业企业文化示范矿、中国煤炭协会“安全高效矿井”、山东省“特级质量标准化矿井”、山东省煤炭工业“安全生产‘双基’建设先进单位”、山东煤矿安全监察局“6A 级矿井”。“在葛亭，安全文化建设推动了本质安全型矿井的构建，而矿井的安全生产又丰富了安全文化的内涵。”葛亭煤矿矿长李来源如是说。

理念先行聚焦职工安全意识

思想认识是行为的先导，认识的高度决定工作的力度！

葛亭煤矿按照领导层、管理层、专职安全员、职工、家属5 个层面，总结整合出各层次的安全理念 28 条，形成了具有葛亭特色的安全管理理念、安全核心理念、安全哲学理念、安全道德理念、安全价值理念、现场作业理念、自主保安理念、教育培训理念和企业安全愿景；葛亭矿还在全矿征集提炼安全警句237条、安全用语186 条，整理编写安全事故案例109篇；编印了以安全理念、安全规律、安全漫画、安全图例为主要内容的《 安全文化手册》，达到了安全理念深入职工心扉、安全教育促进安全生产的目的；进一步推进企业文化建设，该矿将建矿以来的32起事故汇编成《葛亭煤矿案例选编》一书，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和事故图例进行剖析，进一步提升了全员的安全生产意识，促进了全矿安全文化建设。

“三个宣教阵地、五个教育系统”的安全视觉系统，是葛亭矿将安全理念形象化的创举。更衣室、矿灯房、等候室、安全信息站等处设置了56块醒目的安全图片、灯箱牌板及电子大屏幕等，形成了视、听、感、图、文为一体的安全文化宣教一阵地；矿区的32 块安全文化宣教橱窗、16块安全文化板报，打造了矿区安全文化一条街。在基层区队建设上，该矿通过设置安全教育牌板、悬挂安全警示语、安全每日一题、班前安全宣誓、面对全家福说一句平安话、班后总结安全语等形式，打造了区队学习室安全文化宣教阵地，进一步加深了安全文化的渗透力、感召力。着力打造感观教育系统，充分利用矿区闭路电视、黑板报、宣传栏、橱窗灯箱、井口大屏幕等对职工进行安全文化感观教育；着力打造安全文化理念教育系统，认真组织职工学习《淄矿集团安全文化手册》、《淄矿集团企业文化手册》、《葛亭煤矿安全文化手册》、《葛亭煤矿安全教育培训教材》等安全文化建设资料，以达到安全文化理念渗透目的，从而对职工进行不间断的安全文化理性教育；着力打造安全事故警示教育系统，通过每周一次安全事故案例剖析，对职工进行事故案例警示教育；着力打造“三违”曝光教育系统，通过对“三违”人员上井口大屏幕全天候滚动播放、电视曝光、井口亮相、区队检讨等形式，进一步提高职工的安全意识；着力打造岗位技能培养教育系统，通过开展技术比武、岗位练兵、安全知识抢答赛等，不断对职工进行岗位奉献和安全技能教育，进一步提高了广大职工的岗位技能、操作本领和安全意识。以点带面深化精细管理

“工程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线，是实现长治久安的‘硬件’。”葛亭煤矿矿长李来源大会小会反复强调，该矿对工程质量的管理近乎苛刻。

该矿按照精细化管理的标准，运用编码、定置、标识、看板4 项技术，高境界定位、高起点规划、高标准打造，创出了“ 一线六面”的精品工程，并分期分批组织班组长以上管理人员和生产骨干到现场观摩学习，以此为样板重新制定《葛亭煤矿工程质量精细化管理标准》，由以往技术人员“编标准”改为现场“做标准”，激起了全矿大搞工程质量精细化的热潮。目前，全矿所有采煤工作面实现了“七条线、二自动、一整洁、一规范”；掘进工作面实现了“七条线、四齐直”；机电硐室实现了“十统一”；通防专业实现了安全管理信息化、通防设施自动化、安全监测数字化。

为确保精细管理工作持续深化，葛亭煤矿在全矿推行 REC 精细控制管理模式(对每个人、每件事、每一天、每一处实行管理)，这一管理模式，以区队为经济核算单位和管理实体，以员工个人为考核对象，以劳动绩效和“6S”行为养成评价为主要考核内容，发挥各级管理主体能动性，通过事前制定标准，事中过程控制，事后评价考核，竖起了检验各项工作的高标尺。

该矿严格按照“明责任、重效果、严考核、细管理”的原则，建立了4E 标准体系，制定了各工种的具体工作内容和标准，把原有定员定额、岗位责任制、经济责任制整合为严密的企业基础管理标准系统，真正做到人人有标准、事事有标准、时时有标准、处处有标准。目前的葛亭煤矿，井下现场严格操作、文明施工已蔚然成风，巩固了质量标准化一级矿井成果，使高标准文明煤矿建设步入了快车道。

以赛活源拓展“五精管理” 管理无止境、创新无极限。

该矿在“五精管理”的基础上，不断延伸拓展精细化管理的内涵和外延，确立了“五精五细”的精细管理目标。“五精”即精细、精准、精确、精益、精美；“五细”即细在流程、细在环节、细在考核、细在监督、细在规范。同时，积极采用现代化的生产技术，提高现场管理控制“精准度”，从而有效地提高管理的整合度，形成人机共管的管理格局，实现高效、节约和简易的管理目标。

为了确保该项工作落到实处，该矿设立了12个研究小组，各研究小组和各区队、部室逐一落实项目，明确进度，取得成果重奖，一事无成受罚，在全矿形成了比学习、比提高、比创新的浓厚氛围。干部职工自发地提出：每个作业岗位都要有“精优作业法”、每个管理岗位都要有“卓越管理法”。为引导各单位和干部职工在超越自我中推动矿井工作全面提升，他们把创纪录合练行动作为主攻项目，分产量、进尺、成本、效率、质量、安全、工程项目、文明行为8 大类对既有的纪录进行征集，以此为标杆设擂搭台，单位与单位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你追我赶、不甘示弱的生动局面已经形成。

目前，葛亭矿已整理形成了多个有推广价值的“精优作业法”和“卓越管理法”，其中“其福九步循环煤巷光爆作业法”应用后，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平均每班提高进尺 0.4米以上；“佩勇综采支架安全撤出管理法”推广后，由原来的每班 4人撤4个支架，增加到每班 4人安全撤出6个支架。

以人为本建塑“双十确认”体系

“安全生产，关键在人，文化是魂。”葛亭煤矿党委书记张远征如是说。该矿是这么认为的，也是这么做的。

葛亭煤矿及时导入、消化、吸收先进文化管理经验，对多年的安全工作实践和安全管理要素进行盘点梳理，逐步构建起了对人及其行为的十项确认制度和对物的十项确认制度，并以此为核心，构建起独具葛亭特色的“双十确认”安全管理模式，把全矿干部员工工作的着力点和关注点都聚焦到安全上来。因为，“以人为本”在葛亭矿领导班子看来，首先要以矿工的生命安全为本。

“双十确认”安全管理体系将安全目标层层分解落实到基层班组，建立起安全预警制度，严格控制安全生产过程；建立了责任分析制度，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并进一步完善安全责任考核体系，做到了责、权、利相统一，确保考核落实；按照“精确定位、精益求精、细化目标、量化考核”的精细化安全管理内涵，制定涵盖全矿各工种的安全管理制度，针对该安全管理体系中每个环节都设专人，明确其责任，并制定质量考评、安全责任追溯连带、安全培训、全员月度安全知识考核等制度，将制度考核与工资挂钩，形成了完整的闭合管理机制。

为保证确认到位，便于检查考核，该矿对每一项确认都规定了书面载体、印鉴载体、语言载体、行为载体等确认载体。同时，注重“自觉行为”的培养，加强全员理论知识与现场实际操作相结合意识培育。分层次、分工种由专业人员现场指导确认，使每一名职工熟知每一项确认的全过程。该矿还成立了考核领导小组，设立了考核办公室，采取动态检查和月度考核，推行班检查、日督察、月考核的方式严格落实奖罚。如放炮程序确认，由当班安监员对放炮程序确认执行情况实施动态检查，并按照确认工具的记录实施月度考核。同时，安全监督小分队不定期对放炮程序确认的执行情况进行督察。对确认不到位的责任人，每发现一次罚款50 元；月度确认执行部门不按规定落实载体记录的，对负责人罚款100元。矿考核办公室每月对11个责任科室推行情况进行全面考核，确保各项制度落实到位。

“双十确认”自2009年运行至今，为该矿安全生产的科学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形成了技术、观念、体制、人才、资金等立体化新型安全管理体系，职工的不规范作业行为及“三违”现象明显下降，矿井安全保障能力、安全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生产效率、企业效益得到持续提高。

篇3：师德,学校教育的根基

林崇德先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开展师德研究的学者之一。早在2000年, 林先生就主编了近170万字的《师德通览》专著。为高质量完成《师魂——教师大计师德为本》这本书, 林先生从2012年开始, 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项目支持下, 对自己进行了几十年的师德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再研究。阅读本书, 读者可以体会到作者深厚的学术积淀与精细的系统梳理的水平。

该书对国内外师德研究与论述进行了系统总结。在该书第一章“贵师德, 中华文明立其根”中, 作者对从《礼记》到坦普尔的《中国的创造精神》等记载中华民族文化的著作进行了深入剖析, 对孔子、老子、孟子一直到蔡元培、陶行知等众多教育家的师德观进行了纵向的列举, 让人读后清楚地知晓“贵师德”在中国历史上的时间长度。作者通过第二章“重师德, 国际杏坛有共识”, 对古代、“文艺复兴”时期、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现代等四个时期西方师德观以及苏联时期教育家的师德观进行了全面收集与论述, 让读者充分体验到“重师德”在世界上的空间广度。

该书对师德在教师素质结构中的地位以及师德与学生发展关系的模式进行了清晰的解剖和深刻解读。作者根据自己及其团队20多年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结果, 绘制了一幅关系图, 描述了师德与教育观念、教育教学能力、教师知识以及教育教学行为等教师核心素质之间的关系, 以及师德如何以教师素质为介质, 对学生知觉、道德品质发展和智力能力发展产生影响, 可以让读者深刻了解师德影响学生发展的内在机制与路径。

该书提出了师德的四维观, 并系统分析了四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师德的四维包括师业、师爱、师能和师风。所谓“师业”是师德的出发点, 其内涵是爱岗敬业, 具体体现在既要热爱教育事业和自己所在学校, 又要具有献身于教育工作的职业理想, 能够无私奉献。

而“师爱”是师德的核心, 作者将其定义为“师爱是一种只讲付出不计回报的、无私的、广泛的且没有血缘的爱, 是一种严慈相济的爱, 是一视同仁的爱”。并形象地将其描述为“爱自己的孩子是本能, 爱别人的孩子是神圣!”。

“师能”是教育的基础, 主要指教师要有丰富良好的知识体系, 扎实的课堂教学基本功, 善于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能力, 以及能够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

“师风”则是师德中教师角色、形象的体现, 主要体现为为人师表、行为世范。具体是指教师要在社会、职场、集体活动、学生互动中起到表率作用。

师德四维观, 让读者不再对师德内涵感觉抽象、对师德外延感觉模糊。

最后, 作者还创新性地分析了高校教师师德与中小学教师师德的区别, 他认为高校教师要以崇尚学术为基础、以培养杰出人才为标志、以淡泊名利为准则、以教育创新为前提, 强调高校教师不仅要有高尚的情操, 还要有良好的学术道德, 这些内容让处在不同教育阶段上的教师, 对自己应具有的师德有了更加清晰、具体的认识。

如果说几十年科学研究积累成就了本书内容的全面、系统、科学和创新, 那么作者本人对高尚师德几十年的亲身践行让读者阅读此书时感受到真实、形象、感动与震撼。林崇德先生任教已近50载, 无论是在基础教育从教的13年, 还是在高校工作的36年, 他都是高尚师德的践行者, 他将当一名好教师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 将“培养出超越自己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作为自己的教育理想, 将拥有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学生作为自己的人生幸福观。这些为师的信念, 让他在文革期间在中学当班主任时, 冒着丢掉工作的危险保护因小错要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学生;让他在高校当教师时, 培养出80余位博士, 其中有几十位已成长为科研、行政和企业的骨干, 他本人2004年也成为中宣部与教育部表彰的五位师德模范中唯一的高校教师。林崇德先生的师德观正是在这几十年中对高尚师德的不断践行中逐渐形成的, 也正是这些亲身践行, 让林崇德先生撰写此书时, 除了全面、系统和科学地描述师德的相关科学研究结论外, 还让他对师德相关内容的理解与论述更加到位、更加深刻、更富有感情, 各种例子也是精心安排, 让抽象的师德活灵活现跃然纸上。读者阅读这本观点鲜明、案例丰富的书时, 能够体会到这本书不再是面孔严肃单纯加工科学化的学术著作, 而能真正体验到高尚师德带来的心灵感动, 而只有这种心灵感动才能让人充分理解师德的重要和高尚师德的伟大, 也能鼓舞更多人成为具有高尚师德的教师。

篇4：信念，理想的根基

信念，是理想的根基，是行动的支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志愿者、义工、环保主义者、NGO成员。他们乐于为急需血的人挽起袖子，他们不用一次性筷子和纸杯，他们带着铺盖卷去穷乡僻壤教贫困孩子，他们为大坝、高尔夫球场、豪华别墅鲸吞的河流、土地、乡村奔走呼号，他们会在暗夜里感动、愤怒、流泪、失眠。本质上他们是一群快乐的人，健康、开朗、崇尚行动。他们又确是杜甫的后人，“生年不足百，常怀千岁忧”。现在，他们将这一切用纸和笔延续……

——曾经荒原

庸碌日子之外

图书《可可西里10年——志愿者讲述》

撰文/杨欣

荒原岁月是骨头上的烙印，新鲜而疼痛；可可西里是内心深处的情结，生命因之而动听。

他们，不同年龄、不同职业，来自不同的都市,选择在可可西里无人区相逢。徒手建造中国第一座民间保护站；深情守望青藏高原旷野上的野生动物；韧性抗争藏羚羊生存的权利；甚至牺牲年轻的生命……

这是一片不大适合生命存活的土地，却有两类具代表性的生命韧性地坚守：一类要本能地活下去，另一类要捍卫前一类活下去的权利。于是，藏羚羊和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人们，在可可西里相逢。蒙语中可可西里是“美丽的少女”之意，它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无人区之一，也是青藏高原野生大型兽类动物聚集最多的地区之一。

可可西里，他是雄性的，高远冷峻，像裸露臂膀的高原汉子；她又是母爱的，博大不言，默默哺育怀抱里的一切生灵。但在荒原的静夜里，有心人能听到她深深的叹息。生命本是奇迹，却在这片土地上的20和21世纪交接处，屡遭悲剧。

20世纪80年代这里发现金矿，数以万计的淘金者蜂拥而入，狂采乱挖，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市场流行羚羊绒制品，偷猎者又进入这一地区对藏羚羊进行毁灭性的捕杀，致使这种国家一类保护动物十年间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

高原上种种生命的归宿，地球村人类的归宿，人类心灵的归宿，三者之间或许存有一种函数关系。尊重他人，便是端庄自己。人，只是一辈过客，偶来一趟，借宿地球，一些人去了，另一些人又来，驿站依然，继续为后来者标注远方。人没有独裁大地所有版面的权力，去发布舆论一统、惟我独尊的社论。

1994年1月治多县委副书记杰桑·索南达杰为保护这里的藏羚羊，在一次与偷猎者的搏斗中，一人同18名偷猎者进行枪战英勇牺牲。1997年9月10日，可可西里东部昆仑山脚下，以索南达杰名字命名的中国民间第一座自然保护站——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在12名志愿者和治多县西部工委的共同努力下落成，可可西里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

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成立后的10年间，陆陆续续有300多名志愿者分批赴可可西里。他们大多数是都市里的普通人，在环境极其恶劣的无人区从事环境和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工作。这些环保主义者匍匐在零落的阵地上坚守。或许得之于知识的提醒，苦难的记忆，同道的共鸣，心灵的指引，他们的旗帜五颜六色，却隐约透现出相同的旗语，那是四个大字：悲天悯人。他们在感念苍生中感念自己，在助人中发现自己受助。天演平衡，所欲随心。

野性贯穿血脉，他们感知了文明；痛楚嵌入记忆，他们真切热爱生活；遭遇过许多非正常死亡，他们尤为敬畏生命。

本书选出10年里20人的荒原片断，它们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环保或是野生动物保护这样的主题。

可可西里只是一个壮阔的背景，在这背景前这些志愿者向我们展示了普通人平凡日子中不平凡的契机，这契机引导他们寻找庸碌生活外可能的精彩，并从此改变他们的命运。在这里，他们发现人之渺小因而需要崇高精神赋予生命价值；他们品尝倾尽所有之后的甜美从而领会施比受更快乐的道理；他们在生死与共的进退中重温人与人无间的亲密；最后，他们在荡气回肠的经历中改写自己的人生。

你朝九晚五，感觉生命在巨大的磨盘中渐渐消磨。也许你不需要进入可可西里，也许聪明如你进入这本小书这便是改变的契机……

户外探险提示

一本书和一个保护站

可可西里、藏羚羊至今已经为人们耳熟能详。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保护已经成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的一面旗帜。

10年前，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江河走进可可西里，开始为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保护进行呼吁。依靠《长江魂》这本书的义卖筹款，依靠志愿者的无私奉献，在可可西里建立了中国民间第一个自然保护站—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推动了可可西里乃至整个长江源生态环境保护的进程，使可可西里藏羚羊的保护得到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关注。

如今这本《亲历可可西里10年—志愿者讲述》是绿色江河志愿者在可可西里的亲身经历、真情实感铸成的文字，他们的讲述让读者能触摸到可可西里的真实，让读者感慨康巴汉子真枪实弹血性男儿的顽强与坚韧；同时，300多名志愿者在可可西里脚踏实地的无私奉献，又让身在城市里的人找到了一个精神上的绿色支点。通过《亲历可可西里10年》的义卖筹款，绿色江河将在长江上游建立中国民间第二个自然保护站。

在你拥有这本书的同时，你已经为长江上游的生态环境保护献上了一份爱心。本书的义卖收入将全部用于中国民间第二个自然保护站的建设。

慷慨义举，长江铭记。这也许是一项中国式的自然生态保护之举。

大地的梦想

图书《绿镜头》

撰文/徐刚

我一边读一边想：本书的作者汪永晨走了多少路？生而为人的天命之一就是走路，呀呀学语时摇摇晃晃迈出的第一步，便意味着生命的道路已经开始，从此后是奔波行走，感觉和体验虽然不尽相同，但作为个体生命的一生大体上都是在行走中完成的。由此，我们应该为行走而感激而赞美，多么好啊，我们还能走路！

大地有梦，也只有大地之上的梦想才能印证我们每个人心头的梦想。比如长江源，那些不意高大自己的小草，那些总是警惕着远离人类的野牦牛和藏羚羊，野牦牛行走时的八面威风，藏羚羊疾奔时的四蹄生烟，它们所思为何？奔行为何？还有各拉川东冰川，消消滴滴的融水是一条大江的初始流出，如果进而追问青藏高原的抬升，大陆板块的碰撞，在一定的高度上潇洒源头的确立，是谁？又是以怎样的伟力，在人类出现之前作出了如此神奇的安排？然后才有逐水草而居，才有行行复行行的人类创建家园的历史。历史的过程不可能再现，但，会留下若干细节，诸如长江源的雪山、冰川，那种庄严肃穆到冰冷的岿然屹立，告诉我们：这就是神圣！你只能仰视，你根本无法深入其中的古老和原始，而本书作者则以她的行走和细腻的笔触告诉了我们这一切：大地之上一个无比伟大梦想的源头的若干片断。人们称之为江河，奔流其间的是水，或清或浊的水，水是什么？今人只以“水利”、“水害”取之斥之，老子告诉我们“水几于道”，“天下之柔驰骋天下之圣坚”。汪永晨在长江源的感受之深，可以从她的一系列行为中得到解读：呼吁请停杨柳湖水库保护都江堰，乃至对怒江、金沙江上高坝大库的痛陈弊端，可以说无一不亲历之、亲为之。至于她在本书中发出的喜马拉雅山冰川正在后退、可能消失的警告，以及其中所包有的水危机的环境灾难的内涵，我相信，即使在眼下已为源区的荒涣化所证明。问题只是：我们远远没有把这一切真正关乎家园存亡的事件当成事件，而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急功近利的“发展”中。

书中处处流露出一个女性的细腻及慈爱——从人到山川草木到长江源的野狼和北极熊。她告诉我们：“人类所有的行为几乎都可以在动物世界中找到模式。”其实，人首先是动物然后才是人。人只能与万类万物共存才是人，然后便有了生命的广大和美丽。这广大和美丽中自然也包括北极的900多种开花植物，120多种鸟类，这些极地之花和极地翅膀，有着更加深重浓重的来自天国的意味，它们绝对不会诉说严寒的冷酷，它们只是开花、飞翔而已，人不知其详，人要连根带叶地理解了北极的一根小草，人就能知道何为上帝何为人了。但，人至少可以体会到华滋华斯的诗句所言：“最卑微的花也能给人以/深沉得不能用眼泪表达的情绪。”

荒野、冰川、小草和北极花、北极熊，当我们随着汪永晨的笔触看到这一切、想到这一切，掩盖以后又思念这一切时，我想告诉读者诸君：我们已经和汪永晨一起看见大地的梦想了。

这本书吸引我的还有她笔下的风景描写，用白描手法，读来更为真切感人。实际上，我们已经很难在当下的文学作品中，读到细致的、动人的、情景交融的景物描写了。从客观来说，我们的小溪小河都是外公外婆的清洌洌的小溪小河了，就是在大城市的郊外农村，你也很难得看见一条清澈的河流，无物可状便无景可写又有何情可护呢？以主观言之，文坛浮躁日甚一日，谁还愿意去长江源走风沙线？汪永晨从不以作家自许，只是以眼见为实的一切经过思考而真实地表露，那景致、那风格、那所见所思却得到了非同凡响的收获。其实，风景这一字眼丰富而厚重，她是带有神秘性的，指向神圣，大地上的风景都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是天工造化而非人力所为，人可以破坏，人不能再造。而极而言之，假如没有大地之上的风景，又怎么会有天启神通呢？那是一种无言的启示，那是一种永远沉默的人所未能的真正的艺术，我曾称之为大地书。

我和汪永晨只在一起喝过一杯咖啡，大约是志趣相近吧，我为她的绿家园精神所感动却是真的，同样让我感动的是她奔波之余的笔耕不辍，以及从笔端流露出来的对生命、家园的思考，由此会想起远在彼岸的台湾作家张晓风的话：“有没有一种山水是可以和我辗转相互注称的？有没有一种山水是可以和我相互印证的？”

我们都在路上，慢慢走啊，记住那些风景。

我们随着汪永晨与长江源和北极相遇而相对时，对大自然充满敬畏。

篇5：自信——创造自己的根基[定稿]

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班级：10级物流管理

自信——创造自己的根基

有这样一句话：你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人，你就会变成有价值的人，做有价值的事。的确如此，自信正是使人走向成功的第一要素。如果说你真正建立了自信，那么你就已经迈入了成功的大门。换句话说，自信会使你创造奇迹。

古往今来，每一个伟大的人物在其生活和事业中，无不是以坚强的自信为其先导。拿破仑就曾宣誓：“在我的字典里没有不可能的字眼。”这是何等的豪迈与自信，正是因为他的这种自信激起了无比的智慧和巨大的能力，才使他成为横扫欧洲的一代名将。只有相信自己，才能激发进取的勇气，才能感受生活的快乐，才能最大限度的挖掘自身的潜力。而现实生活中，我们身边的许多例子无不在告诉我们自信的重要性。比如说打篮球，刚开始的时候肯定什么都不会，打了一段时间后，你仍觉得自己打得很烂，这时候或许就会有一部分人认为自己不适合打篮球转而去接触其他的运动，还是不行，最后只得告诉自己或许我真的不适合运动。这时候我就要大声的问一句，他们真的不适合运动吗？相信在场的各位的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不适合运动的人肯定是极少个别特殊的人，而绝大多数的人是能够将篮球等运动玩到一定水平的，可为什么会出现前面的状况呢？其实正是那些人缺乏信心，在没有好好搞之前，就先否定自己，承认自己肯定打得不好。而这些也普遍的道理：在某些人面前，你感觉处于劣势，就发挥不出应有的水平，而真的处于劣势，在某些人面前，你觉得自己有优势，表现自然，往往就能充分发挥水平，而真的处于优势。自信正能为你产生一种慑人的气势，使你的气质焕发光彩。

自信会为你带来活力，使你的谈吐洒脱.大度，产生一种不知不觉中感染人的魅力。相反，丧失信心，会使你显得猥琐，不能充分发挥水平。如果你自己都瞧不起自己，又怎能让别人瞧得起自己呢？

然而说到这，我又想问一下大家，世界上什么最神奇.最伟大？是“人“。人，的确最神奇最伟大，但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你自己。在座的各位，你们有没有留意身边的人，当你问及他们你最想做谁。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的回答都是伟人名人，却很少有人回答做自己。是啊，伟人名人有他们的伟大之处，但你也有你的伟大之处，此刻你身上其实正有许多别人希望得到的东西。是的，你要做那些伟人，你永远也做不了，你只能做你自己，你也正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产物。

篇6：关于根基的文章欣赏：根

我眼里和心里的根，无处不在无处不有。我认为的根，具有自然与社会双重属性。树根草根属自然属性的根，解决工作中的问题找根源为社会属性的根。

人有根，图四仅为家系一代代相传系有根，续家谱寻祖籍人之根的繁衍和对根的深情。

中华文化根深。黄帝开创中国人真正的文化的，因此把黄帝称为“人文初祖”。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奠定了神传文化的初始，始就是根。道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文化的血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以“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传与社会。“慈悲普度”的释教佛法东传，中华文化变得更为博大精深。儒、释、道三家思想交相辉映，共同形成了中华文化的根。

万物之盛皆于水，水源即为水根。青海省巴颜喀拉山脉是黄河水的根;“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各拉丹冬峰是长江的源头，是长江的根。竹山堵河水源于众多山溪和官渡河，它们是堵河之源堵河的根。堵河是庸城人的骄傲是堵河人的根。

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树根。树根深深地扎在土里，终身在黑暗中艰辛的下行，托起树的身躯一天天长高长粗。根越苦、越深树越壮越茂。

草根，不起眼草的根。原野上道路旁绿色的野草在风中轻拂，是根在拼尽全力不让小草离开土地。见到小草引起儿时的回忆，童孩一起挖几根茅草根，用手搽搽就放进嘴里，享受着那淡淡的，带草味、泥土味的清甜。

大厦之根。大厦的底板是大厦的根。只有底板坚固可靠,才能确保大厦的整体稳定。

数学里有根。一数开平方所得的值为“平方根”，开立方所得的值为“立方根”。

化学里有根如：氨根。硫酸根。

文学里有许多根的诗如:

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带有根的成语有无数，其中我最爱这一些:落叶归根，刨根问底，树大根深、落地生根、六根清净、追根溯源、根深叶茂等。

万事万物皆有根，地是万物的根，诚信、智慧、历练等是成功的根，父母是自己的根。

篇7：根基的近义词

新时代党员干部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那么作为基层的党员干部，该如何通过学习来强化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

一要抓好思想建设，坚定信念。思想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灵魂，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总开关”“总开关”没拧紧，就无法落实从严治党。由此，作为基层的党员干部，要抓好自身思想建设，坚定理想信念，深刻地认识到政治理论学习的重要性，面对新时代的新要求，要从思想上、行动上、政治上提高政治站位不断增强理想信念，筑牢思想根基，永葆共产党员的当担本色和蓬勃朝气。

二要用好学习武器，提升自我。学习，是增强思想厚度的重要路径，是提升思想认识能力的不竭源泉，是当前党员干部强化思想建设的重要途径。新时代基层党员干部政治理论的提高是指导基层工作安排部署的航标，提高工作能力和效率的措施之一。基层的党员干部应该要来强化作风建设，创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形成比学赶超的良好学习风气，将理论学习运用到实践，在工作中坚定思想政治基础，真抓实干，埋头苦干踏实的做好本职工作，进一步筑牢党员干部的思想基础。

三要制定学习计划，强化监督。强化理论学习，筑牢思想基础，党员干部要坚持完善学习制度，把学习作为提高思想政治理论建设的重要途径，做到按时参与党支部学习、文章学习、理论考试等，在学习过程中做到多观察、多研究、多思考，做到学以致用。同时应制定个人学习计划，通过学习来传达党的精神，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坚定思想信念；

篇8：大学的根基在于大学的文化

应该看到, 目前大学在某些方面还没有完全起到对社会文明的引领作用。大学既要融入社会, 同时又要保持自身的独立, 决不能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成为不良现象的俘虏, 这是当前大学文化建设要充分引起关注的问题。我们应该反思自身的差距, 反思我们和世界一流大学之间存在的差距。

世界一流大学的优势在哪里?很多人会说他们有很多的名人, 他们的毕业生当中出了很多总统、首相, 有很多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和杰出企业家。那么, 我们要问他们为什么能出这么多杰出的人才, 是因为他们的专家多、教授多、实验室设备好、经费充足?我们承认这些都是必要条件, 但不是充分条件, 最关键的是因为他们具备良好的大学生态环境、名校的文化传统和教学理念以及主张对新知识的不懈追求、强调自身的发展等。研究这些著名大学的共同点, 会对我们的高校有所启发。

大学文化生态是对根本性道理的坚守。国内外著名大学的精神往往都遵循一些非常根本性的道理和朴素的原则, 并没有很高深的道理和华丽的词藻, 但恰恰是这些根本性的道理和朴素的原则, 代表了大学对人类本初性价值与理念的不懈追求。换句话说, 本初性、根本性的东西往往是能够经得起检验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大学精神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 但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追求应该是不变的。

大学创新离不开文化生态的土壤。大学是先进知识的创造之地, 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是大学承担的重要使命。特别是在当前建设创新型国家,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社会背景下, 大学的创新使命更加明确和凸显。我们需要很多的创新人才, 我们也需要物质和资金的支持, 但是有一点根本性的基础绝对不能忽视, 那就是大学的创新离不开大学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为了加快创新速度, 一些高校请来了一些知名的学者, 我认为这对我们近期的发展是必要的。但是我们更应该认识到, 一个学校的创新成果绝不是一两个人所能够做出的, 靠的是一个群体, 靠的是一种精神, 以及让那些知名的学者发挥作用的土壤, 一个学校根本的办学环境是这块土壤, 在这块土壤上能不能长出好的人才, 这块土壤肥不肥沃, 对创新有利还是不利, 这是最根本的, 也是最重要的。

篇9：宪政的根基

今天坊间和学术界的梁漱溟热，鲜有讨论他的宪政思想及其与乡村建设的关系。其实抗战前后，梁漱溟对宪政和政党问题有大量论述，值得今天重新回顾。

梁漱溟的口号是“乡村建设就是我的宪政运动”，因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本。他认为晚清以来，中国的宪政运动一直无法成功，就在于一种政治制度并不是寄托在宪法条文上，而是寄托在政治习惯上，西方政制在中国社会是无根之物，所以无法成功。所谓宪政是自由权之保障和参政权之取得，应该是来自人民的运动。但是中国的宪政运动，却出于挽救民族危亡的动机，是出于民族立场，属于民族自救运动，是百年来世界大交通之后，基于外在压力的产物。宪政对于欧美是目的，是从社会内部问题逼出来的，而我们的宪政运动是受外界打击而产生的维新改造运动，却是手段，不是社会本身的要求。三民主义，外求民族解放，内求民权与民生，内部的问题也是由外部问题所引发出来的。这是中国宪政之路不同于西方的地方。中国的社会主体是乡村，乡村建设就是要从中国培养出新的政治习惯，努力使得新的政治制度自下而上产生，只有这样才能创建出有力量的社会主体和政治。“欧化不必良，欧人不必法”，这才是民族的觉醒和自觉。

但是，1937年抗战爆发，邹平的乡村建设陷入危机。韩复榘当局加速了对农村的剥夺，要壮丁、要枪支、派差派款，梁漱溟乡建中地方民兵的自治力量，则成为当局直接抽取的武装资源，壮丁和枪支每每被整批带走，而且还屡屡以欺骗方式，这就导致“凡当局一切所谓之结怨于民者，乡农学校首为怨府。”

事前乡农学校固未料到，而曾以乡民以“绝不带走”为担保式之声明者，至此毫无办法，自己落于欺骗民众地位。甚至有时乡农学校亦在被骗之列，而乡民仍认为乡农学校行骗。怨毒之极，致有砸毁乡校，打死校长之事。我同学之死于此者竟有数人之多，曷胜痛吊！……以建设乡村之机构，转而用为破坏乡村之工具，吾侪工作至此，真乃毁灭无余矣！吾同人同学几乎不能在社会立足，几乎无颜见人矣！言念及此，真堪痛哭。

在此内忧外患之下，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的实践彻底破产，他所设计的抵御现代性负面力量的基础都被它的对立面所吸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因此放弃自己的乡村建设理论，而是相反。正是在统一抗战的历史需求下，他开始把自己的“社会本位”思想推向了对中国党派和宪政问题的思考和实践中。

抗战中梁漱溟的宪政思想

1938年面对抗战爆发后的种种危机和问题，梁漱溟发表《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他痛切地认为，中国受日寇之祸至此，在于中国本身的分裂。北伐之后的内战和政府的贪污腐败，国民党缺乏政治方向，丧失了革命性。而共产党过高估计阶级斗争，不合大势，是分裂的因素。中国30年来政治上不统一不稳定，社会意志上不统一，最高国权无法树立，是遭日本侵略和失败的内因。因此，要求得抗战胜利，关键在于统一社会意志，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一致抗日。

社会内部的统一，不能用阶级的方式，而必须用联合的方式。因此，他总结其乡村建设的失败，认为“唯有迅速建立吾侪之团体组织”，但是此团体组织，并非通常之政党，而是中国特有的政治团体，“政党必争政权，吾侪不争政权，便非通常之政党”。中国目前的形式，不应有绝对排他的政党，亦不应有相对立的政党。在他看来，中国目前的政党结构应该有两重，个别团体为第一重，团体与团体的联合为第二重。个别团体的存在，是为了代表不同的利益和声音，而其联合才能协力救国建国。这一联合的思想是为了代表全民族社会：各族各教各地方各阶层各职业，但代表的同时要保持一致的立场，就必然不能直操政权。因此，梁漱溟强调说，这一联合的团体，与其他国家的宪政体制，即联合内阁混合内阁或举国一致内阁全非一事，“若以孙中山先生学说解释之，则此联合体所有者为权，而政府所有者为能；此联合体所有者为政权，而政府所有者为治权。吾侪尝自誓永远守定在野营垒，其义在此。”此后，乡建派开始作为一个团体组织，介入到中国的第三种政治力量之中。

梁漱溟批判国民党建设而不革命，共产党革命而不建设，而现在时势的需要是“革命的建设”。因此，一方面，梁漱溟奔走于各党之间，寻求国内合作与统一的道路，为组建中国的第三种政治力量而努力不懈；另一方面，他却坚决拒绝参加自由主义人士发起的宪政运动。1939年，他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把各小党派联合起来，并一再声明，这不是一个政党，只是为了应对国共冲突而引起的紧急情况而建的特殊组织，目的是推动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全国的团结。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合作面临崩溃，促使梁漱溟放弃同志会，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但是，无论是统一建国同志会，还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梁漱溟的目的都不是为了打造一个新的政党，而是为了纠集社会上的各种政治力量以“避免内战”，在这个意义上，他谋求的仍然不是现代中国的所谓“宪政”运动。他在《光明报》社论中强调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不是一个政党，而是许多党派的联合，是一联合体，“所以不要看作国内两大政党之外，政治上又增多一竞争的单位。他只是为了当前时势需要，而作此联合行动。什么时势需要？就是不要以内部不合，坐失国家翻身的时机”。对此，他在各种场合再三明确表示，不取宪政之意，宪政要在国家统一之后，非现在所急。所有这些言论，正是梁漱溟一贯思想的延续，那就是中国的党派问题要以统一中国为宗旨，而不能成为分裂的力量。这是他讨论政党问题和宪政问题的关键，民主势力的培养，是为了奠定国内的永久和平，而绝不能相反。在梁漱溟看来，抗战爆发，这一外来的力量使得中国长久以来的统一问题之解决成为可能，“这全为暴敌所赐，其势不可久恃。我们必须乘此时机，从内部自己奠定永久之统一。” 凭借时势，谋求社会内部统一，正是梁漱溟借助第三政治力量作为社会的代表，在国共两党之间斡旋的最重要的动机。

1938年1月5日，梁漱溟第一次到延安，和毛泽东谈话的两个主要问题，就是，“一，对外如何求得民族解放；二，对内如何完成社会改造——亦即如何建国”，他认为，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抗战必须依靠团结，但是这样的团结不能建立在党派利益的基础上，这样的表面上的团结根基甚浅，而必须建立在社会改造的基础上，这是民族自身的基本问题，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团结。而社会改造的最核心就是对乡村和农民的改造，以文化改造，完成民族自救。中国的宪政在社会，社会的根基在乡村，而中国的抗战也最终必需依靠乡村。

团体、政党与多元主义

如何理解梁漱溟的这些具有独特声音的宪政思想？这对于理解梁漱溟思想的整体性非常关键。艾恺在《最后的儒家》中认为，梁漱溟一方面投身于第三种力量的民主政治中，要求国民党结束党制，一反面却反对自由派的宪政运动，这种“非宪政化的民主制”是一种令人费解的态度。但其实，我们把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其宪政思想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出其整体性的逻辑。梁漱溟是用社会本位的立场来衡量一切政治问题，在他看来社会大于民族国家，大于阶级，也大于政党。只有社会有权，国家才能有权，而这个社会的根本则是乡村社会（而不是今天我们所谓“市民社会”）。在军阀混战的时期，他谋求的是乡村建设；在抗战爆发的时期，他寻找的是政党的团结；——都是其社会理论的实践，而其指向则是国家统一，以及在新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上国体的延续，其宪政思想正是建筑其上。

我们需要退后一步来讨论梁漱溟的政党、宪政与社会的关系论述。梁漱溟强调宪政必须以社会统一、国家统一为前提，以社会力量为基础，是否只是中国的独特性呢？

我们可以意大利政治学家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的研究为一个参照和比较的坐标。从理论上说，西方政党合法性的获得恰恰是以克服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为前提的，在《政党与政党体制》一书中，萨托利追溯了政党从宗派到政党的起源和发展，指出政党这个词汇的出现是18世纪以后的事情，而且最早都背负着宗派主义的毒性。最早对政党作出定义的两位经典思想家是休谟和伯克，都出自英国。休谟的贡献在于区分了政治的和宗教的原则，“源于原则、特别是抽象思辨的原则的政党只是现代才有的”，而政党是自由政府的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结果，而不是自由政府出现的条件。这个政治原则和宗教原则相区分的观点为伯克的政党定义开辟了道路，而伯克的著名定义是：“政党是建立在一些人们集体认同的特别的原则之上、以共同努力促进国家利益的联合起来的实体。”

政党是使人们能够利用国家的全部力量和权威实施他们公共计划的恰当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区分于宗派。对于伯克来说，区分党派和宗派的动机，在于驳斥国王把所有的党派都说成是宗派，也就是说，政党需要在与王权的斗争中获得合法性，其前提是党派必须作为一种有益于公共义务的团体（connection），团体是伯克的关键词，团体在政治上“对彻底履行我们的公共义务是完全必要的”，反对宪法的威胁来自“分而治之”，来自国王对一个充满宗派争斗、不团结因而无力的议会的操纵。“伯克明白——而这正体现了他的才华——由于议会不可能是铁板一块的，如果议会联合起来——也就是组织‘体面的团体’——来反对主权将处于一个更加有利的位置。”

萨托利认为，“追溯到上个世纪英国的情形我们得出的一个主要教训可能就是政党——如果被接受并恰当地运作——是以宪政治理下的和平为前提的，而不是以导致宪政确立的内战为前提的。”这正是为什么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都对政党充满怀疑和否定，反对政党正是和反对宗派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宗派的本质是牺牲大众的利益和剥夺人民的主权。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比尔说：产生多党的原因只能是“个人利益”，圣茹斯特（Saint-Just）说：宗派在分裂一个民族时用凶险的党派意识取代了自由。美国的建国之父华盛顿在1789年的告别演讲时强调说：“我以最严肃的态度警告你们警惕政党精神的有害影响……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自由国家中政党是有用的筹码……用来维持自由精神的活力……在一定条件下这可能是真的……但是在纯粹选举产生的政府中这是一种不应鼓励的精神”，否则政府软弱得不能抵御宗派的野心，那么自由就不过只是一个名词而已。托克维尔观察美国第一批现代政党的出现时，总的评价为：“政党是自由政府生来就有的恶。”

在伯克为政党的合法性进行理论辩护的时候，政党的实践并没有相应地获得好评。政党被接受的前提是克服对分裂的恐惧，在于“多元主义”的确立。而宪政多元主义——权力分立和制衡信条，比政党多元主义要早得多，而且是在没有政党反对政党的情况下形成的，宪政主义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褒扬和寻求的是混合政府而不是政党政府。就宪政而言，一个政体分成不同的部分，但这并不是说这些部分就是政党。政党获得合法地位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而且只出现在极少数的宪法中，直到今天，在大多数国家，政党在法律上仍然是私人团体，而没有得到宪法的承认，只有少数例外。把自由宪政主义的世界观扩展到政党的两个障碍，一是政党作为宗派，是“反对整体的部分而不是整体的部分”；二是启蒙运动的强烈的个人主义信条，它针对的是中世纪的束缚。今天的多样性的民主概念，在18世纪的民主之父看来并不具有根本性，他们的民主概念恰恰是统一和一致，因为他们参照的是古代的民主，斯巴达和罗马的民主，而不是自由民主。

政党多元主义来自多元主义首先扎根的国家，来自新教而不是反对宗教改革的国家。多元主义成长于战争和宗教迫害，其实质是宽容原则，是世俗化培养了多元主义。在多元主义的世界观普及的地域之外，政党多元主义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也没有长久存在，因为要操作一个存在很多政党的政治体系，并使得这些政党不危害这个政体，并不是简单的事情。萨托利强调，多元主义作为自由民主的基础，其基础并不是共识或者冲突，而是分歧。分歧与共识和冲突相关，但与两者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同。基本原则上的冲突不是民主的基础，也不是任何政体的基础，真正的冲突的唯一结果是内战和分裂。而共识则是多元性基础上的全体一致，是激发不断调整思想和利益并使之成为一个相互说服和不断变化的无止境的过程，是分歧作为社会常态的存在，才使得人们去创造共识。

人们所认识的共识是通过下列事实所证明的，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西方的政党体系并没有发挥作用，只是在合法性危机的问题解决之后——也就是在宪政统治被接受之后——才运作起来，这也许不是偶然的。也许政体必须首先存在，也许国家统一必须在政党“分裂”之前，也许这就是使政党相容于统一而不是有害于统一的条件。

这样的多元主义的政党宪政是西方的现代性的产物，因为，在萨托利看来，大量的可识别团体的出现并不能证明多元主义的发展，而只是说明表达的碎片化的发展状态，政党是社会表达的方式。只有这些团体是联合性的，而不是惯例的或者风俗性的，只有这些团体被认为是自然发展的，而不是强加的，多团体的社会才是多元的。因此，非洲式的建立在传统公社组织上的“多元主义”被排除在外。只有自愿的、非排他的团体，以及其“交叉分野”的关系，才是多元主义。

自下而上的乡村建设才是宪政的前提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梁漱溟和萨托利的观点，就可以发现梁漱溟对中国宪政道路思考的坐标与西方的宪政道路的发展有着惊人的相似，但是他却是以强调中国特殊性的方式来表达和完成这一思想的。这是因为，他只有强调独特性，才能够超越同时代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对宪政的“原教旨主义”式的崇拜。也正是因此，使得梁漱溟得以在更深入的层面抵达了宪政思想的要义。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处于旧社会崩溃解体，新社会建造未成之际，国家大局因此得不到稳定统一，这是中国民族的生死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打造新的社会组织来解决中国人的散漫，以社会统一促国家统一，因为社会统一，武力才有真正的主体，国家自然就能够统一。此社会组织，并非当时的政党和宪政所能够解决的，在内战的前提下，不可能建立所谓“宪政”。1946年，国民党宣布结束训政阶段，在南京颁布《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梁漱溟在《观察》上发表《预告选灾，追论宪政》一文，引用十年前吴稚晖的话，把即将到来的全国大选称为“选灾”：

当时吴老看到各地为选举而闹得举国骚然，鸡犬不宁，公私耗财之巨，社会风纪秩序破坏之烈，乡里友好结怨成仇，伤亡而继之以词讼，精神物质一切损失之无法计算；于是从其悯恻之怀，发为讽刺之言。他叹息于水灾、旱灾、风灾、虫灾，……任何一种灾，亦没有这“选灾”普遍而深入。这确实是个古所未有，比什么都重大的灾祸。然而不幸的很，今年我们在许多水灾（两广成都各处），旱灾（山西河北等处）和兵灾之外，又将有一次这重大的选灾的到来。

我想不待我来预告，有心人谁不看到这里？但尽管看到，却无人敢说个“不”字。此非谓政令所在，不敢违抗。根本上在“民主”“宪政”这一类仙符神咒之下，人们已经失去了怀疑反抗的知能。大家好像说，“选举怎能不办？”要行宪政既成了天经地义，宪政则必从选举作起；而选举在一般意识里就只有欧美通行那套方式。于是明知其为灾为祸，亦只有将就忍受，或且还妄想从灾祸中受到符咒之效（实现宪政）。

梁漱溟正是从这样的中国政治的现实出发，吁求打破对西方宪政的迷信，而实实在在地探讨究竟什么样的政治形态对于当时的中国是最重要的，所以，他极力主张用“团体”所形成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党派。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梁漱溟对党派和团体的区分，对宪政与国家统一、和平关系的把握与实践，超越了当时的宪政主义者。在他看来，所谓宪政和民主，其目的都是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建立条理和秩序，相互承认和相互制约，而不是相反。他清楚地意识到：“政轨之立，却绝非一纸宪法所能立。政轨的建立，正是建国运动中第一件大事。建国是要大家合起来建一个国，不容有两个以上的建国运动。”所以，“宪政者，无他，只是在这西洋国家内部一种有争而无乱之道而已。其为‘集团而斗争，斗争而集团’，仍然未变；不过团体内组织得更好，对外斗争起来，其力更大。”而当时的政协其实是在国际国内的督迫之下产生的，其目的就是在国共两党之间取得相安之道，促国家实现统一，其道就是把政党的军队交给国家，把它们变成宪政之政党。在这个意义上，政协本身不是宪政，只是实现宪政的条件。梁漱溟在政协大会上竭力主张所有现役军人脱离党派，邵力子反驳说：这实际上做不到。梁漱溟拍案而起：“作不到也得作！”因为在他看来，没有这个前提就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宪政可言。政协失败，国共两党和谈失败，正是作为宪政的社会前提的失败。

梁漱溟的立场和观点显然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我们根本不同意以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类范畴，加于中国社会史上”。“所谓不跟共产党走，最要紧的一点就是不学他们的斗争。斗争自是共产党的拿手戏。他们把全部历史说作是阶级斗争史，那恰是为西洋人而说。”分歧的焦点正在于“阶级”问题上。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叙述里，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封建社会也是阶级社会，地主阶级是剥削阶级。但是，今天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已经普遍支持梁漱溟的观点，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自耕农为主的社会，因为没有长子继承权，土地和财产的集中程度并不高，并没有很大的阶级分化。而梁漱溟也一再表述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就是要为了让共产党不能成功，因为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破坏了乡村的统一性。但是他失败了，而共产党却成功了。

这是因为，梁漱溟关于中国阶级问题的叙述在一般意义上是对的，但是恰恰是在19世纪末，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居住在城镇里的不在地主比例大大增加，传统的社会结构已经进入崩解的过程，这才是西方的阶级理论得以立足和发展的现实土壤。“即使在最讲仁爱的儒家地主户下租佃，农村的阶级关系也决不是作田园诗的合适题目，而十九世纪后期的外居地主制则更加苛刻，以致在二十世纪时已经变得令人不堪忍受。”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20页）其实，中国农村的状况自19世纪末以来，已经迈入了一条不同于传统的现代道路，这正是梁漱溟自己的分析，农村的破坏起缘于外在的压力，——问题只是在于是否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和范式。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对中国社会非阶级性的判断，在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之后，恰恰是值得争议和辨析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学说，如果对于中国长时段历史的解释是有问题的，那么在近代中国社会变动的格局中，却有其巨大的合理之处，——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的现代革命极其重要，这正是20年代的大革命之所以席卷中国城乡的原因。

《剑桥中国晚清史》在最后一章“社会变化的潮流”中检讨了近代社会的这一变化，作者认为晚清中国社会的变化，尤其体现在土地关系以及地主与佃农关系的恶化上。因为不断增加的军费开支和各种现代化的开支，使得占农民多数的小生产者负担日益沉重，趋于破产。而传统的地缘和血缘的社会体系，也在这个过程中破裂：

而这种体系本来是能够缓和对抗激烈的阶级冲突的。这个体系曾经保持过农村社会上下一条心，此时则越来越破裂了。以往地主或地主名流在歉收之年减免租赋，或向佃农和小农提供帮助和各种保护，而此时这些情况越来越罕见，或者越来越成为麻烦的负担。绅士名流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是地主离开土地迁居城镇，它虽然不是造成体系破裂的唯一原因，却加剧了这种破裂，因为仍然留在农村的地主肯定不会表现出更多的儒者的仁爱之心。地主的无情，尤其是进入城市以后，破坏了他们和佃户关系中曾经有过的相互信任和道德权威。（第677页）

这样的过程其实正是梁漱溟所描述的中国乡村社会解体的过程，但是他否认这是新的阶级关系的出现，而是把它视为一个必须被克服的社会现象，因此他的乡村建设方案的要旨正在于如何消除产生新的阶级冲突的社会条件，这是他改造社会的目的，即重建城乡一体、上（知识阶层）下（农民）一体的社会有机体。但是，正是因为他拒绝承认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历史意义，使得他的乡村建设运动并不能有效地完成对农民主体性的再建构过程，他的乡村运动中的农民始终是被动与消极的，这也是为什么1949年之后，他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去观察新中国的土改时，对农民的积极参与印象极为深刻。而他的上下一体的实践也始终停留于理想，“梁漱溟始终未能解决乡绅和大部分民众在利益上的明显对立”，（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第198页），他极力推行的知识分子、干部与农民的结合也并没有真正实现过。

但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的理论及其建筑于上的宪政思想，却开辟了一个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的历史、革命和现实的新视野，那就是自下而上的乡村建设才是宪政的前提，宪政是人民的运动，中国只有克服城乡分裂、重建乡村社会主体才能抵达宪政的根本。局限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框架下来谈中国的民主宪政问题，是把中国的问题收缩为城市和中产阶级的问题，这恰恰是城乡断裂的表征和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