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张琳娜简介

南昌起义张琳娜简介（共3篇）

篇1：南昌起义张琳娜简介

1911年四川掀起保路运动，在同盟会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设立起义总部，准备发动新军起义。由于计划泄露，起义机关被清军破获，形势危急。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营熊秉坤率部首先起义。各营奋起，攻陷总督衙门，占领武昌，成立湖北军政府，并发表宣言，号召各省起义。各省相继响应，形成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

篇2：南昌起义张琳娜简介

关键词：田五、张文庆起义,清政府,伊斯兰教政策

在苏四十三起义后, 穆斯林社会没有因此而沉寂, 后因“李侍尧查治新教余党, 吏胥肆扰”[1], 激起了以田五、张文庆等领导的反清起义。这次起义之后, 迫使清政府重新对伊斯兰教政策进行调适, 加强自身的统治。

一、起义的爆发

田五又名田富, 是盐茶厅 (今宁夏海原县) 小山村人, “曾从马明心学习新教”[2]。张文庆是通渭县北乡草芽沟人, 马明心的内侄。他们在乾隆四十六年 (公元1781年) 六月苏四十三起义失败后不久, 便在甘肃通渭北乡华阳山上修筑石峰堡, 准备武器、旗帜等物, 并且特制“白布号褂, 以示不忘马明心之意。”[2]此次起义原定于乾隆四十八年 (公元1784年) 五月五日开始, 但因乡约李应得等告密, 迫田五提前在盐茶厅小山首举反清义旗。不久, 张文庆等继起响应。

五月, 起义军与甘肃提督刚塔等率领的清军战于伏羌城外, 田五不幸负伤, 在“马营水抹脖身死”[3], 陕甘总督李侍尧乘机在此屠杀妇孺千余人。一时间“流言官兵欲剿绝回众”[3], 这激起了回民更大规模的反抗, 义军在张文庆、马四圭等领导下“煽党肆掠, 贼氛益炽”[3]。

清廷无奈之下临阵换将, 将李侍尧、刚塔革职, 改命富康安和海兰察会讨, 同时又命大学士阿桂率领健锐火器营两千助剿, 前后调动各地官兵共约万人参与“围剿”。六月十一日, 义军退守石峰堡。清军四面围攻, 并断绝了石峰堡的水路。七月初, 清军攻破石峰堡, 起义失败。

二、清政府伊斯兰政策的调整

虽然此次起义前后不到3个月, 但规模和人数比苏四十三起义更大, 共“涉及甘肃中部的10多个府、厅、州、县的1 200余个村镇”[4]。此次事件平息后, 清政府对于内地伊斯兰教的政策做了进一步的调整。

(一) 对于原来“新教即系邪教”和“净绝根株”的政策做了一定的变通

在田五、张文庆起义之初, 乾隆对李侍尧的上谕中说:“小山回民聚众私立邪教……但甘肃逆回的新教自前岁大加惩创之后, 为时无几, 乃田五等复敢私起新教, 纠众攻占城堡, 不法已极。”[2]在同一道上谕中出现“新教”与“邪教”字样, 可见在乾隆的眼中依然视之“新教即系邪教”。因此从此次起义一开始, 乾隆便制定了对新教“务净根株”、“从严办理”的政策, 对于“贼回家属……即勿分首从概予骈诛, 不可又存姑息之见。”[2]对新教“必当净绝根株, 勿留余孽”[2], 企图通过残酷的血腥镇压来压制穆斯林的反抗斗争。但镇压引起了穆斯林更大反抗, “大概逆回等初则籍口以马明心报复为辞, 互相勾结, 迨起事后又以洗灭新教煽鼓勾连, 复于所到地方用威迫协, 是以听从入党之人日聚日众。”[2]“此次逆回起事, 纠合勾连, 大概总以欲洗回民为词肆行煽鼓, 以致愚蠢无知各怀疑惧, 日聚日众。毋论新教回民相率成群, 即旧教亦多有听从入党。”[2]因此, 乾隆帝对其政策做了一定的调整, 如下:

首先, 对株连政策做了一定的调整。提出“其余回民内或有新教之人, 现因畏罪自称旧教, 亦可暂且毋庸深究。”[5]但这只是权宜之计, 不过这是对原来“净绝根株”新教政策的一种变通, 为以后在政策上的改变提供了契机。

其次, 对“邪教”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的界定。在“剿灭贼匪后, ……查办此事止当分别从逆与否, 邪正之殊不必论其教之新旧。……嗣后凡从逆回匪俱称为邪教, 不必复分新旧教名目。”[2] (富康安说得更清楚:此次大兵征剿“原为搜擒逆党, 并非查办新教。如旧教回民敢于从逆亦罪在不赦;若新教能知畏法安分, 本属良民, 毫无干涉, 断不必自生疑惧为逆党煽诱协从。”[2]

再次, 尽量抹杀新旧交替的区别, 放宽了对新教的控制。乾隆明确表示:“总之新旧教回民皆吾赤子, 若新教回民果能奉公守法, 又何必管为区别, 扶旧教而除新教耶?”[6]

(二) 安抚旧教、打击新教仍是清政府镇压和分化起义阵营基本手段

在此次起义之初, 清政府就明确地提出“至陕省各属回民甚多, 伊等俱系旧教, 从前曾降旨李侍尧, 令其明且晓谕慰安旧教, 严办新教。”[2]在乾隆五十四年 (1789年) , 镇压了田五起义后, 乾隆又提到:“至该督 (勒保) 奏称甘肃回民从前新教居其大半, 自四十六、九等年大加惩创之后, 改归旧教者固多, 而狡黠之徒阳奉阴违亦复不少, 难保其不再生事端等语。因思回民旧教自必多于新教, 其饬禁之后仍行暗习新教者, 因查察甚严, 不敢公然露面, 而旧教中人见其行事各异, 自无不知之理。何不乘此查办时晓谕旧教回民, 令其将仍习新教之人逐一指出, 即可按名查缉严行办理, 以期永净根株。”[5]

从这些谕旨中可看出, 清政府推出“扶旧灭新”的政策只不过是暂时性策略。清政府眼中的旧教在某种意义指的就是奉公守法、维持原有穆斯林社会基本格局的伊斯兰教, 为了维持统治, 所有标新立异的主张都是其禁止的对象。

(三) 在善后中进一步强化政府对甘宁青地区的控制能力

在平定田五起义后, 清政府进一步强化对甘宁青地区的统治力量。在各州县添设营讯、墩堡或增兵。如在静宁州设立副将营制, 设置兵额五百名, “并添设左右二军守备, 将左军驻隆德, 右军驻会宁, 以成犄角之势。”[2]在其他州县也纷纷添兵立营分汛。凡“此案添官弁五十九员, 除裁移副将一员, 都司一员, 千总一员外, 实添设参将一员, 都司二员, 守备三员, 千总十一员, 把总十一员, 经制外委二十八名”, 总计“加添兵数共有四千二百三十余名”[2], 添设墩塘一百四十一处, “合之旧有墩塘八十二处, 共计二百二十三处”[2]。如此在甘省形成所谓“则自省城东路以至泾州, 北路静 (靖) 远、盐茶以迄固原暨南路河、巩、秦、阶一带, 营伍充实, 墩戍联络, 计通省河东、河西地方处处有兵, 星罗棋布, 藉资捍卫边陲, 可保金汤永固”[2]的军事形势, 以强化对当地的军事和行政控制能力。

(四) 限制穆斯林群体和其他民族群体之间的联系, 消解伊斯兰文化的文化扩张, 孤立和削弱穆斯林群体

在甘宁青地区, 由于穆斯林人口较多, 以及特殊的文化地理因素, 使得其文化得到了充分的张扬和发挥。这一地区各民族之间保持了友好交往的和平局面, 不同民族之间的交融也比较普遍。当时署河州知州凃跃龙在其奏章中曾提到:“甘省多汉回杂处, 而河州为最……往往有汉民改为回民, 究其所以, 有回民乏嗣抱养汉民为子, 有 (又) 有无赖汉奸贪财归回者”[6]。可见, 当时河州地区穆斯林和汉族之间保持着友好的交往关系。

在起义被镇压以后, 清政府为了限制穆斯林文化的扩张, 制定了种种措施阻碍穆斯林同其他民族, 特别是与汉族之间的交往和融合。因此, 当时掀起已改回民的汉民重新改归汉民的浪潮, “前改从回教, 本身已故, 子孙相沿已久, 未便押令归汉, 听其自便, 与保甲册内注明。如本人现在, 现三月内改归汉教。”[6]后又颁布告示严禁“抱养及改归回教”[6]这种人为制造不同民族之间隔阂的行为, 为以后的民族冲突埋下了祸根。

(五) 严格限制穆斯林群体之间的文化和人员交往, 进一步限制穆斯林削弱穆斯林社会内部社会的整合趋势

穆斯林内部的掌教、阿訇等逐渐引起乾隆帝的重视, 并认为这次起义的原因也是“新教匪徒竟有三掌教名目, 可见伊等掌教内已有等第层次, 是其蓄谋已久, 必非朝夕所能猝合。李侍尧身为总督, 且从前剿除苏四十三后, 所有断除新教之事即责成该督专办, 乃该督于新教回匪等公然自立掌教名目等次之事毫无觉察, 任其煽惑勾结, 以致酿成事端……”[2]。于是在镇压此次起义后, 将割断穆斯林之间的联系作为善后的一项重要措施。

首先, 重申旧例, 严禁“各属回民不许留外来人教经、学经;不许此村之人前往彼村念经。”[6]企图将穆斯林限定在本村本地的方式, 隔断穆斯林社会之间的联系。其次, 严革掌教、阿訇名目, 试图将其纳入国家基层控制的框架。但是清廷对此并没有报多大的希望, “管寺乡约因革除阿訇, 名目更易, 不过素习念经, 未必皆醇谨晓事。”[6]因此, 这只不过清廷面对穆斯林社会的特殊性所做出的无奈之举。

后来, 署河州知州凃跃龙关于如何强化对穆斯林的控制向清廷上了一道奏章:“一、向例编查保甲, 无论汉回总以十户为一牌, 十牌为一甲, 十甲为一保, 今令照寺分造, 不归入汉民保甲……一、大小寺各有乡约, 今即归本寺, 无论大小礼拜日期该约率领, 所管烟户不准赴别寺礼拜……一、回民念经, 本寺乡约尽可教读, 即藉口择师, 亦止准延请同寺之人……一、回民学习回经竟有隔府、隔县、隔省之人来河者, 查各处均有教经之人, 何故远涉数千里, 其心即不可问, 应分别严禁……一、汉、回教道久分, 往往有汉民改为回民, 究其所以, 有回民乏嗣抱养汉民为子, 有 (又) 有无赖汉奸贪财归回者, 应分别严禁……一、礼拜寺分属淫祀, 但相沿已久, 未便拆毁, 惟清查后有私添建者……一、管寺乡约与管会乡约应分别责成, ……一、各社会回民亦有亲友往来, 如非到寺礼拜, 又无念经、教经实据, 该约挟嫌控告, 即以所告之罪反坐。”[6]当时清廷除了没有采纳第一条和第七条外, 其他的都得到了认可, 并将“以上各条凡有回民之处一体遵照”[6]。

三、小结

田五、张文庆起义给清政府沉重打击, 使其对西北穆斯林政策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不再是“净绝根株”, 而是采取了一定的怀柔政策, 如安抚旧教、打击新教, 以镇压和分化起义阵营;通过种种措施限制穆斯林群体和其他民族群体之间的联系, 削弱伊斯兰整体力量, 使其内部整合程度降低;加强甘宁青地区的基层控制力度, 同时把掌教等列入其管辖范围, 等等。这些措施对穆斯林社会是一种重大打击, 使得其内部整合速度降低。这也使得之后很长时间穆斯林社会没有出现如苏四十三、田五等大规模的起义, 客观上有利于穆斯林社会的相对稳定。

参考文献

[1][清]魏源.圣武记:卷七, 国朝再征叛回记[G]//回民起义 (第三册) .

[2]纪昀, 等.钦定石峰堡纪略:卷1-20[Z].

[3]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卷19[Z].

[4]余振贵.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6:222.

[5]清高宗实录:卷205-1341[Z].乾隆四十九年四月己酉条.

篇3：龚琳娜南昌大学“别致”个唱

龚琳娜独唱音乐会从节目编排、演唱形式到艺术处理手法等多处渗透出她音乐会的别具一格。音乐会由“采风”、“采气”、“采根”、“采兴”、“采灵”等五部分组成。几乎是在讲述她成长的故事，从她孩提时期听惯的《苗族飞歌》，想起教自己唱歌的“故乡的奶奶”，以及现在做着和她一样梦想的“小表妹”；再到她十分爱唱，却总也唱不够的、具有浓郁地方风味、并一路给她勇气和自信的民歌小调；再到她步入音乐学院接受系统音乐教育和规范演唱技法，让她一举夺得“青歌赛”大奖的《斑竹泪》，和后来给她锦上添花的《孔雀飞来》；她用日渐形成的风格浓郁、个性鲜明、富有灵性的演唱特点，张弛有度，韵味雅致地演绎着《登鹳雀楼》等古诗词歌曲。

音乐会会场并非标准的音乐厅，而是普通报告厅，四周无遮无拦，龚琳娜一个时期以来一直与五行乐队合作演唱，而此番来赣演出没有带乐队，用伴奏带演唱第一首曲目期间时有音响啸叫现象。一曲完毕，龚琳娜干脆撇开麦克风，直接站在舞台边沿，用她那天籁般的嗓音描述着自己从“采风”中创作的那些浸满家乡泥土芬芳的歌谣，之后，她一口气清唱了《茉莉花》《桃花红杏花白》《上去高山望平川》等九首各地风味的民歌，占居了音乐会一半以上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