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简介

2024-04-14

江平简介（精选6篇）

篇1：江平简介

江平

姓名：江平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30年12月出生

籍贯：浙江省宁波市人

民族：汉族

学历：博士

职务：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北京仲裁委员会主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顾问、仲裁员、专家委员会委员。

1948年至1949年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新闻系；1951年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56年毕业；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民商法生导师。担任的主要社会职务有：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1983年-1988年）；中国政法大学校长（1988年-1990年）；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8年-1993年）；中国法学会副会长（1988年-1992年）；中国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1985年至今）；北京仲裁委员会主任（1995年至今）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顾问、仲裁员、专家委员会委员。曾赴比利时根特大学、香港大学、意大利第二罗马大学、日本青山学院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学，获比利时根特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并任秘鲁天主教大学名誉法学教授。被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其主编的《刑法学原理》（三卷本）获国家图书最高奖项--第二届国家图书奖，主编的《中国刑法学》获第二届中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主编的《刑法学》获中国国家级优秀教材一等奖和中国司法部优秀教材一等奖。曾被收入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并被收入中国多种版本的著名学者、著名法学家名录。

著作：《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编委、民法学科主编）、《罗马法教程》（合著）、《西方国家民商法概要》（独著）、《民法教程》（合著）、《公司法教程》（《新编公司法教程》）（主编、合著）、《法人制度研究》（主编、合著）、《中国采矿研究》（主编）、《中国司法大辞典》（主编）、《商法全书》（主编）、《证券实务大全》（主编）、《商法案例评析》（主编）。

篇2：江平简介

被时代洪流和国家意志裹挟，他走上法学之路，而他对法律精神的认识和探索，伴随着这个国家政权更迭和现代社会转型的阵痛。

《人物》微信账号：renwumag1980 文|葛佳男采访|葛佳男吴薇赵松林编辑|吴薇摄影|刘云志

他的世界

9个月之前，84岁的江平先生住进了养老院。照顾他15年的保姆走了，老伴和女儿都觉得这家位于北京CBD的养老院好，一家人商量，没多久就做了决定，一起搬了过来。养老院每天定点吃饭，日日有护理人员照顾打扫，江平觉得挺不错。这位中国法学界的泰斗一生对物质生活没有太多要求，唯一的一点别扭，觉得这里「总的来说不太像家，还是想回去」。

他在法学界的老朋友很多都离开了人世。去年年底，87岁的张思之律师突然中风，江平一直对老友很担心，听说记者近期曾去探望，他在采访过程中几次三番打探：「思之还好吗？」江平在2008年患过一次中风，那时候躺在病床上，他最害怕的是自己的思维和表达无法恢复，「知识分子就是靠脑子啊，如果脑子糊涂的话，说话都乱了，也很麻烦的。」后来虽然恢复得不错，还是留下了一点后遗症。他的儿子江波曾形容父亲以前「思维特别快，说话一点磕巴都没有，走路虎虎生风」，而现在，说话语速「已经明显变慢」。

但他依旧思维敏捷，精力旺盛。6月7日欧洲冠军联赛决赛，他定好闹钟，倒着时差起来看球。比赛结果没出现什么悬念，他支持的尤文图斯输给了巴塞罗那，这个老意甲球迷有点儿失望，「我还是希望有意想不到的」。更加旺盛不减的是他对法学、社会问题的关注。前不久，天则经济研究所召开研讨会，他在会上作了演讲，谈社会自治和社会转型。他对自己的状态还有些不满意，「像过去一讲演可以讲半天，现在就讲半个钟头。」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的终身教授，江平至今依然在带博士生，到今年已经是第25届。常有学生来拜访他，有请教问题的，更多的是跟他谈论当前的形势，请他参加各种活动。

在江平的学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看来，江老师是「大聪明人」。「他让整个的法学，不只是狭义的《民法》，让整个的法学界，整个中国的法治知道方向在哪儿，知道说我们应该朝哪条路走。江老师总是能够给出特别好的一个，在我看来特别合理的一种答案。他不会迷名望，不会昏头，不会深一脚、浅一脚。江老师的观点一直是非常平衡的，可以说非常理性地去告诉我们合理的方向是什么。」

上世纪80年代初，江平率先倡导私权保护，参与制定被称为「中国人权宣言」的《民法通则》，将西方的民法精神引入中国，使当时相对封闭的法学界开始较为开放地接受现代法治观念；90年代，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江平开始研究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关系，主持起草《信托法》、《合同法》、《物权法》等，就法治对于市场经济的重要性提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论证；再后来，江平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合理的政治制度对于法律的重要性，突破了民法的学科体系，走向更广阔的、对宪政的追求。

他是那一代声誉最隆的法学教育家之一，更重要的是，终其一生，江平都在为推动中国的民主法治和宪政思想不懈呐喊。他曾说自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因为掉入时代的缝隙，没有读过多少书，也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法学专著。「我是一个法律活动家，我以社会为舞台，在立法、司法、政府部门和企业等诸多领域为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助推了一把力。」

「搞法律的人，他所关心的最实质的问题，是自由、民主、人权。」江平这样总结自己30多年来的轨迹。他曾说自己的后半生就干了三件事：教书、立法、讲座。当人生进入第85个年头，一切似乎更清晰了。这位时代的法学家，他所有的努力均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宣扬独立、自由、民主的法治精神。

现在，他的世界主要集中在养老院7层走廊尽头一个3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一张被书籍和报纸铺满的小书桌前。但他的世界又很大，对社会上的问题仍然保持敏锐的观察和准确的判断。采访过程中，有后辈请他为前段时间的某桩公案发声声援，此案关乎一位与他感情深厚的学生，江平详细询问了案情中涉及的法律细节，如数家珍地分析案子的情况，然后毫不犹豫答应下来。

五十而立

从某种意义上说，江平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工作者的生命，从50岁才真正开始。

那是1979年，他终于摘掉戴了22年的右派帽子，回到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律课程。重回学校不久，江平便提议开设复兴民法传统的罗马法和西方民商法课程。他用早年留学苏联所积累下来的理论和资料编写教材，法大所有选修这两门课程的学生都由他授课。

听过他讲课的学生回忆，江老师身材高大挺拔，往讲台上一站，就让人感觉「器宇轩昂」。他的课很少提前下课、迟到或者取消，也从来不会找人替他讲。他口才极好，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能把枯燥的理论讲得「很有感染力」。上课几乎不用讲稿，手上只拿几个小卡片，旁征博引，思路非常开阔。

现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副庭长孔祥俊是江平的博士生，他说，听江老师的课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的思维方式，「作为我们这些学生更多的是从具体层面、制度层面，他就能把制度融会贯通，从里面抽出一个精神来。」孔祥俊回忆，当年在课堂上，江老师常常给他「醍醐灌顶」之感。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法治建设刚刚从废墟上起步，百废待兴，法学教育也基本是从一片空白中艰难成型，江平是最早注意到民事相关法律缺失的学者之一。他在「文革」后复建的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里开设两门课程，自己编写教材，是最早让人格尊严、权利神圣等现代法治观念进入中国法学界的学者之一。

「在当时的师资里面，江老师是最突出的一个，就是明显他比别的人高出一大截。」1979级学生、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燕士律师说，「我在想为什么他能高出一截呢，可能跟他经历有关系。」他所在的1979级被称为法大的「黄埔一期」，这群恢复高考后被招上来的第一批学生精英辈出，他们对江老师印象最深，受他的影响也最大。

有些学生可能并不知道，如果不是缘于许多个时代中的偶然和必然叠加的巧合，他们或许没有机会听到江老师讲课。1951年，中国选派第一批赴苏联留学生，江平当时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学生，是经过严格考核选拔出来的「新中国未来一代」。他毫无思想准备地入选，被指定去莫斯科大学学习他从未接触过的法律。「学法律不是我的志愿，是组织安排的。」如今，江平这样解释当年的选择，「我们那时候的思想很简单，国家派你去，就是国家的意志，国家意志就是个人意志。国家派你学法律，那就是把它看作最高的目标，努力把它学好。」事实上，21岁的江平，志向是做一名记者，独立自由，无冕之王。「法律在那时候觉得是太干巴巴的，完全是教条，不像新闻这么奔放。」

最初，江平被时代洪流和国家意志所裹挟，走上法学研究的道路，而他对法律的认识和探索，伴随着这个国家政权更迭和现代化社会转型的阵痛。

出发去苏联的时候，中国的政权更替完成不足3年，共产党明确提出废除「伪法统」，整个国家处于法律虚无状态，国民党时代的所有法条和司法体系一概作废。江平和同伴们在出发前收到规定，凡是国民党出版的法律书籍一律不许携带，他们只好空着手踏上了去往苏联的飞机。那时的江平根本不懂什么是民商法，分专业的时候，同去的另外一个同志选了刑法方向，「总不能两个人都学一样的吧」，他认为这不符合国家的需求，于是选择了民法。

那个年月通讯不便，国内的报纸要一个月之后才能到达苏联，等到1957年江平学成归国，中国的形势又变了。来到北京政法学院任教不足半年，毫无政治运动经验的「红色知识分子」江平，因为一张向党提意见的大字报，猝不及防地被划为右派，此后22年，在各处流离辗转。

最痛苦的时期，新婚才一个多月的妻子迫于组织压力主动与他离婚。1958年，江平被下放北京西山一带劳动改造，主要的改造内容就是背粪，在没日没夜的超负荷劳作中，有一次因为太疲劳被擦身而过的火车碾去了一条腿。送去医院的路上，他觉得好像人死也不过就是这样而已，迷迷糊糊地问旁边的人，「我有没有救啊？没有救就算了。」

篇3：康达兽药总汇简介

在此基础上，还有王成达高级兽医师亲自坐堂诊治，通过解剖、化验并根据当前疾病流行特点和临诊情况配伍有针对性的治疗药物，尽量为用户着想，科学处方，价格合理，信誉第一。

王老师免费咨询项目有：

动物营养先进科学防疫措施和畜禽发病紧急防止措施肉羊品种改良和进口波尔山羊、种牛的高效科学饲养管理采精、精液冷冻和授精技术。

康达兽药总汇，已和全国22个省市和自治区建立了网络关系，迅速掌握国内信息和行情，又和解放军兽医大学门诊部，北京农业大学，河南牧专，北京当代畜牧，哈尔滨繁改站，白城冷冻精液站，省农科院，省兽研等多家科研和教学单位的专家建立了疑难杂症咨询项目的服务热线和网络联系，为正确可靠的诊治提供了保证。

招收学员、加盟连锁

学习内容：学习畜禽剖检，化验与治疗的辅助工作方法，药店的经营及管理方法。

篇4：江平：布道中国法治

他奠定了当代民法的基石,在乱世之后的法治启蒙中,他堪称中坚。他的法学造诣和人格魅力获得广泛尊重,被视为法学界的良心。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仅两年有余,却被称为“永远的江校长”。他参与起草并鼎力推动《物权法》的颁行,践行了民生至上的理念。

江平十年来的主要贡献,除了参与一些重要的立法外,还在于他矢志做一个法治的“布道者”

由“制”到“治”

江平说,自己以前曾有一种想法,认为制定了法律,有了“法制”,自然就会有“法治”。

他说,这源于自己在改革开放之前对法律虚无主义的深切体会。1957年,刚从苏联学成归国的江平,因响应号召,带头写了一张大字报,在那场“引蛇出洞”的运动中被划为“右派”,从此开始了22年的曲折生涯。在这段颠沛流离的漫长岁月里,他常常想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想到的一个答案是,在中国沿袭了几千年的人治传统,会轻而易举地破坏秩序。而解决之道,在于制定法律。

“文革”中,江平原来任教的北京政法学院被解散。他挖空心思从苏联带回来的几箱法律书籍,也在他彻底对前途感到绝望之际,被当作废纸卖掉。

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复课。讲课颇受好评的江平开始在政法大学声誉鹊起,并最终在1988年获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从1986年开始,江平参与了很多重要的立法工作。包括《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合同法》《国家赔偿法》《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信托法》等,并在《行政诉讼法》《合同法》等法律的起草小组中担纲组长。

2007年10月1日,《物权法》在全民瞩目中开始实施。该法的颁布,让作为这一法律起草小组组长的江平,对中国财产性法律的贡献尤为凸显;在中国另一部重要的财产性法律——《合同法》的起草中,他同样担任起草小组的组长。有学者评价说,近几年私权在中国大张旗鼓,如论功行赏,江平居功至伟。

但这些近距离参与立法的经历,并没有从根本上提升江平对中国法治的信心。他在由自己和吴敬琏共同创办的上海法律经济研究所的一次年会上表示:我们搞法律的人,在改革开放的时候有一个天真的想法,经过20多年的法律虚无主义之后,我们认为只要有了法律,就可以解决国家治理的问题了。但二三十年过去了,我们发现法律有好的也有坏的,有了法律不见得就有法治。

江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法律的最终定稿,与专家拿出的最初的草案早已大相径庭。北大一位行政法学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变化主要有两块,一个是部门之间的权力分配,另一个是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平衡。他说,这两种变化都不取决于专家,前者取决于相关部门在利益上的搏杀,搏杀的结果往往是破坏了后者的平衡,而民众的权利往往因此成为牺牲品。“有些法律刚一颁布,其部分条款已是恶法。”

而那些良法可能又会面临执行的问题。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在中国,一部法律制定后,并不像国外一样同时宣布其他与其相冲突的法律或法条无效。而在多法并存的情况下,很多部门还是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执行。“比如《物权法》通过后,与其相冲突的《拆迁条例》并没有被宣布无效,而拆迁主管部门又多选择后者来适用。与《立法法》相冲突的《劳动教养条例》在前者颁布很多年后仍在适用,也是一个例子。”

江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法制”与“法治”巨大落差的背后,是一个理念问题。其中最重要的理念,是宪政理念。而宪政理念的核心,在于民主和自由。

江平说,如果要找一个能贯穿自己一生的东西的话,就是民主和自由。从18岁起,江平就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一为追求物质上的富强,二为追求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在一次讲座的提问环节,有人提及江平在60年前和60年后为了同一个目标而不懈努力时,现场一片唏嘘。

放不下的“江湖”

在中国从“法制”走向“法治”的过程中,江平多年来一直在做两项工作,一个是个案监督,一个是法治布道。其实现的渠道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媒体,一个是讲座。

在多起在外界看来非常敏感的事件里,常能看到江平为受害者请命的签字。业内人士的共识是:这些事件的参与,除了充分的勇气外,还要有非同寻常的智慧,否则有可能一脚不慎,自己也跟着落水。

在另一些不甚敏感的公共事件上,江平则努力秉持法律的公正逻辑,既不谀上,也不媚下。在重庆“钉子户”事件中,他因“逆潮流而动”,说吴苹一家拒绝拆迁的理由“不涉及公共利益”不能成立,遭致网络围攻。在许霆的案件上,他也曾有过不顺应“民意”的表态。

这种表现,已被业内很多人视为一种重要的个人魅力。他自己对此的解释是:“做法律的人要公正,但是不是一切都以群众的感觉作为最高的感受呢?恐怕不行。”

理论上的“布道”,江平则主要通过强调中国法治的两个特点来实现:一个是中国的法治总的来说是“进两步,退一步”,另一个是中国法治的实现,要靠官方和民间一起来推动。

江平说,前一个特点,决定了中国法治的推动不能借助于拔苗助长式的过激方式,而应该把握各种政治的底线。张星水与江平在私下里聊天,有时江平会提到,做事要讲究方法和策略。与江平常相往来的贺卫方有时也会收到这样的劝导。

在法治的两个推动力上,江平认为,随着网络的大行其道,民间的力量越来越处于难以被压制的地位,官民之间的博弈越来越向着有利于民间的方向转换,这将有利于改变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严重倾向前者的状态。

江平说自己是一个喜欢讲台远胜于喜欢写作的人。很多业内人士表示他的讲座总是一票难求。张星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江平的几乎每一个讲座,都会讲到法治。

从2008年年底因中风住了两个月医院后,江平说自己已经“保命第一”了。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在凌晨两三点钟爬起来,看那些让他心潮澎湃的欧洲足球联赛。“生了一场大病后,连呐喊的精神都没了。”他说。

但一说起近期引发热议的北大5教授上书全国人大,要求修改《拆迁条例》一事,江平的语气却突然激越起来,生出一种如由己出的神采意气。

在中国法律界起伏激荡半个多世纪后,年近八旬的江平,终究还是放不下这个“江湖”。 ★

人物简介:

生于1930年的著名法学家江平,最初的理想是做一名新闻记者。这来源于他1948年~1949年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新闻系的经历。但在新中国成立不久之后的1951年~1956年,江平被选为新中国第一批赴苏留学生学习法律,并于1957年回国后在北京政法学院任教。

但回国之后的江平迅速被划为“右派”。在北京政法学院解散后,江平曾在北京延庆中学教过英语和政治;1978年~1990年,才得以重返北京政法学院(1984年改名为中国政法大学),并先后任民商法教研室主任、副校长、校长。

1990年,江平被免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职务。

1988年~1992年,担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1995年至今,任北京仲裁委员会主任,并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民商法博士生导师。新世纪以来,江平等法学家推动了《物权法》起草等多项法律的基础性工作。

言论:

“中国的民主建设和政治建设,必然要走曲折的道路。我还是相信,现在中国总的情况是,进两步退一步。

有人问我,为什么法律规定得不到贯彻实施?我说如果法律都能够那么容易得到实施,那还要法律工作者干什么?甚至法律都不必规定了。

我们国家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各种不同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才叫和谐,英文上的“交响乐团”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

篇5：江平《沉浮与枯荣》读后感

【江平《沉浮与枯荣》读后感之吴佩孚的葬礼】受过学校一定的历史教育后，印象中什么张作霖啊、吴佩孚啊、孙传芳啊都不是“好人”，江平《沉浮与枯荣》读后感。从江平的回忆录中看到“七七事变”后日本想成立伪国民政府，力邀吴佩孚出山，但吴佩孚坚决拒绝。后来日本人软硬兼施、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吴佩孚还是不肯和日本人合作，最后被日本人毒死。吴佩孚的葬礼规模之大让今天的江平依然印象深刻，当时参加葬礼的老百姓也是人潮如海。原来历史书上那些“造成中国分裂、军阀混战导致民不聊生”的军阀头子们是很受老百姓拥戴的。

【江平《沉浮与枯荣》读后感之江平哥哥的命运】江平哥哥之前在日本学医，因为美日之间爆发战争担心安全而提前回国，当时大陆地区都不承认他的日本学历，无奈只好去了承认日本教育的台湾地区继续学业，等他毕业时已是1951年两岸已经分割，所以他就留在台湾生活，退休后去了加拿大定居。对中国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在1949年之前离开大陆的人多数都是被动的，如江平哥哥和齐邦媛一家，但那时的无奈却带来一生的稳定和幸福，用齐邦媛大陆老同学的话是“可以安心的读书，安心的教书”，读后感《江平《沉浮与枯荣》读后感》。我曾多次抱怨自己生活的时代，工作找不着、房子买不起、有病看不起之类的，最近看完这两本书后就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起码今天的我选择权远远多于齐邦媛、江平年轻时。每个时代都有那时人们的难处，在大陆活着都不容易，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

【江平《沉浮与枯荣》读后感之燕京大学】高考后的江平被当时的燕京大学录取，在书里也回忆了他在燕京大学短暂的岁月。齐邦媛在她的书里也提到过燕京大学，她直接表达了对燕京大学并入北大的不满和遗憾，因为合并后消失的除了燕京大学这个实体外，还有她的优雅传统。江平所就读的中学崇德中学还有大学燕京，都是基督教会兴办的学校，从他的回忆中可以看到教会学校和共产党学校的不同之处，教会学校不仅治学科学、民主，而且有自己的传统，然后一“共产”就什么都没了，那种精神、气质上的东西只能在港台寻得到了。

篇6：江平：转型期的中国的法制

2003-12 江平于2003年度首届经济观察报的观察家年会上的演讲

“中国已经觉醒了吗？2004年的中国将呈现出哪些更富新意的面貌？经过25年的改革之后，中国是否又处于另一个十字路口？阻碍中国前行的最重要的障碍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向世界表明，中国提供的机遇远远大于挑战？作为中国领先的商业媒体，《经济观察报》的观察家年会，将邀请中国最顶尖的商业、学术领袖与高级政府官员，共同探讨2004年中国的经济走向，并作出某种或许过分大胆的预测。我们期待，这种讨论能够增进世界乃至中国人自己对于中国的理解。” 12月20日--21日，本次年会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举行，新浪财经全程图文专题直播本次会议。以下是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著名法学家江平先生发表演讲：

江平：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转型期的中国的法制。从一个法学家的观察，一个转型社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一方面私权利、觉醒了了扩大了。另一方面公权力又存在很大的控制。我说的“私权利”是“利益”的“利”，“公权力”是“力量”的“力”。在一个崇尚私权利的国家里面，国家的公权力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冲突相当少。在过去保持控制的情况下，私权利很渺小，那个时候也不会出现很大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冲突。在现场这样公权力保持相当大的干预的力量，这就造成了转型社会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必然冲突，这应该是客观规律造成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私权利和私权利每日每时都会发生冲突，但是这种冲突并不可怕，也很好解决。中国终究两者是居于一个平等的地位。公权力和公权力也会发生冲突。我们现在每个部门的意义也会有冲突，但是公权力和公权力发生冲突也有比较好的解决方式。但是当公权力和私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发现私权利是处于相对弱者的地位，它敌不过一个国家这么庞大的权利。所以在一个法制社会里面，如何解决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来如何限制公权力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保障私权利的不可侵犯，这是具有现代法制意义上的一个重要课题。2003年将要过去，回顾2003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有了几个重要的实践足以我们进行反思，我想对于2003年的反思，就可以对2004年加以展望。2003年发生在我们国家和社会里面第一个重大的事件，当然就是“非典”(SARS)危机，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给我们的社会造成很大的冲击，也引起了对于公权力和私权利关系上的进一步的思考。法学家们提出的第一个思考的问题就是在这样一个涉及到每一个公民的生命、健康权的时候，国家和政府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向公民披露真实的信息，我想这也是一个私权利受到威胁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公民要求政府在涉及到自己的生命健康的问题上，能够披露真实的信息，这一点应该是起码的权利。

在我们国家宪法修改的时候，许多法学家提出来在宪法里面应当保证公民的知情权，那么知情权究竟包括哪些？哪些应当是知情的，可以知情的，必须知情的。哪些是不能够知情的，国家终究还有一些秘密，国家终究有内部的事务，不一定是每个公民都需要知道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国家现在正在制定政府的信息公开法，我想我们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迫切性。我相信法制建设的完善在将来会有更多的包括SARS以后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我们已经把某些信息定期的公布了，这一条我们预计会有更好的完善。但是信息的公布、信息的披露，涉及到我们新闻的机制，新闻的机制完善里面又涉及到公民有哪一些可以从新闻媒介里面来掌握信息的权利。我理解这是两种渠道的权利，一个是政府要有定期信息披露的机制，从政府机构、从政府机构的网上、从政府机构的发言人那里了解信息。另外通过正常渠道，新闻媒体的渠道来理解自己应当享有和得到保护的权利。

SARS事件里面给我们第二个启示就是政府要有公信力，起初在政府隐瞒一些事情的时候，政府失去了公信力，当政府把一切事情都公布于老百姓之前政府取得了公信力。这样我们就对公信力的问题进行分析。我们不是在喊“市场正在呼唤信用机制”，不少场合讨论市场体制的信誉体制。市场经济里面这个信誉是私信誉，是各位私人的公司作为一个法人，作为一个公司应该有的信用。但是此外还应当有公信力，政府的信用，如果一个政府失去了信用恐怕要比一个公司失去了信用对社会的危害不知要大几十倍，几百倍。所以SARS事件的案例，应该呼吁我们确立一个健全的、政府的公信力的机制。如果信用可以评估的话，一个银行、一个公司的信用可以评估的话，那么一个政府、一个政府部门的信用也是可以评估的。应当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评估呢？我看人民代表表决里面法院获得了多少赞成票是一个对法院的公信力的评估。检察院的报告里面获得了多少票可以说是对检察院公信力的评估。但是这一条还仅仅限于很小的范围。西方国家对于政府的公信力的评估，对于政府的施政满意不满意，满意度到多少，对于首相的信任度，对于总统的信任度，往往是通过一个巨大的社会的民意调查的网来实现的。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应当逐步建立我们广大的对于民意对于政府的公信度的确认。这是政府的决策人员很好的鞭策和监督。如果领导人仍然迷恋于我是得到了全民的支持，我看这并不有利于政府和国家领导人员的完善工作。只有每个人知道自己哪些施政人民满意，哪些施政人民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我想这个意义上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这一条应该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民意的机构，因此这个问题也应该进一步的完善，使得我们的法制更加完善。

SARS事件给我们带来的第三个启示，像吴敬琏教授提出来要建立一个可问责的政府。我想可问责的政府也是政府的公权力和私权利冲突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法律机制。我们提倡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换，我们也应当提倡政府向可问责的政府转换。这次SARS事件确实做到了某些官员的问责、撤职、免职，但是这样的一个问责的政府的制度，辞职或者免职的制度还需要在机制上进一步完善。不仅要建立可问责的政府和可问责的官员，而且还要确确实实能够有可问责的人，板子打到他的身上是打的不亏的。但是我们现在有的政府人员可能经不起这个责任。有一次有一个人给我来一个咨询函，连续几次给我写信，他说为什么我不能到法院告南昌市委，我说南昌市委不能告，我们国家行政诉讼法只能告政府机关，他说这个事情不是政府机关决定是市委决定的，我就是要告他的，我说没有办法告。政府可问责，党委是不可问责，我们法律没有这一条。在我们现在的国家这种机制下，如何能够完善党政的分工，把每一个人责任明确，建立真正可问责，而且这个问责是老百姓可以向你来问责，我想这个机制在今后也是非常重要的。

2003年快要过去了，除了SARS事件以外，我想大家都知道孙志刚案件，孙志刚案件在2003年掀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浪，而这个波浪引起的深远意义是重大的。三个博士生向全国人大提出要求1982年国务院通过的一个法规，而这个法规和现在立法法里面的规定是违背的。这样我们的法学家们，我们的法学博士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挑战，也就是在我们修宪的时候，一部分学者提出来如何加强我们国家违宪审查的制度，也包括司法审查的制度，只有完善了这一条才能够确保政府的权利不至于滥用，政府的权利不至于扩大到没有人监督。不久前又出现了由于河南省人大通过的《种子条例》和全国人大通过通过的《种子法》是不是有矛盾，如果有矛盾由谁来确认。又有五位律师向全国人大提出来要求全国人大依照宪法审查的程序审查河南省人大的《种子条例》是否违反立法，如果真是这样，《种子法》决定种子价格放开是政府决定，而某个省是政府控制的价格。无可讳言，国务院的条例也好，省人大颁布的条例也好，一个叫做行政的法规，一个叫做地方的法规，这给我们提出来如何在法制建设里面建立更完善的体系。

2003年还有一件事情引起了我们很多人的重视，也包括领导的高度重视。这就是由于出现了一些自焚案件，出现有关拆迁问题尖锐矛盾的突出。涉及到个人的权利如何能够通过权利加以保障。什么样叫社会公共意识，如何加以补偿和赔偿。如果对于一个公民在城市里面的房屋需要拆迁，而补足他们的费用不能够使他在同样地方，同样面积获得同样一些的房屋，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具有一种剥夺的形式，虽然不是全部。我们国家对于补偿、拆迁、征地都应该体现这样一个重要的精神，至少要能够得到公平、合理的补偿和赔偿。我们现在正在制定《民法典》，《民法典》在物权法里面也在起草如何给公民合理的补偿。非常感到高兴的是，现在有一些地方比如南京市目前对补偿的办法做了修改，力求使得补偿的金额更接近或者符合他应该补偿的价值。

我讲到这五个问题，第一，公民的知情权。第二政府的公信力。第三可问责的政府。第四，对于政府和省级人大规定的法规的宪法监督和违宪监督，乃至于在征收和补偿的办法里面如何做到共存。这是我们现在市场建设里面比较根本的问题。我们只有解决好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够使私权利得到应有的保障。我们只有做到这一点才可以对长期以来我们依照庞大的公权力加以必要的限制和制约，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国家的法制才能更进一步，我相信2004年法制会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前进，我是抱满了信心和希望。谢谢大家！主持人：江教授侃侃而谈，底气很足，我想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身体好，我他也是凭借一个法学家的良心说出了公道话，再次感谢江教授。听完了江教授演讲之后，我也知道的确我们的很多困惑还只能是困惑，如果大家都明白前进的方向，这个道路非常曲折和坎坷，需要每一个公民的努力。现在进入下一个主题，以四月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为标志，国有资产改革的大幕正式开起，在这场波澜壮阔的重组和改制当中究竟蕴藏着多少价值，全国和全世界都在高度关注。接下来有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邵宁先生为我们演讲。

2003年度观察家年会·2004年的中国

论坛背景

中国已经觉醒了吗？在经过2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世界越来越意识到，当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试图重新获得它曾经的优势时，世界将怎样为之改变。在未来20年中，没有比中国的崛起更令人瞩目的事件，我们对于“世界工厂”、“人民币汇率”、“中国威胁论”的种种争论都暗示了，不管是旁观者还是我们自己，都仍不清楚如何处理崛起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2004年的中国将呈现出那些更富新意的面貌？经过25年的改革之后，中国是否又处于另一个十字路口？阻碍中国前行的最重要的障碍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向世界表明，中国的提供的机遇远远大于挑战？

作为中国领先的商业媒体，《经济观察报》的首届观察家年会，将邀请中国最顶尖的商业、学术领袖与高级政府官员，共同探讨2004年中国的走向，并作出某种或许过分大胆的预测。我们期待，这种讨论能够增进世界乃至中国人自己对于中国的理解。

12月20日论坛议程

8：00 签到

9：00 欢迎辞主持人：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沈冰 9：10 经济观察报主编何力先生致开幕辞 9：20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先生致辞 9：30-12：00 主题演讲：崛起的中国与世界

嘉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先生

中国证监会主席

尚福林先生

日本管理学大师

大前研一先生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任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先生

联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先生 12：00-13：30 午宴

13：30-15：30

专题论坛一：变革的金融体系

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改革，是在国有产权制度变革大背景下展开的一场攻坚战，将推动中国现代金融市场的最终形成。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实现产权多元化，通过改制重组，转变为现代金融企业。各种成分的社会资本进入到银行、保险、证券以及其他金融服务领域，从而使金融体系由“国有化”向“社会化”转换，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服务业市场。在这一进程中，金融企业跨业合作、混业经营的趋势不可阻挡，中国采取何种模式加以协调监管，需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拿出决断。

在金融市场全球化加快以及中国履行对WTO承诺的背景下，中国的汇率政策也存在一定的改革空间。如何在兼顾贸易平衡等各种因素的前提下，探索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亦是全球关注的重点。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市场化改革，股权割裂这一历史问题的最终解决，以及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保险市场的相互协调发展，期待着制度性的重大改革。

论坛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先生论坛嘉宾：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兼金融研究所所长谢平先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先生

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先生

中国银行行长肖钢先生

中国农业银行行长杨明生先生

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先生

民生银行行长董文标先生

深圳发展银行周林先生

汇丰商业银行

花旗银行

15：00-15：30 交叉讨论与观众互动

15：30-15：50 茶歇 15：50-17：50 专题论坛二：区域竞争力

区域发展政策正在成为中央政府施政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地方政府来说，设计合理的政策体系，引导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一个迫切课题。但是，发展的涡轮一旦卷起浪潮，就往往失去明确指向，对区域中国经济，理性、建设性的观察家精神亟待落座”。

一个区域就是一个国情标本。我们对一个城市的关注，首先因为它是一个涵盖经济、人文、政治、公共管理等多个子系统的人类社会生活载体，这种取样不仅有个案与文本层面的意义，而且具有坐标价值。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和政府权力的再分配，不仅仅是一种行政管理手段的简单变化，而是一种国家内部结构体系的显著变化，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有人去关注并思考。

论坛主持：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先生论坛嘉宾：

北京市代市长王歧山先生

天津市市长

戴相龙先生

深圳市市长

李鸿忠先生

苏州市市长

杨卫泽先生

宁波市市长

金德水先生重庆市市长

王鸿举先生

沈阳市市长

陈政高先生

16：20～17：50 交叉讨论与观众互动

17：50—19：00 晚宴

19：30—22：00 对话之夜一：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演播室现场录制

对话之夜二：年会现场圆桌论坛 12月21日会议议程 9：00-12：00 专题论坛三：良性市场

没人否认过去25年中国进行了一场伟大的市场革命。它不仅重组中国的经济结构，并且重又塑造了中国社会，使之变得更为多元化。但是，25年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市场决非我们最初想象的那样简单，它既可能造成一个国家的繁荣，也可能使之陷入剧烈的混乱。我们需要要从市场的迷信摆脱出来，更深地理解完善的市场机制所必须的法律、社会文化的元素。我们邀请中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法律专家与社会学家，共同探讨中国的市场经济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我们需要运用何种方式建设一种更良性的市场。

论坛主持：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先生论坛嘉宾：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部长助理黄海先生

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先生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东升先生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先生

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宏生 9：00-12：00

专题论坛四：新国资时代

中国转轨经济正进入关键的攻坚阶段，以国有产权制度改造为重点的一场产权革命正次第展开。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将股份制作为最重要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打破垄断，培育起资本充足、治理完善、效益良好的现代企业的市场竞争主体，前提是在所有制层面实施根本性变革。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特征，就是归属清晰、责权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在新的现代产权制度下，国有资本、私人资本、境外资本以及其他各种来源及各种形式的资本，在政府公共政策和通行的市场规则的约束下，平等竞争，尽显活力，不仅提高全社会资源的运营效益，也将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

在未来5年至10年内，国有资本有所为有所不为，实现有进有退，建立和完善国有产权委托代理体制，消除民营和私营资本进入壁垒，外资按照国民待遇参与市场竞争，全国统一的产权市场将形成，产权交易频率加快，规模扩张，对相关法律规范也提出新的要求

论坛主持：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周其仁先生论坛嘉宾：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

邵宁先生

华平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孙强先生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宁高宁先生

北京控股有限公司总裁

熊大新先生

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先生上海产权交易中心 9：00-12：00 专题论坛五：财税新政：财税改革的路径选择和2004年的突破点

财政和税收制度的改革在2004年可能面临新的选择和突破，在财政政策方面，一是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型将走向深化，二是积极财政政策在投资方向上面临结构调整，甚至要面临何时淡出的重大选择；在税收政策方面，改革已经是一种无可回避的选择，但是，在诸多的改革议题中，比如企业所得税的合并，比如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比如增值税的转型，比如燃油税的推出，比如开征遗产税，政府将选择怎样的路径，将优先调整哪一种税种，税制调整的主导思想和对企业的影响，都是2004年税制改革的悬念。

论坛主持：

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先生论坛嘉宾：

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

江小涓女士

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

胡金木先生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贾康先生

鄂尔多斯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王林祥先生

红塔集团总裁

姚庆艳先生

燕京啤酒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福成先生

远大空调有限公司总裁

张跃先生 12：00—13：30 午宴

13：30—16：30

专题论坛六：中国汽车的多元化路径

在中国汽车业快速崛起膨胀的过程中，不断有各种观点来探讨发展路径问题。而政府关于汽车产业的政策也多次摇摆——到底是鼓励汽车大规模进入家庭、还是有限制地发展汽车？到底是强调中国自主研发和本土企业的竞争力、还是融入国际分工市场成为跨国公司的装配基地？到底是走韩国道路、还是遵循巴西模式？

事实的情况是，中国汽车正沿着一条融合多种模式的道路在发展。既有国资企业的大规模对外合资与并购，也有民营企业重金投资；既有跨国公司步步进入，也有本土公司技术突围。哪种类型的公司将在最后取得绝对成功，目前尚无定论。

论坛主持：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张小虞论坛嘉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部长

刘世锦

东风汽车公司董事长苗圩先生

上海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

陈虹先生

北京现代董事长徐和谊

吉利集团总裁

徐刚先生

深圳比亚迪总裁、秦川汽车董事长

王传福先生 13：30-16：30

专题论坛七：技术改变中国

自中国向市场回归一刻起，观察者已经预感到一个新社会正在崛起。而支持这场变革最重要的基础来自信息革命，即芯片、微处理器、电脑与互联网的发明。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的第三次浪潮几乎遭遇不到地域的限制，它是第一次的全球性的浪潮。在政治领域，作为工业社会一种极端形态的极权主义无法适应信息分散化的要求而被迫解体；即使在市场经济国家的商业世界，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大公司也被迫与越来越多的新兴中小企业竞争，创新的浪潮在１９７０年代之后席卷美国；在文化与社会心理领域，我们则面临一个不断加速与混杂的世界。技术革命而非其他因素，很可能成为推动中国变化的重要力量。

联席主持：

联合运通董事长张树新女士、亚信科技CEO 张醒生先生论坛嘉宾：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李东生先生

联想集团总裁杨元庆先生

中国网通副总裁田溯宁先生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文京先生

UT斯达康（中国）有限公司总裁

吴鹰先生

东软集团董事长、总裁

刘积仁先生

金蝶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徐少春先生

新浪网CEO 汪延先生

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张朝阳先生 9：00-12：00 专题分论坛：居住改变中国之“青年领袖” 港、澳、台、内地青年领袖的圆桌会议

1、创业者与职业经理层的信用原则；年领袖的多重社会角色与未来担当主持人：全国青联秘书长郭长江先生香江国际集团总裁罗钊明先生

2、资产管理的风险控制与决策依据；青年领袖经营创新能力和成长方式主持人：经济观察报总经理张忠先生上海万科地产总经理丁长峰先生 13：00-17：00

专题分论坛：居住改变中国之“港资·合资·内资” 地产实战案例透视A：

案例1 东方广场经营策略主讲：长江实业集团案例2 新鸿基的财务管理主讲：新鸿基集团案例3 香江国际品牌连动主讲：香江国际集团地产实战案例透视B：

案例4 美国汉斯地产转型主讲：美国汉斯案例5 香港置地运作经验主讲：香港置地

案例6 复地集团投资实施主讲：上海复地集团地产实战案例透视C：

案例7 汤臣集团规模效益主讲：汤臣集团案例8 金地集团上市应战主讲：金地集团案例9 CLASS果岭建筑主讲：CLASS机构 13：30-16：30

专题论坛八：开创大地产时代

中国地产行业受到了更为严格的政策限制——其一是关于圈地，公开招标增加了圈地成本，打击了违规的协议转让；其二央行212号文件，对金融资本过渡投入地产进行限制。但分析认为，这些限制更多打击了中小地产商，最终使市场走向集中。大地产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突破限制。中国地产界已经走过了原始积累时代，靠一个批条、十几个人就能发展一个项目的时期已经结束。在过去的10年间，地产商成为财富增长最快的人群，他们同时面临着业务体系和投资思路的全面转变。那就是：告别项目发展商的狭隘立场，转变为大地产的综合投资商。

何谓大地产商？它整体规划投资社区和城镇，全面发展其基础设施、房屋建设、物业管理和商贸；并且结合资本市场和各种类型基金的支持，做长项目、做大项目。让我们一起开创大地产时代！这正是中国地产投资商的未来！

• 论坛主持：

万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石先生 • 论坛嘉宾：

• 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会长

聂梅生女士 • 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先生 • 新疆广信企业集团总裁

孙广信先生 • 大连万达董事长兼总裁

王健林先生 • 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先生 • 华远集团董事长

任志强先生

• 建业（中国）住宅集团董事长

胡葆森先生 • 金地集团董事长

凌克先生 • 珠江地产董事长

程新华先生 • 世茂集团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