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简介

张维迎简介（精选6篇）

篇1：张维迎简介

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张维迎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经济学教授

颁奖辞：

他是一个温和的学者，却有着犀利的主张。他是鼓吹信用经济的先行者，在全社会呼唤道德建设的时候，他为诚信寻求制度保障。他用文章和演讲参与重建高度信任的社会，除了关注“为什么”，他还执著于探寻解决方案。

获奖演说：

张维迎：企业家需要有人思考问题，我只是在思考一些问题。

问答：

吴敬琏：企业家能够使他们在强手之林里面赢得竞争，我们现在主要的困难你觉得是什么?

张维迎：企业最难活的时候就是竞争越激烈的时候。作为我们企业家来讲，非常重要的就是如何培养你的核心竞争力。要与众不同，你具有一种别人没有和你相比的绝对的优势，至少是相对的优势。

篇2：张维迎简介

2、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只有做大蛋糕，才谈得上补偿。

3、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

4、反腐败力度要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5、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6、顾雏军出事之前，振臂高呼“要尊重为这个社会创造价值的人”;顾雏军被捕之后，“我和他根本不熟”。

7、再看香港大学郎咸平教授的言论。这个世界似乎很奇怪，我已经彻底糊涂了，到底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教授，谁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教授。

8、我主张的精英go-vern-ment是以民为本的go-vern-ment，法治化的目的不是讨好利益集团

9、我绝不是在为某一阶层代言，我惟一的目的是，呼唤寻求一个公正的、制度化、法治化环境

10、我反对‘国退民进’，即使企业家干得再好，也不能把企业送给他!

11、香港人只在乎股票赚多少钱、房地产什么时候涨，你在那里谈深层次的理念，人家不想听。于是想“转战”大陆。

12、保姆论：保姆把主人的家收拾干净，却摇身一变成了主人。所谓收购，用的还是主人的钱(向银行贷款)。go-vern-ment的行政干预确实应该退出市场，但并不意味着国有资产就应该退出市场

13、我的梦想就是坚持自己的学术信仰，并用自己的所学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有所帮助。经过这一次事件后，我认为自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事实上，我批评企业的一些行为，也是希望对中国的企业有所帮助。企业都是逐利的，他们要成功，必须遵守经济规律。我批评德隆，是因为我认为它违反了规律，你要多元化，必须行业互补、保持现金流稳定，如果遵守这些规律，就不会崩盘，而是有可能像中信泰富、李嘉诚那样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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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论张维迎的市场经济理论

一、市场经济=价格+企业家

张维迎将市场经济归纳成这样一个公式:市场=价格+企业家。他是坚定的市场论者, 经他思考后的书本知识的演绎以及随后的研究都是沿着这个思路展开的。本章也试图通过这条路径层层剖析张氏理论的精髓。

1、强盗逻辑和市场逻辑

张维迎将主导人类历史的逻辑划为两种:强盗逻辑和市场逻辑。近代之前, 强盗逻辑一直占主导;只是过去两百年以来, 市场逻辑才占主导。

在市场的逻辑中, 个人要获得幸福, 就必须为他人带来幸福。这是市场经济创造巨大财富和社会繁荣的原因。市场经济的运行, 需要在企业、个人的交往中建立一系列信任和交易机制。

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是从强到逻辑转向市场逻辑、从职权经济转向产权经济的过程。它把互相伤害的竞争变为互相创造价值的竞争。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有巨大潜力, 要靠减少政府权力和国有经济范围、发挥企业家精神来实现。

2、市场信任的关键:企业、利润和企业家

张维迎认为:企业、利润和企业家, 这三个概念是理解市场经济的关键。

企业通过所有权配置和利润使得我们可以相互信任。现实中, 企业用另一种方式来分配责任, 即一部分人承担过失责任, 另一部分人承担严格责任。承担过失责任的人拿合同工资, 这就是员工。另一部分人, 即老板, 要承担严格责任———或者叫剩余责任。老板拿的是利润, 承担的是对消费者的责任。利润作为一种获取收入的方式, 使企业所有者承担剩余责任、严格责任, 任何一个员工犯的错误老板都要承担, 因此, 老板必须认真监督和规范员工的行为。进一步讲, 不仅仅是企业的员工, 包括企业供应商犯的错误, 企业老板也得承担责任。

故在张维迎看来, 市场经济是一种责任制度, 利润则是一种考核方式。市场通过企业这一组织形态划分核算单位, 通过利润追溯责任, 从而让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拿利润的人是企业家, 他承担着为整个社会组织、生产并且监督其他人的作用———当然, 这里所说的企业家, 不是指特定的某个人, 是指行为的功能。

3、市场的基础:自由、产权和企业家精神

张维迎认为, 目前我们并没有建立起市场经济真正的基础。在他看来, 市场的基础是, 自由、产权、企业家精神。

他特别强调一点, 自由是一种基本的权利 (rights) , 不是特权 (privile-ges) 。所谓权利, 用一句通俗的话讲, 就是“理通天下”, 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 与自己的出身、地位无关;而特权, 则是“凡事对人”, 一部分人拥有, 另一部分人没有, 取决于个人的出身和地位。权利是不可任意剥夺的, 但是特权可以给你, 也可以剥夺。所以我们看古希腊、古罗马共和国都有所谓的“自由”, 但那是特权, 不是权利, 因为只有一部分人享有它, 而占人口多数的奴隶享受不到。

市场的第二个基础是产权。产权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人权, 它是对我们自由的保障, 如果一个社会不能保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老百姓就不可能享有真正的自由, 甚至连人身自由也没有。产权是社会秩序、社会道德、社会信任、创新的基础。对私有产权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政府征税权利的限制, 如果没有对政府征税权利的限制, 产权不可能受到真正有效的保护。

张维迎还特别强调一点, 国有企业所拥有的特权本身就是对产权的一种严重侵害。一些行业只有国有企业可以进入, 非国有企业则不能进入, 这是对个人权利的否定。像煤炭、钢铁、石油等行业发生的国有企业强制性地收购非国有企业, 是一种强盗逻辑, 非基于产权的市场规则。

市场的第三个基础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灵魂, 是经济增长的国王。市场本身就是企业家不断创造和创新的过程, 没有企业家可能有交换, 有简单的产品交换, 但是不会有真正的市场经济, 不会有创新。企业家是嗅觉灵敏、有进取精神、善于创新、能吃苦、敢冒险的人, 我们人口当中, 这样的人的比重是相对比较少的, 所以他们的精神和能力能不能有效地发挥出来, 决定着我们这个社会创新的速度, 决定着社会财富增加的速度。

4、市场中的信誉机制

建立市场的信誉机制需要解决五个问题:要有明确的产权制度;要规范政府的行为;有良好的信息传输体制;强调法律的作业;尽量减少政府部门的交易行为。

产权制度能让人们建立长久稳定的预期。一个人的预期越长, 他的行为就越规范, 他就愿意兑现自己的承诺, 愿意为了获得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利益。

规范市场首先要规范政府行为。中国各政府部门有任意创设权力的权力, 这是市场混乱的重要原因。政府管得越多, 消费者、生产者越感到不确定, 越追求短期行为, 就坑蒙拐骗, 政府就管得越多, 进入恶性循环。

以上两个问题解决了, 就会出现大量专门传输信息的机构。简单地说, 要让那些欺骗行为的信息尽快在市场中传播开来, 传播得越快, 市场秩序的建立就越容易。

法律也可以促进信誉的建立。当然, 有效执法要求政府不能干预法官事务。如果法官被政府部门不断地、随意地任命和更换, 法官也不会有积极性讲信誉。

最后, 由于政府购买往往不遵循节约、透明的原则, 如果政府部门作为一个重要的购买者, 在市场交易中占份额太大的话, 市场秩序也很难建立。

二、企业的企业家

张维迎在1986年就提出:计划经济的运行主体是政府官员, 商品经济 (即市场经济) 的运行主体是企业家, 中国经济改革的任务是造就千千万万个企业家。他论证了“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 指出国家所有制只能产生官僚经理, 不能产生真正的企业家。90年代从牛津大学深造毕业后, 他更相信:“国有企业的唯一出路, 是把选择经营者的权力从政府官员手中转移到真正的资产所有者手中, 即实施民营化改革。”本章作者归纳整理张维迎关于这方面的核心观点, 试图使读者更深刻地理解“政府执政目标应该定位于最大化全民福利, 而不是最大化财政收入或国有资产, 否则就无法使中国的改革继续推进”。

1、让企业家成为经济增长的“国王”

中国的现实是, 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未来, 政府的政策左右着我们的经济形势, 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政策风险, 而不是市场风险, 所以预测政策的变化比预测市场的变化更为重要, 但预测政策比预测市场更难。所以, 企业家不得不把大量时间、精力、资源花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上。企业家希望能够直接进入政府的决策部门, 如当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全国劳模等, 有了这样的位置, 就有可能见到政府的领导人, 就可以提出一些政策方面的要求, 也可享受一些优惠的待遇, 甚至有了贿赂政府官员的渠道。

张维迎认为, 制度是最重要的。如果在一个制度下面, 歪门邪道能够赚钱, 或者赚钱必须靠歪门邪道, 那就是制度的问题。必须改变制度, 使得赚钱就必须要为社会创造价值, 或者反过来说, 创造价值你就可以赚钱。

我们可以通过不断削减政府权力, 把很多原来是个人创业的自由还给个人, 让企业家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增长的“国王”。

2、国有资产所有者的缺位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或者说“国退民进”和民营化的过程, 是被现实逼出来的。20世纪80年代, 所有关于企业改革的讨论和探索都没有触及国家所有制。90年代以后, 大量国有企业亏损, 成为地方财政的包袱, 出现了出售国有企业的现象。这些实践表明, 如果所有制不发生根本性变化, 改革就进行不下去。

国有体制的严重问题在于, 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主体有积极性挑选优秀职业经理人, 给他们市场定价, 所以国有企业的人事选拔并非基于才能和业绩。就像没有合格的主人, 也不会有称职的保姆。再加上主人常年不在家, 家里的事从来不管, 时间一长, 保姆就很容易糟蹋这个家。

3、白道道画出真斑马

张维迎将中国这30年私有企业的发展和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分为三个10年:1988年之前, 主要是农民转变的企业家, 那时候稍微有门路进入政府和国有企业工作的人, 不会去做私人企业。第一个10年主要靠制造业和商业推动经济;1988—1997年, 由于私有企业合法化, 特别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使有些人失去了在政府工作的前途, 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 几个事件刺激很多原来在政府、国有部门工作的人离开做私人企业。第二个10年, 这些政府官员转变的企业家做的是地产和金融;第三代以海归和工程师为主的企业家, 好比百度的李彦宏、搜狐的张朝阳等。第三个10年就是高科技产业, 靠海归企业家。

张维迎还有一个比喻。中国的改革可以说是在马背上画白道道, 然后再逐步把假斑马变成真斑马的一个过程。好比一个村里边, 以马为主要生产工具, 这些马很懒, 没有效率。村长看到其他以斑马为主的村很富有, 所以想把马换成斑马。但是所有村民都不同意, 因为他们祖祖辈辈都跟马在一块儿, 为什么要换成斑马呢?于是村长晚上等村民都睡觉之后, 偷偷拿一桶漆, 在马背上画了好多的白道道。第二天早晨, 村民发现, 我们的马怎么变斑马了, 就去质问这个村长。村长说, 我没有换成斑马, 只是觉得好玩, 画了些白道道, 你们去仔细看一下还是我们原来的马。村民一看, 对了, 还是原来的马, 所以就不再跟他争论了。而这个村长每天晚上干同样的事情。后来村民们对马和斑马的区别已经没有概念了, 村长就把这些画成白道道的马真的换成了斑马。直到有一天, 村民发现, 他们的马真的变成斑马了, 但是比原来的马更能干活, 所以就不再跟村长闹事了。在某种意义上, 中国改革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就是这个帮着画白道道的村长。

三、理性思考中国改革

在迈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上中国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但中国的市场化转型远远没有完成, 我们并没有建立起市场经济真正的基础。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 短期看, 是通货膨胀、过度投资导致结构性失调而引起萧条;长期看, 是制度问题, 比如国有企业的过分强大影响了中国企业的创新;更长远看, 是人口政策, 中国可能在未来10年出现劳动力供应的下降。本章试图总结张维迎关于中国改革的一些核心观点, 让我们更理性地看待中国30多年的改革。

1、凯恩斯主义的代价

在经济危机时期, 凯恩斯理论为政客们提供了干预市场的借口。他们喜欢用短期政策来解决经济萧条、失业率增加等等。但是他们没有看到, 经济本身是有规律的, 短期内使用强烈的刺激政策, 必然引起经济制度扭曲, 造成新的问题和负面影响。凯恩斯主义并不能避免付出代价, 它只是延缓了调整, 或者使调整的代价变得更大。

在中国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后果更为严重。最大代价是改革倒退和社会心态的逆转。扩张性刺激政策直接导致“国进民退”。大家都想靠政府解决问题, 政府部门借机捞权、谋利益, 一些民营企业和国有部门搞关系, 试图通过垄断特权赚钱。本来放开的自由收上去了, 已经实现的市场逻辑退回到强盗逻辑。

2、政治家的理念

由于缺乏改革动力, 各部门只顾维护自己利益, 大家陷入了囚徒困境: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 但最后的结果对谁都不利。从中国到世界, 普遍缺乏20世纪80年代如邓小平、撒切尔、里根这样有理念的政治家。他们对推动制度变革至关重要, 是时代所需的制度企业家。

经济改革仍然有许多事情要做, 但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 即使有英明而果断的政治领导, 进一步经济改革的空间也非常有限。因此, 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建立起真正的法治和民主制度, 经济市场化才有制度基础, 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

3、无知和无耻

中国经济改革出现停滞倒退, 有两个原因。一是无知, 对经济规律、市场运作缺乏正确的认识;另一个是无耻, 基于利益的考虑。任何一种价格的调整都存在利益分配, 还有第三方, 利用调控的机会强化干预经济的权力, 从而寻租。

很多人对中国经济增长经验的总结是错误的。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取得比较好的成效, 不是由于政府干预多, 而是由于政府干预越来越少, 使得老百姓有更多的自由, 企业家精神得以焕发。

未来我们的政策应该尊重市场, 保护产权制度、自由竞争、自由准入, 让市场的逻辑更好地发挥作用。相反, 如果我们用限制竞争、行政垄断、产业补贴、限价、限购、扩大货币、通胀的方法管理经济, 只会对国家发展与人民幸福造成伤害。

如果我们能早点开放医疗市场, 允许民间资本自由进入, 而不是保持国有医院的垄断地位,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绝不会如此严重;如果允许民间自由办学校、办大学, 中国的教育质量绝不会如此低;如果我们能树立宪法和法律的绝对权威, 将政府的权利严格置于法律之下, 绝不可能有那么多野蛮拆迁事件发生;如果农民真正拥有土地的所有权, 绝不可能有那么多对农民土地的不公平掠夺;如果做企业是每个人的平等权利而不是政府以审批的形式赋予一部分人的特权, 官商勾结绝不会如此普遍;如果公民有真正的选举权和言论出版自由, 官员的腐败行为绝不可能如此肆无忌惮。张维迎用他多年来的研究向我们传达他对市场的理念, 对企业家的理念, 对开放社会的理念, 告诉我们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靠市场经济。

参考文献

[1]张维迎:什么改变中国[M].中信出版社, 2012.

[2]张维迎:通往市场之路[M].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3]张维迎:市场的逻辑[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篇4：“真人”张维迎

采访张维迎先生，颇费周折。3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们终于拨通了他的电话。

电话那边是一个温和的略带陕北腔调的男中音。告诉他我们的意图，他用非常友好和惋惜的声音说："对不起，没有时间呀。"他说过两天要去美国出差，这几天很忙的。

尽管我们没能如愿约到当面采访的时间，但是，张教授还是很耐心地在电话里面回答了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

随后，在他就职的北京大学，以及他的母校西北大学，记者又找到了他的同事、同学和老师，于是，对这位当今国内经济学界的箭头人物，我们有了更多的了解。

《为钱正名》的前前后后

张维迎出生在陕北农村一个贫穷的家庭。1978年，他背着一摞烧饼去参加高考，考一门，他吃一个烧饼，考试完了，烧饼也吃完了。最后这位烧饼考生考进了陕西省的重点学府--西北大学。

1983年的一天，也就是改革开放的第四个年头，《中国青年报》以编者按刊发了一篇题为《为钱正名》的署名文章，从而引发了经济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一场异常激烈的大辩论。一时之间，这篇文章的作者，正在西北大学攻读研究生的张维迎成了众矢之的。那时理论界正在进行一场全国性的精神污染问题的讨论，"向钱看"的思想还属于被批判的对象，于是，《为钱正名》自然成了反面典型。张维迎不止一次的在各种会上做检讨，甚至连他的导师何炼成教授都受到牵连。那段难熬的日子给张维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也正是因为这篇文章，张维迎在经济学界崭露头角。

张维迎曾经笑称自己从事经济学纯属偶然。他本来喜欢数学，无奈高中时正搞开门办学，数理化学得很肤浅，所以高考时报考了中文系。谁知阴差阳错，竟被"扩招"进了经济系（当时叫政理系）。该班的49名学生是何炼成教授的开山弟子，而今一批全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企业家，如魏杰、刘世锦、冯仑等都出自这个班。张维迎便是这个班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

在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张维迎的经济理念进入创新阶段。他发起组织了一个读书班并担任主讲，专门学习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谈一些在当时看来是离经叛道的观点。差不多是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意识到数学对于经济研究的重要性，因此会经常溜进数学系或物理系的教室，认真地听上一节课。

3年期间，他共完成论文7篇，几乎都在国家一级刊物上发表。当时许多读到张维迎论文的同行都以为他是一位资深老学者，怎么也想不到竟出自这样一位年轻后生之手。

1984年，获得硕士学位的张维迎进入国家体改委，从事改革理论与政策的研究工作。

研究中国企业的，不可能不知道张维迎

张维迎最初的研究工作并不顺利，他发现由于理论知识不够，常常使自己被一些问题痛苦地缠绕着，而这些问题又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和急需解决的。出于一个经济学者的责任和使命，1990年，他选择了去英国牛津大学，投身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教授的门下，攻读博士。

5年后张维迎回国，到北京大学参与创办了培养中国职业经理人的摇篮--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伴随着一批批人才的成长，张维迎也凭着自己的实力和研究成果，完成了从一个学者到经济学家的跨越。他的主要著作《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等，不是被誉为畅销书，而是长销书。有些已成为大学相关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

张维迎在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双轨制价格改革。近年来，他关于中国企业理论的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此被公认为是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人士。今天且不说在经济领域内，但凡是日常关心国内经济动态的普通民众，说起张维迎，几乎没有不知晓他大名的。

采访之前，我们就曾就此做过一个随机调查。

问一位研究汽车理论的朋友，你知道张维迎吗？他说：知道，几年前我在业余时间关注着股票市场的形势，当时天天看财经电视和相关报纸，记得吴敬琏作了中国证券市场是黑暗的评论时，张维迎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说中国的证券市场还是有希望的。当时我就记下了他的名字，并一直注意着他的言论。

再问一位经常在新加坡和国内来回走动的某跨国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对张维迎是否有所了解？他说：尽管没有见过面，但应该说比较熟悉，我最近一直在注意着内地一家企业，我们有收购它的意向，研究中国企业的，不可能不知道张维迎，我读过他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和《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等作品，观点很新，可以说获益匪浅。

2001年的寒冬尚未过去，张维迎发表了论述"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文章，引来了一场热烈的讨论，紧接着他又陆续抛出"中国为什么能做大国家却做不大企业"、"重建中国的信誉机制"等观点。这三大问题，成为2002年度学术界、政府部门、企业界空前关注和讨论的问题。他由此也无可争议地入选CCTV"2002十大经济年度人物"。

口无遮拦，以真服人

在很多人的眼中，张维迎是那种口无遮拦的人，而且经常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两年前一帮房地产商攒了一个"新住宅运动"，张维迎开坛发言就石破天惊，因为他作了一个著名的论断，那就是中国90%的开发商是骗子，结果害得在他后面登台的老板都纷纷声明自己属于那个10%的少数派。

后来他又将互联网经济比喻为"耍猴经济"，他说，"小时候，我觉得天底下最让人羡慕的职业是医生，因为人总是要生病的，看病就得交钱；而天底下最可怜的职业是耍猴的，他表演的时候大家看得高兴，可一到收钱的时候大家又一轰而散。"在他看来，那些互联网公司就象是耍猴的，开业之初，敲锣打鼓吸引眼球，免费服务满天飞扬，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小老二给各位有礼了。到后来，发现忙活一天换不来个馒头钱，急了，试探着搞些部分收费服务，结果先是吓走了一半看客，剩下的呢，不是想接着享受免费服务的，就是准备随时开溜的。有人说，这张维迎的嘴够损的，可细一琢磨，他说的还真像。

其实，张维迎的许多观点都是通过这种精妙而充满智慧的描述而被人们接受和信服的。

不过，张维迎也有遇到尴尬的时候，从小到大，"苹果该不该削皮？"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竟让这位精英学者数次改变观点。他说，"我记得我原来在农村吃苹果的时候不削皮的，进城以后，人家说我太土了，吃苹果一定要削皮，到了英国以后我削皮，人家又批我说，你也太土了，苹果怎么能削皮啊。"张维迎由此谈到了企业的信誉问题，"因为英国水果都是没有农药的，而且他们认为苹果皮很有营养。而生活在中国大城市的人认为苹果是打了农药的，但中国苹果到底打没有打农药，产销商没有谁会告诉你。所以，我刚从英国回来不削皮，现在又开始削皮。我在国外待了好多年，没有看到英国的哪一个商店橱窗上贴着信誉第一、客户第一;但是我们中国到处贴的都是信誉第一、客户第一。而经验往往告诉我们，最标榜信誉的企业通常也是最不讲信誉的企业。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思考。"

"一个人只要对社会作出贡献，就会得到大家的认同。"

除研究工作外，现在张维迎还担任着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副院长、北大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和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等工作。虽然他只有43岁，但却有了一头花白的头发。他说，这几年他实在是太忙了，惟一愧疚的就是对不起自己的父母和家人。

张维迎说，父母有时能在电视上看到他，就是他对父母最大的孝心和安慰了。

张维迎平日里喜欢爬山，有时也会吼上几嗓子陕北民歌："提起个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唱到动情处，张维迎的眼中总会隐隐闪出泪花，让人仿佛看见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和那原上勤劳的人们。

篇5：听张维迎教授

本人心得，转载请说明。

前几天就收到学会王老师的短信，告知张维迎教授要回西安做报告，作为西大的校友，自然是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一定要前去聆听。于是周末早早起来，直奔丈八宾馆，到了礼堂一看，座无虚席，看来慕名前来的听众不少啊。

作为曾经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现在的经济学家，身份的转变很是令人羡慕的。意味着从体制内的官转变为可以自由做学问的学者，中国太缺少这样的自由职业经济学家了。人作为社会的人，不可能脱离其经济基础，所以如果是体制内的教授，与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体制约束的学者而言，所谈的看法必定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张教授谈到中国的政治家与官僚是两类人，那么目前中国的改革到了这一步，政治家只能出自官僚，而当官与做事完全是两个概念。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也应该很清楚的意识到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那么下来改革的深入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不改革，那么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果能保持多久就值得怀疑。因此，无论是企业家还是个人，都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做好迎接改革的思想准备。所谓的既得利益者更应该意识到这一点，积极转变思路，使自己在下一改革里能够充当起领导者的角色，从而更好的稳定自己的既得利益。

思想的火花闪烁在礼堂，不由得想起10几年前上大学时，老师就在讲的权利的寻租现象，现在我们还在呼吁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可见改革的道路有多么漫长，时间这把利剑也无法快快削掉前进的肌瘤和障碍。

回来在车上，我们还在讨论这个话题，老公忽然给出一个观点，其实中国35年的改革成果就是对农民的成功改革。从最初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允许农民脱离土地进城打工，把8亿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成为低廉的劳动力，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做出了极大额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大批有才能的人，抓住改革的机遇先富起来了，例如王石、史玉柱等。

下一轮额改革肯定要对经济降温，也就是说10年内维持7%的增长速度，保证既有经济改革的成果，而在政治体制上会加大私有化的步伐，巩固执政党的地位。

篇6：张维迎谈金融危机

理解危机可能比简单出对策更重要

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是一句老话，但今天说起来更让我们刻骨铭心。一年半前，中国企业家对中国经济景气的信心指数达到8年以来的最高点；即使到2008年初，企业家信心指数仍然处于8年以来的最高点之列。但到年底，这一信心指数掉到了8年来的最低点，而且远低于过8年的任何时候。中国经济学家的信心指数也类似。不过，调查数据表明，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信心的滑坡比中国企业家早了一个季度。今天，无论中国企业家还是中国经济学家，都很难再有一年前的乐观情绪！

企业家信心的变化确实是中国经济景气变化的真实写照。过去12个月，中国工业增加值指数的变化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个特征，增长速度下滑非常快，好像所有企业在同时犯错误；第二个特征，重工业的下滑速度远大于轻工业，也就是生产资料工业的波动远远大于消费资料的波动。这两个特点也是所有经济萧条的主要的特征。应该说，我们的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艰难时期，或者出现了增长衰退。

中国经济的变化是世界经济变化的一个缩影，尽管我们的问题出现的晚一些。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经济什么时候能够走出低谷？底部在哪里？有人说是V型，有人说是U型，也有人说是W型。最悲观的说法是L型。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但是我想，最根本的问题是：这次危机是根源于市场的失败，还是政府的失败。换一句话说，究竟是看不见的手出了问题，还是看得见的手出了问题？对造成目前局面的不同理解和回答，也自然导致政策上的不同选择。而且，不仅关系到我们的政策选择，还关系到未来走向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也关系到经济学的未来走向。

西方经济学界一般把市场的信仰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对市场经济经济没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场经济，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二个层次是怀疑主义，摇摆不定，有时候信，有时候不信，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主张政府干预主义的经济学；第三个层次是对市场经济非常信仰，但是也认为，必要的时候，政府应该介入市场，这是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就认为，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让经济走出低谷；第四个层次是对市场坚定不移，完全信仰，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但这一学派当今的代表人物主要在美国。

有人把这次经济危机归结于市场失灵，特别是经济自由化导致的结果。确实，危机出现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已经开始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但事实和逻辑分析表明，这次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不如说是政府政策的失败；与其说是企业界人事太贪婪，不如说是主管货币的政府官员决策失误。在我看来，这次危机也许是复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彻底埋葬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机会

重温奥地利学派对大萧条的解释

让我们回顾一下80年前发生的那次大危机。这次危机发生的背景虽然与那次危机有所不同，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但也确实有许多相似的特征：危机之前，一方面，技术创新，生产率提升，经济高速增长，价格水平稳定甚至下降，似乎一切正常；另一方面，银行信贷持续扩展，流动性过剩，贷款利率低，固定资产投资强劲，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严重，似乎难以持续。1990年代开始的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和1990年代后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都有类似的特征。

1929年---1933年那场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有人预测到了吗？有，有两个人，而且只有两个人，尽管他们没有指出准确时间。这两个人一个叫米塞斯，另一个人叫哈耶克，他们都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哈耶克曾获得过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之所以能

预测到1929年的经济危机，是因为有一整套更为科学的商业周期理论。根据他们的理论，20年代美联储实行持续的扩展性货币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贷规模膨胀，最后的结果必然导致大危机，大萧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利率过低会扭曲资源配置信号，企业家就开始投资一些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特别是一些重工业、房地产等资金密集型产业，它们对利率的反应非常敏感。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股票市场泡沫会进一步助长固定资产投资热潮，导致投资过度扩张。越来越大的投资需求导致原材料价格和工资的相应上涨，投资成本上升，最后证明原来的投资是无利可图的。当政府没有办法如之前那样继续实行扩张性政策时，股票和地产泡沫破灭，原来的资金沉淀在不可变现的固定资产（如厂房和地产）中，资金突然不足，投资项目纷纷下马，大萧条由此发生。在米塞斯和哈耶克他们看来，任何一个经济中，人为造成的繁荣一定会伴随一个大衰退。大繁荣和大衰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的理论也告诉我们，判断经济是否过热，不能只看价格水平是否上涨，而主要应该看利率水平和信贷扩张，因为从信贷扩张到价格水平的上涨有一个时差，当等到通货膨胀发生时，萧条就到来了！

与米塞斯和哈耶克不同，凯恩斯认为，大萧条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居民储蓄太多，而企业对未来太悲观，不愿意投资！

1929—1933年的大危机造就了凯恩斯经济学。在大危机之后的30年代，奥地利学派和凯恩斯主义都有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主流，但奥地利学派被边缘化了，凯恩斯主义获得了主流地位，统治了经济世界几十年，一直到80年代才被人们所怀疑。为什么凯恩斯主义能够成为主流？简单的说就是，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需求不足，市场失灵，解决的办法就是政府去介入市场，增加需求，从而使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而奥地利学派认为，萧条是市场自身调整的必然过程，有助于释放经济中已经存在的问题，政府干预只能使问题更糟。事实上，如果不是胡佛政府的干预（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限制工资下调，贸易保护主义法律等），那次危机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所以，政府特别喜欢凯恩斯主义。当然，经济学家很多也有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如果凯恩斯主义是对的，政府就会为经济学家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如果说奥地利学派是对的，经济学家在政府就没事干了。因为他们主张不干预，市场会自身调整。经济学家也是利益中人，凯恩斯主义能够大行其道，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有了这个背景，我们看一下，格林斯潘在1966年写的《黄金与经济自由》一中对30年代那次经济危机的解释。他说：当商业活动发生轻度震荡时，美联储印制更多的票据储备，以防任何可能出现的银行储备短缺问题。美联储虽然获得了胜利，但在此过程中，它几乎摧毁了整个世界经济，美联储在经济体制中所创造的过量信用被股票市场吸收，从而刺激了投资行为，并产生了一次荒谬的繁荣。美联储曾试图吸收那些多余的储备，希望最终成功地压制投资所带来的繁荣，但太迟了，投机所带来的不平衡极大的抑制了美联储的紧缩尝试，并最终导致商业信心的丧失。结果，美国经济崩溃了。

格林斯潘40多年前对大萧条的上述解释与哈耶克80年前的解释如出一辙。遗憾的是，几十年之后，格林斯潘的行为可能跟他批评的当年美联储的行为并没有多大区别。当政者与在野者其行为方式会发生很大的不同。

这次危机的根源在哪里

我们再看我们现在面对的这次经济危机。有没有人预测过这次危机？其实也有。有一个人叫做Peter Schiff的学者型投资家，在2006年，甚至更早的时候，他就预测到次贷危机很快会发生，美国经济会因此进入大萧条、大崩溃的阶段。同一年，国际清算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William White撰文认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将要发生。另外，美国米塞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Krassmir Petrov2004年就写了一篇文章，将当时的中国经济与1920年代的美国经济的情形进行对比后，预测2008年之后中国会出现大萧条。这三位经济学家都被认为是奥地

利学派经济学家或其拥护者，他们分析经济的理论框架来自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Wlliam White认为，就分析当前全球经济问题而言，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更为适用。当然，也有非奥地利学派的学者提出过类似的警告。

在我看来，这次危机的根源和1929年那次危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美联储实行持续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贷扩张，市场信号扭曲，原本不该借钱的人都开始借钱，原本不该买房子的人都开始买房子，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开始投资，由此，房地产泡沫和股票泡沫急剧膨胀。次贷危机就是因为在低利率和房地产泡沫的诱惑下，不该借钱买房的人借钱买房，但它是导火线，不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当利率信号被政府扭曲之后，无论金融资产还是实物资产，定价机制都失灵，比如，股票的市盈率不再是判断股票价格合理与否的合适指标，因为利润本身是扭曲的。利润是扭曲的，因为产品价格是扭曲。这与放松金融管制无关。

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贷款担保。中国之所以愿意买几千亿的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债券，把钱大方地借给他们，因为这是两个政府担保的机构。如果政府不做担保，我们不会把钱借给他们。政府担保之后，放款人不再担心借款人的资信好坏和还款能力，借款人知道被担保之后也就开始放心借钱。这是政府政策导致的道德风险行为，也是东南亚经济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这次危机与1929年的危机有很大的一个不同。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但现在已今非昔比。这一点是我们理解今天的经济危机必须要加进去的元素。不能理解中国经济就无法完整解释这次危机的原因；不能理解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也就没有办法走出这次危机。

国际上有一些观点认为，这次危机是中国导致的。因为中国人不花钱就促使美国人花钱。这种观点当然是不对的，正如我们不能把东南亚的经济危机归结于美国的债权人一样。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而不是情绪化的反击。中国的贸易顺差对GDP的比例达到7%—8%；外汇储备，1996年1000亿，2001年2000亿，2006年10000亿，2008年达到了19500亿。国际经济体系当中，一国外汇储备如此快速的上升会给全球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假如五年前危机爆发会像今天这么严重吗？我想不会，美国人要想多花钱也花不了那么多，因为没有人给他提供。如果我们的金融体制更自由一些，我们在五年前实现汇率自由浮动，人民币的升值就会给中国企业及时敲响警钟，会让我们的企业家注意提升自己的产品质量，而不是一味的用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搞出口，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外贸顺差，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中国的货币供给增长也就不会那么快，投资规模也就不会那么大，即使美国经济出问题了，我们自己面临的困难也不会这么大！

经济危机一定的多方面行为的结果。放款的人，借款的人，都有责任，这两方面离开任何一方也不行。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行为方式。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难，与其说是美国金融体制太自由造成的，不如说是中国金融体制太不自由。无论那方面，都与“看得的手”的失误有关。

政府救市，还是自由调整

经济出了问题，人们通常会求助于政府，政府也认为自己责无旁贷。

让政府通过增加信贷和扩大需求的办法把经济从萧条当中挽救出来，有没有可能呢？我抱怀疑态度。1929年危机为什么拖了那么长时间？就是因为危机开始后政府干预太多了。现在有人讲是罗斯福1933年的新政挽救了美国经济，其实罗斯福没有多少新政，罗斯福的政策在他的前任胡佛手里都早已开始实施了。现有的大量证据证明，美国政府加大公共工程投资，提高关税，限制工资的调整，都是在罗斯福上任之前进行的，所以导致了失败。根据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研究，正是政府的救市措施延缓了市场的自身调整，使萧条持续了更长时间。1990年后日本政府的救市政策的失败也说明这一点，零利率政策和大量的公共投资并没有把日本从萧条中解救出来。

我们今天的救市能不能成功呢？我想也可能会有短期效果。但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是市场自身的调整，政府救市的结果可能延缓了市场的调整。打一个比方，现在的经济就像一个吸毒病人，医生却给吸毒病人开的药方是吗啡，最后的结果可能会使问题更严重。过度的投资，可能用不了多久，经济又会掉下来，可能掉得更惨。

以房地产为例，我同意取消房地产市场上所有提高交易成本的政策和规定，让市场更好的发挥作用，但仅此而已，我不同意政府去救市。只要交易自由了，该掉到什么价位就掉到什么价位，政府不应该干预。如果现在政府老想托市，本来一平米应该是5000块，如果我们非要维持在6000块，看起来掉不下去，但始终没有人买房，房地产市场不可能发展。反之，如果我们让它一下子掉到底，掉到5000甚至3000，房地产市场会很快活跃起来。不仅是房地产，在所有的行业，都是同一个道理。

政府对破产企业的拯救不仅扭曲了市场的惩罚机制，延缓了结构调整，而且常常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因为政府只解决大问题不解决小问题。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业界自救的积极性，导致更多的投资行为和更多的坏帐。政府投入的资金越多，资金越短缺。

现在，各国政府搞的都是凯恩斯主义的一套：刺激需求。但这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既然我们认为危机是由于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和中国人过度投资引起的，怎么有可能通过进一步刺激消费和投资解决危机呢？

有人说中国人只赚钱不花钱，储蓄率太高。但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降低的，从1996年的30%以上下降到2000年的25%左右，之后没有大的变化；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1996年是20%，到2000年只有15%，2005年是16%，远低于印度的22%。当然，中国的储蓄率确实是世界上最高的，但主要原因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高，而不是家庭的储蓄率太高。企业储蓄高有一些是合理的，但也有一些是不合理。国有企业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投资？因为对他们而言，赚了钱不需要分红，不需要交给政府和家庭，资金成本等于零，甚至是负的（如果预期花不完的钱将来会被上收的话），不投白不投！一方面是无效的投资，另一方面，居民却没钱花。这才是中国的现实。

中国统计年鉴分别计算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一些评论家也经常引用这个数据。但这个统计数据很让人费解。如果按这个统计数据对过去30年的GDP增长做个回归，我们发现，“消费贡献率”和“出口贡献率”与GDP的增长率负相关，只有“投资贡献率”与GDP增长率正相关。也就是说，消费和出口的“贡献率”越大，GDP增长越低；投资的“贡献率”越大，GDP的增长率越高。那么，为了GDP的增长，我们究竟应该是刺激消费、刺激出口还是刺激投资？

这个问题说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经济学提供不了我们解决问题的答案。我们要知道，推动经济增长的是生产，是供给，而不是需求；是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如果刺激需求就可以发展经济，我们早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并没有告诉我们怎样刺激需求，但是之后中国经济有了新飞跃。为什么？因为邓小平扩大了个人选择的自由，个人有了创业机会，可以经商做企业，经济自然就开始增长。这个思想对我们今天仍然是可用的。所以，我们应该像奥地利主张的那样，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而不是刺激需求，把储蓄看成罪恶。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让居民增加消费的唯一办法就是收入增长，收入增长了，消费自然就会提高。

尽早尽快地释放民间活力

我想提几个具体的建议：

第一、进一步实现市场化的改革，解放生产力。只有市场化的改革，打破垄断，全

面放开市场准入，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让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

进行自由、平等的竞争，才有可能释放中国经济的活力，让企业家对未来充

满信心。要刺激投资的话，主要应该刺激民营企业的投资，而不是国有企业的无效率投资。

第二、第二、进一步实行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汇率市场化改革。如果我们早几年

实行汇率改革的话，危机可能不会那么严重。反过来说，如果不改，我们很

难走出低谷。汇率的改革其实在1997年的时候就准备开始，但是亚洲金融

危机使我们变得过分谨慎，认为外汇储备拿在手里就安全，不敢继续前进，一拖就是十几年。现在看来，过多的外汇储备和过少的外汇储备一样有害

推进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判断一个政策的好坏，不是看它的目的高尚不高尚，而是看这个政策的效果。我们说一个政策不好，就是这个政策的效果与目标

背道而驰。劳动合同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新的劳动合同法的目的是保护

劳动者的利益，但受损害最大的恰恰是普通工人和准备寻找工作的农民，因

为它大大减少了就业机会。劳动合同法对经济的伤害不仅仅是成本，也有对

企业文化的伤害。现在，企业管人越来越难管了，又要变成过去“干的不如

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所以，我建议果断停止执行新的劳动合同法中限

制合同自由的条款，让劳动合约更自由。

第四，国家财富向国民转让。经济学是研究国民财富的（wealth of nation），而不是研究国家财富的（wealth of state）。我们国家，现在有太多的财富集中在政府手里，而不是国民手里。我想，可以利用这次危机推动国家财富向国民财富转移。

首先，要考虑实行减税，特别是增值税，英国已经降到15%了，中国也要降。我不主张搞歧视性的优惠和优待，因为那样只能导致腐败和造假。要降就一起降，包括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减税不是简单的收入再分配问题，而是通过调动积极性增加国民财富总量的问题。税率降低了，政府的总收入反到可能增加

其次，应将国有企业股票一部分分给老百姓。陈志武、谢国忠等人曾提出过类似的建议，我完全同意。国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予以打包，拿出一部分分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参与资本收入分配。现在中央控制的上市企业的资产价值是15万亿左右，政府持有70%—80%，如果我们拿出40%就是6万亿。我不是你一个鸡蛋，而是给一个会下蛋的母鸡。如果省级和市级政府也能把自己控制的企业的股份的一部分分给当地的居民，就有很大的财富效应，有助于增加消费。这样做不会影响政府的控制权，因为政府仍然是最大的股东。这样做也不会导致俄罗斯证券私有化导致的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因为分在手的股票是有市场价码的，持有人很清楚，可以公平交易，不可能被少数人廉价收购。相反，我们可以利用国有股的分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如果根据收入水平来分配财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农村人给2份，城里人给1份；富人给1份，穷人给2份。当然，具体的操作程序还要仔细研究，但我的意思是说，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拿出国家财富的一部分给老百姓。短期来讲，这可以带来财富效应，刺激消费。因为人们有了财产才敢消费；长期来讲，可以降低国家和政府的经营压力，可以大大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危机与大国崛起

我还想强调，企业自身也要进行调整。该破的破，该卖的卖。这样的话，危机之后，经过产业整合，可以出现规模较大，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大企业。我相信，这次危机后，无论在哪个行业，都会使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企业要有自己的核心能力。没有核心能力，这次危机逃过去，下次还会出问题。我在调查中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国外一些大企业，OEM不是直接交给中国企业，而是通过中间商转包。为什么？中国企业的信息化太差，交给他制造的东西没有办法监控。如果我们中国的企业信息化程度提高了，人家就会更信任，很多单子就会直接交给我们去做。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但是关系到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当然，最终还是要有自主品牌。这次危机当中凡是有自主品牌的企业遇到的困难就比没有品牌完成OEM的企第三、业要小，我想这也是一个教训。

作为中国人，我们不必那么悲观。中国经济的潜力还远没有释放出来。1929年大危机之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也许这一次大萧条，就是中国的机会。1929年之前，英国是经济强国，英镑是国际储备货币，但英国是债务国，美国借钱给英国，因为英国要维持他的帝国只好从美国借钱。今天，美国是经济强国，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借钱给美国。也许1929年危机之后世界格局的变化能够在2009年危机之后再次出现。再过二十年、三十年，哪怕五十年，中国也许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危机对于中国可能也是一个好的机会。所有大国的崛起都是某种机会造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