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张维迎讲话

2022-08-02

第一篇:北大教授张维迎讲话

关于腐败,北大教授张维迎谈腐败

2012年12月19日,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12观察家年会暨第二届中国改革峰会"在北京召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做了“反腐败的两难选择”的主题演讲。在演讲中,他表示,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会亡党,但是不太可能亡国。

张维迎指出,当前中国反腐败面临两难选择,如果措施过于强硬,轻则政府官员可能会消极怠工,使政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重则导致政府官员造反。但是,如果这样,老百姓可能不答应。中国能否走出这个两难选择?既取决于领导人的智慧和胆略,也取决于我们普通民众的理智和耐心。

在此,他谈到了过去十年中国的腐败。他认为主要呈现了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从创造价值的腐败到毁灭价值的腐败,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所谓腐败很大程度上民间从政府官员手里面赎买权利,通过这种赎买使得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原来不能使用的资源,现在民营企业可以使用,所以他们创造了更大的价值。但是,现在的腐败已经不是这样的腐败,而是政府官员滥用权利,特别是已经本来释放到民间的权利进行腐败。80年代、90年代的腐败是与体制改革相关联的腐败,腐败的过程当中,也是释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但是,过去十年的腐败是与体制倒退相关联的腐败,腐败变得越来越严重,但是体制离市场化程度反而越来越远。80年代的腐败,90年代的腐败,由商贿赂官的腐败,而过去十年的腐败,很多已经变成了由官来贿赂官的腐败,我们叫买官卖官,当然商业贿赂官员仍然存在,但可能比起买官卖官商业贿赂可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

其次就是反腐败的措施越来越大,但是,腐败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搜索百度新闻各年关于反腐败这个词的文章,2003年的时候总共11900篇,2004年上升到76200篇,05年73330篇,06年106000篇,2010年二十四万六千篇„„到今年有八十六点一万篇。人民网反腐败的文章也有类似的发展趋势,十六大以来,已经有70多位省部级官员落马了,都是因为腐败问题,或者与腐败相关。这样算来,平均每年有78位省部级干部被抓,这在历史上可能在任何一个国家也是少有的。所以,反腐的力度应该是越来越大。但是同时腐败的越来越严重。他举了个例子:河南省交通厅厅长先后四位都因腐败落马,第一位落马是1997年抓的时候受贿金额30万,第四位2011年,去年11月抓的时候,受贿金额3000万,14年间增加了100倍,年平均增长率39.8%。而这个期间,我们人均GDP的民意增加是12.9%。我们看到腐败金额的增长远高于GDP的增长。当然,他表示这只是一个特例,但是就观察来看,这个例子也许代表了我们腐败严重程度的一个基本特点。

以下是文字实录:

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亡党但不可能亡国

张维迎:我觉得未来十年对中国领导人最大的挑战就是反腐败。中共十八大报告说到,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亡党亡国,民间有一种说法,不反腐会亡国,反腐亡党。当然,这个说法可能过于严重。我的看法是腐败问题不解决,是可能亡党,但是不太可能亡国,日本人进来都没有亡国,反腐败可能亡党,但是也可能救党,完全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反腐败?

反腐败真正的两难选择是如何处理腐败的存量,也就是过去到现在为止已经发生的腐败行为,如果我们不对过去的腐败有一个了断,反腐败不可能成功,如果措施过于强硬,轻则政府官员可能会消极怠工,使政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重则导致政府官员造反。但是,如果这样,老百姓可能不答应,这就是两难选择。我们能否走出这个两难选择?既取决于我们领导人的智慧和胆略,也取决于我们普通民众的理智和耐心。最近李永忠等学者提出有条件的特赦这样一个思路,我今天也是对他们这个说法的一个呼应,同时我在十年前也谈到过这个问题。

中国当下最主要的腐败是买官卖官 且越来越严重

我们先看一下过去十年中国的腐败,从宏观上讲有什么新的变化?我想最重要的是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从创造价值的腐败到毁灭价值的腐败,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所谓腐败很大程度上民间从政府官员手里面赎买权利,通过这种赎买使得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原来不能使用的资源,现在民营企业可以使用,所以他们创造了更大的价值。但是,现在的腐败已经不是这样的腐败,而是政府官员滥用权利,特别是已经本来释放到民间的权利进行腐败。80年代、90年代的腐败是与体制改革相关联的腐败,腐败的过程当中,也是释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但是,过去十年的腐败是与体制倒退相关联的腐败,腐败变得越来越严重,但是体制离市场化程度反而越来越远。80年代的腐败,90年代的腐败,由商贿赂官的腐败,而过去十年的腐败,很多已经变成了由官来贿赂官的腐败,我们叫买官卖官,当然商业贿赂官员仍然存在,但可能比起买官卖官商业贿赂可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认为第一个特点。

中国官员受贿金额14年间增加了100倍

第二个特点,就是我们反腐败的措施越来越大,但是,腐败也变得越来越严重。我搜索一下百度新闻各年关于反腐败这个词的文章,2003年的时候总共11900篇,2004年上升到76200篇,05年73330篇,06年106000篇,2010年二十四万六千篇„„到今年有八十六点一万篇。人民网反腐败的文章也有类似的发展趋势,十六大以来,已经有70多位省部级官员落马了,都是因为腐败问题,或者与腐败相关。大家算一下,平均每年有78位省部级干部被抓,这在历史上可能在任何一个国家也是少有的。所以,我说反腐的力度应该是越来越大。但是,我们腐败的越来越严重。举个例子,河南省交通厅厅长先后四位都因腐败落马,第一位落马是1997年抓的时候受贿金额30万,第四位2011年,去年11月抓的时候,受贿金额3000万,14年间增加了100倍,年平均增长率39.8%。而这个期间,我们人均GDP的民意增加是12.9%。我们看到腐败金额的增长远高于GDP的增长。当然,这只是一个特例,但是就我们观察来看,这个例子也许代表了我们腐败严重程度的一个基本特点。

高薪养廉养不起庞大的政府

新一代领导人对反腐败非常的重视,其实上一代领导人对反腐败也非常重视。学者、政府官员都先后提出很多反腐败的措施,这些措施大体归结起来有这样几条:第

一、加强监督,提高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我们知道,如果100个人腐败,只有一个人被抓住,这种威慑力很低,如果有50、60个被抓住,这样威慑力就比较大。第

二、要有新闻自由,只有有了新闻自由,才能发挥民众对政府的监督作用。第

三、要提高惩罚的力度,就是说能够使得接受贿赂的腐败官员真正感到害怕。第

四、提高政府官员的合法工资,也就是高薪养廉。现在官员之所以腐败一个原因是他们官方定的工资太低,所以他们不得不用额外的收入补贴自己。第

五、最近讨论比较多的财产的公示。第

六、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官员的道德水平。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怎么使得官员脸皮变薄一点,现在的官员脸皮太厚。第

七、减少政府的权利,现在政府的权利太大,如果能够减少政府的审批权,减少政府分配资源的权利,减少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权利,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利,那么,腐败可以大大减少。第

八、真正实行民主与法治。

应该说这几个措施已经比较全面的概括了我们所能采取的反腐败措施。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如果我们建立一个全新的政府,或者说政府的规模很小,或者是现在的腐败不是很严重,我觉得这些措施对于预防腐败都是有效的。如果我们新建的政府把监管搞得严一些,惩罚搞得重一点,新闻自由多一点,政府的权利少一点,我们还有民主,还有法治,我想腐败就不会严重。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我们是要在现有政府的基础上进行反腐败,有些措施在目前即使听起来好,但是实际上很难实行。好比说高薪养廉,我们

有这么大的政府,我们的省部级官员十年已经抓了70多个,我们还有多少?其实只占它的一小部分。这么庞大的政府情况下,高薪养廉是养不起的。

政府官员经不起查 人们对腐败容忍度在提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的这些措施就非常的有限了,之所以有限,最重要的就是现在的腐败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胡星斗教授根据最高检察院的报告推算09年县处级官员比例48%,厅局级干部40%,省部级33%,这个数字大家可以有怀疑,但是就我的直观判断来讲,也许有点保守,按照现在的腐败标准,我觉得政府官员里面,能经得起查的没有几个人,也许没有接受现金的贿赂,但是你收购了一块手表,或者接受过一幅名画,或者买房子的时候接受过优惠,或者你的孩子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得到过人家的帮助。所以,我说按照现有的标准真正能经得起查的很少很少,只是不查而已。我们看到最近网络上一曝一个准,我们也看到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如果民间对腐败非常的痛恨,但是我觉得好象是抽象的谈起来很痛快,而聚集到某一个人,很多人表示极大的同情心——他怎么这么倒霉。其实民间这样一种矛盾现象,表现了人类心目中的一个公平待遇,也就是某一种行为,好多人都在犯,但是只有少数人受到惩罚,人们会认为不太公平,人们也会提高对这种行为的容忍度。

其实对于腐败行为,真正的惩罚是两种机制,第一种是法律的机制,第二种是声誉的机制,舆论的机制,像我们过去某一个人腐败被抓起来了,坐牢了,这是法律的惩罚,但是周围的人都看不起他。但我们看到今天好像不是这样的,一个人被判刑之后,腐败官员被判了之后,反倒得到更多的同情,也有很多人在帮助他的孩子,帮助他的老婆。这本身就反映出来可能我们现在抓的腐败官员仅仅是腐败当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很可能还不是最严重的部分。所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处理腐败的存量,这个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算旧帐,追查到底,第二种思路是算精帐,既往不咎,当然他们的准确含义我们还可以讨论。我们其实看一下,算旧帐所面临的问题,过去十年的经验证明,像现在这样的反腐败尽管看起来力度已经很大,但是与腐败的普遍程度,严重程度相比,可以说蜻蜓点水,真的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反腐败可能变成权利斗争的工具

我们过去十年看,反腐败的措施并没有真正在腐败分子当中形成一种威慑,很多官员腐败,就像买股票一样,或者买彩票一样,就碰运气,运气不好了,被抓了,倒霉,运气好了,就逃过去了。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反腐败可能变成权利斗争的工具,抓你不抓你,可能不在于你是不是腐败,而在于你是听话还是不听话。这样的话,落马的腐败官员其实不一定是最严重的腐败官员,甚至不一定是真正的腐败分子。我曾经接触过一个案子,我觉得是一个真的是相当廉洁的官员,但是七找倒八找,包括给他孩子的压岁钱4万块钱,判4年,我想在我们所知道的案子中,类似的案子其实真的不少。而且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就是谁先下手为强,先下手为强就可能变成腐败官员的最优策略。进一步可能还使得腐败更为严重,如同杀人灭口一样,杀一个人,留下一个活口,害怕被人举报,继续杀了。腐败也以类似的问题,如果钱不足以买通比你大的官员,这时候很可能落马,如果你腐败的金额很大,买通的人很多,这时候你反倒变得安全了。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舆论反腐,特别是十八大之后的这一个月,舆论反腐起了很大的作用。像我刚才讲的,包括新闻自由,尽管我们现在没有,但是我们有了微博,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媒体。那么,它对腐败现象是产生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靠这样一种微博反腐也存在很多问题,一个就是可能变得侵害人权,因为微博的信息很多是不负责任的,微博反腐可能有侵害个人隐私权的问题。还有一个微博反腐也可能被利用,也就是变成我前面讲的权证斗争的一种工具。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特别防止很可能存在舆论和暴力问题,因为一个人无论你干净不干净,一旦媒体上说你不干净,你有时候可能是有口难辩,特别是现在的情况,因为大部分官员屁股底下都不干净,所以媒体曝露某一个官员,没有人敢站出来替他说一句公道话,只要一个人被媒体曝露之后,其他官

员赶快把他推出去问斩,这可能会形成一些冤假错案。另外,有时候他也违反了我们法治精神,包括大家看到最近重庆的事情,其实取证本身就是违法的,并且这样一个艳照是在引诱欺骗下拍摄的,但是现在反腐当中已经不考虑程序取证的合法性,这从长远来讲,对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是不利的。当然,我们可以设想更大的反腐风暴,特别是王岐山上任之后,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但是,我们能大到那儿去呢?如果我们真的大的话?可能就形成所有的官员人人自危,消极怠工,也可能形成一个腐败的联盟,因为腐败如此普遍,它就一定是一个网络,保护别人就会保护自己,所以官员很可能会联合起来对抗反腐败的措施,最后政府就会瘫痪,政府瘫痪的时候,反腐败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说现在官员的腐败即使买官卖官它的钱很多也是从企业收上来的,也就是几乎所有的腐败追下去都与企业家这个群体有关系的。我们看到现在一些企业家没有安全感,一个原因是对未来没有信心,害怕像发生重庆那样的所谓打黑,实际上是黑打,任意的剥夺私人的财产,也有一个担心,就是害怕过去的老帐,包括由反腐败牵连出来的贿赂行为,这样导致民营企业家,甚至国有企业的官员都开始移民,没有人真正愿意在中国经济当中下更大的赌注,更没有人愿意搞创新,这时候失业率就会增加,民众的不满又会提高,所以,这时候对政府就形成一个更大的挑战。

中国更大的反腐可能性比较小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反腐?如果我们承认腐败是如此普遍,那大致来讲,很可能反腐的官员本身也未必是干净的官员,他们有多大的力度敢反腐?因为反的越深,把他们自己也就牵连出来了。所以,我想更大的反腐可能性比较小,如果强制的实施,也可能带来的成本比较大。所以,另一种办法叫做不算老帐,算新帐,不往后看,往前看,也就是我前面讲的吴思、李永忠等最近提出的有条件的特色,按照吴思的观点就是通过条件的特赦,换取未来的拥护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李永忠认为,如果算老帐,问题会越来越多。当然,我想他们只是提出一个基本的思路,具体措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这里面国际上已经有好多经验,包括我们香港也有好多的经验,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有,几乎所有原来腐败严重的国家,在反腐的过程当中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以十八大为界进行反腐 对过往腐败事不追究

我自己的建议,我们以十八大为界,十八大之后不再腐败的官员就既往不咎,十八大之后继续腐败的官员新帐旧帐一起算,所以,也不是说都就那么很容易的过关。同时,要启动政府官员的财产公示和注册,然后要研究超过合理收入之外的部分,究竟是没收,还是交税之后就归他们自己?但是,我想有一点,如果你不说实话,你应该受到惩罚,好比你有10套房子,你公示的时候只说2套,一经查实,另外8套应该全部没收,也就是政府官员在这个时候不说真话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当然,我觉得也可以是实现自愿的公示,不愿意公示的官员离开政府岗位。那么,在做这个的时候,我们同时加强我前面提到的那几项措施,包括减少政府的权利,包括加强舆论的监督,实现新闻的自由,还有更为长远的就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和一个民主体制。当然,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政府官员的权利受到约束的情况下,我觉得政府官员合理的报酬也确实应该提高。

但是,这样的措施面临巨大的挑战。第一就是如何化解民众的不满?民众会认为这是相当不公正的,不公平的,凭什么这些人就白白的可以获免,我想每个人可以完全的理解这一点。第二个问题怎么使得这个政策本身变得可行,因为任何政策,不可信是不会有效果的。首先,看一下怎么求得民众的理解,我们必须告诉大家反腐败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而不是为反腐败而反腐败,更不是为了杀人。如果杀再多的人,抓再多的官,我们未来的政府仍然有像现在这样严重的腐败,那我们可以说没有取得任何成就。当然,我们人类有一个弱点,我们经常注意了手段,忘记了目标,像我们赚钱的人一样,本来赚钱是为了幸福,但是赚到一定钱忘了幸福,只是为了赚钱,我们反腐败当中同样要避免类似的问题,只注

重手段,忘了我们的目标。还应该看到过去的历史真的相当复杂,体制不合理是腐败现象普遍化的主要原因,我们看到好多被抓起来的官员得到当地老百姓的同情,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真是干事儿的人,没有抓起来的是不干事儿的人。

反腐败问题应进行全民大讨论 建议设立试点

我希望这个问题应该进行全民大讨论,因为这对中国的未来太关键。必要的时候我觉得可以进行全民公决投票,像阿根廷等国家就做过这样的措施,我们政府特别一个具体的方案,然后全民投票,大家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们可以规定一个比例,比如50%以上的人认同,我们就做,如果大部分人不认同,我们就不要做,我们就等死。而且我也相信,如果我们有周全的设计,迫使政策在实行1-2年之后,民众就会认识到它的好处。当我们看到腐败现象大大的减少,政府服务大大改进的时候,我想老百姓对过去的原谅就会更能够理解这样一个政策的好处,所以要理解老百姓的耐心。

可信性问题怎么解决?靠全国人大,靠政府出一个政策还是不行,我们法律的效率还是有限的,经过全国人大提出的法律,它的可信度还是大大的高于我们一般的文件。所以,我建议可以通过全国人大立法的方式保证这样一个政策的可信性,同时也可以搞试点,有人提出的在某一个县,或者某一个市,这个试点如果真正取得经验,并且是可信的,如果不可信,人们会觉得是钓鱼。另外,我可能进一步的去腐败,因为实际上说不说无所谓。那么,这样一种政策,我把它叫为理性的宽恕,宽恕是我们人类具有的伟大美德之一,基督教要恕罪,佛教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中国人也有宽恕的这样一个文化。但是,我们说它是理性的宽恕,不是无原则的宽恕,不是为宽恕而宽恕,不是为显示我的宽宏大量。理性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时候必须超脱自身的定位、身份、利益,必须学会换位思考。理性也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政策的时候,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而不只是考虑我们的主观愿望。理性也要求我们在评价变革和政策的时候必须讲事实,理性也以后我们实施一项变革政策时,必须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应该过多的纠缠于历史的旧帐。

南非图图大主教在曼德拉当权总统以后授命研究处置在南非众多的罪行,他说这样的一句话,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我在这儿加上一句法,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如果我们不能够理性的处理我们现在面临的腐败问题,如果中国的反腐败不能走出我刚才讲的那样一个两难选择,我们将被持久的锁定在腐败陷阱当中不能自拔,中国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谢谢大家!

【第三方】经济学家争锋赎买机制:以赎买机制推进改革?

李克强副总理讲"改革是中的最大红利",这话无疑是非常对的,但是,改革要怎样才能推行下去还是个很大的问题。其中重要阻力就是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阻碍。那么,为了推进改革,是否应该、是否可以通过补偿既得利益者,以赎买机制推进改革,就成了一个话题。而在此前,包括张维迎、许小年、陈志武、茅于轼等经济学家都曾经发表相关观点,并且分歧明显,且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详细]

第二篇:北大教授张维迎 国企私有化后大部分都会破产

据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在《经济学人》2013年峰会上表示,国企私有化后大部分都会破产。

张维迎说,现在很多人对国企私有化感到疑虑,担心私有化后,党和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能力会大大减弱。不过,如果国企不进行私有化,它们的垄断地位会降低中国经济活力,问题也会更多。

张维迎认为,一旦政府取消了国企在市场准入方面的特权,允许所有的市场主体平等地获取资源,那么大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后都会破产。

针对有人提出,“通过将大型垄断国企拆分为几家比较小的公司,实现国企的私有化”的办法,张维迎认为,一个行业有多少家公司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行业进入和退出无壁垒、自由化。

第三篇:北大光华张维迎院长在2010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北大光华张维迎院长在2010毕业典礼上的讲话[转]最近一期《读者》转载了这篇文章。从2003年看到他主持北大教师管理改革,对他才有关注,直到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评价,也许他只应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既然趟了“管理”管理学院的水,恐怕无论对中国最杰出商学院做出的改革与贡献有多大,只有后人评说了。附我在2010年11月4日在北大光华拍摄的这张照片,《蒙古人》雕塑,旁边与之对应的还有老子,据说是张维迎院长主持接受的别人捐赠品,(12月12日光华学院已由蔡洪滨接任院长),北大光华将这一对对比鲜明的人物放在光华的门口,引来北大师生与游人的猜想与遐想。媒体说张维迎以前喜欢蒙古人,是近喜欢老子了,我想,其实这两个形象,都代表了一个外在柔弱与内在的坚强,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但愿再次去北大,还能看到这组雕塑,因为

北大光华张维迎院长在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亲爱的同学们:

首先祝贺你们!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你们圆满地完成了学业。你们中有的拿到了博士学位,有的拿到了硕士学位,最差的也拿到了学士学位。并且,这个学位是北大的,这个学历是光华的。在中国,谁还能获得比这更“牛”的学位吗?

这一天,你们盼望已久。当这一天终于来到的时候,你们充满了喜悦,也可能有几分伤感。从此之后,北大的生活,光华的岁月,将成为沉淀在你们心中的一个美好的记忆,伴随你们一生的一段抹不掉的历史。带着这段历史和美好的记忆,你们将开始人生新的征程。这新的征程比北大的学习生活有更多的希望,也有更多的磨难。

你们来到北大,选择光华,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望,人生价值的追求。我相信,北大没有辜负你们的期待,光华没有让你们失望!但对你们一生来说,知识是重要的,但仅有知识是不够的。智慧比知识更重要,因为只有智慧,才能使你真正活得幸福。北大能给你们知识,但没有办法给你们智慧,因为知识可以来自书本,智慧只能来自生活;知识是他人经验的积累,智慧则是自己经验的积累。这话是印度哲学家奥修说的,但也是我自己的人生体验,我愿意与你们分享。

我出生在陕北黄土高原上一个偏僻的乡村。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就有一棵不很小的杏树,它伴随我成长,留下我童年的记忆。这棵杏树现在还活着,还在结果。即使在离开30年后,每次回老家,我还是会去看看它,摸摸它,甚至还会像小时候一样爬上粗壮的老树杈。

小时候,到农历三月,杏树开花了,春天也就到了。每天放学之后,我就会跑到杏树地,有时会睡在杏树底下,仰望蓝蓝的天空,等待着洁白的杏花结成绿绿的杏果,因为杏是我重要的口粮。杏花凋谢了,变成小小的果实,我就

会迫不及待地摘下来吃。当然,你们知道,刚成果的杏,一咬就咬到嫩嫩的杏仁,非常非常苦,是没有办法吃的。但我还是忍不住摘下来尝一尝。等待杏的成熟真是漫长的熬煎。慢慢地,杏核变硬了,果实也变大了,我就开始大规模地吃,当然杏还是很酸的,酸得让人龇牙咧嘴。到农历5月底、6月初,杏开始发黄了,但我们家杏树上的杏已差不多被我吃光了。我拿着最后剩下的自家的杏与村里的小朋友交换着吃,结果发现,我家的杏尽管个头较大,别人家的杏都比我们家的香甜可口。为此,我曾几次向父亲建议,把这棵杏树刨了,栽一棵新的杏树。当然,不知为什么,父亲一直没有采纳我的建议。所以,在我记忆里,我家的杏是全村最酸最苦的杏。

1978年我上大学了,就再没有可能与我们家的杏树朝夕相处。在大学的第一个暑假,我们从西安回到家乡。我一到家,妈妈就给我端上来一大盘杏。她知道我爱吃杏,又听说城里没有杏树。这杏又大又甜,真是好吃,是我吃过得最好吃的杏。我问妈妈:这是谁家的杏,这么好吃?妈妈说,就是咱自家的杏啊!这怎么可能呢?

原来,我们家的杏树比别人家的熟得晚,即使表面上看上去发黄了,还得等上十天半月才能真正熟透。熟透了,就是最香最甜的杏。小时候,我从来没有吃过熟透了杏,难怪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的杏总是酸的。

同学们,在你们即将开始人生新的旅程的时候,我与你们分享这个真实的故事,是想告诉你们,杏如人生,先苦后酸,再由酸变甜;杏如小孩,有的发育早,有的发育晚;杏如万物,长在阳地的开花早,长在背地的结果迟;杏又同人一样,有的成熟早,有的成熟晚。我家那棵苦杏树不是天生就是苦,而是长于背洼,每天太阳光照少,加之或许还有品种(基因)的问题,因此成熟的比别人家的晚,别人家的杏黄了,它还是绿的;别人家的果实熟透了,又香又甜,它还又酸又苦。其实,只要多等十天半月,一旦熟透了,那种清香美味胜过别人家早熟果实的好多倍!

同学们!作为北大的学子,我不担心你们没有远大抱负,但很担心你们急于求成!到了新的岗位,你们会期待早早得到提拔,早早涨工资,早早成名成家,甚至早早进入福布斯排行榜。但你们应该记住老子《道德经》中的话:“企者不立,跨者不行”。生活是需要耐心的,成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伟大是由耐心堆累而成的!耐心意味着要经得起眼前的诱惑,意味着要道法自然,意味着无为而无不为。耐心不是压抑,而是修

行。不要采摘没有成熟的果实,否则,你的生活一定是苦涩的!成熟是自觉自悟。惟有成熟的心态,方能品尝到成熟的味道!

同学们,光华管理学院本身也如同一棵杏树。你们吃过的杏可能并不总是甜的,有时甚至有些苦涩,因为学院也在成长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成熟。如果是这样,我向你们表示歉意。但相信我,你们的师弟师妹吃的杏会越来越甜。希望你们也有机会回来品尝更香更甜的果实!

同学们!只要你顺其自然,不急于求成,你吃到的杏一定是甜的!幸福将伴随你一生!

谢谢大家!

第四篇:北大国发院毕业典礼视频 (张维迎 刘震云 演讲)

2017年7月1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届毕业典礼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隆重举行。多名教师代表、嘉宾、毕业生和家属出席了此次毕业典礼。典礼由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主持。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毕业典礼拉开了序幕。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发表致辞。他首先向983名毕业生表示诚挚的祝贺,并代表校方向支持同学们学业的家属和亲人们表示感谢。面对即将走上社会舞台的毕业生,姚洋院长指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仍在路上,毕业生们不仅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而且要做社会的引路人;北大人要有自己的历史使命感,唤醒所有人,感染同路人,以自己的行动推动社会进步。北大国发院张维迎教授,作为教师代表发言。他回顾了中国和世界的科技进步史,指出要实现创新,必须创造自由的环境;只有自由,才能使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得到发挥,才能让中国变成创新的国家。张维迎指出,推动和捍卫自由是大家的责任,是每个北大人的使命。他希望毕业生们捍卫自由,成为真正的北大人。在学生代表发言阶段,硕博项目的邹静娴、经济学双学位项目的黄和清、MBA项目的段小娇和EMBA项目的商玥分别作为毕业生代表致辞。他们带着激动的心情,回顾了在国发院学习的美好时光,向老师们表达了真挚的感恩之情,并决心在未来的人生路上,担当起北大人的责任,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此次毕业典礼还特别邀请到著名作家刘震云先生。作为78级北大中文系校友,刘震云回顾了在北大生活的点滴趣事,一盘锅塌豆腐描摹出人间百态;谈到同学情谊,他很高兴今天983名毕业生都将成为北大校友,也将成为他本人的朋友,校友、同学是走向世界的通行证,往往在毕业后才能感受到“同学情”的真正含义;他最后希望毕业生们能有一种坚定、执着的精神,担当起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照耀人类前行的路。北大国发院在过去二十年中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校友。每到毕业典礼,都会有校友代表来欢迎毕业生加入校友大家庭。此次邀请的校友代表是北大国发院2000级EMBA、奥盛集团总裁汤亮先生。他在致辞中表示,Alumni这个词,就像一条神奇的纽带,不仅可以让毕业生与母校终身保持着一种难以割舍的“血缘”联系,而且学子们鲲鹏展翅后,都愿意尽己所能来回报母校的哺育之恩。他相信北大国发院的校友,也会用自己的行动,发扬光大“Alumni”精神,回馈母校,回馈社会。在同学、家属和老师的期待中,接下来举行了庄严的学位授予仪式。最后,毕业典礼以合唱《歌唱祖国》结束,寓意着广大毕业生即将奔赴祖国各地,为祖国的各项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张彤 报道) 【毕业典礼演讲】刘震云:我们民族最缺的就是笨人本文为在2017年7月1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届毕业典礼上,著名作家、北大校友刘震云的嘉宾致辞。刘震云:感谢张旭东教授,感谢姚洋院长,使我有机会又回到母校,回到百年讲堂。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这里好像是大饭堂。当时每一个北大的同学手里会提一个饭袋,是用羊肚子手巾缝成的。我记得我提了四年饭袋,但我不记得我洗过这个饭袋。当时大饭堂的饭菜有四个阶级:第一个阶级是五分钱的:炒土豆丝、炒圆白菜、炒萝卜丝;第二等是一毛钱的:鸡蛋西红柿、锅塌豆腐;一毛五的开始有肉了:鱼香肉丝、宫煲鸡丁;两毛钱的有回锅肉、红烧肉和四喜丸子。我是一个农村孩子,一毛五以上的菜我在北大四年从来没有接触过;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我最爱吃的菜是锅塌豆腐,不是肉菜,但因为豆腐被炸过,油水比较大,拌上米饭,人生不过如此,夫复何求?大食堂最大的惊喜不是你排队买到了锅塌豆腐,而是当你排到的时候,你是最后一个买到的。到最后了,盆里面的汤汤水水,大厨一下子倒到你碗里。最悲催的是你前面一个同学买到,到你这儿没了。他买到锅塌豆腐之后,会看你一眼,已经到了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庆幸之余有些幸灾乐祸。最大的奇迹在我身上发生过,等我排到的时候,前面还有一个同学,锅塌豆腐就剩了一份,但这个同学思索了一下,剩了最后一份的锅塌豆腐一定特别凉,我改主意了,我想吃鱼香肉丝,锅塌豆腐就到了我的饭盆里。我吃着幸福的锅塌豆腐,找到吃鱼香肉丝的同学问,你是哪个系的啊师兄,他说他是经济系的。经济系不就是我们国发院的前身嘛!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的意思是,你和母校的关系不在于你在母校的时候,而是当你离开母校、再想起锅塌豆腐的时候;当你十年之后再路过北大的时候,来到百年讲堂的时候。我在母校参加这种场合的活动有三次:第一次是2013年新生入学时,在未名湖畔的大操场,有1万多名新生;第二次是中文系百年校庆的时候;第三次是今天,国发院983名学生毕业的时候。入学和毕业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入学是相聚的时候,毕业是分别的时候。自古人生伤离别。但我还是祝贺983名同学毕业,因为从今天开始,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又多了983名我的同学。我这些年最深切的体会——同学是通往世界的一张特别有效的通行证。不管到世界的哪个国家、哪个角落,他告诉我:师兄,我也是北大的。同学能够使陌生到熟悉的时间极大地缩短。你们马上可以谈论一下北大、北大相同的老师和北大的锅塌豆腐。2015年,法国里昂有一个作家的圆桌会议,我遇到一个北大同学,在里昂大学当教授。法国有名的雕塑家巴托尔迪,曾雕塑过自由女神,他雕塑的里昂喷泉是几匹马往不同的方向拉一个车。我看到雕塑就想起了商鞅。这个同学对我说:师兄,你在生活中不能上当啊。我问不能上什么当,他说,比如有人请你到外头吃饭,一定不是同学,应该到家里。如果到家里请你吃牛排也一定不是同学,应该包饺子。接着我就到他家包饺子。里昂和巴黎最大的区别是,巴黎只有一条河——塞纳河;里昂有两条河。每次看到这些大河波涛汹涌向东流去的时候,我就想,这些河要是在我们村南边该有多好。我去他家吃饺子,同学的家在里昂郊区,河旁边。他先带我去地上看看,他说,房子、车、法国女朋友,都是八成新,怎么样?我说,好。接着带我到地下看了看,有个酒窖。镇窖之宝是1985年的三瓶拉菲。同学说:1985年到2015年三十年,人生有几个三十年?今天咱们把这三瓶拉菲喝了!我说且慢,今天如果喝了,你明天后悔怎么办?他说,有好酒不让同学喝让谁喝呢,如果不让同学喝,有好酒又有什么用呢?他上升到哲学层次。我也热血沸腾,说,喝!就着饺子„„我还没怎么样,他喝多了,开始跟我讲现代金融学理论,讲外汇市场,股票市场,现代金融学理论在企业的运用„„我一句没听懂,拉菲真不错。我的意思是,当你们在学校是同学时,你并不知道什么是同学,当你离开学校再重逢时,你才知道什么是同学。什么是同学?就是他说的话你一句都听不懂,你还跟他聊了一晚上。刚才姚洋院长和张维迎教授做了特别好的发言,谈到了我们的母校是什么。北大是什么人?一代一代的北大人认为,这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产生地。不但北大人这么认为,全世界的人也这么认为。这里产生了严复、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和鲁迅。蔡先生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些人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高矮胖瘦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是民族的先驱者。什么是先驱者?当几万万同胞生活在当下时,他们在思考民族的未来。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不切实际的理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黑暗中没有火炬,我只有燃烧了我自己。我以我血荐轩辕。哪怕他们知道几万万同胞会蘸着他的血来吃馒头。这就牵涉到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性。为什么人类需要知识分子?他除了要考虑这个民族的过去、当下,最重要的是未来。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眼睛应该像一盏探照灯,更多的知识分子像更多的探照灯聚焦一样,照亮我们民族的未来。如果这些探照灯全部都熄灭了,这个民族的前方是黑暗的。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这个民族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们的校徽是鲁迅先生设计的。鲁迅先生的作品读来读去,我读出了三个人。一个是我们的父亲阿Q。阿Q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哪个同学能跟我说下?——对了这不是中文系——最大的特点是没老婆,出门就挨打。出门挨打不叫受欺负,但是你的智商被欺负了而不自知,你又是我们的父亲,我们跟着这个父亲受欺负就叫受欺负了。另外他塑造了一个我们母亲的形象,祥林嫂。她最大的特点是没丈夫,有一个孩子也被狼吃了。她一辈子最大的工作是要把这个悲剧讲成喜剧。另外鲁迅先生还塑造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孔乙己。他最大特点是腿被打断了。如果知识分子的腿被打坏了,他看的远处比平常人还要矮近,那这个民族就会出现像孙中山先生所讲的那种情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应该是我们北大人捍卫这个民族、这个民族生命的所在。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母校是谁,我们的老师是谁。大家毕业以后是从一所大学到达了另一所大学,从一本书到另外一本书。大家最需要知道的是这个民族最缺失什么。这个民族不缺人,不缺钱。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最有钱。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最欺负人的。如果14个人有10块钱,另外2个人有9块钱,用我们国发院现代金融学的理论来衡量,到底谁有钱?我们的马路头一年修,第二年要拉开看一看;我们的大桥,寿命不会超过30年;一下雨,我们的城市就淹了。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缺远见。远见,对于这个民族,如大旱之望云霓,如雾霾之望大风。大家在另外一个大学起步时,有两句话千万不要信:一是,世界上的事是不可以投机的,千万别信,世界上的事是可以投机的。另外一句话,世界上是没有近路可走的,这句话我也不同意。投机分子走近路成功的人在人中起码占80%。但主要的区别是,他们得到的利益只是针对他们自己。你做的这些事情是只对自己有利还是你促进了这些事情的发展。这个民族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最缺的就是笨人。我在北大有很多特别好的导师,我在另外一个学校也有两个特别好的导师。一个是我的外祖母,她是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不识字,她和上个世纪同龄,1900年出生,1995年去世,活了95年。她在方圆几十里是一个明星,如果演电影她就是安吉莉娜o朱莉,如果踢足球她就是梅西,如果打篮球她就是杜兰特,如果跑步就是博尔特。但她一辈子给地主打长工。她个子只有一米五六,但是我们黄河边三里路长的麦趟子,每次割麦子时她都是头把镰。头把镰是什么?就是第一提琴手。当她把麦子从这头割到那头的时候,一米七八的大汉才割在地头中间。她晚年的时候,我跟她有个炉边谈话。我说,你为什么割得比别人快?她说,我割得不比任何人快,只是割麦子我一哈下腰,就从来不直腰;因为你直一次腰你就会直十次、二十次;我无非是在别人直腰的工夫我割得比别人快一点。接着她跟我语重心长地说了句话:我是个笨人啊。这是一个伟大明星的教诲。我有个舅舅,是个木匠,小时候得过天花,脸上有麻子,大家叫他刘麻子。刘麻子做的箱子柜在周围四十里卖得最好。渐渐周边就没有木匠了。所有木匠都说刘麻子这个人特别毒,所有顾客都说他做的箱子柜特别好。他晚年时我跟他有个炉边谈话,我说:舅舅,你的同行说你毒,你的顾客说你好,你到底是什么人?他说别人说你毒,和说你好,并不能使你成为好木匠;我能成为好木匠,是因为别人打一个箱子花三天时间,我花六天时间;你只花六天时间也不是好木匠,我与别的木匠的区别是,我打心眼里喜欢做木匠。我特别喜欢做木匠活刨出的刨子花的味道;你只是喜欢做木匠活,你也当不好,我当木匠会有恍忽的时候,比如我看到一棵树,如果是松木、柏木、楠木,哪家的闺女出嫁的时候打个箱子柜该多好;如果是棵杨树,杨树是最不成材的,只能打个小板凳。他已经达到了“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境界。他虽然不是北大哲学系的,但已经达到了哲学系毕业的水平。有时候,我开车路过我们民族的马路,马路两边基本上全是杨树,因为杨树长得快。但你去像欧洲、北美那些发达国家,路两旁全是松树、椴树、楠树、橡树、白蜡。树的质量对比能代表一个民族的心态。所以我送在座的师妹师弟两句话:种树要种松树,做人要做刘麻子;举起你们手里的探照灯,照亮我外祖母没工夫直腰的麦田。还有一句特别重要的话,记得下次见面的时候请我吃饺子。(本文已经刘震云先生审阅修订)张维迎 自由秩序是一种责任同学们好!首先祝贺大家毕业!

“北大人”是一种光环,也是意味着责任,特别是对我们这个苦难深重、饱受蹂躏的民族的责任。

中华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并且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古代中国有过辉煌的发明创造,为人类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过去500年,中国在发明创造方面乏善可陈。让我用数字说明这一点。

根据英国科学博物馆的学者Jack Challoner的统计,从旧石器时代(250万年前)到公元2008年之间产生了1001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其中中国有30项,占3%。这30项全部出现在1500年之前,占1500年前全球163项重大发明的18.4%,其中最后一项是1498年发明的牙刷,这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项重大发明。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经济增长源自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的不断出现。传统的社会只有农业、冶金、陶瓷、手工艺等几个行业,其中农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现在我们有多少个行业?按照国际多层分类标准,仅出口产品,两位数编码的行业有97个,4位数编码的行业有1222个,6位数编码的行业有5053个,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这些新的行业全是过去300年里创造的,每一件新产品都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在这些众多的新产业和新产品中,没有一个新行业或重要产品是中国人发明的! 以汽车产业为例。汽车产业是1880年代中期由德国人卡尔·本茨、戴姆勒和迈巴赫等人创造的,之后经历一系列的技术进步,仅从1900到1981年间,就有600多项重要创新(Albernathy, Clark and kantrow (1984))。中国现在是第一汽车生产大国,但如果你写一部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史,榜上有名有姓的发明家数以千计,里边有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比利时人,瑞典人、瑞士人、日本人,但不会有中国人!

即使像冶金、陶瓷、纺织等这些在17世纪之前中国曾经领先的传统行业,过去三百年里的重大发明创造,没有一项是我们中国人做出的。 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公元1500年之前和1500年之后的不同。1500年之前,全球分割成不同的区域,各区域之间基本处于封闭状态,一项新技术在一个地方出现,对其他地方的影响微乎其微,对人类整体的贡献非常有限。比如说,东汉的蔡伦于公元105年发明了造纸,但中国的造纸技术到公元751年后才传到伊斯兰世界,又过了三四百年才传到西欧。我上小学的时候,练字还得用“土盘”,用不起纸。

但1500年之后,全球开始一体化,不仅技术发明的速度加快,技术扩散的速度变得更快,一项新技术一旦在一个地方出现,很快就会被其他地方引进,对人类整体的进步发生重大影响。比如,德国人于1886年发明了汽车,15年之后,法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国,又过了15年,美国取代法国成为第一汽车生产大国,到1930年,美国汽车普及率已达到60%。

因此,1500年之后,创新才真正有了国家间的可比性,谁优谁劣一目了然!中国在过去500年没有做出一项可以载入史册的发明创造,意味着我们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几乎为零!比我们的祖先差远了!

我还要强调一下人口规模问题,国家规模有大有小,国家之间简单比较谁的发明创造多,容易产生误导。

理论上讲,给定其他条件,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创新越多,技术进步越快。并且,创新之比与人口之比是指数关系,不是简单的等比例关系。原因有二:第一,知识在生产上具有重要规模经济和外溢效应;第二,知识在使用方面不具有排他性。

10多年前,美国物理学家Geoffrey West等人发现,在城市生活中,人类的发明创造与人口的关系遵循正5/4指数缩放规则: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是另一个城市的10倍,那么,发明创造总量是后者的10的四分之五次方,即17.8倍。 以此来看,中国对世界发明创新的贡献与中国的人口规模太不成比例。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倍,日本的10倍,英国的20倍,瑞士的165倍。按照知识创造的指数缩放法则,中国的发明创造应该是美国的5.6倍,日本的17.8倍,英国的42.3倍,瑞士的591倍。

但实际情况是,近代500年里,中国在发明创新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几乎为零,不要说与美国、英国比,我们甚至连瑞士的一个零头也达不到。瑞士人发明了手术钳,电子助听器,安全带,整形技术,液晶显示器,等等。中国人民银行印刷人民币使用的防伪油墨是瑞士的技术,中国生产的面粉有60%-70%是由瑞士布勒公司的机器加工的。

问题出在哪里?难道是中国人基因有问题吗?显然不是!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古代中国的辉煌。

问题显然出在我们的体制和制度。创造力依赖于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中国人最具创造力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和宋代,这不是偶然的。这两个时代也是中国人最自由的时代。

公元1500年之前,西方不亮,东方昏暗。公元1500年之后,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逐步走向自由和法治,我们却原地踏步,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我必须强调,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心灵不自由的时候,行动不可能自由;当言论不自由的时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创造。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今天,饭前便后洗手已成习惯。但是,1847年,匈牙利内科医生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提出医生和护士在接触产妇前需要洗手的时候,他冒犯了同行,并因此丢掉了工作,在一个精神病院死去,终年47岁。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的观点基于他对产褥热的观察,当时他所在的医院有两个产房,一个服务于富人,由专业医生和护士精心照料,这些医生不断在接生和解剖尸体之间转换工作;另一个服务于穷人,由接生婆负责。他发现,富人得产褥热的比例是穷人的三倍。他认为,原因是医生不洗手。但他的看法与当时流行的医学理论相矛盾,他也不能对自己的发现给出科学证明。

人类的卫生习惯是怎么改变的?这与印刷机的发明有关。 1440年代,德国企业家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机。印刷机使得书籍和阅读普及开来,许多人突然发现,他们原来是“远视眼”,由此对眼镜的需求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在印刷机发明一百年后,欧洲出现了数千家眼镜制造商,并由此掀起一场光学技术的革命。

1590年,荷兰眼镜制造商JANSSEN父子把几个镜片累在一起放一个圆筒里,发现透过玻璃所观察的物件被放大,由此发明了显微镜。英国科学家Robert Hook用显微镜发现了细胞,引起了科学和医学一场革命。

但最初的显微镜分辨率并不高,直到1870年代,德国镜片制造商Carl Zeiss生产出了新的显微镜,它是基于精确的数学公式构造的。正是借助这种显微镜,德国医生罗伯特·科赫等人发现了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细菌,证明当年匈牙利医生塞麦尔维斯的观点是正确的,由此创立了微生物理论和细菌学。正是微生物学和细菌学的创立,逐步改变人类的卫生习惯,并由此导致人类预期寿命的大幅度延长。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初古腾堡的印刷机被禁止使用,或者只被允许印刷教会和行政当局审查过的读物,那么,阅读就不会普及开来,对眼镜的需求就不会那么大,显微镜和望远镜就不会被发明出来,微生物学就不会创立,我们不可能喝上消毒牛奶,人类的预期寿命也不会从30多岁增加到70多岁,更不要幻想探索宇宙空间了。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世界过去300年发明创造所积累的技术的基础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每一项重要技术和产品,都是别人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我们只是套利者,不是创新者,我们只是在别人建造的大厦上搭建了一个小阁楼,我们没有狂妄自大的理由!

牛顿花了30年的时间发现了万有引力,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搞明白了万有引力定律,如果我宣称自己用三个月的时间走过了牛顿30年的道路,你们一定觉得可笑。如果我再反过来嘲笑牛顿,那只能说明我太无知!

我们常说中国用世界7%的可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但我们需要问一问:中国何以做到这一点?简单地说,就是大量使用化肥。中国人食物中大约一半的氮来自无机化肥。如果不使用化肥,一半的中国人会饿死。

氮肥的生产技术是那来的呢?是100多年前,德国科学家弗里茨·哈伯和BASF公司的工程师卡尔·博什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后,中国与美国做的第一单生意,就是订购13套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合成氨尿素生产设备,其中8套来自美国的 KELLOGG公司。 再过五十年、一百年重写世界发明创新史,中国能否改变过去500年史上的空白?答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否持续提升中国人享有的自由。因为,只有自由,才能使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使中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

因此,推动和捍卫自由,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的责任,更是每个北大人的使命!不捍卫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称号!

谢谢!本文来源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官网

第五篇:2011夏季达沃斯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发言实录

新浪财经讯 9月15日上午消息,以“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为主题的世界经济论坛2011年新领军者年会(即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于9月14-9月16日在大连举行,新浪财经进行全程直播报道。以下为中国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发言实录。

主持人田薇:很长的单子,最重要的问题,郭先生也谈到了,张教授请您解读一下,这么多的任务,哪些是最重要的,而所有这些任务似乎又是枝缠盘结的,都在一起,如何找到一个突破点?

张维迎:最重要的是改革本身。我简单评论几句,他讲到教育,讲得非常中肯,整个几十年的教育是失败的。这个失败,教育作为培养人,培养自主有创造性的人没有注意,培养有道德的人没有注意。如果所有的学校都取消了,包括连小学、大学全取消了,中国人的知识水平会大大降低,但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会大大提升。这一点一直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从小学开始,每一步走过来,都培养大家在说假话,这个实际上影响到我们的国民素质,现在讲到我们的很多企业,学校的信任没有的时候,没有真正反思这个问题。

其他方面,可能并不一定跟晓强主任的观点一样。规划和计划,过去60年没有什么成功的,如果看一下历史,看一下前5年,每年计划的财政收入的增长是10%左右,但是每年都增长20%、30%,你单年都计划不出来。从全世界的情况来看,计划这个东西基本就是一大批聪明的人干了一件傻事。当然现在对它给予这么多的希望,我想在中国的体制下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仍然是政府在主导经济的发展。

针对这个计划有几个问题需要讲。第一个,我自己多次谈到,我们用的扩大内需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开发国内市场,因为扩大内需,经常会倒向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为用刺激性的手段就可以把中国经济发展起来。而中国经济真正发展需要开放市场,开放市场要靠企业家精神,这个企业家精神是政府给不了的,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给不了的。与此相关,需要创新,需要产业升级,需要创新,从历史看靠政府不可能创新的,我们很多产业政策实际上导致的后面变成寻租的政策,我们给某一个产。某一个技术有一些优惠,很多人编项目,编完以后,从我们国家政府那领了一大笔钱,几千万,几个亿,去干别的事。大家去调查,非常普遍的。

产业升级也是这样,我们叫唤多少年产业升级为什么做不起来?是我们没有真正依靠市场,依靠竞争。什么时候升级?这些企业生存不下去的时候,现有资产生存不下去的时候,就会升级。当然,要给它长远积极性,如果对未来,对明年、后年没有抱有希望,它也不会去升级。所有这些东西都需要改革,而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十二五”规划看硬指标多,而真正的改革这方面有强调,但是没措施。这是比较遗憾的一点。

主持人田薇:特别为今天到来的国际上的朋友解释一下,张教授在中国是非常著名的对市场的支持者,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他刚才的话。您刚才讲的五年计划可能作用不大,但是我昨天碰到一个法国朋友,他跟我说,因为法国从十多年前他们自己的五年计划就取消了,他说你们中国有五年计划真好,至少能修公路,由一个计划来进行基础建设,我们国家现在没有了。当然他并不代表法国政府的态度。

主持人田薇:今天的时间非常有限,但是在我们给大家提问的时间之前,还是请允许我最后问一个问题给张教授和王总编。一位从经济角度,一位从社会角度,昨天总理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通货膨胀同贪污腐败结合在一起,足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人心的背向”。通货膨胀和贪污腐败无论是中国民众还是国际社会都是非常关注中国的话题,两位从各自的角度,和“十二五”计划相结合,非常简单地说一下。

张维迎:这个问题留给波明。刚才说到责任,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责任是改革自己的体制,给中国公民更多的自由,是建立民主法制的社会,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从全世界和人类共同角度来讲始终是重大的忧患。要改革,机构的问题非常重要。1982年建立了国家体改委,目的是改革计委,改掉计委,到1998年体改委改成体改办,2003年,体改委反到

被计委吃掉了,就是现在的发改委。自体改委消失之后,中国的改革速度大大减缓,最后停滞以至于倒退。所以我要强调的是,要真正启动改革,恢复一个体改委或者类似体改委的组织是非常重要的。体改委在那个时候不是体改委的人本身多么地聪明,多么地积极,而是他的工作,任何部门提出的改革方案,最后都要经过体改委认可之后,才能得到最高领导的批准。现在的情况是任何一个部门提出一个方案,没有任何的跟它辩论的机关,没有一个驳回的机关,这样的话名义上进行了改革,各部门经常打着改革的旗号,实际上干着反改革的勾当。这个是非常重要,不是我的新观点,我已经呼吁很多年了,一句话,要中国启动改革,就要恢复类似体改委这样的组织。同时现在发改委的权利真的太大了,对发改委本身也不好。提问:你好,我是来自中国报道的记者,我叫孙玲(音)。

现在经济衰落情况下,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很大,现在在生产成本提高、贷款很难的情况下,发改委和银行将会有哪些措施激发中小企业的发展活力?谢谢!

张维迎:我再补充一点,大家只看到大与小,中国很多是国与民,中国大部分是民营企业,它们贷款难不仅因为他们小,或因为他们中,而是还因为他们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国有企业都变成民营企业,我想中小企业贷款的难度就会大大降低。

主持人:美国也有中小企业贷款难度?

张维迎:是这样,但是不像中国这么难。

2011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于9月14日-16日在大连举行。作为本届达沃斯的参会嘉宾,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无疑是最吸引眼球的一位学界人士,论坛期间,他屡屡以惊人之语阐述市场经济理念。

也许这些言论对于张维迎这样一位精通市场经济精髓的人来说属于基本常识,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扩散,各国政府通过救市等措施不断的扩展自己权力,凯恩斯主义重新盛行,国内经济面临国进民退的大背景下,张维迎的如此不遗余力的频频发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目前状况的焦虑。

本报对张维迎在2011年夏季达沃斯上的言论做了部分摘录,以飨读者。

很多错误政策,都是我们的无知造成的。当年搞计划经济就是无知的表现,当然现在继续搞计划经济,很大程度上是无耻的表现。

土地应该私有化,这样可以真正保证农民利益,现在的土地交易中充满了强盗逻辑。我没看到土地私有化有任何弊端,或许唯一的弊端就是政府权力减少了。

国家利益只是一个说辞,真正的国家利益是民众利益。

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拉大,其中最不合理的差距是由于特权和政府对资源的垄断导致。

政府搞那么多经济开发区,本身就是笑话,最好的政策是全中国都是经济开发区。

应该把开征新税种的权力和任何对税进行调整的权力,交由全国人大。民主政治和

法治社会的重要内容,甚至说是前提条件,是对政府征税能力的约束。

并非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会伴随国进民退。1929年大萧条与2009年危机都导致了政府干预增加,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带来的是市场力量加强,因为当时大家正确认识到危机发生是因为政府干预太多。

西方国家与中国一样,都面临并需要反思监管过度的问题。美国政府对市场最大的干预是中央银行制度,政府对货币垄断。监管过度的表现往往就是监管不足,因为监管过度就会导致各种问题,大众就会认为出现问题的原因是监管不足,一个监管会创造出另一个监管的需要。

温总理所说“中国已是全面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他说的是未来的希望。

发展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主体地位,逻辑上是矛盾的,但非逻辑的力量有时候更强大。

如果国有企业继续这样庞大下去,中小企业就没有出路;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在去市场化的道路上前进,中国经济会有更大麻烦。

将国有资产分给老百姓,阻力一个是利益问题,一个是认识问题,其实从国有部门得到好处的只是少数人。中国还有一个阻力,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原因。

现在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2009年过度刺激政策导致。

规划和计划,过去60年没有什么成功的。看一下前5年,每年计划的财政收入的增长是10%左右,但是每年都增长20%-30%,你单年都计划不出来。从全世界情况看,计划这个东西基本就是一个大批聪明的人干了一件傻事。

民间借贷对中国经济的作用总体是正面的。民间借贷出现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金融管得过死,如果政府能够放松对金融的控制,允许自由行办银行和自由签订合同,地下钱庄就会消失。

关于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人民币升值压力大、内外失衡、通胀明显的问题,我的方法是自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