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演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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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张维迎演讲范文

张维迎教授在北大光华2005MBA开学典礼上的演讲

首先我代表光华管理学院管理大家成为北大光华人。我请大家全体起立，你们看着正前方，这是北大的标志，这个标志凝聚了北大107年的历史，北大的历史也是中国的一部近代史，北京大学是戊戌变法之后仅残存的一项变革，就是京师大学堂的成立，这也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开始。在过去107年里面，北京大学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一直到现在的改革开放时期，都打上了整个中国的烙印，我希望你们能够熟悉这个标志，记住这个标志，想到这个标志就想到我们肩负的责任，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成为北大的学生，成为光华的学生，这是一种骄傲，也是一种责任。请大家坐下。

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大学的理念和你们的责任。刚才我让大家起立，就是希望今天给大家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是你们新的生活的开始，是你们事业当中具有标志性的一步。我刚才讲到北京大学有107年的历史，但是实际上在世界大学史上，北京大学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大学，世界最古老的大学有近千年的历史，英语大学里面牛津大学有近900年的历史。为什么我们具有如此长历史的大学，我们看一下有一个统计，美国前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科尔的一个统计，他统计了在1520年之前建立的组织，现在仍然以同样的名字，以同样的方式，干着同样事情的只剩下85个，这85个当中有70个就是大学，另外15个是宗教团体。这意味着大学是人类组织当中最具有悠久的生命力的组织，它和好多宗教组织一样，具有非常神圣的使命感。曾经我写过一篇文章，总结了就是为什么大学可以做到基业长青，我们现在每一个在座的学员所在的企业都在追求建成一个百年老店，使自己的企业变成一个基业长青的组织，在这篇文章里面我总结的五点。第一点是大学具有一个核心的理念，第二点是大学具有终身的客户和品牌，第三点是大学有一支为这个理念而献身的教师队伍，第四点是大学有一种宗教式的组织文化，第五点是大学有一种不断反思和创新的精神。

我今天集中给大家讲大学的理念，大学像我刚才讲的有900多年的历史，在这个历史当中大学的理念都在不断变化，现在我们可以用三句话总结我们大学究竟在干什么，或者是什么东西在支配着、支持着我们大学的持续和发展。第一，就是大学是一个创造知识的殿堂。第二，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场所。第三，大学要提供社会所需要的服务，就是服务社会。这三点可以说任何一个大学都应该是认同的。我们光华管理学院作为北京大学的商学院，到今年从建系开始整整是20年的时间，今年光华管理学院是成年20周年要具有隆重的院庆仪式，到那个时候我们欢迎在座的每一位同学来参加。在光华管理学院，我们的老师经常在思考，询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而存在?有没有光华管理学院，我们北京大学有什么区别?我们中国社会有什么区别?世界有什么区别?我们每一个老师也在询问自己，有没有我，光华管理学院有什么区别?这实际上就是在思考着我们的使命，我相信我们每一个组织也需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存在?你的价值究竟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记住了我们的使命，那么我们在具体的决策过程当中，就不会有过多的偏离而损害我们长远的发展。就光华管理学院而言，我们为什么存在?是因为我们有如下重要的使命：

第一，我们是创造前沿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知识。光华管理学院像厉以宁多次强调的，是一个创造思想的地方，我们的商界，我们的政府部门的决策都受到我们光华管理学院的老师所创造的这种思想和知识的影响。

第二，我们是培养商界和学界领袖的地方。包括在座的各位就是我们培养对象，也是我们为社会做的服务的一部分。我们不仅培养商界的领袖，我们也培养学界的领袖，就是在中国管理学界，在世界的管理学界要有我们的声音，有我们论文的发表，我们这些论文中包含的思想，应该成为人类管理知识进步的一部分，

第三，我们有责任帮助中国的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特别在面临国际化当中，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我们知道中国的企业面临着非常艰难的处境，在国际化的竞争当中大量有国际品牌的企业进入中国，在过去的岁月里面，中国的企业相对靠着机会和运气，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未来挑战就会变得特别大，光华管理学院有一个使命，就是能够使得我们中国这些优秀的企业能够占到世界的舞台上。我们经常设想，如果再过20年，再过50年回过头来看，如果中国在世界上有了有品牌的企业，如果中国一部分商界领袖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的商界领袖，我们要问光华管理学院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了什么贡献，如果我们没有贡献，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存在的理由。

第四，我们也是制定中国商学院教育的游戏规则的学院。现在全国有90多所商学院，培养EMBA的学院也有30多所，光华管理学院是中国EMBA教育的开创人，我们在1999年开始兴办EMBA项目，现在已经变成了全中国商学院的正规教育的一部分。光华管理学院在博士生的培养、MBA的培养方面都开创了中国好多商学院教育当中的新的游戏规则。好比说MBA教育的面试制度就是由光华管理学院最初引进来的。

这四点就是我们存在的理由，我们始终不忘既它，始终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所以，光华管理学院才能够保持持续的发展。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我简单概括有三点：

第一，就是我们招聘一流的教员，并使他们感到愉快。光华管理学院具有中国商学院当中水平最高的教师队伍，这个水平可以用各种指标衡量，不仅仅是具有的学位，光华管理学院老师中有一半老师具有国外名牌大学博士学位。我想更重要的是他们所做出的成就，我们的老师在世界顶尖的刊物上不断的有新的论文发表，这在全国其他商学院可以说是没有的。

第二，我们招收一流的学生，并提升他们的智慧。我们招的学生，包括我们在座的EMBA，还有MBA，还有普通的硕士，EMBA、MBA是主要面向商界的，硕士生是通过一般大学毕业直接进入光华。我们如此之外也招本科生，光华管理学院招的本科生可以说是全中国的质量最高的。我们知道进入北大很不容易，进入光华管理学院就更难。好比每年招120名本科生，其中有10%以上，最高的时候达到15%，都是全国高考的状元，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学院可以达到这一点。在此我告诉大家，全国每年高考有六七十位状元，大体是北京大学占一半，35-40位到北京大学，来北京大学里面的有三分之一是到光华管理学院，所以进入光华管理学院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还有博士项目，我们博士项目的目的是向全中国，以后也希望给世界的商学院培养优秀的师资。进入光华管理学院读博士也是很不容易的，首先进入很难，我们一年只招收35个左右，我们知道中国有好多其他商学院，一年可能招好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甚至有时候一个导师可以带几十个博士生，光华管理学院从来不这样。光华管理学院每一个导师一年可能分配不到一个博士，为什么?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是质量，我们真正培养出来那些能够创造知识，能够领导未来学术潮流的一些人才。进来以后，他们也非常难，一般的博士可能三年就可以出去了，但是光华管理学院没有四年是出不去的，包括我本人带的博士有些可能都五年，甚至五年能不能毕业还不知道，所以在光华读书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但是我们使他们未来具有的创造力，在社会中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功。我们招收的MBA也是全中国质量最高，竞争力最强的，我们EMBA也是这样，我们EMBA大体是四个申请人里面选一个，所以你们在座的各位，我要祝贺你们，你们确实非常不容易，过五关斩六将，终于进来的。光华管理学院无论是招收教师还是招收学员，我们只有一个标准，就是他是不是最优秀的。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是80年代的朋友，他给我打电话，说他一个朋友的孩子考光华的研究生，分数差几分，我能不能帮帮忙，我告诉他一句话，我说你知道在中国什么事都可以走后门，但是有一件事不能走后门，你们告诉我哪一件事不能走后门?找对象不能走后门，谈恋爱不能走后门，不能说因为这个孩子和我有关系，你就凑合，就和他谈，行不行?不行。光华管理学院招老师，招学生，我们抱的心态就是像自己找对象一样，要真正自己喜欢，真正优秀，真正合格。这也是我们学院的理念和文化。我作为副院长也没有任何权利，越过这种规矩。

第三，光华管理学院建立起一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追求卓越的学院文化。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是北大的精采，是蔡元培老校长开创的北大的精神，光华管理学院再加上一个追求卓越，就是我们不能只停留于我们是最好的，我们始终在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有人问我光华管理学院的核心竞争力在什么地方?我说光华管理学院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于我们学院的文化，有了这种文化，能吸引到最优秀的人，有了这些文化，最优秀的人来这以后可以做出最大的贡献，并且他们感觉到非常的愉快。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个在中国也是非常著名的，可以说会计学教育方面最好的大学的一位副教授，我们找到他，我们认为他是在现在30-40岁之间这个年龄段里面最优秀的学者，所以我们说服他来光华管理学院，但是光华管理学院只给他讲师的位置。他原来所在的学校听到光华管理学院要拉他，就给他承诺，说只要你不去光华管理学院，我们马上给你提正教授。这位会计学者，思考犹豫了一个多月，最后决定还是来到光华管理学院，这就是光华管理学院的吸引力。他来到光华管理学院之后，他告诉我，时间待的越长，他觉得自己这个决策越正确。同样我们在吸引人才方面靠的是什么?也是我们优秀的文化，因为我们学院的气氛使大家能够感觉到这是一个干事的地方，而不是一个像有些院系那样混日子的地方。如果现在某些学院，某些大学我说给你的待遇是十，光华管理学院给五，这个人十有八九要来光华管理学院，不会去那个学院。所以我总结一句话，说一个组织一旦到了最后只能靠钱吸引人的时候，就说明这个组织不行了，没有品牌了，光华管理学院不是这样，我们靠我们的品牌，靠我们的文化来吸引这些优秀的学者，优秀的学生。

所以，这三点是我们始终记住的，招聘一流的教员、招收一流的学生，建立一个良好的组织文化。毛泽东说了一句话，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句话我们倒着讲，如果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不可能走到一起来，光华管理学院的老师有各种各样的背景，绝对不是说光华自己毕业的学生留下来的这样的单一的结构，我们包括牛津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等这些优秀大学的人才进到光华管理学院。为什么大家在这能够融为一体?能够非常愉快的工作?这就是我们核心的理念。而且我们认为有了这个核心的理念，内部的好多问题就相对比较容易解决，包括我们在座的所在的企业，你们都会遇到好多利益的冲突，如何解决这些利益冲突，我想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们企业的成员是不是真正有一个大家共同接受的核心理念和文化。我可以告诉大家光华管理学院的工资制度就有好几种，最简单的事实是来的越晚的人工资越高。我今年招进来的讲师，他拿的工资比我的高，比其他的教授都高，我想这个在任何一个组织里面都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但是在光华管理学院就没有引起大的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理念，在我们最初实行这样一个制度的时候也是有争议的，但是最后大家接受了，因为道理很简单，首先我们问大家，光华管理学院要建成世界一流的商学院，所谓世界一流就是你要创造知识，你要提高人类的智慧，你要培养商界的领袖、学界的领袖，大家有没有意见?大家没有意见。接下来问，靠我们现有的人，当时是1999年，我们有没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大家说没有可能。那么办法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招收更优秀的人，包括我自己，我说从我做起，一定要招收比自己，比我更优秀的人，靠我们当时的情况，物质条件能不能在世界上吸引最优秀的人来?不能。怎么办?我们就给新来的教员有差别性的待遇，比原来的教员有好的待遇，因为我们没有实力让所有的教员都有这个待遇。我讲这个例子就是因为我们光华有这个理念，我们才可以容忍内部存在的这么多的收入分配的差别，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内部矛盾，有了这个理念我们就可以解决。我们知道好多中国大学在职称评定的时候都会争名额，系主任、院长，都争名额，多给个教授名额，多给几个副教授名额，光华管理学院在北大历史上是开创性的，2002年学校给我们三个教授名额，五个副教授名额，但是光华管理学院只报了一个教授和三个副教授。就是在很多院校来看这些名额被作废了，但是我们没有任何人有不满，我们能提教授的，他感到高兴，没有提教授的，心服口服，光华管理学院不是以名额决定谁能不能当教授，合格你可以当教授，不合格，你有名额也不能当教授。正是由于有这些措施，我们才能保证真正一流的师资队伍。

前面我给大家介绍的是光华的情况和北大的情况，现在我要问大家，你们来这里干什么，你们为什么要来光华管理学院读EMBA?我想大家的答案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最简单的答案，我要拿到一个学位，我要有一个文凭。我要告诉你们，这不是你们来这里的目的。就像我们一个企业一样，如果我们仅仅把目标定位为赚钱，我们企业就不会长久的。但是我们经常忘了这一点，我们经常被一些短期目标左右，我们忘记了我们真正追求的东西是什么。学位、文凭只是我们取得知识，获得智慧的一个标志，但是绝对不是我们上学的目的，更不是我们来到光华管理学院的目的。我要说的，我们来到这里，不管你最初抱的什么目的，我认为从今天开始你应该明白，你是要来增加自己的知识，提升自己的指挥，还有要修心养性。光华管理学院的教育重视的不仅仅是你知道一些什么，你应该知道一些什么，还有你做人的道理，特别是我们经商的道理。在这一点我们学院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并不一味的去满足同学们的要求，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你们是我们的客户，在一定意义上讲，但是你们更是我们学院的产品。也就是说你们究竟未来有如何优秀，能够为社会做出什么贡献，很大程度上，至少在一定上取决于我们怎么指引你们向什么样的方向努力。所以我要强调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们不是为文凭，不是为获得学位而来，而是为增加知识，提高智慧，修身养性而来。我也希望你们从今天开始牢牢的记住自己的责任，这个责任包括对光华管理学院的责任，对北京大学的责任，还有对社会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从今天开始，你们就和光华管理学院，和北京大学密不可分，你们身上带上了北大、上了光华的标志，所以你们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北大的形象和光华的形象。所以我提醒你们，这一点你们要牢牢记住。也许你们过去可以做的事，从现在不能做了，因为你过去你仅仅代表你自己和你的企业，但是从今天开始你就不仅仅是你自己，不仅仅是你的企业，你是北大的学员，你是光华的学员，你干好事，增长社会的价值，你增加了北大的价值，你们干坏事，就减少北大的价值，这个是我提醒你们对北大和光华的责任。

你们还有对社会的责任和整个国家的责任，我们知道未来的中国能在国际上有多大的地位，很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企业管理者能够把我们的企业在国际上做得有多好，我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看了一篇韩国企业家写的文章，我至今记得非常清楚，他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他说在50年代我去欧美的时候，总是见不到我想见的那些人，但是现在我再去欧美了，经常要见那些我不想见的人，这是一个国家地位变化的象征。因为有了这个国家的地方，才有了这个企业家的地位。同样看我们中国，柳传志在1984年创办联想，1985年参加IBM产品展览会的一个论坛上是坐在最后一排，但是我们知道20年后，也就是2004年年底，柳传志和IBM签约，买下了IBMPC。这样的成功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家的成功，也是一个国家的成功。所以我们特别要强调，我们身上，特别是作为北大学子，我们身上肩负的对这个国家的责任。我们对社会要时刻问一下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创造价值，在这里我把我做的一个简单的划分提供给大家。如果我们看一个人的行为，一个人做的事情，我们可以有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就是这件事对社会是有价值，还是没有价值的。第二，是他的个人是有角度还是没有价值。这样我划出了四个象限的四个行为，或者是我们做的四种事情。第一个就是你做的事情对社会有价值，对自己也有利益。第二种就是你做的事情对社会有价值，但是对自己无利益。第三就是对社会没有价值，但是对自己有利益。第四，就是社会没有价值，对自己也没有利益。对于这四种行为或者四种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社会上有四类人，第一类是君子，就是他干事，自己也得到好处，但是对社会也做出贡献。也就是说我们古人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是什么?道就是你对社会的贡献。第二类人，我们叫做圣人，或者是贤能，这一类人做多事情，对社会，特别对社会的长远具有非常大的价值，但是至少短期内他看不到任何自己的利益，这个像孔子，在那么艰难**的岁月当中创造的儒家学说，保持中国2000多年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但是孔子活着的时候，他过的生活是非常清贫的。做这样事情的人可以说他需要非常高的社会责任心。第三类，我们可以叫他小人，就是他做的好多事对自己很有好处，但是对社会没价值，而且可能破坏社会。第四类，对自己没好处，对社会也没好处，这样的人我们叫他傻子，我们不需要担心我们社会傻子太多，因为这样的人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我们要关心的是这个社会有多少人在做着对国家和社会有价值的事情，同时也对自己有利益的事情。说到我们企业家，我们企业做的是哪一类，主要是第一类事情。这就是我们强调你们对社会的责任，就是你们始终要记住，当你获得利润的时候，是不是通过给社会增长价值而获得的利润，如果你没有给社会增加价值，或者你自己获得的利润大于对社会做的贡献，你就是落入到了第三类人，这个是我们不提倡的。我们有很多事情是需要我们对社会做的，但是对我们自己没有利益，这个也是我们提倡做的。我说我们大学的神圣就是体现在这里面。我们很多老师我们鼓励他们做的就是第二种，就是对社会具有重要贡献的人，但是自己并不一定要好多利益的人。可以说我们很多老师如果让他去商界工作，也可以赚好多钱，但是那样一种做法可能浪费了你自己对社会最能做出贡献的，就是你创造知识，培养人才，所以他们仍然心甘情愿的待在这。所以，我自己感觉到当一个老师是需要非常高的社会责任心的。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也能够有很高的责任心。

所以，我们期望你们上学的时候能够认认真真，做人能够坦坦荡荡，做事能够扎扎实实，经商要诚实守信。我们上学要认认真真，如果你的目的不是混文凭，你是要真正获得知识，你必须老老实实刻苦钻研，在这里没有任何半点可以虚假的，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只有不断的循序渐进，把老师交给你的东西变成你的思维方式，变成你的智慧，这个时候才真正对你经营企业是有价值的，所以在这里我要特别的告诫大家，学习是要有耐心的，不可能操之过急。你们今天或者你们明天上课学的东西，你们真正的体会可能在两年之后，也可能十年之后，我们的老师就是用他们非常专业化的知识，武装你们，你们也可以说是一个知识的集成者，不同专业的老师授的知识在你们身上聚集成一种智慧，对你们管理企业有指引的作用。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刚才也提到我们光华管理学院强调的不仅仅是知识的教育，还有做人的道理，我们要我们的同学做人坦坦荡荡，为什么?因为现在商界各种坑蒙拐骗的行为非常多，包括过去的EMBA也发生了这种的事情，我们有一些EMBA同学在他的企业也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始终告诫我们自己，我们要不断的强调我们的学院，你在做人，做事方面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所以我总结这几句话，我希望你们能够记住。

最后我要讲的仍然是回到这个图，你们看着它，107年的历史所凝聚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你们走进了北大的课堂，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我们老师，我们学院始终牢记着我们的理念，我们孜孜不倦的为这种理念而奋斗，不论有多少困难，我们教师经常让我非常感动，他们每天晚上经常工作到12点，12点的时候我们不少教员的办公室还亮着，这是他们的使命。同样我也期待着你们，你们既然是北大的一员，你们就有责任，你们就面临一种约束。从今天开始是你们新的生活的开始，我希望20年之后，你们在座的各位回过头来看，是北大的教育使你们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个人生活上都更为成功，你们对社会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谢谢大家!

第二篇：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二届年会演讲

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二届年会演讲：没有邓小平保护吴英了——转来源： 戚泽明·Issac的日志

我们知道最近一个很有影响的案子，就是吴英案。她向11位亲友集资7亿资金，被判处死刑，这样的事情在西方市场经济中会发生吗?现在肯定不会，但是过去也会。好比在17世纪的时候，法国路易十四时代，一次性就杀了16000多个企业家，他们的唯一罪状是因为他们进口了棉纺织品，制造了棉纺织品，而这违反了当时的财政部长Colbert的产业政策。 由此看来我们离市场经济有多远?至少有三百年。因为我们的经济是建立在特权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权利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建立起市场经济真正的基础。

那么市场的基础是什么呢?我想就三点，第一是自由，第二是产权，第三是企业家精神。自由是我们人类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就如同生命一样，不经正当程序不可剥夺的。我们需要自由，因为没有自由我们就难受，就像不让我们吃饭、喝水、不让我们上厕所一样。对自由唯一的限制是不侵害他人的权利。

自由，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就是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利用自己的智慧、知识、技能、劳动，自主地决策，改善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梦想。从消极的方面讲，每个人都不受他人的奴役，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

所以在一个每个人都享有充分自由的社会当中，我们人与人之间只有通过自由的合作才能够完成交易。也就是说每个人只有为他人创造财富，才能自己获得收入，只有让他人幸福自己才能够幸福，这是我讲的市场的逻辑。而且只有自由才有竞争，只有有了竞争我们才有了创新，而只有有了创新我们的社会才能够真正的进步。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和市场是同一个含义。如果一个人拥护市场而不赞成自由，我觉得他是矛盾的。

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自由，意味着一部分人可以强制另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这就是强盗的逻辑。在没有自由的时候也有争斗。没有自由，就只有斗争，计划经济下我们有好多的斗争，但是没有竞争。斗争是毁灭财富的，只有竞争才是创造财富的。

我必须强调一点，自由是一种基本的权利，它是rights，不是特权。所谓权利就是理通天下，每个人都平等地拥有。而特权，它是凡事对人，一部分拥有，另一部分没有。权利是不可任意剥夺的，但是特权可以给你，也可以剥夺。所以我们看古希腊，古罗马共和国都有所谓的自由，那个是特权，不是权利，因为只有一部分人享受它，但部分的奴隶享受不到。

在一个特权盛行的社会当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好比你进入什么样的产业，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成立什么样的组织，包括制造业、金融，甚至你成立基金会，成立大学，这其实都应该是每一个公民应该自由享有的权利。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国家现阶段这些仍然都是特权，而不是权利。

比如你要创办一个企业，你有好多审批的程序，只有一部分人最后能够成功，另一部分则成功不了。特别是我们的产业政策，使得我们在歧视着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去创业，有关系的人可以得到审批进入这个行业，没有关系的人进不了。

我们最近看到决定拿出150亿支持微小企业，但是如果我们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公民有自由成立经营机构的权利，我们需要政府拿出这150亿吗?我想是不需要的。这150亿最后到了谁的手里，最后也是一种特权，而不是真正的权利。而且我们还有很多人创办非盈利机构，是没有自由的。比如你要成立一个基金会，不论你有多少钱，你首先要找到主管单位，而主管单位基本上都是政府和政府附属部门，不是你想干好事儿就可以干好事儿，因为你得不到批准，这个好事儿也就没有办法干。

我这里讲的不是说任何一种行业组织不需要有最低的、必要的一些门槛进入。任何的限制都是非人格化的，也就是说对所有的人是一视同仁的。不论你的家庭背景，你的出身，你所在的单位，都应该是一视同仁。但是我们国家所有这些限制都不是一视同仁的，是人格化的，仍然是有特权。一个经营机构，如果你认识吴晓灵，认识刘明康，你得到批准的可能性就大大地提高，所以这就是一种特权，而不是权利。

我特别强调一点，思想市场的重要性。人类以自己的智慧和理性探索真正的市场，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有科学的进步，才能够有技术的进步。我们拥有思想市场，意味着任何思想都不应该取得垄断地位。

我们看到美国之所以成为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为什么?因为它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规定，这个国家不能有国教，这个国家不能有任何的法律限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是我们看一下中国的言论，我们的出版，仍然是特权，而不是权利。

如果你要办一个出版社，你要办一个杂志，你要得到批准，这是很难的，除非你有非常特殊的关系。事实上就我所知，过去十多年里面，我们的新闻出版署不再扩大任何期刊号，所以大量的学术研究活动没有办法进行，更不要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成立好多的自由的学术团体。没有思想市场的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第二个市场的基础是什么?是产权。产权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人权，它是对我们自由的保障。如果一个社会不能保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我们老百姓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产权也是我们社会秩序的基础。我们的社会之所以能够有一定的秩序，就是由于我们大家相互尊重产权。如果不信，我们看一下，如果一个超市里面，谁都可以进去乱拿东西的话，那么这个超市马上就会混乱。

产权也是我们道德的基础。道德的基本要求就是不损害他人。只有我们尊重个人的权利，我们才必须通过为他人创造价值而获得自己的收入，我们才能真正成为有道德的人。我们看不到一个社会在不尊重产权的情况下，可以有很好的道德。我们国家目前道德的衰落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能够很好地尊重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财产。

产权也是我们社会信任的基础。如果没有产权，没有企业考虑长远，我们就会看到大量的坑蒙拐骗，我们市场上买的大量的东西就没法被信任。产权也是我们创新的基础，因为只有企业家，只有每个人对自己获得的东西充满了信心，他才会愿意投资，他才会愿意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去追求一种新的非常具有不确定性的东西。我要强调无形资产的产权同样的重要，像我们国家目前对有形资产的保护现在还好一点，对无形资产的保护是最糟糕的。

这都不是新的理论。一个重实际的神学家威利姆，他就讲过这样的话，私有产权是一项先于主权的法律权利，统治者不可篡夺被自己统治的财产，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保护私有财产制度。13世纪罗马的大主教Giles就讲过，权力机构的职责是维护正义，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人的人身和产权安全，让每一个公民和诚实的人都可以享用自己的财物。

对政府产权保护一个重要的限制约束，就是对政府征税权力的限制。如果没有对政府征税权力的限制，我们不可能真正受到很好的产权保护。中国企业家论坛的岑科研究员说过一句话，不受限制的征税就是掠夺。1215年英国《大宪章》，约束国王的征税权，也就是说国王不能任意地征税。还要强调一点，国有企业所拥有的特权本身就是对产权的一种严重侵害。 第三个基础，谈一下企业家。企业家是市场当中的灵魂，市场本身就是企业家不断创造和创新的过程。没有企业家，可能有交换，有物的交换，也有简单的产品交换，但是不会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企业家是嗅觉灵敏，有非常的进取精神，善于创新，能吃苦，敢冒险的人。在我们人口当中，这种人的比重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他们的精神和能力，能不能够有效地发挥出来，在决定着我们这个社会创新的速度，决定着我们社会财富增加的速度。

过去200年人类的历史，可以说是在企业家能力、企业家精神的推动下取得。中国过去30年也是由于发挥了企业家的作用我们才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所以任何阻碍企业家创新的政策都是反市场的。计划经济最基本的特征就是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

限制企业家活动最大受害者是谁?是普通的老百姓，是消费者。企业家所有的东西都是伺候人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允许谷歌进入中国，真正受到伤害的是数亿的网民，而不是谷歌公司本身。如果一个社会自由不足，产权得不到保护，特权盛行，政府控制的资源太多，企业家的活动就可能被导致寻租，而不是为消费者创造价值。

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并不是所有被称为企业家的人都是在创造财富。在一个特权盛行过程当中会出现很多强盗性的企业家，他们在掠夺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我们也要防止中国的企业家，包括民营企业家既得利益化。任何一个制度都会有成功者，某些成功者可能就会有很大的积极性去维护这种制度，而不是推动这种制度的变革。

我总结一下，市场的三个基础，自由、产权、企业家精神。如果公民不能够充分享有言论和行动、创业的自由，如果私有财产权利不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和文化保护，如果企业家精神得不到有效地发挥，我们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

我们改革的路还很漫长。计划经济本质上是强盗的逻辑，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就是逐步从强盗逻辑走向市场的逻辑。邓小平20年前的南巡讲话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就是给中国民众更多的创业自由，赚钱的自由，鼓励企业家精神的发展，调动中国人的创业精神。这就是为什么在92年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高速的发展。

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特权基础的经济，而不是权利基础上的经济。西方世界过去200年的进步就是把传统生活当中只是少数人享有的特权，变成普通大众的基本权利，但是我们仍然是特权大于权利。

所以我们最后回到吴英案。吴英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公民没有融资的自由。我们在中国获得融资仍然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基本的权利。意味着在中国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产

权交易合同仍然得不到保护。吴英案，就是11个给她借款的人都不承认自己被骗了。吴英在被捕之后，她的财产在没有得到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就被强制拍卖了，这本身也是对财产权的不尊重。

吴英案也意味着我们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仍然在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非法集资是一个法律，但是应该说这是一个恶法，它和当年投机倒把罪没有什么两样。我记得在早年的时候，我们人民银行有一个概念，叫做体外循环，凡是不归人民银行管的都叫做体外循环，都要打击。现在我们有进步，不再打击体外循环了，但是非法集资的概念是一个很重的帽子，它可以扣在任何人的头上。

社会会有欺诈，我们用欺诈罪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不需要用一个非法。法律本身不需要用非法这个概念，法律本身它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写清楚就可以了。

当年邓小平保护了年广久，今天邓小平已经不在了，没有另一个邓小平来保护吴英了。所以我也呼吁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政府官员，我们的媒体多多地关注吴英案，因为吴英的死刑是中国改革的倒退。如果吴英的集资应该被判死刑，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不应该被判死刑。

第三篇：张维迎

张维迎：寡头垄断或最适人类发展 一味去反损害福利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兼任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1959年出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年西北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1994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4年-1990年在国家体改委工作。1999年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2005年任学院常务副长，2006年9月8日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兼任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陕西财经学院、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同济大学、中山大学等院校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研究员，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学术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学科专家评审组委员。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长安讲坛第183期日前召开。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发表了题为“市场的逻辑与中国的历史转型”的主题演讲。张维迎在演讲中表示，人类在最近200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得益于“市场的逻辑”，简单地说就是你要自己幸福，首先要使别人幸福。“科学的发展总是在进步，之后的东西是不是比之前的东西更正确，其实并不是这样。如今，亚当•斯密，甚至亚当•斯密之前好多伟大的理论被忘掉了。所以我们在学习经济学的时候，不要只看现代的书，一定要读一些古典的东西，伟大的思想很多在古典的东西里。”张维迎说。

市场逻辑引起世界巨变

“我们人类从会制造工具开始大约有250万年的历史，即使从智人的时代开始算也有15—20万年的历史，可以说，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当中其实进步非常非常慢。200年前，世界各国人们过的生活可能跟古罗马时代差不了很多，甚至有的地方还不如古罗马时代。但是过去的200年里，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差距也日益明显。”张维迎说，世界发生转变就是最近这两百年。1500年的时候，世界最富的国家和最穷的国家人均G D P比大概就是三倍左右，现在最富的国家和最穷的国家差距可能有四百多倍。而对于中国来讲，真正大的变化就发生在过去的二三十年时间里。

张维迎表示，人类在过去两百年、中国在过去三十年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得益于“市场的逻辑”。从公元元年到公元1800年，技术进步率仅为0.05%，而过去两百年大约为1 .5%，过去两百年的进步是过去1800年的三十倍。“今天，美国有一个什么技术，很快中国就有了，比如说苹果刚发布ipad上市的消息，很快中国就有人开始使用ipad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和技术传播的速度为什么如此之快，因为这里面包含着市场逻辑。”张维迎说。

什么是“市场逻辑”?张维迎这样解释：人类从古到今都有一个基本目标，就是追求幸福。追求幸福大致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就是通过使别人不幸福，而自己幸福。第二种办法就是通过使别人幸福，最终使自己幸福。张维迎说：“第二种方式叫市场的逻辑。我们人类都在追求幸福，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机制，在这个机制下，你要自己幸福首先要使别人幸福，那我们追求幸福的过程就会变成一个创造财富的过程。你要比别人活得好，那你就要给别人创造东西，这样我们就有了好多新的产品可以享受。”

张维迎表示，之所以我们今天能享受这么多的产品种类，我们的生活改善这么大，其实都源自这样一个基本的逻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正是在两种方法中不断地摇摆，直到今天这两种方法都在使用。有些人是在琢磨怎么把别人的财富拿到自己手里，另一些人是在琢磨怎么能为别人创造更多的财富。“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不打不成交’，人类追求幸福的过

程一开始都是打，打的过程中发现往往结果是两败俱伤，最后发现打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我们就开始‘交’，交换，就是和平共处，互利互惠。”张维迎说。

他举了二战的例子说，日本和德国都想通过打变成世界强国，却最终把自己推向了深渊。二战之后，日本和德国几近毁灭。相反，在二战之后的三十年的时间，日本和德国分别变成了世界第二和第三的经济强国，靠的正是市场的逻辑。它们通过创造与贸易，给其他的国家创造他们喜欢的产品，使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中国过去三十年，走的也是这样一个市场道路。

现在社会上普遍有种思想，认为市场经济跟道德是相冲突的。张维迎认为，通过自己对市场逻辑的解释可以看出，它们不仅不冲突，而且完全是一致的，市场经济是使道德准则变成一种实实在在的可持续发挥作用的机制。“如果你追求自己的利益没有损害到他人，那这种行为就是道德的;如果你追求自己的利益是通过损害他人的办法，就是不道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的逻辑恰恰是整个人类基本的道德准则。”他说。

“市场逻辑”概念最早源于我国

“我们经常会觉得市场理性、市场逻辑这些都是西方的东西，其实这些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或者说是所有人类共同的智慧。”张维迎说。比如“市场逻辑”这个概念，在亚当•斯密《国富论》里被较早提及。《国富论》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通过自由竞争，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使每个人把追求自己的利益变成创造社会财富的过程。

而亚当•斯密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受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重农学派有一位代表人物叫魁奈。亚当•斯密给苏格兰一个家庭当家庭教师的时候，曾经跟着这个家庭去法国待了两年时间。在巴黎，亚当•斯密跟这些重农学派有过交流，见过魁奈。

《国富论》里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受这些重农学派的自由放任思想所影响。而法国自由放任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又是受中国古典思想的影响。17世纪至18世纪，大量的中国古典思想，包括《论语》、《道德经》都被翻译成外文，而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当时被称为欧洲的中国人。

《道德经》的一个基本思想是无为而治。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翻译成法文的意思就是自由放任。老子的《道德经》第81章里有句话，“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予人，己愈多”，当你为他人着想时你才能获得财富，你给予别人的越多，你自己得到的才越多，这和市场逻辑是一致的。

《货殖列传》里也说：“善者因之，其次顺之，再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句话的现实意义就是说，一个好的政府要顺其自然，让人们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获得幸福，获得财富。其次要利导之，进行利益导向使他做得更好，差的是整齐之，规定这个能干，那个不能干。最糟糕的是“与之争”，与民争利，就像政府办的好多企业，与民间企业争利，是最下等的一种做法。

“市场逻辑理念虽不是西方的东西，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过去的两百年西方把这个逻辑发挥到了极致，而在中国则一直受到压抑。所以，我们没有能够很好地发展。我们现在国力强盛了，我们可能需要重新去思考，很多伟大的思想可能在中国古典思想里都包含着。”张维迎说。

过去两百年，因为我们一直在国际发展中处于落后地位，我们受这个影响，有些不太自信，其实在18世纪之前，欧洲人对中国的文化，对中国的哲学思想是非常崇尚的。工业革命之后，随着西方的崛起，就出现了所谓欧洲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把其他的民族都当作野蛮民族，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是一个最文明的民族。

“所以，我们本质上就觉得矮人一等，这就是中国人思考问题的一个潜在心理。有些表现得很民族主义的人，本质上是一种自卑，我们现在很难用平常心看待世界，与我们接受的这样一种教育理念有很大的关系。”张维迎说。

市场逻辑运作的前提是个人自由与财产权利

市场本身的逻辑是先创造财富再通过令人幸福而最终自己获得幸福，这本身包含个人自由与财产权利的前提。如果它不是建立在自由和持有产权的基础上，掠夺财富就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那么在这种掠夺制度下，是不可能给他人和自己同时带来幸福的。张维迎表示，任何一个企业的收入都来自其产品的价值，价值的概念就是自由的谈判，自由的交换。“好比我买这个矿泉水，如果这个矿泉水给我带来的价值没有我付出的价值高，那我肯定不会买。所以，当我愿意买这个矿泉水的时候，自然这个矿泉水本身一定是使我满意的。只有我自由的选择，我自己的权利得到保护的情况下，才能达到这个结果。”他说。

在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中，企业之间的竞争，本质上就是怎么为消费者创造更多的消费者剩余。谁能为消费者创造消费者剩余，谁就能获得这个市场，谁给别人带来的幸福多，谁就能够获得利润，获得收益。任何一个企业，它索取的价格不可能超过他给消费者创造的总价值。“我们很多企业界人士，他们需要记住的就是只有使消费者舒服，才能赚钱。当然，在中国，好多情况下企业家不是怎么使消费者变得舒服，而是怎么使政府官员变得舒服，为什么呢?就是强盗的逻辑在起作用，它获得收益是通过某种特权，而不是通过平等的交换而获得的。”张维迎说。

他表示，中国改革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这个市场化可以一般性地理解为价格自由化，企业民营化，还有行政权力地方分权化。但是贯穿在所有这些问题背后的核心其实是让个人自由与财产权利得到保证。在计划经济之下，每个人没有自由支配其选择交换的权利，必须服从计划的安排。计划经济体制下，名义上财产是公有的，其实本质上也是个人的，因为国家、政府都只是一个机构，它不可能行使权利，行使权利无论在任何体制下都是个人。所以在计划经济下，所有权利都是建立在职位的基础上的，而市场经济的权利定义在财产基础上。

在计划经济下，如果一个人要获得使用资源的权利，指挥他人的权力，必须要进入政府，进入国有部门。任何权利首先要获得政府内部的职位。政府内部的职位本身又有很多种类，从下到上，越到上面权利就越大。计划经济下，就连一个人出差旅行，他坐火车究竟是坐硬座、硬卧还是软卧都是由他的职位决定的。甚至去医院看病，哪个医院看病，什么大夫给看病都是由职位决定的。甚至那时一个人获得什么样的信息，也是由他的权力决定的。因为当时很多东西都是内部文件，所以职位高的人获取的信息就多，反之就少，信息的享有权利(权力)都是不一样的。

市场经济就完全不一样了。市场经济下只要一个人有钱，那他就可以坐过去只有局级干部才能坐的软卧，更有钱的可以坐飞机。过去别墅只能部级干部才能享有，现在如果有钱，他住的房子可以超过中央领导。这就是社会发生的变化，正所谓“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聚万金能与王者同乐”。整个改革三十年就可以理解为从基于职位权利到基于财产权利的变化。

不过张维迎同时表示，我国改革三十年虽然成就很大，但也必须承认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说腐败问题。张维迎表示，我国现阶段的腐败问题，其实还是源于体制改革不到位。腐败归根到底还是由职权导致的。职权和产权的重大区别，在于职权不能有偿转让。所以，当一个官员在其位时，由于他所指挥的大笔资产不属于他，而且他离开这个位置后就不能再指挥这笔资产。那么，他在在位的时候就很可能充分利用权力谋取私人利益。

“目前中国职权和产权同时共存，有些人获得财富变得富有了，不是由于他给别人带来幸福，创造价值，而是通过政府的权力获得稀缺资源。而有些官员也希望通过权力寻租给自己带来利益。所以，中国要真正解决腐败问题，仍然需要继续改革。”张维迎说。

未来我国构建市场逻辑重在建立市场信任

“信任，在市场经济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如果没有信任，市场经济不可能运转。”张维迎说。古代社会依靠的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经济模式，粮食是自己打的，蔬菜是自己种的，所以可以放心地食用。而现如今我们每天吃的东西、穿的东西、用的东西基本全都

不是自己生产的。生产东西的人不消费，消费东西的人不生产，两者有时甚至相距千里。所以如何让各个市场主体之间相互信任，对于我们的市场经济尤为重要，缺少它，市场经济不可能运转。

对于如何在市场经济下建立信任，张维迎认为关键还是要健全连带责任。“公元前350多年前，秦国的秦孝公当政的时候，他聘请商鞅进行变法。商鞅变法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管理措施就是连坐制，十户编成一组，五户一组，所有编组里的人承担连带责任，一个人犯法，株连九族，这个制度对皇帝统治是非常重要的，它形成了一个自我监管机制。连坐制对中国的统一非常重要。”

张维迎表示，其实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连坐制或者连带责任。不同的是，古代的连坐制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上，而现在的连带责任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上。企业产权制度理论认为，一是企业的老板对所有的员工要承担连带责任，老板意味着替别人承担连带责任;二是下游的企业要为上游的企业承担连带责任。

企业的责任是一个链条，下游的企业要为上游的企业承担连带责任。“比如你开一辆宝马车，开到高速路上突然轴承断了，你受伤了，谁负责任?宝马公司负责任。即使事故原因是由钢材不合格导致的，而钢材企业生产的钢材，离生产宝马的汽车公司相差好几个环节，汽车有一级供应商、二级供应商直至五级供应商等等，宝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供应商，宝马公司都要对所有的供应商承担连带责任，这就是市场的奥妙。”张维迎说。

张维迎同时认为，一个人有多大承担责任的能力，才能挣多大的钱。“如果你有本事能为一个人承担责任，你就当一个个体户，如果你可以为十个人承担责任，你就管十个人的企业，如果你可以为一万个人承担责任，你可以管一万个人的企业，为十万个人承担责任，管十万人的企业。企业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板承担责任的能力有多大，而这个能力包括你的管理技能，比如你有没有办法设置一个很好的激励制度，监督制度。”

张维迎以三聚氰胺为例：“2008年中国出的最大的食品事件就是三聚氰胺事件，好多牛奶公司都认为很冤，这个三聚氰胺不是他掺加进去的，蒙牛自己养的奶牛生产的牛奶卖到市场上没有三聚氰胺，三聚氰胺是奶站加进去的，但是对不起，你作为牛奶公司，要赚这个钱，就要对成千上万的奶农、数十个奶站承担全部连带责任。出问题了你就要赔偿。最后，三鹿垮台了，老板还要被枪毙。你没有这个能力，那你就一定出问题。这一点对我们理解市场逻辑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市场信任机制的建立，张维迎表示，垄断企业的出现可能是有利的，如果一味地进行反垄断，反而会损害我们的福利。如果一个行业里有非常多的企业，每一个企业都让价格发挥作用，这个社会就不会有信任。任何一个行业，最后竞争剩下来的必然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信誉良好的大企业。这种寡头垄断的市场对人类发展可能是最合适的。这些有信誉的大企业的出现，有利于我们建立对市场的信任，是符合市场逻辑的。如果人为地拆分这个市场，可能不是改善了我们的福利，而是损害了我们的福利。

现场问答

问：我看过您的书，市场的确带给我们很多福利。但是市场本身是非常复杂的，也很脆弱，同时它具有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应该如何解决?

答：第一点，外部性是与产权有关的。公有制机构都具有外部性，因为在这里的人干什么都可以不负责任，这就会产生外部性。引入产权，就可以有效制约。第二，有技术上的难度。定义产权很难，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好定义。

我认为，解决外部性问题最好还是靠市场。比如控制环境污染，怎么控制?到什么程度是合适的?现在开始有了碳交易，芝加哥有7号交易所。通过市场交易来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救灾这种问题，也是哪个地方市场机制发展得好，哪个地方的救援情况就好。有好多领域我们可能觉得市场不能起作用，但是其实不是市场不能起作用，而是我们没有让它起作用。

问：如果不打破城乡的二元体制，不改变国民财富的分配格局，扩大国内市场从何谈起呢?您觉得这种状况和您对自由市场的倡导是不是相合的呢?

答：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好，我完全同意，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本身就是一个怪现象，这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全世界都有城市化的过程，但是中国有个特点，就是我们有城市身份和农村身份，现在北京有五百万外地人没有北京户口，大量的农民在城里，但是不享受城里的条件，这对市场发展是一个很大的制约，现在的中国城市化有些虚假，到2007年城市人口是45%，但真正有城市户口的只有33%，有12%的人没有城市户口，这些我觉得应该尽快地去解决。我觉得这与我讲的没有矛盾。

再进一步讲，一个市场，在中国分为农村市场、城市市场，这本身听起来就有点荒唐。其实大家多看一点历史就会知道，有一些东西并不是我们所独有的，包括我们讲的乡镇企业，所有的国家发展都是从“乡镇企业”开始，英国人当初也是从乡镇企业开始发展。英国人开始发展纺织业，跟温州人的家庭工厂是一样的，美国工业也是从乡镇企业开始的，当初的一个小镇最后变成了大城市，这些都没有独特性，我们真正的独特性就是在制度方面的一些限制，中国的乡镇企业是乡和镇的政府拥有的，这就是我们的乡镇企业独有的。

问：现在社会上有种说法，说人民币汇率在没有形成一个自由变动机制的情况下，所有出口盈余的部分都变成了国内的通货膨胀因素，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正确，如果正确，您觉得现在的情况下有什么解决办法?

答：我理解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现在出口盈余很多，外汇卖给央行，央行不断地收入美元，放出人民币，储备多了，本币就要大量地外放。所以，就变成通货膨胀的压力。当然央行现在买回来一些央票。你讲的汇率问题，我想谈一点，美国人对待汇率问题太政治化，中国人对待汇率问题太情绪化，这都不好。这个问题，还是要看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我个人认为人民币适当升值对美国没什么好处，但是对中国有很大的好处，会使美国人付出更多。如果美国人愿意把它的东西都免费送给我们，中国人应该高兴才是，中国的东西免费送给美国人，美国人应该高兴才是。这是我的观点。

第四篇：张维迎谈创新

张维迎：自由竞争与产权保护对创新最重要

4月8日到4月11日，以“亚洲的新未来，寻找和释放新的发展动力”为主题的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在海南博鳌召开。腾讯财经对论坛进行全程报道。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称我们要说什么对创新重要?就两条：第一，自由竞争;第二，有效的产权保护。

当张维迎被问到中国有望缩小跟美国科技、创新方面的差距需要多少年时，张维迎预测在目前体制下不要有太多指望。

以下为张维迎发言实录：

张维迎：我没有多大的分歧。我觉得尽管中国有个别企业有创新，但是整体来讲中国企业创新能力不够。主要的因素是我们的体制，我们要说什么对创新重要? 就两条：第一，自由竞争。第二，有效的产权保护。

政府不应该关心创新，创新是企业家的事，政府关心创新就会制定很多政策，压制住企业的激励机制。中国制定很多产业政策，给很多补贴，使很多企业学坏了，他就整天想办法申请政府补贴，并不真正的创新。

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中国需要使得企业家对未来充满信心，一般来讲创新是一个没法预测的，现在很多产业政策、政府政策老想批准哪一种创新有前途。

没有任何一种创新特别是重大创新是一般人看出来的，只有少数人能够想到，但是他要冒很大的险，最后由市场说了算，这才叫创新。

如果事先都能知道成不成功的东西，不能叫创新。创新是高度不确定，只能留给市场，政府任何的干预只能导致人们去寻租，特别在中国的情况下，我想中国的企业家好多对未来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所以他们更喜欢套利，赚短平快的钱，我不是否定高总，我们确实有些企业很优秀，但是总体而言，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我觉得考虑三年、五年后事的人不是很多。

像我们现在民营企业方面，我们看一下中国最优秀的人聚集在哪一个行业?比如房地产行业聚集了很多中国优秀企业家，我指他们素质很优秀。他为什么要到房地产行业来?其实很简单，中国房地产行业里面利润是比较高的，高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土地制度所导致的。

另外我们看到中国的大量利润流向金融行业，像去年几家银行利润就达到上市公司将近一半，这些都是不合理的政府管制导致的，这就一定会扭曲企业家创新激励机制，不利于创新。

其实创新很简单，给人资源，给每个企业家自由，使他有安全感，他做好就成功的，做坏了就完蛋了。

利润他拿，风险他担，我们这样就有足够的创新动力了。

最后主持人提问五位嘉宾这样一个问题，很多经济学家预测2020、2030年中国可能成为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GDP，跟我们今晚晚 上讨论主题有关的，我问各位您认为需要多少年，中国有望缩小跟美国科技、创新方面的差距?是10年、20年、100年或者还是需要1000年。大家给一个数字，不需要解释。跟美

国一样成为创新大国。

陈志武：跟张维迎差不多的判断吧。但是有一点，在目前体制下我觉得不要有太多指望。

张维迎：我估计我活不了150年。

主持人：请问你能活多少年?

张维迎：我活着的时候没戏。

第五篇：张维迎：反腐败的两难选择

张维迎2012年12月19日在经济观察报·2012观察家年会

暨第二届中国改革峰会的演讲稿

未来十年对中国领导人最大的挑战是反腐败。中共十八大报告说到，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亡党亡国。民间有一种说法：“不反腐会亡国，反腐会亡党。”当然，这个说法可能过于严重。我的看法是腐败问题不解决，是可能亡党，但是不太可能亡国。反腐败可能亡党，但是也可能救党，完全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反腐败。

反腐败真正的两难选择是如何处理腐败的存量，也就是如何解决已经发生的腐败行为。如果我们不对过去的腐败有一个了断，反腐败不可能成功。如果措施过于强硬，轻则政府官员可能会消极怠工，使政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重则导致政府官员造反，改革也没有办法进行。但是，如果要了断过去，老百姓应该不会答应。这就是两难选择。

我们能否走出这个两难选择，既取决于领导人的智慧和胆略，也取决于普通民众的理智和耐心。最近吴思、李永忠等学者提出有条件特赦这样一个思路，我今天讲的也是对他们的一个呼应。事实上，我在十年前也谈到过这个问题。

一

从宏观上讲，过去十年中国的腐败，最重要的是两个变化。第一个是从创造价值的腐败走向毁灭价值的腐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所谓“腐败”，很大程度上是民间从政府官员手里面赎买权利，通过这种赎买使得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原来只能国有企业使用的资源，现在民营企业也可以使用，他们创造了更大的价值，推动了经济增长。

但是，现在的腐败已经不是这样的腐败，而是政府官员滥用权力寻租，特别是本来已经释放到民间的权利又被收回，使得资源配置更没有效率。八九十年代的腐败是与体制改革相关联的腐败，腐败的过程当中，也释放了政府手中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腐败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而过去十年的腐败是与体制倒退相关联的腐败，腐败变得越来越严重，但是体制离市场化程度反而越来越远。八九十年代的腐败，是商贿赂官的腐败，而过去十年的腐败，很多已经变成了官贿赂官的腐败，我们叫“买官卖官”。当然商业贿赂官员仍然存在，但比起买官卖官，商业贿赂可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

第二个是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是，腐败也变得越来越严重。我搜索了一下“百度新闻”各年包含“反腐败”这个词的文章，2003年时总共11900篇，2004年上升到76200篇 ，2005年 73330篇 ，2006年106000篇，2010年246000篇，2012年已达861000篇。人民网上“反腐败”的文章也有类似的增长趋势。十六大以来，已经有70多位省部级官员落马了，都是因为腐败问题，或者与腐败相关。大家算一下，平均每年有七八位省部级干部被抓，这在历史上、在任何一个国家也是少有的。

举个例子，河南省交通厅先后四位厅长都因腐败落马，第一位落马在1997年，查实的受贿金额是30万元，第四位2011年11月被抓，受贿金额3000万元，14年间增加了100倍，年平均增长率39.8%。而这个期间，中国人均GDP的名义增加率是12.9%，受贿金额的增长远高于GDP的增长。当然，这只是一个特例，但就我观察，这个例子也许代表了腐败严重程度变化的一个基本趋势。

新一代领导人对反腐败非常重视，其实上一代领导人对反腐败也非常重视。学者、政府高层先后提出很多反腐败的措施，这些措施大体归结起来有这样几条：第一，加强监督，提高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我们知道，如果100个人腐败，只有一个人被抓住，这种威慑力很低，如果有50、60个被抓住，这样威慑力就比较大。第二，要有新闻自由。只有有了新闻自由，才能发挥民众对政府的监督作用。第三，要提高惩罚的力度，即能够使接受贿赂的腐败官员真正感到害怕。第四，提高政府官员的合法工资，也就是“高薪养廉”。现在官员之所以腐败一个原因是他们的名义工资，或者叫官方定的工资太低，他们不得不用额外的收入补贴自己。第五，官员财产公示。这一点最近谈的比较多。第六，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官员的道德水平。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怎么使得官员脸皮变薄一点，现在的官员脸皮太厚。第七，减少政府部门的权力。现在政府的权力太大，如果能够减少政府的审批权，减少政府分配资源的权力，减少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权力，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那么，腐败可以大大减少。第八，真正实行民主与法治。

应该说这几个措施已经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我们所能采取的反腐败措施。如果我们是在建立一个全新的政府，或者政府的规模很小，又或者是现在的腐败不是很严重，这些措施对于预防腐败是有效的。但是，现在不是这样，我们是在现有政府的基础上进行反腐败，有些措施即使听起来好，实际上很难实行。比如说高薪养廉，我们有这么多的政府官员，权力又那么大，省部级官员10年已经抓了70多个，也只占官员总数的一小部分。这么庞大的政府，高薪养廉是养不起的。

这种情况下，上述这些措施的效果就非常有限了。之所以有限，最重要的就是现在的腐败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胡星斗教授根据最高检察院的报告推算2009年县处级官员腐败的比例48%，厅局级干部40%，省部级33%。这个数字大家可以怀疑，但是就我的直观判断来讲，也许有点保守，按照现在的腐败标准，我觉得政府官员里面，能经得起查的不多。也许你没有接受现金的贿赂，但是你收过人家一块手表，或者接受过一幅名画，或者买房子的时候接受过优惠，或者你的孩子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得到过人家的资助。所以，真正能经得起查的很少，只是不查而已。

民间对腐败非常痛恨，但是我觉得好像是抽象地谈起来很痛恨，而具体到某一个人出问题了，很多人反倒表示了极大同情，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倒霉”。其实民间的这样一种矛盾心理，表现了人类本性中的一个公平概念，也就是某一种行为，好多人都在犯，但是只有少数人受到惩罚，人们会认为不太公平，人们也会提高对这种行为的容忍度。

其实对于腐败行为，真正的惩罚是两种机制：第一种是法律的机制，第二种是声誉的机制、舆论的机制。过去，某一个人因腐败被抓起来了，坐牢了，这是法律的惩罚。同时，周围的人都看不起他，这是声誉的惩罚。但我们看到今天好像不是这样的，一个腐败官员被判刑之后，反倒得到更多的同情，有很多人在帮助他的孩子，帮助他的老婆。这本身就反映出可能现在抓起来的腐败官员仅仅是腐败官员当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很可能还不是腐败最严重的那部分人。

二

所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处理腐败的存量。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算老账，追查到底;另一种思路是算新账，既往不咎。当然它们的准确含义我们还可以讨论。 看一下算老账所面临的问题，过去10年的经验证明，像现在这样的算老账式的反腐败，尽管看起来力度已经很大，但是与腐败的普遍程度、严重程度相比，可以说蜻蜓点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过去10年，反腐败的措施并没有真正在腐败分子当中形成一种威慑，很多官员腐败，就像买股票，或者买彩票一样，碰运气，运气不好，被抓了，算自己倒霉;运气好，就逃过去了。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反腐败可能变成权力斗争的工具，抓不抓你，可能不在于你腐败得多严重，而在于你是听话还是不听话，你是否跟对了人。这样的话，落马的腐败官员其实不一定是最严重的腐败官员，甚至不一定是真正的腐败分子。

我曾经接触过一个案子，一个相当廉洁的官员，得罪了党委书记，七凑八拼，凑了4万块，包括别人给他孩子的压岁钱，判了4年。在我所知道的案子中，类似的案子其实真的不少。而且这样一个权力斗争博弈具有“先下手为强”的特点，先下手就变成腐败官员的最优策略。进一步，这样的反腐败可能还使得腐败更为严重。如同杀人灭口一样，杀了一个人，害怕被知情的人举报，就继续杀人。腐败也有类似的问题。如果钱不足以买通比你大的官员，这时候没有人保护你，很可能落马。但如果你行贿的金额很大，买通的人很多，这时候你反倒变得安全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现在的舆论反腐。特别是十八大以来，舆论反腐起了很大的作用。尽管我们现在没有真正的新闻自由，但是有了微博，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媒体，对腐败现象产生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靠微博反腐也存在很多问题。一个就是可能侵害人权，因为微博上的信息很多是不负责任的，微博反腐可能有侵害个人隐私权的问题，也可能被人利用，即变成我前面讲的权力斗争的一种工具。

我们要特别注意防止微博反腐可能产生的舆论暴力，因为一个人无论你干净不干净，一旦舆论说你不干净，可能就是有口难辩。特别是现在的情况，因为大部分官员屁股底下都不干净，所以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替他人说一句公道话，只要一个人被媒体曝光，上级就赶快把他“推出去问斩”，这可能会形成一些冤假错案。另外，有时候这样做也违反了法治精神，包括大家最近看到的重庆“艳照门”事件，这样一个艳照是在引诱欺骗下拍摄的，取证本身就是违法的，但是现在反腐当中已经不考虑取证程序的合法性。从长远来讲，这对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是不利的。

当然，我们可以设想更大的反腐风暴。但是，我们能大到哪儿去呢?如果我们真的搞得很大，就会形成所有官员人人自危，消极怠工，也可能形成一个腐败官员的联盟。因为腐败如此普遍，它一定是一个官官相连的网络，保护别人就是保护自己，所以官员很可能会联合起来对抗反腐败的措施，最后政府就会瘫痪。政府瘫痪时，反腐败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更不要谈改革了。

另外，官员买官卖官的钱很多也是从企业收上来的，也就是几乎所有的腐败追下去都与企业家这个群体有关。现在一些企业家没有安全感，一个原因是对未来没有信心，害怕像发生重庆那样的所谓“打黑”，实际上是“黑打”，任意地剥夺私人财产。另一个原因是担心算过去的老账，包括由反腐败牵连出来的贿赂行为。这样导致民营企业家，甚至国有企业的官员都开始移民，没有人真正愿意在中国经济中投下更大的赌注，更没有人愿意搞创新，这时候失业率就会增加，民众的不满又会提高。所以，这对政府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谁来反腐?如果我们承认腐败是如此普遍，那大致来讲，很可能反腐的官员本身也未必是干净的官员，他们有多大的力度敢反腐?因为反得越深，把他们自己也牵连出来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我想更大的反腐可能性比较小，如果强行实施，也可能带来比较大的成本。

另一种可选择的办法叫做不算老账算新账，不往后看往前看，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吴思、李永忠等最近提出的有条件的特赦。按照吴思的观点，通过有条件的特赦，换取官员拥护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李永忠认为，如果算老账，问题会越来越多。当然，我想他们只是提出一个基本的思路，具体措施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事实上，国际上已经有好多经验，包括香港地区也有很多经验，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几乎所有原来腐败严重的国家，在反腐的过程当中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我个人的建议是，以十八大为界，十八大之后不再腐败的官员就既往不咎，十八大之后继续腐败的官员新账旧账一起算。所以，也不是说都那么很容易过关。同时，要启动政府官员的财产公示和注册，接着要研究超过合理收入之外的部分，究竟是没收，还是设立特别税，交税之后就归他们自己。

但是，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是，如果你不说实话，你就应该受到惩罚。比如你有10套房子，你公示的时候只说2套，一经查实，另外8套应该全部没收，也就是政府官员在这个时候不说真话要冒更大的风险。当然，也可以施行自愿公示，不愿意公示的官员离开政府岗位。在这样做的时候，同时要加强我前面提到的那几项反腐措施，包括减少政府的权力，实行新闻自由，加强舆论监督，还有更为长远的就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和一个民主体制。当然，在政府官员的权力受到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官员合理的报酬也确实应该提高。

三

但是，这样的措施面临巨大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化解民众的不满。民众会认为这是相当不公正、不公平的，凭什么这些腐败分子就可以轻易豁免。这种不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第二个挑战是怎么使得这个政策本身变得可信。因为任何政策，不可信是不会有效果的。

首先，怎么求得民众的理解。我们必须告诉大家反腐败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而不是为反腐败而反腐败，更不是为了杀人。杀再多的人，抓再多的官，如果我们未来的政府仍然有像现在这样严重的腐败，那我们可以说没有取得任何成就。

其实，有条件特赦就像资不抵债的企业进入破产程序一样，即使对债权人而言，免除一部分债务让企业活下来，也总比拖死好。当然，我们人类有一个弱点，我们经常注意了手段，忘记了目标，就像我们赚钱一样，本来赚钱是为了活得幸福，但是我们经常为了赚钱而牺牲幸福。我们反腐败当中同样要避免类似的问题，不能只注重手段，忘了我们的目标。

还应该看到，过去的历史真的相当复杂，体制不合理是腐败现象普遍化的主要原因，我们看到一些被抓起来的官员得到当地老百姓的同情，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真是干事儿的人，那些不干事儿的人反倒没有被抓起来。

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进行全民大讨论，因为这对中国的未来太关键了。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全民公决投票，像阿根廷等国家就做过这样的措施。政府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然后全民投票，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们可以规定一个比例，比如50%以上的人认同，我们就做，如果大部分人不认同，我们就不要做。我也相信，如果我们有周全的设计，政策在实行1~2年之后，民众就会认识到它的好处。当老百姓看到腐败现象大大减少，政府服务大大改进的时候，他们就会更能够理解这样一个政策的好处。当然，这要求老百姓有一定的耐心。 可信性问题怎么解决?靠政府出一个红头文件恐怕不行。政府的政策多变，经过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其可信度还是大大高于政府的红头文件。所以，我建议可以通过全国人大立法的方式保证这样一个政策的可信性。同时也可以搞试点，可以选择几个县，或者几个市，取得经验，再在全国推开。

这样一种有条件的特赦政策，我把它叫为“理性的宽恕”。宽恕是我们人类具有的伟大美德之一，基督教讲赎罪，佛教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中国人也有宽恕的文化。但是，我说它是理性的宽恕，不是无原则的宽恕，不是为宽恕而宽恕，不是为显示宽宏大量而宽恕。理性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时候必须超脱自身的定位、身份、利益，必须学会换位思考。理性也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政策的时候，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而不只是考虑我们的主观愿望。理性也要求实施一项变革政策时，必须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应该过多地纠缠于历史的旧账。

南非图图大主教在曼德拉当选总统以后，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我在这儿加上一句话：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如果我们不能够理性地处理我们现在面临的腐败问题，如果中国的反腐败不能走出我刚才讲的那样一个两难选择，我们将被持久地锁定在腐败陷阱当中不能自拔，中国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