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同岗替代制

人民法院同岗替代制（精选3篇）

篇1：人民法院同岗替代制

同岗替代制（AB岗位工作制）

根据党委、政府下发的《关于加强机关效能建设暂行规定》和《关于机关工作人员诫勉教育和效能告诫暂行办法》的要求，制定本制度。

一、同岗替代制的设置原则

同岗替代制也称AB岗制，岗位工作人员A岗不在位时，要落实B岗承办人，由B岗承办人自动顶替。

二、同岗替代制的要求

（一）机关应对各工作岗位A、B岗的设立及A、B角的职责、要求作出明确规定。

（二）机关某一岗位的工作人员因故离岗时，应指定相同或相似岗位的工作人员代行其职责，避免造成工作延误。

（三）工作人员因特殊情况确需短时间离开岗位的，须事先报直接领导同意。属“窗口”单位的，直接领导应指定人员代办其业务。

（四）机关工作人员因开会、出差、请假或其他原因需离岗一天以上的，应在离岗前向直接领导汇报正在办理和待办的事项，并与直接领导指定的代岗人员办理交接手续。

（五）机关主要领导不在岗时，应指定一名副职代行其职责。

（六）代岗人员应认真履行所代岗位职责，按规定及时办理相关业务，不得借故推诿、留置、拖延。

（七）岗位A、B人员要互相学习，了解掌握对方的业务工作；

（八）顶岗人员在办理相关业务时一旦出现问题，一律由顶岗人员负责承担。

三、处理办法

（一）未按《关于加强机关效能建设暂行规定》要求，实行同岗替代制的单位，根据《关于机关工作人员诫勉教育和效能告诫暂行办法》的规定，给予该单位党政主要领导诫勉教育一次，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给予该单位党政主要领导效能告诫一次；累计两次被效能告诫，当年考核定为不称职。

（二）属“窗口”单位的，工作人员因特殊情况确需短时间离开的，其实直接领导未指定人员代办其业务，根据《关于机关工作人员诫勉教育和效能告诫暂行办法》的规定，给该直接领导诫勉教育一次。

（三）机关工作人员因开会、出差、请假或其他原因需离岗一天以上的，直接领导未指定代岗人员与离开人员办理交接手续，而耽误工作的，根据《关于机关工作人员诫勉教育和效能告诫暂行办法》的规定，给予直接领导效能告诫一次，累计两次被效能告诫，当年考核定为不称职。

（四）代岗人员未能认真履行所代岗位职责，耽误工作进程或造成损失的，根据《关于机关工作人员诫勉教育和效能告诫暂行办法》的规定，给予代岗人员诫勉教育一次，造成较严重后果的，给予代岗人员效能告诫一次，累计两次被效能告诫，当年考核定为不称职。

篇2：人民法院同岗替代制

关键词：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法院调解

一、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概述

(一) 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概念

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 即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缩写为ADR) 的意译。这一概念既可以根据字面意义译为“替代性、代替性或选择性纠纷解决方式”, 亦可根据其实质意义译为“审判外 (诉讼外或判决外) 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等[1]。ADR概念源于美国, 原来是本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 现在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或机制的总称。 (1)

(二) 特征

1. 替代性。

即在解决纠纷上, 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是对审判或者诉讼方式的替代。当争议的双方当事人认为通过诉讼的方式不能满足需要时, 可以选择该方式达到与诉讼相同的解决纠纷的目的。

2. 选择性。

即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以当事人的自愿选择为前提, 不仅是否采用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和采用何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 取决于当事人的自愿选择, 而且能否对纠纷处理达成合意也取决于当事人的自愿选择。

3. 纠纷解决性。

即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是以解决纠纷为根本目的, 无论何种形式的ADR, 都以这一特定功能区别于一般组织或行政机构的管理性、职能性活动以及行政机关的附带性纠纷解决工作。

(三) 当今世界各国主要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类型

1. 司法性ADR (Judicial ADR) , 又称法院附设ADR (Cour

Annexed ADR) , 即在法院主持下或者在法院委托、指派人员的主持下, 双方当事人就民事权益争议, 通过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的活动。国外司法ADR的主要形式包括法院附设调解、法院附设仲裁等。

2. 行政性ADR, 主要是指国家的行政机关或准行政机关所设或附设的纠纷解决机构及程序。

行政性ADR的设置主要是出于对特定类型纠纷的处理需要, 借助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权力和专家的作用。如行政调解、消费者协会调解、劳动争议仲裁等。

3. 民间性ADR, 它最重要的功能在于自治。

民间性ADR与法院之间有时存在着间接的指导关系, 但一般与诉讼程序不存在直接的衔接。民间性ADR不具有国家强制性, 但为保证其处理结果的效力, 世界各国一般会采用不同的做法来赋予其法律效力。

二、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在中国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 立案调解阶段存在的问题

1. 诉前调解本身并非一项民事诉讼法确定的制度和程序, 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

在当事人反悔或不履行调解协议的时候, 救济问题便成为难题。其次, 法院对诉前调解的积极推动, 容易被理解为一种在诉讼激增压力下的防御措施, 让当事人产生抵触心理, 甚至对其公正性提出质疑。

2. 立案调解是指案件立案后移送到审判庭之前, 遵守自

愿、合法的原则, 由立案调解法官审查诉讼材料、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主持调解的一系列活动。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 具备法官资格就可以出具调解书, 那么立案庭法官也应该具有这样的权力。

3. 调解的范围与收费没有明确规定, 各地都是根据自己情况各自规定的。

这样就导致当事人选择调解来解决纠纷的积极性不高。

(二) 诉讼调解中存在的问题

1. 对于调解协议履行责任约定, 没有法律惩戒性规定, 对当事人的约束力很小。

诉讼调解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调解效力的问题, 调解效力包括调解行为的效力和调解文书的效力两方面, 调解文书又包括调解协议和调解书。调解书的效力在《民事诉讼法》上有明确规定, 调解协议的效力却一直处在“软约束”甚至无约束的状态。《调解规定》力图改变这种状态, 调解协议履行责任约定制度就是这种努力的直接体现。但是, 一旦对方失信, 追究责任却困难重重[2]。

2. 对于调解担保制度, 风险大, 案外人支持力度不大。

调解担保制度是与调解协议履行责任约定制度相配套的制度, 目的在于通过担保确定调解行为的效力, 促进当事人之间的信任, 从而提高调解率。《调解规定》确定在调解案件中可以约定一方提供担保或有案外人提供担保, 调解书确定的担保条款的条件成立时, 可以申请执行。但是调解担保就是赢得一个暂缓给付的效果。

3. 延长调解时间, 不利于当事人行使诉权。

从本质上说, 调解程序依托于当事人的自主处分权, 而诉讼则是体现了国家司法权的正当行使, 而且民众对公权力的崇拜, 相信只有国家才能保护他们的权益。

三、完善中国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构想

(一) 明确规定调解组织和调解人员

1. 关于调解组织的规定。

在法院立案阶段, 应设置一个附设在法院的调解委员会作为开展诉前调解工作的基地。由立案法官对前来立案或咨询的当事人进行诉前调解制度的宣传, 指导或鼓励当事人选择诉前调解。当事人申请诉前调解的, 立案程序中止, 由立案法官将诉前申请书和起诉材料移交诉前调解委员会展开调解。立案程序在另一方当事人拒绝调解或调解不成时恢复。

2. 关于调解人员的规定。

为了充分发挥司法ADR模式诉前调解相对人民调解的法律化、专业化优势, 调解人员的选任应当侧重于在法律专业知识或特定领域专业知识方面具有优势的人员。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 律师、仲裁员、法学学者、特定领域的专家和退休法官应当成为调解人员的主体。

(二) 对于调解的启动与调解人员的选择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1. 调解程序的启动。

诉前调解设立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当事人日益增加的多元化纠纷解决需求, 对司法补偏救弊, 而绝非为了取代司法。

2. 调解人员的选择。

双方当事人可根据调解委员会提供的调解人名册协商选择调解人员, 也可以委托调解委员会指定调解员。一般案件, 为了经济和效率, 只能选择一名调解员。对于案情复杂、双方争议较大的案件, 应允许当事人选择三名调解员共同调解。

(三) 对于调解的方式和方法应更符合当事人的要求

1. 诉前调解的方式。

诉前调解一般应当采用不公开方式进行。不公开调解能够为双方当事人提供更加私密的、灵活的协商空间, 保护当事人的隐私。

2. 诉讼调解的方法。

调解方式由调解人员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掌握, 调解人员应当具备运用多种调解技巧的能力。在双方当事人提不出具体调解方案时, 调解人员可以提出调解方案, 引导、促进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四) 对于调解的范围与收费规定应更加合理, 易于当事人接受

1. 调解纠纷的范围。

诉前调解的范围极其广泛, 除法律规定不允许调解的纠纷外均可调解。诉前调解应侧重商品交易过程中发生的经济纠纷。对于交通事故纠纷、医疗纠纷、涉及专业性知识的纠纷, 可以借鉴美国的早期中立评价制度, 指导或推荐当事人选择特定领域中的专业人士担任案件的调解员, 从而促成调解协议的达成。

2. 调解收费。

为了鼓励当事人选择司法ADR模式诉前调解程序, 必须适当降低调解收费, 实行与诉讼不同的收费标准。但同时为了保障调解机制的正常运行, 调解收费也不宜过低, 避免给国家财政造成新的巨大负担。鉴于当事人担心调解不成增加诉讼成本, 应规定调解不成进入诉讼程序时, 所收取的调解费用转入诉讼费, 消除当事人的后顾之忧[3]。

(五) 应设立诉前调解的司法审查机制

由于ADR程序缺少诉讼的正当性和权威性基础, 其更主要的依赖当事人的自律, 而在目前的社会中, 当事人自律和诚信机制尚未完全建立, 因此法院在对其附设的ADR的效力应当尊重的同时, 更要对其加强审查和监督, 并要设立严格的司法审查程序和救济途径来保障当事人的民事权利。经诉前调解, 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 协议内容记入笔录, 双方当事人和调解员签字或盖章后发生法律效力。此时, 调解协议具有新契约的性质, 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在签收调解书之前反悔的, 该调解书被视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新的合同, 在未来的诉讼中作为案件的主要证据使用[4]。

(六) 对于拒绝调解的惩戒机制应严格执行

作为诉前调解的激励机制, 拒绝调解的惩戒机制是指一方当事人拒绝接受调解协议或者恶意阻扰调解成功, 致使诉前调解失败, 案件进入诉讼程序的, 其通过法院裁判获得的利益少于或等于调解协议确定的利益时, 法院应在判决中对其责任进行认定, 判令其承担对方当事人在诉讼中付出的律师费用及其他经济损失。有效遏制滥诉, 鼓励理性诉讼。

四、结语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是现代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借鉴国外先进方法的同时, 根据自身特点来改革和完善中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大势所趋。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可以有效地对司法和诉讼补偏救弊, 并具有特殊的优势, 在现代社会中承担着纠纷的解决, 保障当事人的自治、协调社会关系和提供积极对话的渠道等作用, 因此, 它的存在符合现代人自主、自律、平等、协商的精神, 具有不可限量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2]张卫平.探究与构想[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3.

[3]宋冰.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篇3：人民币无法替代美元

这是美元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由于美国的经济发展赶不上美元的发行速度，导致美元出现严重的信用危机，华尔街缺乏约束的“胡作非为”更是加速了美元的衰落。尽管如此，但目前还没有一种货币能够替代美元的地位。美国新总统奥巴马的缺席，将使美国不可能作出实质性的承诺，法、德等国提出的全球新金融体系构想也只能存在于纸面。

很多人认为目前人民币可以取代当初美元的地位。对于这样的迷魂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并坚决予以拒绝。

美元当初之所以成为世界货币市场的霸主，是因为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一战”时，美国已经成为全球实力最强的经济体，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所有人的眼睛都盯住了美国总统，看他能够拿出多少美元来；“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世界最大的黄金储备国，并通过“马歇尔计划”，坐稳了西方世界领头羊的位置。

目前，中国外汇储备1.9万亿美元，居全球第一，但人均拥有的外汇储备比日本等国要少得多。今年，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有可能超过德国，但人均拥有的财富仍很靠后。对于中国而言，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还没有探索到一条高效率的市场之路。在欧美等国消费下降后，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受到沉重打击，并进一步蔓延到实体经济。10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长8.2%，远低于预期，创近七年来的新低。

再说货币，人民币甚至还不能自由兑换，这使得我国的货币政策只能被动地跟在美元身后打转，从利率到汇率必须看美元的眼色行事，在美国经济衰退期，不得不增加美国国债的持有率。人民币最现实的的转型路径是，先让人民币在受中国经济影响的周边国家和地区成为储备和结算货币，慢慢扩大人民币的影响。

美国正在用特殊手段抵抗美元的衰退。即便美国经济跌入低谷，美元仍是全球风险资金的避风港，美元汇率仍稳步上升。10月30日，美联储与巴西、墨西哥、韩国以及新加坡四国达成临时性换汇协议，将向四国央行分别提供300亿美元置换对方的本国货币。美联储首次将解冻货币市场的努力扩大至新兴国家，以寻求通过此举改善全球金融市场整体的流动性。如此一来，遭遇本币贬值、外汇储备缩水的国家，就可以得到稳定人心的救急资金，缓解美元饥渴症，防止外资抽逃后本币大幅下挫。

目前，还没有任何货币能够代替美元，欧元也不能。外汇投资巨鳄索罗斯甚至认为欧元从长期来看必然崩溃，因为欧元区没有形成统一的经济结构，高低不同的经济板块无法支撑统一的货币。

美元出现危机，或因为美国国内经济衰退，或因为美元滥发导致贬值，每一次缓解危机都是其他国家作出妥协。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德、日等国将本国货币升值。但是，即使日元、马克、英镑、瑞士法郎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些货币储备加在一起也仅是美元储备的一个零头。并不是这些国家不想扩大份额，而是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最有效率的资金配置市场。

反观历史，能让我们清醒与冷静。靠低端制造业获得的外汇储备远不足以支撑中国坐上“一战”后美国的位置，也不能让人民币很快成为全球储备货币。

G20峰会不会成为建立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起点，而是各国平摊金融危机成本的一个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