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v公司章程（精选6篇）
篇1：spv公司章程
SPV公司组建方案
第一部分 背景及简介 第二部分 项目公司情况
出资单位： 注册资本额：806万 出资形式：货币资金 出资比例：100% 第三部分 项目公司组建进度安排
3.1 项目公司设立工作流程
3.2项目公司成立时间安排
第四部分 项目公司管理机制及人员配备
4.1 项目公司组织架构图
4.2 项目公司管理机构岗位设置一览表
4.4 人员配备
第五部分 公司股权移交
篇2：spv公司章程
施工进度管理
1、河南大街完成主要工程量：
1)电气工程：低压开关柜安装9台，照明配电箱安装12台，排水泵控制箱安装28台，风机隔离开关箱安装26台，百叶控制箱安装26台，工业插座箱安装60台，LED照明灯安装391套，标志灯安装122套，照明配管6684米，桥架安装2290米，电力电缆敷设19951米，控制电缆敷设7664米，接地母线4777米;
2)自控工程：区域控制单元ACU安装1台，分区控制单元ACU安装6台，限位开关26个，感温光缆主机安装1台，网络摄像机安装83台，入侵探测和声光报警各安装40台，光纤电话主机7台，工业电话43台，无线AP49台，通信光缆14600米，控制电缆23500米，供电电缆43900米，通信电缆4500米，网线3700米，配管960米，线槽铺设2290米;
3)通风工程：通风管道安装45.2m2，离心式通风机28台，轴流风机2台，防火阀38台，电动百叶窗54台;
4)排水工程：潜水泵安装60台，阀门80台，镀锌钢管666米，阀门及软接头180个;
5)消防报警工程：感温电缆10000米，感温光纤1200米，配管20xx米，桥架2290米，超细干粉灭火装置100套，灭火器箱100套，防毒面具26套;
6)给水及热力工程：DN1000给水管道1200米，DN600热力管道1600米;
7)通信工程：通讯桥架3408米。
2、崇文路完成主要工程量：
1)电气工程：照明配管1524米，桥架安装900米，接地母线1900米;
2)自控工程：线槽铺设900米;
3)消防报警工程：桥架900米;
4)给水工程：DN300给水管道396米;
5)通信工程：托臂13.45吨，通讯桥架1100米。
3、东关路完成主要工程量：
1)电气工程：低压开关柜安装7台，照明配电箱安装8台，排水泵控制箱安装20台，风机隔离开关箱安装18台，百叶控制箱安装16台，工业插座箱安装40台，标志灯安装40套，照明配管3200米，桥架安装1600米，电力电缆敷设10400米，控制电缆敷设4800米，接地母线1600米;
2)自控工程：区域控制单元ACU安装1台，分区控制单元ACU安装5台，限位开关22个，感温光缆主机安装1台，网络摄像机安装57台，入侵探测和声光报警各安装28台，光纤电话主机6台，工业电话17台，无线AP47台，通信光缆10000米，控制电缆26060米，供电电缆23600米，通信电缆2900米，网线3300米，配管700米，线槽铺设1600米;
3)通风工程：离心式通风机14台，防火阀14台，电动百叶窗38台;
4)排水工程：潜水泵安装44台，阀门80台，镀锌钢管707米，阀门及软接头132个;
5)消防报警工程：桥架1600米;
6)给水及热力工程：DN600给水管道864米，DN700热力管道1776米;
7)通信工程：托臂34.86吨，通讯桥架2400米。
施工安全管理
1、要求施工单位做好三级安全技术交底，并对交底内容签字确认，在实际施工时严格执行。
2、加强现场巡视检查发现安全隐患，立刻制止，并通知监理工程师，对施工单位出现的安全问题发出整改通知，要求施工单位限期整改。
3、要求施工单位编制安全专项施工方案，报监理审批，并严格按方案施工。
施工质量管理
1、严把材料、设备进场关，要求施工单位提交材料和设备的合格证和检测报告，严格执行《XX市城市综合管廊项目材料、设备进场管理规定及流程》。
2、巡视现场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监理反馈，提出整改要求，和监理工程师配合好，一起把好施工质量关，对严重的问题联合监理发出监理通知单，并要求施工单位及时整改并回复。
3、联系设计单位就现场施工中发现的问题与设计单位沟通，并及时将结果反馈给施工单位及监理单位。
1、熟悉相关图纸及规范。
2、联合监理审核技术交底情况，检查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分包资质、特种作业人员上岗证、材料合格证、复试报告、机械器具准用证等。
3、联合监理人员进行隐蔽工程验收情况，对重要的分部或工艺必须参加验收，与监理人员一起对重点部位进行旁站。
工程资料管理
1、对运营部已有的运行情况汇报、会议纪要、各种文件、施工单位上交的施工方案、进度计划、原材料检验报告及合格证等资料进行编号分类保存，形成动态查阅目录。
2、对现场的`隐蔽工程、重要施工部位、日常巡视发现的问题部位进行拍照并存档。
3、参加各种会议并及时形成会议纪要，并发给参会相关人员。
4、对图纸和设计变更妥善保管，方便随时查阅。
运营管理工作
1、完成运营方案的编制。
2、完成崇文路、河南大街、东关路的给水管道及供热管道直埋费用测算及空间划分方案。
3、完成XX管廊运营成本测算。
4、完成对国家管廊收费文件的整理解读，整理统计全国其他省市的管廊收费文件及收费现状，为XX管廊的收费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其他工作
1、为XX管廊公司宣传片提供文字材料及相关的视频素材。
2、协助运营部经理考察托臂桥架厂家、消防报警设备厂家，并汇报相关情况。
3、完成XX管廊一期工程附属设备清单的核对工作。
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及以后要注意的问题
1、管廊运营在国内还是新兴行业，我还缺乏运营管理经验，要加强管廊的运营管理的学习，在管廊正式运营之前，完善运营方案，熟悉运营相关流程，为XX管廊的运营工作做充足的准备。
篇3：spv公司章程
关键词：公司型SPV 法律问题 资产证券化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7)12-084-02
一、公司型SPV概念界定
资产证券化是指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现金流的资产，由发起人现实出售给特定目的机构——SVP，所销售资产从发起人（资产转让人）资产负债表上移出（即做表外处理），由SPV以此资产或资产集合产生现金流作为支持向投资者发行可自由流通的证券的结构性融资安排。作为一个结构性融资过程，其一定要借助一个中心机构去组织和承载，这个特殊的机构即为特定目的机构（Special Purpose Vehicle，简称SPV），SPV在资产证券化中的作用具体体现如下：首先，SPV通过“真实销售”的方式获得了发起人的资产，使发起人的资产与发行人的资产相分离，根据破产法的规定，这种分离能使证券发行人与发起人的破产风险相隔离，减少证券发行的风险性，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其次，SPV本身的业务状况对其发行资产支撑证券的评级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因为SPV业务状况好，其本身发行的证券的评级一般会较好，反之亦然；最后，只有SPV的存在，发起人才能把自己的证券化资产作表外处理，收回现金并把其用作其他经营事项。我国要发展资产证券化，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来自法律的薄弱和疏漏，而SPV是证券化关键一环，更需要法律对其设立、组织、权力义务等问题提供明确的指引。
在各国的资产证券化立法实践中，主要形成了三种SPV组织形式：信托型SPV、公司型SPV和有限合伙型SPV。公司型SPV是指法律规定以公司这种组织方式来充当特定目的机构来实施资产证券化。与其他两种形式的SPV相比，公司型SPV的优势有如下两点：公司所能从事的行为及交易形态最为广泛，可发行特别股，并设立独立董事，并且可于同一次证券化交易中发行不同等级或不同种类的证券。也就是说，公司型SPV是最为用弹性的SPV组织形式。一般的投资人对公司最为熟悉，因此，其与公司型SPV交易也较为有信心。当然，公司型SPV也有其自身的缺点，以美国为例，由于美国的所得税是采用的独立税制，因此与合伙型SPV与信托型SPV相比，公司型SPV将面临双重征税的问题，即必须缴纳公司所得税外，公司的股东就其分得红利再缴纳一次个人所得税，所以交易成本随之也增加，将可能影响发起人采用公司作为SPV的经济动因。
公司型SPV的优势是我们坚持设立这种SPV的原因，而其本身的不足将是我们改革和完善公司型SPV的动力。
二、我国设立公司型SPV的基本原则
（一）制定专门的《资产证券化法》以规制公司型SPV原则
从美欧日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资产证券化的实践经验来看，对资产证券化中的公司型SPV的规制都是通过单行立法来实现的。在美国的资产证券化实践中，作为特殊目的公司的主要单独立法有1968年的《住宅暨都市发展法》、1970年的《紧急住宅融资法》。法国也于1988年的《资产证券化法》中设立了FCC作为中介机构来接受商业公司的应收账款。日本于1998年颁布的《特殊目的公司法》中创设了不同于一般商法上公司的一种特殊法人制度来解决资产证券化问题，后来因限制较多，不利于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又于2000年对该法进行了修订，并将名称改为《资产流动化法》，增设了特定目的信托制度。此外，泰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的资产证券化立法莫不如此。而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下，根本解决不了资产证券化公司型SPV所遇见的法律问题，所以从世界各国资产证券化实践来看，制定专门的《资产证券化法》来构建公司型SPV、推进资产证券化发展应该是一种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
（二） 坚持破产隔离原则
资产证券化不论在哪一个国家实行，其法律结构设计都是以“破产隔离”机制作为核心，法律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使“破产隔离”制度化、规范化，以保证现金流的安全性。所谓的破产隔离是指资产证券化的财产不能因为任何原因划入到破产财产。要实现破产隔离，SPV的法律制度设计应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第一，法律应该能够支持SPV不会因任何原因进入破产程序。发起人把证券化资产转移到SPV机构发行证券后，在投资者的收益没有完全得到偿付前，SPV机构不能破产，即使证券化资产不进入发起人破产财产，SPV的破产也会影响投资者权益的顺利实现。第二，一国税收法律环境宽松。资产证券化涉及一系列证券化资产的转移、经营和处置等问题，如果每个环节与一般经营的企业一样纳税，由于证券化资产收益空间小，加之需要支付许多其他方面的费用，会影响投资者的利润空间，将导致资产证券化发行上的困难或影响发起人进行资产证券化的经济动因。公司型SPV的构建是资产证券化中的一个重要制度，因此，其也应遵循破产隔离原则。
（三）大胆借鉴先进立法经验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原则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技术创新，是金融全球化发展的结果之一，各国的法律规范中必然包含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因此反思有关国家在推进资产证券化过程中遭遇的失败与教训，借鉴其他国家资产证券化立法的成功经验，对我国更好地利用资产证券化这种融资方式无疑有着重要意义。资产证券化的发展还同一个国家的金融环境和法律完善程度有着极大的关系。因此，我国在进行资产证券化立法时（公司型SPV制度的立法是其中的一部分），大胆地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的经验，并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可行之路。
三、公司型SPV在我国建立的主要法律障碍
资产证券化在我国属于新兴领域，至今为止我国没有关于资产证券化的专门法律规定，有的仅为条例、办法和通知等，法规级别较低；即使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法律会规制到资产证券化，但这些法律为公司型SPV所设置的障碍远比其所带来的法律指引要多，具体体现如下：
（一）双重征税问题
依照我国税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本身是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如果SPV被认定为公司，则对于其本身在资产证券化中的操作所得也应征纳个人所得税，而作为公司型SPV的股东对于其得到的红利也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也即公司型SPV在资产证券化中的收益要缴纳两重税。公司型SPV本身的收益空间较小，加之需要支付许多其他费用，法律又规定其需要双重缴税，这样势必会影响发起人选择公司型SPV的动因。
（二）我国现行公司相关立法对公司型SPV规制过于严格问题
公司型SPV也是一种公司，这种公司的设立、组织机构、法律地位等问题是否以及如何受我国现行的公司相关法律的调整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然而我国现行的公司相关法律难以满足公司型SPV正常运作的基本需要，甚至构成公司型SPV运作的障碍，体现如下：
第一，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相对复杂问题。现行的《公司法》对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最低资本额要求较高，注册资本要达到500万人民币，并要遵守公共信息披露的要求，且设立手续繁杂，成本耗费巨大，审批程序也较复杂，公司型SPV的设立如遵循这些规定将不具有可行性。第二，证券发行资格问题。就发行资格而言，现有证券发行制度构建中没有SPV的法律地位，依据《证券法》第16条：“公开发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有限责任公司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由于成本的原因，SPV的净资产通常比较低，根本不能达到法定标准。《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第20条规定，企业发行债券收入不得用于房地产买卖、期货交易等与企业经营无关的风险投资，那么按照这个规定，公司型SPV将发行收入用于购买原始权益人的基础资产是不可行的。第三，发行证券规模问题。根据《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等法律的规定，企业累积债券额不得超过企业的净资产，但ＳＰＶ通常是一家空壳公司，如果按照这个要求，发行的债券额将十分微小，不符合实际情况。第四，公司利润问题。《企业债券管理条例》企业如想发债必需近三年连续盈利，具备到期偿债能力；同时，《证券法》第16条也规定，公司如公开发行债券，必需“最近三年的平均可分配利润可以支付债券的一年利息”，这种利润盈利要求对于专为证券化设立的SPV公司来说是不可能达到的。第五，公司法定盈余公积金和公益金的问题。根据《公司法》第167、168、169条的规定，公司应当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和一定条件下提取公益金。在通常情况下，SPV需要将其绝大部分收益返还给投资人，不需要提取自身的公积金和公益金（有的SPV在资产证券化业务实施完，即要被解散，更没必要提取自身的公积金和公益金），但在现行的公司法律制度下，公司型SPV如不按照法律规定取得公积金和公益金，其将因违反公司财务会计制度而将受到《公司法》第204条的处罚。
（三）现行法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问题
SPV制度设立的主要目的就是隔离破产风险，威胁SPV的破产风险主要有两种：一是发起人的破产，二是SPV自身的破产，但我国现行的法律在破产风险隔离上至少存在以下缺失：首先，缺乏控股股东信义义务的规定。控股股东信义义务来源于衡平法，指公司控股股东在履行职责期间对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忠诚及注意义务。按照国外的经验，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SPV可以由发起人设立甚至全资拥有，这就出现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的现象，表现为控股股东公司的监事会、经理层等公司机关和人员全听命于控股股东的调遣，控股股东充当着公司业务的执行与经营者角色，其享有远远超出一般股东的权利，这样极不利于资产的破产风险隔离，然而我国法律对于控股股东的信义义务却没有规定，这对于成功构建公司型SPV十分不利。其次，缺乏公司管理层对债权人信义义务的规定。公司的管理层对公司债权人承担信义义务为英美判例法所确定，后来发展为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资产证券化领域比较通用的规则，具体是指SPV的管理层对持有证券的债权人应当负有信义义务，保证SPV公司的破产风险隔离，使SPV一般不会遭受自愿或强制的破产，从而保障投资人免受破产风险。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现行法律的规制下公司型SPV在我国实施将举步维艰，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出台专门的《资产证券化法》，使公司型SPV成为“特殊形式的公司”，其设立、运作及终结遵循自己的规则。
四、我国建立公司型SPV若干法律障碍的突破路径
各国家和地区就资产证券化立法实践这个问题有的遵循的是大陆法的传统，如法国、日本，有些遵循的是英美法的传统，如美国、新加坡，但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一个共通之处，即制定专门的法律来规制资产证券化，因此我国也需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早日出台一部《资产证券化法》，以满足我国资产证券化实践的需要。就如何借鉴国外立法经验以完善我国资产证券化立法这一问题，笔者选取了日本的《资产流动化法》为研究和借鉴对象，之所以这样选择，原因如下：首先，我国是成文法国家，资产证券化的立法应当采取成文法形式，而日本的资产证券化立法均采取成文法形式，可以借鉴。其次，日本及我国均属亚洲地区，从社会结构、社会心理以及群众习惯上讲都有共通的历史渊源，借鉴日本的立法经验制定我国的资产证券化法能够使这部法律尽快被我国社会所接受以快速适应社会实践的需要。最后，日本的资产证券化立法也是借鉴了其他国家资产证券化得失并结合其本国家和地区的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制定出的，其中蕴涵着深厚的理论基础、严密的逻辑论证以及经过了实践的考验，具有借鉴价值。公司型SPV的制度构建是我国资产证券化立法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其本身的立法构建也应借鉴日本的先进立法经验，笔者就我国公司型SPV法律制度构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解决思路做出了具体分析，体现如下：
（一）公司型SPV的双重征税问题
处理公司型SPV的双重征税问题，最好和最直接的办法莫过于出台一个专门针对证券化的税务准则以解决这些问题。考虑到证券化的成本，税务准则应对公司型SPV受让资产行为免征营业税。这也是资产证券化立法发达的国家一贯坚持的“税收中立政策”（即被证券化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在返还给发起人之前，不应向公司型SPV征税）。
（二）区别于现行的公司相关立法的公司型SPV的独特规定
1．公司型SPV的发起人数问题。 由于公司型SPV是专为资产证券化设立的，它仅仅是资产原始权益人与投资人的中介，它的作用是保障证券化资产的安全，实现破产风险隔离。因此，公司型SPV的设立应当以简单、节省成本为原则，它的发起人人数不宜过多。借鉴日本的经验，公司型SPV的发起人通常为一人。
2．注册资本的特别规定。 对于公司型SPV的注册资本各国立法规定都较为宽松，如日本的《资产流动化法》第19条规定：“特殊目定公司的特定资本额不得低于日币10万元。”这相当于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资本额，其原因在于公司型SPV不是以自己的产权作为公司对外担保的信用基础。一般理论上认为，公司是资合性企业，它以自己的资产对外担保，承担有限责任，投资人对公司的信心来自于公司的产权。SPV虽然采取公司形式，但它是专为资产证券化所设立的专门中介机构，实质上是一道“隔离墙”，将证券化资产保护起来，割断与外界的风险。所以，SPV的信用基础不在于其资本额，而在于其应收账款的实现率。有鉴于此，公司型SPV注册资本额大小没有实质性意义，由此笔者建议我国也应将公司型SPV的最低注册资本额规定为一个较小数额，我国有限责任公司最低资本额3万即可。
3．证券发行资格的特别规定。 公司型SPV大多专为某项融资而设立的具有空壳性质的特殊目的公司，其基本作用就是使基础资产破产风险隔离，以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所以其净资产不可能达到我国证券法规定的有限公司6000万或股份有限公司3000万的净资产额。并且我国《证券法》第16条的其他有关公司发行证券的基本要求对于公司型SPV而言也较苛刻，如公司连续三年盈利可以支付一年债券利息的要求公司型SPV不可能达到。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应当规定公司型SPV在发行证券时不受《证券法》第16条与《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第20条的约束。
4．公司型SPV的盈余公积金和公益金问题。 在通常情况下，SPV需要将其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所的绝大部分收益返还给投资人，不需要提取自身的公积金和公益金，因此笔者认为《资产证券化法》应规定公司型SPV可以不提取盈余公积金和公益金。
（三）控股股东信义义务制度及公司管理层对债权人信义义务制度的引入
要在商事行为法上保证公司型SPV破产风险隔离的实现，很关键的一步就是引入西方国家的控股股东的信义义务和管理层对公司债权人的信义义务理论。针对控股股东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可能出现不利于破产隔离的行为，产生不利于投资者利益维护的不良后果，西方国家发明了控股股东信义义务制度。当然，公司型SPV的管理层对待持有证券的债权人也应当负有信义义务，通过加强管理层的信义义务，能更有力地保障SPV自身远离破产风险，使投资者权益得以最大程度的维护。日本的学者在吸收、移植信义义务理论时，习惯于将信义义务分为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两类。运用于资产证券化交易中，忠实义务要求作为SPV的控股股东的发起人和SPV的管理层在经营中当其自身利益与SPV（证券投资者）的利益放生冲突时，必须以SPV（证券投资者）的利益为重。注意义务则要求以大股东身份的发起人和SPV的管理层在做出经营决策时，其行为标准必须是为了SPV（证券投资者）的利益，以适当的方式尽到合理的注意以履行职责。实际上，前者是对SPV决策人（包括控股股东和管理层）的“称职”要求，后者则是对于决策人的“道德”要求。日本早在1977年修订日本商法时就引进了源于英美法的信义义务法理。虽然我国《信托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也作了类似的规定，但那仅能适用于信托型SPV，从长远角度来考虑，我国将来的《资产证券化法》应当引入公司控股股东和管理层的信义义务的规定。
参考文献：
1. 金郁森著.资产证券化实务——解决方案与产品设计.海天出版社，2005
2. 肖华.资产证券化中的SPV法律问题探析.商业时代,2007(10)
3. 王苏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的责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北京 100088）
篇4：公司章程之重
离岸结构下融资中经修订、重述的公司组织大纲和公司章程是关键文件之一。中国《公司法》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由此可见，公司章程是关于公司组织和行为的基本规范，它不仅是公司内部的自治规则，也是国家管理公司的重要依据。同时，中国《公司法》也规定了公司章程的法定记载事项，比如公司名称和住所，公司经营范围，公司注册资本，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等。
据此，不难得出公司章程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首先，它是公司设立最主要的条件和最重要的文件。公司的设立以订立公司章程开始，它确定了公司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了公司的组织和活动原则，是公司对外经营交往的基本法律依据。其次，公司章程往往对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了明确的界定，成为解决股权纠纷的有力凭据。
公司章程是对公司法基本原则的个性化和具体化，是对公司法规定的补充和完善，是对与公司相关的各方主体利益的协调与平衡。公司章程之于公司，犹如宪法对于国家一样重要。
离岸结构下，在中国开展风险投资业务的特殊目的公司经常选择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管辖地区。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这些辖区为普通法管辖地区，便于执行购股协议（S P A）和其他交易协议，同时允许企业在多个交易所公开上市。第二，相对于中国公司法而言，普通法对公司设立和运作的限制较少，具有灵活性。第三，在开曼、维京等普通法域，公司法领域的立法已经处于比较健全和成熟的阶段。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中国《公司法》明确规定了同股同权的原则，只允许公司发行一种类型的股票，不允许也不承认风险投资交易中常见的某些股东优先权；而在普通法域则承认股权的分类和优先股的创设。因此，多数情况下，涉及境外风险投资者的交易都会尽可能的选择在离岸法域进行；尤其是在开曼设立的公司，由于可以在香港上市而备受广大投资者的青睐。
风险投资者会要求中国公司的创始人进行“返程”投资，从而使该公司的投资决策能够从离岸特殊目的公司作出。返程的第一步是要中方股东会与特殊目的公司进行股权置换，以使中国项目公司成离岸特殊目的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这样的好处是，使离岸投资通过离岸首次公开发行或者产权交易，避开中国相关部门的监管审批。但是，外商投资必须遵守中国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规定的四类投资（鼓励类、允许类、限制类、禁止类），而要避开相关机构对限制类投资部门的监管是非常复杂的。
当然，近几年，中国政府出台了针对“返程”投资的主体资格的诸多限制，对离岸交易提出了新的挑战。国家外汇管理局2005年发布的75号文《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对“返程”投资作了十分宽泛的解释，不仅包括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公司，也包括新浪模式下独资企业和境内公司的合作关系。2007年，外管局发布了106号文《关于印发〈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操作规程的通知》，要求特殊目的公司（包括将现有境外投资项目重组而形成的以及收购境内目标企业而设立的）必须有三年的经营期限。而商务部2006年颁布的10号文《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对外国投资者对境内企业的股权并购和资产并购都设置了非常繁琐的审批程序。其中，涉及特殊目的公司的股权置换需要经过商务部、证监会、工商局、外管局等多家部门的审批。
尽管如此，只要离岸结构是可行的，投资者的偏好仍是在普通法域内设立公司。不同管辖区对公司章程有着不同的要求。在开曼、维京和中国香港设立的公司的章程通常采用正式格式，需要在适当的政府机构备案方可生效，其形式也因公司注册成立地点而不同。在本文中，我们就开曼的公司章程进行简单的介绍。该管辖地区的各种组织，均适用《公司法》。
一般情况下，进行融资（包括新证券或条款变动）时需要对之前的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公司的股本由授权股份和发行股份组成。新发行来自授权股份。因此，可用的未发行授权股份，应足以满足新发行的规模以及目前发行后拟进行的所有发行。由于公司股份的面值金额较低（通常为0.01美元或0.0001美元），开曼群岛公司的首期授权股本通常为5万美元。开曼群岛模式下的公司章程由两部分组成：组织大纲和公司章程。新发行还要求对公司的股本进行重新分类和资本结构调整。
公司组织大纲需遵守正式格式，就《公司法》要求的与公司有关的基本信息做出决定，包括成交前的公司名称、注册办公室、目标、公司成员责任、股本等。就授权资本而言，公司辖区的法律可能包含与最低面值和“牌照费”有关的要求，该等面值和“牌照费”可能依授权资本额而不同。
新发行时，与新证券优先权有关的规定，是对公司以前章程进行的不可避免的变动。这些优先权与《投资者权利协议》、《优先购买权与共同出售协议》和《表决权协议》等交易协议中的优先权规定保持一致。修订《公司组织大纲和公司章程》，需要公司股东通过特别决议决定，在成交前对各项变动进行批准。股东为此目的批准的决议，需要交公司注册处处长备案。
公司章程涉及到优先股的复杂结构，并列出了若干关键权利，如分红、清算优先权、表决权、保护性条款、反稀释条款、赎回权条款等，这些都是公司章程中的重要条款和必不可少的内容。鉴于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详细阐述过，不再赘述。
篇5：浅谈公司章程与公司法
关键词：公司法；公司章程；关系；研究
公司法所体现的是商法二元性，即公、私法的相互结合，主要的突出体现在强制性、任意性两种规范的同时存在。公司章程表现在立法对其必要记载事项的规定。公司章程不能借口否定法律强行性规范以及公序良俗，应当体现股东的意志。公司法确立一般原则，对所有公司均适用，因不同公司的独特性，要求用章程来细化公司法的原则或规则，使之更加的具体。公司法是一般性法律规范，其体现在各类公司章程之中；公司章程作为个性的特殊规范，决不是公司法的规则简单重复，二者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1公司法的强制适用性
对于公司法而言，其作为各类公司章程制定和实施的重要法律参考和依据，若公司法为强制适用规范，则章程规定则与之不同，因为章程内容与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抵触时，公司章程无效，即公司法具有强制适用性。公司法的强制性是丝毫不允许自治，也不允许当事人对公司法中的规范排除适用。比如，公司机关在建立组织、制度时，均应当严格按照公司法律规范和要求进行，而不是公司章程臆断，否则章程中的条款和规定无效。
2公司章程之于公司法的作用
第一，章程是公司法的补充。实践中，对于公司法中没有做出的规定，需要公司章程对其进行补充。在此过程中，应当基于整个国家法律秩序视角考虑，对公司章程中的具体规定进行全面审视，要求公司章程不能违反公序良俗原则，而且与国家现行的法律以及行政法规等，不能相互抵触，否则一律无效。通过章程对公司法的补充，可以有效弥补公司法的不周延性。对于成文法国家而言，法律条文中必须做出规定，否则实践中将无法可依；然而，但立法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预见局限性，所以立法中难免会出现空白、漏洞。比如，通过列举方式做出的相关规定事项，公司董事会、股东会以及监事会的职权，简单地靠列举方式做出规定是不可能全面的，只能采用兜底性条款对法律的不周延性弥补。公司章程是公司内部文件，可有效体现出公司特点和发展需要，所以通过章程对公司法进行补充，可行又有效。当法律冲突问题发生时，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所以公司章程只具有准法律性质，地位不及法律；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与普遍法律规范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章程规定在法律秩序许可范围内进行，公司发起人以及股东等，可自主制定章程，无论其内容是否在法律中有所规定，均可使用。公司章程不得与法律法规的强制性内容发生冲突或相抵触，也不能与法律法规的精神实质相违背。对于公司章程而言，應当严格遵守基本法律原则，比如不得损害公共利益等，因其只有在不违反现行强行法以及公序良俗的基础上，才能适用。
第二，章程是公司法的细化。对于公司法的细化与补充而言，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对于具体的某事而言，前者若对公司法规定的细化符合法律之规定，则在适用过程中仅需对公司章程规定考虑即可，这主要是基于公司章程已吸收了公司法中的该项规定；如果对公司法进行补充，则需合乎法律规定，综合考虑公司法与章程，才能了解所遵守的相关规定。对于公司章程而言，其通过对公司法的具体化，可强化公司法的可操作性、具体性。在一些具体的事项上，虽然法律做出了一定的规定和要求，但仅为框架性的规定，或者只对其上下限做出了一定的规定而已，具体则由章程细化。对于已经有过规定的法律而言，公司章程是否可再进行特别规定这一问题，应当区分原则规范、许可适用规范。如果公司法规范是原则规范，那么章程中需进行具体化规定。虽然二者之间的内容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但是章程依然是有效的。在该种情况下，章程条款可有效地完善制度。对于某项事项仅有法律是不够的，其作用有限，甚至在适用上捉襟见肘。对于法律规定的权益而言，因没有进一步明示实施方法和方式，而难以有效的落实，法律效力难以实现。所以通过公司章程，细化具体实施方法、条件和步骤非常有必要。对于许可适用规范而言，主要是指赋予公司参与人选择适用规范权利与否的权利，仅在可能受其影响的人选择适用法律时才起管辖作用。对于公司法律规范而言，其在授权公司、或者公司内部人员权利的时候，除公司法律规范对权利的行使、实施进行明确的法定限制，还允许章程对权利的行使以及实现，附加限制性的条件，此次来有效适应有限责任公司或者家族有限公司的特殊管理要求。
3结语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公司法对公司规定的权利是其所普遍享有的一种权利，同时也是任何公司均可自动享有的权利，而且公司法与公司章程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实践中，即便是公司内部章程没有规定上述权利，公司也可以依法享有这些权利，而且在此期间公司所从事的活动和上述权利行为均是有效的，而非越权无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内容之间的不同，并不影响公司章程条款的适用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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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公司章程修改之惑
在上市公司治理架构中，公司章程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各种各样的公司内部规章制度、会议文件以及公函往来中，往往在相关文书材料的前面都明确写到“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可见，公司章程是被当作上市公司相应的内部管理和外部交易行为的合法性、正当性的基础和依据而存在的。然而，由于市场竞争的复杂性以及上市公司经营的灵活性，实践中，公司章程往往是就一些重要事项加以原则性规定，不可能（也不一定有必要）事无巨细地涉及公司经营管理事务的方方面面。公司章程在一定程度上只能是概括性的、原则性的和基础性的而不是具体性的、灵活性的和尖端性的。因此，公司章程的修改，也就成为公司经营过程中的常见现象。
公司章程的构成
在英国，公司章程并不是一个单独的法律文件，而是由两个法律文件组成：一是公司设立时由股东制定的公司组织大纲（Memorandum of Association）规定公司名称、住所、宗旨、公司类型、责任范围、公司资本等内容，用以对外公开，并成为约束公司行为的法律依据；二是公司组织章程（Articles of Association）规定公司内部股东与公司之间、公司内部各个机构之间的治理运作架构与权利义务关系等内容，通常并不对外公开，也不对外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美国的情况也大抵如此，美国很多州的公司法要求公司在设立时必须制定公司章程（Charter），其作用类似于英国的公司组织大纲；此外，公司须制定一个章程细则（By-law），只规定公司的内部事务，类似于英国的公司组织章程，不必提交公司登记机关备案，也不必向公众公开。
在我国，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同时，公司法以列举的方式明确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应当记载的必要内容和条款（参见《公司法》第八十一条）。对比英美公司章程而言，我国公司法所规定的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其实更类似英国的公司组织大纲（Memorandum of Association）或者美国的公司章程（Charter）；而那些涉及公司内部治理的相关规则，在我国并没有特定的法律文件类型名称来统一称谓之。实践中，这类规则文件常常被冠以“内部规章制度”、“内部治理规则”等名称，或者直接用“公司内部规定”来表述。
修改章程的权力
通常，公司章程的制定、修改权分别为公司股东以及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所享有。例如，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场合，公司章程由公司股东共同制定；修改公司章程的权力则归属于公司股东会。此外，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由股东制定；国有独资公司章程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制定，或者由董事会制订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在股份有限公司的场合，公司章程是由公司发起人制订，采用募集方式设立的，须经过创立大会通过。无论发起设立还是募集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修改均属于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之一，这与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一致。
显然，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上市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享有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权力，是股东权利的自然延伸，在公司设立阶段公司章程由公司股东、发起人直接创制；而在公司运行阶段，公司章程的修改权则交由公司的权力机构股东大会加以行使。持有法定比例以上的股东、董事会可以提出修改公司章程议案的提案权，但并无最终决定修改公司章程的修改权。这是两种不同属性之权，并在公司章程修订过程中缺一不可。
实质、形式修改
公司章程有实质意义上的章程与形式意义上的公司章程之分：前者就是指由股东大会制定的规范公司组织与活动的规则本身；而后者则仅指记载上述规则的书面法律文件。因此，对公司章程的修改也可以分为对公司章程的实质修改和对公司章程的形式修改，而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章程修改应该包括两个部分。
形式意义上的对公司章程的修改，除了公司章程文字的增删、结构布局的调整之外，通常是在股东大会因董事会、高级经营管理层依据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变更公司章程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后，为追认此种变更的合法性，所做的公司章程的必要修改；涉及这类修改事项的往往是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者高级经营管理层即可决定的事项，同时一般不涉及公司對外、对内相关权利义务关系的实质变更或者解除、消灭。
而对公司章程的实质修改，似应同时具备两个要件：第一，从内容上来讲，应属于公司法第八十一条所列明的公司章程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第二，从程序上来讲，只有经过股东大会事先通过公司章程修改议案，才能够实施的公司对外交易、对内治理行为，即这类公司行为的正当性、合法性，必须经过修改公司章程方能获得。在近期发生的多起上市公司修改章程被社会公众、监管机关以及交易所质疑关注问题中，大多数即是针对公司章程的实质修改而言。例如，2016年2月，桐君阁拟通过修订公司章程限制股东权利，被深交所要求作出说明。2016年1月，隆平高科拟通过修改公司章程设置反收购条款，以限制野蛮人恶意收购公司。但目前我国公司立法、证券立法上均未明确规定恶意收购的具体标准，因此，隆平高科修改公司章程的举动有可能存在限制投资者依法收购上市公司之虞，而被深交所发出关注函关注。此外，京山轻机公司章程修订、美达股份2014年公司章程修订等案例中都存在类似问题。面对深交所的质疑，桐君阁和隆平高科此次均以选择放弃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修订，避免了事件的持续发酵，为事件划上了一个“句号”，至于这个“句号”是否够圆，或许应另当别论。
章程修改的原则
上市公司依法修改公司章程乃法律赋予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之一，也是维护股东和公司权益的重要保障。但公司章程的修订必须遵守以下原则：
第一，合法原则。人们已经就公司章程的修改不得违背和规避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取得了共识，但对公司章程与交易所规则冲突时的效力关系问题有不同认识。实际上，上市公司在交易所挂牌交易，须以接受交易所规则规制为前提，虽然交易所交易规则不是法律法规，但仍然对上市公司具有拘束力。
第二，维护股东利益原则。在桐君阁章程修订案中，针对交易所的关注，桐君阁直言其修改公司章程的理由在于确保第一大股东地位、确保公司董事会稳定，避免恶意股东干扰影响公司经营决策。这就涉及公司在保护大股东利益的时候是否也考虑到了中小股东利益、是否限制或者可能损害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问题。在隆平高科公司章程修正案中，也存在限制股东对董事和监事的提名资格、限制股东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权利等妨害股东行使共益权的问题。
第三，不得损害债权人和其他善意第三人合法权益。
外部监督为哪般
原本，公司章程是公司的自治宪章，只要符合前述公司章程修改的基本原则，即可通过股东大会加以自律监督，而无需外部监督。我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就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然而，目前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章程，仅停留在简单照抄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机构规章准则和交易所相关指引的程度，没有根据上市公司自身组织治理和经营实际量身定做公司章程条款，难以凸显公司章程的自治性特征。
既然无法自治，只好实施他治。如果上市公司将原本属于自治范畴的权利也漠视无为的话，为了维护证券市场的交易安全与交易秩序，监管机构、交易所也就成了公司章程修改合法性、正当性的把关者。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上市公司提出的公司章程议案尚未在公司股东大会表决，就因交易所的“关注”而取消。
就像《大话西游》里面唐僧的一句台词：“悟空想杀我，仅仅是一个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