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思想史论文

2022-05-12

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中国法律思想史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思想的发展是不断吸收世界先进法律思想并与之相结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过程。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其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蓬勃发展是其法理依据，同时它还借鉴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与西方先进的法律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推进中不断完善。

第一篇：中国法律思想史论文

简析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逻辑之树

【摘要】中国古代法律思想是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一个分支，是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本文将剖析中国法律思想的逻辑联系，试图以一种新的视角对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进行梳理，表现中国法律思想的传承与变革，身沉浸于过去的历史，心则展望遥远的未来。

【關键词】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儒法合流；逻辑

一、夏商时期的神权法思想

夏商时期，法律思想以“恭行天罚”、“代天行罚”的神权法思想占统治地位。神权法思想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笃信上帝，专事鬼神而不注重人事；二是崇尚暴力，专讲刑杀而不任德教①。神权法思想的盛行有其历史的土壤，如社会生产力还十分低下，人们的认识水平还普遍较低等等，一旦统治者提出这样的法律思想，人们很容易去拥护它。

奴隶主阶级的神权法思想能够解决奴隶主取得统治地位的问题。“代天行罚”是以天之子的名义大行其义。上天是万能而虚无缥缈的，不存在上天给天子的规制，天子取得的权力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权力，权力没有任何规制同时又无限大，这样我们就完全可以解释夏商统治者崇尚暴力而专任刑杀的特点。商纣残暴不仁，人们群起反抗，西周取而代之。神权法思想的逻辑起点是为奴隶主获得的权力提供解释，让人们信服奴隶主是他们的统治者，它是奴隶主进行统治的思想武器。

二、周公对神权法思想的局限及突破

西周取而代之，西周的统治者不得不“合理化”其统治地位。如果商王是神明的儿子，并代替上天行使刑罚统治世界，那么西周的统治者应当如何自处？神权法思想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西周的统治的合理性也面临着问题，他们必须提出合理的逻辑来支撑他们的统治。

周公的贡献在于继承和发展神权法思想。周公的法律思想分为两部分：一则在于“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一则是“礼治”思想。“以德配天”思想是对神权法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它是在神权法思想里面加入有新的元素，将“德”与“统治”或者“刑”结合起来，更好的表述就是“明德”以“慎罚”。神权法思想只是回答奴隶主统治阶级为何会取得统治的问题，而“以德配天”的思想却同时回答了奴隶主统治阶级取得和丧失统治的两个问题，它是将“德”作为“代天行罚”的前提。另一方面，这也是奴隶主统治阶级对自己统治的限制，因为这种思想为奴隶推翻无德的奴隶主的统治地位提供理论依据。周公提出的“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依然是从神明的角度寻求合理化其统治地位的依据。

“礼治”思想则不同，它突破神权法思想的逻辑。礼是在周公的主持下，对夏商以来的传统的礼仪习俗进行整理、修订和补充，使之成为一整套以宗法等级制度为核心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范②。“礼治”思想给统治者提供的是一种新的、通过伦理制度规制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手段。“礼治”思想所宣扬的再也不是以天之名义，进行统治。值得一提，“明德慎罚”与“礼治”思想之间一开始就具有相对独立性。

周公的法律思想里面有三个字，即“礼”、“刑”与“德”，它们之间的逻辑辨析是中国古代主流法律思想的主要矛盾。中国古代的主流法律思想从来就没有突破这样一种逻辑限制。

三、儒法家学派的法律思想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主张的法律思想是以伦理为核心，“礼治”、“德治”、“人治”相结合的一套主张。孔子的“礼治”和“德治”在逻辑上是平行的，两者的实现都要依靠“人治”。它与周公提出的思想有很明显的进步，其一在于细化“礼治”与“德治”的内容，使其更具操作性；其二在于明确地摆正“德”与“刑”的地位，而不只是像周公那样将“德”作为新的元素加入；其三在于引“仁”入“礼”，在于解决“礼”的合理性问题，也就是说人们为什么要遵守礼仪的问题，这是孔子思想的坚实基础。其四在于明确地指出“人治”作为“礼治”和“德治”前提要件，客观上使得孔子的思想渐渐形成体系，并且使“人治”作为思想体系的起点。

值得一提的是，“礼治”思想在孔子的体系中更具威力，它所宣扬的“尊尊”与“亲亲”的道德信条可以扩充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奴隶主与奴隶阶级之间的矛盾得以扩散。此外，孔子引“仁”如“礼”所形成的“礼治”思想，能够解决人们为什么要遵守礼仪的问题，“仁者，人也”，意思也就是说只要是有主体资格的人都应该遵守礼仪。

“人治”作为思想体系的终点和逻辑起点有两层重要的意义，它首先昭示孔子的思想已经完全摆脱神权法思想的束缚，将人们的视线从天上引入到人间；其次它也更加清晰地表明孔子思想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孟子和荀子作为孔子思想的继承者，使得儒家的法律思想的特点更加突出。

孟子主张的“仁政”思想，内涵十分深刻，包括“制民之产”、“不违农时，保护生产”、“主张减轻租税，反对横征暴敛”等等，而同时又以“性善论”作为“仁政”思想的基础，其落脚点还是“人治”，还是寄希望于“贤明”的君主。

荀子以“性恶论”作为思想基础，这也是他提出“重法思想”的前提，因为荀子的思想没有突破孔子的“贤人治国”的观念，在“性恶论”与“贤人治国”的前提之下，就很自然的衍生出重法的思想。

儒家与法家学派之间的思想冲突，主要表现在战国时对“礼治”与“法治”之争。周公提出“明德慎罚”与“礼治”思想的时候，两者之间还是平行的关系。战国百家争鸣，儒家和法家分别走向不同的道路，儒家选择的是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礼治”，法家选择的则是剔除“德治”的“明德慎罚”思想。

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人有尊重过去经验的传统③，在当时历史退化论背景下，韩非以历史进化观和人性论作为其理论基础，直面自己所生活的时代，提出能够适应时代的最为有效的治国手段就是法治，于是提出以君王为主，法术势为辅的成体系的法家学派思想。就韩非子看来，君主是第一位的，法术势的地位是平行的，他们是作为一种君王实现统一、实现强大的一种手段。韩非的整套法律思想完全是从君主的角度出发，教君主如何有“法”来统治老百姓，如何用“术势”将群臣玩弄于鼓掌之中。而支持韩非内心始终对这套统治手段充满确信的则是他的历史进化观和人性论。

四、儒法合流的法律思想

儒家和法家出于相同的价值追求，继承与发扬周公的“明德慎罚”与“礼治”思想，终于在秦汉时期实现两者的合流。两者的合流要算从荀子开始，中间经过陆贾与贾谊，最后由董仲舒完成。两者的逻辑起点相同，并且之间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从其产生来看，我覺得“礼治”思想更像是“法治”思想的镜像产物，两者从西周就平行而存在，期间经过两派人的发展而形成两家各具特色的学派；从其功能来看，“礼治”思想可以调和“法治”思想的不足，同时“法治”思想也可以弥补“礼治”思想的缺点，两者失其一而不可长存。

董仲舒的法律主张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儒术”吸收一切有利于封建统治思想的因素，以“人治”作为它的隐含要件，重点解决德行关系的“德主刑辅”说；吸收“礼治”思想并糅合阴阳五行说而形成的“三纲五常”说，主要解决封建贵族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三纲”就是封建政权、族权和夫权，他糅合刑罚和礼治的家罚来巩固三者的稳定，以此达到缓解矛盾的效果；在立法和司法上面，以春秋决狱和“原心定罪”为主要的原则，“《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④。但是这两项主要原则又和封建礼治搅合在一起，其目的在于维护“三纲五常”。总的来说，儒法合流所形成的正统的封建法律思想有两个特点：一是主张礼法结合、德刑并用、德主刑辅；二是以“三纲五常”为立法与司法的指导原则。前者是引礼入法，将礼的内涵纳入法的调整范围，后者是说虽然是引礼入法，但“礼治”是封建的正统法律思想。

董仲舒的法律主张的集中效果在于将“礼治”的效果发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并以刑罚作为它的保障，并且对“礼治”进行完整的解释，涵盖封建政权、族权以及夫权。这样的糅合也体现在立法和执法原则上，它将体现“礼治”思想的春秋决狱以及“原心定罪”的原则作为封建立法和司法的主要原则。这样一整套体系所撑起便是“人治”二字。

汉代之后的中国法律思想很少去讨论法律的效力起源的问题，一部分法学家开始细化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适用，包括对立法指导思想的发展以及通过立法巩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成果；另一部分法学家则极端厌世，对现行法治进行激烈的批判。中国古代的主流法律思想开始产生并不断完善。

五、中国古代主流法律思想的完善和突破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的体现可以简单的划为三个部分，首先是曹操、诸葛亮等政治家的法律思想；然后是王弼、嵇康与阮籍等玄学家的法律思想；还有就是杜预、张斐等律学家的法律思想。曹操、诸葛亮等政治家的法律思想是针对特定社会形势提出的，他们的法律思想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他们的法律思想的基础是西汉时形成的封建正统的法律思想。玄学派的法律思想受到道家学派的影响很大，王弼的主张中以“名教本于自然”为核心，提出无为而治论以及反对严刑峻罚的主张；嵇康则明确地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两者看似相互矛盾，实则是两种不同的提法。王弼从正面主张“名教应本于自然”，嵇康则赤裸裸地揭露“名教”的虚伪，从反面提出应该“越名教而任自然”。律学家的法律思想多只是一些技术性的见解，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法典的编订和运用。

隋唐时期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比，其法典化的趋势较为明显（礼法结合已经通过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隋文帝和唐太宗的法律思想主要是关于立法和执法的主张见解，韩愈、柳宗元等文人的法律思想则参杂有关于立法、执法的主张以及法律效力的起源问题，要么是赞同前人提出的“性三品说”，要么是发展前人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论，要么是重新讨论“刑”、“礼”、“道”三者之间的关系。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有两个特点：首先，因为宋元时期政治动乱，重刑主义的法律思想有新的发展，主张恢复肉刑的反应十分强烈；其次，由于唯心主义的理学占主导地位，封建正统的法律思想披上思辨哲学的外衣。

朱熹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法学家，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他最具鲜明特色的主张是“法者，天下之理”的主张。“理”是理学体系中最为基本的概念，“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此天地”⑤，理是宇宙间的绝对真理，任何事物都有适用于自己的具体的理，但是他们都最终来源于天理。同时他还主张理既适用于自然界也适用于人类社会，自然也就适用于社会的法律。朱熹开始将礼法纳入理学的体系。我们再审视朱熹对于礼法的主张，不论是德治与重刑并用的思想，也不论是义理决狱、明谨用刑，也不论是变法改革与人治思想，其实都没有突破正统思想的原有体系，甚至是换汤不换药。朱熹的法律思想更好地可以从方法论的角度去把握，他创造一种理学的体系，然后将礼法扩充至他的体系，进行重新解释。其实他可以无限地扩充他的理学概念的适用范围，可以解释一切的事务。总的来说唯心主义的理学充其量只是给封建正统的法律思想披上思辨哲学的外衣而已。

明清时期的法律思想发生较大的变化，从丘浚提出的便民的立法思想，到黄宗羲提出的批判封建君主专制的法律思想，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一系列制度主张，如“君臣共治”、“学校议政”等等，他们的法律思想开始挣破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逻辑。基于对君民关系平等性的理解，黄宗羲提出对君臣关系的新理解，他强烈批判“君为臣纲”的封建教条，他认为君臣关系是平等的，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君臣共治”的主张，他同时也主张“学校议政”。这一系列主张都是源于他对君臣关系以及君民关系的理解，他提出立法机关应该“立天下之法”而非“一家之法”。黄宗羲大胆地工商皆本的经济立法思想，这是他的法律思想里面的实质和特点。

黄宗羲的法律主张一旦得到认同，封建正统的法律思想会被支离破碎，“君臣共治”的法律主张以及君民思想的认识将把君主从法律的超然位置拖下，“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将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黄宗羲的法律思想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家们走得更远，就像反驳一个证明的论据与论点之间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批判就像一把剑，割掉这条逻辑的论据，可是黄宗羲的法律思想就是一把铲子，将这根逻辑之树连根铲起，论点不在，论据何存。它的法律思想是站在逻辑的顶端，指出当下应走之路。

注释：

①刘新，汪振东，曹磊.中国法制思想史[M].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②刘新，汪振东，曹磊.中国法制思想史[M].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③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④[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1.

⑤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万天怡（1992-），女，汉族，湖南岳阳人，湖南省湘潭大学法学院2010级本科在读。

作者：万天怡

第二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思想渊源初探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思想的发展是不断吸收世界先进法律思想并与之相结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过程。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其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蓬勃发展是其法理依据，同时它还借鉴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与西方先进的法律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推进中不断完善。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思想马克思主义法学指导思想法理依据实践基础

2011年3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党的十五大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工作目标如期完成。”这标志着我国立法工作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之上。任何理论和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不是无源之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思想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吸收世界先进法律思想并与之相结合的过程。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西方法律思想、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思想的主要渊源。探究这一思想渊源，对于继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思想的指导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思想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蕴含着丰富的法律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经过90年的不懈努力，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创新，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从“法制”到“法治”，逐渐形成以人本法治思想、和谐法治思想、依法执政思想、民生法治思想、法治理念思想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思想体系。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等著作中关于法律的直接论述，为社会主义新型法律体系建设提供了指导。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在充分继承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关于法制建设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思想、观点、理论、方法，开创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的新时期。如邓小平强调法制对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加快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提供了思想方向，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胡锦涛在2011年3月28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进依法行政，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思想的法理依据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蓬勃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思想的法理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在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过程是由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决定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共同创立的理论中，阐明了法的起源、本质、规律以及法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其它现象的关系，分析批判了剥削阶级法律制度，论证了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法律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具体途径，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他认为法律是因人的需要而产生的，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法律如同某些社会现象一样异化为压迫人民的工具，成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法制建设方面并没有提出具体、系统的观点，但他们为社会主义法制的形成和研究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和世界观、方法论上的指导。

苏联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也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崭新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苏维埃政权的法制实践为中国的法制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经验。

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法律思想、邓小平法律思想、江泽民法律思想和胡锦涛法律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思想的集中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思想传统溯源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思想不可分割、一脉相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思想的发展结构具有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特征，与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和中国文化传统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深刻地表现出民族性。中国深厚的传统法律文化土壤，是我国法制建设的实践基础，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竭之源。

儒家传统思想的“天人合一”，“礼”与“乐”，“和为贵”，“天地之美，莫大于和”等，这些独特的思想智慧构成了中国古典哲学和谐思想的理论体系。孔子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主张无争无讼，和谐共处，协和万邦，强调天、地、人的和谐发展。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老子提出：“道法自然”、“无为”、“无欲”、“无争”，“去甚，去奢，去泰”，“知止”、“知足”等主张，给人们描绘了一个人与人彼此和谐相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社会。

中国传统社会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模式成了今天德法共治的思想渊源；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成为当今以人为本的思想渊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和谐理念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来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批判地吸收了传统的民本思想和和谐思想的精华，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体系和关于人全面发展的观点。

对西方法律思想的借鉴

对西方先进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的借鉴和移植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是对西方法理学的借鉴（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法理学）；另一方面是民商等具体法律思想和制度的借鉴。“近代以来尽管有时维护国家主权的情绪占主导地位，关于‘移植’和‘法律是地方性知识’的讨论一直在继续，但在实践中，至少在移植西方民事和商事法律规则方面，中国一直是积极的。”①

法律移植是法律发展的最基本形式，是“在鉴别、认同、调适、整和的基础上，引进、吸收、采纳、摄取、同化外国的法律（包括法律概念，技术，规范，原则制度和法律观念等），使之成为本国法律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本国所用。”②法律移植在形式上是法律的制定或者法律理念的传播，实质则是外来思想在移植国渗透的过程。法律移植的同时，必然带来法律思想的传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的实践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的实践基础。“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③不断推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思想发展和完善的不竭之源。中国的法制建设应致力于提高国家法律的内生性、提高法律对社会的有效回应能力，将法律思想的完善深嵌于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中。任何过度疏离于社会的国家法律，无论它来源于外国法律的移植还是本土的创造性立法，对民众和社会而言，都会成为执法难的内在根源。国家法律对社会转型的不适应、对社会需求缺乏有效回应，已经导致国家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是过度的“外来法”，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的一个重大危机。

我国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支撑法律体系的法律部门已经齐备。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仍然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未达到完全契合。立法滞后问题依然存在，法律自身协调性有待进一步提高，法律中的矛盾与冲突、法律的“有用性”情况仍然突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两个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法律体系在内容和性质上、在作用和功能上都不同于西方；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思想和法律体系具有动态性、开放性、包容性和与时俱进的特点。必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完善和立法技术的提高作为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思想的技术保障，始终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我们的法律制度与法律体系将不断趋于完善。（作者为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信春鹰：“法律移植的理论与实践”，《北方法学》，2007年第3期。

②张文显：《法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97页。

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8页。

作者：张淑君

第三篇：儒家法律思想对当代中国法治的积极影响

【内容摘要】儒家法律思想的形成是历史长期发展演变的结果,是适应特定的历史需求而产生的,因此它必然具有封建社会的特征,带有一定的消极因素,如:如皇权至上、义务本位、特权法盛行等,这些因素与现代法治理念相去甚远,但并不能因此而抹杀儒家法律思想中所蕴含的合理内核。比如,将法律与人、自然、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强调法律与伦理道德的结合,惩罚与教育的互补,保持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等等,这些对于社会的统一与稳定以及环境保护立法等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内在价值。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儒家法律思想也在文化交流与冲突中发展,适应着时代进步的要求,对儒家法律思想进行研究,对于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仍然很有价值。

【关键词】儒家化法律思想礼法治

一、儒家法律思想的形成过程

所谓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就是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贯彻到立法、司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法律儒家化之开端:《春秋》决狱。汉武帝时期,汉初分封的诸侯王势力逐渐强大,地主阶级的地位得到巩固,同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种情况下,最高统治集团迫切要求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此时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既迎合了统治阶级中央集权的愿望,又奠定了儒家在“大一统”中的地位。《春秋》本是儒家的一部经书, 其文字简单而隐晦,很便于随意的引申附会,用《春秋》的经义解释法律和指导司法实践,很符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因此,《春秋》成为封建司法实践的指导原则。汉代将儒家思想定为一尊后,亲属相隐便成为汉律中定罪量刑的一项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卑幼首匿尊长,不负刑事责任;尊亲长首匿卑幼,除死罪上请减免外,其他也不负刑事责任。因而这一时期立法指导思想相应地变为“德主刑辅,礼律融合”。

(二)法律儒家化之深入:以经注律。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割据混战的时期,同时又是各民族大融合的时期。由于战争连年,政权更迭频繁,社会治安状况较差,统治者更加注重加大立法力度,力图通过完善而严密的法律制度来规范社会秩序和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同时,由于社会分裂和动荡,统治阶级上层对士族门阀势力的依赖加强,导致这股势力空前膨胀。反应在法律领域,维护官僚贵族特权的法律内容进一步发展和扩大,礼法进一步融合。儒家系统的修改法律从曹魏开始,曹魏之后每成立一新的朝代,必制订一套本朝的法律。其法制指导思想,总的发展趋势是沿着汉朝确立的“德主刑辅”思想继续推进法律的儒家化,进一步引礼入律。

(三)法律儒家化之完成:以经立法。隋唐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鼎盛时期,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都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以《唐律疏议》的制定完成为标志,“它完美的将儒家思想法律化,将法律制度儒家化,使法律制度与儒家思想水乳交融般地合二为一,从而使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独树一帜,自成一统”①。唐初统治者吸取了前代兴亡的经验教训,特别是隋朝后期因为刑法严苛而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的历史教训,更加注重用“德礼”的教化作用来维护统治秩序和社会安定。据此唐初统治者提出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原则。在此指导思想下,唐律体现了“一准乎礼”的精神,即以儒家礼教纲常作为立法指导思想和定罪量刑的依据。立法宽简,用刑持平。唐律在封建法典中被公认是“得古今之平”的经世之典,关于死刑的条款在封建法典中较之前任何一代都少,死刑条文只有111条。《唐律疏议》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法律儒家化过程的终结。

二、儒家的基本法律观

(一)在法律观念文化上,强调“礼法合一”,“德主刑辅”,而“礼”作为一种差别性的规则体系,被奉为治国之道。儒家的“礼”在维护君主专制和等级特权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成为封建法律的根据和本源,从而深深影响着法律本身。儒家认为发自内心的道德规范是真实的、美好的、有价值的,因此执行起来就很有效力;而以暴力驱使的法律规范则是不真实不美好片面的,因此效力也十分有限。法律以强迫的方式让人们做什么,禁止什么,并不能让人们真正的从内心弃恶从善,但人们一旦从内心的伦理要求去主动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就能够做到自我约束。伦理高于法、重于法、优于法,是法的最后根据。在法律实践中,从立法、释法、司法各个角度,从定罪、量刑、行刑各个方面,都从伦理规范出发,使法充满伦理的精神和原则。伦理与法律一度高度融合。

“德主刑辅”不是反对刑罚,而是反对唯刑罚至上,其正确理解是:刑罚具有强制作用,但只使人因畏惧惩罚不敢犯罪;而道德的教育作用,却可使人对犯罪产生羞耻感而不愿犯罪。以礼义教化治天下,可以“累子孙数十世”,仅以法令刑罚,就“子孙诛绝”。也就是说在预防违法犯罪方面,道德约束是基础和第一道防线,进而“道德使法律成为可能”。刑罚只能惩治于犯罪之后,而德教却可禁犯罪于未然。另外,在社会控制上,道德教化也比刑罚制裁使用的范围更广。

(二)在法律制度文化上,强调国家权力本位,皇权至上,权大于法,法律受权力的支配与制约。其表现为:首先,在立法上法自君出,君主为最高法权渊源,在思维方式上,强调整体性、统一性。中国古代史以家庭和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和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个人是家族的缩影,国家是家族的放大。法律的功能首先在于确立和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在确认社会总体利益的前提下来规定个人的权利义务,传统法律文化具有鲜明的集体本位主义的特色。其次,在司法上行政长官兼有司法职权,司法与行政合一。法官的前身包拯,既是开封市的市长、市委书记又是开封市法院的院长、检察院的检察长,是司法权与行政权集于一身的化身。最后,在法律结构体系上,表现为公法与私法不分,诉讼法与实体法不分,形成了以刑法为核心的单一的、封闭的法律体系。

(三)在法律心理文化上,息事宁人,平争止讼的法律心理普遍存在。特点:注重人际和谐,轻视法律诉讼;重视道德教化,注重犯罪预防;重视贤人政治,轻视个体权利。

儒家追求的是一个没有纷争的、和谐的“无讼”社会,认为法治只是实现礼制的一个手段。法律制度设立的目就在于“究治违礼”的行为,因此官司的职责不仅仅是明辨曲直,扬善抑恶,更重要的是“教民息讼,使民无讼”,从根本上消灭狱讼之事。在这种价值观的主导下必然使矛盾的调解止于内部或私了,这就大大节约了因形成诉讼而需支付的诉讼费、代理费、调查取证和差旅等开支,大大节约了社会成本。

儒家重视道德的作用,认为统治者如果能“为政以德”,人民就会心悦诚服地接受统治;只有推行“德化”和“礼教”,才能使人民从内心对犯罪感到可耻而安分守己,认为“仁”是最高尚的道德,是最完美的人格。孔子认为“德化”和“礼教”虽然在短期内难见成效,但时间久了,就会克服残暴,免除刑杀。孟子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犯罪是由于后天受外界影响而造成的,人性可以改变,经过后天的教育,人就能谨慎地约束自己的行为,所以犯罪完全是可以预防的。在预防手段上,强调经济因素,认为只有满足人民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才能有效预防犯罪。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因此必须实行富民政策。

孔子还强调“为政在人”,突出了“贤人”在立法、司法中的决定性作用。主张“身正令行”,即执政者应带头遵守礼法,认为政治是一种上行下效的关系,榜样的力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统治者的以身作则,是法令贯彻的关键。对于怎样才能治好国家,孔子进一步论证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不同的人使用,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对贤人的道德感召力,孔子十分推崇,他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②。“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③。孟子也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④都把统治者道德品质的好坏,看作是影响民众道德品质的重要因素。

三、儒家法律思想对中国法治的影响

儒家学说中有着非常丰富的法律思想和治国之道。因而我们要用“与时俱进”的眼光来看待儒学的发展及其对法律的影响,以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结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际情况,弘扬儒学精神,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做到“以人为本”,使之既符合我国传统道德习惯又能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服务。

1、“恤刑”思想的价值:儒家认为对于犯了罪的人应该先对其进行道德教化,如果教化不成,再对其实行刑罚。这样确实可以起到减少犯罪的作用,增强法律的权威,并且让人们对法律有感激之情。

封建王朝统治者受儒学影响,在强调慎罚的同时,往往实行恤刑政策,对老幼妇残等社会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照顾。西周时期,即出现对老、幼、愚犯罪实行赦免的规定。西汉时期,受儒家“明德慎罚”思想的影响,法律对老、幼、废、疾犯罪不处罚或从轻处罚作了详细的规定,体现了矜老怜幼、照顾病残的思想。到唐代,这些规定十分详尽并且定型,此后历朝法律亦沿袭了这种规定。此外,中国古代司法重视口供,虽然允许进行刑讯拷问,但对拷讯的对象、次数、身体部位、间隔时间都作了严格的规定。其中原因,除统治者往往考虑政治、经济诸方面危机之时,需要以此来缓和矛盾外,更多的时候,各朝帝王均认为司法枉滥会造成“灾异”,而身为“民之父母”的统治者此时唯有行大赦,方能宣示其“以民为本”而养民、恤民的仁义之心,才能重新得到上天的庇佑。

“恤刑”体现了人文情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安人定国、抑制暴政、抚恤于民的作用。惩罚犯罪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改造。通过改造使得被破坏的物和社会关系得以弥补,使得公平正义得到兑现。儒家所提倡的“恤刑”对于犯罪的改造来说无疑是正确的。道德教化具有影响的长期性,一个人只要从思想层面修正了自己的错误认知,那么行动也自然会保持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再次冒犯规则的行为只能是偶尔或者意外。“恤刑”体现了政府宽大、宽容的一面,通过给人自新的机会而挽救当事人,这样政府不仅减少了法制成本,树立了法律权威,而且体现了法律人性化的一面,可以扩大社会稳定因素,弱化人们的敌对范围。

2、“礼法合治”思想的价值。儒家法文化的“礼法合治”思想主要强调犯罪的综合治理,即将犯罪预防和犯罪控制统一起来。通过发展经济、教化等一系列措施来预防犯罪,使犯罪得到控制;通过对已有犯罪的惩罚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礼法合治”思想的重要内容——“防患于未然”的法律思想,对我国现代法治建设仍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当前,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利益矛盾错综复杂,利益的冲突与矛盾,导致大量犯罪现象的发生。面对着犯罪率不断上升的社会现象,我们应该“以史为鉴”,加强道德教育,减少法律实施的压力和困难,为法治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任何法律的制定及其最终实施,都离不开社会环境中的道德观念,离不开民众的心理的认同。如美国20世纪初颁布的《禁酒令》企图通过国家立法改变人们固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而遭到冷遇。这说明法律并非唯一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生活中存在未有以法的形式而存在的活法,即常识、常情、常理。法律必须得到民众认同,方可发挥其功效,若民众无能力遵守法律,该法律是名存实亡的。因此,在推进法治的进程中,德礼入法的传统是值得借鉴的,法律应密切关注与各个历史时期相伴随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观念,司法也应越来越多地体现人情与人性。再者,通过道德教育不仅可以减少不道德的行为的发生,而且会使法律的实施得到群众道义上的支持,从而减少法律实施上的阻力,并增强法律的权威。如果我们不重视道德教育,则势必加大法律调整的力度,甚至有可能产生罚不胜罚、防不胜防的严重后果。而且儒家传统法律文化对于犯罪问题的解决并不局限于一种手段,而是主张道德、法律、经济手段同时采用。这对于我们探索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社会综合治理,有效地预防和矫治犯罪,都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3、“法贵严明”思想的价值。“法贵严明”主要体现在“法贵遵守,天下共之”方面。儒家从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着眼,素来重视圣君贤人率先垂范之作用,强调君臣共同守法的重要性。儒家在人与法的关系上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并不认为有了善,有了贤人就可以不要法,而是要求法与人兼备。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荀况则是从人和法律都是统治工具的角度分析,认为二者之中人起着决定法律的作用。所谓的“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⑥。而且围绕选贤任能,儒家人本主义创造出一整套职官管理制度,从官吏的培养、选拔、任用、考核、编制、监察,直至退休,规范祥密,制度完备,其法典化的程度,为世界所少有,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官制度得以享誉世界的原因。

4、“人伦”思想的价值: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亲属之间有亲情是很自然的事情,互相怜爱、互相隐私亦在情理之中。因此法律绝对不考虑人情合理的成分是不现实的。因此在我国现行立法中也借鉴了“人伦思想”的合理成分,在立法中适当保护家庭了家庭成员不相举报的权利。

衡量法治现代化最根本的标准就是法律能够保障人性的健康发展。儒家的亲亲相隐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得以存在和延续几千年,其根本的理由和基础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和满足了人性的根本需求。这种人性的根本需求体现在法律上,就是“法律不能强人所难”。人类的感情首先表现为血缘之爱、亲情之爱,这种出于天性的感情超过了其他因为利害关系形成的感情,是人类不能逾越的最后一道防线。并且,因为共同生活而形成的亲密感情和重大信任,家庭成员之间几乎是不设防的。亲亲相隐正是满足上述需要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不允许亲属之间相互容隐犯罪,一味地倡导大义灭亲而检举、揭发家庭成员的犯罪行为,无疑是对人类自我保存本能的否定,即对人性的否定。人性的根本需求使维护家庭和睦及稳定成为人们的一项基本的道德义务。并且家庭是社会组成的基本单位,唯有家庭稳定,人们方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5、“无讼”法律思想的当代价值: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追求秩序的和谐,而“讼”是矛盾的集中体现,无讼才能和谐,所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价值取向上素来是“无讼的价值观”。在封建社会,由于吏治的腐败使百姓对以刑为主的法律望而生畏,“避之惟恐不及”,“终生无讼”便成为生活中的信条。法律在封建社会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事情,不到万不得已是不愿选择法律作为事情的了结方式的。在中国传统中人们更相信的是熟人和宗法。找到德高望重或者双方共同相信的第三人,从中斡旋和调和,依靠当地的实际风俗去鉴别事情的性质和处理的方式。这种土办法有它的合理之处,就是大家公认的当地的规则或者叫善良民俗。有些规则可能与法律精神不相符合,但双方都认可,这样就很快的解决了矛盾,可以避免繁琐的诉讼程序,而且也不会引起反复。和解比正义更有价值可以说这是无诉思想的非常积极的一面。

“无讼”与我们提倡的和谐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大和谐、大同社会,人人相敬,人人和睦的没有冲突的社会。“无讼”体现了国人爱和平、求稳定的思想意识。“无讼”不等于说没有诉讼,而是说有诉讼不可怕,关键是双方最好不要诉诸于法律,双方尽量能协商、妥协、相互谅解,从而达成协议,使得问题得到解决。在现代民事类案件中,调解对于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措施,在一些民事或经济案件中,通过调解可以以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既可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可避免因一方败诉而产生心理窘境,同时也可避免双方当事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更重要的是使执行变得容易,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民法上的“执行难”问题,无形之中也就提高了司法效率。

总之,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法治环境和文化是必不可少的。几千年来,儒家思想一直在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中占据主流,儒家传统法治思想对新中国法治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在大胆去除其糟粕的同时,我们要依据国情,继承民族传统法文化的合理因素,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以此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注释:

①张晋藩.中国法制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68

②论语·颜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③论语·子路[M].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④孟子·离娄篇[M].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⑤唐律·断狱[M].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⑥荀子·君道[M].北京:中华书局,1980.

参考文献:

[1]吴勇.传统无讼思想的当代价值[J].南宁:广西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3).

[2]王法学.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影响[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7,(10).

[3]张文显.马克思主义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