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深化教学改革

第一篇：如何深化教学改革

如何认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

来源： 《求是》 期号： 2014/08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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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为深入学习认识这一重大战略部署，特别是深入学习理解总书记的有关重要讲话精神，本期特刊发这组研究探讨性的文章，供读者参考。

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正确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夏春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准确把握、深刻领会其内涵，对确保全面改革的正确方向十分紧要。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主要指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领域体制机制及法律法规安排。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国防外交、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治理”是关键词。国家治理或治理国家，是我们党不懈探索的课题。从新中国成立后号召“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到新时期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治国之本”、“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依法治国”等，都凸显了党的“治理”理念。很显然，“治理”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更不是受西方影响而提出来的。前一种说法低估了这么多年来党在国家治理上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后一种说法容易造成误解和认识混乱，尤其需要澄清。“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前一句，规定了根本方向，与后一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成完整的表述。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绝不能走老路或邪路。改革不是另起炉灶，不是“改向”，而是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削弱或否定党的领导，而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提出。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基于深刻总结历史、科学分析形势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顺应了我国现代化总进程，体现了党对改革认识的深化和系统化，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了新境界。

加强制度建设和提高治理能力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从世界历史角度看，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实践，没有很好地解决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从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看，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没有也无力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党带领人民浴血奋战，建立新中国，为国家治理创造了必要前提。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挫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党带领人民成功地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新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迎来民族复兴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事实有力说明，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切合国情，是管用、有效的;国家治理能力是适应发展要求的。两者都体现了我国独特的政治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越走越宽广，西方制度模式不是治理国家的惟一选择。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同时必须看到，我国现有的制度仍不够成熟和健全。把握机遇、应对挑战，解决好前进道路上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必须继续深化改革，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形成改革合力和总体效应。特别是我们的治理能力亟待提高。中央一再告诫全党要提防四大危险，其中之一便是“能力不足”的危险。相对而论，制度执行力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需要下更大气力加以提高。惟有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顺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要求，有效应对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总书记指出，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已走过前半程，后半程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站在后半程的起点上，我们一定要怀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始终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以只争朝夕精神和扎实有效举措，努力打好这场意义深远的改革攻坚战。

必须解决好制度模式选择问题

■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严

书翰

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完整涵义，一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组成了一个严密整体，全面准确地回答了中国特色制度模式选择问题。前一句话，规定了根本方向;后一句话，规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的鲜明指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选择必须解决好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一是根本方向即总道路，二是鲜明指向即具体路径。这是关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问题。在我国，无论是制度模式选择，还是全面深化改革，都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正如总书记指出的，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基本原则、根本方向是不能改的。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总书记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决定了今天我国的制度模式。如果照抄照搬别人的制度模式，不仅不能成功，而且还会导致严重后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优势和特点，概括地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体现在它的鲜明方向性上。在我国，无论是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还是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都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中国特色制度模式的“本根”就是社会主义方向，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次，体现在它的独创性上。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这个活的灵魂和重要原则，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选择走自己道路的勇气和定力。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独立自主、大胆探索，决定了中国特色制度模式的独创性。再次，体现在它的全面性上。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制度体系。这个制度体系具有全面性，它既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这三个层面的制度，又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六个紧紧围绕”，体现了改革和完善中国特色制度体系的全面性。到2020年，我们将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选择还包括改进和完善我们国家治理的路径。这种改进和完善只能从中国国情出发，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有人主张，中国国家治理的发展方向，应该实行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两院制等。对此，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中国近代从变法维新到辛亥革命，都尝试过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如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事实证明在中国行不通。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是一定价值取向的体现，在制度模式的背后，都有其特定的价值体系作为支撑。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以体现其统治阶级意志的资产阶级价值体系为支撑，西方国家无论采取哪种制度模式，都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统治的本质。总书记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这从战略高度阐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对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及其两者的相互关系，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制度模式指明了前进方向。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只有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才能更好发挥制度效力、有效保障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但是，制度需要人来执行，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只有不断提高治理能力，才能使国家治理体系发挥出更大效力。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有独特优势的。但是，相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要求，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相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因此，必须更好发挥制度效力，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以“国之魂”引领“国之制”不断完善

■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办公室主

任 赵周贤

总书记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把价值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联系起来论述，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我们要深刻把握国家治理体系与价值体系的内在联系，把二者更好地统筹起来，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价值支撑。

国家治理体系与价值体系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核心价值体系代表一个国家的“思想主权”，是“国之魂”;治理体系是国家机器有序运行的制度载体和保证，是“国之制”。“国之魂”对“国之制”具有引领和决定作用，有什么样的“国之魂”，就有什么样的“国之制”;“国之制”对“国之魂”具有承载、保证和弘扬作用，“国之魂”愈健，“国之制”就愈强。一个国家只有根据本国国情和历史传承来选择和坚持治理体系与价值体系，并使治理体系与价值体系高度一致、相互匹配、相得益彰，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反之，如果治理体系与价值体系错位，就会出现颠覆性错误，甚至导致天下大乱。因此，必须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贯通起来思考，统筹起来把握。

一方面，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是我们的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用以指导、规范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实现“国之制”与“国之魂”相统一，确保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取向与核心价值体系相一致，特别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治理中的指导地位，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

所有价值观念都是具体的、历史的。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历来是资本利益的意识形态表达，以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为价值目标。西方资产阶级利用其主导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话语权的有利地位，把西方自由、民主、人权说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标尺，说成人类文明发展的“唯一选项”，在世界上竭力推销他们的价值观念，对他们不喜欢的国家和政府进行渗透、破坏、颠覆活动，造成一些国家政局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西方国家宣扬的那套价值观念，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必须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铸强价值之基，构筑起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制度屏障。我们要把党领导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优秀价值理念进一步集成和升华起来，把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美德创造性地转化和发展起来，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占据价值体系的制高点，形成超越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和价值观的强大软实力。

另一方面，要用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来更好地承载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首先，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取向与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精神价值必须相契合相适应，这样才能从制度上保证价值体系的确立和弘扬。否则，如果二者相矛盾，国家治理体系就会从制度层面与价值体系相冲突，民族的精神血脉就会被割断。其次，在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取向与核心价值体系相一致的基础上，还必须保证治理体系的科学性严密性。如果治理体系的设计不完备，存在漏洞和薄弱环节，不仅会销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有效性，也必然会削弱核心价值体系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因此，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还必须高度重视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仅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发展道路，而且形成了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有效治理体系。事实证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总体上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相适应的。但也要看到，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有些具体制度体制机制还有弊端痼疾，还不健全不完善，有些甚至成为制约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制约核心价值体系彰显和弘扬的重要因素。我们要以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不断织密制度笼子、扎紧制度篱笆，为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和弘扬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同时，要不断校正治理体系的价值取向，发挥国家治理体系对核心价值体系的强化培塑功能，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更为坚实的制度保障。

沿着民主法治的轨道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俞可平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对于中国当前和未来的政治发展，乃至对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惟有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建设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增强国家治理能力，最重要的是要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民主与法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从来就不可分割。对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来说，民主和法治缺一不可。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有诸多要素，其中法治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要素。民主本身就包含法治的意义，民主就像是一张桌子，必须有柱子，法治是其中的柱子之一。民主与法治相辅相成，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法治;没有法治，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

有序推动民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特征。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正确道路。

民主的关键在于制度，尤其是一系列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确保“权为民所有”和“权为民所赋”，确保“权为民所谋”和“权为民所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没有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也难圆复兴中华的中国梦。

严格遵循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正确轨道。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以下三点尤其重要。第一，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运行，这是宪法与党章的基本要求。第二，要坚持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略。第三，党在推进我国的民主法治事业中始终起着引领作用，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现实道路。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各级党组织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活动。

以民主法治的方式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进一步完善和健全民主法治的体制机制，包括进一步完善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党内民主制度等基本民主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许多关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协商民主制度、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改善党的领导体制的重要改革举措，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应当切实加以落实。

例如，《决定》指出，要“通过建立健全代表联络机构、网络平台等形式密切代表同人民群众联系”。这个举措非常有针对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选出来后，如何让他们更加紧密地联系群众，这需要一系列的制度保证。国内有些地区在探索一种制度，叫做人大代表联络站或工作站，由当地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和党代表轮流值班，当地百姓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他们有组织地向政府部门反映。我们调研时发现，这个制度很有成效，凡是建立了这样一种人大代表联络站或工作站的地区，信访数量都明显下降。类似这样的具体地推进民主政治的体制机制非常值得探索和推广。《决定》还指出，要“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这同样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重大举措。

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以民主法治的方式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牢固树立民主法治意识，带头弘扬人民民主精神，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这实际上就是维护党的执政权威，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牢固确立在国家事务中“宪法至上”和在党内事务中“党章至上”的观念，坚决破除“党大还是法大”、“权大还是法大”的谜思。

沿着民主法治的道路，就能大力助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程度，也反映着我国的民主法治进程。

第二篇：如何全面深化改革思想汇报

敬爱的党组织：

我们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愿景已经绘就、大政方针已经明确，现在最重要的是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全会精神。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迅速兴起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热潮，切实把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全会确立的各项改革任务上来。

着力统一思想凝聚改革共识。思想统一才会步调一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凝聚改革共识的过程。现在，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凝聚改革共识的难度加大。但越是这样，就越需要我们做好凝聚改革共识的工作，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所以，要切实抓好全会精神的学习，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全会《决定》和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刻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重要原则，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先学一步、学深一步，切实增强全面深化改革的自觉性、坚定性。要加强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广泛开展集中宣讲，精心组织理论阐释，用好多种宣传资源、宣传手段，扩大全会精神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要及时回答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思想认识问题，讲清楚为什么改、改什么、怎么改，更好地解疑释惑、析事明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引导各方面支持改革、参与改革、投身改革。

切实把握好改革的正确方向。我们的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偏离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偏离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南辕北辙了;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不能改。能不能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化改革，是一个涉及到改革性质的原则问题。现在，有人不时提出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这个思潮、那个思潮，开出这个药方、那个药方，目的就是要改变整个改革的大方向。在这个问题上，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保持战略定力，始终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不动摇，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增强政治敏锐性、政治鉴别力，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决不能为了迎合某些人的“喝彩”、“掌声”而放弃原则，决不能为各种错误的思想观点所左右，始终坚定正确的改革方向。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深化改革。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最终决定力量。改革开放事业之所以不断深化，就在于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参与。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同人民一道推动改革，做到谋划改革汲取人民智慧，推进改革凝聚人民力量，检验改革依靠人民评判。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了解群众愿望，弄清楚群众的实际情况是什么、群众的期待是什么、群众的利益如何保障，从而作出科学的改革决策，找到有效的改革办法。要畅通群众参与改革的渠道，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保障群众对重大改革举措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特别是对那些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改革，要进行广泛的民主协商，在群众利益充分表达的基础上形成共识、作出决策。要充分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把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结合起来，鼓励基层的实践创造，激发群众的改革热情，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把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变成人民广泛参与、

普遍受益的过程。

积极稳妥推进改革。改革就是闯新路、开新篇。有些做法过去有效，现在未必有效;有些做法过去不合时宜，现在则势在必行。只有大胆探索、大胆实践，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找到破解矛盾的钥匙。要鼓励创造、鼓励创新，只要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只要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只要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只要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就要坚决地破、坚决地改。当然，大胆不等于蛮干。因此，推进改革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既要解放思想、逢山开路，又要把握规律、遵循规律，坚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智慧、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寻找规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要坚持边实践边总结，走一步看一步，一点一点摸索，积累经验后逐步推开，出现问题就及时应对，发现错误就马上纠正，不断从实践中取得规律性认识。总之，要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全局和局部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确保改革积极稳妥、健康有序推进。

以求真务实的作风深化改革。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是立场、是态度，更是行动、是实践。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实际工作上。有了好的蓝图、好的纲领，就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要紧密结合各地区各部门工作实际，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总体部署，抓紧制定本地区本部门改革的具体方案，把目标任务变成实实在在的工作项目，把原则要求变为可操作的工作措施。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就是要加强对改革工作的总体设计和统筹协调，保证改革有重点、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强化督促检查，建立健全领导机制和推进落实机制。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重实际、求实效。作出改革的决策，制定改革的措施，都要符合客观实际，按规律办事，不提不切实际的目标，不提超越阶段的要求，努力使我们的各项改革政策措施与实践发展、群众意愿对接好、衔接好。要强化问题导向，加强调查研究，切实解决改革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重点突破实现改革的整体推进。改革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问题往往盘根错节、积弊已久，解决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搞改革，最忌急功近利，最忌朝三暮四。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有恒心、有韧劲，对认准的改革目标，对确定的改革任务，就要抓住不放、一抓到底，把中央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一分布置，九分落实，不落实就会落空，没有第三种结果。要继续扎实开展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紧紧抓住纠正“四风”问题不放松，巩固和扩大工作成果，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效开创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局面。

汇报人：xiexiebang

2014.06.03

第三篇：如何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国务院转发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指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这要求我们深入研究收入分配改革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联系，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通过收入分配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扩大消费

内外需失衡、投资与消费失衡，经济增长过于依靠外需和投资拉动，是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任务。

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具有不同的微观行为基础和影响因素，呈现不同的动态特征。消费行为的稳定性较高，投资和净出口的稳定性较低。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增长的波动性必然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波动性。过于倚重投资和净出口等内在稳定性较低的拉动力，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稳定性下降，面对外需冲击的脆弱性升高。这是我国经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主要原因。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意味着世界经济从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以超前消费、高贸易赤字与金融创新为主要特征的美国模式，以高投资、高出口、高储蓄(低消费)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模式，以高福利为主要特征的欧洲模式，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

全球性的结构大调整不仅导致我国外需持续下滑，而且通过对国际分工模式、国际利益分配方式、国际投资及贸易格局的冲击，使我国经济面临速度、结构与模式的多重冲击。如果我国经济依然沿着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路径前行，就难以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决定了我们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建立在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基础上。

扩大消费须改善收入分配结构

经济增长过于依靠投资和出口，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高度相关。在高投资的增长模式下，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创造效应下降，这表现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就业增长滞后于经济总量扩张。

由于各地鼓励投资政策和体制的影响，资本收益率持续偏高。在此背景下，劳动工资的上升引发普遍的资本替代劳动现象，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的投资动机。这不仅导致经济增长的就业创造效应进一步下降，而且制约劳动收入的上升。

在就业创造效应和劳动收入增长效应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提高增长速度来抑制失业问题的加剧，并维持必要的居民收入增长。由此导致我国经济对高增长速度的严重依赖。对高速度的依赖又会加剧产能过剩、经济结构扭曲、资源环境压力过大等问题，因而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改变投资和出口占比过高、消费占比过低的失衡状况，必须提高消费率。目前发达国家的家庭消费率高于80%，印度的家庭消费率也高于60%，而我国的家庭消费率不足40%。

因此，我国提升消费率空间巨大。计量分析表明，我国消费率每提高1%，将带动GDP增速提高1.5%—2.7%。由储蓄大国、投资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变，将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第一边际推动力。

当前我国消费率低、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一是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以及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不同人群具有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即使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但如果增加的收入主要集中在收入高而消费倾向较低的少数人群，社会总体消费水平也很难提高。二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偏低，这直接制约了消费需求扩大。因此，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是扩大消费的基础。

收入分配结构受制于经济发展方式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决定分配。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不断下降，根源在于偏重于投资和生产的经济发展方式。过去，为了实现经济赶超，总量扩张是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

由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面临较多的约束和不确定性，增加投资就成为推动经济总量迅速扩张的首要选择。而片面增加投资通常要以要素市场价格扭曲为代价，劳动力和资源环境成本被压低。这样，企业可以保持较高的利润率，而企业收益大部分又用于投资。

在投资扩张中，地方政府一方面可以获得较高的税收收入;另一方面由于掌握部分资源控制权，可以通过资源释放(例如土地供应)增加收入。而劳动力由于供大于求、户籍制度限制等因素，其收入增长长期滞后，影响居民消费率的提升。收入分配向企业和政府倾斜，意味着国民总收入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成为资本积累的来源。

与偏重于投资和生产的经济发展方式相适应，行政手段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过大。在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中，利用利率管制可以影响不同行业和企业的信贷成本。利用行业进入壁垒，可以影响特定行业的竞争和资本收益率。利用对生产、投资和出口的政策性补贴，可以改变资本形成成本和资本收益率。

借助这些行政性手段，一方面能够增加储蓄，使资本积累有充足的来源;另一方面能够维持较高的资本收益率，使企业具有强烈的投资动机。这种资源配置格局使投资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高投资导致产能过剩，再依靠出口缓解产能过剩;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消费能力不足，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投资和出口。

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需要平衡政府、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然而，在既定的经济发展方式下，各地为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招商引资、推动发展的政策措施更多地向资本倾斜，强化了劳动与资本地位的不对等。

这与要素市场扭曲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制约了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生产性财政体制，使得地方政府在国民收入再分配方面难有作为。也就是说，在现有投资结构和增长路径下，仅仅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来解决扩大消费问题，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以政府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事实上，无论收入分配结构、总供给结构还是总需求结构，都根植于经济发展方式。只有通过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收入分配改革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居民收入才能持续稳定增长，消费需求才能成为经济发展越来越强劲的动力。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是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优化投资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关键在于更多地运用市场之手推动投资结构调整和投资领域拓展，即推动产业发展从传统低效、过于依赖出口市场的领域转向创新高效、适应国内消费需求的领域。

也就是说，只有供求关系在市场价格机制中得到真实体现，使市场价格信号真实反映投资成本和收益，才能使经济增长更多地源自国内消费和科技创新。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非常依赖政府改革，因为要素市场价格扭曲、一些行业存在的行政性垄断、投资领域限制等都与政府改革直接相关。应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全面深化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特别是通过深化政府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第四篇：如何充分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

新华网北京11月21日电新华社编者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共16个部分、60条、300多项改革举措，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指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指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部署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阐释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保证，是指导中国改革发展里程碑式的纲领性文件。本社从21日起开设“新华社信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解读”专栏，对《决定》的主要内容、精神实质和重大意义进行解读。(编者按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总结了改革开放35年来的伟大历程，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强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些重大论述深刻揭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回顾35年改革开放历程，我们深深体会到，没有改革开放，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没有改革开放，我国不知还要在封闭半封闭和停滞不前的状态下徘徊多久。深深体会到，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时代特色，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时代旗帜，是中国人民最为自信和自豪的伟大创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时代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经济社会发展呼唤进一步深化改革，人民群众期待进一步深化改革，改革的步伐决不能停顿，更不能倒退。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并自觉顺应人民愿望和时代要求，反复强调必须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坚定不移把改革推向前进。这必将开启我国新一轮改革浪潮，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第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迫切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在未来7到8年的时间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在原有基础上实现新的全面提升，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实现全面提升，涉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调整，涉及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涉及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创新，涉及城乡区域发展格局的完善，涉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的构建，涉及党的建设制度的改革，这些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完成。

第三，解决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继续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势头，迫切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当前，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科技创新能力不强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资源环境约束加剧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问题，社会矛盾多发易发问题，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问题，等等。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动力和旺盛活力。

第五篇：国有大中型企业如何深化改革的思考

【摘要】当前，关于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如何深化改革有三种不同的思路。一是“责任制创新”、完善委托—代理关系的思路。二是激进推行产权多元化、民营化乃至私有化的思路。三是分类改革的思路，即“特殊”领域与非特殊领域的国有企业、(特)大型与中小型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思路。笔者认为，三种思路都有一定积极意义，尤其是第三种思路比较符合我国的实际，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作用明显。但是，三种思路都存在一些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应当坚持分类进行的总体思路。不仅要从产业领域和企业规模进行分类，而且要从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进行分类。要对地位十分重要而地理上处于劣势、经济上处于弱势、历史性和社会性负担沉重的西部地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深化改革进行专门研究。国家应当从改革成本、中央企业下放地方的配套条件

关键词 国有大中型企业 深化改革 思路选择

目前，我国国有小企业的改革已经取得根本性胜利，企业的制度转型基本完成，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则还处于攻坚阶段，还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在改革思路上还存在很大分歧，还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

一、国有大中型企业深化改革的思路

由于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其深化改革的取向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其中，是否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和如何推进改革的问题是多年来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对此，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三种思路：

第一种思路是：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应当进行“责任制创新”，完善委托——代理关系，加强监督管理。

主张这种思路的学者们认为，各种承包制或称责任制才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根本方向。“资产经营责任制的设计者们不想改变国有经济成分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想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框架内设计出合乎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制度来，这是他们创新型制度设计的难能可贵之处。直到今天我一直认为，他们的这个努力方向是宝贵的和正确的。” “在现代的市场经济中，中等以上特别是大型企业的经营效率，根本就不是靠个人对自己财产的关心，而是靠建立有效率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这就是近20年西方的经济理论特别注意研究委托人——代理人关系的原因。” “……经过科学改造后的西方产权理论，有助于公有制度和市场制度的深化改革。可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不仅仅是个产权问题，尤其不是一个趋向私有化问题。” “俄罗斯依据西方产权理论推行私有化，不仅没有提高企业效率促进增长，反而导致国民经济和工业生产下降了50%，企业亏损面迅速扩大增长了几倍……。令人遗憾的是，有些中国经济学家仍在鼓吹私有化，不愿意正视‘科斯产权定理’的神话在俄罗斯改革中遭到惨痛失败的现实……。目前，国内正流行的经营者买断收购(MBO，也称为管理层收购，编者注)，各地纷纷出台的拍卖大中型国企方案，已经变成不加掩饰的私有化行为，很可能造成类似俄罗斯的灾难恶果，严重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和国防安全。” “显然，俄罗斯的私有化非但没有解决国有企业的所谓‘产权虚置’问题，反而却真的造成了‘责任虚置’，而现代企业在实现两权分离的条件下，经营责任制是决定企业效益的更为直接的因素。” “这充分说明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完善代理责任制和监督、管理机制，才能制止代理人钻空子滥用职权，侵犯国有股和其他股东的利益。……(美国安然公司、华尔街丑闻等，笔者注)事实证明，产权多元化的股份公司，包括非国有控股和民营的上市公司，也出现欺骗、造假掠夺股民现象……，西方现在寻找治理企业腐败犯罪的途径，也正回归到加强政府监管和完善代理制，还有被迫将失败的私有化企业重新国有化，如英国铁路曾经一度被誉为私有化的楷模，现因经营亏损、债务缠身被重新国有化。” 可见，这些学者崇尚公有制尤其是国有制，反对对其进行过多过快的改革，主张“稳妥”甚至“保守”地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他们认为，“我们应该时刻牢记正是国有、集体等公有制企业，胸怀远大理想肩负起挽救民族危难的重任，成功地完成了时代赋予的民族振兴的历史使命，我们绝不应当盲目相信西方的‘科斯产权理论’，将其贬低为‘产权模糊’的落后企业制度。”

第二种思路则与第一种思路完全相反，而且比较激进，主张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应当尽快推进产权多元化甚至较大程度的产权私有化。

持这种思路的学者主张，中国国有企业包括大中型企业应当推行比较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民营化、私有化，一些人甚至认为应当采取激进的方式推进私有化。“同样的地方、同样的人，产权制度改变了，生活就可以有这么大的变化!国有企业不能改进，是要放弃的。” “科斯定理无懈可击，这是我可以肯定的……。我用科斯定律所演变出结果，就是内地一定会走向近乎私产的路。” “我的推测是，内地将来所采用的产权结构必然与私有产权制度极其类似……。当然，我不会极端到推测内地会将邮政局、公共交通或石油资源——一些政府能以较低费用维护垄断的部门——转到私人的手中去。”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改革一定要走得非常快的原因，因为如果您走慢了，就会变成印度那种情况(即所有的贪污都是界定得非常好的体制)。这也是为什么我完全反对任何渐进主张的原因。” “为了确保只有高能力的人才能被选为职业经理，选择经理的权威应当从政府官员手中转移到真正的资本所有者手中。为此必须对国有企业实行民营化。可喜的是，中国的改革正在向这个方向走。” “中共十五大召开后，民营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现在许多大中型国有企业都已被地方政府列入出售名单。” “大家知道，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最忌讳讲私有化，而我认定中国发展的基本方向就是私有化。”

第三种思路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是根本方向，但必须分类地、渐进稳妥地实施。

主张这种思路的学者们较早地看到了，“产权制度的变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而大中型企业的产权制度变革又是其中的一个难点。” 我们“对从根本上制约企业机制转换的产权制度重视不够。传统产权制度的主要弊端在于单纯的行政分配和产权边界不清，并导致企业同政府的关系难以理顺。” “就企业体制来说，要以产权问题为突破点，探索公有制经济的新的实现形式，通过股份制等各种有效形式，逐步明晰国有制企业的产权关系……”。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不仅要明确产权关系，最根本的是要重塑产权主体。”

在主张第三种思路的学者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批专家学者较早地对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方向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可以说是这种思路的典型代表。他们认为，我国国有企业必须分类改革——特殊企业与普通企业、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要分类进行。“前一阶段，关于硬化公有制内部财产关系的说法较为流行，但我们认为离开了对现有国有企业的分类，这种‘硬化’同样会显得不合时宜。” 这里，我们重点关注他们对特殊国有企业与普通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研究。他们主张，目前数量庞大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应当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极少数必须继续保持国有的“特殊企业”，其改革应当稳妥地推进，其余的普通国有企业则应当加快产权制度改革，实现非国有化。“只有把必须实行国有制的企业按特殊的法律和政策进行严格的行为规范(当然，国有企业管理制度本身也有一个改革和不断完善的问题)，才能对大多数可以改制为一般企业的国有企业进行大胆的制度变革，即改革为非国有企业，完全按民法和公司法的原则来规范其行为。” “从商品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看，国有企业实施产权股份化计划是深化企业改革、消除传统产权制度落后性的根本方向。” “股份制可以是一种现代公有制实现形式，并不必然是走私有化道路。”

二、国有大中型企业产权改革三种思路的比较与评析

笔者首先要指出的是，学术界的不同思路和各种争鸣对推动我国改革的实践是非常重要的，对我国正确地作出改革的重大决策是很有好处的。实际上，上述每一种改革思路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当然，有些思路也存在明显的问题。

1、“责任制创新”思路评析

我们应当看到，第一种思路，即国有企业应当进行“责任制创新”，完善委托—代理关系，加强监督管理，对现阶段我国的国有大型企业尤其是“特殊领域”的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具有明显的指导作用。目前，我国国有大型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实质上大多仍然实行的是经济责任制——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制，难怪有学者认为“真正推动改革前进的措施恰恰是被许多经济学家批评的、甚至是所谓‘保守派’执行的政策。” 而且，这种思路的重要指导意义还表现在：在我国现阶段的股票市场、产权市场、经营者市场等市场体系不完善、不成熟，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即使是实行了产权制度改革的企业乃至民营企业，其内部大都也会采取承包等各种责任制形式。因此，“责任制创新”、完善委托—代理关系的思路，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义是不能忽视的。

但是，“责任制创新”、完善委托—代理关系毕竟只是一种管理模式，而不是财产制度本身。显然，用“责任制创新”思路指导我国国有企业尤其是普通国有企业 的改革是不适合的。因为我国多年改革的实践已经证明，普通国有企业不仅仅是管理模式存在问题，而是财产本身的制度安排存在问题——不能也不必实行国有制，因此，必须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其核心就是重塑产权主体，其方向就是民营化，部分企业甚至可以私有化。这些企业即使是实行“责任制”，也必须是通过产权制度改革使产权主体人格化后的制度前提下来推行。因为产权主体人格化还是非人格化，所实行的责任制的性质和效果是截然不同的。普通国有企业的产权主体人格化改革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这种趋势决不会因为目前极少数国有企业仍然在采取租赁、承包等责任制形式而改变。目前，的确还有极少数普通国有企业包括中小企业由于整体状况极差，资不抵债，无法筹集必要的职工安置费等改革成本、无法解决债务问题等等原因而不得不采取租赁、承包、托管等各种责任制形式，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不是主动改革的取向。凡是有条件进行产权制度改革、退出国有产权的普通国有企业都应当实行一定程度的民营化，中小型国有企业甚至可以私有化。

2、激进式产权改革思路评析

勿需讳言，第二种思路，即激进式产权改革——民营化、私有化的思路，对我国产权理论的探索和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同样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至少对近10余年来国有中小企业的民营化改革起了较大的助推作用。

但是，要将这种思路用于指导我国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特殊领域中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则是显然不行的。特殊领域中的国有大型企业数量极少，但由于其关系国计民生，因此必须实行国有或由国家控股。当然，其内部也要改革。对于非特殊领域的国有大型企业尤其是特大型企业来说，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内，也不宜激进地推进民营化，更不能过快地私有化。一是国有(特)大型企业规模大，涉及的利益群体多，激进改革引起的震动大。例如，涉及职工的数量多，其观念转变和妥善安置都需要较长的时间，若激进改革可能引发社会动荡;许多国有大型企业的负债重，呆坏帐多，不良资产多，激进改革则可能引发金融风险乃至金融危机的爆发。二是我国国有大型企业产权改革的有关配套条件还很不完善、不成熟，激进改革可能危及大批企业的稳定发展。例如，我国的资本市场包括产权交易市场规模较小，不够完善，运行也很不规范，很难支撑大批国有大型企业的产权交易和产权的优化重组;我国的职业经营者市场尚未真正建立，很难满足大批国有大型企业民营化对职业经营者的需要;大批国有大型企业民营化要求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职能转换，而这是需要较长的时间的。此外，我国民营经济还不发达，尚难以承接如此大批国有大型企业集中退出的国有产权，而集中引进如此大量的国外资本既有难度，也有风险。因此，我国非特殊领域国有大型企业的产权改革不能激进进行，只能稳妥地渐进地推进。

3、分类改革思路评析

第三种思路即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思路虽然并非前两种思路的简单折衷，更不是学者们随意采取的“中庸”之道，但它的理论取向和政策主张的确是居于前两种思路之间的。假若我们可以将第一种思路称为“保守派”、第二种思路称为“激进派”的话，则既不保守也不激进的第三种思路或许可以称之为“温和派”、“稳妥改革派”或“分类改革派”等等。

与前两种思路相比，主张第三种思路的学者们最大的特点是：他们深谙中国国情，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实践的进程、效果和存在的问题把握得较准确，特别是他们在指导思想上就坚持了要寻找切实可行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道路的出发点。不能完全排除他们的理论受到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影响，但他们的观点更多地是对中国自身改革实践的总结和改革方向的把握。“对于国有企业需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认识，是在改革进程中‘吃一堑，长一智’的结果，是对企业漫长的改革历程中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总结和作出冷静思考的结果。” “产权理论的研究，不是为了赶时髦，标新立异，而是改革的需要。”

现在看来，第三种思路——国有企业分类改革，正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实践所走过的和正在走的路径。翻阅有关文件我们可以发现，第三种思路的观点大多已经体现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十六大以及十六届三中全会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之中，对我国国有企业分类深化改革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完成对普通国有小企业的非国有化改革;普通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劣势企业的退出和优势企业的产权多元化、分散化改革正在逐步推进;中央属国有企业包括“特殊企业”在总体上实行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制的同时，企业内部和国有企业之间也在推进产权结构的优化重组。这些改革成就的取得不能不说在相当大程度上归功于“分类改革派”的理论指导。

第三种思路虽然提出了我国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总体方向，但没能对一些关键的、重大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从而影响了它对改革实践的指导效果。例如，在分类改革上，对国有企业改革主要进行了产业方面和规模方面的分类研究，而没有根据不同地理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进行分类研究，更没有对地理上处于劣势、经济上处于弱势、历史负担沉重的西部地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因此，我们有必要进行更为全面、更为深入的分类研究。

三、国有大中型企业深化改革的思路选择及战略措施

从总体来说，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必须坚持分类深化改革的思路。从产业领域来看，应当分为“特殊产(行)业”与非“特殊产(行)业”领域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思路;从企业规模来看，应当分为(特)大型国有企业与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从地理位置来看，应当分为东、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应当分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等等。

对于前两种分类即产业领域和企业规模的分类我国学者的研究已经非常多了，尤其是上述第三种改革思路对其研究已经比较全面了。这里，笔者只补充两点：第一，特殊领域的国有企业——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企业虽然必须实行国有制，但也必须完善委托—代理关系，进行责任制创新。一方面，要建立激励到位、约束严格的责任制;另一方面，其责任人(团队)的选聘要引入市场机制，通过经营者市场对其责任人进行最终也是最有力的监督管理。第二，对非特殊领域的国有企业，则要努力创造条件，加快大型国有企业的产权多元化、分散化和中小型国有企业民营化乃至私有化的改革步伐。因为全国各地多年改革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非特殊领域的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早改、大改主动，晚改、小改被动，不改和假改都没有出路。我们最近在西部地区的一些实地调查中深深感到，改革已经十分紧迫了，许多地方政府都急呼“对国有企业我们拖不起也拖不动了”。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加快产权制度改革步伐、加大改革力度，条件成熟一个改一个、成熟一批改一批。当然，“特殊”与非“特殊”的界定并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在特定条件下，二者是相互转化的。因此，要根据具体企业、具体情况选择企业的具体改革方式。

这里，我们重点将地理条件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分类结合起来，研究一下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思路选择问题。因为迄今为止，这方面的专门研究还不多，而在改革实践中，不同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是有很大差异的，尤其是地理上处于劣势、经济上处于弱势、历史负担和社会负担沉重的西部地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问题具有很大的特殊性，也有很大的难度，需要进行专门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

众所周知，我国从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存在两个反差极大的区域或地带——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二者的国有企业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和地位 ，其改革的基础、条件差异很大(见下表)，改革难度迥然不同，因此，其改革思路也应当不同。

东西部国有大中型企业情况比较表

东部国有企业 西部国有企业

形成特点 内生型，产业配套较好 嵌入型(尤其三线企业)、产业配套差

地理分布特点 大都集中于城市、社会职能机构少且便于剥离 布局分散(尤其三线企业)、社会职能机构多且很难剥离

生产特点 加工型为主、附加价值高 资源(采掘及初加工)型为主、附加价值低

产业特点 轻工业为主、投入少而自我积累多 重工业为主、投入多而自我积累少

设备、技术特点 现代技术为主，设备新、改造任务轻 传统技术为主，设备陈旧、改造任务重、

发展特点 新企业多 老企业多

负担状况 历史负担、社会负担较轻 历史负担、社会负担沉重

经营状况 总体较好，竞争力较强 总体较差，竞争力较弱，亏损企业多，困难企业多

改革的外部条件及难度 财政实力较强，非国有经济发展快，社会保障制度较完善，下岗职工再就业渠道多，改革难度相对较小。 财政实力弱，非国有经济发展慢，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下岗职工再就业渠道少，改革难度极大。

由于存在上述特点和差异，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面临以下几个特殊困难：

第一，由于西部国有大中型企业具有资源型企业多、三线企业(含军事工业企业)多、重工业企业多、传统产业型企业多、老企业多、困难企业多、地理布局分散、历史负担和社会负担重的突出特点，其改革任务重，改革成本高，改革的难度极大。

第二，由于西部地方财政实力弱，无力承担必要的改革成本，使许多改革难以推进。例如，即使是进入国家政策性破产计划的企业，由于难以筹足职工的安置成本也迟迟不能终结，更不要说其他改革所需要的成本;一些地方政府由于无法承担必要的成本，许多企业办社会职能无法分离或者分而难离、分而不离，精干主体十分困难。

第三，由于西部非国有经济发展缓慢，难以提供较多的就业岗位，使国有企业富余人员分流渠道不畅，下岗职工再就业极为困难。而再就业才是解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安置问题的治本之策，才能从根本上维护社会安定，促进改革。

第四，西部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健全，社会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西部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普遍很低，而且西部地区的民营企业许多都没有被纳入社保体系，这既不利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利于吸引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到民营企业再就业，使本来就少的再就业渠道被堵塞。

第五，西部“特殊产业”领域的国有企业比重较大，比如军工企业、重要资源型企业、重大装备制造企业等等。这些企业大都属于中央企业，但其社会职能机构和辅业的剥离必须由所在地承接，特别是一些劣势企业先后被整体下放到地方，大大增加了西部国有企业的改革难度，尤其是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难度，增加了社会不稳定隐患。

最后，西部引进战略投资者，促进普通国有企业的产权多元化比较困难。由于西部国有大中型企业大都处于上游产业、传统产业领域，配套能力差，经营成本高(仅治理环境污染的费用就极高)，投资回报低;加之，由于老企业多，办社会职能、冗员、债务、不良资产等社会负担和历史包袱沉重;再者，由于西部的地理条件、交通通讯、人才基础、法制及政策环境等投资环境与东部地区仍有较大差距。这诸多不利因素，不仅使西部很难引进优秀的战略投资者，严重阻碍着国有企业的产权多元化、分散化乃至民营化改革，而且近年来西部原有的一些优势大中型企业的部分车间乃至总部也开始不断迁往投资环境更好的东部沿海地区，呈出现“孔雀东南飞”的态势，使西部面临资源和资金流失甚至产业空心化的危险。

无须赘述，我们可以看到，西部地区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深化改革面临许多特殊的困难，需要有特殊的改革思路作指导。总体来说，西部要认清改革形势，加快改革步伐，同时要结合企业实际，分类推进改革。具体来看，应当采取以下战略措施：

第一，考虑到西部国有大中型企业形成的历史原因和历史贡献，国家应当加大对西部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支持力度，尤其是要帮助西部解决改革成本匮乏的问题。例如，加大国有大中型企业兼并破产的政策性支持力度;对于改革开放以前建立的老国有大中型企业，其社会职能机构和辅业剥离的费用应当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列专款解决;对于社会保障资金的历史欠帐，应当由中央财政适当解决一部分。

第二，西部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转变观念，努力创造条件，加快民营经济的发展，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人员分流提供更多的再就业岗位。同时，要将民营企业与其他企业同等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其员工提供同等的保障条件，以吸引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去民营企业再就业。当然，西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自身也要转变观念，增强自身的劳动技能，拓宽再就业渠道，积极争取到民营企业再就业。

第三，地处西部的中央属企业不论是部分剥离还是整体下放到西部各省(市、区)时，必须给予足够的配套经费和其他相应的配套条件。例如，应设立“下岗职工再就业促进基金”，用于扶植其下岗职工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同时鼓励其他企业多吸纳其下岗职工;对企业剥离社会职能机构的人员安置政策应经费从优年龄从宽;等等。

第四，国家应在可能的限度内为西部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西部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自身也要千方百计改善投资环境，既要留住西部原有优势企业，更要引进外部优秀投资者，以加快西部普通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产权多元化步伐，促进其制度转型。例如，国家可以对购买政策许可的西部企业国有产权的投资者适当减免税收;成立“西部工业治污基金”，对西部企业环境污染治理费给予适当补贴，既保护环境，也降低西部企业的经营成本;在对西部国有老企业进行清产核资和审计过程中，对资产损失的认定与核销的规定应适当放宽，其资产评估应当更多采用收益评估法(市场法);对企业产权转让重组后，确有利于企业更快更好发展的产权受让方，应适当延长其国有产权受让价款的付款期限等等。

总之，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应当坚持分类推进的总体思路。不仅要从产业领域和企业规模方面分类，而且要从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进行分类。要对地理上处于劣势、经济上处于弱势、历史性和社会性负担沉重的西部地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进行专门研究，给予特殊的政策支持，否则，西部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进展和改革效果将大大滞后于东部地区而成为全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瓶颈”，并成为新世纪东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的又一诱因。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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