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性研究

2022-11-17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可继承性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分析

(一)可继承性的合理性分析

(1)可继承性有利于防止法律内部的冲突,保障法律体系的协调性。通说认为,继承人可在承包期内继续继承林地承包经营权和四荒地,同样是具有物权性质的耕地、草地若不允许继承,则法律丧失了对相同性质的标的规定的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律的可预期性。固然,法律可以基于特定理由对性质相同或相似的事物进行不同的规定,但其不同的规定必须以充足的理由为基础。某些学者提出继承人在承包期内可以继续承包林地的原因在于,林地种植的成本高、生长周期长、收益缓慢,为最大限度的减少长期承包合同的不稳定因素,实现承包方利益最大化,赋予了林地承包经营权的可继承性。此观点并没有对土地不能继承提出充分来论证,耕地的承包人在前期也将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若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可继承存在差别对待之嫌。因此,不允许耕地的继承在逻辑上难以自治,在价值衡量也有偏颇,从避免法律内部的冲突,保障法律体系协调性方面也应该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以继承性[2]。(2)可继承性符合群众的认知程度,顺应当下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在解释我国《继承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时,应以我国经济发展现状为衡量基础,努力迎合个人权利不断扩张、财产范围不断扩大这一现代发展趋势。首先,以史为鉴,纵观中国明清直至近代的历史,土地所有者都可继承永佃权、地上权、田面权和田地权等土地权利,而在当下,传统的土地观使一半多农民都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被继承。因此,赋予其继承性,将会极大的拉近土地承包经营权相关法律与习惯、惯例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施的阻力,从而保障相关法律得到有效地贯彻与执行。再者,长期的努力探索使我国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建立起了包括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五保供养、社会救助制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福利制度。简言之,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意味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在社会保障方面重要性的降低,赋予其继承性符合我国当下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最后,在土地细碎化的问题上,可以通过对继承人的范围、分割方式做限制等形式进行克服,同时在灵活原则的指导下解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方法和具体方式,但此应与承包地的客观情况以及当事人的实际能力想符合。因此,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以继承性与我国基本国情相一致[3]。

(二)可继承性的合法性分析

(1)符合遗产的特征。遗产的特征通常被归纳为以下几方面:一是时间上的限定性,即把被继承人死亡时间作为确定遗产的时间节点;二是内容上的财产性;三是范围上的限定性,遗产仅指被继承人死亡前所拥有的个人合法财产;四是性质上的合法性;五是处理上的流转性。土地承包经营权如上述所论证,是在国有或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发挥占有、使用、收益权能的用益物权,为财产权的一种,与上述第二个特性相符;同时,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家庭中每一个成员所享有,为准共有性质,是死亡家庭成员生前的个人财产,符合遗产的第三个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虽有一定的法律限制,但仍不否定其所具有的可流转性,符合遗产的第五个特征。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应被纳入被继承人的遗产当中[4]。(2)继承法预留了制度空间。我国《继承法》第4条仅规定了因承包而取得的个人收益可以继承,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否继承依然只字未提,《土地承包法》同样以不做任何规定的形式逃避此问题。但逃避并不是否认的同义词,相反,应将此举解释为是为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可继承埋下伏笔、预留空间。根据《继承法》的规定,公民的收入;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林木、牲畜和家禽;文物、图书资料;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以及公民合法所有的其他财产都是属于可继承的范围。不难看出,该条中的“其他合法财产”即是以兜底条款形式的表述,为扩大继承法中遗产的范围奠定了基础。由于《继承法》的立法时间为1985年,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概念的产生存在一定的时间差,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新类型财产的产生,个人合法财产的内涵也应随之不断的扩充。土地承包经营权不仅是农民的合法财产权益,也是时代与时俱进的产物。《继承法》为更好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应通过自我修订或司法解释的形式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收入在内[5]。(3)物权性质决定其具有可继承性。物尽其用原则是《物权法》在当下社会中一个重大价值取向,即物权立法必须在最大限度地发挥物的价值这一核心理念的指导下,设定、规范物权。发挥物的价值是指双管齐下,既要发挥物的使用价值,又要发挥物的交换价值。两者缺其一都不能达到物尽其用的效果。土地作为民法中物的一种,要做到土地的充分利用,就必须同时发挥土地的使用价值以及交换价值。所以,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可继承性,将在一定程度上便利土地发挥交换价值,最终达到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目的。须知,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性权利的本质属性是流通性。对承包经营权的继承进行过分限制,其实是在事实上否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自主转让权能,致使其交换价值难以实现,从而变相否定了其财产属性,以至于背离《物权法》中用益物权的财产属性。因此,物权性质决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具有继承性[6]。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性的制度设计

欲实现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农村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农村秩序稳定的大局,必须要完善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流转制度。而继承作为土地流转的一个重要形式,如何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合理方式继承,如何避免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产生相关问题,是今后有关土地立法以及农村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1)完善法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性的规定。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问题方面,因现阶段我国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致使司法实践操作混乱不堪。所以,为规范如何合理地进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立法机关必须弥补相关法律方面的漏洞,完善法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性的规定。笔者拟提出以下方面措施以供参考,第一,颁布实施司法解释,扩大《继承法》第三条中合法财产的种类,以明确表述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囊括于可继承的范围内;第二,扩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渠道,对于《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中所表述的其他流转方式,通过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的分析,可知继承与转包、互换、转让流转效力的相同。为防止土地承包经营权成为仅是名义上的用益物权,必须消除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的限制,以确保处分权能的具备。

因此,以完善的法律合理地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性,将为进一步操作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性事项提供明确的指导。(2)取消对参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主体的限定。应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主体的门槛放低,减少甚至取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的限制,如将不进行农业经营活动、非农人口、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排除的做法便是极不可取的。为何提倡取消对主体资格的限定原因如下:

首先,根据《继承法》的立法精神,并未对继承者的主体身份加以限制,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遗产的一种,应该遵循《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再者,为避免抛荒、浪费土地资源的现象,允许将土地流转给集体经济组织之外有能力、愿意耕种之人,可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实现土地资源的良性配置。其次,有人提出《土地承包经营法》规定了流转后的承受对象应当具有“农业经营能力”,应对继承人同样做出限定。然而,受让人与继承人的内涵并不相同。因继承人是否享有继承权以及所享有继承权的范围都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农业经营能力和行为能力不是法律所要求的要件,则否认继承人获取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不合法的。最后,对继承主体不加以限制有利于保持立法的一致性,在林地、四荒地的继承问题上,其允许土地继承给本经济组织之外的人,以减少法律条文的矛盾与冲突。(3)建立灵活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方式。为避免土地继承带来的土地细碎化问题,需通过灵活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模式防患于未然。在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的方式、方法时,既不能本末倒置,违反财产继承方面的规定,也不能死板的照搬继承法规定的方式,应根据承包地和继承人的实际情况,采取变通、机动的方式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的方式、方法。因此,应在《继承法》关于遗产继承方式的基础上,分别讨论法定继承情形与遗赠、遗嘱继承情形下的继承方式,并根据继承人是否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别区别对待,从而良好的协调继承权的一般性规定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所具备的特殊性之间的关系。

摘要：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性问题与农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本文首先通过合法性与合理性两方面的综合论证得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具有继承性的结论 ;然后结合我国国情,较有针对性地提出制度构建,以便为确立、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性问题建言献策[1]。

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性,制度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