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不同被征收人时

当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不同被征收人时（精选9篇）

篇1：当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不同被征收人时

当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不同被征收人时，征收补偿属于谁？——创为征收律师为您解决补偿分歧

土地分为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集体土地的权属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分发到每个村集体成员手里发挥土地效用，那么，终极问题就来了，到底土地使用权归谁所有？基于土地的征收补偿又应该如何分配呢？这些问题无疑成为了众多农民朋友的一块心病。

心病就要心药医，创为律师将结合现阶段征地拆迁的实际情况和案件代理经验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概论分析。

首先我们先设一个大前提：同属一块土地，如果A有土地承包合同，B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纵观A与B的较量，土地征收补偿款到底“花落谁家”？

A义正言辞：“土地征收补偿款，肯定是属于我的，我有土地承包合同，不信你看!”

B强势回击：“怎么可能，承包合同算什么？我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肯定土地征收补偿是属于我的。”

A和B争议相斥，火药味越来越浓，“属于我的寸土必争！”

但这样的纷争确少了一份依据，由于有些地方在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过程中的工作失误问题，会从而造成土地承包台账、承包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不符。

首先，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来看，承包合同的签署人应当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登记人相吻合。

第二十二条：“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二十三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

其次，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的规定来看，土地承包合同和承包经营权是一种相互递进的关系。

第二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

当然，A、B对于同一块土地争议的情况是不合规定的，但如果真的出现了这样的典型性争议“特例”，我们应当怎么办呢？

那么，究竟是A的合同规制效力大还是B的权属证书效力大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二者的区别。

A：土地承包合同

土地承包合同:是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达成的关于土地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B：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公民集体对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由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的国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归根结底，关于A与B的争议，我们还是要看土地的使用权的归属，根据《物权法》规定来看。

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

第十九条：“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书面同意更正或者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的，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正。”

依法而行，根据以上内容的综合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根据现有法律政策规定，权证与合同不符时，应尊重承包合同的效力，但土地补偿费还是应发放给拥有该地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

篇2：当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不同被征收人时

杨治

摘要：我国的物权立法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设定为一种用益物权，这种用益物权是通过土地承包合同的方式设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关系包括三个方面，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成立时采用意思主义还是登记主义，应不应该登记?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是如何使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除了规定物权性质的内容之外还有没有债权性质的内容?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从而分析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如何在土地承包合同中表达为物权性质的。

我国的物权立法思路是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确定为一种物权，这在全国人大物权法草案第128条有所反映：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占有、使用和收益，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但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不是直接依法律规定取得的，需要由发包人和承包人之间签定承包合同，这种物权是通过承包合同而加以确定的。也就是说，当事人之间首先应当确定一种合同关系，以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这样才有可能形成物权。但是作为债权关系标志的合同是如何确定物权的?物权化的标志是什么?依据物权法理论，物权法中的物权应当表达三大原那么：物权法定、公示公信、一物一权三大原那么，所以立法中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确立为物权性质，必须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表达这三大原那么。在实际生活中，一物一权原那么不难表达，一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为一人所拥有早已在实践中为人们所接受，因此，在对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制度设计的讨论中，真正需要思考的是物权法定原那么与公示公信原那么，而这方面又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土地承包合同的关系中表达得最为清晰。

一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是否必须登记?

按照物权法学理论，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必须通过一定的公示方法即必须通过登记才能设立。登记始终伴随着不动产物权的存在，假设没有登记，那么不能产生物权的效力，而只能发生债的效力。从性质上讲，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不动产物权，由于一般的不动产物权都需要通过登记才能设立，那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是否也必须通过登记才能设立呢?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是否必须登记目前大致有三种观点：

（一）梁慧星教授在其主编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233条中指出：农地使用权设立合同，应采取书面形式，当事人双方应到不动产登记机关进行设立登记。农地使用权设立合同，自合同成立之日起生效。农地使用权自登记之日设定。其按照物权变动与原因行为的区分原那么，农地使用权设立合同自合同成立之日生效，农地使用权自登记之日设定。

（二）王利明教授那么认为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没有登记的必要。其理由在于：由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与成员权有密切联系，公示可以通过对某人的成员资格的了解而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其是否享有对承包土地的物权，这就极大地减少了承包经营权公示的重要性。而且由于农村承包经营权目前根本上都是通过承包合同的方式设定的，且数量相当大，实行登记在操作上非常困难。但对于其他形式的承包，如果当事人愿意取得物权的，应当通过登记。不过在其主编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由房绍坤编写的具体章节中又认为：既然要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规定了一种用益物权，就应当实行登记制度。

（三）而最新的全国人大物权法草案第129

条的规定又是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其这样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从此条的规定上看，在设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方式上，其采取的是意思主义，只需合同生效，土地承包经营权即可设立，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放证书并登记造册的行为，只是起到一种确认的作用，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不起作用。

综上所述，梁慧星教授的区分观点一般为学界所接受，但似乎缺少了点对中国农村社会现实生活的关注;而王利明教授的观点较好地把握了农村现实，但是在其草案中的观点又有所转变，似乎是由于中国农村社会的复杂的现实使其观点有所转变;同时全国人大物权法草案的观点笔者认为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其采取意思主义的设立方法与我国现行法采取的“意思主义与登记或交付结合〞的物权变动规那么不相符合，如果确认此种制度，那么有可能造成现行法律体系的混乱，但是其所规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生效时设立似乎关注到了农村的实际，仍有可取之处。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是否必须登记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究竟如何构建一种合理的我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笔者认为应当在遵循物权传统理论的同时，又要关注我国的国情。遵循物权的传统理论就是要遵循物权法定、一物一权、公示公信原那么，而我国的国情是农村劳动力人口众多、土地分散，大多数农民对土地的依恋感很强。所以，我国在物权立法中不应当只注重理论体系的完整性，而且还应当注意到我国的国情，毕竟我国的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在土地国有、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建构的，其不同于外国的农地制度。笔者比拟赞同王利明教授前面的观点，建议将全国人大物权法草案第129条修改为：家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承包经营权证，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其他方式承包荒山、荒沟、荒丘等农村土地，当事人应当向县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修改此两处的理由为：1

家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基于其成员权的身份及相应的证书有一定的公示性，不需要登记，且较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2

对于通过其他方式设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必须经过登记，而不能赋予当事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因为既然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归于物权，就必须遵循物权法的物权法定及公示公信原那么，由法律直接规定为应当登记。

二

土地承包经营权中有关权利内容的规定

既然物权法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规定为物权，这就决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要受物权法的调整，要受物权法定原那么的制约。依物权法定原那么，物权法定原那么主要包括物权类型法定和物权内容法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项物权已为立法所采纳，已无疑义，只是内容法定中的内容存在较大的分歧。人大物权法草案第131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没有规定抵押、继承、入股等形式，而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权利的行使，学界上主要分歧在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可以抵押、转让及继承。第131条已经对转让作出了规定，但是对抵押及继承并没有作出规定，说明此草案对之采否认态度。下面对此两项权利进行分析，看看究竟应不应该将其纳入物权法体系中。

（一）关于抵押权问题。

物权法草案没有直接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以行使抵押权，而梁慧星物权法草案及王利明物权法草案都有抵押权的规定。梁彗星稿第246条规定：“农地使用权不得抵押。但国有或集体所有荒山、荒地等以拍卖方式设立的农地使用权除外。为实现抵押权而拍卖农地使用权时，应买人限于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者。〞王利明稿第285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以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设定抵押。因实现抵押权而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不得改变土地的农用目的。〞关于全国人大物权法草案没有对抵押权进行规定，其立法目的可能在于：“防止农村两极分化，出现无地少地的情况及对农民的政策考虑。〞梁彗星稿也基于此意。但是全国人大物权法草案不允许设立抵押的同时却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可将其权利进行转让，此种规定实在令人费解，因为转让可以更直接地使农民失去土地，如果是基于：“防止两极分化〞的政策考虑，那么转让权也不应该规定，所以，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权利的第131条规定仍有斟酌的余地。

其实，抵押作为现代社会融通资金的一种有效手段，对优化农业生产要素具有重要意义。在实际生活中，现在大多数农民的实际情况是如果让其固守传统方式进行工作，其宁愿抛荒，因为小农经济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开展的需要，而且，低下的农产品价格使农产品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在许多地方如果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可以促使农民加大对农业的投资有利于农业的开展。所以在草案中应当增加抵押权的相关规定，只是为了确保农业的健康开展，可以将抵押权的实现严格限定于农用范围之内。

（二）关于继承权的规定。

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民有重大意义的财产权，为了依法保护农民的合法财产和权益，法律应当允许作为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而我国的全国人大物权法草案并没有规定继承权，可能是由于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的影响，其主要理由是考虑到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基于承包合同而产生的，具有一定的身份性。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农民死亡后而继承人没有耕作能力时易使土地撂荒，而不利于土地的有效利用，此种考虑，应当说并非没有道理。但如果法律明确规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用益物权，那么再不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那么就没有道理。我国许多学者主张，在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物权的前提下，应当允许农地承包权的继承。

总之，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物权，其由承包合同所设定，在承包合同中对于有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容应当象按照格式合同的要求一样，在合同中加以规定，在承包合同中，应当按照物权内容法定的原那么，通过物权法确认承包经营权人依法享有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收益权和产品处置权，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有权将承包经营权设定抵押、出租、转包、继承、互换或依法转让承包经营权人在承包的土地上依法由国家征用和集体使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承包期满在同等条件下原承包方享有优先承包权等。

三、土地承包合同的债权性质

就承包经营合同而言，虽然它能产生物权，但合同并不是设立物权的唯一依据。一方面，承包经营合同能够导致物权的设立，首先是因为物权法确认承包经营权是一种物权，从而实现了物权法定，并为合同产生物权提供了立法依据，这在物权的产生方式上，承包经营合同为一种物权契约;另一方面，承包经营合同是作为债权合同而存在的，因承包合同发生纠纷要适用合同法有关合同的订立、变更、解除、违约责任等规定。在这一点上，承包经营合同与其他合同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当然，由于物权法将承包经营权规定为物权，这就决定了这种承包经营关系也要受到物权法的调整，这仍然不能改变承包经营合同作为债权关系的性质。虽然在实践中，承包经营合同多表达为行政合同色彩，但这一方案经济时代的产物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后应表达物权与债权的要求。

在土地承包合同具体的物权与债权的规定方面，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容在法定化后，即在物权法上规定之后，应当以物权法的规定为准。即使合同没有约定的，这些权利也自然地成为合同的内容，合同规定的内容不得与这些权利的规定性质相冲突。但在不违反物权法规定的内容的前提下，应当允许发包人和承包人双方通过合同具体约定承包经营的各项内容以补偿法律规定的缺乏。这样才能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与承包经营合同的债权性质得以协调。

关于承包经营权的保护，物权救济并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唯一的救济方式。在承包经营权法定化以后，如果承包经营权受到他人的侵害，承包经营人有权根据物权法的规定行使物上请求权。承包经营权从而获得了物权法的保护。但不能因此而排斥合同法对承包经营权的保护方法。如前所述，单纯依靠合同的保护不能使承包经营权人有效地排斥来自第三人的侵害，但毕竟承包经营纠纷大多都是合同纠纷，对此种纠纷，物权法所规定的物权请求权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并不能对承包经营权人提供完全的补救。在实践中，经常因为发包人违约而发生承包经营纠纷，例如，发包人随意地撕毁合同，承包人可以以其违约而提起诉讼，这种诉讼应为违约诉讼，而不像过去有的地方对之提起行政诉讼，土地承包合同应为民事合同，双方当事人地位应当平等。而基于违约提起诉讼，承包人需要证明发包人违反了承包合同的规定，发包人在没有法定的免责事由的情况下就应当承当违约责任。因此承包人请求合同上的补救也是保护其利益的重要方式。可以说，合同的补救是物权的请求权所不可替代的。

因此，虽然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性质的内容是土地承包合同的主要局部，但是在实践中不可无视土地承包合同作为债权性质的存在，从物权和债权两方面对承包人进行保护，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承包人的利益。

四

结语

篇3：当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不同被征收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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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 切实维护土地流转双方的合法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有关政策、法规的规定, 本着自愿互利、公正平等的原则, 经甲乙双方协商, 订立如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

甲方采用方式将其承包经营的土地流转给乙方经营。

二、流转土地用途

乙方不得改变流转土地用途, 用于非农生产, 合同双方约定。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期限和起止日期

合同双方约定,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期限为年, 从年月日起, 至年月日止。

四、流转土地的种类、位置、面积、等级

甲方将承包的耕地 (荒地、林地及其他土地) 平方米流转给乙方, 该土地位于。其中一等地平方米, 二等地平方米, …… (可具体列表说明) 。

五、流转价款及支付方式、时间

合同双方约定, 土地流转费用现金 (或实物) 支付。乙方每年时间 (或一次性) 每667平方米支付甲方元, (或实物千克) , 合计元。流转土地的农业税费由方承担。

六、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 权利。按照合同规定收取土地流转费, 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收回流转的土地。2.义务。协助乙方按合同行使土地经营权, 帮助调解本社区和其他承包户之间发生的用水、用电等方面的纠纷, 不得干预乙方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七、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 权利。在受让的土地上, 具有生产经营权。2.义务。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范围内,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按照合同规定按时足额交纳土地流转费, 对流转土地不得擅自改变用途, 不得使其荒芜, 对流转的耕地 (荒地、林地等) 进行有效保护, 不能依法保护, 造成损失的, 乙方自行承担责任。

八、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本合同可以变更或解除。 (1) 经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 又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 (2) 订立合同所依据的国家政策发生重大调整和变化的; (3) 一方违约, 使合同无法履行的; (4) 乙方丧失经营能力使合同不能履行的; (5) 因不可抗力使合同无法履行的。

九、违约责任

1. 甲方非法干预乙方生产经营, 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 给乙方造成损失的, 由甲方赔偿乙方损失。

2. 乙方违背合同规定, 给甲方造成损失的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

3. 乙方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甲方有权收回土地经营权。 (1) 不按合同规定用途使用土地的; (2) 荒芜土地的、破坏地上附着物的; (3) 不按时交纳土地流转费的。

十、合同纠纷的解决方式

甲乙双方因履行流转合同发生纠纷, 先由双方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由乡 (镇) 农业经营管理部门调解, 不同意调解或调解无效的, 双方协商向上级农业承包合同管理部门申请仲裁, 不服仲裁决定的, 可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30日内或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十一、其他约定事项

本合同一式四份, 甲方、乙方及原发包方各一份, 乡镇农业承包合同管理部门留存一份。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如果是转让合同, 应以原发包方同意之日起生效。合同甲、乙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本合同未尽事宜, 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 达成一致意见, 形成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出让方) 签字: 年 月 日 乙方 (受让方) 签字: 年 月 日

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

篇4：当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不同被征收人时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的主体限制

土地承包经营权系用益物权之一种，用益物权本身并不具有身份性，但是法律肯能基于特定目的赋予其一定的身份性。长期以来，农村土地是农民耐以生存的最基本保障，在我国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时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加之农业生产也关系我国的粮食安全，对于国家安全有总要意义，我国法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主体设有了几点限制，转让双方需为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稳定的收入来源的转让方和有农业经营能力农户的受让方。②

对于这一条款的，在实践中有着不同的认定。有法院以转让方在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的时候没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稳定的收入来源为由，认定转让合同无效。③这实际上就将《土地承包法》对转让主体方面的限制解释为了效力性规范，因违反该条，进而认定合同无效。亦有法院采此观点，但是以转让方外出打工系具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人来源为由，肯定了转让合同的效力。④这实际上通过对“具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人来源”的宽泛解释肯定了合同的效力。

实际上，上述理解值得商榷，本文认为《土地管理法》中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主体方面的限制应当被解释为管理型规定，并不能因此而认定合同无效。现代私法的三大原则之一即为私法自治，在涉及公共利益时法律才加以干涉。对于效力性规范而言，需法律明确规定其违反效果导致合同无效，或其违反损害国家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而主体方面的限制，其目的在于防止农民失去生活保障和影响农业生产，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这种限制的意义实际上已经大大的削弱了。首先，随着工业的发展，大量农民进城打工，产生了大量转让的需求，而同时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并不理想，土地作为农民生存保障的属性已经大大的降低了。其次，现代农业的发展必将走向专业化和集中化，这其中就会有土地走向相对集中耕作的一个过程，土地流转符合这个趋势。第三，农业生产的主体并非只有农户，也并非只有农户才可以很好的从事农业生产。现代农业的发展，使得很多现代农业公司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之一，其专业性和集约性的特点，更加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二、发包方同意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影响

《土地承包法》规定了需要经过发包方同意，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则明确规定，除例外情形，一般情况下未经发包方同意的转让合同无效。这实际上就是将该条的限制理解为了效力性规范，拟无解释的余地了。在实践中，如果出现了未经发包人同意的情形，法院往往会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直接认定转让合同的无效。但这一条的严格适用，可能会造成不公的后果，“发包人同意”在解释上亦有不明确的地方。“经发包人同意”是否包括发包人的时候同意？在实践中常见的就是，在法院判决之前取得了发包人的同一，是否满足经发包人同意的条件？同时，民法上的意思表示有明示的，即积极明确的做出意思表示，有默示的意思表示，及通过其行为可推定其有此意思表示，实践中“发包人同意”如何认定？这些都是需要明确的问题。

在法律可能的文艺范围内，为了实现特定的目的，实现实体的公正，可以对法律加以解释。从对于“发包人同意”宜采取扩大解释的方法，以避免严格适用带来的不公后果。对于虽然转让前未经发包人同意，但是法院裁判钱取得了同意的，或者虽然发包人没有明确的表示同意，但是有其他行为可以认定发包人同意的，都都应当认定满足了“经发包人同意”，肯定合同的效力。在实践中，也存在着这种做法，例如有法院认为诉讼过程中，发包人对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意见是没有表示异议，应视为其同意转让。⑤也有法院认为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后受让人多年耕种的事实是发包人明知的，但发包人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因此应当确认合同合法有效。

上述做法值得肯定。法律之所以设此限制，系为了维护集体利益，因为我国农村实行的是集体土地所有制，并且也如之前所述，土地事关农民的生存，失去土地可能导致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根本。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我国已经由一个农业化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大量的农民并没有那么依附土地了，甚至在很多地区出现了农民进城打工，农村土地抛荒现象。这种情况下，这种严格限制的必要性是值得探讨的。适当的扩大解释，以肯定合同的效力，对于土地资源的最大化的利用也有有益的。效力性强制规定的核心系对于国家利益或者集体利益的损害，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利益或者集体利益的内涵也是出于一个变迁的过程，从当前来看，扩大的解释，并不会损害国家利益或集体利益，相反，在一些情形下对集体或者土地利用是有利的。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的书面形式

《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需要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签订书面的合同。但这种关于法律行为方式的限制不应当影响合同的效力，该限制应当认定为管理型规范。如前所述，效力性规范的核心在于国家与社会公共利益，而合同采用一定方式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提醒当事人行为的重要性、作为书面的证据等，与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无关，其未采用这种方式仅与双方当事人的利息相关，故其不应影响合同的效力。实践中既存在法院基于此否定合同效力的情形，也有法院将该条解释为管理型规范而肯定合同效力的，无疑后一做法更加妥当。在合同法上，应当采用书面合同而未采用书面合同的，如果双方实际履行了权利义务，这种效力上的缺陷也是可以获得不足的。总之，我国合同法以形式自由为原则，以特定形式为例外，形式缺陷亦可以通过履行而补足，并且这种特定形式的要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无涉，其违反自然不当影响合同的效力。

四、用途的改变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影响

《土地承包法》禁止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实践中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难以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但存在着一些改变农业用途的行为。对于这种情形，实践中的认定比较统一，往往将这一规定认定为效力性规定，从而否定转让的效力。我国是人口大国，虽然幅员辽阔，但是耕地面积并不多，因此长期以来我国面临着人多地少的矛盾，粮食安全对我国而言是一个想当重要的问题。《土地承包法》作此规定，就是为了保证粮食生产，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可以说这种认定是符合效力性规范保护国家及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

但是实践中，还存在着大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并未约定土地用途的改变，但是在受让人取了了土地之后，擅自改变了土地用途的情形。这种情形应当排除在认定无效的范围之外。因为认定合同效力，应当从合同本身的意思表示、目的等来认定，受让人的单方行为作为认定的依据。如果据此否定合同的效力，无疑对转让方十分不同，并且受让方的这种行为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加以纠正，无需否定合同的效力。（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

注解：

①王利明：论无效合同的判断标准，载《法律适用》2012年第7期。

②参见刘保玉、李运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问题探析，载《北方法学》2014第2期。

③（2014）银民终字第360号

④（2012渝四中法民终字第00748号

篇5：当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不同被征收人时

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债权的物权化,救济途径

一、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物权性质

我国物权法规定土地经营权自土地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1], 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的用益物权应属于物权的范围, 那么其取得方式必然也要符合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一物一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由民事主体基于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取得, 基于民事行为的取得又可分为创设取得和移转取得。不论是创设取得还是移转取得,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都离不开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对于土地承包权合同的性质有“行政合同说”、“民事合同说”、“经济合同说”, 在上述观点中, 经济合同并非主流观点, 争议集中在行政合同和民事合同。[2]笔者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属于民事合同, 理由如下:

( 一) 从合同的主体上看, 行政合同的当事人一方必定是行政主体。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双方无论是在发包的一级市场还是在土地流转的二级市场, 合同双方的当事人均为平等的民事主体。

( 二) 从合同的目的来看, 行政合同的签订主要是为了政府职能的实现, 从而完成其作为行政主体的任务。由此来看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并不是行政合同。

( 三) 从行政合同的履行、变更、解除上看行政机关享有行政优益权。在行政合同中, 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不平等, 而土地承包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故而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是民法调整范围内的合同, 而非行政合同。

在此, 笔者更深入探讨在民法制度的框架内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性质。笔者认为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应当是受合同法调整的, 但在其保护上应该被物权化。综合物权法的相关规定, 应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生效时设立或取得, 而且纵未登记也具有物权的对抗效力; 地方人民政府发放证书、登记造册, 只是为了“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 而非取得和发生物权效力的要件。[3]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与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是同源的, 受物权法保护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充要条件。这是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与普通民事合同的重要区别。

债权的物权化对于维护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什么是“债权的物权化”学界尚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有学者认为债权的物权化是指对债的相对性的突破。[4]还有学者将“债权物权化”归纳为债权通过制度的设计被赋予了原先本不具备的性质或效力, 这些性质或效力体现出物权的特点, 包括排他性、优先效力、对抗效力。[5]在此笔者颇为赞成第二种观点对于“债权物权化”的界定。债权物权化制度设计的本质是为了增强债权的效力, 赋予债权以物权的某种效力, 使之能够有效地被保护。而物权法将受其保护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规定为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充要条件, 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二、现今法律对于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的规制

土地承包经营分为家庭方式的承包和其他方式的承包, 家庭方式的承包与其他方式的承包在其流转权限上的法律规定是不同的。民事案由中将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分为6 类。这其中既包括了家庭方式的承包也包括了其他方式的承包。民事案由规定将以上的土地在二级市场的流转所发生的合同纠纷规定为合同纠纷, 将农村土地在一级市场的分配所引起的合同纠纷确认为物权纠纷。笔者将从纠纷发生的性质入手, 来分析我国现今法律对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解决的立法现状。

我国立法上对于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的案由规定从根本上反映出了目前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力度, 其合理性是值得商榷的。

三、对于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解决制度的思考与重构

( 一) 土地承包合同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关系

1. 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

物权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经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生效时取得。这与不动产物权取得方式以登记为生效要件不同。对于怎么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学界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有学者提出农地使用权设立合同, 应采取书面形式, 当事人双方应当到不动产登记机关登记。[6]王利明教授则认为应区分家庭方式的承包和其他方式的承包家庭方式的承包。家庭方式的承包因其特色不需要登记增加登记机关的压力, 而其他方式的承包不涉及成员权, 且承包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自主约定, 因此其他方式的承包应该设置登记制度。在此笔者不能赞同上述学者的观点。理由如下:

从目前我国物权法等相关法律规范来看, 我国《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都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登记只是对抗要件, 未经登记仍可以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但其行使权利的方式受限。

从是否涉及成员权的立法精神来看, 其他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所享有的权利虽然不是直接基于其自身的成员权取得的, 但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将农村的非耕种土地进行承包给本集体组织以外的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代表同意, 并报乡 ( 镇) 政府批准。其他方式的承包经营权是基于成员权的行使间接取得的, 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没有成员权而否定其依据土地承包合同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是违背我国相关法律的。

从取得方式来看, 其他方式的土地承包合同的内容由双方自主协商确定, 这较家庭方式的承包其限制较少。但我国《物权法》规定对于农村集体内部的“四荒”土地, 允许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设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现行的法律对农村的土地利用方式采取了区别对待的规则, 经过集体经济组织民主程序决定后, 可由集体组织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社会组织承包此类土地。采取这类承包的方式一般有招标、拍卖、公开协商。农村非耕地的承包采取招标、拍卖的方式不仅要遵守《招投标法》、《拍卖法》有关规定, 而且要结合土地承包经营的特点, 充分保障农村集体组织的成员权, 承包的方法、程序、过程和结果应当公开, 特别是对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公开。法律对于其他方式承包经营权的取得程序要比家庭方式的承包严格许多, 若在对其增设登记等程序会使得其取得方式过于复杂, 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2. 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土地承包经营合同适用物权法区分原则的思考

有学者认为将土地承包合同与土地上的权利分开是不可取的, 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并不是一旦法律规定, 承包经营权人就自然取得了对土地享有的物权, 在法律规定承包经营权以后, 农民还需与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合同, 才能产生物权, [7]对此笔者不能赞同。笔者认为:

我国物权法规定了区分原则, 用来区分物权的变动的结果与可能产生物权变动的债权行为, 说明了因债权设立物权的效力产生物权边变动结果的物权的效力是不同的, 是两个法律关系。[8]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中承认区分原则不仅有利于协调民法中物权变动制度、物权与债权的关系等各项制度而且有利于在解决土地承包经营权中的纠纷。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是合同的一种, 因而它也具有合同的一般性质。合同是典型的债权, 债权具有相对性, 非有法定情形不能突破合同的相对性, 这也就意味着合同法允许在一个标的上设立数个相同的债。物权是典型的绝对权, 具有对世性, 因而长久以来, 物权一直惯行着“一物一权”的原则。笔者认为将两者之间的关系量化, 其两者之间的关应是映射关系而非函数关系。

基于上文的论述, 实践中侵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形式以合同为主。那么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该如何保护自己权利? 是基于合同法产生的权利还是基于物权法产生的权利? 有学者认为农村土地的经营形式, 只有“承包经营”可以作为用益物权得到物权法上的保护, 而农村实际存在的经营形式则看不到赖以得到物权法保护的依据。[9]对此, 笔者颇为赞同, 但是对于立法上想要给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救济尚有距离。

笔者认为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救济应该完全的物权化, 只要有合法有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那么无论是那两方之间发生纠纷都应该采取物权的救济方式。原因如下:

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是一种稳定的物权。农业本就是投资多, 时间长, 收益慢的产业, 如果将农村的土地流动性增强势必会导致投机资本进入农村土地, 不利于我国目前农村土地的利用。

保护农民的集体利益。我国目前农村的现状很难保证农民对于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权利。乡村组织以行政命令的办法和“村规民约”的形式侵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 并成为新阶段侵犯农民权益的主要形式。[10]确立农村集体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保护实质上是增强了农民手中的权利。首先, 物权受侵犯所产生的物上请求权, 如排除妨害请求权等。此类救济性物权的行使不以权利人有过错为阻碍。其次, 物权性的救济赋予给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对于村委会行使发包权也是一种限制。村委会作为发包方可能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产生重复发包的现象, 那么若以债权来约束双方的行为显然不合适。若是物权性质的保护, 则面对此情况对于发包人来讲就是无权处分, 对于承包方而言就享有追认权。物权更有利于保护农村集体的利益, 也更加有利于提高农村的土地利用效率。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 农业是国家生存的根本, 截止至第六次人口普查, 我国乡村人口居住比例仍有50. 32%[11]。因此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完善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经济的发展, 加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保护对于稳定我国土地制度的根基具有关键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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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伟.农村承包经营合同的效力规制论[D].中国地质大学, 2011.

[3]江平.民法总论 (第二版) [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

[4]郑在义, 龚端.合同相对性原则外制度在合同法中的地位[J].国家检察院学报, 2004 (6) .

[5]程晓丽.论债权的物权化[D].华东政法大学, 2008.5.

[6]2014年民事案由规定.

[8]王利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保障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1.

[9]江平, 民法总论 (第二版) [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

[10]渠涛.民法理论与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篇6：当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不同被征收人时

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合同；效力认定

一、权利凭证问题

就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合同纠纷而言，判定互换合同是否合法的首要前提是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归属，一般情况下，法官会依据司法解释[1]，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认双方享有该权利，则互换合同的双方均须有土地权证。但若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没有土地经营权证并不直接导致合同无效，而是要审查双方是否都享有互换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因为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发包方与承包方订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才是确定该项权利是否存在的根本，登记并颁发土地经营权证仅是权利设立后的公示公信，起到对抗善意第三人的作用。故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如出现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三者记载内同不一致时，应以有效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为准。

二、互换合同主体范围

1.互换合同主体是否仅限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依据《土地承包法》第四十条的规定，目前实务界主流观点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仅限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进行。但笔者认为不妥，该条款仅明示对同一集体的土地之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进行互换，未明确排除不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间的互换行为，其强调“同一”的重点在“地”不在“人”。根据《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在互换时，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权，为一种优先选择权。由此可见，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互换方式流转，可以但不仅限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进行，故在当事人双方各自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成员均未提出异议，或主张享有优先权的情况下，互换合同不因双方不属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无效。实务中亦有法官采纳此种观点。

2.承包户代表的个人行为，其效力是否及于承包户全体成员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和第十五条的规定，家庭承包方式的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只能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且承包主体是农户，即，家庭承包方式的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有两个要素，一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另一个是“农户”。值得注意的是，家庭承包的承包经营权主体是“户”，而非“个人”，这对实践中处理好相关问题非常重要。

三、形式要件欠缺的合同之效力

通过对大量案例研习笔者发现，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合同的形式要件欠缺成为诉讼中当事人请求认定该类合同无效的主要理由之一。具体有仅订立口头互换协议、未在发包方处备案等，但这些均不是导致合同无效的事由。首先，就书面合同而言，《农村土地承包法》虽在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中规定流转时“应当订立书面合同”，但未规定形式欠缺时合同归于无效，故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2]，故未订立书面合同并不会导致合同归于无效。其次，就备案而言，通过《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互换，只要双方达成合意，该互换合同就发生法律效力，未备案并不影响合同效力，但可以对抗善意第三人。综上，一般形式要件的欠缺并不会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合同无效。

四、改变土地用途问题

承包方之间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其目的多是为耕作需要，实务中存在大量互换土地后，至少一方改变原土地表面附着物乃至改变部分使用性质的情况。此时何为“农业用途”即成为双方的争议核心。对此，审判实务中存在较大争议，第一种观点认为：在履行协议过程中，一方擅自在调换的责任田内改建等情况属于改变了土地的农业用途，合同应归于无效。第二种观点认为：此类改建是为了进行规模化农业生产，并未改变用途，而是提高了土地的生产能力和价值，因此合同有效。

针对这一问题，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的规定，上述行为应当是禁止的，而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判决》规定，又是倡导和鼓励的。笔者认为，除基本农田保护区内的承包耕地不得流转用于他用外，其余承包地流转用作养殖、花木基地等，不属于政策和法律禁止的内容，应当认定为合法。

五、其他方式的承包可否参与问题

实践中，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互换，还涉及以其他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否参与的问题。对此《土地承包法》无明确规定，试分析该法的体系结构，在家庭承包一章，明确互换可以进行；在其他方式承包一章，流转方式中并未出现互换这一方式，可见对于家庭承包与其他方式承包依据土地性质是有所区分的，但亦不可武断的认为不可互换。笔者认为，这里包含以下两种情况：第一，同为以其他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經营权的互换问题。互换土地的土地性质及取得方式上一致，故可参考适用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互换原则。第二，以其他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互换问题。这两种通过不同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土地使用性质上存在差异，故对该种的互换在管理上应与前述不同，若其并未从根本上对土地所有权关系和土地的农业用途构成影响，依据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则可通过其他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互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审判实务中，法官在审查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合同效力的时应结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立法目的综合考察，不可以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就否定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合意，尊重意思自治，保障农业生产的有序进行。

参考文献：

[1]王必伟，王乐.“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行政案件的审理”.《人民司法》，2013年第11期.

篇7：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现状和完善

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规模经营,流转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现状和问题

(一)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属性不清

根据《土地承包法》第五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主体只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因此, 这项权利具有一定的身份属性;土地承包经营权在《物权法》中规定在第三编第十一章用益物权部分, 据物权法定原则土地承包经营权无疑属于用益物权, 具有物权的属性;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载体———土地在我国的特殊性质, 农民对于土地并没有直接的所有权, 只是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对承包的土地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则必须经过发包方的同意, 从这个角度来说, 土地承包经营权又有债权的属性。

(二)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体规范外延不明确

法律规范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的规定大同小异, 虽有规定但并没有做到细致统一。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三条第四项的规定:“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 此处的农业经营能力应以什么样的标准怎么样去界定, 在理解上必然会造成偏差, 在适用中必然造成错位。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必要性

(一) 弥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缺陷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伴生品。改革开放30多年来, 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在我国的农业发展中, 充分发挥了农民的主观能动性, 农业生产的灵活性也大大提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历程中确实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无视其存在的缺点, 尤其是在如今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 无论是在技术、环境、资源、人口等方面整个社会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 我国农业发展与经营矛盾的迫切需求

现阶段农业的发展与经营最突出的矛盾主要表现在: (1) 在农业生产实践过程中, 由于生产资料 (土地) 平均零碎化, 无论是农业生产基础设施, 还是现代农业机械大规模作业都无法充分发挥作用。 (2) 土地收益微薄与现代化生活要求提高之间的矛盾。 (3) 土地资源分布不均和地方管理之间的矛盾。

(三)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混乱现状的需求

1. 流转行为混乱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三条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仅做了原则性规定, 对于详尽程序并无涉及,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对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有了一定程度的规定, 但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践中, 依然存在着许多非正式的流转行为,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行为大多的为私下口头约定等方式。这就容易造成流转双方的权利义务不明确, 违约责任约定不明,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和土地实际使用者不一致, 地亩帐不清等问题。

2. 转管理混乱

由于生老病死、人口迁入迁出等因素的影响, 集体人口数量无时不在变化中, 在应对人口变化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关系时, 有些集体组织实行现有分配不变的政策。虽然这样维护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 但这无疑会导致土地资源的分配不均的问题, 出现有人因耕地较多了无力耕种, 而有人无地可耕的情形。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完善

(一) 抵押流转

在实践探索中, 抵押方式因其特有的优势而备受推崇。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流转则只是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价值作为担保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 贷的款项又投入农业生产, 只有在抵押人无法偿还贷款即主债权无法得到实现时, 承包人才有可能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后, 农民对土地不但有继续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 而且通过抵押得到的资金, 增加了农民农业生产投入资金周转的能力, 同时扩大了农民可抵押财产的范围, 解决贷款难的问题。

(二) 入股流转

入股是指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自愿的基础上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可利用价值作价入股, 成立由集体成员组成的“农业公司”, 进行规模化, 专业化的农业合作经营。入股方式的流转优势在于其灵活性。第一, 入股的农民作公司的股东, 避免农民失地的情形出现;第二, 可以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第三, 有利于规模经营的形成, 发挥规模经营的优势。

(三) 信托流转

土地信托的目的就在于保护农耕土地用途, 保障土地资源循环可持续性的发展。土地信托这一目的和功能的存在, 为我国当前既要保护耕地资源, 又要鼓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进行规模化经营的情形下, 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不失为两全之策。

由于土地信托制度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 与我国现实不同, 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引入时不能完全照搬, 在初期需要政府的介入来构建信托流转平台, 但要注意在此环节不要引发反租倒包的现象。通过信托流转, 利用受托人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优势发展规模化经营, 有利于农民富强, 有利于减少因土地纠纷而引发的各种矛盾, 有利于农业规模生产正常化和规范化。

参考文献

[1]张丽君.农村土地流转的障碍因素及其解决途径探析[J].中国经贸, 2013 (09) :23-25.

[2]李海霞, 高天, 潘勇.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J].现代营销 (学苑版) , 2013 (11) .

[3]杜小静, 曾媛媛, 邵际炜等.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5 (11) :18-20.

篇8：当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不同被征收人时

关键词:合同生效设立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影响与规制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4—0109—02

《物权法》第9条规定,不动产设立,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然而,《物权法》第127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发生效力。那么,与登记设立相比,合同生效设立制度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究竟具有何种影响,实有研究之必要。

一、合同生效设立制度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影响

1.合同生效设立制度对内部流转的影响。土地承包经营权内部流转是发生在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在乡土社会里,基于“熟人社会”的语境,交易双方对于每块土地四至的状况都了然于胸,加之乡土社会特有的居住方式决定了内部信息的高度流通性和共享性[1],乡土社会成员对于彼此承包地的权属状况也都知根知底。即使有少数常年举家外出的务工人员对其不甚了解,也能很轻易地通过原本建立的人情网络了解到意欲交易的家庭承包地的权属状况,其搜集信息成本极低。故而采取合同生效设立模式,其交易双方不仅无需承担信息公布成本,而且搜寻成本极低[2]。可见,当发生承包地”内部流转”时,基于“熟人社会”适用语境,合同生效设立的交易成本较低。根据法律经济学原理,农业生产技术既定的条件,可以假定农业生产产出一定,交易成本的降低,可以增加合作剩余,而合作剩余的增加可以使当事人具有了更多的讨价还价的空间,从而加大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形成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合同生效设立制度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内部流转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2.合同生效设立制度对外部流转的影响。土地承包经营权外部流转,是指出让方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移给集体经济组织外部的自然人或经济组织进行农业生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由于潜在的受让人为集体经济组织外部的人,自然也就不具备乡土社会内部成员所具备的“地方性知识”。因此,与潜在的出让方相比,潜在的受让方在交易标的物的权属状况的了解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加之,如果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采取合同生效设立制度,潜在的受让方又缺乏通过查阅登记薄了解标的物权属状况的渠道。为了确保流转安全,避免自己的权益受到不测的损害,潜在的受让人只能亲自调查真正权利人,以确定标的物权属状况。如此一来,土地承包经营权外部流转的交易成本十分高昂。由此可见,与登记设立制度相比,合同生效设立制度致使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交易成本增加。根据法律经济学原理,交易成本的增加,致使合作剩余减少,也就使得当事人之间讨价还价的空间减少,从而降低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成功的概率。由此可见,合同生效制度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外部流转具有阻碍的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设立制度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影响是两方面,即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内部流转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外部流转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只不过是,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内部流转的比例相比,土地承包经营权外部流转的比例较低。如前所述,根据江苏省的实地调查,土地承包经营权内部流转高达81.94%,而土地承包经营权外部流转只有18.06%。举重以明轻。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江苏省,土地承包经营权外部流转比例尚且如此之低。那么,在经济较为落后的中西部省份,土地承包经营权外部流转的比例可想而知。何况,根据我们十省的深度访谈得知,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外部流转中,为数不少的受让人也是通过乡土社会内部的“关系人”的“穿针引线”而达成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的。他们完全可以利用内部“关系人”的“地方性知识”了解标的物的权属状况,不必自己调查标的物的权属状况而致使交易成本的增加。这样,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合同生效设立制度阻碍土地承包经营权外部流转的负面影响。权衡利弊得失可知,就总体而言,合同生效设立制度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具有促进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合同生效设立制度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促进作用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外部流转比例呈负相关性,即随着土地承包经营权外部流转比例的逐渐提高,合同生效设立制度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促进作用会逐渐较小。甚至,当土地承包经营权外部流转达到一定高的比例时,合同生效设立制度不但不会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反而会阻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二、合同生效设立制度与现行登记制度之间的关系与互动

1.现行登记制度的法律属性。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3条及《物权法》第127条第2款都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制度。关于此种登记制度的法律性质,现行法律条文并无现成答案,学者之间也存在分歧。有的学者认为,由于《物权法》第129条规定,互换、转让的变更登记是对抗要件,故《物权法》第127条第2款所规定的登记应定性为民事物权登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应解释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的对抗要件,即土地承包经营权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的第三人[3]。另有学者认为,此种登记应定性为行政登记,而非民事物权登记。其主要理由为:其一,此种登记应为政府的单方义务,并不以承包方申请为前提条件。而民事物权登记是以当事人申请为前提条件的,若当事人不予申请,政府并无登记之义务。其二,此种登记主要是政府为了掌握我国农用土地的地域分布和利用状况而进行的一项土地行政管理工作,故具有行政管理目的。而民事物权登记主要是起到公示物权的权属状况、促进交易的作用,故具有民事目的[4]。

可以说,上述两种观点均有一定的道理。相比较而言,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更具有说服力,也比较符合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的本来面目。除了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所提出的几点理由外,现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不能认定为民事登记的另一个理由为:如果将《物权法》第127条第2款所规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认定为民事登记制度并解释为设立的对抗要件,那么,将无法理解和定位《物权法》第127条第1款所规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同生效设立制度。因此,现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应定性为行政登记,而非民事物权登记。

2.合同生效设立制度与现行登记制度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现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应定性为行政登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不具有民事功能。如同民事性质的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具有行政方面的功能一样[3],行政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也具有民事方面的功能。有的学者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及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发放在具有行政管理功能的同时,也附带具有了证明承包方享有用益物权的民事功能[4]。对此,笔者深表赞同。因此,就民事功能层面而言,合同生效设立制度与现行登记制度之间的关系应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同生效设立制度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权功能,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制度应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证权功能,两者相辅相成。

3.合同生效设立制度与现行登记制度之间的互动。由于合同具有相对性,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一般难以了解合同的具体内容。农地承包合同作为合同的一种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同生效设立制度本身具有天然的不足,即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外部流转中,具有公示功能不足之缺陷。虽然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具有民事证权功能,但对于其是否一定具有民事方面的公信力,现行法律并无明确规定。笔者认为,为了弥补合同生效设立制度这一缺陷,在保持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行政功能的同时,可以对其作如下适当的民法改造:(1)赋予登记薄记载的内容以登记推定力;(2)赋予善意取得人享有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权利。如此一来,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就具有了更强的公示力,能更好地发挥其证明功能,弥补合同生效设立制度公示功能不足的缺陷,实现合同生效设立制度与登记制度之间的互动,从而更好地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外部流转的顺利进行。另外,我们在十省的实地调研中发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外部流转多为规模流转。出于降低交易成本的考虑,受让方一般不愿与承包户进行“一对一”的直接谈判,大多通过乡村基层政权的中介作用与农户进行谈判,甚至还存在不少由乡村基层政权“越俎代庖”与受让方谈判的情况,这也为受让方利用基层干部的“地方性知识”及查阅登记薄了解标的物的权属状况提供了便利条件,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发挥其公信力具有了可能性。

参考文献:

[1]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210.

[2]郭继.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模式的立法选择——以法经济学和法社会学交叉为视角[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3]申卫星.从《物权法》看物权登记制度[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3).

篇9：当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不同被征收人时

(一) 福建明溪: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

2007年, 福建明溪出台了《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管理办法 (试行) 》, 其主要规定如下:⑴贷款基本要求。⑵贷款模式多样化。⑶土地经营权抵押价值认定。⑷抵押物处置包括转让、变现及诉讼等方式。

(二) 重庆开县:土地流转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

重庆开县在2008年2月开始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 其特点是一方面引入农业保险, 另一方面引入农业担保公司或符合担保条件的龙头企业, 为种植大户提供信用担保。政府将贷款贴息和部分土地流转激励作为担保费支付70%, 担保公司降低费率1 5%, 种植大户支付担保费的1 5%。

(三) 宁夏平罗:“存地证”质押贷款

宁夏平罗县针对农户现行贷款抵押担保难的问题, 尝试以“存地证”作质押的贷款业务创新。通过借款人、土地信用社、贷款金融机构及政府管理部门的协议, 尝试开办“存地证”质押贷款。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存在的问题

(一) 直接以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在上述案例中, 既包括家庭承包经营权, 也包括流转所得的经营权。在我国《物权法》中明确规定:“下列财产不得进行抵押: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即在现行法律条文下, 无论是耕地的家庭承包经营权还是流转所得的经营权, 都不得进行抵押。

(二)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利率定价偏高

目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开展的另一难题是贷款的定价问题。科学合理的利率定价模式是一项金融创新在市场能够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通过对辽宁省法库县辣椒专业合作社的耕地抵押贷款情况的调查了解到, 此笔抵押贷款利率根据辣椒的生长周期 (3年) 定为13.2%, 发放此笔贷款的农信社按照基准利率[0.9-2.3]的浮动区间上限进行定价。

(三)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风险控制机制缺失

对于农村金融机构来说, 目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风险控制机制的缺失是这一金融创新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由于农产品经营风险性较高, 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导致歉收或市场价格大幅波动, 贷款就将面临巨大风险。一方面, 在贷款发放时, 由于缺乏对于土地经营权抵押价值认定, 贷款额度认定缺乏科学依据和统一标准, 目前, 从风险防范角度出发, 往往大幅低于土地经营权的实际价值。另一方面, 由于缺乏相应的抵 (质) 押物流转平台, 一旦贷款无法按期收回, 抵 (质) 押物的处置对于金融机构来说非常困难。

二、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的措施

(一) 解决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发展的法律障碍

解决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发展的法律障碍, 主要是要将农地经营权抵押与地上收益物抵押区分开。

按地上收益物抵押信贷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应收账款。根据人民银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第四条规定, 应收账款指权利人因提供一定的货物、服务或设施而获得的要求义务人付款的权利, 包括现有的和未来的金钱债权及其产生的收益。应收账款包括的权利有:销售、出租、提供服务产生的债权, 公路、桥梁等不动产收费权以及提供贷款或其他信用产生的债权。法库县辣椒专业合作社承诺以辣椒收入作为还贷的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也类似于此, 实际上, 放贷金融机构所处置的抵押物是存地收益权或地上收益物而不是经营权。因此, 在当前条件下, 以存地收益权或地上收益物所进行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创新在法律上是可行的。

(二) 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利率科学合理定价

究竟采取何种定价模型取决于金融机构对经营环境、竞争策略和自身经营管理水平的判断。鉴于目前我国还处于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初期, 农村金融市场发育不全, 现阶段应当采取适合农信社管理水平的较为简单、易于操作的定价模型。人民银行[2006]8号文件中的贷款定价一般性模板采用最优惠贷款利率加调整点数的方式值得推广。最优惠贷款利率定价法以“点数”取代“浮动幅度”, 是贷款利率定价方法的创新, 定价的标准相对更加明确, 更有科学性。此方法既体现了从信用社自身的角度出发的优点, 又体现了对客户贷款风险、市场风险溢价等因素的考虑。对农信社转换经营机制、增强利率定价能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 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风险控制机制

1.对土地经营权的抵押价值进行科学合理的认定

在现有的法律环境下, 积极鼓励开展地上收益物抵押贷款, 地方政府应尽快建立专业评估机制、设立权威评估机构、培养专业土地评估人才, 出台评估管理、技术规范等有关法规和业务准则, 加强对地上收益物的价值评估工作。宁夏平罗根据土地的级差进行分级评估的做法值得推广。

2.建立有效的抵 (质) 押物流转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