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水文化述论

河西走廊水文化述论（精选四篇）

河西走廊水文化述论 篇1

元代基督教在敦煌曾经存在过, 这主要依靠敦煌石窟先后出土的叙利亚文书来证明, 叙利亚文书首页的回鹘文韵诗, 从字体看是元代的产物, 考古学家依据其底质与其他文书不同, 推断出这些文书可能是从西亚一带随着景教的传播而流传到敦煌的。敦煌在元代是基督教活动的地区, 它曾多次迎接过西方的天主教徒, 例如马可波罗等, 敦煌还有可能送走了景教史上著名的回鹘族大主教雅八.阿罗柯三世。根据历史学家的判断, 元代时有两条主要大道连接欧洲和亚洲, 其中一条是经过“玛鲁、巴思黑、巴大哈伤、喀什、和阗、罗布诺尔与敦煌”雅八.阿罗柯三世是经过和阗、喀什西行的, 它所选择的这条道路也一定经过敦煌。[6]

为了便于基督教徒实行宗教仪礼及对其加强管理, 元政府分别在基督教徒集中的地方设立主教驻节堂 (主教区)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前后, 大都、甘州、宁夏、西安等地都设了主教驻节堂, 西北地区还有唐古忒主驻区来管理各地的教徒。唐古忒为西北的驻教区, 驻地在河西地区, 在甘州、肃州、沙洲、凉州、哈剌善等地有许多的聂斯托里基督教徒, 并建有十字寺, 聂斯托里教士列班.扫马和麻古思在前往耶路撒冷朝圣途中曾经过唐古忒首府, 并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迎送, 他们向两位教士赠送各种礼物, 同时也接受教士的祝福。有史料还提到, 1281年左右的唐古忒主教, 他的名字为沙卜赫兰。《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当时基督教繁盛的景象:“一城, 名萨逊 (敦煌) , 属大汗管辖, 州名为唐古忒, 居民皆崇拜偶像, 虽然这里的确有些景教派基督教, 也有些萨拉森人, 另一州, 称肃州, 居民有基督教徒。甘州也有唐古忒的一个城市, 该城宏伟壮丽, 是唐古忒的首府, 统辖全州, 居民是偶像崇拜者, 也有一些信仰回教者, 此外还有基督教徒, 后者在该城建有三座华丽的大教堂”。[7]唐古忒为当时二十五教区之一, 将驻教区设在河西, 管辖甘、肃、凉州, 敦煌等地的基督教徒。

元代河西地区的基督教徒构成成份中, 西域人占了一大部, 这是因为河西走廊久遭战争创伤, 田地荒芜、人口锐减。为了充实河西走廊, 元廷乃由西域调入众多军民进行屯垦, 至元二十三年, 朝廷“谴蒲昌赤 (罗布泊) 贫民垦甘肃闲田, 官给牛种、农具。”, 至元三十五年, “以忽撒马丁管领甘肃、陕西等处屯田等户达鲁花赤督翰端 (今和田) 、可失合儿 (今喀什) 工匠千五十户屯田”, “忽撒马丁为西域回回人, 而时居蒲昌赤、翰端、可失合儿者多为回回、畏兀儿、哈刺鲁人, 至元二十八年, 世祖又以甘肃旷土赐回回耕种之”[8], 说明这时屯居甘肃的西域人户不少。东来的西域人基本保持着各自的传统和礼俗, , 这些迁居来的西域中, 有不少是基督教的信仰, 这批人的加入, 壮大了河西走廊的基督教徒人数。

从传播方式来看, 从事商业活动是景教徒在河西地区传教的一个特点, 景教徒通过从事商业而往来与东西各地, 所以说商业性是其主要特点, 而这种特点在唐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到了元代, 这种现象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 唐代将传教作为一种经商的附带, 而到元朝, 传教已成为一种职业。1307年, 罗马教廷在汗八里 (今北京) 设总主教区, 任命孟高维诺为总主教, 统辖中国境内各处主教, 并统理远东教务, “他当选总主教后, 可以任命东方各城和各主教区的主教、教士和牧师, 还受命他作为总主教统辖各地主教和高级教士, 犹如教皇作为圣彼得堡的代表, 作为总管所有主教区和高级教士的祭司长统辖西方教会和罗马教会”。[9]河西地区作为全国教区之一, 由唐古忒教区统辖, 并且归于主教管理, 而这些主教都由罗马教廷委派, 他们的任务就是单纯的传教。经费也不再是自身通过经商等方式筹措。依据安德鲁主教1326年的书信, 从中了解到他们传教的经济来源。他说:“尝自皇帝取得阿拉发一分, 俾可供给吾等衣食之用。阿拉发者, 皇帝所赐外国使臣、说字、展示、百工、伶人、术士以及诸色目人等之奉金, 供其生活费用也, 所有奉金之总数, 适于拉丁数国王之赋税。”[10]元朝的统治者给予外国传教士资助一切费用, 而且数目不小。

基督教之所以在河西地区传播, 基于以下几点原因:首先基于元政府宽容的宗教政策, 这为基督教的传播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为了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 蒙古统治者对境内的各种宗教采取了兼容并蓄, 一律加以保护的政策, 大汗圣旨里规定:“和尚根底寺、也里乔大师 (聂斯托里) 、根底胡木剌 (修道院) 、先生 (道士) 根底观院、达失蛮 (穆斯林) 、根底密昔吉 (礼拜寺) ……不得俗人骚扰, 不拣什么差发休交出者, 破坏了的房舍, 旧的寺观修补者, 我每名字里, 交祝寿念经”, [11]在这种政策的鼓励下, 景教也同其他宗教, 如道教、佛教、伊斯兰教一样, 在蒙元一带大为盛行。元朝政府设立崇福寺管理基督教事物, 其长官称崇福使, 佚从二品, “ (崇福使) 首领马儿, 哈昔, 列班, 也里可温, 十字寺祭享等事”。[12]根据陈垣先生考证, 也里克温教在元代是有相当影响力的宗教, 崇福寺佚在宣政院之下, 二与执掌道教的集贤院相等。可见元朝政府对基督教的崇敬程度了。也里可温与元朝皇室的关系密切, 如马薛里吉斯出生于景教世家, 其祖进“舍巴里” (即果子露) 治好了成吉思汗的病, 其祖其父从此被任命为宫廷内专门配制“舍巴里”的官员, 马薛里吉斯本人也受到重任。元文宗时期曾命也里可温为显懿庄圣皇后祈福。[13]元朝统治者对也里可温十分优待, 经常豁免租税、徭役和兵役, 《元典章》载:“至元四年四月, 和尚、先生、也里可温、达失蛮不叫当差发”。《马可波罗游记》也说:“和尚、也里可温, 达失蛮, 买卖不须纳税”, “皇帝经常赏赐传教士, 甚至为他们提供传教经费”。顺帝时, 来华的马黎诺里也说:“他们的生活费用由皇帝供给, 十分丰富”。[14]统治者的礼遇优待是其在全国传播的后盾, 河西地区也在其内。

其次, 河西地区特殊的历史环境也是其传播的原因之一。唐时, “会昌灭法”使内地景教荡然无从, 但河西地区, 景教得以保留下来, 并得到发展, 主要是因为安史之乱后, 唐朝日益衰落, 河西一带遂为吐蕃, 回纥占据, 唐的政令无法再西北地区实行, 于是这里便成了东西方受迫害的景教徒的避难所, 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宋元。

再次, 蒙古人在西征的扩张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格局, 至使亚欧陆地境域获得全面开放, 加之驿站通道的设置, 打通了河西走廊割据的状态, 使东西文化的交流畅通无阻, 河西走廊作为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使来自西方的基督教也同其他各种西来宗教, 如佛教、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一样, 都由西向东经新疆进入河西地区, 然后再内传。在东西交流的过程中, 欧洲、阿拉伯世界东来的回回人数很多, 还有元代时迁入河西走廊屯田的西域人, 他们当中有很多信仰基督教, 这批人的加入也壮大了河西地区的基督教信教人数。

另外, 河西走廊地处偏远, 儒家思想没有像中原地区那样根深蒂固, 和儒家文化势力很强的中原相比较, 河西地区更容易接受外来的文化, 因此基督教再河西地区的传教阻力小于在中原地区, 基督教能较容易的被当地人所接受。

河西走廊东起甘肃永登乌鞘岭, 西至甘肃、新疆两省区的交界处星星峡, 绵延几千里, 是连接中原与西部边陲的交通要道, 也是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 自古以来, 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对外交往过程中起了沟通中外的桥梁和基地作用。基于河西走廊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使得基督教在此广泛流传。基督教的传播促进了河西地区文化与伊斯兰文化、西方文明的交流。随着传教士与教徒的络绎而来, 带来的是大批形式多样的基督教文献, 近年来在敦煌发现的以叙利亚文、中古波斯文等中亚文字和回鹘文、粟特文等西域文字以及蒙古文字所拼写的基督教文献。为了增强宣教效果, 除了讲经外, 基督教教士还利用绘画, 通过绘画艺术形象的传播教义, 20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一些具有西方风格的基督教壁画便是一则显例。再则, 基督教的传播也为河西地区的民族融合提供了条件, 各民族的基督教徒, 以共同的信仰为纽带, 相互进行往来交流, 加快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速度。所以, 宋元时期河西地区基督教的传播, 对河西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3][7][14]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行纪 (冯承钧译) [M], 上海:上海书店, 2001。

[2]范鹏, 甘肃宗教[M], 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6。

[4]朱谦之, 中国景教[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8。

[5]张掖史略[M],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2。

[6]段晴, 敦煌新出土叙利亚文释读报告 (续篇) [J], 敦煌研究, 2004第四期。

[8]转引马健春, 元代东迁西域人及其文化研究[M],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3。

[9]阿克.穆尔, 150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M], 北京:中华书局, 1982, 114页。

[10]江文汉, 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M], 上海:知识出版社, 1982。

[11]杨富学, 宋元时代维吾尔族景教略论[J], 新疆:新疆大学学报, 1989第二期。

一楼走廊文化 篇2

大厅：大厅东墙依次悬挂“校训”“校风”“教风”“学风”，规范了师生的学习、修养、行为。国学经典：

一楼楼道、走廊墙壁（初

一、初二）主要悬挂国学经典《论语》名言。学校将经典诵读纳入学校管理，积极营造儒雅书香环境，鼓励教师通过课堂教学、班级管理、课外活动等渗透经典，体现“时时皆经典，处处有雅言”的氛围。让学生利用国学经典名言来评价自己的言行举止，以此来正心、正德、正行。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对周围环境的美感能陶冶学生的情操，使他们变得高尚文雅。”一个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有利于学生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在校园里、教室里张贴诗人画像、名诗名句，给每个班级配备书橱，由学生管理向学校借阅图书和自带图书，共享共读。为了让传统道德精神精华教育深入学生灵魂，让学生思想得到洗礼，我校学生在每天下午上课前10分钟集体背诵《弟子规》、《论语》，让学生在诵读中感悟经典文化的博大精深，从经典中领悟古人做人、做学问的道理，用经典导行。低年级学生学会拿《三字经》上的典故对照自己的行为，中年级学生会用《弟子规》中的条文来评价自己，高年级学生会以《论语》里的至理名言来反省自己。有人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作为自己的学习动力，有人把“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作为接物待人的态度；有人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品质的追求；有人以“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饴”为交友的准则；有人视“诲人不倦”为美德，不少学生还将这些闪光的语言贴在课桌上，时时对照自己，勉励自己。

（初三）主要悬挂“志存高远”、“学无止境”“天道酬勤”“海纳百川”之类的名言，给学生在学习、修养及立志等方面进行激励与引导。让每一面墙壁说话，让我们的学生时时处处受到经典文化的熏陶与名人名言的激励，让师生们浸润在浓浓的文化氛围中，徜徉在脉脉的书香中，真好！

【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出自何处何解？

[ 标签：论语, 曾子, 孔子 ] 中国万岁 2010-09-01 17:04 诠释：

满意答案 好评率：85% 出自《论语·子路第十三》

【原文】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译文】孔子说过：真正君子和谐但却不会苟同，势利小人苟同但却不会和谐。

曾子说：“真正的君子用道义去交朋友，通过交友辅助仁德。”

大师释疑

和：融洽相处。

不同：保持思想独立，保持个性独立。

以文会友：南大师认为，“文”包括了文化思想。以文会友实际上是以道义而结交朋友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论语·卫灵公》

字义

欲：想，想做；勿：不要；施：施加。自己不想要的东西（或不想做的事），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于：介词，在。

其恕乎：大概就是“恕”了。其：大概、也许。恕：指儒家的推己及人，仁爱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最早由儒家始祖孔子的一种准则。也就是，你要求别人做什么时，首先自己本身也愿意这样做，或你本身也做到如别人这样了，那么你的要求才会心安理得；通俗理解就是，自己做不到，便不能要求别人去做到。翻译

自己不想要的，不要施加在别人的身上。

意译

自己不愿承受的事也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

这里解释的对方，以原文：己，知己，不分彼此，（所以：解释为对方）孔夫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廿七）－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汉族，东周时期鲁国陬邑（今中国山东曲阜市南辛镇）人，祖上为宋国（今河南商丘）贵族。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孔子和儒家思想对中国和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有深远的影响。

中文名：孔丘

外文名：Confucius 别名：孔子，仲尼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华夏）出生地：曲阜尼山

出生日期：公元前551年9月28日

逝世日期：公元前479年4月11日 职业：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

主张：“仁”，爱人，以德服人。反对苛政。

教育思想：因材施教，善于启发学生思考问题。有教无类。信仰：儒家

主要成就：开创儒家学派、编纂《春秋》、修订“五经”、创办私学，打破传统贵族教育代表作品：《春秋》《十翼》

祖籍：宋国（今河南商丘）父亲：叔梁纥 母亲：颜徵在妻子：亓官氏 后代：衍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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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原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xué ér bù sī zé wǎng，sī ér bù xué zé dài.注释：学：学习而：但是，表转折 思：思考 罔：迷茫 殆：在学习上陷入困境，或有害。释义：学习却不知道思考，就会感到迷茫;只知道思考却不去学习，则就变得有害了。

-----《论语.为政》

各名家解释

杨伯峻：孔子说：“只是读书，却不思考，就会迷茫；只是空想，却不读书，就会缺乏信心。”

钱穆：先生说：“仅从外面学，不知用思想，终于迷茫了。仅知用思想，不向外面学，那又危殆了。”

李泽厚：孔子说：“学习而不思考，迷茫；思考而不学习，危险。”

其实并非互文，罔和殆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学而不思是指只读书学习知识而不懂自己去主动判断，这样对于学到的纷乱繁杂的知识不去主动判断就会陷入迷惑当中；思而不学是指自己独自闭门思考，而不懂去向外界、书本中学习基本的知识，陷入盲人摸象的困惑和危险中。相信有过读书、思考经历的人都有此体会。

编辑本段深入了解

我们可以看做是孔子所提倡的学习方法。一味的读书，而不思考，只能被书本牵着鼻子走，就会被书本所拖累，从而，就会被书本表象的迷惑而不得其解。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而只是一味的埋头苦思 而不进行一定的书本知识的积累，进而对知识进行研究推敲，也只能是流于空想，问题仍然不会得到解 决，也就会产生更多的疑惑而更加危险。只有把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才能学到有用的真知。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这些都是强调学习与思考相结合的重要性。西方的哲人康德说过“感性无知性则盲，知性无感性则空。与孔子的这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可以说是惊人的一致。可见人类在知识的认知和获取上，不论地域、种族如何差异，其根本性的原则往往是一致的。

学与思相结合 ：

只重于学习而不注重思考，就有可能遭到蒙蔽，陷于迷茫；只重思考而不注重学习，就有可能因误入歧途而导致疲乏及危险。

专靠学习、取法前人，而不加上自己的分辨、判断就容易遭到前人的思想蒙蔽及限制。前人的思想固然有很

篆书作品：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多是珍贵正确的，但也可能有一些不正确的，另外还有一些问题可能是前人尚未有解答的，因此如果受到前人的思想的蒙蔽及限制，就难免陷入迷惑之中了。相反地，有许多问题前人已有解答，然而他们在解答的过程中，曾误入歧途，历经千辛万苦才得到正确的解答。如果专靠自行思索而不知取法前人，则有可能像前人一样误入歧途，导致虚掷精力的危险。说明学习与思考结合的重要性。

出处：《论语·为政》——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罔：迷茫,意思是感到迷茫而无所适从(迷茫而无所得)，诬罔。殆：危险，困境。这里指学业上陷入困境，疑惑。而：却（但是）。

朱子云：不求诸心，故缗而无得。不习其事，故危而不安。

程子云：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者，废其一，非学也。

编辑本段启示

思考与学习要一同进行，二者缺一不可，否则要误入岐途。思考与学习相互影响

编辑本段《论语》] b] 《论语》是记载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共四十卷，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写，是我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之一，是首创语录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源于此，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与墨家对立）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礼”和“中庸”。《论语》是记录孔子主要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一部书。《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论语》以记言为主，“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话语。《论语》成书于众手，记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传弟子，也有孔门以外的人，但以孔门弟子为主。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原文】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出处】《周易·系辞下》

【释义】事物发展到了极点，就要发生变化，发生变化，才会使事物的发展不受阻塞，事物才能不断的发展。说明在面临不能发展的局面时，必须改变现状，进行变革和革命。[1]

编辑本段赏析解读

这句话正是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发源地。其意思是指事物在时间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发生变化的。不过，更朴实的中国老百姓从这句话中，摘出了两个字，表达了更为实用主义的意思。那便是“变”和“通”二字，合起来，即为“变通”。变通一词，目前仍然极具通用性。人们遇事不必死钻牛角，而应该懂得通融、屈伸。[2]

参考资料

  1． 山西出版社《易经》第20页 2． 黄克秋《易经》第201页

我来完善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相关词条：

穷则思变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出自《孟子》的《离娄章句上》。​孟子要求当政者实施仁政的鼓吹与呐喊。具体落实到两个方 面：一是“法先王”；二是选贤才。所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说法成为了人们在生活中常用的格言警句。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系辞传》上篇第五章说：“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日新之谓盛德”，对于“日新”，通常会有误解，认为“日新”就是不停地改变，总有不同的东西产生出来，如亚里士多德说的“无限”： “„无限‟的真正涵义正好与平常大家理解的相反，不是„此外全无‟，而是„此外永有‟。可以证明这个说法的是：有人说不嵌宝石的戒指是无限的，因为另外再取得点什么是永远可能的。但这个比方只能表示有某种类似，没有指出无限的全部特性。因为单个条件是不够的，还必须一个条件：所取的部分要永远不重复。因此，一个可以永远不断地在已取出的部分之外再取出点什么来的量才是„无限‟的”。

然而《系辞传》第一章又说“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贤”是动词。“德”不光是“新”，还是“久”，而一事物必须保持自身才能持久地存在下去，所以“日新”不仅是变化，还要在变化中保持同一性，或者说变化只是手段，是“易之为道也屡迁”，而易之德是内在的“生生不息”。《中庸》说“不息则久”“悠久，所以成物也”，“日新”不是转瞬即逝的变迁，而是要成物；不是变成他物，或产生出一个他物，而是成就自己，所谓“诚者自成也”。李二曲说：

“新者，复其故之谓也，譬如日之在天，夕而沉，朝而升，光体不增不损，今无异昨，故能常新。若于本体之外，欲有所增加以为新，是喜新好异者之为，而非圣人之所谓新也”。“故”与“新”相对，但孟子说“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苟求其故”，“故”字的意思就截然不同了。同样，“新”不是相对起点有所改变，而是返回到起点而“复其故”，变化不是向外，而是指向自身。惟有变化返回自身，变化才有“本”，才能持久，所谓“因不失其亲”、“有亲则可久”，孟子说“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一方面，“新”离不开“久”，变化中保持着同一性，“新”是内在的生成，而不是外在的改变，所以才说“日新之谓盛德”；另一方面，“久”也不是纯粹抽象时间意义上的“长久”，“不息则久”“悠久，所以成物也”，“久”是有具体内容的，其中包含着“变”和“化”。

其实，赫拉克利特说“万物皆流”的那种纯粹的变化根本不存在，纯粹的变化反而使变化本身失去意义，正如绝对的“空”毫无意义一样。三论宗吉藏大师说“空”是“有”之“空”，同样，变化也一定是某物在发生变化，变化的主体即是变化中的不变性。佛家说无相实相，真空生妙有，《系辞传》则以“易之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来表示易之生生之德。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显然也不是感叹时间的流逝和人生世事变幻无常，而是类似于孟子所说：“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程子说：“此道体也。天运而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皆与道为体，运乎昼夜，未尝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纯亦不已焉”。

中国北方草原地带新石器文化述论 篇3

摘 要：中国北方草原地带新石器时代文化丰富，并伴有多样性。由于地域广阔、环境不同，文化的发展也不尽相同。同时由于草原地区社会变迁频繁、复杂，对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产生了更多不确定的影响。本文归纳整理北方草原地区的已发现的新石器文化类型及其特点，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北方草原文化的起源与发展提供资料。

关键词：北方；草原；新石器；文化特点

中图分类号：K87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001-06

一、兴隆洼文化

1982年首次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而得名，距今约8000～7000年，属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的遗存。主要分布在辽河流域和大凌河流域。其遗址相对较多，主要有查海、金龟山、白音长汗、盆瓦窑、南台子、西寨、东寨、上宅等，分布范围北起松辽分水岭，南到燕山南麓，东起医巫闾山，西抵大兴安岭。

兴隆洼文化的遗迹有房址、聚落。房址多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建筑。聚落有环壕、非环壕两种。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骨器、陶器、玉器和蚌器，主要以石器为主。石器的代表性器具有打制的肩锄形器、磨制的斧形器，此外还有琢制和压制石器。骨器主要有骨锥、骨鱼镖、骨匕形器和骨刀等，此外，还出土了一支能发出四种音列的骨笛，对于研究音乐史和乐器史具有重大的意义。陶器为手制砂质陶，陶色以灰褐和黄褐为主，普遍饰有复合纹，胎壁厚重，质地松软，制作水平不高，最典型的特征是盛行平底筒形罐和之字纹。玉器有工具类，如玉匕，还有装饰类，如玉玦，从出土的大量渔猎的石器、骨器以及动物骨骼可以看出，兴隆洼文化的经济结构中，渔猎经济占主导地位。从敖汉兴隆沟遗址发现的粟、黍作物炭化遗存、陶器制作水平的低下以及房址和聚落形态来看，农业在这一时期业已出现，并成为一种补充性的经济活动。

兴隆洼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遗址总面积4万平方米，环壕半地穴式内外房址158座，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原始聚落中，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被考古界赞誉为“中华远古第一村”。

遗址墓葬多为居室葬，共30座。居室墓位于居住面之北临穴壁或四角，为土坑竖穴墓，另外还有1座人猪合葬墓。

二、赵宝沟文化

赵宝沟文化是以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高家窝铺乡赵宝沟聚落遗址为代表。关于赵宝沟文化的年代范围，目前有三种观点：杨虎认为是公元前5200～4470年左右[1]，刘国祥认为距今7000～6400年间[2]；索秀芬则认为是公元前5500～4500年间[3]。其主要遗址有赤峰市敖汉旗小山、南台地、翁牛特旗小善德沟、林西县白音长汗等10多处。小山遗址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东南边缘宝国吐乡兴隆洼村。出土陶器、石器、胡桃楸果核等。遗物具有鲜明的特征，如尊形器上的猪首蛇身图像，头部由猪、鹿和鸟首的形象混合而成，猪首下作蛇身，鹿首和鸟首右侧纹饰，类似羽翼。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的龙崇拜具有重大意义。南台地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新惠东约30公里的教来河左岸的南台地村，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地表约有40余个半地穴式的房址。出土有尊形器、高足盘（器盖）等。其中5件尊形器、1件高足盘、1件器盖饰有鹿首神兽、鸟纹等纹饰。

赵宝沟文化的聚落遗址规模，大致可以分成大中小型三类。房屋均为长方形或方形半地穴式建筑，房屋按照使用功能来看，大致有公共性活动场所、居住性房屋和具有祭祀功能的房屋。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还有少量的骨器和蚌器。石器主要以磨制石器为主，种类较多。石耜是赵宝沟文化最典型的器物，扁平正锋，材质为板岩和硅质灰岩，坚固耐用。陶器以夹砂陶为主，陶色以褐色为主，少数黑色，还有泥质红顶钵。典型的陶器为筒形罐。普遍饰有压划或压印的纹饰。另有一些人面像、异形陶器等特殊器类。

从赵宝沟文化遗址内出土的马鹿、野猪、狍等动物骨骼以及鱼骨、软体动物贝壳可以看出，赵宝沟文化的经济结构中存在渔猎经济。

三、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发现较早，20世纪初即先后有日本学者鸟居龙藏、瑞典人安特生、加拿大人步达生、法国神甫桑志华、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等在赤峰境内进行野外考古调查和遗址发掘。红山后出土的文物引起了日本考古界的关注，1935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对红山后遗址进行发掘，发掘了墓地和第一、第二住地址。后由于战争的原因，红山文化的考古工作几乎停滞。一直到20世纪五十年代初，才有所进展。除国外学者，中国学者也对红山文化的发现和研究贡献颇多，如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佟柱臣等，先后对赤峰城东到红山嘴之间和赤峰、凌源等地进行考察，都有重大发现。1954年尹达对红山后遗址进行仔细分析和探讨，红山文化由此得名。

红山文化距今约6500～5000年，其分布范围大体是以赤峰为中心，西起河北省的张家口，东到辽河中游，北达大兴安岭，南抵天津北京的广大地区。其文化遗迹有房址、窑址、大型石砌祭祀遗址、“女神庙”址、积石冢群和石砌围墙遗址等。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骨器、角器与陶器，其中以石器为主，石器又分细石器、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石器中数量最多的是叶形石耜，是一种最富特征性的农业生产工具，也是红山文化的标志之一。陶器以手制砂质褐陶和泥质红陶为主，并有少量泥质灰陶与黑陶。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渔猎业也占重要地位。

红山文化遗址发现较多，比较著名的有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魏家窝铺遗址、喀左县东山嘴遗址、牛河梁遗址等。魏家窝铺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文钟镇魏家窝铺村，是大型环壕聚落遗址，房屋排列有序，且数量众多。喀左县东山嘴遗址位于赤峰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大城子镇东山嘴村。石砌建筑群址是东山嘴遗址的主要内涵。基址部分保存完整，整体布局对称分布，具有我国传统建筑特色，这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属首次发现。牛河梁遗址位于辽宁省西部建平县与凌源县交界处，由女神庙建筑遗址、祭坛、积石冢群以及其他土石构筑物组成。牛河梁主梁北山丘顶有女神庙，其中出土许多人物泥塑造像。另外还有分布广泛的积石冢，是一处规模宏大的史前宗教场所。

四、富河文化

因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的富河沟遗址而得名。其分布范围北起松辽分水岭，南不越西拉木伦河和西辽河，西始于查干木伦河流域以东，东止于东辽河和西辽河交汇处。关于富河文化的年代，索秀芬认为，大约在公元前5500～3000年间。

富河文化的文化遗迹主要有房址和坑灶，房址多为方形和圆形半地穴式建筑，房址内有坑灶。其生产生活用具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石器有大型石器和细石器两类，有锄形器、斧、石叶等。骨器的数量较多，其种类有锥、镞、针、匕、鱼镖、鱼钩等。陶器均为夹砂陶，烧制水平不高，主要有黄褐色和灰褐色。有筒形罐、圈足碗等。陶器纹饰以压制、橄印、贴附制成，纹饰种类有之字纹、附加堆纹、划纹、编织纹、坑纹等。

从出土的房址和农业生产石器以及鹿等动物的骨骼来看，富河文化的经济形态有定居农业和渔猎采集。

五、小河沿文化

因发现今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小河沿乡而得名。主要分布在辽西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北部和中部地区。其年代范围大概在公元前3640～前2667。遗址主要有赤峰市敖汉旗南台地遗址、翁牛特旗石棚山墓地，克什克腾旗白音长汗遗址和河北阳原姜家梁遗址。

小河沿文化的文化遗迹有半地穴式房址建筑、灰坑、墓葬等。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等。石器有打制和磨制两种，打制的器形较大，以敲砸器、亚腰石锄、大型石斧、磨谷器、圆形盘状器为主。磨制的器形小，刃部锋利，以铲、刀为主。陶器制作粗糙，器形不规整，表面多有纹饰，器座上有镂空做法。以夹砂褐陶最多，另有少量夹砂红陶和灰陶。其次是泥质红陶，也有一些砂质与泥质黑陶和泥质灰陶。另有猪、狗头雕塑品出土。

从房址、出土器物等表明，小河沿文化的经济生活形态应是定居生活，从事农业而兼营狩猎业。

六、小河西文化

因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木头营子乡木头营子村小河西、孟克河西岸而得名。其文化遗址主要有敖汉旗小河西、西梁、大新井、马架子等。索秀芬、郭治中先生推断小河西文化年代开始时间早于距今8200年。

小河西文化的文化遗迹有半地穴式房址、灰坑、窖穴和土龙等。其生产生活用具主要有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蚌器等。陶器均为手制，以夹砂陶为主，制作方法为贴塑和泥圈套接法，制作水平不高，陶质疏松，陶色不纯，多呈褐色，少量为红色、黑色。绝大多数陶器为素面，纹饰少见。器型单一，以筒形罐为主。石器有打制、磨制、琢制、压制等，器型有石球、锄形器、石铲、环状器、敲砸器、饼形器、斧、锛、凿、磨盘、磨棒、石杵、臼形石器、石杯。蚌器残破。

七、西梁文化

因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双井店乡井沟子村西梁遗址而得名。分布在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

西梁文化遗迹为半地穴式房址、灰坑等。其生产生活用具主要有陶器、石器和骨、角、牙、蚌器等。陶器多为夹砂陶，黄褐或灰褐色。纹饰为条形附加堆纹和压划线纹组成的复合纹饰，这也是西梁类型文化面貌的显著标志。器类较单一，以筒形罐最多，另有平底盂、杯等。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有锄形器、斧形器、压削石器、纺轮、环、管等。另有骨、角、牙、蚌器等。

从制作粗糙的石器来看，当时的生产水平比较低下，结合骨、角制品和出土的马鹿、狍、牛、猪、貉、兔、蚌等动物碎骨分析，西梁文化应以渔猎型经济为主，农业迹象并不明显。

八、查海文化

1982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在辽宁省阜新县蒙古族自治县沙拉乡查海村西南约2.5公里处发现查海遗址，其现存面积约1万平方米。年代大致为距今7500～8000年。查海遗存的内涵特征十分鲜明，它与同一地区、同一时期的兴隆洼文化相近但又有明显区别，故以“查海文化”命名。

查海文化的文化遗迹有房址、灰坑、墓葬。发现房址55座，房址分为大、中、小三种，均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排列密集有序。其生产生活用具有石器、陶器、玉器。石器中铲状器、斧、敲砸器和磨盘、磨棒等所占比例较大。陶器均为手制，火候较低，以夹砂陶为主，另有少量泥质陶，陶色以灰褐为主，也有较少红褐色。器物组合以直腹罐、鼓腹罐与斜腹罐为主，陶器纹饰丰富，“之”字纹和以勾连纹母题为特征的几何纹与斜线纹为主。玉器分装饰品与实用工具两类，出土有玦、管状珠、匕状器和斧。

查海遗址。该遗址1982年发现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色拉乡查海村西南约2.5公里处，年代为距今7600±95年，面积约10000平方米，出土有半地穴式房址、墓葬等遗迹。聚落址规模较大，房址以风化岩开凿为房基，布局密集，房址呈南北或东西向成行排列，其形制、特点较明显。遗物有陶器、玉器，还有石器、猪骨，鹿骨及农作的碳化物等，其中以浮雕龙纹、蟾蜍纹陶片最为珍贵。

出土有玉匕、玉管、玉环、玉玦等玉器。其中玉玦尤其精致，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年代最早的真玉器，堪称“世界第一玉”。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查海遗址位于红山文化分布区内，时间比红山文化早一个阶段。“有最早的龙纹陶片、最早的玉器，是红山文化的根系”。

九、新乐文化

发现于辽宁省沈阳市北陵以西，因其遗址中心区在新乐工厂宿舍院内，故称新乐文化。按地层关系和文化内涵可分为新乐上层文化和新乐下层文化。

新乐上层文化距今约3000年，以石器和陶器为主，石器有直背弧刃穿孔长形石刀和磨制较粗的石斧、磨棒、石锤、石镞、石杵等。陶器为素面夹砂红褐，均为手工制作，质地粗糙，没有纹饰，有鼎、鬲、钵、罐等。

新乐下层文化目前只在沈阳地区辽河和浑河流域以及新民县境内发现。其年代距今7245±165年。新乐下层文化的遗迹主要有房址。房址大小不一，多数呈长方形或正方形，半地穴式，较为密集。其生产生活用具主要有石器。石器以细石器数量最多，占全部石器的二分之一，其次为磨制石器，占三分之一，打制石器最少。细石器以石叶最多，其次为各种尖状器和石镞；磨制石器有斧、锛、凿、镞、磨盘、磨棒等；大型打制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石铲、网坠等。陶器以夹砂红褐陶最多，另有少量泥质陶。陶器火候较低，胎质疏松，但胎壁均匀，造型规整，可能已使用慢轮制陶。另有煤精制品、木雕艺术品、石墨、赤铁矿石、炭化谷物、炭化果壳等物出土。煤精制品的发现，使得新乐文化遗址成为我国迄今发现使用煤最早的一处遗址。

十、牛场遗存

牛场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牛场村，其文化遗物主要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石器有刀、斧、刮削器、镞、凿、磨盘、磨棒等；骨器有针、鱼钩、凿等。从陶质来看，大致有夹砂粗陶和泥质细陶两种。皆手制，平底，侈口，壁厚，素面少纹饰，火候较高、坚硬。表面稍加修整，制作粗糙。器形有陶罐、杯、盅、碗等。遗骨种类有鱼、猪、龟、鹿、羊、獾、狍等。最多的是鱼骨。

十一、亚布力遗址

亚布力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尚志县亚布力镇东北1.5公里的岗地上，1985年6月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处遗址进行了发掘，其年代据推测下限不晚于距今4000年。

其文化遗迹仅有房址1座，为半地穴式，平面略呈长方形。出土器物有石器、玉器和陶器。石器多为磨制，部分打制。器形有亚腰形石锄、石片刮削器、斧、锛、镞、磨盘、磨棒和磨石等。陶器均为手制夹砂陶，黄褐陶为多，少许红褐陶和灰褐陶。火候较低，陶质疏松。大都带有纹饰，主要为压印绳纹和戳压篦点纹。器形主要有罐、碗等。玉器有玉锛、玉凿、玉佩饰等。

十二、茑歌岭下层文化

茑歌岭遗址位于黑龙江宁安县境伯湖南端东岸，1963年进行发掘。根据地层堆积情况和出土文物的异同，将文化层分上、下两层。下层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这类文化遗址主要分布于牡丹江流域，在图门江和绥芬河流域也有发现。其年代距今约4000年。

茑歌岭下层文化遗迹有房址，为圆角方形和长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筑。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等。石器多系打制，有肩、束腰石锄和石斧等。磨制石器很少，大多磨制不精。陶器均手制，以砂质红陶为主，也有少量粗黑陶。能辨别器形的仅有罐、碗等。这些居住遗迹和生产工具，反映了原始农耕的特点。

十三、阿善文化

阿善遗址位于内蒙古包头市区东15公里的阿善沟门东，遗址面积约5万多平方公里。根据阿善遗址地层迭压和遗迹间的打破关系，以及对文化遗物的分析，文化遗存分为一、二、三期。

阿善一期文化，遗存发现甚少，未发现遗迹。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磨盘、石磨棒、石球、磨石、砍砸器等。陶器均手制，以泥质红陶具多，夹砂陶次之。火侯低，器形有锛、盆、罐、重唇小口瓶等。

阿善二期文化，文化遗迹有房址、窖穴。房址为半地穴式，呈正方形。窖穴多为方形圆角直壁状。其生产工具有石器、陶器等。石器主要有磨壳石斧、磨盘、磨棒、石镞等。陶器有泥质陶和夹砂陶；彩陶不多，器形有折服钵、曲腹钵、小口双耳罐等。

阿善三期文化，文化遗迹有房址、窖穴。房址分为半地穴式和槽沟结构的地面建筑两种，整个居住区周围都筑有石围墙，窖穴多方形圆角，呈斜壁覆斗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骨角器和陶器。石器主要有磨制石斧、打制石斧、有孔长方形石刀、单孔石铲、长柳叶型石镞、镶石片刃的有柄骨刀等，骨制亚形器增多。陶器以泥质灰色篮纹陶及磨光陶最具特色。

十四、庙子沟文化

因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新风乡庙子沟村南的西坡上而得名，距今约5500年左右。其文化遗迹主要有房址、灰坑、窖穴、墓葬。房址为圆角、长方形、浅地穴式建筑。灰坑主要有长方形和圆形两种，少数为椭圆形和圆角方形。墓葬在房址周边，有多人合葬、单人墓葬和双人墓葬。

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骨器和少量的玉石、蚌螺类装饰品。石器有磨制石器、极少量的琢制石器和细石器。陶器分夹砂、泥质和砂质三大类。火候不均，色泽不纯，器表和内胎往往呈现几层颜色。以红褐陶为主，灰陶和红陶次之，少量黑陶。多素面磨光或饰绳纹，彩陶数量不多，以红彩为主，双耳罐最为典型。

十五、老虎山遗址

因1980年发现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南的乌兰察布盟南部凉城县西南永兴镇正北5公里的老虎山南坡而得名。1982和1983年先后两次进行发掘。根据地层堆积及出土文物等，可将老虎山文化遗存分为一、二两期。

一期文化遗迹有房址、灰坑和墓葬。房址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建筑，灰炕有圆形桶状和不规则状两种。生产工具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等。石器可分磨制、琢制（细石器）和打制三类。器形有石斧、石刀、石镞、刮削器等。骨器有骨针、骨锥等。陶器以手制为主，分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类，以红褐和灰褐陶为主，灰陶次之，还有少量的磨光黑陶。纹饰以篮纹为主，其次是素面、绳纹、附加堆纹和极少数方格纹。器形有罐、盆、豆、瓮、缸等。

二期文化遗存的文化遗迹有房址、灰坑和墓葬。房子多为平面呈“凸”字形半地穴式白灰面建筑。在房址正中有圆形或圆角方形地面灶，灰炕有圆形和不规则状两种。墓葬只发现3座，均为小型竖穴土坑墓。遗址四周还有石墙建筑。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等。石器可分磨制、琢制（细石器）两类。有石斧、石锛、石刀、石环、石镞、刮削器等。骨器有骨凿等。陶器以夹砂红褐陶和泥质灰揭陶为主，泥质灰陶和泥质黑陶的数量有所增加。制法以手制为主，模制和轮制的数量增多。陶器的纹饰，仍以篮纹为多数，绳纹的比例增加，附加堆纹发达。器形有罐、鬲、豆、甑等。

十六、朱开沟文化（第一段）

因1974年发现于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正北10公里的朱开沟村而得名。1977、1980、1983年和1984年先后对该遗址进行了四次发掘，发掘面积约4000平方米。综合文化层堆积及出土器物的情况，其文化遗存可分为五段三期，其中，第一段为龙山文化晚期阶段。

朱开沟遗址第一段的文化遗迹有房址、灰坑、墓葬。房子都是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地面抹白灰面。灰坑有圆形袋状、圆角方形和椭圆形灰坑三种。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生产生活用具石器、骨器和陶器。石器有长方形有孔石刀、石凿、石磨棒、磨石等。骨器有骨镞、骨凿、骨针等。陶器多为手制，模制者较少。有夹砂灰陶、泥质灰陶、夹砂褐陶、泥质褐陶和泥质黑陶五种陶系。以灰陶为主，褐陶和黑陶次之。陶器的纹饰，以篮纹为多，绳纹略少，此外还有方格纹、弦纹、刮划纹和压印纹等。

十七、西园遗址

因发现于内蒙古包头市东郊沙尔沁乡西园村东而得名。该遗址是1983年包头市文物管理所调查时发现的，1985年和1988年先后两次进行了遗址发掘。根据地层和遗迹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出土遗物的综合研究，可将西园遗址分为三期。

第一期遗存较少，仅有少量陶器。时代相当于仰韶文化早中期。陶器均手制，分泥质和夹砂陶两大类，其中泥质陶占多数。烧制火候较高，质地坚硬。泥质陶以红陶为主，另有少量灰陶。器形有钵、罐、盆等。

第二期遗存有房址、灰坑。室内绝大部分都有柱洞。灰坑有圆形、圆角方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四种。其生产和生活用具有石器、陶器、骨器等。石器有磨制、琢制等。陶器均手制，分为泥质、砂质和夹砂三大类，其中泥质为主，还有较少红陶、橙黄陶和黑陶。纹饰以素面最多，另有篮纹、绳纹。此外还有磨光陶，纹饰有附加堆纹、弦纹等。器形主要有钵、罐、瓶、缸等。时代大约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骨制品仅见骨针和针筒。另有各种环类和骨簪等装饰品。

第三期遗存有房址、灰坑、墓葬、陶窑等。房址居住面和墙壁均抹一层白砂泥。灰坑仍是圆形、圆角方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四种，直壁穴为多，少数袋形坑。其生产生活用具主要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等。石器有磨制、琢制的锛、纺轮、磨棒等。骨器有刀、锥、凿等。陶制品仅见刀和纺轮。陶器仍可分为泥质、夹砂和砂质陶三大类。泥质陶较二期有所增加，夹砂陶、砂质陶相对减少。时代大约相当于龙山文化早期。纹饰仍以素面为主，但相对减少，篮纹有所增加，彩陶基本不见。器形主要有钵、罐、瓶、碗、盆等。装饰品有环和骨簪等。

十八、白泥窑子遗址

1958年发现于内蒙古乌兰察布盟清水河县喇嘛湾乡白泥窑子村附近。其文化遗存可分为四种类型。其中，第一、二、三种类型属于新石器时代，第四种类型大约相当于夏至早商时期。

第一种文化的文化遗迹有房址、坑灶、窖穴，房址平面呈方形，浅地穴式。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和骨器。石器有打制、磨制。器形主要有敲砸器、磨盘、石片等。陶器有泥质红陶、夹砂红陶。骨器主要有骨锥。

第二种文化的文化遗迹有房址、窖穴和防护沟。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和骨器。石器有大型石器、细石器。陶器有泥质橙黄陶、泥质灰褐陶和夹砂灰揭陶，均手制，多见泥条盘制的痕迹。纹饰有彩绘、绳纹、篮纹、方格纹和附加堆纹等。器形有瓮、钵、碗、瓶、盆、杯等。

第三种文化的文化遗迹有房址、窖穴。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和骨器。石器有大型石器和细石器。陶器均手制，烧制火候低，主要有陶刀、陶纺轮、陶饼、陶环等。

第五种文化的文化遗迹有房址、窖穴。房址为长方形浅地穴式。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石器有砍伐器、盘状器。陶器系手制，有泥质和砂质红陶为主。主要器形有鬲、罐、三足瓮、小口宽肩瓮、盆、碗、瓶等。

十九、大口文化

大口文化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沙圪堵镇。根据文化堆积情况的不同，可分为大口第一期文化和大口第二期文化。

大口第一期文化的时代，相当于客省庄二期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2300～前2000年。出土遗物较少，主要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石器、骨器等出土数量不多，陶器均手制，火候较高，主要有高领罐、矮领罐、盆、碗、器座等。

大口第二期文化的遗存有房屋遗迹、窖穴、成人墓葬、瓮棺葬。出土器物有石器、陶器、骨器。石器有磨制石器和打制石器，主要有斧、铲、锛、刀、尖刻器等。骨器数量较多，而且磨制精致。骨器既有生产工具和武器，也有生活用具和装饰品。主要有凿、镞、锥、针、匕等。陶器系手制，烧制火候较高，质地坚硬。除少量陶器素面和磨光外，其他以篮纹和绳纹最常见。另有少量的附加堆纹、划纹、锥刺纹、方格纹等。器形有袋足瓮、鬲、折肩罐、大口尊、深腹罐、盆、碗等。

二十、转龙藏文化

转龙藏文化遗址位于包头市东河区东门外刘宝窑子河（古称博托河）出口处的右岸，1954年和1958年曾两次试掘。可能属于转龙藏类型的遗址还有伊金霍咯旗巴尔吐沟，准格尔旗二里半等。

其生产生活用具有石器、骨器、陶器三类。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另有磨制石器。器形主要有石刀、石叶、石核、石镞、刮削器、尖状器等。骨器有少量骨铲、骨锥和有孔陶刀等。陶器系手制，有泥质灰陶、夹砂灰陶和褐陶等。纹饰主要是篮纹、绳纹的图案。

二十一、宁夏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宁夏地区发现的有些新石器时代遗址，由于缺少原生的地层，又未经大规模发掘，故其文化内涵的全貌、与周边文化的关系、年代先后等诸多问题尚不明确。主要有高仁镇、沙坡头等遗址。

宁夏地区遗址出土的生产生活用具有石器、陶器等。石器以细石器居多。种类有尖状器、刮削器、石叶、石核、石镞、石钻、磨盘、磨棒、石斧、石锛等。陶器有夹砂红陶、泥质红陶、夹砂灰陶和彩陶，以夹砂红陶为主。器形多钵和罐。

大量石器的出现，表明狩猎、采集等经济形式的存在，陶罐等的出现，则反映了农业经济的存在。

二十二、新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穆舜英、王明哲和王炳华总结，新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可分为三类：第一种是以出土大量细石器为特征。主要有哈密县三道岭、七角井等遗址，器物有石器、陶器。第二种是以较大型的磨制石器为特征。主要有喀什、阿克苏等地。器物中，石器基本都是磨制，有镰、斧、杵、磨盘等。陶器都是夹砂陶，有罐、杯等。第三种以出土彩陶器为重要特征。遗址有哈密五堡水库、克拉玛依市和额尔齐斯河畔等遗址。新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表明当时的经济形态中，狩猎经济与农业经济都已出现。

综上所述，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新石器文化具有显著特点：文化遗迹很多都具有房址、坑灶等，生产生活工具主要有石器、陶器和骨器等，其中，石器以打制、磨制为主，制陶业不发达，这反映其经济生活以渔猎为主。遗迹中有出土农业工具等，也表明农业的发展。另外，遗址中所发现的动物骨骼大都是野生动物，说明畜牧业出现较晚。

参考文献：

〔1〕杨虎.辽西地区新石器——铜石并用时代考古文化序列与分期[J].文物，1994（5）.

〔2〕刘国祥.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概论[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7）.

走廊文化标语 篇4

一、核心价值观标语：

1.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文明有礼的七中人

2.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国家发展助力，为民族进步铸魂

3.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每个公民都应树立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追求。4.爱国是核心、团结是基础、和谐是根本、发展是关键、文明是标志 5.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6.努力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变成日常的行为准则。

7.人生包括两个部分：过去的是一个梦；未来的是一个希望。中国梦：

1.同筑中国梦，共享出彩人生 2.青春志中国梦 3.青春情 中国梦、4.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现中国梦。诚信：

1.创起诚信校园，树起诚信学风，成为诚信学子。2.诚信是人最美丽的外套，是心灵最圣洁的鲜花。

3.诚，乃信之本；无诚，何以言信？诚而有信，方为人生． 4.诚信，让心灵无瑕，让友谊长存，让世界美好！5.自信成功，自强成才，自律成长； 友善： 1.“今天,你微笑了吗?你问候了吗?你礼让了吗?你帮助别人了吗?” 2.用微笑迎接微笑，用心灵碰撞心灵；用激情点燃激情，用关爱唤醒心灵。3.让文明的气息洋溢在学校的每个角落。4.我们在爱中生长,爱也在我们中生长，二、楼道：

1.轻声慢行，提升自己，造福同学。2.悄悄你走来了，正如你悄悄的来 3.噪声大，吵吵吵；噪声小，不烦恼。4.教室走廊不奔跑，安全第一真是好 5.你靠右走的样子最可爱

6.我想和您的心灵一样纯洁，请别向我脸上抹黑

三、楼梯拐角：

1.走在人生的拐弯出，小心慢行。2.人生处处有规则：不要拥挤，请靠右行。3.上下楼梯不打闹，安全对你很重要 4.学生就要爱学校，上楼下楼不打闹

四、水池边：

1.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妈妈不在哭泣 2.地球母亲提醒你节约用水 3.请不要让水龙头孤独的留泪 4.别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