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调控

综合调控（精选七篇）

综合调控 篇1

即便不算更早些时的那几次房市调控, 单算最近的这一次, 至今也差不多已有三年时间, 而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限购限贷政策, 实际也有近两年——堪称是时间最长的一次房市调控。去年两会期间, 住建部部长姜伟新曾表示, “限购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替代性政策出台之前, 限购政策不能退出”。如今又是快一年过去了, 姜部长此话似有先见之明, 房市总体上依然坚挺, 并没有“回归合理价位”, 近期一些大城市的房价甚至出现了上涨趋势, “替代性政策”未见推出, “不得已而为之”的限购限贷也只能继续实行下去。好在自去年四季度以来经济有所回升, 不需要房地产“帮忙”, 给了政府“坚持调控不放松”的底气, 反倒是让人担心如果房市真的出现反弹, 政府又该使出何种更加严厉的调控政策?想来似乎也只剩下开征房产税这一招了。经济学家张五常曾戏言:中国的房产泡沫是钢铁制成。的确, 古今中外, 没见过有如此坚硬的房地产泡沫, 端的是让人叹为观止。如今, 政府部门又开始研究制定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了, 这说明, 政府一方面意识到中国房市泡沫的这种“坚硬性”, 另一方面也承认继续限购限贷恐非长久之计, 而且这一政策的正面效应正在逐渐递减, 这符合经济学的边际效应理论。更何况, 新的中央领导层已经把推进城镇化当作未来十年“最大的内需”, 而城镇化与房地产之间又是正相关的, 总不能一边鼓励农民们进城安家落户, 一边却又限制他们在城里买房 (假如他们买得起的话) 吧?在此, 我们愿意提醒相关部门:房地产并非一个孤立的产业, 离开宏观经济, 离开货币政策, 离开土地制度, 离开收入分配, 很难单单针对房地产而搞出一个调控的“长效机制”。事实上, 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 房地产也已经出现了分化, 虽然近期一些城市的房市出现回暖现象, 但在另一些地方, 房价却出现了“跳水”。

据报道, 2010年国际旅游岛利好急剧催生的海南房地产泡沫, 在两年之后渐渐破灭。在国内多个城市出现房价回调的岁末年初, 海南楼市却出现价格血拼, 市场变化显然更快于购房者的思维调整。从三亚到海口, 尤其是澄迈、陵水、文昌等市县, 开发商开始以低价冲击市场的新开盘项目层出不穷, 在售老盘甚至以6.4折价格“跳水”。开发商争相套现离场, 是理智, 更是无奈。在海南楼市年初即上演价格血拼的背后, 是海南楼市居高不下的库存, 以及可供10年消化的可怕供应量。尤其是海南二线城市, 价格战层出不穷。价格战的导火索, 正是调控政策重压下海南楼市的高库存。根据海南克尔瑞的统计数据, 截至2012年11月, 库存量最少的三亚仍需要2年消化, 海口楼市库存消化周期则需要50个月, 文昌需要46个月, 琼海需要61个月, 最严重的陵水需要101个月。实际上, 让开发商更感压力巨大的是潜在供应量。海南克尔瑞在2012年5月份派出一百多人把海南18个市县都跑了一圈, 并结合官方数据调研显示, 未来3至5年, 海南包括在售、库存和准备开发的合计潜在供应量达到1.079亿平方米。根据官方统计数据, 2011年海南一年去化量是880万平方米。以此计算, 目前海南楼市的潜在新房供应量需要消化10年以上。

这是继鄂尔多斯、温州和贵阳之后, 又一个似已出现房地产泡沫破灭迹象的地方, 而且这也是海南二十年来第二次面临此种局面----上一次是在1994年, 那个时期海南曾涌现了无数的“烂尾楼”。如今的海南所涌现的倒不是“烂尾楼”, 而是那些已经建好却卖不出去的楼盘。看来, 海南的气候及环境虽在中国得天独厚, 但也并非是所有的富人都愿意在那里买房置业 (更何况还有限购政策) 。毕竟, 富人们还都有自己的事业, 如果只是为了短期的度假, 大可以去住那些顶级的饭店。而中产阶层就算有闲暇, 也肯定是买不起符合海南的定位---国际旅游岛。但此前几年地方政府和房地产投资商的疯狂开发显然都是冲着卖房子去的, 因为这样可以“一次赚个够”, 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最终又一次酿成了海南房地产的泡沫, 而且这一次去泡沫的时间恐怕比上一次更长, 涉及到的企业和资金量也要多得多。海南等地的情况表明, 中国房市的泡沫的确是有的, 但并非普遍存在, 北京的行情跟海南的行情, 显然就不能同日而语。因此, 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调控, 也就不应一刀切, 而应该交给各个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政策并实行, 房地产本来就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行业。据说, 由于一些地方政府的房价有所上涨, 中央政府部门又在考虑要祭出“问责制”了。房价上涨要问责, 那么, 对于包括海南在内的上述这些房价出现“跳水”的地方, 是否也应该问责呢?难不成房价上涨对经济有害, 房价大跌就是件大好事吗?

近两年来, 随着经济的不断放缓, 中国各行各业的盈利率也在不断下降。作为受到政策“特殊关照”的房地产产业自然更不例外, 房价的下调和各种经营成本的上涨, 使房地产的暴利时代就此结束。这或许意味着, 房市的博弈终于迎来了一个真正的拐点:既然房企利润已趋微薄, 抓紧去库存自应成为它们的策略首选, 它们已经没有资本硬挺下去了。但也正因为如此, 价格的进一步下调也就没有了多少空间, 因为再降价的话就可能成了“亏本甩卖”, 不到万不得已, 企业绝不会出此“自杀式”的下策。或许这正是近期房价趋稳甚至略有上涨的原因之一, 因为购房者可能也认为现在的房价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尽管离“合理房价”可能还有不少差距, 但依市场之理,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如果房地产暴利时代真的已经结束, 调控措施还有什么理由更趋严厉呢?更何况, 眼下国务院领导们正在加紧督促已建成的保障房加快入市, 如此则商品房的盈利空间将进一步缩小。由此看来, 今后一个时期房市调控的主旋律至多应该是“坚持”而不会是“加码”。

综合调控 篇2

【关键词】发挥 生态调控 治理 棉田害虫

近几年农一师二团充分发挥生态调控机制,综合治理棉田害虫,取得了理想的效果。该团连续四年棉铃虫蛀铃率小于0.2%,棉田因蚜虫危害造成的“油叶”面积在2%以下,棉叶螨危害极轻,棉田全期不见红。即使在2008年棉田害虫大发生之年,二团棉田“三虫”也得到很好地控制,实现了棉花的丰产丰收。二团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就,主要是因为:

1.得天独厚的良好生态系统

二團耕作区每年有棉花6000公顷,水稻2000公顷,林网树木250公顷,果园、菜地100公顷,排碱渠芦苇草带2000公顷,棉田边玉米诱集带300公顷,光热资源丰富,是各类昆虫生存活动的良好场所。主要害虫有:棉蚜、棉叶螨、棉蓟马、黄地老虎、棉铃虫等;主要天敌有:瓢虫、草蛉、食蚜蝇、食蚜盲蝽、蜘蛛类、鸟类等,还有各种细菌、真菌、放线菌等低等微生物。

2.生态系中昆虫间的相互关系与作用

生态系中消费者根据取食对象不同,分为初级消费者和次级消费者,以及次级以上消费者。该系中棉铃虫幼虫、棉叶螨、棉蚜等以棉花、蔬菜、树叶、杂草、玉米等植物为食;次级消费者瓢虫、草蛉、食蚜蝇、食蚜盲蝽等,以初级消费者为食;次级以上消费者包括食虫鸟类等。该团全力保护环境,益害比合理,依靠各级消费者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将虫害控制在较小范围。

3. 生态系的维持和保护

3.1 保护天敌的越冬场所

田边、排渠上杂草、田边林带、菜园、果园等是天敌、害虫共同生存活动以及越冬的场所,冬季理应保留田边、林带边杂草及林带树叶,有利天敌及害虫安全越冬,春季则发挥以草养害、以害养益的作用。当害虫率先进入棉田进行危害时,则对杂草采取科学处理,砍除棉田边部分或全部杂草,将天敌赶进棉田,又发挥以益控害的作用。

3.2 不打保护带

对棉田来讲,林带、菜园、果园、排碱渠的芦苇草带是害虫及天敌繁衍的场所,而棉田边及其四周则是害虫和天敌活动的前沿,且天敌进入棉田是尾随害虫其后。所以,以往棉田边打保护带,在消灭害虫的同时,天敌也惨遭不幸。如果时机把握不好,可能害虫已进入棉田,而天敌却被扼杀在田外,形成害虫越多越打,越打越多的恶性循环。近几年该团棉田四周禁打保护带,维持生态自身平衡。

3.3 增加土壤有机质

促进作物健壮生长,减轻生态失衡的压力。

棉田施入适量的油渣或厩肥,通过微生物的分解,能源源不断地供给作物养料,同时进行大量的气体交换,提高根系活力,促进作物茁壮生长,增强抵御虫害能力。如单一施用化肥,生长快,易徒长,易遭害虫侵袭,增加生态压力。该团土质粘性,保水保肥,施足底肥,棉花健康生长,增产效果也很明显。

3.4 调整种植结构,改善生态环境

种植作物单一,必定造成害虫选择的对象比较集中,从而形成危害。该团多年来保持水旱轮作,以稻养益,大面积种植玉米诱集带,同时更换棉花抗虫品种,以此优化生态环境,使这个庞大的生态系日趋平衡。

4. 合理使用化学农药

实施“精、准”施药技术,确保生态系安全。

棉田中存在一定数量的害虫和天敌是自然的,而没有害虫或天敌的棉田,其相对平衡是极为脆弱的。而当害虫超过天敌一定比例,产生一定程度危害时,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对天敌比较安全的农药或对天敌无毒害的生物农药,采用飞机“精、准”施药或膜下滴灌灭虫,将害虫进行适度调控,同时人工辅以助迁天敌,使益害比趋于合理,重新回到生态自控的轨道。

综合调控 篇3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田概况

试验在安阳农科院试验田进行。试验田地势平坦, 排灌方便, 土质为黏壤。前茬为绿豆, 绿豆盛花期掩青。撒施那威高复合肥 (N-P2O5-K2O=15-20-5) 750 kg/hm2, 施后犁地, 9月30日撒施尿素150 kg/hm2, 并撒施辛硫磷颗粒剂、地虫威防地下害虫, 施后耙地, 确保地面平整无坷垃, 随后统一播种, 播后浇蒙头水, 确保苗齐、苗匀、苗壮。

1.2 试验材料

供试小麦品种为安06-16。

1.3 试验设计

试验采取裂区设计, 以灌水为主区, 施氮水平为副区, 主区内各施氮水平处理随机排列。试验设6个处理, 处理1:施纯N 180 kg/hm2, 越冬始期和拔节初期分别浇水450 m3/hm2;处理2:施纯N 225 kg/hm2, 越冬始期和拔节初期分别浇水450 m3/hm2;处理3:施纯N 270 kg/hm2, 越冬始期和拔节初期分别浇水450 m3/hm2;处理4:施纯N 180 kg/hm2, 越冬始期和拔节初期分别浇水750 m3/hm2;处理5:施纯N 225 kg/hm2, 越冬始期和拔节初期分别浇水750 m3/hm2;处理6:施纯N270 kg/hm2, 越冬始期和拔节初期分别浇水750 m3/hm2。各处理均施P2O5120 kg/hm2、K2O 75 kg/hm2。小区长9.0 m、宽3.2 m, 行距0.2 m, 12行区, 小区面积28.8 m2, 实收计产面积5.4 m2。小麦生育期间, 严格按照各处理要求适时浇水施肥, 其他管理同大田。

1.4 测定项目

试验过程中, 分别于试验前和收获后按试验要求取土样;在苗期选取有代表性的2行, 用竹竿标记1 m长的样方 (方内按基本苗间苗) 作为调查点。并分别于越冬期、拔节期、成熟期调查群体茎蘖动态, 收获前测量株高, 6月12日收获。收获后对所取样本调查穗粒数、千粒重。脱粒后晒干称重计产。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栽培模式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从表1可以看出, 不同的栽培模式中, 以处理2产量最高, 其次是处理4, 两者均比处理6、3显著增产, 其中, 处理2比处理6、3分别增产21.35%、14.52%;处理4比处理6、3分别增产17.13%、10.54%。此结果说明, 在P、K肥用量不变的情况下, 适当加大N肥量;或N、P、K均不变的情况下, 加大灌水量对小麦产量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尤以适当加大N肥量效果最为明显。从表1还可以看出, 处理6虽然施肥量和浇水量均最大, 但产量却最低, 这说明施肥与灌水并非越多越好, 产量与其并非成正比。

2.2 不同栽培模式对小麦产量结构的影响

从表2可以看出, 处理2的有效穗数最高, 平均为583.65万穗/hm2, 其次是处理4, 为567.00万穗/hm2, 与产量结果趋势一致;另外, 处理2的穗粒数最高, 为37.90粒, 与产量结果趋势一致。在构成产量的3个要素中, 其中2个要素都和产量呈正相关。这说明在豫北生态条件下, 有效穗数和穗粒数对产量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2.3 各处理投入产出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 处理2即施N 225 kg/hm2, 越冬始期和拔节初期分别浇水450 m3/hm2, 不仅高产而且高效, 收益达到17 195元/hm2。其次是处理4, 即施纯N 180 kg/hm2, 越冬始期和拔节初期分别浇水750 m3/hm2, 收益达到15 836元/hm2, 也是较好的高产高效模式。但两者相比, 处理2比处理4具有更明显的优势, 这是因为处理2不仅产量高, 成本低, 收益大, 而且灌水量小, 这对于水资源相对不足的豫北地区来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3 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 在以安阳市生态条件为代表的豫北地区, 施纯N 225 kg/hm2, 越冬始期和拔节初期分别浇水450 m3/hm2是取得小麦高产高效的较佳模式;施纯N 180 kg/hm2, 越冬始期和拔节初期分别浇水750 m3/hm2, 也是较好的高产模式。但两者相比, 前者要明显好于后者, 因为不管是从高产、高效, 还是从优质方面来考虑, 前者都具有明显优势, 适当增加氮肥量, 有利于小麦蛋白质的提高[4,5,6,7,8,9]。

需要指出的是:该年度虽然前期温度正常, 但年后倒春寒特别是4月19日出现冰雹对小麦生长造成不利影响, 致使部分大蘖冻死, 成穗率低, 退化小穗增多, 对产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然而, 由于试验各处理均为同一品种 (系) , 所以对试验分析结果影响不大。

摘要：研究了6种水肥供应模式对小麦产量及生育性状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以安阳市生态条件为代表的豫北地区, 如果从高产、高效的角度考虑, 6种模式中, 施纯N 225 kg/hm2, 越冬始期和拔节期分别浇水450 m3/hm2, 产量三因素协调, 是取得小麦高产高效的最佳模式;施纯N 180 kg/hm2, 越冬始期和拔节期分别浇水750 m3/hm2, 也是较好的高产高效模式。

关键词：小麦,优质,高产高效,水肥综合调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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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何新伟, 张延菊, 古丽达娜, 等.不同施肥水平对春小麦生长及产量的影响[J].农村科技, 2013 (3)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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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调控 篇4

关键词：黄鳝,网箱生态养殖,水质综合调控

池塘网箱生态养鳝产业是望江地区近几年来发展起来的特色渔业新亮点, 随着产业规模化、集约化程度的提高, 一些制约生产发展的不利因素凸显出来, 如苗种质量良莠不齐、上市商品鳝品感欠佳、黄鳝生长倍率不高等, 导致养殖效率滑坡。2014年课题组试验攻关, 应用养鳝池塘水质综合调控技术, 改善了池塘水质环境, 提高了黄鳝生长倍率, 提升了上市黄鳝口感, 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现将试验情况总结如下, 以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池塘

试验在省级望江县武昌湖特种水产良种场实施, 2014年良种场共有连片网箱生态养鳝池塘16口, 每口池塘面积均为4 002 m2, 东西朝向, 水源进排水设施等基本情况完全相同。本试验抽取其中东10#、东11#、东12#3口池塘实施, 试验面积共12 006 m2, 其余池塘为试验对照塘, 池塘投饵、放养等情况类似。

1.2 池塘清整

试验池塘在冬季全部清整曝晒, 清整后的池塘淤泥深度约20 cm, 深度2 m, 可注水1.8 m。5月16日用生石灰清塘消毒, 用量2 250 kg/hm2, 化水全池泼洒, 5月21日施基肥, 用量4 500 kg/hm2, 加注新水, 注水深度1 m[1]。

1.3 网箱准备与设置

试验池塘每口池塘插网箱300只, 网箱规格2.0 m×2.0 m×1.5 m, 试验池塘共插网箱900只, 网箱总面积3 600 m2。网箱下塘前, 用5 mg/L漂白粉浸泡1 d后下塘。5月25日开始插箱, 网箱四周用竹竿固定。5月28日往箱里投放水花生, 以构建网箱生态条件, 水花生放入箱后及时用2 mg/L二氧化氯泼洒消毒。

1.4 鳝种投放

鳝种为安庆地区周边地区收购的天然鳝种, 由于鳝种投放要求有连续5 d左右晴天, 所以鳝苗投放时间前后历时22 d, 从6月5日开始至6月27日全部投放结束, 鳝种下箱前还要仔细挑拣, 剔除伤、病、弱苗, 分规格称量下箱, 鳝种按每箱4 kg均匀投放, 规格为20~60 g, 试验池塘共投放鳝苗3 600 kg。鳝种下箱后第2天用聚维酮碘消毒1次, 常规用量, 第3天开始驯食、投喂[4,5]。

1.5 水质综合调控

1.5.1 混养鱼类投放。

试验池塘投放预留的鱼种, 功能是调控鳝池生态环境, 鱼种包括滤食性鱼类和刮食性鱼类, 鱼种下塘时用5%盐水浸泡5~10 min进行消毒[6]。配养鱼投放情况如表1所示。

1.5.2 使用纳米管微孔增氧。

试验池塘配备3.0 k W微孔增氧设备1套, 共安装纳米管增氧盘54个, 平均安装密度45个/hm2, 均匀分布箱外通道中。微孔增氧设备通过智能时控开关控制使用, 正常情况下每天晴天中午和晚间下半夜开启2次, 每天设置启动时间不少于8 h, 恶劣天气遵循“三开三不开”的原则灵活使用。

1.5.3 微生物制剂使用。

益微生物既可作为水质净化剂, 又可作为饲料添加剂。试验池塘全程使用微生物制剂调节水质, 高温季节7~10 d施用1次, 从8月开始, 在黄鳝饲料中添加枯草芽孢杆菌。

1.5.4 使用底改改善池底条件。

每月使用1次双效粒粒底改素, 用量3 750~4 500 g/hm2。

2 结果与分析

本试验于2015年3月底前结束, 历时10个月, 试验池塘商品鳝和套养鱼陆续起捕销售完毕。试验池塘共起捕商品鳝11 782 kg, 生长倍率1∶3.27, 净增重8 182 kg, 所捕黄鳝体色鲜亮, 规格整齐, 个体大, 其中0.2 kg以上大规格商品鳝超过75%。套养鱼起捕情况如表2所示。

试验池塘共起捕商品鳝11 782 kg, 平均销售价格63.6元/kg, 商品鳝销售收入749 335.2元, 起捕各类商品鱼5497kg, 按本地市场价格 (鲴鱼15元/kg、鳙鱼11元/kg、鲢鱼4.4元/kg, 鲫鱼12元/kg) 计算, 商品鱼销售收入49 429元。试验池塘总销售收入798 764.2元。试验池塘成本包括鱼种257 400元, 以及饲料229 096元, 塘租、电费、微生物制剂及池塘清整、消毒、人工和折旧等23 400元, 生产总计支出509 896元。试验池塘纯收入288 868.2元, 纯利240 720元/hm2, 每1 m2网箱可获纯利80元, 投入产出比1∶1.57。

3 结论与讨论

3.1 经济效益高

试验结果表明, 本试验应用的水质综合调控技术成效显著, 试验池塘无论是商品鳝增重倍率, 还是综合效益都远远高于其他对照塘口。试验塘口平均增重倍率达1∶3.27, 不安装微孔增氧系统、不使用微生态制剂的对照塘口最高增重倍率1∶2.2, 试验塘口纯利240 720元/hm2, 对照塘口纯利最高不到15万元/hm2。

3.2 综合调控水质效果好

养鳝池塘采取放养生态功能鱼、实施微孔增氧、使用微生物制剂、底改素综合应用, 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 发挥了整体功能, 既改善了水质, 提高了水体利用率, 又提高了经济效益。同时, 鳝池基本没有发生病害, 降低了由于病害造成的经济损失。

一是鱼类在池塘中的觅食活动, 利于网箱内外水体的交换流通, 滤食性鱼类花白鲢摄食浮游动植物, 净化了水体, 刮食性鱼类细鳞斜颌鯝摄食丝状藻类等净化了箱体, 鲫鱼吃食残渣剩饵, 净化了池底。微孔增氧系统保证了水中充足的溶氧, 形成了池塘水体上下对流。微生物制剂对整个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可净化水质、减少疾病, 还能直接或间接为养殖生物提供基础饵料, 在饲料中添加枯草芽孢杆菌使商品鳝肉质品质提高。二是池塘网箱生态养鳝生产中, 网箱面积仅占池塘总面积的30%, 水体中投放生态鱼, 只要搭配合理, 本身就能产生一定经济效益。本试验中, 共产商品鱼5 497 kg, 单产4 580.85 kg/hm2, 产值41 190元/hm2, 增大了利润空间。三是本试验结果都是基于生产, 并未对水体生化指标进行精准检测, 有待于在今后的研究中补充完善, 做到更加精准、快捷和实用, 便于示范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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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调控 篇5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适应,生物与生物之间相互作用,从而使某一物种在生物群落中维持一定的种群密度,这种密度称为种群的平衡密度,这种现象称为自然控制。据估计,自然界中97%的生物均处于相对平衡状态中。而种群维持在平衡密度的过程称为自然调节过程,它是生物密度制约因子(如种间竞争、天敌的捕食寄生作用和植物的抗性等)的结果。

在棉田生态系统中,棉蚜、棉铃虫、棉叶螨和棉花枯黄萎病严重制约着棉花的高产,属于棉田生态系统中的有害生物,它们的种群密度受生物密度制约因子和非生物密度制约因子的制约,利用这种制约来防治棉花病虫危害即用棉田生态调控技术防治棉花病虫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以农业生态防治为基础

1.1 种植玉米诱集带

棉田四周套种玉米,可引诱棉铃虫成虫在玉米上产卵,减少棉田落卵量。作为诱集用的春玉米应选择高产早熟品种,力求做到玉米抽雄与2代棉铃虫产卵盛期“二者吻合”,可利用棉铃虫成虫在玉米心叶中潜伏的特性进行人工捕捉[1]。调查发现,点播春玉米的棉田有天敌13~41头/百株,未点播春玉米的田有天敌0~8头/百株;6月22日调查,点播春玉米的田块,有蚜虫53~104头/百株,受棉蚜危害株率2%~3%,未点播春玉米的田块有蚜虫334~649头/百株,受棉虫危害株率为4%~11%。

1.2 杨树枝把诱蛾与喷磷驱蛾

利用棉铃虫成虫对半枯萎的杨树枝把有驱性的特征用杨树枝把诱杀成蛾[2]。这是由于杨枝中含有杨素(C20H22O8),它经过水解后所产生的单糖及邻位苯醇对蛾子有吸引作用。

喷磷驱蛾以减轻产卵,在棉铃虫产卵盛期,喷磷酸二氢钾,使其与棉叶分泌出的草酸化合物沉淀为不溶性草酸钙,失去诱蛾产卵的作用,从而获得驱除棉铃虫蛾、减少产卵的效果。

1.3 深翻与轮作倒茬

在秋季棉花采收后,将棉田地膜拣拾干净,用大马力机车带一铧犁深翻耕地,深翻深度保持60 cm左右。深翻后立刻打埂灌水,翌年浅翻28~30 cm,重施底肥,正常播种。

土壤深翻作业,使土壤的病原菌与秸秆中的病残体埋入55 cm的深土中,因原有的生存环境被破坏,其很难存活,有效减轻了棉花枯黄萎病的发病率。深翻使寄生在秸秆上的害虫、卵和土壤中的虫蛹被翻入深土中,减轻了翌年棉田的虫害[3]。

根结或根腐线虫病严重发生区可将棉花与禾本科作物如水稻等作物轮作;同时清除寄主杂草,越冬代棉铃虫、棉蚜、棉红蜘蛛集中在田边杂草上产卵或越冬,铲除田边杂草可控制越冬代成虫和1代幼虫。

1.4 加强田间管理

秋翻冬灌,破坏棉铃虫、棉蚜、棉红蜘蛛越冬场所,消灭土壤中越冬虫及病原菌,可提高越冬蛹或幼虫死亡率,减少棉田虫害1代的发生量[4]。控制棉田后期灌水,控制氮肥用量,适时喷缩节胺防止棉花徒长,可降低棉铃虫、棉蚜危害。

2 以棉花健株栽培为重点

2.1 推广抗病虫品种

目前南疆地区推广的棉花品种,如新陆中28、606等不仅高抗棉花枯黄萎病,且对棉铃虫也有较强的抗性[5]。调查表明,种植这些棉花品种的田块枯萎病、黄萎病发病率较低,田间棉铃虫的危害率也较低。

2.2 增施有机肥料

增施有机肥,不仅能为棉花生长发育提供充足的营养元素,而且其中有益微生物与之构成食物链,可大量杀死土壤中的细菌和病原线虫等,减轻枯黄萎病的发生[6]。

2.3 培育合理株型

合理株型可以恶化病虫害产生的条件。实践证明,合理的棉花株型和群体结构是抵御病虫危害的关键,以棉蚜为例,控制棉花氮肥投入,防止棉花旺长,可以预防棉蚜的发生;防止棉花受旱可减轻棉叶螨的危害[7]。

对于棉花枯萎病、黄萎病来说,培育壮苗和合理的水肥投入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其发生。

3 保护天敌,慎用化学农药

注重保护天敌,以控制棉花害虫。赤眼蜂、瓢虫、草蛉和胡蜂等天敌,对棉田害虫虫卵及初龄幼虫控制作用显著[8]。开发天敌的增殖技术和方法,是控制棉田害虫暴发成灾的有效途径。合理作物布局,种植诱集带,减少用药,改进施药方法;保护棉田丰富的天敌资源,以有效地控制棉铃虫的发生为害[9]。

在棉花的“三虫”防治方面,使用化学农药时要特别注意对天敌的保护,使棉田生物生态保持平衡。采用生态调控技术防治棉花主要病虫害,相对于化学防治而言,往往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摘要：根据棉蚜、棉铃虫、棉叶螨和棉花枯萎病、黄萎病的种群密度受生物密度制约因子和非生物密度制约因子制约的原理,提出了利用农田生态调控技术如以农业生态防治为基础、以棉花健株栽培为重点、保护天敌等对其进行综合防治的方法,以供种植户参考。

关键词：棉花病虫害,农田生态调控,综合治理

参考文献

[1]谢建新.棉花病虫害规范化综合防治[J].农村科技,2012(5):36.

[2]王新民.棉花病虫害的综合防治[J].吉林农业,2012(3):78-79.

[3]贺庆华,周凤礼,李慎环,等.棉花病虫害的特点及防治[J].农业科技通讯,2011(11):156-157.

[4]李学英.棉花主要病虫害的发生及防治[J].现代农业科技,2011(14):176.

[5]李子,朱朝阳,杜树春,等.新疆南疆棉花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要点[J].中国棉花,2011(2):35-36.

[6]沙德汗.巴依吐拉克,王钊,迪丽孜拉,等.伊犁棉花病虫害发生危害与综合防治[J].新农村(CN23-1552/S),2010(9):89.

[7]曹喜正,王要伟.棉花主要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J].河南农业,2007(11):34.

[8]刘军,杨玉强,杨玉见,等.山东梁山县棉田病虫害综合防治措施[J].中国棉花,2007,34(3):20-21.

“目标调控”如何实现调控目标 篇6

人们注意到:在这些城市的目标调控中, 除北京提出“新建普通住房价格控制目标为新建普通住房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长春提出“新建住房房价收入比 (住房套型标准按60平方米计算) 控制在5.8以内”将目标调控与房价收入比挂钩外, 其他城市大多以GDP增速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为标准, 并未关联“居民支付能力”计算, 从而令“目标调控”大打折扣, 甚至背道而驰。

由此, 被解读为“限涨令”的地方楼市调控目标广受批评。鉴于公众对各地房价的质疑,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要求各地确定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时, 要在本地区内听取社会的意见, 使调控目标的制定科学合理, 并取得社会的认同和支持。已经公布控制目标的城市, 也要以适当的方式听取社会的意见, 并根据听取意见的情况, 酌情调整已发布的调控目标。这说明中央对各地已出台的调控目标并不满意。

在这场“目标调控”风波中, 主要凸显了两个问题。其一, 大多数地方政府既要规避中央的“责难”, 又想最大程度减少房地产市场萎缩对当地经济的影响, 于是在调控目标的制定上玩起了“文字游戏”。在已公布2011年房价控制目标的城市中, 除了北京提出房价稳中有“降”之外, 其余多数城市将房价调控目标与当地GDP增速或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涨幅挂钩, 将当地的房价涨幅定在10%左右。

其二, “国八条”提出, 各地根据经济发展目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 确定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但已出台调控目标的地方, 大多参照了前两项标准, 鲜有以“居民住房支付能力”为参照。况且, 各地采用的基数也不尽相同。如合肥、上海等地的控制目标以“新建住房”价格为基准, 而兰州、银川等地则以“新建商品住房”价格为基准。以新建住房价格为基准的计算方式包括保障房在内;而保障房价格很低, 能够拉低住房整体价格水平。这种所谓的“数字游戏”给目标的设定注入了很多水分, 政府实施的目标调控政策也失去了效力。

调控不动摇·目标调控“年考” 篇7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2011年12月12日至14日在北京举行, 会议明确了2012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方向和任务, “稳中求进”成为今年经济发展的总体基调。会上提出了今年的五大任务, 其中与房地产相关的政策方针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 促进房价合理回归, 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建设, 扩大有效供给, 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二是要推进房产税改革试点;三是要继续加大保障性住房领域的投入, 抓好保障性住房投融资、建设、运营、管理工作, 逐步解决城镇低收入群众、新就业职工、农民工住房困难。此次会议明确了“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的调控基调,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 旨在进一步巩固调控成果。

随着限购限贷等房地产调控政策逐渐显效,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房地产市场开始降温, 房价出现了回落迹象。于是, 期待“政策松动”的呼声不绝于耳。然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则彻底打消了这一念头。

回顾近两年来的楼市调控, 可谓步履维艰, 虽然力度、规模、频度都堪称“史上最严厉”, 但“高昂”的房价却迟迟未能低头, 直到近期, 情况才有所改变。在各种调控措施共同作用下, 至2011年10月, 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出现了年内首次环比下降, 这表明市场僵持局面被打破, 下行趋势终于确立。本轮调控在历经两年的“漫漫征途”后才“小有收获”, 由此可见, 调控之难。

在这个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 政策走向尤为关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房地产调控的坚决表态, 都说明调控是“决不可有丝毫动摇”的。笔者认为, 这样的表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是房地产市场反弹的压力尚存。由于房价长期看涨的预期还普遍存在, 国内房地产市场发育不完善, 呈现强烈的“政策市”特征——目前房价的回落、市场需求量的下降, 仅仅是通过限购、限贷、限价等行政手段实现的, 住宅市场供求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扭转。长期来看,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期, 住房刚性需求潜力依然较大, 而且由于经济长期增长而带来的房地产投资需求依然强劲, 因而被压抑的潜在购买力还很强。倘若此时放松调控, 房价很可能快速反弹, 又难免坠入“空调”的尴尬境地。

二是地方政府有放松调控政策的需求。调控楼市对地方政府形成最直接的冲击———土地出让金和税收的锐减, 因而才会有在限购政策实施初期, 不少地方政府不情愿甚至暗中抵制;才会有佛山限购松绑的“朝令夕改”;才会有鄂尔多斯楼市“崩盘”后的金融“托市”等种种怪相。在调控这个核心问题上, 很多地方政府和中央并不在一个步调上, 可以想象, 如果有一两个地方调控松绑成功, 势必会有一大批地方会“蜂拥而上”, 届时何谈调控?

本轮调控目前取得的成效尤为不易, 房价过快上涨的局面得到有效控制。更为可贵的是, 此次调控还改变了市场“屡调屡涨”或“只涨不跌”的预期。基于以上考虑, 调控必将持续进行下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尤为关键, 将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那些寄希望于因实体经济出现萎缩风险而放松调控的开发商和地方政府, 不得不调整思路、重新审视市场。从此次会议精神, 我们也可以看到, 今后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将更加细化, 调控思路将更加清晰。房地产调控已由注重短期效应转变到关注长期建设, 房地产业将就此逐渐走向理性健康之路。

●目标调控“年考”

年关将近, 地方政府提交房价调控目标“年考”成绩已经进入倒计时。有报告指出, 截至11月底, 在年初公开发布楼市调控目标的城市中, 初步统计约有30个城市没有完成目标, 部分城市为完成年底目标开始突击“限价”做最后冲刺。按照“新国八条”相关规定, 新建住房价格上涨幅度超过年度控制目标的城市将被问责。

住建部统计, “新国八条”出台后, 截至2011年3月31日, 共有608个城市制定了房价调控目标, 公开发布的仅有121个城市。即使这121个城市中, 除了北京明确房价要“稳中有降”外, 其他城市的房价调控目标均结合当地的人均收入涨幅或年度GDP涨幅, “调控目标”变成了“涨价目标”, 调控力度被大打折扣。

与之相对应的是, 中国指数研究院12月1日发布的11月百城房地产价格指数显示, 全国100个城市住宅平均价格为8832元/平方米, 其中仍有43个城市房价环比上涨, 主要集中于二、三线城市。而11月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中, 威海和烟台环比涨幅在1.5%～2%之间, 汕头、包头、太原和聊城环比涨幅在1%～1.5%之间。

在中央坚持调控不动摇的信号下, 多地政府突击实施“限价令”, 避免问责。中山就曾在11月初发布“限价令”, 将新建商品房的最高售价限定为5800元/平方米, 略低于该城市的“房价控制目标”。此外, 丹东、韶关等城市主要通过与周边地区同类楼盘作比较, 限制销售价格。

根据“新国八条”规定, “新建住房价格上涨幅度超过年度控制目标”的省 (区、市) 人民政府, 要向国务院作出报告, 有关部门将根据规定对相关负责人进行问责。对于问责能否落到实处, 房价调控能否真正成为“达摩利斯之剑”, 业界及公众尚存有三个疑问。

疑问之一, 如何应对部分城市的“突击达标”?事实上, 从2011年第四季度开始, 一些城市已开始人为干预房价, 希望通过临时限价拉低全年均价。近日, 中山市出台的“限价令”中“5800元”和“12月31日截止”两个关键词, 把冲刺今年房价控制目标的意图显露无疑。由于现行统计指标为“房价指数”, 且以2010年全年的平均房价为统计基期, 即便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全年的调控目标也并非难事。对此, 有关部门是采取容忍的态度, 还是通过完善考核指标, 堵塞“突击达标”的漏洞, 是公众关心的首要问题。

疑问之二, 未达成调控目标的城市将如何被“问责”?从2011年年初起, 第三次调控以限购限贷、目标调控、问责机制为主要手段, 其浓厚的行政色彩彰显了中央政府对此次调控的坚定决心。然而, 地方政府在制定各地的调控目标时, 纷纷玩起了“数字游戏”和“文字游戏”, 使房价控制目标变成了赤裸裸的“涨价目标”。但即使是这样的房价调控承诺如今也面临成为泡影之虞, 地方政府的执行力由此可见一斑。调控未达标城市将面临怎样的“问责”成为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是只走走过场, 敷衍塞责;还是有责必问, 以儆效尤?

疑问之三, 今年的房价调控政策将何去何从?时值年末, 调控政策的收放体现出中央政府严厉执行、地方政府期待放宽的博弈。此间, 政策层面的任何异动都很可能被看作是一种市场信号, 影响市场的走向。近日, 住建部已明令要求限购延期, 这将对稳定市场预期、加大房企降价意愿起到积极作用。但是, 如果不出台进一步的细则, 限购限贷乃至新一年的目标调控很可能走回“流于形式”的老路。如何深刻总结反思, 调整政策思路与考核导向, 真正引导地方政府摒弃土地财政和对房地产的依赖, 切实承担起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责任?人们很期待, 也有忐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