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难抉择

两难抉择（精选六篇）

两难抉择 篇1

每个企业创建者都想成为比尔·盖茨那样伟大的企业家。然而这种既是公司创立者, 又长期担任CEO的成功企业家, 在我们这个时代实属珍稀“物种”。通过分析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的212位企业创建者的经历, 我们发现, 大多数创建者在公司成名之前就已经退出了实际管理岗位。公司成立三年之后, 50%的创建者已经不再担任CEO。到了公司成立的第四个年头, 仅有40%的创建者还在CEO的岗位上。能带领公司经历首次发行股票的创建者还不足25%。

尽管如此, 创建者还是不会轻易离开。研究表明, 五分之四的企业家是很不情愿地放弃CEO职务的。当研究者指出这些创建者已经失去了对公司的管理控制时, 他们会表现得很激动, 至少是他们认为自己还不到离开CEO岗位的时候。创建者的人事变动极易引起波动, 特别是在员工还忠于这位创建者, 而这位创建者又要被迫“逊位”的时候。事实上, 不论是创建者以何种方式离开C EO岗位, 这种变动都会对这位企业家产生巨大影响。

如果领导的变更过程运行得相当平稳, 这表明创建者还是忠于他最初进入商业领域时的动机的。你也许会问, 这不是很明显的道理吗?难道有人创业之初不是为了大把挣钱吗?据我的经验, 创建者经常会做出一些违背财富最大化原则的决策。在我研究企业家的决策时, 我注意到, 一些决策很有可能创造更高的利润, 但是企业家真正选择的却往往是其它一些与盈利原则相冲突的决策。

不难发现, 在求富的心理驱动之外, 还有其它因素在激励着企业家, 那就是创建和领导一个组织的念头。令人惊讶的是, 在尽力把其中的某个念头发挥到极致的同时, 必然会降低另一个念头的成效。在每个阶段, 企业家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挣钱?还是掌握企业管理权?那些不能明确两者之中哪一个对自己更重要的企业家, 经常会面对既无财又无权的结局。

创建者头脑深处的情感因素

创建者们通常会坚定地认为他们才是唯一能够创建并带领企业走向成功的人。许多企业家告诉我:“我是唯一的有意愿来建立一个大企业的人, 只有我是管理该企业的唯一人选。”许多事例似乎可以印证他们的观点。最初, 企业只是创建者脑海中的一个构想, 这些构想包括企业存在和发展的机会有哪些, 企业能够提供的新产品、服务或者商业模式是什么, 企业潜在的客户群体是哪些人, 等等。接下来, 他开始将构想付诸行动。创建者雇佣一些人来按照他的构想创建企业, 并逐渐和这些人建立起紧密的关系。随着企业的建立, 企业文化也逐渐形成。这样的文化形态往往是与创建者个人的风格、个性以及偏好联系在一起的。从一开始, 雇员、客户以及企业的合作伙伴都把企业的创建和这位创建者等同起来。创建者在这个阶段既是所有者, 又是管理者, 他们对此非常自豪。

新企业就像是创建者的孩子一样, 这种情感从他们付给自己相对低的报酬上可见一斑。通过对1996年到2002年间建立新企业的528名企业家的研究发现, 51%的企业家的薪水与他某个属下的薪水持平, 甚至更低。尽管这些企业家有不同的背景, 但是他们跟那些不是创建者的CEO相比, 薪水还是低了20%。如果考虑到每个人平等的价值, 这是非常公平的。

许多企业家对前景过于自信, 而对面临的问题却显得有些天真。例如, 1988年, 美国普度大学战略研究专家阿诺德·库珀和他的两位同事面向3000个企业家问了两个简单的问题:你所在企业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跟你们相似的公司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统计数据显示, 企业创建者认为, 他们成功的可能性为81%, 其它类似的公司成功的可能性仅为59%。创建者对企业的情感依赖、过度自信以及对面临问题的天真, 也许对于创建和运行一个新企业是必要的, 但是这些情感在公司逐渐发展起来之后就会产生问题。

与日俱增的痛楚

面对发展的机会, 创建者最终会意识到, 他们的财力、激励员工的能力以及工作热情在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越来越不足。他们邀请家族成员、朋友、天使投资者注或者风险投资公司来他们的公司投资。一旦这么做了, 他们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们必须放弃对企业的控制权。天使投资者在允许创建者继续管理企业方面可能会比风险投资公司更宽松一些。但不管是什么情况, 外部的管理者肯定要进入董事会。

一旦创建者不能控制董事会, 那么他担任C EO的工作就会存在危险。当创建者没有完成CEO职务所要求的业绩的时候, 董事会的任务非常简单:换人。即使创建者仍然在C EO的岗位上苦苦挣扎, 董事会也会苦口婆心地劝他交出管理权。因此, 要么选择财富, 要么选择管理权, 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民生证券遭遇两难抉择 篇2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菱科技”，002592.SZ）。仅仅两天前的6月7日，同为汽车股的八菱科技因为只有19家机构参与询价，以1家之差，成为A股历史上首家中止IPO的公司。

“八菱科技肯定会重启发行，很可能本月就能进入下一个流程。”阳光私募投资经理、深圳市鼎汇盈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潘俊辉告诉《投资者报》，八菱科技已经取得了证监会上市核准批文，且批文有效期为六个月，需要在今年10月11日之前完成上市所有程序。“但在这之前，还需要确定新定价、询价、网上网下发行。”

保荐人民生证券将向投资者讲述一个新故事。如果新故事的主角以真实基本面出现，民生证券将面临承销收入锐减的局面，但若主角依然披着面纱，很难保证投资者不会再次选择“以脚投票”。

新股难发

八菱科技并未公布6月7日路演现场的19家机构名单，记者与多位保荐人和机构人士交流发现，对询价对象是否“用脚投票”造成发行中止，尚无定论。但如果该公司后续重新上市，机构人士多称不会考虑参与。

银华基金一位汽车行业研究员对记者称：“现在机构不愿意打汽车新股。像去年上市的10多家公司今年业绩大部分负增长。”对于公司是否参与新股，他反问，“二级市场上的估值这么低，怎么打新股？”

潘俊辉也表示，“除了关系户，我估计没多少人愿意去冒这个风险。要知道，一线汽车股的市盈率都是10倍附近，30多倍的八菱科技，你会去申购吗？”

上海顶石投资管理公司投资经理牛春晖则对记者表示：“发行中止对市场会是天大的利好，对市场本身的净化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希望以后这种案例多一些，更希望机构在研究基础上再报价。”

深圳某合资基金公司主管投研的副总经理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发行失败透露出机构和二级市场三大隐忧。

首先，该公司要价预期偏高的背景，是中小板、创业板和IPO今年以来业绩大幅低于预期，股价下跌估值并未降下来。“在香港，小盘股一般都折价，内地市场也会经历这个过程。”

其次，去年很多PE参与的IPO项目快马推出，且业绩较好，从而吸收了大量资金，造成他们选项目时尽职调查不够。“以前PE投资一家公司，通常要做3个月尽职调整。但后来通常是一个礼拜就行，只要它可以IPO。”

再次，去年通过打新赚钱的债基，因为价格过高而比较迟疑。今年不能再玩这样的游戏了，机构投资者询价会更理性，去看新股质量的好坏。

他认为，期望以后机构给小盘股很高的估值，还需要一段时间来证明。“可能在二三季报业绩要表现得相对比较优异，才可以重新把市场信心塑造。”

重启发行不会换人

重启发行，八菱科技会不会更换保荐人？潘俊辉认为可能性不太大，因为时间太紧张。“过了会，又不是作假，不可能上不了市的，这和胜景山河有本质区别。”

前述北京某券商投行总经理也认可潘的观点，他强调，即便再换了券商，询价机构依然有20家的限制。“20家其实不难找，这次他们太不重视了。”

但这些都是猜测，毕竟中国证券市场首次出现中止发行的情况，没有先例可参照。

中止发行引起投行圈人士的疑问：如果是实力强的券商，这种事情是不是可以避免？对实力弱的中小券商来说，投行业务会不会雪上加霜？

上述北京券商投行总经理对记者坦言：“此次事件对中小券商有比较大的影响，是投行圈比较负面的事情。”对于A股市场后续“中止发行”的出现概率，还要看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自律行为。

“中止信號说明了市场对监控、对信息披露的要求更加严格。以前没有公布并不代表以前市场没有瑕疵，现在公布出来，说明市场非常重视，就像承销管理办法一样，成为上市公司的发行阻碍之一。”

对此事件，记者欲联系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金亚平和邢金海。不过，2011年6月9日全天拨打该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

招股书显示，金亚平2008年3月起在民生证券工作，参与过信邦制药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邢金海2005年9月加入民生证券，参与过伊立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

但两位保荐人参与过的上述两次新股发行，上市第二年业绩均出现大幅“变脸”。

2010年4月16日登陆中小板的信邦制药2010年年报显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19亿元，同比下滑5.36%；净利润3776万元，同比下滑19.13%。

此外，2008年7月上市的伊立浦2009年年报显示，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25亿元，营业利润-0.36亿元，利润总额-0.36亿元，净利润-0.36亿元，分别较2008年同期下降14%、255%、235%和267%。

浅谈会计职业道德两难情境的抉择 篇3

关键词：会计职业道德,两难情境,现状,抉择

不管是在什么行业中, 道德问题都是其重点的社会话题。其中“道德治理”也是我国一直贯穿国家发展的长期性国家制度, 帮助企业和社会管理相关的人才。本文就会计职业道德两难情境的抉择, 做出相关的叙述和分析, 说明会计行业面临的“信任”危机, 很多的会计信息失真现象就是由于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缺失造成的。如何有效的治理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问题, 就是本文主要的阐述方向。

一、会计职业道德分析

1. 会计职业道德的相关概念

所谓的会计职业道德就是指在会计活动中, 应该遵循的, 必须遵守的, 能体现会计工作性质和职能的规范和行为准则。一般讲会计职业道德在会计工作中十分重要, 能够在基础上保证企业的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和工作质量。会计职业道德在会计工作中的所有领域都有涉猎, 贯穿在整个的过程之中, 所以这也体现了社会和实际工作的相互统一。会计工作不仅要着眼于人际关系的调整, 同时还要注重企业内部是否有足够的评价标准, 帮助企业的会计基础工作。会计职业道德主要的构成要素主要有六点。其中主要有会计职业理想, 主要是说明会计人员的择业目标, 会计职业理想是会计职业道德的灵魂, 保证了企业在会计基础工作中的合理有效的工作性质。同时会计工作态度也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 会计人员的在从事会计工作中, 保持认真负责, 精益求精, 积极主动的工作状态。会计工作态度是会计人员在工作时的义务基础, 每一个会计人员都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工作态度, 才能保证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 积极的履行在会计工作中的责任和义务。还有职业责任, 职业技能, 工作纪律, 和工作作风等几点构成要素, 这些要素的构成, 保证了企业内部会计工作的正常有序的进行, 其会计信息处理准确, 报表合理, 数据可信。

2. 会计职业道德的功能和特点

会计职业道德首先就具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 能够在社会经济中, 合理的指导会计人员不被外界的事物所诱惑和蒙蔽, 引领会计人员的行为方向, 在整个的会计工作中, 起到了指导的功能。会计职业道德指导会计人员在会计领域内保证人与人, 人与事务, 单位之间的矛盾消除, 使得企业的会计部门能够更加协调的发展下去, 避免了企业内部每一个部门之间的矛盾发生。同时一个合理有效的会计职业道德能够促进会计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会计职业道德具有一定的评价功能, 根据会计职业道德的标准, 对会计人员进行一定的评价, 保持正确的态度。建立完善的会计职业道德能够使会计人员在工作的过程中产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对一些正确的会计行为产生一定的认同感。对一些不合理, 不正确的会计行为进行必要的批判, 这也有助于会计人员及时的调整职业行为, 有助于改善会计行业作风。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是根据空机制也的特点进行提出的, 有效的要求了会计人员在日常的行为工作中的行为规范, 不断的将会计职业道德融入到会计规范体系中。会计职业道德具有职业性, 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在提出以后, 就一直和会计活动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所以会计职业道德具有鲜明的职业特征。同时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在会计人员的日常工作中有自觉性, 能够对会计人员有约束力, 其主要的约束条件来自于社会和道德力量, 使得会计人员在工作时接受会计职业道德的约束。会计人员不仅会受到会计职业道德的约束, 同时还会对会计人员的基本素质有一定的要求, 使得会计人员从整体上, 全面的注重会计工作质量。

二、我国会计职业道德的失范现状及原因

1. 我国会计职业道德失范的现状

会计职业道德是每一个会计人员都需要遵守的规范制度, 能够有效的调整企业会计活动的利益关系。目前我国的会计职业道德主要的内容有爱岗敬业, 诚实守信, 客观公正, 努力学习, 强化业务等, 这些内容基本要求了企业会计人员的具体行为准则。随着社会的发展, 我国市场经济在不断的提高使得我国企业在不断的增多,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寻求发展的机会, 但是很多的企业都在会计方面的重视程度还不够, 没有对会计方面有足够的了解。然而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 会计人员整体的素质较低, 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的会计职业道德失范现象严重。这也导致企业中的会计信息失真现象十分严重。一些企业在没有达到一定的经济效益时, 就会采取与会计人员合谋, 隐瞒真实财产或者是虚报收入等一系列的造假行为, 所以建立一套有效完整的会计职业道德体系是十分必要的, 能够保证企业在一个健康公平的社会市场环境中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随着我国社会环境的波动而不断的变化, 所以我国企业目前面临着很多的经济困难和市场压力, 导致企业财务造假问题越来越严重。

2. 我国会计职业道德失范的原因

近几年来, 企业内部的会计人员问题一直都是每个企业管理者认真思考的问题, 但是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其主要的问题就是我国会计职业道德失范严重。导致我国会计职业道德失范的原因就是每一个企业管理者和学者努力研究的方面。会计控制机制的不完善, 使得很多的会计人员在日常的工作中, 没有认识到会计舞弊的严重性。对一些会计准则和法律法规没有一定的了解, 使得企业会计在发展的过程中, 缺少会计职业道德的相关基础, 发展的过程中, 会计部门也没有一定的地位, 管理者对会计的管理也较少。再者就是会计人员受到了利益方面的驱使, 会计诚信得到了严重的挑战, 很多的会计人员和企业管理者合谋, 或者是会计人员及其注重个人的利益, 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 会违背客观公正的工作态度, 丧失了会计人员本身的工作责任。一些领导人员为了使得企业在发展中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和市场抢夺, 就会在报表和会计信息上进行相关的造假行为, 使得企业能够更好的隐瞒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 因此就会和会计人员一起进行财务造假。我国的会计法治环境并不是十分的健全, 会计职业道德中有很多的非强制性的内容, 主要是依靠会计人员的自觉性。同时会计人员在需要法规进行保护或者是法律进行相关的处罚时, 法律法规不能及时的进行处理, 会计人员有时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

三、两难情境的抉择

在实际的工作和学习中, 很多的会计人员都会遇到一样的问题, 就是上级指示和真实披露出来的信息相矛盾, 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会计人员就会处于一个两难情境的抉择。从会计职业道德方面讲, 会计人员需要遵守会计职业道德, 不能因为领导的原因使得自身的会计准则得到违背。但是很多的会计人员会选择违背会计道德, 不遵守原本的会计制度。首先会计人员要对自身的工作性质产生一定的了解, 这样就能够使得人员在进行违规操作时产生一定的心理影响, 导致会计人员心生内疚, 减少事故发生的概率。会计人员要准确的识别道德问题, 领导指示的相关问题操作是否合理, 是否合法, 需要会计人员自身进行准确的把控, 这样才能在工作中帮助企业更好地控制发展方向。当企业出现财政方面的危机时, 企业管理者不应该通过造假, 舞弊的方式渡过难关, 需要考虑国家主体和发展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这样才能促使我国的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只有将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放在第一位, 才能使企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内部的会计人员能够有效的帮助企业管理者提供相应的会计信息数据。会计人员在得打领导指示时候, 要认真地识别企业决策结果的利益相关者, 不能从单一的相关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只有及时的将每一个相关者的利益全面的考虑到, 才能使企业未来的发展更加快速。一般利益相关者都会包括企业, 社会和国家, 只有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从整体的角度进行考虑, 才能在道德利益相冲突的时候, 坚持原有的准则和信念。如果会计人员帮助企业管理者违反会计职业道德和法规, 一经发现, 就会使得企业在市场中没有办法立足, 有关的会计人员在会计领域内部没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严重的影响会计人员的个人发展。企业需要在危机中想寻求发展, 重新的审视自身的问题, 积极的寻找答案, 才是企业真正的发展经营之道。

四、对重塑会计职业道德的建议

1. 加强会计职业道德教育, 增强道德意识

在企业的日常工作中, 要及时的灌输给会计人员相关的法律法规, 以保证会计人员对会计职业道德有足够的了解, 同时企业要按时定期的安排会计人员进行有关的职业培训, 加大企业内部的监管力度, 使得企业会计人员能够在日常的工作中减少违反会计职业道德的事情发生。有关的院校还需要对会计学生进行会计职业道德方面的课程讲座, 使得每名学生在校期间就能了解到会计人员自身的道德标准。可以采用案例, 实例, 模拟等不同的方式, 使学生清楚明了的接受学校的授课知识。这样就会从根本上使得会计人员从根本上提高了人员素质。尤其是对中小型企业更需要抓紧控制, 因为很多的中小型企业本身的规模小, 资金不是很充足, 就会造成内部会计人员过少或是素质较低的情况发生, 因此对于中小型企业内部会计人员问题, 需要国家和社会对中小型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督和要求。对即将步入岗位和已经进入岗位工资的会计人员, 及时的加强会计职业道德教育, 不断地提高人员素质, 增强道德意识。

2. 加强法律执行力, 加大违规造假成本, 建立相关责任追究机制

由于现在很多的企业都存在会计舞弊的情况, 但是查处的概率并不是很大, 所以很多的企业开始钻法律的空子, 使得很多的企业开始进行违反的操作, 利用会计人员进行会计信息造假, 造假成本要远远小于企业的造假收益。因此企业能够不断的发展, 同时也会受到会计人员问题的干扰。因此加大法律法规的执行力, 使得企业造假成本上升, 加大其造假的风险, 就会较大程度上制止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我国需要对会计人员出台更多的相关法律规定, 这样能够保证企业内部资金的安全性, 同时也能使会计领域得到良好的整合, 每一名会计人员都关注在良好的会计环境中, 这会极大的减少会计人员的出错率。只有加大企业造假成本, 才能进一步控制企业造假行为, 因为这样的监管机制使得造假行为变得不现实, 不经济, 使得更多的企业管理者权衡利益之后, 主动的放弃造假行为。同时还需要国家建立相关的责任追究机制, 当会计人员出现违法行为, 要进行严厉的处罚, 不能有丝毫的犹豫, 这样就能保证会计行业的稳定局面。

3. 建立健全奖惩制度

政府和社会方面要对会计人员的提高重视, 不断的对会计人员的素质进行审核和监督, 保证会计人员在日常的工作中, 合理, 合法, 做到公正, 公开。对于会计人员的日常工作, 及时的建立有效的奖惩制度, 当会计人员在面对两难情境的时候, 有奖惩制度的干涉, 会使会计人员做出最为准确的决定, 因为会计人员可以通过上报政府国家的方式, 解决相应的问题, 不仅会计人员减少了不必要的麻烦, 同时还能为国家的经济做出一定的贡献, 减少了不必要的损失。国家要对这些会计人员给予一定的鼓励和奖励, 在不违背会计职业道德的基础上, 将这类事件完善的解决, 也进一步的维护了自身的利益。因此激励政策是一种能够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充分调动出来的制度, 同时还能保证企业内部的协调性。对一些心怀不轨的会计人员, 为了自身的利益, 对其他会计人员进行诬陷等行为, 要进行严厉的处置, 不能姑息养奸。有效的奖惩机制能够很好的解决个人道德缺失问题, 同时还能使企业更好的管理内部会计人员, 进一步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企业管理者根据可信的会计信息, 进行准确的市场决策, 促进企业发展。

五、结语

总而言之, 在会计人员进行两难情境的抉择的同时, 要充分的考虑会计职业道德标准上的要求, 不能对一些违法的行为听之任之, 不加理会, 这样会使企业更加的胡作非为, 严重会导致国家和社会的经济不稳定, 使得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不完善。本文就相关的会计职业道德概念及特点进行简要的叙述, 同时还将目前会计职业道德失范的现状及原因作出相应的说明, 并给出了几点建议, 帮助企业管理者和社会人士更加清晰的了解我国会计人员的发展道路。使得会计人员在今后面对两难境地时, 不逃避责任, 坚持自身的原则和义务, 尽可能的保证企业会计信息质量, 减少失真现象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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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小芳, 丛靖元.浅谈会计职业道德两难情境的抉择[J].知识经济, 2015.07.

[3]吴敏艳.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现状及对策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 2009.08.

[4]刘东霄.浅谈会计职业道德面临的问题[J].经济师, 2009.03.

欧盟救助东欧的两难抉择 篇4

3月19日，法国巴黎阳光明媚，市中心共和国广场上人山人海，彩旗飘扬，但这不是要举行什么庆祝活动，而是法国300万工人的集体罢工。这也是今年第二轮法国的全国性大罢工。罢工人群高举标语、呼喊口号，声讨总统萨科齐的经济政策，要求政府在经济危机中切实保护工人利益。

欧盟的另一大国英国，情况也同样不乐观。金融是重要支柱产业的英国，国内商业银行的外债总额达4.4万亿美元，约为英国GDP的2.5倍。虽然G20伦敦峰会即将在这里召开，可英国民众却没有因此乐观起来。

甚至，就连G20伦敦峰会花费的5000万英镑计划，也遭到了部分民众的反对。民众认为这对陷入衰退的英国经济将带来沉重负担，而之前，5000万英镑仅相当于球星贝克汉姆夫妇的身价，也仅相当于美国歌手麦当娜离婚时所支付的费用。

除了英国法国之外，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的经济衰退，也在最近几个月里表现明显。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联合体，欧盟所受的冲击和衰退程度甚于美国。

长久以来，东欧已经成为西欧的产业集中地，救东欧就是救自己。然而，救助东欧显然并非易事。即将召开的G20伦敦峰会上，一场关于救助东欧的利益博弈，势必在欧盟和其他国家之间上演。

欧洲“经济铁幕”

在欧洲的政坛上，法国总统萨科齐一直是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但这次，萨科齐所引起的冲击波，可能更为剧烈。捷克、匈牙利等国家甚至认为，萨科齐是在欧盟内部竖起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经济铁幕。”

事情源于2月初，萨科齐推出的一项国家资助汽车业计划。2月5日，萨科齐召集三大车商标致、雪铁龙、雷诺总裁到爱丽舍宫会面，提出将向他们提供30亿欧元的低息贷款。条件则是，这几个企业不转到捷克等低成本的地区，而保证在法国国内生产。

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显然触了“雷区”。 欧盟自从1993年1月1日建立内部统一大市场以来，商品、服务、人员和资本四大因素一直在欧盟内部自由流通，这也是十多年来欧洲一体化建设的重要成果。

“我们是否真正在同一条船上？或者我们有不同的甲板(在欧洲船里)？我们有一等甲板、二等甲板和三等甲板？” 现任欧盟轮值主席的捷克总理托波拉内克对此愤慨地说。欧盟的27个成员国中，2004年以后加入欧盟的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对此更加反弹强烈。

但事情并没有按照萨科齐的意志运转。对于企业来说，生产成本是经济危机条件下不得不考虑的事实。三大汽车巨头在萨科齐召见之后都表示，不会撤离捷克。

但被触痛神经的东欧国家，显然必须做些努力。在现任欧盟轮值主席、捷克总理托波拉内克和时任匈牙利总理久尔恰尼的积极斡旋下，3月1日欧盟特别首脑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敦促西欧富国尽快救助东欧。

然而，东欧各国心愿难偿。久尔恰尼提出的1800亿欧元综合性援助方案没有通过，最大的阻力来自德国。

德国在金融危机后的实体经济之糟糕程度，一点也不弱于法国和英国，甚至更加严重。德国联邦政府从去年年底决定，暂缓执行财政预算平衡的目标，目前财政赤字已达3.9%。德国第一支柱产业的汽车业，销售量屡创新低，行业巨头纷纷减产。德国高档汽车生产商戴姆勒公司，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一直处于停产状态。

德国总理默克尔反对的理由是，“东欧各国的情况各不相同，应分别对待。”她的不同是指，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两个加入欧元区国家，两国情况较好，不应受到援助。

其实，作为缴纳最多欧盟“会费”的国家，德国官员已经在多个场合反对由欧盟“轻率”出资援救个别国家，而是希望东欧各国更多争取IMF的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张明分析原因认为，西欧国家银行大量放贷给中东欧国家，如果西欧大幅救助中东欧国家，东欧理所当然要求债务减免，这是西欧的商业银行和政府不愿意看到的。

欧盟的救助难题

匈牙利等国家提出欧洲“新经济铁幕”，反映东欧国家对欧盟救助政策的焦虑和不满。中国现代关系研究院欧洲所研究人员杨芳则认为，目前热议的欧洲新“经济铁幕”，再次反映了整个欧盟经济一体化与政治上各自为政之间的冲突。

这显然不仅反映在救助东欧的问题上。在金融危机袭来时，各国分别采取了救市政策，比如，德国2008年11月5日通过了“以促进增长保障就业”的振兴经济方案；法国政府推出了3600亿欧元的救市计划；英国推出了将部分银行国有化的救市方案等。但就欧盟集团总体而言，在面对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其协调程度和反应速度较为迟缓，明显缺乏统一的大规模应对措施。

欧盟冗长繁琐的官僚程序是出了名的。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中心主任邢骅，有一次与欧洲一位接近欧盟决策核心的人士会面，当邢骅问及欧盟的政策制定是否真如传闻的那样，90%都是在凌晨两点钟通过时，这位人士笑言：“完全属实，不过可以补充的是，其余10%是在清晨四点钟通过的。”

“它们在利益协调的拉锯战中浪费了宝贵时间，很可能错过救助东欧的最佳时机。”中国现代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博士余翔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事实上，近日闭幕的欧盟春季首脑峰会通过的“500亿救助计划”，也是拖到了最后一刻，而且是在奥地利、法国等几个东欧债主的极力说服下，德国总理才勉强投票同意。

同意救助计划只是第一步，随后各国能掏出多少真金白银，还需要反复的斡旋和讨价还价。迄今为止，欧盟只有一个松散的跨国主权国家联合体，只有统一的货币政策，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由于财政政策由各成员国国会自己掌控，所以欧盟各国国会财政政策的出发点，自然多从本国利益来考量。

各国出资多少，还受到欧盟坚守的共同财政纪律制约。1997年通过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对成员国的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率等作了明确的法律规定。其中政府财政预算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按照这个标准考察，德国的赤字已经超过标准。

在2002 年至2007年间，欧元区国家的政府财政预算赤字基本保持在1%以内，甚至有的国家只有0.2%。当时甚至有欧元区国家认为，当时规定的财政赤字上限3%太高了。

“其实《稳定与增长公约》也对战争、或者经济危机等特殊情况做了上限可以浮动到4%的规定，但是很多国家当然不愿意冲高，否则这些国家将回暖乏力。”余翔解释。目前，法国、德国的财政赤字分别为8.8%和3.9%。

这正是欧盟的救助两难：大举救助势必造成欧元的贬值，今后的复苏将非常缓慢。欧元不是世界第一大货币，欧盟也无法向美国那样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大量印钞转嫁危机。

欧盟能做的，只能是加快中东欧国家加入欧元区的进程。

在前述欧盟特别首脑会议上，久尔恰尼要求欧盟缩短东欧国家进入这一体系的时间。他说，“加入欧元区是抵抗经济困境的‘疫苗，但我们并不是要降低加入欧元区的条件，而是不应该让我们在‘等候大厅里再呆上两年。”德国总理默克尔虽然反对缩短加入欧元区的两年准备期，但是她也暗示，可以加快中东欧国家进入准备期的速度。

欧盟将责任推到IMF

与世界银行致力于帮助最贫困的人民和最贫穷的国家不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扮演了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亚洲各国的经济复苏，正是因为亚洲各国的资金，首先来源于IMF的贷款救助。

这一次东欧的危机，显然也不能缺了IMF。IMF的职责，是负责帮助各成员国克服短期性国际收支失衡，以提供政府间贷款的方式来缓和成员国的外汇短缺困境、协调国际货币的秩序。此次东欧危机，也正是IMF大显身手的时机。

随着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IMF已经向一些国家提供了支援，其中多数为中东欧国家。据统计，过去半年，IMF共批准约550亿美元的贷款，其中包括：乌克兰的164亿美元，匈牙利的157亿美元，拉脱维亚的104亿美元，白俄罗斯的25亿美元，冰岛的21亿美元，巴基斯坦的76亿美元以及塞尔维亚的5.16亿美元。目前，土耳其和罗马尼亚正与IMF就贷款进行商谈。

但是，目前IMF的资金储备只有2000亿美元，仅是东欧今年需要偿还的4000亿美元的一半。

“G20峰会上，欧元区国家会要求中国、日本和石油输出国等为IMF输血以救助东欧。”张明表示。美国在IMF中的份额为16.77%，与美国的经济地位相匹配。中国仅有3.72%。

3月27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英国《泰晤士报》发表文章称，中国愿意为扩充IMF资金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两难抉择 篇5

一、印度高等教育私营化的背景

(一)印度私立高等教育的传统一直没有完全中断

19 世纪中期,英属印度政府仿效伦敦大学的模式建立了“纳附制”高等教育系统,即,大学(af-filiating university) 主要是接纳公立和私立的各类学院作为母体大学的附属学院,负责为这些附属学院制定教学大纲,举行毕业考试,并给通过考试者授予学位。在这种体制下,印度的大学都是公立的,附属于大学的各种高等教育学院绝大多数是民间团体创办的。

1947 年独立以后,印度出现了以向学生收取赞助费(capitation fee)作为办学经费重要来源的私立学院,这种收费的做法很快传播到印度各地。因此,尽管印度共和国政府对私立学院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公立化”运动,但是,完全不接受政府资助的纯私立学院仍然存在。在20 世纪70 年代末前,印度的私立学院绝大多数都不以营利为目的,所收取的费用只是用于补充办学经费的不足和改善办学条件。[1]

(二)独立后持续半个多世纪的私立高等教育公立化难以为继

独立之初,私立学院在印度高等教育中占主体地位。为了使高等教育更好地与国家发展的需要相适应,印度政府选择了对私立学院进行“公立化”(也有学者称之为“国有化”)的政策,即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私立学院进行直接资助,实行政府拨款资助制度(Grant-in-Aid System),政府提供的经费占私立学院经常性经费的95%左右,使私立学院成为受助私立学院(Aided College)。这一政策实施的结果是,在20 世纪80 年代前,尽管印度的学院大部分都是私立学院,但是私立学院中大部分都是受助私立学院。[2]

20 世纪80 年代以后,印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逐渐减少,普通高等教育经费在教育经费中的比例从第七个五年计划(1985~1990 年,简称“七五”计划)开始呈急剧下滑的趋势,从22%下降到“八五”计划16%“、九五”计划8%“、十五”计划9%、“十一五”计划7%。与此相应的是,随着财政负担逐渐加重,印度的很多邦政府也纷纷采取措施减少对受助私立学院的补助,卡纳塔克邦政府还出台了“退出政策”。许多邦都采取了类似的措施。[3]

(三)公立高等教育难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

从20 世纪70 年代末和80 年代初开始,广大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增大,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增加,而恰恰在这一时期,印度中央和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持续减少,导致以营利为目的的私立学院迅猛发展起来。

与大多数国家一样,在印度,接受高等教育也是人们改变社会地位的重要手段之一,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接受高等教育。医学、工程技术等实用学科人才的缺乏,使得私营机构在这些领域的办学活动大受欢迎。尤其是进入21 世纪以后,印度面临着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巨大压力。2005~2006 年度,印度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仅为11%,距离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尚有不小的差距。在此背景下,印度政府提出了到2015 年印度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2020 年达到30%的目标。但是,按照公立高等院校正常的发展速度,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参与到举办高等院校的运动中来。

(四)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属性的认识发生变化

对高等教育公共投入急剧减少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也要归因于印度各界对高等教育性质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

1991 年,印度开始“经济改革”,改革的重点措施之一就是扩大私营化。对于高等教育的性质,社会各界逐渐放弃了高等教育是“公益产品”的立场。从官方的态度来说,1997 年,印度中央政府明确提出高等教育是非公益产品,要减少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3 年后,学术界也明确表态支持国家的财政政策。此后,各种官方的和民间的组织不断推出关于高等教育经费问题的报告,倡导高等教育要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扩大自筹经费的比例。[4]

随着各方面条件的不断成熟,私立学院收取赞助费的做法终于得到了司法实践的支持。1992年,印度最高法院在一项有关教育收费的诉讼判例中(Mohini Jain vs. State of Karnataka),判决私立学院有权根据办学成本收取适当的费用。不过,由于赞助费学院的称呼容易引起误解,这类纯私立的学院被称为“自筹经费学院”(self-financing col-lege)。

二、印度高等教育私营化的现状

(一)私立高等院校占据半壁江山

20 世纪90 年代以后,自筹经费学院发展迅速。例如,在安德拉邦,到2000~2001 年度,90%的工程学院是私立的。[5]20 世纪80~90 年代,自筹经费学院主要集中在专业教育领域。21 世纪以来,普通教育领域的自筹经费学院也迅猛发展起来。

近年来,印度高等教育机构数量的增加主要集中在私立高等院校领域。2006 年,印度自筹经费学院数量已达7,650 所,5 年之内翻了一番。在10,000 多所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中,自筹经费性质的院校占了大约60%。这表明,印度已经完成了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由以公立为主向以私立为主的转型。[6]

此外,印度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向私立为主转型还包括,自筹经费的“相当于大学的机构”(insti-tution deemed to be university,简称deemed univer-sity,印度高等院校的一种,也有学者译为“准大学”)的数量不断增多。受助私立学院和政府办的公立学院大量开设自筹经费的专业,借以收取学费、增加收入。私立大学从无到有,发展迅猛。

(二)私立大学获得正式认可

如前所述,印度高等教育以大学的纳附制为主,因此,2000 年以后,虽然在许多邦,私立学院的数量超过了公立学院,在某些学科领域甚至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但是私立学院的办学自主权仍然非常有限,它们在课程设置、年度考试和学位授予等方面都受到母体大学的限制。由于长期以来纳附制的弊端一直广受诟病,私立高等院校要求增加办学自主权的呼声不断高涨,印度私立大学的创办条件终于成熟了。

1.私立的“相当于大学的机构”的发展

印度的“相当于大学的机构”具有自行制定教学大纲、自主举办学业考试及独立授予学位等资格。

1995 年,印度议会对关于设立私立大学的法案进行了讨论,但是,由于私营部门对一些具体条款的不满,这项法案没有获得通过。出于折衷的目的,中央政府开始对办学质量较好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给予“相当于大学的机构”的资格。这样,20世纪90 年代末以后,私立学院升格为“相当于大学的机构”成为私立高校获得更大办学自主权的一个重要路径,1998 年之后产生的这类机构大都属于自筹经费性质。[7]2009~2010 年度,在130 所相当于大学的机构中,接受大学拨款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简称UGC,是代表印度中央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的主要法定机构之一)全额拨款的只有10 所,接受UGC发展性拨款的有23 所,而且接受拨款的院校数量有进一步减少的趋势。

2.私立大学发展迅猛

进入21 世纪,一些邦政府意识到,根据宪法规定,邦政府也能够通过立法创办私立大学。2002年,查蒂斯加尔邦(Chhattisgarh)率先出台了本邦私立大学法,在不到1 年的时间,该邦竟然新建了117 所自主授予学位的私立大学。由于这些私立大学存在严重的问题(许多私立大学没有教学楼,没有校园,只是在公寓楼里有一个房间),2005 年,它们和邦政府一起受到起诉。印度最高法院的判决指出,查蒂斯加尔邦的私立大学法违背了中央政府关于由UGC认可大学的规定,因此它是无效的,并判令在此法案下创办的私立大学必须关闭。但是,最高法院同时认为,在遵循UGC设定的办学规范的情况下,私人和邦政府有权创办大学。

查蒂斯加尔邦私立大学法案及2005 年最高法院的判决在印度高等教育发展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随后,又有一些邦出台了私立大学法,支持在本邦开办私立大学,比如安德拉邦、拉贾斯坦邦、喜马偕尔邦、北安查尔邦、特里普拉邦、锡金邦等。随着形势的发展和观念的转变,一些私立大学渐渐获得UGC的认可。2005~2006 年度,只有7 所私立大学获得UGC的认可;2011~2012 年度,已经有87 所私立大学获得UGC的认可。[8]可见,私立大学已经成为印度高等教育私营化的一种新的重要形式。

三、印度高等教育私营化的利与弊

(一)印度高等教育私营化的意义

在印度的国情下,高等教育私营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的发展趋势已经不可逆转。

1.机制灵活,能更好地加强高等教育与社会实际的联系

私立高等院校在专业设置、教师聘用、招生、教学内容安排、教学方法等各个方面有更大的灵活性,能够更敏感地捕捉到或者预见到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情况。例如,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印度软件业成为国家经济重要的发展领域,这一时期,自筹经费学院的发展也主要集中在专业教育方面,特别是工程教育、管理教育方面,弥补了传统大学在学科专业结构方面的不足,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所需的人才支撑。

实际上,由于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印度私立高等院校不乏成功范例。例如,印度国家信息技术学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简称NIIT)异军突起,独树一帜,在其成立后不到20 年即受到世人关注,现在已经成为全球范围本领域中的佼佼者。

NIIT的总部设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是专门提供教育、培训、软件解决方案和教育多媒体的信息技术跨国公司。它于1979 年开始筹建,1981 年正式成立,是根据“印度公司法”建立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公司,旨在进行IT方面的教育与培训。经过不到30 年的发展,NIIT就从由两个应届大学毕业生创办的小公司成长为著名的跨国公司。它的年收入达数亿美元且增长迅猛,教育培训收入和软件解决方案收入基本上是各占一半。它是印度第一大教育与培训公司、第二大IT服务公司和第三大软件出口商。NIIT投资了世界上规模数一数二的教学研发设施,用于开发教育软件、模式和课程。

作为拥有近50 万注册学生以及在40 多个国家拥有约400 万毕业生的机构;NIIT是亚洲唯一一家被美国IDC(国际数据公司)评为排名世界前16 名的国际IT培训机构;在软件开发、教育多媒体开发方面是全球最早获得国际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的IT培训公司;在福布斯世界200 家最佳软件培训企业评选中名列第一。[9]

2.弥补政府投入的不足,满足广大受教育者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印度独立后长期实行高等教育和中小学教育并重发展的战略,对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甚至在多个年度超过了对中小学教育的经费投入,导致宪法规定的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目标迟迟不能实现,而高等教育却畸形发展。

20 世纪80 年代以后,印度高等教育的经费紧缺,并不是因为政府减少了教育投入,而是因为高等教育经费的比例大大降低了。随着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不断提高,高等教育规模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扩张压力,而印度政府恰恰在此时转变了对高等教育性质的看法,加强了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这样,扩张高等教育规模的任务就需要发挥各方面的办学积极性,尤其需要民间团体、私人和私营机构的力量。

私立高等教育的大发展扩充了高等教育规模,为社会经济发展储备了大量的人才,为印度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近期目标和建设知识经济大国的长远目标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私立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到2010~2011 年度,印度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15.45%,提前4 年迈进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门槛。到2011~2012 年度,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更是达到了18.8%,实现了超常规、跨越式发展。[10]

3.与公立院校开展竞争,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提升

印度在20 世纪90 年代初进行经济改革,主要动因之一就是公营企业在政府的大力保护下,“外无压力,内无动力,效率低下”。而改革的举措就是在减少对公营企业保护的同时进行管理体制的改革,使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在同样的条件下开展竞争。

赋予私立高等院校更大的办学自主权是在同样的背景下进行的。20 世纪90 年代前,由于政府把大部分教育经费投入高等教育领域,使印度公立高等院校收费低廉,几乎相当于免费高等教育,导致入学门槛高,竞争激烈。与此同时,印度公立高等院校给人的印象,却是教师不思进取,行政和后勤人员人浮于事,大学生则热衷于政治和社会活动,教育浪费现象严重。因为私立院校办不好就难以吸引生源,存在倒闭风险,所以私立高等院校符合人们的心理需求。虽然许多私立高等院校确实由于种种原因倒闭了,但是,一些私立高等院校逐渐赢得了全国性的声誉,个别的印度私立高等院校甚至赢得了世界性影响。

(二)私营化必将使印度高等教育的质量更趋恶化

印度普通高等教育制度是在殖民地时期仿效英国伦敦大学早期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但是并没有像它的榜样那样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和完善,所以教育质量一直偏低。20 世纪80 年代以后,许多高校由于经费紧缺,办学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进一步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升。[11]尽管高等教育私营化是解决印度高等教育经费紧缺问题的可行办法之一,但是,高等教育私营化在印度又引发了对私立院校办学质量监管的问题。

另外,印度实行中央与地方合作管理教育的体制,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管理高等教育过程中经常“各执己见”,严重制约了旨在提高教育质量的全国性教育改革措施的落实。[12]例如,印度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多年前提出的改进考试制度、发展自治学院等措施至今难以奏效。因此,私营化必将使高等教育整体质量下滑的局面雪上加霜。

根据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2008 年组织专家进行研究的结果,印度近半数大学的办学质量不高。在同一项研究中,对负责具体办学的大学附属学院的评估结果表明,印度只有约14%的学院办学质量是有保证的。[13]

综上所述,印度高等教育中大量私立院校的存在,既是印度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印度教育内在发展的需要,而且私立高等院校也为印度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印度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做出了贡献。尽管私立院校的发展满足了部分受教育者的需求,但是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印度高等教育质量持续下滑的问题。道理很简单:在印度,私人办学的主要目的是追求利润,所以印度绝大多数的私立院校都是以营利为目的,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在印度,高等教育的私营化和商业化几乎是同义语。20世纪90年代,印度全国涌现出了数以千计的以信息技术教育为主的私立学院,但是,由于管理不善,教育质量低下,其中的绝大部分学院开办不到10年就宣告倒闭了,社会影响极为恶劣。近年来,根据产业结构发展变化的需要,管理科学、生物技术和生物信息科学等新兴学科受到人们的青睐,进行相关学科教育的私立院校纷纷建立起来,招生形势一片大好。但是实际上,这些院校的师资水平、教学条件、实验设施等方面很难在短期内达到应有的水平,它们的前途充满了不确定性。[14]

摘要：印度私立高等教育源远流长,一直是独立后印度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潮流和广大民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印度政府难以承担大规模扩张高等教育所带来的沉重的经费负担,不得不放宽对高等院校办学主体的限制,使得办学质量广受质疑的私立高等教育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印度高等教育质量总体上一直在低水平上徘徊,质量难以保证的私立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必将使这一局面雪上加霜。

在利润和信誉间的两难抉择等 篇6

前段时间我接待了一位来中国巡回演讲的美国财务专家，在聊到中国企业家给他留下的印象时，他说：“中国企业家有三大特色，一是执着——他们喜欢把全部的资金、精力都投入到企业中，喜欢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二是机会主义——他们不关心如何进行财务运作，反而对避税念念不忘，对‘捷径’津津乐道：三是缺乏社会责任和企业愿景——他们的眼中只有利润和销量，却忽视了员工的发展、社会的责任。总而言之，他们缺乏对企业信誉的关注，缺少一个成熟的心态。”这几句话，确实把我们的企业家刻画得入木三分，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裘总的悲剧产生的真正原因：面对利润的压力和诱惑，在转轨经济的特殊环境下我们的企业家对社会责任和企业信誉有意无意的漠视。

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国的企业家是可敬又可悲、伟大而又渺小的一群。可敬和伟大之处是他们对于企业的奉献精神和执着态度。在中国企业的老板和高层管理者中，存在着一个让西方人无法理解的普遍现象：企业可能为企业家个人赢得了普通人无法企及的巨大财富，但是他们却很少会像普通人一样有一份为自己将来打算的投资计划，他们赚的钱往往又会全部倾注回企业之中。他们对生意的态度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全副身家、全盘心血、全情贯注。在这些企业家们眼中，企业已经不仅仅是赚钱的工具，而是他们梦想和希望的寄托，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他们不只是在做一个生意，而是在做自己一生的事业。企业对他们而言，就像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就算他们对于个人的前途有所打算，他们的个人目标也必须要服从于事业的目标。当企业资金运作发生困难的时候，他们不但不会从企业抽调资金，反而会把个人甚至整个家族的积蓄都投入到企业之中。正因为这种“非理性”的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这些企业家才能成就今天的事业，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执着正是企业家的本色所在。

但可悲之处在于：这一代勇于奉献的企业家面对诱惑，坚守道德底线的定力普遍不足，他们身上普遍带有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浓重色彩。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经济发展速度快，市场机会多，而法律约束又不健全，投机行为和不规范操作往往可以使人一夜暴富。有个企业家曾直言不讳：“不讲信誉、不重诚信是等死，但讲信誉、重诚信却是找死!”。面对着这样的压力与诱惑，有几个人可以坐怀不乱？即便是柳传志、刘永行这样的企业“教父”们也曾坦然承认在创业时有过不规范的行为。

正如赵晓教授所言，如今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典型的“无法无天”的国家：现在的中国人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天命，不信末日审判，当然更不信天堂……什么都不信的人，最后只能信自己。而以自我为中心的结果必然带来唯利是图与不择手段，于是很多企业主便开始急功近利，一门心思地运用功利主义的“谋略”、“厚黑”的招术去驭人赚钱，久而久之，自然忽视了自身对除投资者之外的利益相关者群体还承担着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忽视了信誉才是企业安身立命的根本。

一方面是令人动容的勤勉与投入，而另一方面则是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盛行。两者结合的结果，便是很多企业主都在不择手段地谋取财富，都在用正确的方式做错误的事情，做得越多，错得越重。在过去20年中国企业的发展史上，已经出现了一个社会学上的“二律悖反”，具体表现为一些企业家就其个人操守和道德而言都无可挑剔——生活简朴、为人真诚坦直、做事认真投入，但同时他们对民众智商极度蔑视，在营销和推广上随心所欲，漠视市场游戏规则，对待竞争对手冷酷无情。然而，公众舆论固守着“成王败寇”的标准，只问结果，不问过程，对取得辉煌业绩的企业家往往不去追究其过程的道德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更助长了企业家的功利意识。

裘总便是其中的一个范例。如果没有出现“欣弗”事件，裘祖贻将会是一位把濒临倒闭的企业起死回生的英雄，作为一任总经理却租住着月租只有200元的小屋，他的个人操守也让人无法指责。但因为他的目光始终集中在产量和销量上，自然就分散了他对质量和信誉的注意力，随之而来的质量疏忽，便使他为千人所指，以致付出生命的代价。与此同时，企业信誉一落千丈，品牌严重受损，企业能否继续在市场竞争中生存，目前也是个未知数。

斯人已逝，我们也无法求全责备。但这个悲剧至少告诉我们，企业家既要对股东负责，也要对客户和公众负责。经营企业，不但要经营企业的利润，更要经营企业的信誉。正如松下幸之助所说，一个企业的兴衰，70％的责任要由经营者来负，经营者管理企业，不但要管理企业的昨天和今天——企业的利润，更要管理企业的明天——企业信誉。中国不缺少好企业，不缺少鞠躬尽瘁的管理者，但缺少的就是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信誉意识的企业家。这正是“欣弗”事件给我们最大的教训。

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一个企业家更是如此。企业家的真正危机，不是积劳成疾，也不是思维上的误区，而是自身的信仰危机。如何正确看待利润和财富更是企业家修养的关键。在美国，MBA教育的第一课就是商业伦理学，其核心便是提倡企业家要有一个正确的财富观：虽然是民营民有，但财富实际上是社会财富，最终也是社会财富，只不过是暂时委托给私人经营罢了。

在这种财富观下，承担社会责任和维护企业信誉便自然而然地被视作是企业所必须支付的成本。西方的成功企业都认为，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对消费者、对社区和环境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护环境、支持慈善事业、捐助社会公益、保护弱势群体等。而衡量一个企业是否优秀，除了它的利润、规模这些因素外，企业是否具有社会责任，也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道琼斯“企业社会责任指数”的建立、SA8000社会责任标准的推行，无不反映了这一点。承担社会责任、维护企业信誉必然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但这种成本应该被视作是企业长远发展所需要付出的投资。否则，一个企业固然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一定的财富，但却难以成为一个被社会承认、受公众尊重的企业。真正的企业家总是会考虑到企业生存的社会空间，清醒地认识到尽管维持其良好的社会环境必然要付出努力和代价，但企业为此而得到的回报将会多得多。正如迈克尔·波特所说：“企业从事公共事业的目标，从表面上看是为了博得更多的认同和社会影响，而

实质上，更有助于公司竞争力的增强。”

因此，成功的企业家必然会在关注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同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在最大化利润的同时最大化企业的声誉。目前，全球主要的200多家跨国公司都建立了自己的公司社会责任标准，绝大多数大公司发布年报时会隆重地介绍企业的社会目标和慈善行为，绝大多数公司在其核心价值观中，也将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放在重要的位置。例如沃尔玛的公司使命是“让普通老百姓买到有钱人用的东西”，惠普的使命是“为人类的进步和幸福提供技术”，三星的使命是“事业报国”，麦当劳的“成为全世界每一个社区的最佳雇主”，索尼的“娱乐全人类”……这些无不反映出成功的公司、成熟的企业家对于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的重视。

企业的兴衰不但取决于销量和利润，更取决于“规范化的经营管理”+“良好的商业信誉和优质的服务”+“正确的企业生存发展战略”。确保产品质量安全、维护信誉与品牌才能真正维护企业的生存权。以“欣弗”事件为诫，我们的企业家也应该认真反思什么是企业发展的正道、思考一下企业如何才能持续发展、在蝇头小利和企业信誉面前如何选择了吧？

企业信誉：企业持续竞争力的核心

谭晨辉

主持人语：企业信誉的意义，应该突破传统的理解，上升到企业竞争力层面来考量。品牌之基，其根本在于诚信。从文化、价值观和企业战略，都不能用硬体来伤害软体。在满足对外信誉的同时，内部诚信的构建，更是企业长治久安的立身之本。

企业信誉这个词，我们通常会将其理解为“诚实、守信”，我们老祖宗的生意经中就经常就说这个。我们很多时候会认为，企业信誉就是不生产伪劣产品，有时候又将其等同于企业品牌建设，有时候又将其简单地当成一个企业经营中无关紧要的因素，稍稍不注意，就将其遗忘，或在与企业的短期盈利、企业的市场占有率等因素的权衡之中，将其放弃。企业信誉真的这么无足轻重?

在企业面临全面竞争、传媒无处不在、企业成为社会公民的今天，企业信誉可以帮助企业集聚各方力量，形成企业的强大社会资本，企业信誉也是企业一切经营活动的根基，成为企业持续竞争力的核心。当我们“看扁”企业信誉的时候，企业信誉也会“看扁”我们。我们需要从企业内部信誉机制的建立做起，以此为基，继而建立与企业外部各种利益关系者的信誉机制，如此，企业方能持续发展，建构起企业的持续竞争力。

人之所助者，信也

牛根生离开伊利初创蒙牛的时候，没有钱、没有人、没有奶源、没有厂房、没有市场，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不过，因为老牛出来干这个事情，他的很多老部下、亲戚、朋友、业务关系人等听说后，纷纷汇集在老牛身边。投资蒙牛，其实也就是投资老牛个人。这些人之所以敢把钱交给牛根生，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相信他的能力，不如说是投资于老牛的信誉。有能力的人很多，为什么相信他，不用担心他发达之后忘记这些雪中送炭者7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人的信誉问题。

《周易》中说：人之所助者，信也。一个企业有信誉，它的品牌价值才能持续下去，不然品牌价值也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由此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史玉柱重出的时候要那么着急去还钱，那正是因为要重新获得信誉。所以《左传》说：能信不为人下。意思就是能守信用的人，就不会居于人下。而一个公司，有信誉才能够持续下去，在竞争中凸显出来。

人之所弃者，失信也。今年央视的“3·15”揭露了欧典地板的谎言：编制德国百年品牌的谎言，将一个正宗的本土品牌说得“真的很德国”。其实，地板质量没问题，也就因为撒谎，欧典地板的市场急转而下。更为惨痛的是纷纷扬扬的“欣弗”风波，使得一个几千人的公司濒临倒闭，而其老总裘祖贻，不堪各方压力，觉得愧对自己的良心，悬梁自尽。

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市场经济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信用经济，信用经济的核心就是企业的信誉。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企业信誉是企业经营的根基。缺乏企业信誉，一些企业虽然可以获得成功，但也往往昙花一现。

巨大的品牌价值可以因为企业缺乏信誉，而瞬间消失。比如年销售额曾经达到80亿元的三株因虚假宣传刺痛了老百姓的心，失去企业信誉，让“三株神话”不攻自破。企业文化是很多企业所重视的，很多企业提倡速度文化、学习文化、创新文化、狼性文化等，但如果一个企业没有一种诚信文化的话，其他文化也就难以持续下去。比如这一两年我们很多企业推崇的狼性文化，在中国目前的市场环境下，狼性文化当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如果我们只讲狼性，不讲诚信的话，市场得来也会失去。谁会跟一个没有企业信誉的企业长期打交道呢？而如果一个企业内部人之间也“狼性”起来，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蔑视规则，无视人性，彼此没有一种信任关系，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又比如我们的企业战略，如果没有诚信为基，就会在战略执行的过程中，因为内外部的种种原因，遭受障碍与挫折，再好的战略也不能持续下去。一个组织，再好的制度，如果内部没有诚信，制度也会流于表面，种种漏洞会让管理者防不胜防。在摩托罗拉，遵守职业及商业道德是工作标准中最基本的一条。再好的领导，再好的员工，不遵守职业及商业道德就不合格。

君子信而后劳其民

《论语》中说：君子先要获得信任，然后才去管理百姓。在企业经营中，企业信誉的建立，首先来说是一个企业内部信誉机制建立的过程。

在企业对于职业经理人的激励中，信誉机制的建立显得非常重要。信誉的实质是交易双方给予对方的一种稳定预期，在这种稳定预期的情形中，人们有进行重复博弈的动机，而不再是一次性博弈。只有这样的信誉机制的建立，方能防范企业主所担心的职业经理人的“道德风险”，而避免出现“一锤子买卖”。企业经营者与企业普通员工之间也是如此，唯有良好的信誉机制作为保证，方能上下同心，建立一种信任的关系，才能聚集企业人的力量，经营好企业。如果一个企业经营者没有了信誉，经常做出一些对员工的虚假承诺，在短期内能够“蒙蔽”员工，但长期下去肯定是背信离心。所以有人说“钱散人聚，而钱聚人散”。

建立内部信誉，除了建立企业经营者个人的信誉，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种企业内部的信誉机制，使得企业信誉能够在企业内部生根发芽，让企业的每个员工，企业经营的每个环节，都能够以企业信誉为基，而不做出违背企业信誉的事情。企业的管理者，需要从战略层面明确哪些事是有助于企业信誉的建立的，而加以鼓励，而哪些又是有悖于企业信誉的建立，而加以调整或者制止，企业的管理者需要通过明确陈述、广泛交流而让全体员工对企业信誉的建立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形成企业信誉为重的价值观；管理者需要建立一种激励和惩罚机

制，而保证企业信誉机制的长期运行：企业的管理者需要在日常经营中贯彻企业信誉机制，底线为不违背利益关系者的利益，更高的是为社会大众创造价值，做出贡献，从而能够使得企业信誉机制成为企业长期持续的核心基因。

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大学》说：“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这个诚，不仅要求自己做到，而且用来完成万事万物。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就是企业需要对雇员、顾客、供应商、股东、社会公众等利益关系讲究信誉，也就是企业信誉不仅需要针对企业自身，还需要有效地将企业信誉传递给企业的利益关系者。其中企业内部信誉机制的建立，是企业外部信誉建立的根基。

菲利普·赛德勒的《持续竞争力》的核心思想是将顾客、雇员、供应商、股东和社会以及环境保护的需求纳入企业的经营战略中，这对于企业获取持续竞争力是至关重要的。在该书中，菲利普·赛德勒把这种需求定名为“利益兼容法”，也就是说，要建构企业的持续竞争力，必须兼顾各种利益关系者的利益。从企业信誉的角度来看，在建构企业内部信誉机制的基础上，企业还需要针对外部的各种关系者讲究企业信誉，并加以有效的传播和管理。面对客户，我们需要讲究企业信誉，在同客户的交互过程中形成信誉，而这种信誉又能够使得企业以较低的成本与客户达成交易，长期以来，可以保证企业品牌价值得以很好地实现。反之，如果一个企业缺乏信誉，只要不是什么垄断行业，客户就会选择其他信誉好的企业在产业链条的合作之中，企业需要讲究信誉，以形成良好的企业内外部协作生产链，由此可以同甘共苦，快速响应，积极应对外部市场的变化；对于股东，企业需要讲究信誉，维护股东利益，向股东负责，否则，就会导致股东用脚投票；在这个传媒发达，对于企业道德标准和社会责任越来越高的社会环境中，企业还需要对公众讲究信誉，建立良好的企业社会公民的形象，获得社会认同和强大的社会资本，否则，企业必将面对公众的集体舆论压力，这种舆论压力还会传递到市场上，影响企业的生死存亡。

良好的企业信誉在一个混乱的市场中，成为一种独特的吸引消费者、激励公众的企业独特价值点：良好的企业信誉在一个良好运行的市场中，成为企业聚集力量、获得各方认同与支持、保证企业持续运作的根基；一个具有良好的内外部企业信誉的企业，就可以实现“仁者归心”，聚集内外部的力量，获得内部员工认同，获得社会认同，赢得巨大的社会资本，从而建构起企业持续发展的坚固基石。如此来看，企业信誉就是企业持续竞争力的核心。

社会责任、免费午餐与品牌竞争

蒋廉雄

主持人语：企业家的责任，是大责任和小责任的完美统一。二者的均衡，如何拿捏?我们如何打造以下四种能力：信誉平台的运作能力、信誉风险的承受能力、信誉体系的管理能力和与利益相关者的协调能力?

“社会责任”的双重误读

从引入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SA8000开始，企业的社会责任是近年社会和企业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最近关于社会责任的诸多消息、讨论、排名和评奖活动同时见诸媒体，但是这些信息表达的明显或潜在的观点倾向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对社会做出了特别的贡献，社会由于获得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贡献，也要对这些企业给予“回报”，如对这些企业授予特别的荣誉等。这种倾向可能使企业社会责任被双重地误读了。当前的信息可能让企业经营者误读，认为社会责任是外界强加于其的非经营义务，因此企业经营将面临更大的道德压力以及义利取舍的痛苦。当前的信息也可能让消费者误读，认为社会责任是企业行善的结果，是少数有仁义的企业经营者对某群特殊消费者的恩赐，因此更加深了对其他企业经营者逐利本性的偏见。

这种误读，当然是企业家和消费者在现有的文化、环境和行动中对社会责任的自我解读，可能有其背后的认知机制。在中国社会中，关于商业活动的义利之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无商不奸、为富不仁是中国人对于商人的集体认识。在这一情境中，当我们解读从英文中翻译过来的企业社会责任时，无论是企业家或消费者，怎么不与“行善”联想起来呢。既是“行善”，怎么不是强加给企业的“责任”呢？

但是，如果以企业发展的战略观看，这种误读对于本土企业的竞争策略发展可能产生误导。

社会责任：既非“包袱”也非“免费午餐”

对于中国多数企业经营者，认为履行社会责任是背“包袱”而不是积累“资产”者不在少数。所谓背包袱有三层意思：一是它被认为是外界强加的。中国企业多数处于商业周期的初期阶段，在这一早期阶段，原始积累是第一位的，多数经营者还没有必要甚至来得及思考员工福利、环境保护和社区参加等社会责任问题；二是被认为是负担。在初期阶段的企业，实力并不雄厚，资源并不充裕，加上市场竞争压力，经营者担心承担社会责任可能加重企业营运成本、提高产品价格而失去市场竞争力；三是极力要将它甩掉。既然被认为是外加的，而且会增加负担，甩掉它就是经营者最直接和合理的反应。

如果从企业本身考虑，社会责任是企业家的包袱似乎有其合理性。设身处地地看看下面这个在身边司空见惯的例子吧：

中国属于私人拥有的企业多数是中小企业。在某个地区，分布了几十家企业，如果你经营一家年产值在几千万元甚至过亿元的企业，在那个地方是非常瞩目的了，但你整天仍需为客户、销售、回款、流动资金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时，企业所在社区的政府为当地乡村修建公路在当地企业中募集资金，政府出面的募集往往是强制性的摊派，这种情况太普遍了。你与当地社区的多数企业一样极不情愿，而且可能是一拖再拖。

问题是，如果社区内有一家外资企业，虽然它的经营业务本身与当地政府无关，但它作为外来者仍可能要与当地政府保持密切关系所以积极地捐了款。另外几家企业，出于经营本身的需要也捐了款。你可能很恼火，同样捐了钱，这些企业可能名利双收，但自己的钱花得太冤枉。但不管怎样，你最终还是捐了款，不敢得罪当地政府和当地居民。

抛开道德说教和企业家的面子，你不情愿但又不得不捐赠的合理性解释就在这里如果你不捐赠，可能在扩建时就会失去当地政府的倾斜，在与当地居民征地谈判时可能遭遇当地居民的抬价、起哄甚至抵制行为，而那些积极捐赠或捐赠更多的企业可能处事进展顺利，甚至价格更低。还有，如果被媒体报道，可能还会影响企业声誉，导致市场消费者的负面反应。

这个例子总结起来得到三句话，在竞争性市场中，企业的社会责任影响企业的竞争力：社会责任行为对于企业不是包袱而是积累无形资产的途径：与相关企业相比，相对承担较少社会责任的企业可能在未来经营中遭受

不确定的经营风险或品牌的市场损失。

由此来看，社会责任是市场竞争还不是某个企业行善的结果。对于企业，表面上看是利他行为，实际上还是利己行为。因此，企业家若将其看成包袱实则是短视：政府和行业管理者以各种借口为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辩解其实是愚人帮倒忙；消费者也没有必要将其看成是企业家行善的免费午餐，而是市场经济制度下竞争所致的福利。

社会责任作为品牌战略工具

美国的两位研究者Brown和Dacin在1997年进行了一项实验研究，他们以虚拟的电子和医疗器械公司为测试物，就被试者对公司社会责任认知如何影响公司品牌产品的评价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证实社会责任认知和公司能力认知是公司形象的基本内容，它们影响公司产品先进性评价、公司评价和公司产品的社会责任评价，进而影响消费者对公司的产品评价。其中被试者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印象影响公司评价，并通过公司评价影响公司的产品评价。这一研究结果的启示在于，消费者对公司的社会责任印象影响他们的购买态度，公司的社会责任印象有利于提升公司产品的消费者吸引力。他们的研究结果见上图。

Brown和Dacin的研究是开先河之作，对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收益提供了间接佐证。但社会责任对企业的意义不单单如此，它表明可以通过社会营销策略改善公司社会责任印象，进而提升公司品牌的竞争力以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直接将品牌的市场渗透活动贴上社会责任的标签通过获得社会和市场认同加速营销目标的实现，如广东移动向农村地区市场深度渗透营销；以爱心实现社会责任，在消费者心中建立亲近性的公司形象创造品牌的亲和力，如农夫山泉卖一瓶水捐一分钱的阳光工程营销；通过社会营销寻找和创造产品差异化的机会，为企业提供消费者价值创造的新途径，如GE“绿色创想”战略营销。以社会责任的感召力建立消费者的品牌社区，在企业和消费者以及消费者之间建立感情联系的平台和感情纽带的机会，如通用雪佛兰品牌赞助“雪佛兰红粉笔计划”义务支教活动。此外，社会营销可降低品牌的市场脆弱性，当品牌遭遇质量或其他负面事件时减少消费者的反应程度。

囿于历史条件、成长时间、市场处境及企业实力，中国本土企业在社会责任中的意识、行动乃至营销策略与跨国公司仍有较大的差距。在企业经营的层面上，为这种差距辩解有害无益。社会责任实质上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实现其市场目标的战略工具和策略，中国本土企业只有奋力追赶，千万不要在技术、资金这些硬的竞争力上逊色于跨国公司之后，在社会责任这一软的竞争策略上也输给竞争者。国家商务部的有关专家对中国两家企业在《财富》“2006企业社会责任评估”排名反应——排名不科学，评估的指标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企业——实是值得探讨的。

回到社会层面上，对处于市场转型阶段的中国企业经营者来说，如何化解社会上或自己心中关于义利之争的矛盾达到义利相容的境界，也是一个现实性问题。企业经营者如果在社会和自己的思想中没有化解义利冲突的意识，不能漫游于义利相容的精神境地，他可能具有财气、霸气，但不具有持久的大气。本土企业经营者应该超脱现有文化、商业生活氛围和个人性格来思考社会责任及其社会营销的问题。实际上，社会责任，不但提供了企业持续发展的竞争策略，就企业家精神修炼来说，也为他们提供了义利相容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