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股比例

国有股比例（精选四篇）

国有股比例 篇1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到第十七大报告提出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积极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 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究竟什么是混合所有制, 说的直白一些就是企业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所以展开对企业股权结构的研究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以往有关股权结构的研究基本是将股权结构作为外生变量, 研究其内部指标对资本成本和公司价值的影响, 这类研究我们可以称之为股权结构的效率研究, 但是同时存在另一类将股权结构作为内生变量的研究, 主要是研究股权结构形成及演进的影响因素。最优的股权结构是控制性股东在引入外部所有者所带来的收益和分散股东在公共关系投入上搭大股东便车所造成的成本的两难冲突中选择的结果 (郑志刚, 2007) 。国有企业的很多改革是由政府的相关规则确定的, 对国有股、公众股和职工股都有严格规定, 基本不是企业可以决定和选择的。但是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发展, 国企改革应遵循市场规律, 所以有必要研究企业股权结构的影响因子。

二、企业股权结构相关理论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产权结构理论, 所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和前提是必须进行产权改革。自从1932年Berle和Means提出了由于企业内部产权分散, 所以广泛存在所有权与控制权之间的分离。在20世纪初, 在美国家族制企业中, 家族成员直接控制公司。然而, 在之后的30年, 股权逐渐分散, 职业经理出现, 进而引出了公司治理问题。在随后的30年, 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 股权分散的情况进一步发展, 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个股东或家族可以实现对公司的控股。但是股权结构对公司决策和股权价值的影响一直没有确定的结论 (Holderness, 2003;Denis和Mc Connell, 2 0 0 3) 。尽管股权是分散的, 但2 1世纪以来的研究证明大部分公司存在控股股东 (H o l d e r n e s s, 2 0 0 9和G a d h o u m等, 2005) , 控股股东通过39%实现控股, 但是也有部分研究者分别采用5% (Holderness, 2009) 、10% (Gadhoum, 2005) 和20% (La Porta等, 1999) 作为实现控股的界阈。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是否会发挥作用又是如何对公司产生影响的呢, 大股东花费很少的金钱用于维护自身权益, 即使是机构股东 (Black, 1998;Karpoff, 2001) , 并且大股东的公司治理没有对公司业绩产生显著影响。对冲基金激进行为可以有效的影响公司价值 (Brav等, 2008, Boyson和Mooradian, 2012) 。终极控制股东的性质是否可以影响公司价值呢, 除了要区分机构股东和个体股东外, 机构股东可以按照其激励机制进行划分, 也可以按照投资机构的自我维护情况进行划分。经研究发现, 企业存在大股东而且存在多个大股东 (Holderness, 2009;Dlugosz等, 2006) , 那么这些大股东之间是相互合作还是争权夺利, 需要用相应的理论模型来描述这一状况, 然而如何设定变量来衡量股东之间的相互作用呢, 这是一个难点。对于家族企业的公司价值好于非家族企业, 因为家族企业由家族成员管理, 相较于由职业经理人管理的情况, 他们的目光更长远 (Villalonga和Amit, 2006) 。有学者认为股权结构和企业价值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他们都是有看不到的市场因素驱动的。我国进行国企股权改革的目的是提升企业的经营业绩, 提高资产配置效率。但是, 目前已有的研究结果确是不统一的, 因为有结论证明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无关, 无关论的代表人物有Hoderness和Shwwhan (1988) 。同时, 有部分结论证明了他们之间的相关性, Coase (1960) 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产权的经济功能在于克服外在性, 降低社会成本, 从而在制度上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将其概括为科斯定理二: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 不同的产权配置界定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 所以有必要对产权制度进行选择 (Stigler, 1966) 。有学者 (Modigliani和Miller, 1963) 从融资成本角度论证了企业可选择最优资本结构使加权资本成本最低。之后, 主要围绕企业股权结构特征 (Fama和Jensen, 1983;La porta等, 1999) 、股权结构对代理成本的影响 (Faccio等, 2002) ;股权结构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 (Jensen等, 1976;Shleifer等;1986) 等方面展开研究, 其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解决最优股权结构的问题。股权结构影响公司绩效, 这是基于一个假设:只要存在特定的股权结构, 就能自动生成相关决策, 进而对应一定的公司绩效。上述过程中, 将股东大会的意志与决策过程视为一个“黑匣子“, 将股权——决策——绩效的影响流程直接简化为股权——绩效流程。尽管宽泛的研究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没有确定的结论, 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不同研究之间对控制的界定差异显著, 20世纪末, 很多研究集中在企业管理者的股权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Short, 1994;Morck等, 1988;Mc Connell和Servaes, 1990) , 结果发现随着管理者所有权与公司价值之间存在凹函数关系, 主要时因为当管理者拥有的所有权在较低水平时, 管理者的财富基本不受公司业绩的影响, 随着管理者所有权的增加, 管理者与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 但是当管理者股权大到一定程度, 市场规则等约束对他基本不起作用, 这时, 管理者容易获取私有利益, 最终导致公司价值下降。

最优股权结构包括股权集中度、股东性质和股权制衡等问题, 股权集中度涉及到直接控股和终极控股, 从1999年 (La Porta等) 以来, 在终极控股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证实了全球范围内, 存在终极控制股东通过金字塔股权结构对上市公司进行控制 (Claessens等, 2002;Holderness, 2009) , 金字塔股权结构一方面可以缓解因为外部资本市场不完善带给集团公司的筹资困难 (Bena等, 2013) , 另一方面控股股东通过复杂的金字塔结构实现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 增加了其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的可能性, 所以, 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没有确定结论 (Basu, 2014) 。股东性质主要是从直接大股东或者终极控制股东的身份特征进行区分, 检验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结论是肯定的 (Dasgupta和Piacentino, 2013) 。股权制衡主要得出了多个大股东共存对公司价值的保障作用 (Attig等, 2008;Attig等, 2013) 。所以, 大股东持股比例问题是值得探讨的。

集团公司负债的组织结构通常构成金字塔结构形式, 国内学者从直接控股股东的类型和最终控制人的类型, 以及他们的持股方式、股权比例等方面研究了股权结构, 以上是从股权结构的纵向对股权结构的刻画。横向股东之间的关系只涉及到了股权制衡度的概念, 但是股权关系仍然是近期的一个研究热点, 如:股东之间的关系网络的构建 (依赖于亲缘、地缘、师生缘, 承销保荐等等) , 以往研究结论是终极控制股东是公司的内部人, 中小股东的利益经常遭受侵占, 但是一旦中小股东与内部人建立起网络关系, 那么中小股东可以实现从外部人到内部人的转换。

前文本书的研究结论证明部分股权结构变量是可以对公司价值及企业的资本成本产生显著影响的, 这为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呢?

三、企业股权结构的影响因素

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优势, 也没有永远先进的制度, 企业应该随着市场环境和时代条件改变企业股权结构。股权结构设计涉及到不同性质股东持股及其持股比例。

1983年Demsets提出股权结构内生, 他认为公司的股权结构是股东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进行决策的结果, 与企业业绩之间没有系统关系, 并在1985年和Lehn一起用美国511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经验性的证明公司价值最大化规模、潜力控制、系统性管制是影响股权结构的三个主要因素。之后, 有学者 (Demsets和Villlalonga, 2001;Thomsen和Pederson, 1998) 质疑了股权结构影响公司绩效的说法, 提出公司绩效会影响股权结构。

企业股权结构的决定因素理论目前有四种解释:第一, 经济因素决定理论, 主要得益于Demsetz和Lehn (1985) 在“公司所有权的结构:原因与结果”中的研究结论:影响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因素取决于外部因素, 而不是股东。外部因素主要体现在:公司规模、公司的控制力潜力、管制作用。公司规模越大, 对于厌恶风险的大股东而言, 只有在较低的可以补偿风险的价格前提下持有大部分股权。公司的控制性潜力, 是指大股东通过股权结构对经理人进行控制的潜力。管理作用是指有关公司控制权及股权结构的法律规范。第二, 政治因素, Mark J.Roe在其著作《强管理者、弱所有者——美国公司财务的政治根源》 (上海远东出版社中文版, 1999) 中指出美国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是有由美国的政治传统决定的。第三, 市场结构决定理论, Hansmann (1988, 1996) 、Steen Thommsen和Torben Pedersen (1998) 等人提出股权结构很大程度上受市场结构的影响, 不同产业或行业有着不同的市场签约成本和股东间的交易成本, 从而不同的企业类型、不同的行为特征决定着企业所采用的股权结构。第四, 生命周期决定理论, 公司的股权结构受制于公司的生命周期, 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有不同的股权结构 (王斌, 2001) 。

根据胡洁的研究 (2002) , 影响股权结构的主要因素包括四类:法律与制度、金融环境、股东属性、偏好及持股动机和企业规模和行业性质, 其中法律与制度主要是指一国对投资者持有私人公司的股权和债券的管制、对股东权益的保护力度、税收政策、执法与行政质量等;金融环境主要指融资体制和资本市场的发育水平。张学平 (2007) []概括股权结构的影响因素包括法律、法规、规制、控制权偏好及社会信用基础、企业生命周期、市场结构和行业特征等 (王斌, 2001) 。有学者将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影响因素归纳为一般上市公司情况和我国的特殊情况。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一般影响因素包括:企业规模、公司成长性、企业所得税、抵押价值、盈利能力、收入波动性、管理者的风险偏好、财务危机程度、金融机构 (或信用评级机构) 的态度、资产结构和企业的控制能力。同时, 他们认为在我国制度性因素中股权分置很显然影响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 (张涛和王丽萍, 2008) 股权结构受很多因素影响, 包括不同的政治、法律、经济、资本市场等外部环境和企业文化、企业的生命周期、规模及行业特征等内部因素 (张学平, 2007) , 并且经过实证检验发现:企业规模、产业发展阶段、资金密集程度、不确定性与风险、利润空间 (竞争程度) 等是显著影响因素。虞群娥 (2012) 曾指出在商业银行中制约国有股比例的因素有:社会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深化度、政府质量和效率、法律和制度、国有企业的重要性程度、经济中政治和金融危机的稳定性。此外, 从商业银行的微观层面分析, 包括:银行规模、国有股东本身的偏好和行为、银行治理要求等。

四、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国有股比例的影响因素系数表

企业的股权结构改革, 与之配套的企业的治理结构、经理人的选聘、考核制度都会发生改变, 同时, 企业的考核指标及国企的股利分配制度都要相应调整, 所以, 改革要慎重。根据环境分析理论, 从宏观环境、微观环境和企业内部环境提炼影响股权结构的影响因子, 结合经验研究结论确定影响股权结构的影响因素。宏观因素主要从政府政策导向、企业的功能定位调整等角度来构建, 可适度运用PEST分析模型。微观环境可以结合波特的五力模型分析影响因子, 企业内部环境分析结合平衡计分卡选择影响因子。

影响企业混合所有制程度改革的因子很多, 但是如何确定哪些因子是最重要的影响影子呢, 首先, 需考虑制度因素, 如:我国是社会主义制度, 公有制是我国的基本特征, 所以这一定程度决定着我国企业的股权结构。借鉴虞群娥 (2012) 对商业银行中国有股比例决定因素观点:国有企业的重要性程度制约国有股比例的说法, 从安全性角度来考虑, 对于与国防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行业, 国家控制比重应该相对较高, 国有股比重相对于前者可以略低。同时, 也考虑了国家的政策、法律和法规完善程度对企业股权结构的影响。其次, 不同行业的直接和终极股权结构变量的均值是有显著差异的, 不同行业的股权资本成本差异显著, 所以, 行业很显然会影响企业的股权结构, 进一步影响企业的股权资本成本, 所以企业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中, 必须考虑行业这一因素, 结合前文对市场结构决定理论的介绍, 将市场环境细分为行业竞争程度、行业成熟度等, 分析不同程度下企业进行混合的可能性。借鉴王斌 (2002) 的企业生命周期决定理论, 同时, 结合前文检验结论, 公司规模与股权资本成本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此外, 反应公司经营状况的资产周转率、换手率、经营风险系数、股东权益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均与股权资本成本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此外, 反应公司财务风险的资产负债率与资本成本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这契合了文献综述中各变量与公司价值和资本成本相关关系的研究结论。根据企业的自身特征:公司规模、经营现状、财务情况、发展战略、企业生命周期等确定适合企业的混合所有制程度, 具体影响影子因子如下表所示。按照终极控制股东性质划分的终极所有权比例均值、终极控制权比例均值、两权分离度 (差值) 均值、两权分离度 (比值) 均值、控制层级均值是有显著区别的, 而这些股权结构变量中部分变量是对股权资本成本和公司价值产生显著影响的, 所以按照终极控制股东性质显著区分股权结构变量进一步影响股权资本成本和公司价值的思路。此外, 第一大股东性质不同, 其他直接股权结构变量均值是有显著差异的, 同时, 其他部分股权结构变量是对股权资本成本和公司价值有显著影响的, 终极股权性质和第一大股东性质对直接股权结构变量和终极股权结构变量的影响, 论证了国家进行有效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 (表1)

虽然初步讨论了国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影响因子, 但是, 各影响因子是否可以经受实践检验, 进一步各因子权重比例如何分配需要大量的调研和访谈才能完成, 这是未来有待完善的。以往有学者根据合作博弈模型, 对企业所处的行业竞争情况进行假设并计算出了合作博弈情况下的国有股最优比例。这种方式很显然只考虑了行业因子中的行业竞争程度, 没有更多的考虑政治环境因子和企业自身情况因子。但是, 在我国的国企改革中, 我们对部分企业并非绝对控股, 那么如何确定国家对公司的控制力呢, 很显然权力指数模型是一个可借鉴的有效思路。

五、结论

通过梳理企业股权结构的相关理论及其影响因子, 按照从大到小, 从外部向内部的方法梳理了企业股权结构改革受到政治、行业和企业自身因素等三个方面的因素的影响。一旦涉及到国有比例就不得不考虑政治, 它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从企业之于国家的作用, 另外一部分是国家的政策、法律和法规的完善程度, 行业因素主要是行业竞争环境和行业成熟度两个大的方面。企业自身因素则包括了企业规模、经营绩效、现金流充裕度、目前企业发展战略、企业所处生命周期等。之后又将各二级影响因子进行了细分。

尽管书中做了尝试性的探索, 但是对各影响因子的权重分布, 书中并未涉及, 这一定程度降低了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因子的实用性, 但是这为未来相关研究指名了思路。除此之外, 确认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因子权重不仅仅是通过调研和访谈方式完成, 还应构建国有股比重与各影响因子的相关关系模型。

参考文献

[1]魏明海, 程明英, 郑国坚.从股权结构到股东关系[J].会计研究, 2011 (1) :60-67

[2]郑国坚, 魏明海.股权结构的内生性:从我国基于控股股东的内部资本市场得到的证据[J].中国会计评论, 2006, 4 (2) :189-204.

[3]冯根福, 韩冰, 闫冰.中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变动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 2002, (8) :12-18.

[4]李涛.混合所有制公司中的国有股权:论国有股减持的理论基础[J].经济研究, 2002, (8) :19-27.

[5]胡洁, 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因素[J].经济管理, 2005 (23) :31-33.

[6]张学平.股权结构设计与调整——以高科技企业为例[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6.

[7]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and Shleifer, A..Corpor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J].Journal of Finance, 1999, LIV (2) :471-518.

国有股比例 篇2

他表示，在当前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中，要处理好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法治环境建设是决定金融生态环境非常重要的因素。

无论从立法、法律的体系还是从执法的效率和司法的规则等方面来看，中国的金融法治环境与成熟的市场经济要求相比还有一些差距。在金融市场多元化主体准入，在存款保险、金融机构破产等方面机制尚须完善；金融机构的市场化程度仍然不够，规模偏好仍不同程度存在；产权保护水平、司法效率和司法规范性需进一步提高。

二是处理好政府和银行的关系。

政府和银行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我国金融生态环境的非常重要的方面。在我国过去30年的金融改革中，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取向就是要打破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三位一体的关系，使政企分离、政银分离、银企分离，增强金融机构的商业性和独立性。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现在各级地方政府非常重视金融，重视地方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但应当说还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这几年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政府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成立的平台公司自身实际上也成为金融资源的重要需求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上其它主体对金融资源的需求，并且一些政府金融需求的行为决策往往并不完全基于商业原则。健康的政银关系是中国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重要的决定因素，需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合理界定政府作用的边界，使地方政府行为规范化、法制化和阳光化，构建市场经济下应有的政银关系。

三是要解决金融业态的多元化和金融生态主体的多样性。

央企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再提高 篇3

据财政部网站5月6日消息,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 (国发[2013]6号) 关于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 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精神, 决定从2014年起, 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

《关于进一步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的通知》 (财企[2014]59号) 规定, 国有独资企业应交利润收取比例在现有基础上提高5个百分点, 即:第一类企业为25%;第二类企业为20%;第三类企业为15%;第四类企业为10%;第五类企业免交当年应交利润 (企业分类名单详见附件) 。符合小型微型企业规定标准的国有独资企业, 应交利润不足10万元的, 比照第五类企业, 免交当年应交利润。

国有控股、参股企业国有股股利、股息, 国有产权转让收入, 企业清算收入和其他国有资本收益, 仍按照有关经济行为的财务会计资料执行。事业单位出资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政策, 按照《财政部关于中央级事业单位所属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企[2013]191号) 执行, 收益收取比例提高至10%。通知要求, 各预算单位组织所属企业做好国有资本收益申报上交工作, 确保国有资本收益的及时足额入库。

国有股比例 篇4

关键词：国有控股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经营业绩

股权结构对公司经营业绩有着重要影响。Jensen and Meckling (1976) 的研究结果发现, 分离的所有权与控制权促使经理人采取多样化策略, 而这种策略很可能降低公司价值。另一方面, 公司大股东有动力监督并激励经理人, 提高公司的业绩, 即提高对企业有控制权的内部股东的股权比例, 能有效地产生管理激励, 降低代理成本, 提高企业的价值。Shleifer和Vishny (1997) 的研究也表明, 公司治理、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 本文将通过定量的实证分析, 探讨国有股比例对其控股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一、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理论分析

(一) 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

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 公司的股权结构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持股比例 (或称股权集中度) , 一般分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前三、五、十大股东持股比例, 中小投资者持股比例, 等等;二是持股股东性质, 如政府机构投资者、银行持股等。不同的所有权结构对公司经营业绩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同。

公司治理的本质是要解决因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而产生的代理问题。所谓代理问题是公司所有者为有效地监督经营者所产生的监督成本和经营者的机会主义所带来的损失。由于企业的股权结构不同, 代理问题的表现形式也不同。在代理问题下, 公司所有者控制机制如监督系统等将引导经理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

(二) 文献综述

西方关于公司股权结构于公司绩效的研究基本上认为:股权分散导致两权分离, 使得股东对经营者的监控力和能力随之下降, 因此股东要承担经营者可能的“败德行为”和“逆向选择”所带来的风险, 这样增加股东持股比例会导致公司价值的增加。

我国也有诸多文献研究股权结构与上市公司绩效的关系, 关于国有股比例与公司绩效的关系问题, 陈晓、江东 (2000) 对1995年国内A股进行实证分析, 得出国有股比例与公司绩效负相关;张红军 (2000) 以1997年的沪深A股为样本, 发现国有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无显著相关关系;耿新、沈蒙康 (2004) 以2001年沪市A股为样本, 研究得出国有股与公司绩效呈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而前五大股东对公司业绩有显著的正影响;胡洁、胡颖 (2006) 的研究则得出国有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U型关系, 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业绩表现出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可见, 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呈现出不确定的关系。

众多已有的文献基本上都是以净资产收益率为被解释变量, 以股权结构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但是ROE是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进行首次公开发行 (IPO) 、配股和特别处理的考核指标, 企业对这一指标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十分严重, 仅用这一指标来进行经验研究显然存在缺陷;而且2006年以前, 国内A股市场划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 这样计算出来的第一大股东比例也不是很准确。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国有股作为其控股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更有动力和能力监督公司的经营行为, 并激励经理人提高公司业绩, 因此, 本文假设国有股比例与其控股上市公司绩效正相关, 即国有股比例越高, 公司业绩越好。

(二) 样本的选择

本文选择2006年12月31日国内制造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在国内A股市场交易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选择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在过去的20多年, 国内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制造业的成长, 制造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40%以上, 相对而言, 具有比较优势;二是制造业占我国上市公司的60%以上, 而且大多数是由原来的国有企业改制而成, 研究该类企业, 更具有现实意义。另外, 为了让样本更集中, 能够比较深入地反映问题, 我们只选取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文中所指的制造业的行业划分以证监会 (CSRC) 行业分类为依据, 剔除被特殊对待 (ST) 的上市公司、部分数据不全以及数据明显异常的上市公司, 最终的样本是111个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

样本观测值的所有数据来源于Wind金融资讯、国泰君安证券网、我们使用E-VIEWS3.1软件和Office软件EXCEL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回归分析。

(三) 变量的选择

1、被解释变量的选择。

本文采用总资产收益率 (RTA) 和核心业务资产收益率 (CROA) 来衡量公司绩效。总资产收益率是净利润与平均资产总额的百分比, 反映了企业资产利用的综合效果, 指标越高, 资产利用效率越高。核心业务资产收益率是公司核心业务形成的总资产收益率, 即主营业务资产回报率。该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总资产收益率指标被上市公司通过非核心业务进行利润操纵的缺陷。

2、解释变量的选择。

本文的解释变量是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L1) , 这是由研究对象所决定的。文中的样本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即持股股东性质为国有股。虽然持股比例包含前三大股东、前五大股东以及前十大股东等多方面的内容, 考虑到第一大股东的特殊性, 我们只选择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解释变量。

3、控制变量的选择。

第一, 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 (Level) 即财务杠杆, 反映公司的资本结构和偿债能力。在有公司税的情况下, 负债可以提高公司价值, 但从长期来看, 高度负债伴随着较高的风险, 可能会损害公司的内在价值。借鉴已有的研究, 我们也选择资产负债率作为控制变量。第二, 公司规模。由于存在规模效应, 公司规模也会影响公司业绩。由于衡量公司业绩的两个被解释变量用的都是平均总资产的概念, 在此我们用平均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作为公司规模的替代变量。

(四) 模型的设定

根据已有的研究, 考虑相关因素的影响, 我们提出以下模型:

其中, C1、C2指常数项;β1、β2、β3、γ1、γ2、γ3代表回归参数;ε1、ε2代表回归残差。

三、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我们用EVIEWS软件对所有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 发现:第一, 总资产收益率均值为4.65%, 说明整个制造业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平均绩效水平;最小值为8.67%, 最大值为26.62%, 方差为0.29%, 表明各公司绩效之间并没有存在很大的差距;第二, 核心业务资产收益率均值为14.78%, 反映了制造业行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核心业务的平均绩效水平;最小值为0.51%, 最大值为47.99%, 方差为0.77%, 相对于总资产收益率, 各公司差距大一些;第三,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平均值为42.24%, 说明了制造业行业国有股的平均水平;最小值为8.70%, 最大值为82.12%, 标准差为2.22%, 说明各公司的股权集中度离散程度不是很大;第四, 资产负债率均值为48.58%, 可见整个制造业行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平均资产负债率处在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其方差为3.16%, 反映了各公司承担的风险差距也不是太大;第五, 资产规模的均值为12.28, 方差为1.4, 可见各公司规模差距不是太大。

(二) 相关关系分析

利用相关系数表, 我们发现, 资产负债率与公司业绩负相关,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公司规模与公司业绩呈现正相关关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RTA的影响要明显大于对CROA的影响, 公司规模也表现出同样的特征;L1与Level的相关系数为-0.021733, 与Ln (Asset) 的相关系数为0.225477, Level与Ln (Asset) 的相关系数为0.324780, 可以初步判断这些回归元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

(三) 回归分析

1、实证结果。我们采用EVIEWS3.1, 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0LS) 对回归方程进行估计, 结果如下:

RTA=-0.077435+0.029882×L1-0.136680×Level+0.014471×Ln (Asset)

标准差为 (0.031200) , (0.026951) , (0.004156)

T统计量为 (0.957151) , (-5.071505) , (3.481829)

F=11.02864 P=0.000002

R^2=0.214768 D-W=1.875966

CROA=0.114477+0.0331138×L10.124734×Level+0.006505×Ln (Asset)

标准差为 (0.056977) , (0.049186) , (0.007585)

T统计量为 (0.581602) , (-2.535997) , (0.857631)

F=2.395884 P=0.072258

R^2=0.036673 D-W=1.968249

从上述结果来看, RTA与CROA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通过了F检验, 回归方程显著。模型并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通过怀特检验法, 发现在5%、10%或25%的显著性水平下, 模型都不存在着异方差性;D-W值显示, 模型也不存在序列相关性。由此, 总体看来, 本文所建立的模型及相关的结果是比较准确的。回归方程还显示, RTA与CROA两者的解释变量的符号相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业绩的影响都不显著;而资产负债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通过了T检验;公司规模对RTA的影响在5%的水平下显著, 而对CROA的影响并不显著。

2、回归系数分析。第一,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系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拟和系数为正, 符合本文假设。从回归的数据来看, 第一大股东对核心业务资产收益率的贡献要稍大一些, 每提高1%的持股比例, 核心业务资产收益率则可以平均提高0.0331138, 而总资产收益率则平均提高0.029882。这说明国有股作为第一大股东增加持股有利于公司业绩的提高, 特别有利于提高核心业务资产收益率。但是回归结果并不显著, 即国有控股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其控股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在统计上并没有明显的一致性。这可能在有些国有控股企业中, 由于产权不明晰, 还存在着严重的“所有者缺位”问题, 委托人无法对代理人进行有效的监管和激励约束, 从而影响公司业绩。第二, 资产负债率系数。资产负债率拟和系数为负且显著, 这表明公司的负债对其经营业绩有负面影响。资产负债率每增加1%, 资产收益率将减少0.136680, 核心业务资产收益率减少0.124734。总资产收益率比核心业务资产收益率受到的影响大一些。这可能由于企业集中精力于其核心业务的发展, 即使提高资产负债率, 核心业务的报酬也不会出现巨额减少。第三, 公司规模系数。公司规模拟合系数为正, 对总资产收益率显著, 而对核心业务资产收益率则不显著。可见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 能够提高总的资产报酬率, 但可能由于一些公司引进了其他业务, 而没有加强核心业务的发展, 使得核心业务的报酬没有明显增加, 从而整体上核心业务资产报酬率并未呈现明显的规律性。

四、结论

综上所述, 从现有的数据来看, 在资产负债率以及公司规模一定的条件下, 国有控股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有助于提升其控股公司的经营业绩, 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但并不显著。但本文只是针对单个制造业而做的分析, 且对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性质和地位的特殊性, 政策因素对其的影响, 以及其他一些非财务指标也会影响公司绩效, 本文并没有将这些因素量化纳入模型中来, 因此对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分析还有待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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