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改革

交易改革（精选十篇）

交易改革 篇1

自中共十七大提出大部制改革构想之后,我国大部制改革相继在中央和地方如火如荼的展开,国内有关大部制改革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归纳起来主要有三大类:一类侧重于大部制改革的理论基础分析,以服务型政府理论、无缝隙政府理论和管理学理论为基础,为我国大部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一类侧重于比较研究,对国外大部制改革的动因、过程、内容及经验等进行了深入分析,为我国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另一类侧重于实证研究,对我国成都、湖北等地的大部制改革进行了具体分析,以期为我国大部制改革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提出解决方法。本文引入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对大部制改革这一行政问题进行研究,试图对政府部门交易产生的根源、大部制改革对降低政府交易费用的意义及可能引发的新问题等进行全面的分析,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概念是由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H·Coase)提出的。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将“交易费用”的概念纳入到了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对企业的存在、企业的规模及合同安排的变化等进行了阐释,这标志着“交易费用”范畴的创立和“交易费用”理论的初步形成。对于交易费用,目前尚无明确的定义,阿罗定义交易费用为“经济系统运行所需的全部费用”,张五常将其定义为“制度成本”,斯蒂格利茨将其定义为“进行交易所增加的(购买价格之外的)成本,而这些成本可以是货币、时间,也可以是某种不方便”。[3]科斯则认为交易费用是运用市场机制的费用,包括在市场上搜寻有关价格的信息,为了达成交易进行谈判签约,以及监督合约执行的各种费用。[4]交易费用理论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为研究经济组织制度的功能及其选择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和方法,而且也为研究公共组织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本文将交易费用理论用于对大部制改革的分析有以下两个前提:

一是政府部门的构成主体即组织成员符合“经济人”的基本假设。从起源上看,政府是“人民为了更好地保护自身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相互订立契约,自愿放弃自己的权利”而形成,由此决定了政府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人们财产的安全,维护公众的利益。然而,这一组织一经产生,便有了其相对独立的组织利益、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政府的组成人员都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逐者,他们都有自身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需求,具体表现为金钱、权力、声誉等不同的形式。而这些利益需求并非总与社会公众利益保持一致,当个人利益、部门利益与组织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相冲突时,受理性经济人本性的驱使,政府组织成员往往会选择个人利益、部门利益,牺牲组织整体利益和公共利益,致使公共权力成为组织成员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如某些政府部门运用行政权力对市场进行过度干预,形成某种生产要素的人为供给弹性不足,从中获取“租金”,导致部门利益的扩张与公共利益的缺失。

二是政府组成部门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美国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威廉姆森指出,机会主义是指信息不完整或受到歪曲的透露,尤其是指旨在造成信息方面的误导、歪曲、掩盖、搅乱或混淆的蓄意行为,是各种形式的欺瞒倾向,简而言之就是“巧取私利的行径”。[5]机会主义不仅存在于经济活动中,也存在于政治领域中。政府各组织部门在政策与行为上都会存在机会主义倾向,即获得尽可能多的权力和资金,承担尽可能少的责任,从而实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

基于上述假设,在政治市场上的政府组成部门与经济市场上的企业尽管在价值目标与运行机制上存在着差别,但两类组织的核心要素组织成员逐利的本性是一致的,其区别仅仅在于追逐个人利益时所交易的对象、选择的方法及遵守的规则不同而已。在经济市场上,“交易”是取得所有权的法律活动,是依法转移法律上的控制,[6]只要有供给与需求的存在,不违背市场规则及法律规范,买卖双方可以就任何产品进行以自愿为基础的交易。而在政治市场上,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交易”则是为取得同类公共事务的管理权和分割同类公共事务管理责任的讨价还价活动。由于同级政府的各组成部门地位平等,其交易活动是建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的,然而其交易范围却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在现代法治国家,各国一般都对政府组织的设立、职能、权责、变更等做出了立法规定,政府各部门都受到了相关法律制度的约束,不能任意的转移职责权限。只有当某一类事务的管理权责涉及到几个部门,且权责划分不明确时,相关部门才会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换言之,只要存在政府部门职能交叉、权责不清,某一职权可以跨部门而被让渡时,交易就会发生,制度规定越模糊,由此引发的交易活动就越多,交易费用也就越高。并且,在行政领域中,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外界环境的变幻莫测以及新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对政府各部门的职权界定是不可能完全的,总会留下一些“公共领域”,如果这个公共领域中仍有价值,各部门就会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对公共领域的租进行评估,如果对租的评价超过其追租的成本,各部门就会努力去追租,在立法层次和职权行使过程中展开激烈的竞争,在立法层次上,各部门必然会进行游说、讨价还价,对立法者施加影响,使其在下一轮的职权划分中作出于已有利的制度安排;在职权行使过程中,各部门会利用法律约束的漏洞及监督制度的不完善扩大自身的职权范围,直到职权的配置达到均衡状态为止,而环境的发展变化很快会将这一暂时的均衡打破,新一轮的职权竞争又将开始,因此政府部门之间的交易费用是无法彻底消除的。

二、大部制改革的积极作用:降低了政府部门交易费用

尽管西方学者们基于不同的侧重点或范围对交易成本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但从实质上进行归纳,交易成本主要包括协调成本、信息成本和监控成本三个基本要素,[7]而政府各部门的交易成本也无外乎这三个方面。从交易费用理论的视角来看,现行大部制改革整合了政府职能,提高了办事效率,是降低政府交易费用的积极响应。

整合政府职能,降低了协调成本。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政府组织的职能化可以提高组织成员的专业化水平,提高管理效率,带来规模经济。但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当职能部门增加到一定程度后,职能交叉、权责不清等矛盾就会凸显出来,容易形成步调不一、政出多门和效率低下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必须加大协调成本的投入。[8]通过大部制改革,业务相似、职能相近的机构被整合为一个大部门行使职权,由此解决了部门职能分工导致的部门之间协调难的问题,把原来部门之间的关系变为部门内部之间的关系,减少了议事协调机构,避免部门之间由于长时间的讨论磋商和讨价还价而产生的交易费用。

缩短信息沟通链,降低了信息成本。在科层制的组织体系中,信息的传播主要是纵向的等级结构方式,政府各部门之间缺乏制度化的横向沟通渠道,要通过共同的上级或综合协调机构来实现信息的交流,这种传递方式无疑延长了信息的传递链,增加了信息的时间成本。不仅如此,由于管理职能的需要,各个部门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在信息传递过程中一些部门出于“部门利益”的自我保护需要,隐藏本应公开的信息,这无疑增加了交易过程中各部门尤其是信息弱势一方的信息收寻和加工整理成本。实施大部制改革之后,原来职能交叉的部门现在都成为“内部人”,内部人基于共同的培训和经验、重复的人际交往及严密的工作规范可以方便的就有关复杂事务进行沟通,信息交换成本也随之下降。

以权威替代交易,降低了控制成本。平等地位的各政府部门就职能交叉领域问题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不相伯仲,达成协议所耗费的时间往往较长,即使达成协议,行政协议在实施过程中由机会主义动机引发的违约机率也较高,因为当前我国行政协议机制存在严重的制度缺失及理论缺陷,其必要条款、合法性问题、效力、违约责任及争端解决机制等都缺少相关的法律规定,[9]这就大大降低了政府部门的违约成本,增加了履行契约的控制成本。实施大部门制之后,部门与部门之间由管理权的转移而引起的买卖交易将被部门内部的限额交易和管理交易所替代。(1)此处的限额交易,是指部门内部决策者之间达成协议的谈判,决策者通过协商把部门的利益和负担分派给各个机构和成员。由于决策者们有着一致的部门利益,其达成协议的过程显然要比有着不同部门利益的政府部门之间达成共识更加容易。

三、大部制改革不容忽略的问题:内部管理成本的上升

当前我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建立符合当地特色的“大部门模式”,如重庆的大农业、天津的大水务、上海的大交通、湖北的大文化等,以期通过职能整合,实行统一管理,发挥出大部门的优势。然而,值得注意的事,实施大部制改革之后,政府原有职能部门之间的交易关系就被职能部门内的行政关系所代替,外部问题被“内部化”了,即原有的部门与部门之间的交易以及由此导致的交易费用被部门内的管理费用(或称内部交易费用)所代替,必然引发部门管理成本的上涨,具体表现为:

内部监控成本增加。大部门将会增加部门行政首长的管理幅度,部门行政首长监督控制的对象增多了,与此同时,在利益驱动下,政府权力部门化的倾向会向更小的单元蔓延,出现权力司局化、处室化,下属官员凭借自身的信息优势将于已不利的信息实行封锁,使得部门首长对其下属各单位和人员的监督控制难度加大。为了获取对下属官员进行正确评价的真实信息,及时纠正执行中的偏差,确保行政决策目标的实现,部门行政首长必将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内部协调成本上升。根据法国数学家格雷卡纳斯提出的管理幅度与关系成指数函数关系的数学公式,当部门内的司局或处室数按等差级数增加时,关系数按几何级数增加,部门内的协调任务将会十分繁重,如果各组成单位之间的权责关系没有理顺,以往的部门矛盾就会演变为部门内部的司局矛盾、处室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承担协调任务的部门领导和秘书机构将会疲于应付,为了减轻压力,增加机构和人员无疑会成为较好的替代选择,这极易引致机构的膨胀。

内部整合成本高。合并之前的各政府部门在以往的行政实践中已经逐渐形成了各自特有的组织文化和利益,成立大部门之后,并入大部门的人员与原有部门成员之间必然会产生文化和利益上的碰撞,由于组织文化的根深蒂固,大部门内成员之间的文化融合和利益摩擦必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内部磨合过程中,一部分组织资源将被耗费。

此外,政府部门的管理成本不仅表现为部门在提供公共服务、生产公共产品的活动过程中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也包括由此所引发的间接性负担,即政府行为所引起的社会、经济以及生态等方面的间接性成本。倘若新成立的大部门协调、控制不力,无法形成较强的组织凝聚力,便不能高效运转,社会公众不但无法从新成立的部门中获得高效优质的公共服务,而且还必须为当前的改革支付成本。

由此可见,在大部制改革的过程中,部门间交易费用和内部的管理成本是此消彼涨的关系,当部门规模扩大时,交易费用下降,但管理成本上升,政府部门的设置并非越大越好。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作为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手段,市场与企业的选择依赖于市场定价的成本与企业内组织管理成本间的均衡。科斯指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替代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而且企业的规模会扩张至企业的内部管理组织成本与外部交易成本的均衡点。同理,政府部门的设置也有边界,当新整合而成的部门规模扩张达到某一边际点,即部门“内化”交易所引起的管理费用等于其他部门组织这项交易的费用时,静态均衡就实现了。

如图1所示,当管理成本曲线M和交易费用曲线T相交于E点时,即决定了部门规模大小,与均衡点E相对应的部门规模S0即为最佳规模,此时政府的总成本W最小,政府效率最佳;当交易费用T随部门规模的扩大而下降的速度一定,而管理成本却以更快的速度上升时,即T曲线不变,管理成本曲线M变为M′,则最佳部门规模缩小至S1;当管理成本M随部门规模的扩大而上升的速度一定,交易费用以更慢的速度下降时,即M曲线不变,交易费用曲线由T变为T′,则最佳部门规模扩大至S2。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交易谈判能力的不断增强,政府部门间交易的效率将大为提高;法律制度及部门绩效评估手段的不断完善也为减少合约的监督执行成本创造了条件;同时随着综合治理日渐成为行政管理的一大趋势,政府部门间的交易规模不断扩大,交易频率不断增加,由此带来了规模经济性,使单位交易费用有下降的趋势。相反,部门内的管理费用却难以得到与交易费用同步的下降,因为一般而言,部门规模越大,等级体系越复杂,委托代理链越长,导致管理成本高。换言之,随部门规模的扩大,相对于交易费用下降的速度而言,管理成本以更快的速度上升,这表明部门有着内在的缩小有效规模的趋势。

由此可见,尽管大部门不失为整合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效率的一剂良方,但其也并非药到病除,如果只是简单的合并部门,成立大部门,当政府部门的边界超出了均衡点,改革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会回到“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怪圈中。这一点国外有过类似的教训,英国在20世纪60~70年代曾进行过大部制改革,当时的环境部合并了许多部委,从而成为英国政府的一个超级大部,然而实践的结果是,内部协调困难,运作效率低下,最后被迫再次分开。[11]因此,要从根本上医治政府效率低下的顽疾、达到大部制改革的预期目标,还应从构建降低政府部门内外部交易费用的制度入手。

四、完善大部制的几点思考

政府向市场和社会分权,从根本上减少交易主体的数目是大部制改革顺利实施的基本前提。政府部门设置的依据是政府职能,由于受传统计划体制的路径依赖,我国依然存在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等现象,导致了机构臃肿,即机构越多,交易主体就越多,交易费用也就越高,如果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即使是将现有的职能部门加以整合,也仅仅只能减少部委、厅局等外部交易主体的数量,而部委、厅局内的司局、处室等内部交易主体的数目会同时增加,政府的交易成本仍难得到有效的控制。因此,必须科学合理地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凡属于市场机制和市民社会能够解决的领域,政府就不要介入;而凡属于市场和社会组织不能解决或不能有效解决的公共事务,政府就必须到位,将政府的职能真正定位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符的宏观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通过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积极培育社会中介组织等措施节约政府交易成本。

科学界定政府各职能部门及内设机构的职责权限,减少交易发生的频率是大部制改革顺利实施的必要条件。交易的实质是在一定的秩序或集体行动的规则中的所有权的转移,当前我国政府各部门履行职责和任务的具体依据是部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规定或方案等规范性文件,部门之间及部门内设机构之间转移管理权责的交易行为的根源在于现有规范性文件对其职责权限的界定模糊,从而为权责的转移提供了可能。因此要铲除滋生政府交易的温床,就必须科学界定政府各职能部门及内设机构的职责权限,避免职能交叉重叠。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各级编制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要发挥其作用,在现行党和国家关于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以及机构编制管理方针、政策和法规的指引下,系统研究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职权划分,并对各部门内设机构的职权划分意见进行严格的审核,理顺部门及部门内设机构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的避免职能交叉重叠或职能真空引发的交易活动。

将“公平、公正、诚信、服务于民”等价值理念深入政府组织成员的骨髓是降低大部门内外部交易费用的重要保证。一致性或趋同的意识形态可以缩减就价值与行为判断达成“一致同意”所耗费的时间,简化人们的认知和选择过程,减少“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形成较强的凝聚力,是节约交易费用的一种有效工具。近年来,随着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实施,我国政府公务员的整体素质尽管有所提高,但仍然参差不齐,“官本位”的意识较浓,缺少服务观念,很容易将公共权力作为为自身和为部门谋利的工具,引起交易费用的上涨。为此,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对意识形态教育的投资,通过系统的宣传教育使公务员树立统一的价值理念,将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作为自身行为的内在价值诉求;另一方面要将上述价值理念贯穿到政府工作规程和政府绩效评价中,以正式制度去约束组织成员的行为,使与之不符的潜意识丧失显现的机会。

完善交易信息和交易约束制度,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以解决大部制实行后仍然存在的协调问题。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和公共需求相比,制度规范的更新总是显得相对滞后。因此,不管现有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政府职能部门的职责权限划分有多清晰,仍然无法完全杜绝政府部门的交易行为。对于此类的交易行为,则需要从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入手:一是完善交易信息,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建立统一的政务信息网,健全政府公告制度,提高政府部门运作的透明度,各政府部门除了通过协调机构、协调会议及政务信息网交换信息外,还要密切与公众联系,拓宽自身的信息来源渠道,确保所获取的信息的全面性和真实性;二是订立书面的“交易合同”,对于需要协调管理的事务召开部门联合会议,通过平等协商共同制定工作计划和行动方案,并就各自的职责权限订立书面的行政协议;三是加大对违约行为的惩治力度,对于综合治理中没有认真履行职责的行政部门,各级政府应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并在年终考核时予以一票否决,以防止其他部门加以效尤,减少行政部门的机会主义行为。

摘要：政府组织成员的逐利本性决定了政府交易行为的存在,政府部门交易的实质是同类公共事务管理权和管理责任的跨部门转移。现行大部制改革尽管降低了部门交易的协调、信息和控制成本,但同时也引起了部门内部管理成本的上涨,当大部门的规模扩张至边际交易费用与边际管理成本相等时,静态均衡就实现了。简单的部门合并并非是治愈政府运转失调、效率低下的良方,只有明确交易主体的职责权限、减少交易频率和交易的不确定性,才能从根本上降低政府交易费用,建立有效的政治市场。

关键词：交易费用,大部制,管理成本,制度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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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何渊.地方政府间关系---被遗忘的国家结构形式维度[J].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2):94.

广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体制机制改革 篇2

改革创新背景

金融资产交易行业是金融市场发展高度市场化的产物，是建立资源配置力较强的现代金融体系必然需求，富有活力的金融资产交易平台有利于提高金融产业的整体发展质量。

广东省作为金融大省，根据省委省政府在《关于全面推进金融强省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建立具有较强辐射力的金融市场交易平台”的部署，206月省政府正式批准由广东省交易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珠海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珠海大横琴投资有限公司按照“省市共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原则筹建广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以下简称“广金中心”)，年12月20日正式揭牌运营。

作为新兴行业，金融资产交易行业虽然诞生的时间不长，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转变及金融体系改革的不断推进，市场需求非常旺盛，公司股东认识到要想使身在这一新兴行业的广金中心快速在已经形成的竞争格局中占脱颖而出，成为行业标杆，必须坚持市场化运作，做活体制机制。6月，省国资委印发了《关于开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试点企业工作方案》，内部有需求、外部有政策，经层层筛选，成立之初的广金中心顺利成为广东省国资委系统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试点企业。

主要做法

(一)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构建高效运营的组织保障

广金中心建立了科学合理、有效制衡、运转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通过公司章程，明晰股东会、董事会、企业党组织和经营层的责权利，实现议事规则清晰、程序合法规范、决策管理科学、监督制度完善、权利义务与责任风险对称的目标，通过“清单管理”模式，合理界定和划分权、责、利范围，各司其职、协调一致，既保障所有者的权益，又赋予经营者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同时最大限度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规范董事会议事规则，真正发挥董事会在公司管理中的战略性、全局性作用;建立规范的经理层授权管理制度，对经理层成员实行与选任方式相匹配、与企业功能性质相适应、与经营业绩相挂钩的差异化薪酬分配制度;明确党组织在企业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的权责和工作方式，使党组织成为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充分发挥监事会、纪检监察、审计等监督作用，形成企业运营监督机制，确保健康发展。

(二)以推进企业发展为导向设定选人用人权限

在建立了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规范的董事会运作机制基础上，为推进公司高效运作，根据企业发展需要，设定了合理的选人用人权限。

公司董事会成员，全部由股东委派产生，由各股东提名，股东会讨论确定。在坚持党管人才原则的前提下，公司经营班子成员和部门关键岗位的中层管理人员聘任、解聘、考核、奖惩由公司董事会决定;其他人员的选聘、任用、考核、奖惩由经营班子负责。

(三)实行高级管理人员市场化选聘与管理

广金中心运营初期，就确定了不论是业务拓展还是管理模式都坚持市场化运作的思路。在高级管理人员的管理上，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除董事会成员以外，公司经营班子成员、部门总监、部门副总监等中高级管理人员全部采取市场化的方式聘用，采用契约化管理，并结合同行业市场薪酬水平采取协商的方式确定薪资标准。

从2013年底正式运营以来，广金中心一直坚持经营班子成员全部市场化选聘。通过市场化的方式选聘，以签订劳动合同的形式确定劳动关系，明确了职业身份和聘用期限，其薪酬直接与考核结果挂钩，充分体现出“市场化来、市场化去”的原则。

(四)建立关键岗位的内部竞聘选任机制

对公司核心部门、核心骨干、管理辅助、内务操作等人员进行分类管理，以考核、培养等方式对员工进行梯队培养和提拔，使员工明确自身发展的阶段性及职业规划。

同时，为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拓宽选人用人渠道，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达到内部员工人尽其才的目的，广金中心创新人才工作机制，以加强能力建设为重点，以自主培养为手段，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注重工作实绩的用人标准，引入竞争机制，拓宽选人用人渠道，探索推进内部竞争上岗选任工作，选拔中层关键岗位的人员，在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下，严格按照公布职位、公开报名、资格审查、民主测评、综合面试、组织考察等一系列程序有序推进，进一步优化了员工队伍结构，合理配置人才资源，激励了员工干事创业的热情。

(五)构建绩效导向的薪酬体系，建立激励约束机制

市场化选聘的人员应配套市场化的薪酬分配方式，广金中心以市场标准为基础，制定了高级管理人员经营考核办法、薪酬分配管理办法、部门和员工绩效考核办法等制度文件，初步构建了具有一定竞争力的相对市场化的薪酬。

对于市场化的经营班子，在薪酬分配方面，按照“高激励、强约束”的原则，实行年度薪酬制，并事先确定考核目标。薪酬标准根据双方协商按照市场化标准确定，在工资总额中单列，年度薪酬分为基本年薪和绩效年薪，为突出绩效导向和市场化原则，绩效年薪比例约占年薪总额的70%左右，按照实际经营业绩兑现。同时，设置超额奖励，当年度完成净利润超过年度考核净利润时，超额部分按一定比例奖励给高管人员经营班子成员。

对其他员工，设置了宽带薪酬，每个职级的基本工资设10个档次，相邻职级间的档次标准之间有交叉，适当拉开相同职级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改变单纯依靠职务晋升增加工资的状况;同时，体现业务导向，同职级员工中后场部门的绩效系数为1，前场部门的绩效系数为1.1。在薪酬结构方面，加大绩效工资在总收入的比例，并突出绩效导向，强化考核，员工的基本工资与绩效工资比例平均为4∶6，采取每月预发，季度、年度考核清算的方式发放。通过重绩效、向业务前场倾斜的方式，加大薪酬与绩效激励约束力度，初步建立起较有成效的薪酬体系。

……

文章指出广金中心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成果，并在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探索的实践中，广金中心结合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是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工作的基础

(二)在市场化选聘高级管理人员时，要提高选聘的针对性

(三)在职业经理人管理上，要合理授权、明确权责

(四)在分配机制上，关注激励与约束的平衡

公共资源交易改革探析 篇3

（一）公共资源交易模式（Pattern）就是把解决公共资源交易问题的方法总结归纳到理论高度。这种模式是成熟的。需要提炼，需要总结。

（二）公共资源交易模式是标准的。是可以复制或直接借鉴，容易推广的。公共资源交易模式可以形成制度标准、管理标准、应用标准等等。

（三）公共资源交易模式是可评价的。可以通过第三方评价体系，得到普遍的肯定。

二、确立公共资源交易模式的两点看法

（一）公共资源交易模式的定位

做好公共资源交易模式定位必须了解大背景和环境。东亚模式、中国模式的核心就是政府的作用，强势政府或者政府干预占绝对主导作用。从趋势分析，中国改革脉络基本清晰，以30年左右为一阶段，中国改革分三步走，即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后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是政府向市场放权，目的是追求利益，核心是效率；社会改革是政府向社会放权，目的是分配利益，核心是公平；政治改革是政府向人民放权，目的是放弃权力，核心是民主。早在8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预测21世纪中期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目标。富强是国强民富，经济变革的结果；民主是政治变革的结果；文明是社会变革的结果。我们在品读十八大报告也可以注意到这方面的不同：经济改革是全面深化；社会改革是加快推进；政治改革是积极稳妥。

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来理解公共资源交易模式定位问题更加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性。定位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即：政府不能再强势了；市场能调节的，政府都要退出；政府干预是弥补市场的缺陷；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仍然起基础性作用；政府权力必须制约和监督。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重点做好三界定：

一是界定政府通过何种市场化方式有效的配置资源。公共资源交易是政府与市场的结合体。界定两者关系是一大难点。可以遵从两大原则：充分利用市场的透明竞争机制，如招标、拍卖手段；如何确定公权的有效分离或制约。以公共支出为例，就是要解决其配置资源模式是政府集中行为还是纯市场化的关系。即集中采购和纯市场化的招标代理的选择问题。在工程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都进入统一平台后如何有效界定公权力需要认真考虑。在界定公权力时要关注两点：国际惯例和中国实践。政府采购是国际惯例，英美等西方主流国家都是通过采购官或合同官实现政府集中采购制度。招标代理和专家评审制度是中国实践或中国特色。比如：“让专家评审成为各方免责的制度”就需要大家反思。

二是界定公共领域与私营领域的关系。公共资源交易不应与私人或社会市场交易混同，不应将自由经济中的企业或个人交易行为在公共资源市场中交易。应当避免个体或企业的工程招标、玉器珠宝交易市场、粮食农副产品交易市场、跨国公司采购中心等纯私营行为的交易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市场。

三是界定政府关系。即本级政府与他级政府的关系；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的关系；政府内部关系等等。

公共资源交易内容定位准确就可能成为模式；定位不准肯定不能成为模式。定位的基本要求是，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

（二）公共资源交易模式具有层次性

实际上，公共资源交易模式是科学系统的构造。我们分阶段是实践现状理解以便于有步骤推进。其层次性特征应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制度化。制度体系包括体制制度和机制的建设。实际上就是人财物的使用。制度化建设是基础，基础牢固准确对后面的发展非常重要。二是专业化。职业化电子化能力。即专业水平和科技利用程度。三是科学化。科学化的标志事件可以是：健全的诚信体系，强大的调控能力和政策功能，发布交易指数等。

三、公共资源交易模式发展方向思考

理性而言，“东亚模式”、“中国模式”还有“合肥模式”都是客观存在的。对于合肥招投标模式，大家都有不同的理解。有人喻为是“体制新、制度全、领域宽、监管强、效益好、形象正”，有人认为是“统一监督管理、统一交易平台、统一自行代理、统一中标规则”。合肥招投标监督管理局最近将之定义为：着力构建体制、制度、科技、程序、诚信、能力并重的“六位一体”的公共资源交易“防腐”的长效机制。综合看来，招投标的成功经验离不开以下因素：

一是组织的力量。坚强有力的党政领导是合肥招标投标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党委、纪委、部门、单位对招标投标的实现重视程度不同，效果也就不一样。6年前合肥就冲破落后思想观念和滞后法律条款的障碍，实现招标投标统一授权和集中执法。有些地方现在还处于讨论之中，根本无法实行。这也是许多地方学习后认为“无法复制”的主要原因。认识程度和重视层次及程度影响推进效果。二是干部的力量。干部的认识水平、管理水平、专业水平和协调组织能力是取得成功的主要力量。三是制度的力量。招标投标制度建立要完善；制度执行需有效。合肥实践中有许多好的制度经验。如对招标投标价格的制度设定可以说抓住了采购的牛鼻子。工程项目招标投标采用有效最低价法能遏制价格虚高的现象，提高资金节约率；出让租赁项目采用有效最高价遏制价格虚低，保证财政收益；重点建设工程大宗材料集中采购保证价格和质量；向社会开放评标过程取得各方信任等。

除了合肥，许多地方也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如以蚌埠市牵头起草的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市场服务标准体系正式发布；如长丰县自主研发的高智能化的电子评标系统；如广州、南京等地。全国各地为深化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改革提出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基础条件。现在是非常好的契机，也面临新的挑战。未来向公共资源交易方向的转变应注意几个方向：

在量的基础上是更注意质的发展；在面的基础上更注意专的发展；在交易的基础上更注意管理的发展。量大容易把控不了质量；面宽容易把控不了专业；过于注重交易容易忽略管理。可以在质量上下功夫，注重项目质量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服务满意度；可以在专业上下功夫，推进招标或政府采购职业化资格，提升专业技术能力；可以在管理上下功夫，重点规范交易主体的行为规范和权利义务责任。

诚然，如果一个地方要确立成为公共资源交易模式，除了建立完善的制度和注重实践外，更重要的是赢得国家特许政策支持，成为该领域的国家试验区或科学创新发展区，以营造有利于公共资源交易改革发展的环境。营造环境主要是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即冲破滞后的、不合时宜的公共资源交易法律条款的束缚；当受到外在强势权力或利益干扰或冲击公共资源交易时能起到天然屏障作用。

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改革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新鲜事物，是中国独有的经济改革现象。也是很值得开拓创新和发展的一项事业。它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历史责任。

（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我国期货交易所公司化改革研究 篇4

我国期货交易所从创立至今经过了起步阶段 (1990-1993) 、整顿阶段 (1994-1996) 、恢复阶段 (1997-2002) 和发展阶段 (2003-至今) , 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建立的, 相比国外的期货交易所而言, 存在结构不合理、融资渠道单一、全球竞争力弱等诸多问题, 改革势在必行, 期货交易所的公司化改革是行之有效的途径之一, 从会员制向公司制的转化使期货交易所具有更多的优势。

1 境外主要期货交易所公司化改革成效

期货交易所的公司化改革从理论付诸实际, 距今还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但在这短短十几年里, 电子化交易的普及和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使全球金融市场, 尤其是金融衍生品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迄今为止, 全球主要期货交易所中, 已有八家完成了公司化, 并且大多数已成功上市, 图1是部分境外主要期货交易所在公司化改革前后的交易量。

由图1可看出, 各期货交易所在公司化改革前后的交易量相比较的差距非常明显。在公司化改革之前, 各期货交易所的交易量都持续停留在低点, 在公司化改革之后, 即便排除了交易所合并的因素, 仍可直观看出各期货交易所的交易量得到了极大的增长。最为明显的是芝加哥商业交易所 (CME) , 从改革前的2.2亿手左右一直增至次贷危机前的14亿手, 7年增加了近600%。这些数据表明, 期货交易所的公司化改革是有效的, 是经得住市场考验的。

2 我国期货交易所公司化改革的可行性

2.1 我国期货市场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

我国期货市场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为期货交易所的公司化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随着期货交易的复杂化与期货品种的创新化, 《期货法》的出台已是势在必行, 监管体系将随之更加完善, 跨市场监督管理体系也将更加成熟, 保证期货市场运行的有效性和规范性都能得到显著提高。

2.2 我国期货市场的蓬勃发展

我国期货市场的蓬勃发展为期货交易所的公司化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我国的期货交易市场起步较晚, 但从设立初期就受到投资者的广泛关注。随着股指期货和国债期货的上市, 期货交易市场更是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和远大的前景。

2.3 我国期货市场的逐步对外开放

我国期货市场的逐步对外开放为期货交易所的公司化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到目前为止, 国内已有银河期货、中信期货、中山期货等期货公司与境外合资, 永安期货、广发期货、南华期货等期货公司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 一些国外著名的企业, 如路易达孚公司 (LouisDreyfus) 等还通过在中国注册, 参与国内期货交易。

2.4 境外期货交易所的公司化改革经验

境外期货交易所的公司化改革经验为我国提供了借鉴和参考。芝加哥商业交易所进行的公司化改革并上市使交易获得了极大的融资便利, 显著提高了会员资产的流动性, 使会员的资产通过上市获得了资产升值和流动性溢价。芝加哥商业交易所从2002年至今的价格曲线见图2。

从图2可以看出, 在公司化改革后, 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股票价值出现了极大的增长, 从最初的8.30增至次贷危机前的142.15, 增长率高达1712.65%。这不仅说明了公司化改革后期货交易所的资产流动性增强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也从侧面证明了市场对交易所公司化改革的行为是认可的, 对改革后的期货交易所充满信心。

3 我国期货交易所公司化改革方案

我国期货交易所的公司化改革大局上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逐步从非营利性的会员制转变为营利性的公司制;第二阶段, 改造上市, 成为上市公司。

(1) 第一阶段转制。在这一阶段, 可以借鉴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改革模式, 通过引入机构投资者实现相对控股, 逐步实现期货交易所的去行政化。引入机构投资者, 可以有效缓解我国期货交易所股权高度集中和权力资本化的现象, 使投资主体多样化, 股权结构多元化, 提高期货交易所工作绩效, 改善期货交易所的治理结构。同时, 引入机构投资者, 也可以减少继续改革的阻力。通过对期货交易所进行相对控股的改造, 使交易所会员的席位可以变为股份, 会员可以变为股东。在期货交易所改革后, 原交易所会员可以选择作为股东继续留在交易所, 保障了会员的权利, 也有利于交易所公司化改革的平稳过渡。

就第一阶段来看, 基于我国实际国情, 期货交易所的50%股权应由国资委代表国家进行控股;30%股权按出资比例分配给机构投资者或战略投资者;剩下20%股权由会员共同所有。这样, 既保证了国家对交易所公司化改革的主导作用, 同时国资委代表股东和监管机构明确分工, 相互制衡;另一方面, 引进了机构投资者或战略投资者, 既有效解决了资金问题, 又提高了期货交易所治理结构的多样性;此外, 也保护了原期货交易所会员的利益不受损害。

(2) 第二阶段上市。在第一阶段完成之后, 我国的期货交易所已成功转变为政府主导, 机构投资者共同参与治理的相对控股的期货交易所。为了保护公众投资者的利益不受损害, 同时也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 应选择在国内或境外证券交易所上市。从境外期货交易所的经验来看, 相对控股的期货交易所改造成为上市交易所是一个必然选择。

上市之后, 期货交易所就必须作为上市公司进行经营和管理, 其规范化程度得到了提升, 同时, 也能进一步减少原期货交易所会员对公司的影响和控制, 有利于控制权和所有权的进一步分离;此外, 作为上市公司, 期货交易所要定期向股东披露其财务状况和有关信息, 有利于提高交易所的透明度;上市之后交易所股价的波动也能有效激励股东的工作绩效, 使期货交易所致力于减少交易成本, 吸引更多流动性, 提高其运作效率。

4 我国期货交易所公司化改革的监管措施

从历史经验来看, 各国的期货交易所在进行公司化改革所选择的道路都是不尽相同的, 需要切实尊重本国的实际情况, 本交易所自身的实际情况, 选择一条最适合自己的道路。我国的期货交易所要进行公司化改革, 也必须正视自己起步较晚、基础设施薄弱、法律法规不健全、权力资本化现象严重等问题, 立足基本国情, 不盲从、不冒进,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化改革道路。

在公司化改革的过程中, 应强调“法治”的概念, 通过建立相关法律法规, 明确政府和交易所各自的职能, 确保改革后的交易所可以独立作出其价值判断。

交易所公司化改革后, 为了保障其股东的利益, 存在牺牲公众投资者利益的可能性。因此, 在改革的过程中, 应注意提高金融政策的透明度和及时性, 立法明确保障公众投资者的利益, 引入代表公众利益的董事等。

4.1 对期货交易所监管的立法改革建议

世界期货市场存在三种主要监管模式, 分别是美国模式、英国模式和日本模式。以目前比较成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的美国模式作为研究对象, 经研究分析美国对期货市场长期坚持进行联邦立法的历史, 可得出如下启示:

(1) 法治是期货市场最为有效的治理方式。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 其基本要求就是必须以法律法规的方式约束所有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和确定其应有的权利义务关系。美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历史充分表明, 只有重视和实施立法规范, 才是期货市场建立和发展最为必要和有效的治理方式。期货市场是最典型的立法和监管依赖型市场, 其法治水平要求更加严格, 没有立法作支撑构建期货交易的制度结构和公平、公正、公开的交易平台, 期货市场无法正常有效运行, 更谈不上发挥风险管理职能了。

(2) 对期货市场的立法必须提升到国家层次上进行。美国正是基于对期货市场重要性和风险性的深刻认识, 从国家层次上对期货市场进行不间断的立法规范, 才能既保证了期货市场的健康蓬勃发展, 又有效地控制和防范了期货市场的风险, 维护了市场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

(3) 金融衍生品交易立法的重要理论依据有效监管和创新的平衡。金融衍生品交易本身就是金融市场的不断创新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可以说没有金融创新就没有金融衍生品市场;但是, 次贷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 金融衍生品本身具有的风险性和杠杆性都是极大的, 必须对其进行有效监管, 防范和控制其风险因素。因此, 立法的关键就在于设计出一个在有效监管的同时不伤害市场创新能力, 既给金融市场以创新空间, 又使市场创新能够提供更多更有效的保护和控制的监管制度。

4.2 对我国期货交易所监管法律法规改革的建议

目前, 我国规范期货市场的法律法规体系主要包括“一个条例”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 2007) , “一个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03) , “五个办法” (《期货投资者保障基金管理暂行管理办法》, 2007;《期货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 2007;《期货从业人员管理办法》, 2007;《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 2007;《期货公司管理办法》, 2007) 。在我国期货市场飞速发展的今天, 由于真正意义上的期货市场监管法律的缺失和部分条款的过时, 这个体系已经不能满足期货市场监管适应国家经济宏观政策不断变化的需要, 发挥市场功能并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的需要, 以及适应健全风险控制体系和加强风险控制能力的需要, 这个体系从某些方面已经成为了我国期货市场向前发展的阻碍。因此, 对于完善我国期货交易市场相关法律法规提出如下建议:

(1) 加快《期货法》的出台。全国人大在1995年就已针对期货交易的立法工作进行了相关调研并形成了征求意见稿;2006年3月又成立了《期货法》起草小组, 重启《期货法》立法工作;但是直至本文截稿, 期货市场参与者翘首以盼的《期货法》仍然没有出台。2007年颁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仅是一部监管法规, 缺乏对于期货市场基本民事、刑事责任方面的规范, 同时由于对境外期货交易的监管存在真空地带, 对期货经纪业的发展限制太多, 对新品种的上市程序过于复杂等等制约着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

(2) 相关法律条款的修改。我国期货交易所要想顺利完成公司化改革, 就必须在相关法律条款上进行修改, 去掉“期货交易所不以盈利为目的”等项;同时, 相关法律法规还必须明确期货交易所的所有权、权利和责任。

(3) 加速与国际金融规范接轨。随着金融自由化与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升温, 一国的资本市场已难以自外于国际金融市场;再加上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 使得金融市场的风险往往涉及多个国家, 例如2007年的次贷危机使得全世界的经济都受到沉重打击。基于上述原因, 在现阶段我国资本市场管制不断放开的特殊时期, 我国的期货市场立法更需要与国际接轨, 期货市场监管更需要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

(4) 导入行业自律组织。从前文关于期货市场监管“美国模式”的介绍可以看出, 自律组织对政府监管起到了完善和补充的作用, 这在国外监管制度中非常常见。但是由于我国一直以来缺乏行业自律组织和交易文化, 因此还没有类似机构的出现。历史证明了, 在衍生金融工具市场上的投资者之间设立一个发挥缓冲作用的自律性组织可以起到良好作用, 故我国有必要通过立法加强行业组织的自治管理作用, 以弥补政府监管的局限性可能导致的错误和遗漏;当然, 自律组织行使权力及受托处理监管业务, 也应处于政府机构监管之下, 并遵守公平及保密原则。

(5) 建立更实时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尽管现行监管体系对期货市场的信息披露有着具体规定, 但仍存在两点不足。第一, 对于因金融机构与投资者之间因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民事责任, 除《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中稍有提及外, 并无明确条款以供参考, 导致投资者的利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应该参照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 (2006) 中的规定, 企业经营者在贩卖金融产品时, 应向投资者详细说明其义务;如因业者未尽说明义务而导致投资者受到损失, 投资者可向其要求损害赔偿。第二, 现行信息披露制度只涉及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表外披露, 着眼于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字而非对未来产生效益的实际影响。因此, 我国应逐步导入国际会计准则, 将金融衍生工具表内化处理, 并按市价对金融衍生工具进行评价处理。

参考文献

[1]张榳洪.我国期货交易所改制的相关研究[J].法制与社会, 2009,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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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蓝国聪, 徐毅鸣.芝加哥商交所的革新之路[J].中国外汇, 2011, (2) .

[4]叶志钧.期货交易所风险控制模型及其应用[J].改革与战略.2005, (8) .

多地试点 ：农地产权交易改革提速 篇5

广西 土地股“活化”农村资本

近年来，广西通过探索逐步形成了以土地股份制形式“活化”农村资本，即农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于一定的组织形态进行管理，并依据股权获得相应收益的土地经营模式。这样一来，农民入股土地股份合作社，变身为股东，农民不种地也能获取每亩数百或上千的租金收益。以股份制农场为例，基于不改变土地所有制性质和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农民的收入与股份制农场的收益捆绑在一起，共担利益、风险。通常每亩地为一股，每亩地确立一定的保底股金，并参与农场分红。其中农场的员工福利占去三成农场利润，其余的分配给经营者、股东，一般分配比例为六四开。

温州 农村产权交易统一管理

近日，温州发布《温州市农村产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下称《办法》），明确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资产所有权、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山林股权等12类农村产权置入农村产权交易服务范围。《办法》明确了专门的农村产权交易机构，要求整合现有农村产权交易平台，设立农村产权服务中心。今年年初成立的温州农村产权服务中心是由温州农投集团和温州国投集团共同投资设立的，意在通过协议、竞价、拍卖、招标等方式为农村各类产权流转交易提供场所设施、信息发布、组织交易、交易鉴证等服务。

《办法》规定，农村集体产权的交易收益，应当纳入本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实行统一管理，用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福利分配、社会保障、新农村建设等公益事业；而农村个人产权的交易收益，归个人所有。

《办法》公布以后，温州农村产权交易出现了一个插曲：有学者将此解读为“农村房屋可以在县域内交易，跨出了村的范围，有一定的突破意义”，但温州农村工作办公室迅速出来辟谣，称温州农房买卖仅限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通常为村）内进行交易，否则不能办理相应的土地使用证、房产证、契税证等合法手续。

广东 宅基地流转将不再局限于转户农民

最近广东提交的《广东省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送审稿）也透露出新时期土地改革的强劲信号。该文件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出售依法取得的一户一宅之外的农村房屋，房屋所在的宅基地使用权相应转让。这意味着，宅基地流转将不再局限于转户农民。一直以来，宅基地被视为农民福利，政府出于社会稳定等因素，明确禁止农村宅基地入市。但在广东等沿海区域，宅基地私下交易已经较为普遍，甚至许多农户一户不止一处宅基地。数据显示，广州农村有1/3的农户拥有不止一处宅基地，而且六成的集体存量建设用地没能得到充分利用，与之相对的则是整个城市又面临建设用地指标短缺。有关人士认为，让宅基地在更大范围内流转，利于平衡和调剂镇内各村用地的不均衡状况。

武汉 发展空间巨大的农交所

武汉农交所2009年4月正式挂牌，是全国第三家、中部首家。成立至今，以土地经营权为主，涵盖“四荒地”使用权、养殖水面经营权、农业类知识产权等9大类，累计交易76.5亿元，涉及农村土地面积83.74万亩，惠及14万农户，创造了交易品种最多、交易规模最大、农村产权抵押贷款总额最高等多项全国之最。

参与武汉农交所构架方案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教授说，农村产权交易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农交所作为中介平台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现实中，在土地经营权流转途径上，还是以亲友介绍、村集体协商、双方直接洽谈等传统方式为主，土地流转的市场化程度还不够。

他告诉记者，目前土地流转形式以出租为主，真正转让经营权的比较少，而且土地经营权都分散在农户手中，要连片成规模地流转很不容易。土地出租期限也普遍偏短，以三五年居多，甚至一年一租，短期行为多。

徐勇说，农业生产是一个长期过程，种田大户流转土地、进行总体规划、投资基础设施和机械等，成本投入较大，收益需长期经营才得以保障。因此国家政策应连贯统一，畅通土地流转环节，使农村资源能够有序流动，释放活力。

重庆 以“地票制”开展土地实物交易和指标交易试验

早在2007年，重庆就获批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获准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六年来，重庆在农村土地改革及产权交易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2008年12月，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正式挂牌成立，随后推行“地票制”，开展土地实物交易和指标交易试验，使得一般只允许在封闭的区县内流转的土地指标，实现了在全市范围内的流转。

所谓“地票”指的是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过复垦并经土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产生的指标，以票据的形式通过农村土地交易所在全市范围内公开拍卖。前来购买地票的人或单位包括土地储备机构、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园区建设单位、自然人。换句话说，当项目落地缺乏土地指标时，项目开发者可以找农民买地票换取指标，调剂土地指标。

交易改革 篇6

我国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税收政策是套用《证券交易印花税暂行条例》中的“产权转移书据”和“权利许可证照”两个税目的规定而执行的,虽然名为证券交易印花税,但与作为凭证税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不同,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实际上是一种行为税。因此,可以认为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实际上就是证券交易税。

二、证券交易印花税存在的问题

(一)税收制度结构不合理,缺乏税收法规依据

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结构不合理,当前只开征了单一的证券交易印花税而未开征资本利得税。从总体上看,对证券市场还缺乏应有的调控。同时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是在缺少基本税收法规依据的情况下套用了“产权转移书据”和“权利许可证照”两个税目的规定,从税收立法上讲是不严谨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是对列举应税凭证征收的,股票不在列举范围内,而先进的交易处理手段是不需要实体股票交易的。由于没有法律的依据和约束,无法保证征收的公开、公正与透明。

(二)不能有效发挥维护社会公平职能

首先,对于证券买卖差价收入的资本利得,企业要纳入所得征收33%的所得税,个人却暂缓征收。这表明证券税收在调节个人投资者的收入差别方面是无能为力的。其次,对于现金股利、股票股利等证券投资所得,个人一律按20%的边际税率征收所得税。本来,累进税率的所得税是调节个人利益悬殊的有力措施。而20%的比例税率,事实上使低收入者的税负相对高于高收入者的税负,故没有起到维护社会公平的功能。

而且由于信息披露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追加成本,在成本效益原则作用下,使得某些信息不可能总是及时、充分地披露予每个市场参与者,从而给“信息掠夺者”等内幕人士以暴利的机会。近年来,虽然证券监管部门通过孜孜不倦地推进信息公平披露原则已取得阶段性成就,但由于这一制度的系统复杂性,更兼信息披露义务人有意或无意的疏漏甚至弄虚作假,信息分布不对称的现象仍然广泛存在。

(三)现行税收制度对证券市场调控乏力

1. 抑制证券投机行为效果不明显。

过度投机的高换手率、高市监率等现象的出现,表明证券税收没有起到对投机行为的调控作用。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股票交易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这主要是考虑到我国证券市场的风险还比较大,为了保护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但是由此所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实际上证券交易印花税一定程度上起在起着调整收入差距的作用。所以当前取消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是不合适的。更为重要的是,管理层也常使用证券交易印花税来调节证券市场,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2007年5月30日上调证券交易印花税,抑制过度投机,促进证券市场平稳发展的政策取向就很明显,作者认为从短期市场波动性的角度来看,政策实际的运用效果不是很理想,政策的后果是市场的波动程度大大的增加了;同时大幅度增加的交易成本也极大的抑制了人们的交易积极性,证券市场的冷清就在所难免了,实际上高达0.6%的交易成本对普通散户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这显著地抑制了他们的交易积极性。因此2007年提高证券交易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幅度是过大了,应当适度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率以降低市场的波动性,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和繁荣。

2. 资本利得和生产经营所得合并纳税,不利于保护和促进投资。

当前我国对企业所得税纳税人转让有价证券的资本利得与生产经营所得一并征收所得税,而对个人来源于证券市场的资本利得暂免征收所得税,这样的处理也与世界各国普遍对企业的资本利得实行轻税政策的做法不同,不仅不利于法人单位的资本金积累和企业的资本运营与资产重组,也带来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的不协调,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法人单位以自然人的身份进行证券投资交易的现象。

(四)资源配置效率不足

在调节资金流向和优化资源配置方面,我国证券税收制度仍然显得力不从心。证券税收在证券市场中的资源配置效率也并非无懈可击。具体表现在两方面:第一,证券交易印花税只对可流通A股和B股交易课征,而对其它证券品种如法人股交易、基金交易、期货交易等则没有类似的征税规定,这不仅不利于税收公平原则的实现,也不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第二,由于证券税收设计不合理,导致各种证券之间的利率结构不尽合理,不利于正确引导资金流向。如我国当前规定对企业债券利息所得课征个人所得税,而对国债、金融债券则免税,结果使得风险较大的企业债券课税后的收益率反而低于低风险的金融债券收益率。由于风险和收益的不对称,实际上扭曲了资金价格和资源的有效配置。

三、证券交易印花税改革策略

(一)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确立为独立的税种

虽然我国当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就实质而言是一个独立的税种,但其法律依据不足也是不争的事实。当前证券交易印花税作为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特别税目得以确立,其法律依据仅仅是国家税务总局和体改委联合发布的公文,这与我国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制定枕法的法律程序不符。因此,笔者认为,作为最高行政机关的国务院有必要发布一个补充规定,一方面提高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法律级次,并将其确立为独立的税种;另一方面时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作一些完善规定,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真正确立为证券市场复合税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修正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征税范围

为了保持各证券品种间的税赋公平,随着我国股票、基金、债券等市场的发展和壮大,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征税范围应包括全部的证券交易品种。即证券交易税不再实质性地限定在流通股的转让方面,对新股发行、法人股与国有股的转让、债券交易、投资基金的交易,以及其它非交易过户均适度课征印花税或交易税。当然为了对国债和基金交易体现一定的扶持政策,在现阶段可以实行差别税率。

此外,由于现代金融市场发展迅速,各种以证券为基础资产的创新交易品种层出不穷,传统资产分类日趋模糊,因而在完善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的过程中,还应对一些具体的证券品种是否列入征税范围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对我国沪、深交易所开设的国债回购是否应征税就应进行具体分析。根据国债回购的一般属性,它是一种含有债券和资金两次换位的国债交易方式。但在我国,由于在国债结算过程中,用于回购的债券由交易所集中托管,不在回购双方账户内划拨,从而使得国债回购中的国债只有保证券的性质,就实质而言,国债回购只相当于一种以国债为抵押品的资金拆借行为,而不能视为证券交易,自然就不能列入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征税范围。

(三)适时开征差异性的证券交易印花税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单一证券交易印花税,对所有的交易者都是一样的,应该在证券交易税的征税环节、对象和税率的设计上注重差异性,将能更大程度发挥一直证券市场的非理性过度短线投机行为,积极引导投资者的理性投资。从模式选择上看,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式:

1. 按持有股票时间长短不同,征收不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

为鼓励长期投资,抑制短线投机,可考虑对中长期投资者(比如持有期半年以上)按照更少的税率征收,甚至免征证券交易印花税,而对短期投资者(比如一周以内)按照更高的税率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通过差别税率可以抑制投机和频繁买卖行为,引导投资者降低交易频率,增加持股时间,这无疑对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2. 分类征收。

为抑制对亏损股的过度炒作,可以对购买ST类公司的股票征收比购买非ST类公司的股票较高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以引导投资者的价值投资,警示投资风险,避免盲目的非理性投资。

(四)深化市场化改革,完善股票市场的内部制度建设

我国的证券市场正处于向市场化过渡时期,监管上多采用行政监管与市场监管相结合的方法,但行政管理色彩较浓,因此要真正实现证券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有必要淡化证券监管的行政色彩。政府作为监管者要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同时作为特殊利益主体,又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政府的身份和行为目标存在着双重性。政府与国有股东关系密切,代表国有资产的国有股东,一方面要保持对企业的控股权和国有股权收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又要确保股市的价格水平和市场规模,正确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自身承担着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这导致证券市场实力最雄厚的行为主体在市场的稳定中不能很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政府应从提高国有企业自生能力入手,深化国企改革和股权分置改革,并为股市创造更好的流通环境。同时,还应对不同投资主体平等对待,完善涉及市场主体的竞争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等内部制度建设。

四、结论

总结过去的经验与教训,吸收国际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改革完善中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思路是,加强理论与实证研究,把握资本市场的基本规律,掌握证券交易印花税改革的时机与力度,逐步完善和构建科学合理的金融市场税收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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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姚涛.证券交易印花税调整对股价波动性的效应评估〔J〕.财经科学,2008(11).

交易改革 篇7

一、《二手车鉴定评估与交易》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意义

(一)对汽车专业人才培养起到支撑作用

通过课程学习,使学习者掌握二手车鉴定方法、二手车交易流程,重点培养学习者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善于沟通与合作的良好品质,树立良好的环保、节能、安全和为客户服务的意识,对学生职业能力培养和职业素养养成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二)共建共享,更好地服务学生、教师、二手车相关从业人员

通过校企合作,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设完整高质量课程资源,实现网络资源共享,使课程的服务于不同层次的高校汽车专业相关师生以及二手车相关从业人员,满足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要求。

二、《二手车鉴定评估与交易》课程设计思路

(一)基于工作过程的学习情境设计

本课程邀请行业企业专家来校指导,从企业一线二手车鉴定评估从业人员了解工作任务与工作流程、毕业生反馈交流等形式,由企业专家和教师共同对岗位职责进行分析,再分析确定典型工作任务,对典型工作任务进行“教学化”处理,将其转化为学习领域,设计相应的学习情境。下图为设计的学习情境。

(二)将职业证书考试内容融入教学内容,实现“课证深度融合”

教学内容与二手车鉴定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考试内容相融合,通过本课程学习可以通过二手车鉴定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考试,以便使学习者实现持证上岗。

三、《二手车鉴定评估与交易》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内容

(一)课程体系建设

从二手车鉴定评估师的职业岗位能力出发,结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依据“逆向分解、整合重构,动态反馈、循环提升”课程体系设计法,按岗位重构和重组课程,并将职业资格证书考试内容融入课程之中,进行基于二手车鉴定评估师工作过程的课程体系改革。由行业企业专家和课程专家对二手车鉴定评估师岗位工作任务进行分析,制订各岗位能力标准,并进行分解细化,提取典型工作任务;专业教师和课程专家进行课程结构与课程内容分析,进行学习情境开发,重新构建了《二手车鉴定评估与交易》课程体系框架。

(二)课程资源建设

《二手车鉴定评估与交易》课程按照教学模块的框架有序的组织、配置和应用各类基本资源,与知识点、技能点清晰对应。将所有教学内容教学视频上网,并配套了课程介绍(文字、PPT、视频)、课程标准、教学日历、学习指南、考核评价方法、电子教材、任务描述、教学课件、实训练习、上课视频、实训实习指导(视频)、试题库等基本教学资源。另外,还建设了案例库、动画库、图片素材库、在线测试、企业专家讲座库、职业证书培训等拓展教学资源。

(三)课程建设特色

《二手车鉴定评估与交易》课程改革传统评价机制,探索和时间多种评价方法,建立体现学训结合的评价机制,融入操作技能评价,全过程学习质量记录的开放式、全课程考核评价机制,注重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能力、运用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在技能训练中积极主动参与,充分体现评价的导向功能、激励功能,促进学生学习能力提高,培养学生的职能能力和素养。

参考文献

交易改革 篇8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 该法案的主要内容是要求美国政府对“汇率被低估”的主要贸易伙伴征收惩罚性关税。分析称, 此举旨在逼迫人民币加速升值。这是学者对此举的一种评价, 其实这种行为的背后是有深刻历史和现实原因的。

(一) 美国此法案出台的贸易原因

近年来, 多起欧美国家针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反倾销投诉的, 1995-2009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逐年上升, 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突出。1995-2009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 其中2006年达到最高[1]。又根据美国的一份报告显示, 中国在2003年对美贸易顺差超过1346美元[2]。由于中国处于表面上的优势地位, 出口发展迅速, 中国出口商品物美价廉, 深受追捧, 赚取了美国极大的市场和利润。美国的制造业的产量无疑会受到挤压, 导致工厂停产, 工人失业, 引发诸多社会问题。

(二) 美国的金融方面的原因

经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 使得美国的金融市场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创伤, 美国经济一直都处于低迷状态, 新兴市场对美元汇率普遍贬值。那么, 迫使人民币升值可以使得美国改变出口贸易的逆差, 所以近几年一直要求人民币升值也是美国担心的经济的问题, 需要摆脱金融危机[3]。

(三) 美国的对华国债危机方面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使美国重新思考其经济发展战略。美国奥巴马政府公布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 表示不再过度依赖房地产、衍生金融产品等虚拟经济, 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力求实现出口翻一番, 增加200万就业人口[4]。目前, 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约8890亿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 人民币如果升值就意味着美国将减少至少40%-50%左右, 那么美国何乐不为

从客观方面分析了美国出台此项法案的成因之后, 就要进一步研究法案本身了。

二、从《公平交易汇率改革法案》的内部分析

(一) 规制的主体角度分析该法案的合法性

从《IMF协定》的角度看, 美国制定的《公平交易汇率改革法案》是一项对所谓的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特别的关税的法案, 并从中指责中国违反了《IMF协定》。根据IMF的职责是:主要负责国际货币事务, 其核心职能是有关汇率的问题, 所以中国的汇率或者是美国认为的汇率低估的国家是否违反了《IMF协定》要根据IMF协定的具体规定来确定。

根据《IMF协定》第4条第2节 (b) 项的规定, 规定说明, IMF承认和赋予了会员国选择外汇安排相当大的自由, 另外该节还特别规定了会员国可以选择除以上汇率安排之外的其他外汇或称汇率安排, 这样IMF的会员国选择汇率安排的余地就更广了。所以衡量一国汇率的安排是否违反了IMF的相关规定首先是一国的自己的考量, 若存在违反IMF规定的事项也应该是IMF的相关规定来决定的, 而不是某一国一项法案就能断定的行为。从这项法案的制定的主体看就缺乏其合法性, 虽然国际法的渊源中有一国的国内法, 但是在国际法层面上已经有了规定的前提下, 根据一国的国内法来解决国际间的货币、汇率等的纠纷是行不通的。

(二) 制定的内容角度分析该法案的合法性

1.内容前后法律逻辑的矛盾

“汇率改革法案”中的规定主要是针对汇率被低估的国家的对美国贸易的影响及采取的措施问题。那么, 认定一国汇率根本性低估的标准, 理应当属于金融汇率方面的法案, 但是看美国的这一法案, 却是将矛头指向了WTO所管辖的贸易问题了, 根据美国的这一项法案的规定:“汇率根本性低估构成补贴措施, 可以征收反补贴税”。这一规定前提是一国的汇率构成根本性的低估的情况, 那么根据此项法案就可以征收反补贴税, 这是前后矛盾的规定。如果说某国真正构成了美国公平交易汇率法案中的汇率的根本性低估, 那么应该受到关于汇率方面的相关的惩罚, 而不是从贸易措施上给予惩罚。这是两种处理的方式不能混淆而用。

2.违背主权原则

金融对一国而言在现代经济市场中占据至关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牙买加体系下, 会员国有权选择自己的汇率安排。根据《IMF协定》中第4条第2款会员国有自由选择外汇安排, IMF的会员国可以采取除黄金定值以外的任何外汇安排, 可以采取浮动汇率制、钉住汇率制、或者其他汇率制度的安排。如果修改了只向IMF提供信息, 无论IMF会员国最初外汇安排, 和后来改变汇率安排都无须经IMF同意。据此, 根据修改后的《IMF协定》, 选择和采取什么样的外汇安排是经过IMF协定承认和规定的会员国的货币主权。我国作为IMF的会员国理所应当的享有依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和对外贸易的发展状况决定选择适宜的汇率安排。

三、从《公平交易汇率改革法案》的外部分析

(一) 美国的该法案与国际贸易法的规定的兼容性

《WTO协定》中有关于汇率与贸易关系的内容主要体现在GATT第15条第2款、第4款、和第9款。这些条款的内容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成员方不得通过外汇行动阻碍GATT各项规定意图的实现, 同时也不得通过贸易措施妨碍IMF目标的实现;本协定不得妨碍一成员方依照《IMF协定》, 使用外汇管制或外汇限制;在争端解决机构被提请审议有关外汇安排的问题时, 它应当与IMF进行充分磋商;WTO争端解决机构必须接受IMF有关成员方在外汇问题方所采取的行动是否与《IMF协定》相一致的认定。

美国的该法案的出台的规定:认为只要一国的汇率形成了汇率的低估的贸易伙伴国家, 针对这些国家征收惩罚性关税。根据GATT第15条第9款的规定, 凡是符合《IMF协定》的汇率政策, 即便影响了国际贸易, 也不能当然的认定这种影响贸易的汇率政策就是贸易措施。只有违反了《IMF协定》且对国际贸易有影响的汇率政策才能与贸易措施挂钩。其实, 《IMF协定》第4条第1款对此有明确的规定。由此可见, 只有一国采取的汇率政策构成“操纵汇率”, 一国的汇率政策真正是否不符合《IMF协定》的规定, 进而需要由《IMF协定》的规定来最终确定, 进而才能因为操纵汇率对国际贸易造成影响, 才可以认定是违反了GATT的贸易措施。另外, 根据GATT第15条第9款和《IMF协定》第4条第1款之规定, 除非“汇率改革法案”中所规定的“汇率根本性低估”构成“操纵汇率, 否则不能就此武断的将汇率根本性低估予以贸易措施对待。美国的这种随意扭曲国际贸易法规则的行为与世界贸易组织法律规则追求的价值观背道而驰, 它不符合公平原则, 更加不符合世贸组织的基本宗旨。

另外, 依据WTO《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谅解》明确规定, 禁止未经争端解决机构裁决而采取单方面贸易措施。一国汇率是否构成根本性低估, 根本性低估是否构成阻碍GATT协定意图的实现、汇率根本性低估是否因符合《IMF协定》而豁免WTO项下义务, 对于这方面的争议必须先诉诸WTO争端解决机构, WTO争端解决机构在征询IMF决定方可做出, 看整个法案, 由美国单方面立法, 规定某种汇率政策等同于出口补贴措施, 然后单方面设定根本性低估的标准、再通过国内商务部单方面认定, 最后由美国单方面采取贸易措施, 是根本不符合国际法的规范的。如果美国做法能够成立, 那么, 其他国家是否也可以这样立法:严重滥发国际货币的行为构成出口补贴 (因为严重滥发国际货币会使该国际货币的汇率严重低估) , 其他国家可对该国产品征收反补贴税。这是谁都不想看到的。

(二) 美国此法案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规定的冲突

美国近年来直接或间接的针对中国的汇率提出了一系列的指控。而且借此认为, 如果中国构成汇率操纵, 该法案要求美国财政部拿出纠正汇率操纵的方案, 并采取双边和多边的行动, 以消除中国因此获得的贸易竞争优势[5]。此外, 2010年3月15美国100多议员联名给美国财政长盖特纳和商务部长骆家辉, 敦促美国政府立即采取行动, 解决中国“操纵汇率”问题。这封信还将汇率操纵的贸易效果等同于补贴, 认为人民币汇率操纵使中国产品因享受到补贴而使美国生产商遭受竞争优势, 美国应采取WTO法律框架下的反补贴措施已抵消人民币汇率操纵的贸易效果[6]。

但是, 美国从之前才法案甚至该法案的出台都与IMF协定的规定相冲突。根据《IMF协定》第4条第1节的规定, IMF会员国应尽量避免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体系, 以妨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取得对其他会员国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从此规定看, 要构成《IMF协定》所禁止的汇率操纵, 除了需要具备汇率操纵行为外, 还需要具备《IMF协定》规定的操纵的目的, 即操纵必须为了妨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者取得对其他会员国不公平的竞争的优势。由于我国没有操纵汇率阻碍竞争的主观目的, 也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和迹象表明我国存在操纵汇率或者汇率低估的主观意图。再者, 我国的汇率每天都是改变的一个动态的过程中, 又涨也又落, 总体上向着升值的方向变动, 这种情况怎能说明我国的人民币构成汇率操纵呢仅仅根据美国的一项法案就认定我国的汇率低估或者操纵汇率是明显违背《IMF协定》的规定的。IMF把磋商的重点放在了更灵活的人民币汇率上, 但IMF所发表的磋商报告也表明, 难以找到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人民币被严重低估[7]。因为IMF仅规定了成员国有监督的权利和义务⑧, 并无权决定某一国的行为上的定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 美国的《公平交易汇率改革法案》的出台是存在很多方面的问题的, 值得我们深入去思考其中的法律问题;另外, 无论从法案本身内部去分析其法律的问题还是从法案的外部问题都是站不住脚的。把握其真正的本质, 利于我国在对美国采取对我国不利的措施, 从而更好的应对包括别国对我国采取的措施, 更好的立足于国际经济贸易中。

摘要：美国国会去年通过了极具体现美国意图的《公平交易汇率改革法案》, 该法案以及之前出台的各项相关法案, 从美国的法案的对于中国等国的指责从人民币汇率操纵、人民币汇率构成补贴论、人民币汇率的低估论等等一系列的论点, 都不能使得美国的此项法案能够站得住脚。那么本文就以公平交易汇率改革法案为出发点, 从国际法的不同角度做了一些分析, 从而更好的把握其缺陷, 借鉴利于我国的国际贸易, 国际汇率政策的国际化, 使我国更好的应对以后的国际贸易的争端。

关键词：贸易,金融,经济,法案内部合法性,外部兼容性

参考文献

①黄万阳, 王维国.《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研究——基于HS分类商品的实证研究》, 载《数量经济技术研究》, 2010年第7期:第76-77页.

②U.S.Treasury:Report t o Congress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and Ex-change Rat e Policies, 2003.

③效世伟, 李禄俊, 《人民币汇率问题背后的中美利益博弈》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校报, 第13卷低3期, 2010年9月:第41页.

④张燕生.“国际经济形势特点与中国外向型模式转变”.《国际贸易》, 2010年第8期:第10页.

⑤参见韩龙.《人民币汇率的国际法问题》.法律出版社, 2010年:第15页.

⑥See Mike Michaud, Tim Ryan etc., 130 Members of Congress Push for Ac-tion on China Currency Manipulation, http://www.faircurrency.org/prescenter/FCC.pdf, last visit on March 15, 2010.

交易改革 篇9

至此, 日前围绕印花税税率调整的众说纷纭, 终以官方文件不失时机的出台而尘埃落定。但是, 学者们对于是否需要改革我国的印花税制度以及如何作出进一步完善的探讨, 却仍在延续。本文即通过回顾我国历次印花税税率的调整变动情况, 针对现行印花税制度存在的缺陷, 肯定了印花税改革存在其必要性, 并着重分析了在我国当前国情下进行印花税改革是否具有其现实可行性。

一、证券交易印花税历次变动情况回顾

我国股市自1990年6月28日由深市首先开征印花税以来, 至今已有18年, 期间在不同的经济背景下, 印花税税率曾经有过数次调整, 股票市场投资者对印花税的调整显示出极强的敏感性, 几乎每次都能引起证券市场的轩然大波, 产生剧烈的震荡, 有时甚至会成为新一轮行情的拐点 (具体变动见下表) 。

续表

总体来看, 历次印花税税率调整对股市走势影响的基本规律有三:第一, 单只股票对印花税率调整将会做出反应, 并且服从一般规律:印花税税率下调将会使股价上升, 会得到一个正的异常收益;印花税率上升, 将会使股价下跌, 会得到一个负的异常收益。第二, 从数量上来讲, 单只股票对印花税调整的反应不是很明显。这一方面取决于当时印花税税率调整的幅度, 一般来说, 税率调整幅度越大, 股票价格的反应也越明显。第三, 从时间上来说, 单只股票对印花税调整的反应随着时间推移而衰减。一般来说, 印花税调整公布实施后10个交易日中表现比较显著。

二、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我国证券市场中的主要税种就是证券交易印花税, 它是在证券交易转移环节中定率全额征收的转移印花税。作为证券税制主体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担负了太多的责任, 代替了在一个完整的证券市场税收制度框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证券发行税、证券交易税、证券所得税, 这些重担下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已经举步维艰、证券交易印花税在证券市场已经无法圆满完成税收职能中的调控功能、税收杠杆功能等作用。

首先, 管理层因为“摸着石头过河”而带来的法律依据问题。从税收立法看, 现行的依据只能是套用《印花税暂行条例》第11个税目“产权转移书据”和13个税目“权利许可证照”的规定。根据税收法定的一般原则显然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产权转移书据”一般是指不动产范围, 比照执行理由并不充分。另外印花税是对各种书立的凭证课征的, 而证券交易是一种无纸化的字码符号交易, 交易双方并没有取得具有法律效力的书立凭证, 有悖于印花税的规定。所谓的“印花”在目前普遍的电子化下已经不再是其早先为公众所熟悉的纸制印花。

其次, 如果认为对股票征收印花税是合法合理的, 则无法解释为何不对同处证券市场的基金和债券或者衍生品如权证等征收印花税?“目前, 我国上市交易的证券品种主要有A股、B股、国债现货、国债回购、企业债券、金融债券和基金等。而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只对二级市场上个人交易的A股、B股征税, 对国债、金融债券、企业债券、投资基金等证券品种的交易不征税。这使得证券交易印花税不能全面调节证券交易, 限制了其杠杆作用的发挥。”

再次, 在国家通过让印花税同时承担资本利得税功能的情况下, 出现了投资者无论盈亏皆要缴税的情况。这种问题在2006年底国家税务总局颁发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 (试行) 〉的通知》中显示得更加明显。文中明确了“股票转让所得”、“个人转让房屋所得”和“财产租赁所得”等全部视为实际年所得, 指出股市获利将计入“12万元”口径, 也就是说一个投资者在股票市场年所得12万元以上自行纳税申报口径。这就造成了对中小投资者很不利的局面。

综上, 我国现行对股票交易征收印花税的办法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是一种过渡性的措施, 已不能适应证券市场发展的现状, 亟需加以改进。

三、我国国情下证券交易印花税制度改革的可行性

早在1994年税制改革中, 鉴于当时条件不够成熟, 《工商税制改革方案》对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改革做出了“缓一步出台”的决定。十多年来, 随着证券市场的日益发展, 证券税制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证券交易税、证券所得税的正式实施显得越来越迫切。与国际上相比较, 我国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也确实存在许多值得探讨和完善的地方, 比如可以考虑改双向征税为单向征税, 恢复印花税本身具有的覆盖面广、税率低、税负轻的特点, 开征差异性证券交易税, 条件成熟时再考虑开征其他的证券税收。

针对我国证券税制的实际, 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改革会涉及到多方面因素, 在多因素博弈过程中, 是利大于弊, 还是弊大于利, 我们需要对其税收执行功能实现的可行性进行研究。

1.市场调节功能实现可行性

从国家财政税收角度, 进行证券印花税改革, 主要看它是否发挥出市场调节功能, 而不是是否发挥出财政收入功能。证券交易所得税的征收能够有效的抑制证券市场投机行为, 有利于维护证券市场的平稳发展。当市场活跃时, 由于获利者的绝对数量和获利程度都大大提高, 税收收入将随之有一个较大的增幅, 从而对正日渐升温的市场起到持续自发“抽血”的作用, 有利于市场理性的维持和平衡发展的实现;当市场低迷时, 获利者数量 (通常会) 下降, 但由于做空机制的存在, 市场上仍不乏投机获利者, 此时对资本利得进行征税, 在客观上起到了抑制空方投机获利空间、减轻 (甚至免除) 多方税收负担的作用, 有利于市场走出低迷、重新振作。

2.收入功能实现可行性

对二级市场上的股票交易行为征收印花税, 还对企业债券、投资基金、国债、金融债券等交易行为征税, 对国家股、法人股交易、二级市场的场外交易等行为也征税。因此, 在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的同时, 要扩大税基, 这样既可以规范各类证券市场, 也能够体现税收的公平原则, 还可以增加财政收入。

3.维护公平功能实现可行性

证券交易税种不再限定在流通股的转让方面, 对新股发行、法人股与国有股的转让、债券交易、投资基金的交易, 以及其它非交易过户均适度课征印花税或交易税;这既可实现税负公平, 也可推动各种交易品种的均衡发展。资本利得税制度下“多获利者多交税”的具体实施效果比之印花税也更好地体现了税收征管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

4.税收杠杆功能实现可行性

在证券市场繁荣时, 对于增值的交易征收资本利得税, 能有效的控制投机行为, 同时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在证券市场萧条期, 对于亏损的交易不征税, 不给股民增加成本负担, 促进证券市场的复苏。

5.避免重复征税功能实现可行性

允许股份制企业扣除分配的股息, 仅就余额部分征收企业所得税, 以消除由于对分配股息部分既征收企业所得税又征收个人所得税而产生的重复课税现象。

通过以上五点证券税制功能的实现, 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改革能够完成其职能工作, 但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证券税制的改革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证券交易所得税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需要相关规章制度的配合, 我国在短期内大幅度调整税制的困难较大。现实的证券市场需要税制的改革, 但相关配套的滞后无法将改革推进, 所以理论上的可行需要实践论证, 只有建立完整系统的证券税制才能在现实操作中具有可行性。

四、小结

新中国的证券和证券市场 (主要是股票市场) 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而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的。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 证券市场逐渐被赋予了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创造良好社会环境的作用。但是, 与我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发源于安徽小岗村农民的自发行为相类似, 我国的证券和证券市场总的来说走的也是一条“摸着石头过河”的道路。

随着我国证券业的发展和证券市场的扩大, 证券市场的规范以及政府应如何调控市场的问题也日益突出, 其中, 改革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以及如何完善我国证券税制的争议将会更多。但我们同时也必须清醒的意识到, 发展到今天的中国证券市场, 决不能“头痛治头, 脚痛治脚”, 而且中国证券市场的现状也决不是证券税制的完善就能拯救的, 股指期货、大小非解禁等等问题的悬而未决, 给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带来很多的未知数。需要政治、经济、法制的发展来加以带动, 证券税制的改革必须在有计划有步骤的情况下一步步实施, 逐渐将以流转税为主的证券税制转向以所得税为主的证券税制, 以资本利得税替代印花税作为我国证券市场的主体税种具有必然性, 否则将不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万丈高楼平地起, 期待证券税制的健全能为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打造下坚实的地基。

摘要：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下调会带来交易费用的降低, 对市场来说是实质性利好, 对后市的推动有很大的帮助。但在我国证券税制不完善的情况下, 股票交易的印花税存在不少问题, 其身兼数职, 扮演了多税种合一的角色, 仅靠调整印花税难以真正达到扭转A股总体下调趋势、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效果, 还会带来印花税其他职能的丧失。因此, 对印花税的进一步改革已迫在眉睫。

关键词：证券交易印花税,制度改革,可行性

参考文献

[1]张守文.税法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夏杰长.中国证券市场发展中的几个税收问题[J].税务研究, 2007, (5) .

交易改革 篇10

然而，刚刚接手伦敦金属交易所的港交所要迅速采取措施改革伦敦金属交易所库存交割规则，绝非易事。伦敦金属交易所库存交割规则之所以长期顶住“改革压力”，背后隐藏着一条由投资银行谋划的市场操纵产业链。

投行“操纵”

俄罗斯铝生产企业Rusal表示，今年二季度伦敦金属交易所的65%铝库存，与金融交易挂钩。

这家企业所指的金融交易，即高盛、摩根大通等投资银行近年大力拓展的仓单抵押融资业务——铝生产企业将存放在伦敦金属交易所交割库的现货铝，按照一定利率抵押给投资银行做融资。

“多数铝企为了争取更低融资利率，会和投资银行签订结构性仓单抵押融资条款，后者有权利按照约定价格向铝企购买铝库存。”一位摩根大通大宗交易部门人士直言，结构性仓单抵押融资占到仓单抵押融资总量的50%以上，让高盛、摩根大通手握巨额铝库存，甚至足以“改变”伦敦金属交易所与全球铝市场的交易游戏规则。

在摩根大通大宗交易部门人士看来，投资银行在伦敦金属交易所期铝市场的布局，贯穿期铝与现货铝的整条贸易流通利益链——先斥资购买仓储公司借助仓单抵押融资业务屯积足够多铝现货，再利用伦敦金属交易所规定的每日最低金属交付数量，“人为”压低伦敦金属交易所铝现货交割量。此举除了赚取可观的仓储管理费用，伦敦金属交易所铝出库速度大幅放缓，必然引起现货铝对应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铝基准价溢价大幅提高。投资银行通过仓单抵押融资得到的铝现货必然身价倍增。

按照目前两者溢价超过每吨250美元，高盛、摩根大通等投资银行控制约1 000万吨铝现货测算，等于投资银行仅仅在铝现货方面赚取约25亿美元利润。

“其实，伦敦金属交易所一直要求一家公司仓储部门与伦敦金属交易所交易部门必须建立严格防火墙。投资银行却态度暧昧。”上述摩根大通大宗商品部人士透露，在港交所斥资14亿美元收购伦敦金属交易所前，后者最大股东分别是摩根大通（持股比例10.9%）与高盛（持股9.5%），投资银行身兼裁判与运动员，如何建立“防火墙”，相当难解。

而伦敦金属交易所对投资银行操纵市场的限制，只能依赖主导地位持有者的处罚力度。

伦敦金属交易所规定，控制某种金属逾半数库存和现货仓位的主导地位持有者，必须按照伦敦金属交易所要求，将持有的金属仓单按规定的低利润出售。

事实上，伦敦金属交易所对主导地位持有者的处罚经常“网开一面”。今年7月，伦敦金属交易所决定从当月底起禁止荷兰Vlissingen港口31个仓库接收现货铜，以此作为对嘉能可公司涉嫌控制伦敦金属交易所过半铜库存的警告，取代要求后者按约定的低利润出售库存的强硬措施。

在铝加工企业眼里，类似行为等于“助长”投资银行屯积铝库存待涨而沽。

长期以来，他们要求伦敦金属交易所深入调查交易商与投资银行在交割仓库金属出货时间无端延迟、融资铜交易，及交割仓库所有权归属的相互联系，是否人为操纵伦敦金属交易所期铝与现货铝的价差“套利”。但在高盛与摩根大通作为伦敦金属交易所大股东期间，这种诉求是得不到回应的。于是他们把希望放在港交所身上。

改革“困局”

一位接近港交所的人士称，按照港交所的一贯做法，会先聘请一家顾问机构了解伦敦金属交易所库存交割规则所存在的交易漏洞，再协同相关市场参与者制定改革方向与具体措施。

“伦敦金属交易所库存交割规则改革，注定面临投资银行的压力。”他直言。早在伦敦金属交易所竞标收购伦敦金属交易所，一家全球知名交易所曾将提高交割库每日金属交割数量、改善伦敦金属交易所信息透明度列为伦敦金属交易所一项改革措施，当时伦敦金属交易所的投资银行股东——高盛、摩根大通却不够“积极”，尤其在披露融资类金属交易所占伦敦金属交易所库存比重、各大交割仓库所有权归属等“核心数据”方面，他们力争维护这些交易数据的私密性。

即使此前伦敦金属交易所一度迫于市场压力着手推动库存交割制度改革，高盛、摩根大通照样玩起“猫捉老鼠”。

去年4月，市场传闻高盛在美国新奥尔良、底特律等城市的伦敦金属交易所铝交割仓库拥有伦敦金属交易所约25%的铝库存，大幅抬高北美地区铝现货对应伦敦金属交易所期铝基准价的价差。但是高盛并没有触及主导地位持有者（持有某金属库存超过50%）的“处罚红线”。

摩根大通则致力于借助金融创新“隐藏”其庞大伦敦金属交易所铜库存。2010年底起，摩根大通向美国监管部门申请发起一只可持有6.18万吨现货铜（相当于全球铜现货约30%）的铜ETF，并由摩根大通旗下资产管理公司“管理”铜ETF。不过，摩根大通“如意算盘”却遭遇美国最大电缆制造商Southwire与对冲基金Red Kite强烈反对，后者指责摩根大通利用铜ETF除了“转移”自身库存，还将进一步“人为”抬高铜价，严重损伤全球铜贸易流通商的利益。

“港交所必须考虑到上述两大因素对伦敦金属交易所库存交割规则的具体影响，才能着手制定改革伦敦金属交易所库存交割规则。”上述接近港交所的人士指出。在港交所发起改革行动前，需要花一段時间研究伦敦金属交易所交易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