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的历史和传统

陶瓷文化的历史和传统（精选十篇）

陶瓷文化的历史和传统 篇1

每个社会都不可避免地会因争端而引起冲突, 在控制理论看来, 冲突是指某人实施了他人定义为越轨的行为或使某人使他人受制于社会控制而产生。 (1) 从法律角度, 我们更多地关注于权利的冲突, 其中包括利益、情感等。冲突产生以后面临的就是冲突的解决, 人类学家吉尔兹曾经讨论过东南亚地区纠纷解决方式, 强调地方性知识在不同地区对于冲突处理的重要作用, 而延伸而出的不同的冲突处理方式或者是在多种处理方式并存的情况下的侧重点各有不同。

在中国古代社会纠纷解决思路和格调中, 调解制度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学者柯恩通过对清代诉讼机制的研究认为“在大多数境况下, 纠纷是由非正式的调解所解决的”, (2) 人们不愿对簿公堂, 遵从道德权威的教化、调解。即使在今天, 当事人在诉讼中也依然愿意选择调解化解矛盾, 我国民事诉讼法也把调解规定为重要原则, 并形成以人民调解和诉讼调解为主要方式的调解解纷模式。显然, 对调解制度进行回顾、分析和总结, 颇具现实意义。

一、中国古代调解制度的缘起

(一) 历代调解制度回顾

中国调解纷源远流长, 最早可追溯到尧舜时期, (3) 《韩非子·难一》记载“历山之农者侵畔, 舜往耕之, 期年而亩正”, 可见在远古时期调解的萌芽就已经出现。作为制度形式, 调解应始于西周, 周朝的调解制度是以周礼为调解原则, 以明德慎罚为调解的指导思想。秦汉时代, 因秦朝建立郡县制, 只有县级以上官府才享有审判权。乡以下的基层组织只承担调解民间纠纷、宁事息讼的任务。

唐代沿袭秦汉, 县以下行政组织没有审判权, 而乡里民间纠纷、讼事, 则先由坊正、村正、里正调解, 确立起一套比较完备的乡里调解组织。在司法实践中, 官府对亲属纠纷、户婚田地等较轻微的案件, 则由县令主持调解。

明清秉承了前代的调解思想。明代在乡、里以张贴榜文、申明教化的“申明亭”, 由耆老、里长主持并形成制度, 规定于法律。清代县、乡以下基层组织实行保甲制。十户立一牌, 设牌头;十牌立一甲, 设甲头;十甲立一保, 设保正。牌头、甲头、保正的职权是治安、户籍、课税及调解民间纠纷。

(二) 古代调解制度盛行的文化根源

1.“无讼论”与“宗法制”是调解制度形成的社会文化基础;

“无讼”一词源自孔子语:“听讼, 吾犹人也, 必也使无讼乎”, (4) 指的是听诉的目标是使人们不争讼。中国古人信奉“无讼”理念, 原因在于:第一, 诉讼造成信任危机, 导致人们声誉受损, 不利于和谐稳定;第二, 诉讼方式成本高, 效率低;第三, 破坏伦理关系, 导致社会混乱。孔子宣扬“子为父隐, 父为子隐”, 认为亲属之间相互告状实际上会破坏“亲亲”伦理关系, 这比财物的损失更严重。

无讼心理与宗族关系密切相连, 秦朝吸收了法家的思想, 用强制手段把人们束缚在狭小的土地上, 实行“邻里连坐”, 如果邻里之间互相都有血缘关系, 从内部管理上讲, 便于及早发现问题预防犯罪, 这从客观上加强了宗族的凝聚力。到了汉朝, 分封很多刘姓后代为诸侯王, 整个国家就是大的宗族网络, 以宗法关系为主干, 由宗族构成社会网络, 宗族族长往往兼具国家大小不等的官职, 从而很自然地就把国家赋予的行政权力与自身所拥有的伦理权力结合起来。按照封建家族观念, 族内“和为贵”, 各家族都和睦, 就能促使社会安定, 所以说在血族亲情的形式下, 以和谐为目的调解解决纠纷的方式, 自然受到欢迎。可以说, 古代调解制度的价值取向, 是传统中国的自然农业经济与宗族结构以及现实政治的需求相契合的结果。

2. 当事人诉权受制是调解盛行的现实条件;

首先, 起诉书的字数和形式要求严格, 字数不能超过两百字, 且必须请书辅代书。其次, 原告主体资格受限和人身自由的限制;子女起诉父母、奴婢起诉主人、下级起诉上级都是违反规定的, 在秦简《法律答问》中明确“子告父母, 臣妾告主, 非公室告, 勿听”。再次, 对起诉期限的限制;为不影响农业生产, 在唐律中使用了“务限”的规定, 民事诉讼的提起劲在每年的十月初至次年的三月底。最后, 对起诉内容的限制;其一是禁止诬告, 惩罚“诬告”的原则是“反坐”;其二是小事勿告和禁止再告;如果纠纷很小就不允许兴讼, 而禁止再告则有些类似于当前的一事不再理, 但是完全禁止再审而不予纠错, 也是不合理的。

三、调解制度的现代转型:在曲折中前行

(一) 调解制度的兴起与衰落

近代诉讼调解制度的重要标志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确立, 其主要特点是裁判者直接深入到纷争现场, 了解纠纷形成的过程, 对当事人双方进行说服教育, 最终化解纠纷。此模式在新中国成立后延续下来, 1982年《民事诉讼法 (试行) 》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 应当着重进行调解;调解无效的, 应当及时判决。”。

1988年, 全国第14次审判工作会议正式开始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的任务包括调整调解与判决的相互关系等。而“调整诉讼调解与判决的相互关系”就是弱化诉讼调解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 强调的是“该调则调, 当判则判”。 (5) 司法关注于程序公正, 调解以其反程序性而受到冷落, 形成了“重判轻调”的局面。

(二) 调解制度的复兴及其必然性

21世纪, 经过了对理想法治狂热的追求以后, 人们开始对这种追求进行冷静地思考, 尤其是各种非法治因素对法院工作的困扰, 如上访问题、执行难问题、社会稳定问题、审判资源“不足”问题等。直至2003年, 调解又被提倡, 到现在“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提出, 调解的作用被高度重视起来。

1. 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且层出不穷

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的变革和调整, 利益主体多样化和价值取向多样化日益凸现, 由此构成了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社会矛盾的多发性、多样性和复杂性, 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 诸多利益主体如私人企业主、农民工、失地农民、失业职工、以及城市中的房产主阶层矛盾加剧, 而且趋向于群体性与暴力化。

2. 法律规定的不完善, 造成法院裁判造成困惑

法律滞后性决定了法律永远不可能完善, 尤其是我国是外源型法的现代化国家, 法律的更新有时不能满足社会实际需求, 法官在依法判决时往往无法可依或者法律规定不能有效地化解矛盾, 反而引起信访, 上访案件的出现, 法院的绩效考评指标中列入上访、信访问题, 当事人信访可能会影响法官的职业发展, 不少案件也确实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 调解化解纠纷成为了最好的选择。

3. 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受阻, 促成了诉讼调解的回归

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并没有取得完全颠覆传统审判方式的预期结果, 受制于现行法律规定的制约和司法体制的约束而无法向纵深推进, 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 对举证责任、证据失权等等无法理解接受, 导致大量案件判决以后当事人不服申诉上访, 审判方式改革已经没有多少发展的空间和余地, 回归传统审判也就成了一种自然的心理状态。

4. 中国人心理文化的传承和延续

尽管较之古代社会, 现在的中国人有了更多的诉讼自由, 但是息讼宁人的文化心理还在起作用。尤其广大农村和小城镇多是熟人社会, 发生矛盾争议后通过调解解决往往不伤感情。其次, 判决执行难的现实问题, 判决胜诉而无法得到有效的执行, 导致赢了官司也只是一纸空文, 导致以往厌讼和恐讼心理未得到改变, 缴纳了诉讼费用还得不到有效赔偿, 往往导致人们对诉讼能忍则忍, 尽量避免。

5. 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必然要求

诉讼调解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法律规范体系的建立、社会总体的法律意识水平和法治氛围的形成是息息相关的。建立和谐社会是近期基本的政治要求和策略, 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被视为和谐社会实现的具体方式。诉讼调解不再是单纯解决纠纷的方式, 要想有效地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 调解是最好的选择。

(三) 现行调解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1. 人民调解的不足

现行调解制度包括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 人民调解方式效用较低, 具体在于 (1) 新类型民间纠纷的出现, 人民调解组织缺乏应对和解决能力; (2) 人民调解员素质偏低, 对法律的了解和对社情民意的把握不足, 调解组织的发展不平衡且调解员的选用; (3) 地方财政对人民调解支持往往不够, 导致调解运行捉襟见肘; (4) 缺乏《人民调解法》立法支撑, 调解组织性质、调解范围、调解协议效力等面临模糊和困惑; (5) 现代化法治强调司法解决, 且我国司法自身也有调解环节, 且司法自身也重视调解, 在法院进行调解能获取法律效力, 导致人民调解的纠纷解决方式受到冲击。

2. 诉讼调解制度本身及运行中存在问题和缺陷

(1) “调审合一”制度设计的缺陷

我国民事诉讼实行的是“调审合一”的审判模式, 调解作为与判决并列的处理纠纷的基本方式而存在, 但判决是以追求程序公正为目的, 以查明事实和准确适用法律为手段的, 调解则更关注于实体纠纷解决, 二者关注重点和方法存在重大差异, 容易顾此失彼。此外, 法官和调解员的合一给公正审判带来负面影响。有学者提出“由于调解人员所具有的双重身份及其地位上的优势, 以合意为基础的调解常常演变为大量的渗透调解人员主观意志的强制性调解, 从而违背了法院调解制度所追求的正义价值”。 (6)

此外, 与判决相比, 调解结案可以给法官带来诸多益处:首先, 采用调解的方式可以使法官在更短的时间内结案, 节省了其办案的时间;其次, 由于调解结案是由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 法官承担的风险就相对较小;再次, 调解可以使法官回避一些难以判断的案件。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 法官也不例外, 法官为了避免判决时自身所要承担的风险, 必定会选择调解的方式处理案件。因此, 出于种种利益的考虑, 大多数法官都会倾向于选择效率高、风险相对较小、省力的调解而回避效率低、风险较大、费时的判决结案。所以, 只要法律仍然把调解与判决共同作为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方式, 并使两者合一, 那么, 调解的扩张和判决的萎缩就不可避免。

(2) 诉讼调解实务中存在大量问题

首先, 久调不结;案件经过多次调解仍然结不了案, 有个别案件本身就没有调解结案的可能, 却依然处于长期调解中, 造成有些案件违反当事人意愿, 最终案结事不了;其次, 弱化法律;片面调解往往容易弱化和模糊法律规定的要求, 而法律规定既是社会和谐的尺度, 明断是非曲直的裁判比模糊规避法律具体规定的调解更能彰显法律的价值;再次, 我国建立了错案追究制, 法院将主审法官的错案率与工资待遇、职务升降等直接挂钩, 调解对法官职业风险最低;最后, 无限制反悔;当事人调解后屡次反悔, 损害法院的权威, 造成法院人力物力的浪费;损害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使恶意拖延诉讼的当事人有机可乘。

四、当代调解制度的发展进路

(一) 正确理解和运用“调解优先, 调判结合”原则

从短期阶段来说, 鉴于诉讼调解的主导地位, 应当优化或重构诉讼调解制度, 而其中的关键可从重新理解“调解优先, 调判结合”原则开始。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在全国法院调解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提出的“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 各级、各地法院将该原则广泛的应用于结果意义上, 调解优先被过度理解, 导致不少案件陷入只能调解的局面。

笔者认为应当对该原则有进一步的认识;首先, 调解优先强调是案件处理优先考虑调解, 但不否认判决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其次, 调解优先更应当是过程意义上的而非结果意义上的, 如果案件设置调解程序并业已履行完该程序, 就不能借调解而拖延诉讼。在这层意义上讲, 诉讼调解的目的不仅是案结事了, 或者说不拘于案结事了, 能够充分实现释明效果即可。比如说在处理一起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如果双方达不成协议, 法官至少要根据案件信息对受害人履行告知执行风险的义务, 并记录在卷, 如果出现以执行不能而信访、上访的问题, 不能由此归责于法官、法院。再次, 对裁判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要求提高;调判结合在表层含义上是对调解优先的补充, 从深层次上看, 则是要求判决要和调解达到相似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简言之, 判决要使败诉者也能够理解和明白, 也即是赋予判决更多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

(二) 调判分离, 建立非司法性调解机构

从长远发展来说, 应将调解机构从法院中剥离出来, 以人民调解委员会为基础, 构建非司法调解机构。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改造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首先是功能的净化;人民调解承担的宣传、教育和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功能等, 应分流至其他机构或新设其他机构予以承担;其次, 应对调解员进行培训和专业资格考试;具体可以借鉴美国的调解员资格认证制度, 对于受过专业考核和技能培训的人授予调解员资格。再次, 设计强制性调解前置程序;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也在第14条规定了六种应当先行调解的情形, 应当将适用范围予以扩大。

有学者提出设置前置调解程序的同时不能剥夺其诉权, 但也会导致调解的反悔和无休止调解。事实上如果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可以通过法律规定的形式予以确认, 确认后的调解协议应当具备法律效力, 目前我们仅是通过到法院立案再调解确认的形式, 会给当事人带来不便, 可以通过绿色通道的设立, 由非司法机构调解的纠纷, 可以高效快速地得到司法确认。

(三) 建立以法律为主的多层次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诉讼调解中调解优先的滥用与其说是一个理论争议, 倒不如说是一个现实的窘境。随着法治国家的建设, 纠纷矛盾流向法院以谋求司法解决, 而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 其自身也存在职能上的缺陷。从现实角度上讲, 调解优先原则的提出是司法有限论的必然后果。法院在处理群体性案件、敏感案件和高上访案件中调解成为唯一选择。唐纳德·布莱克曾在其《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中提出“法律控制与其他社会控制成反比例关系”的命题, 是有启示性的。与其说实践中过度提倡调解的错误, 倒不如说在无法扩展其他社会控制手段和冲突解决办法的时候, 诉讼调解是无法完全从司法审判中脱离出来的, 这也是法院现在面临的案件的量和性质所决定的。从此来讲, 我国更应构建多元社会控制手段, 形成更具有便捷性和人性化、非强制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摘要：调解制度在中国历史悠久, 通过对调解的历史探源、现实把握并分析调解制度背后的深层文化和社会因素, 结合调解制度现在面临的困难, 探讨调判分离的困难以及应当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来实现调解制度的转向, 以达到更好的治理和纠纷化解目的。

关键词：调解制度,文化根源,调判分离,多层次矛盾化解机制

参考文献

①唐纳德.布莱克:《正义的纯粹社会学》, 徐昕, 田璐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3页。

②柯恩:《现代化前夕的中国调解》, 强世功编:《调解、法制与现代化:中国调解制度研究》,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第104页。

③《韩非子.难一》记载“历山之农者侵畔, 舜往耕之, 期年而亩正”, 可见在远古时期调解的萌芽就已经出现。

④《论语.颜渊》。

⑤《民事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 应当及时判决。”

陶瓷文化的历史和传统 篇2

梦”

我今天和大家一起讨论的题目就是中国梦。十八大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词，从我自己专业的来讲，我想还是从历史和传统的文化的角度来解读中国梦。

首先是认识中国梦的说法。只要一说梦想，一定是远大高层次东西。比希望、愿望要高远，这是用这个词的用意所在，这个词跟其他词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什么地方？这一定要讲清楚，所以梦想是一个高层次东西。另外，我们说中国梦不是一个人的梦，是民族、国家整体的美好理想。我在电视看记者访问老百姓有什么梦想，每个人都有自己梦想，我记得有一个老北京卖小吃的，他的梦想是所有人都吃他做的东西，但是不能代替中国梦。我们中国梦不是个人的，中国梦是所有梦的总和。大家的梦加起来不会是小吃这种东西，是国家、民族的美好理想，这也需要明确基本特点。还有一条，这个梦不是别人的梦，是中国梦。不是美国梦，更不是日本梦。中国的梦就要有中国的特点，要有中国的民族性、文化性，所以我们中国梦一定要讲到中国人自己的理想，有我们中国什么的特点。

怎么样深刻理解中国梦，必需去认识民族性，去认识民族固有追求是什么东西。你要认识民族性就要回到历史传统里面去，所以我讲中国梦一定要有四个基本点，我想把这些作为一个开头，最后引到从历史传统的角度，来认识中国梦的具体内容。

中国梦应该很丰富的，因为一个大的民族，大的国家他的社会理想包括的方向非常多，今天我想我自己谈的理会主要下面两点：一个是中国文明的整体性社会理想，还有一个美丽中国，美丽中国也是十八大提出的奋斗目标，这也是中国梦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中国文明的整体性社会理想

一个是社会理想、一个是美丽中国，这两个伟大的理想是在两个特殊的历史时代提出来的：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远大的社会理想诞生，这个理想影响我们三、四千年，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期出现了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理想性的东西，就是美丽的环境、美丽的世界、美丽的中国。一个社会梦想的诞生，一个是美丽中国的诞生。这两个时代我们看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中国的分裂时期，我们国家历史上就是有这个特点，理想、梦想往往是在分裂的时候甚至动荡的时候提出来，然后到太平盛世、治世的时候实现梦想，比如说春秋战国时期的伟大梦想，通过汉代实现，魏晋南北朝提出美丽中国的梦想，在唐宋两个朝代出现美丽的光环，所以乱世提理想、治世实现理想。十八大提出的中国梦是20世纪中国最穷困的时代，在中国心目中产生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代表一部分进步的力量追求这个梦想。现在新中国建立，正在一步步实现我们在困难时期提出的梦想，所以梦想的出现往往在历史当中表现出这个特点。

1、以人最高的道德作为核心价值。中华文明的社会理想要追溯到西周的时代。孔子有一句话，“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朝的礼仪是多么丰富多彩啊，我遵从周朝的制度）。孔子为什么歌颂西周时期？西周时期在国家发展史上有重要的意义，西周时代抛弃了上帝和神，而转向道德，提出了新的社会理想，这些东西许多都表达在《尚书》这本历史文献当中，也体现在出土的铜器铭文等等，这些也可以看到西周时代产生的社会理想。咱们都知道商代甲骨文，甲骨文刻出来的话是对上帝讲的，商代的时候敬神敬的非常厉害，搞这种占卜。西周不做这件事情，忽然就不做了，商周的变化，所有历史学家都非常惊奇，怎么西周把神放在一边开始宣扬道德，所以这件事情孔子说太好了，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所以西周时代这个开头在我们国家文明史上太重要了。包括很多外国学者也是，看《尚书》里面说的这么漂亮，这能是西周时代产生的东西吗？这可能是后来的人伪造的，外国人非常怀疑我们的这些东西，但是我们有考古材料，铁证如山证明西周文明程度确实达到的《尚书》文章里面讲述的那样。比如在北京保利博物馆里面的青铜器，里面这篇铭文让学术界大吃一惊，这是西周时代的青铜器，里面歌颂大禹，西周人自己刻在上面的，这个文字里面最引人注意就是这个红圈的道德的德字。这篇文字里面六个地方讲到德，强调要以德来统治天下，以德治理社会，在此基础上慢慢诞生了中国人的社会理想，所以西周是一个重要的起点我们不能忘掉西周。

比如说西周提出了各种社会理想，这是《尚书》里面一篇。比如说像周公提出的改变社会风气的重要措施，《酒诰》就是专门讲喝酒这件事情，商人灭亡有好多原因，其中有一个是商人腐败的特征，就是酒池肉林，商人喝酒喝的太厉害了，西周人警告自己不要那么喝酒，不要老喝酒，什么时候喝酒？就是祭祀的时候，在祭祀时候饮酒是礼仪活动，西周在这么具体的措施上提倡，改变了商代的很多东西，西周是我们国家文明史上巨大的变化值得我们注意。

西周几百年之后也开始变的腐败，这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周幽王的烽火戏诸侯，这件事情标志着西周后来的腐败和衰落，西周衰落之后历史进入东周时代，东周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许多重要的文明理想都是诞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在社会走向腐败、混乱的时候，理想出来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乱到什么程度？我们看几条列子，据史书记载春秋242年间，有36名君主被杀,52诸侯国被灭，大小战事400多次，诸侯之间往来互相拉动、博弈，说明关系复杂、激烈。在思想文化上也是礼崩乐坏，我们都知道西周有一套礼制，到春秋战国的时候礼崩乐坏，这就是道德衰退的标志。历史非常奇怪，这个时候文化衰落、政治衰落，经济却大发展。重要的标志就是铁器，带来了很多商业改变，还有就是商业非常繁荣。春秋战国是道德衰退，但是经济发展，这种情况下最容易产生腐败，大家可以想像，经济发展了，道德下去了，能不腐败吗？所以春秋战国时代在这个方面相当成问题。司马迁回顾这个时代，他说：“在远的时候我不知道了，但是从夏商周以来的时期我是知道，我们社会耳目欲极，声色之好，人都贪图这些东西，爱吃各种美味，贪图安乐，心里都追求一种虚荣、权势、荣耀，这样的世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非常厉害了，虽然有很多人劝他们，但是都不能解决这个题，春秋战国是这么一个背景。”

我们在看经济上的，这是司马迁的原话，在春秋战国时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人逐利。举个例子看，打仗的士兵，为的攻城、陷阵，不怕箭射，不怕滚木雷石，因为有重赏，少年也不干好事，就是盗窃、盗墓等等。为什么这些人不被发禁，反复做这些事情，皆为财。再看看年轻的女子，这些美女把自己打扮得非常漂亮，拿着琴，穿着漂亮的服，对那些有权势的人目挑心招，不择老少者，在远也不在乎，多大年纪、多小年纪都嫁，春秋战国是这样的状态。年轻人什么生活方式？带着好看的帽子，配上好看的剑，显得自己很有派头，组织各种车队，摆出一个阔绰的派头，年轻人都是这样。各种有技术的人费尽心思也是为了多换一些粮食，小官和文人舞文弄法，作假文章，剽窃文章也是为了钱。社会各方面的人都是为了钱。这样气氛之下，于是许许多多有理想现象主义的思想家纷纷提出自己的理想，梦想开始产生在这个时代，叫做百家争鸣，百家争鸣被逼出来的，社会乱到那种程度，所以百家开始提出好的理想。在百家争鸣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是儒家，儒家强调用礼来整顿社会，社会太乱，人都在贪图钱财，应该用仁义道德整顿思想，儒家提出这个理想的时候引用了很多西周时候的书籍和言论，所以，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我们现在恢复那些东西，恢复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有的时候我们把古代的东西拿出来不是消极，我们知道西方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时期叫文艺复兴，为什么复兴？他明明是中世纪以后，却拿出希腊、罗马的东西作为自己的标杆，好的样板来学习、提倡，实际上是往前走，但表面现象上看把古代的优秀东西拿出来。所以叫复兴。以前有的现在再拿出来，中国历史有几次都是这样，实际上是往前走，但是都是引用古代的优秀传统，来推动我们的思想资源。

我们今天叫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词是告诉我们不能忘掉传统，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表现是为中国一次复兴，但是都是为未来提出理想。儒家是这样，但道家主张不一样，道家反对过多的贪欲，过多的折腾，别折腾，无为为好，顺其自然。道家提出理想境界是天然最理想的境界，反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反对拉拉扯扯，我们今天有一个好的名词叫做相濡以沫。我们现在用这个词是正面的，但是实际上在道家那里，这个事情是一个车辙里面有一点水，快干的，一堆鱼在里面挤来挤去这叫相濡以沫，他是说拉拉扯扯过分复杂的人际关系，最好是想望于江湖，鼓励人们以清高、超然的态度面对名利社会，道家也是积极的，让人们放下那些过于烦琐腐败的东西，所以两个思想家从不同的方向都提出理想，两种类型的理想都形成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性要点。“敬鬼神而远之”，这是孔子提出来的。孔子他把西周以来历史发展的经验，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孔子不是忽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是对西周的经验进行总结之后，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儒家思想，一个有体系的思想，这样就奠定了中国人精神面貌底盘的时代，我们都说每一个大的文明古国都有原点时代，就是奠定民族精神文化底盘的时代，孔子这个时代就是奠定文明的底牌。

我举一个例子，中国的城市和欧洲的城市有什么非常大的差别。在希腊的城市我们一看，大家知道去没去过也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这是雅典娜女神的神庙在希腊城市的中心。著名德国科隆大教堂，代表基督教在城市的中心，巍然而立，他们的城市中心是什么，是神、是宗教，宗教是敬神的，所以西方大城市中心是神的位臵。我画中国的图，中国古代的城市从汉代长安、到唐代长安、到开封到北京城，北京城中间是神吗？我们没有把神的位臵摆在城市的中心，我们把人的最高代表者摆在城市的中心，故宫里面的皇帝是人间的万民表率。最重要大殿里面写是太和，不是神，太和是我们中国人最高的理想，和谐、大同这是这样的理想，我们把人间至高的道德品质放在最高的位臵，而西方是把神放在中心，这是我们和西方最大的精神方面的差别。

我们以人最高的道德作为核心价值的理想具体是什么？有一个非常具体表述就是《礼记》里面，用孔子口气讲出了中国人的梦想，关于现实社会理想，人间社会的，没有神的恩赐的理想社会的蓝图，这些话大家可能都多少知道一些，里面比如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用权贤能的人掌权。提倡守信，人之间要和睦，人不能自自私，只顾自己家庭，人要有博爱的精神，对老年人有很好的关怀，是老有所终，年轻力壮的能够得到发挥他的所用，小孩可以得到很好照顾，让他们很好的成长，那些有各种毛病的人，社会对他们照顾要有所养，男人受本份，女人都有很好的归宿，不必都埋在自己家里，自己的能力都不能自己收起来，都要拿出来，不必为己，这样的社会，阴谋不会发展、不会盛行，这些盗窃、乱贼也不会兴作，这样可以达到夜不闭户。中国人提出非常具体社会理想，这种社会理想就是在孔子的时代提出来，可以说是非常成熟的，非常有特色，关于社会的中国梦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2、“大同”。“大同”这个概念自从诞生之后，就成为中国人思想当中、精神当中非常核心的价值观。我们对于社会，就是用这样的价值观要求的。作为我们的理想，时刻用这样的东西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大同的理想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终极追求是核心性的梦想。从孔子到康有为，大同的概念一直在核心，康有为在变法的时候写的《大同书》，孙中山领导革命喊出的口号都是天下为公，都是刚才的那些话。孔子讲有志焉就是有理想、有梦想，这样的东西一直到孙中山的时代依然还在倡导，所以说“大同”成为我们炎黄子孙孜孜以求的美好境界，大同境界在中国上空徘徊两千多年，像思想的灯塔一样，不仅给失望中的人不断带来希望，每次中华民族面临危机的时候都会举起这样理想大旗，或者举起理想的火炬，而号召中国人去做不懈的努力，这是在民族当中核心的理想。

大同社会是一个核心性的梦想，以大同社会的重要理论为核心概念，我们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场景下，不同的情形下又有很多理想，这些理想实际上也都是围绕大同的梦想来抒发的。

第一个是离孔子时代最近，而继承孔子思想的一个人——孟子。孟子见梁惠王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这段话是对照一种东西。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非常高兴，说你不远千里而来，是不是给我们带来什么物质利益？孟子马上说：不要谈利，仁义而已，如果像你这样身为国君讲利益，大夫也讲利益，社会上上下下的人都是讲利的话，国家危矣。所以这段对话在古代一直是传为另外一种对理想表述，他和大同是一样的，大同讲把钱财弃于地，我们要仁义道德这些东西，并放在至高的位臵，孟子从另外个角度讲出的社会理想。

陶渊明《桃花源记》，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实际上《桃花源记》描述的这番生活平静、怡然自乐的场景，正是我们的社会理想。所以陶渊明是用这样的散文形式讲出了我们的理想，他描述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自食其力，自给自足，人人得其乐的社会，它也是向往的理想社会，这也是梦想的表示。

我们都念过杜甫的诗，这首诗震撼人心，因为他也属于中华民族最核心的大同理想，安得广厦千万间，杜甫的这句话喊出了我们的核心价值，喊出了我们的核心理想、梦想，人人皆知，只要是中国人都知道这种理想。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又是中国人熟悉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讲一种高尚的品格，我们就是提倡这种东西，用这样的思想来建设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古代是反复出现这样梦想的呼喊。这是台湾出的邮票，纪念范仲淹，他在中华民族文化当中地位就是因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因为这样精神追求在中国历史上也是被中国人永远记住的一个人。

这个我们也都知道，为理想、为梦想的呼喊。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洲同，这里面实际上包含的对于中国人来讲非常重要理念，也是陆游看到中国统一的局面丧失之后非常痛心，什么都可以放弃，但是这件事情不能放弃，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核心的价值观——祖国疆域的统一完整。一旦丧失的话，立刻就变成中华民族理想，一定要把这种统一恢复，所以这个局面也是我们理想社会的重要标志，有了无所谓，一旦没有，中国人马上就不干了，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价值观。

一直到近代康有为写的《大同书》。孙中山反复的写这四个字这是他一生追求的总目标，这难道不是中国梦吗？在近代的中国梦依然用这样的口号喊出来，“天下为公”。所以我们看到我的民族有一个持久不衰的追求，我们追求的社会就是这个东西，就是《礼运篇》里面描写的东西，我们可以从每一项里面引发出很多的思考。《礼运篇》不长，但是提到的每一点都非常重要，它们共同构成我们的理想内容。

中国人深深印在脑子里面的认为什么是好社会，就是《大同书》里面讲的那个样子，当我们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时候，也是用大同书里边理想社会来观察世界，来评价世界。忽然间我们看到美国有一个先进人物华盛顿，读到他的故事非常赞赏，怎么赞赏华盛顿的？用的大同那套思想，觉得华盛顿符合这个思想，所以称赞他们。这是一个清代的学者徐继畬写的这段话，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与曹刘。他用这个说华盛顿的共功绩，不见位号，不传子孙，没有把美国给自己的子，而创为推举之法，推举之法就是我们《礼运篇》里面讲的贤与能，然后徐继畬说华盛顿所作所为不就是想天下为公，这不就像我们在孔子讲的三皇时期美好社会的样子吗？华盛顿就像是实现的大同书里面讲的西。中国人是这么看华盛顿的，依然用我们大同的标准评价华盛顿。

这个是纪念华盛顿的象征物——方尖碑。这个石碑就刻着这段话，这个碑就摆在纪念华盛顿的纪念碑里面，我们用大同的标准来称赞华盛顿，所以这一点我们看到这种社会理想是深深的融在血液里面的东西。纽约有孔子像，基座上是写的礼运篇的大同，我想这些东西可以结合他具体的表现，慢慢的可以体会到作为中国人有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理想，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中国梦，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当然有他的针对性，但是骨子里永恒不变的就是大同世界。我们眼下提出中国梦应该是从19世纪我们进入近代被帝国主义侵略开始诞生的中国梦。那个时候也有很多思想流派都在寻找中国的出路，康有为提出了大同，孙中山喊出天下为公，中国共产党找到把空想变成科学的道路，就是我们现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具体的路，所以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把19世纪、20世纪苦难的时代中国梦想，沿着科学的道路一步一步的实现中国梦，很多梦很多内涵的东西深深旱涵盖在历史里面，这个不是别人的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理想，所以要认识这个东西，要认识到自己的特色，没有特色别人不知道你讲什么。

3、疆域的完整性。神圣领土的不可颠覆的完整性是我们的梦想、是我们的原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下面这些词，九州、神州、江山、社稷都是表述领土完整，现在依然会用到这些词。在很多讲到民族的追求的时候，或者讲述中华民族文化的时候，这些词都会出现，这些词就是领土完整。《尚书》里面有一篇叫“禹贡”，这里面讲的最终理想就是九州悠同、四海会同，也就是大同和谐，国家疆域的完整。

在近代面临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产生捍卫疆域完整的呼喊，也就是一种梦想，中国的讲疆域不容瓜分，这件事情在中国价值观、社会观当中是这么牢固，这和一个圣人有关系，我们为什么把大禹看作古代的圣贤，因为他奠定了九州，大禹为什么在历史上一直是圣贤人物？主要贡献就是奠定中国疆域的完整性，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北京一大群最优秀的学者看到国家疆域被侵略者入侵，成立一个学会，从学者的角度捍卫国家的领土，他们引用了禹贡，作为学会的名字，叫做禹贡学会。禹贡发刊词就是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反对入侵者。这就看到中国人在不同环境中坚持自己的理想。

现在到21世纪了，香港已经和中国分开那么长时间了，但是在香港南边的一个岛，一个普通农家在自己的所设计的祭祀场地上中心帖了一个小纸条叫做北望神州，神州这个事情在中国人的热乎乎心当中长久不衰的，只要想出神圣的东西他会加上北望神州。香港南边的小岛普通农家写出这样话，没有人逼他写，这是发自内心的。中国人心中领土完整，神州的不可侵犯，从这小事情上看就知道深入人心。

对比一个例子，在历史上能和中国相比的大帝国就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占领这么大的地区是怎么建立和维持的？是靠军事，在罗马帝国没有人讲国家统一的概念，所以在分裂之后，没有提倡把罗马帝国恢复出来，没有像陆游那样喊出但悲不见九洲同，所以罗马帝国垮了就垮了，无所谓，不要了，所以罗马帝国最后再也没有。

刚才这一大段就是很简略的描述，把历史上埋藏在中国人灵魂深处，关于社会发展的理念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

二、中国人的“美丽中国”梦 美丽中国也是中国人的梦想，也是中国人和自然环境特有的关系，因为十八大里面讲了一个生态强国。我想这和中国梦之间都是贯通。所以认识中国梦的时候，也要考虑生态的问题。

生态就是中国人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从历史上中国人建立了一种什么样的人和大自然的关系？正是在这种追求当中，中国万里江山才变的越来越丽，美丽不是虚的，不是空说的，我们有上千年的历史，我们一直在建构美丽的中国。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历史。

在中华文明史中人对自然环境的理解是这样的，最早神灵时代到商代，然后到西周的道德时期，西周时候对江山都赋予道德的品质，在周代诞生了名山大川的概念。最有名的名山是五岳，这是在西周慢慢诞生出来的，这写名山都是道德象征，再进一步发展自然界，变成了美学的世界，这在中国文化当中极具特色的。美学的世界就是今天讲美丽中国所着重讨论的，美学世界的理念诞生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这个例子想说明一下，中国人对名山大川一直保持敬意，这种敬意最早是出于神的信仰，然后是道德信仰，最后变成美丽江山信仰，在今天北京的地坛里面，可以看到五岳的牌位，我们对于名山大川一致充满敬意。

魏晋南北朝又是一个乱世，问题非常多，统治集团生活荒淫，极端腐败，社会上负担非常重，这样情况下人们厌倦腐败的社会，而走向清明的大自然，这种心情、理想、境界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大量出现。陶渊明写过这样的东西，放弃城市的生活，回到田园里面去。他写的《桃花源记》就有这种色彩。他写的追求清高、追求隐匿，离开喧闹的都市，而到清明的山水之间，那个时候《晋书》里面就讲出这样的话，人们都在追求隐，有的人隐在朝，有的人隐在市场里面，有些人隐在山野里面，这种风尚就是在魏晋南北朝出现的。这种品质对社会腐败的厌倦以外，也有道家的思想推动，道家崇尚自然，不像儒家，儒家崇尚社会，儒家把社会作为讨论对象，道家认为自然是最高境界，鼓励人们走向自然，对于我们来讲，谁是自然呢？就是外面的山川、山水文学特别是山水诗在这个时候开始大量的出现，从此中国的大好河山被文学化、艺术化，成为高度审美的对象。

谢灵运是其中一个代表，他经常到山水之间考察。后来大家都知道有很多山水的旅游者，东晋以后，你再看中国的书，发现有一个新的词大量的出现，就是“山水”这两个字，以前在中国的书里面不大见，但东晋以后“山水”两个字经常出现中国人的文字里面，山水一说中国人都明白代表什么。

下面都是用山和水拼成的词。皇帝一定是坐江山，画家一定画山水画，大侠一定就在江湖，这些词汇都是自然界特殊的人文表述，山水就是特指山水艺术，我们自己不会用错的东西。自然山川文化被中国文化浇灌了很多道德、情感、美学的东西，中国的山川一次变的更加美丽，当然还有进一步的发展，道家早期就是一个思想，到魏晋时期慢慢变成了宗教，宗教推出了一个概念仙人，于是中国大自然又出现了一个变化，原来的深山野岭变成仙境，他不是野的，越远越深，仙气越厉害，从山里面出来的不是云雾是仙气了，人要修炼可以成仙，而仙境不远，不是西方极乐世界，就在我们的远处山涧，这种文化又把中国的大自然变成了充满神秘感、美好感的东西，所以美丽中国有很多文化的东西，文化把江山变成美丽的世界。

中国人在走入自然的时候，对于山水有自己审美判断，认为什么样的山水是好看的？中国人的选择和外国人不一样，中国人欣赏自然之美，认为水的美体现自然状态，但是外国人不是，外国人是这样，把水往上喷，水不往低处去，这是把人的东西放进去了，外国人认为这样的水才是好看的，但是在中国古代的都市里面一个没有，我们的水井全是水往下流，是自然的样子，这个审美差别完全不一样，直到西方人为我们修了一个西洋楼，第一次在中国修了喷泉，圆明园里面其他的都是自然之美，中国人叫他“大水法”，不是水的自然状态。

树之美，中国认为什么样的树好看？垂柳、松树。西方人为圆明园设计的树，跟糖葫芦似的，我们认为歪脖树好看，西方是方的、三角的好看，中国人的园林里面没一棵树是这样的，我们认为树天然的样子是最美丽的。中国人基本的哲学就是要顺其自然，自然是最美东西。现在我们也吸收了很多人为之美，看看草地都是特别平，认为这个草地好看，什么都是修剪，这做过头就不是美丽中国，就是变成美丽的法国、美丽英国。这就是美学相当大的差别，我们建设的是美丽中国，一定要注意一下中国这个字。

道家思想为中国贡献最大的事情就是把中国江山想象成美丽的世界，描绘成美丽的世界，所以有很多这样的评价。秦汉一带一部中国文学史大半都在《庄子》的影响发展的，这些都是道家重要影响。刚才说魏晋南北朝提出梦想，到治世就实现这些，唐代实现了很多，唐代里面有许许多多对风景的描写。宋代以后出现了风景选美，我们看中国古代地理书，宋代以前没有，宋代以后一直到今天都要写一个东西——八大名景。名胜以前地理书不记，宋朝以后每部地理书里面一定有这个东西，这形成中国地理学，中国对自然的态度。北京有八大名景，什刹海也搞出了八大名景，中国人到处找这个东西。走遍中国各个县志打开之后一定有这个，这是谁也不愿意放弃的东西，一定要在自己的周围找出美丽的景色，加以歌颂和保护，这是我们中国人建设美丽环境做的特殊事情，用我们的精神美化自然。所以说大量的诗歌、散文、绘画向山水倾注，成为中国们山水审美不可分割的部分。

中国的山水实际上是有两项内容：一个到山水之间，另一个是赋诗。当面对庐山瀑布的时候，中国人一定会背诵那两句诗，到庐山瀑布一定会说的，这是中国人的自然审美的两项内容的整体特点，不能对面没有美景，也不能没有心中的诗句，这是中国人面对自然一定会这样作的。念的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我们的山水审美多精采，这是我们中国人游山的时候一定有文化加进来，这些诗文体现的自然审美的意境、趣味、高度、成果，是中国式自然审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看到树上的大雪可以说“千树万树梨花开”，走在长江上可以念“不见长江滚滚来”，到沙漠也可以想到“大漠孤烟直”等，这样的资源我们是要多少有多少，它和中国的山川一起形成的山水名画，形成了美丽中国，把这些词拿掉，美丽中国少了一半东西，所以我们在建设美丽中国的时候，实际上也要发展自然环境的山水文化，这是美丽中国非常重要的特点。

我们再看一下传统山水画，这是我们打造美丽中国的方式。中国人怎么用艺术的手段打造美丽中国？画了许许多多的山水画，我们每个人都见过，中国的山水画里面有什么特色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特色？现在只强调一点，你看山水画的时候，这里面总有或多或少人的痕迹，你看这一片山特别高的地方，还有房子，不管山有多少，人就有多高，一定要把人的东西融合到大自然当中，所以这种山水之美实际上包含了人和自然的融合，这是中国方式的美丽。这看起来是纯粹的自然，但是仔细看，有没有人的痕迹？就是中间的小石板，这个小石板是自然的吗？是人搭在这个地方的，这是人文的痕迹，人到这里游历过，而且把这个地方修饰一下更加方便。

这个画又是单纯的山和树，他也有一条小路，不画人，进山的是什么？砍柴的等等，我们立刻有很多的联想，这副画就是让你联想，一眼看完了没意思，这是中国画很有意思的地方。你看到这副画马上想怎样从山脚下转到小房子里面去，又引发你一些想象，人文的东西与自然的东西交融一起。

刚才讲到了盛世实现乱世提出来的东西，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提出美学的主张，开始了美学的风气，唐宋的时候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比如说宋代皇帝宋徽宗，宋代山水画在中国历史上地位非常高，为什么八大名景是宋代开创出来的，所以山水意艺术在宋代达到高峰，宋朝皇帝宋徽宗虽然政治上是亡国之帝，但是他继承山水文化的传统，他在宋朝的时候把画家提到了从来没有的高度，在翰林院里面成为了一个书画院，自己当院长。他经常出一些题目请大家来画，看谁画的好。他出的题目是“善终藏古寺”，但是第一名的画家他没有画寺，只在山下一个小水塘旁边，画的一个取水小和尚，取完水去深山里头去，这里面一定有一个庙，他没有画庙，又把庙表现出来了，宋徽宗说这个画的好。这个境界像这副画，不画人但是有人藏在这个地方。第二个例子叫做“踏花归去马蹄香”，又有很多人画，最好的作家没有画花瓣，画了几只蝴蝶围绕在马蹄旁，花的香依然保留在马蹄上，吸引蝴蝶过来，又是一种含蓄的表述，充满中国这种色彩，内涵意味无穷。我们在建造自己美丽环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吸收中国人文化高妙之处，不能讲的太直白，不能讲的太浅薄，要把中国文化的深厚意味表现出来。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对美丽中国一些中国特色的关注点。当然最基本的保护好生态环境，要把人和环境的和谐、协调关系处理好，这是科学发展观非常重要的一点。科学发展观有很多内容，但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我们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科学的想法，这个东西出不来。除了科学之外，我们还用了一个词叫美丽中国，我们不仅要搞好技术，生态还要加上美丽这两个字，中国式的美丽如何加上去要从山水、诗歌、绘画里面吸收营养，应用到环境建设当中，这样的画才能真正出现美丽的中国。

陶瓷文化的历史和传统 篇3

【关键词】历史功用；传统文化；国民精神；优质课；幼稚病；学科能力

一、历史教育的功用

“只有通过历史，一个民族才能完全意识到自己。”历史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集体记忆的源泉，而保持民族集体记忆，惟有凭依历史教育。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得以不断传承光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先人懂得从总结历史中不断开拓前进。具体讲，历史教育有如下功用：

1.读史使人明智，且必当学会做人

学习历史可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缔造真我。“人类是文化的动物”，谦虚坚忍，忠孝仁爱，昂扬上进，开拓进取……这些精神无不是通过学习历史，又使历史知识内化成了人格的特质得来的。

2.历史教育是培养国民精神的根柢

实际上历史教育的意义就是改造国民精神，树立民主的和人性主意的现代国民观。养成国民的责任感和自信力，从而正确认识社会现实和社会发展的规律，用科学的历史观指导自己的行动和决策，进而影响社会发展进程和个人事业的成败

3.关注历史，服务现实

有效的历史教育是服务于现实的，在今天这个价值多元且混杂，信息灵便且芜杂，崇尚个我却又极易从流，标榜自我却又偏执私意的时代，需要通过具有时代特性、生命价值观和个性的历史教育塑造人类的伦理精神，需要借助历史文化洗净我们的心灵，借助历史去创造、呵护、滋养一个人类未来美好而崭新的集体记忆——文明成长进步，民族和睦繁荣，世界和平安宁。

二、中学历史教育存在的问题

1.历史学科被漠视

历史学作为一门修身和认知社会的学科，是一种长期的、含蓄的、意识导向型的学科。其主要作用是提高人们思想境界和认识社会现实进行科学决策。但是这种道德水平和决策能力的提高，需要一个较长的形成过程。不像数理化等工具学科在提高人的技能方面，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在功利主义的驱使下，我国社会在人才的选拔考试中，绝大多数不考查被选拔者的历史水平。这在客观上强化了“读史无用论”。

2.历史教育仍然是应试教育

历史教改的名词繁多，什么“创新教育”、 “探究式学习”等等，但实际上历史教育仍然是应试教育。因为当前我国基本上还是处于市场经济初级水平上，社会对教育的要求仍然是“人才”，而首先不是“人”，考分和升学自然成为学校的首要目标，考试成绩成为衡量教学效果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尺度。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如果不经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历史教育的这种应试性很难改变。

3.历史教改存在种种误区

（1）过分强调学生的“学科能力”，背离了中学历史教育的基本目标。目前历史考试中所要求的 “学科能力”，其核心仍是学习甚至是研究历史的能力。在教学改革中，“自主学习”主要还是强调了学习的主动性和方式方法。中学历史教育的目标，从实质上说，应该是按照未来国家公民的规格，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而不是按照历史学家的规格，将学生培养成历史工作者。

（2）概念不清、视野模糊。当前，围绕着“创新”和“创造”，在历史教学中形成了许多概念，人们用的较多的，如“历史创新教育”、“历史创造能力”等等。然而，人们对上述概念的理解和认识有许多模糊的地方，在历史教学的多项目标中，过分强调所谓“创新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

（3）优质课强调形式化和课堂包装，存在幼稚倾向。看过一篇报道，重庆市某片区举行历史优质课大赛，内容是甲午中日战争，一位参赛者自始至终保持微笑，一个本来沉重的话题变成了卡拉OK式的自娱自乐。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体现出教师教学理念的严重偏差，不知道这堂课的价值是什么，盲目追求互动。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作为历史教育者，不得不深刻警醒。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中国文化一向追求一种和谐的境界，尤其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人相信有超自然的力量存在，但却认为这种力量更像是一种类似客观规律的东西，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要赢得对自然的自由，只有靠自己去认识这一客观规律，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和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中拥有最为健全、最为强大的人格。比如火药，在它的发明地中国，它最广泛的用途是用来制造一种祥和热闹的气氛。而在西方，它却变成了杀戮的武器。是中国人不够聪明，不能利用火药制造出杀伤力更大的武器吗？我觉得在这里看到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力量。

四、结语

陶瓷文化的历史和传统 篇4

关键词：花腰彝服饰,少数民族文化开发,传承,保护

抱着好奇和对艳丽服饰的向往, 笔者来到了美丽的“花腰彝”聚居地——云南省石屏县哨冲镇慕善村。

石屏县位于中国云南省的南部地区, 哨冲镇位于石屏县的北部地区, 属高海拔山区地带, 海拔近1993米, 是国家文化部命名的“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花腰彝”是彝族的一个支系部落, 原名称为“聂苏”, 近年来因其艳丽的民族服饰, 特别是腰间绚丽的流苏, 而被民间广泛称为“花腰彝”。

“花腰彝”服饰特点主要集中于女性服饰上, 男子服饰主要以两侧绣花背心为主, 与彝族其他支系男服区别不大, 所以在此我把女性服饰作为考察重点。织布做衣服不难, 但要把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生活……在一身服饰上全都体现出来, 那就不是一件易事了, “花腰彝”姑娘们衣服上的美丽图案全是手工缝绣而成, 工艺相当复杂, 本文先介绍彝族的服饰工艺, 而后就旧款服饰到新款服饰的变迁以及被取代做一些探讨研究。

一服饰文化

彝族的服饰文化蕴含着一种独有的历史沉淀——在多姿多彩的刺绣中屡屡透出神秘的图腾徽记, 传承着家族、氏族和部族的历史文化。居住在云南峨山彝族自治县与石屏县接壤地区的花腰彝, 其服饰与本民族的历史和祖先崇拜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西南彝志》等彝文文献中, 彝族历史远可追溯到西周末年蜀洪水时期, 记载彝族先民居于“哪液” (长江上游) 和“尼知十二域” (今四川宜宾) 一带。在蜀洪水泛滥中, 花腰彝的祖先抱住一棵硕大的马樱花树才幸免于难。彝族先民领袖笃慕率领灾难中幸存的人入滇繁衍生息, 从那时起, 他们就把马樱花作为图腾来崇拜, 刺绣在服装上和流传于祭祀、节日庆典之中, 马樱花便成了花腰彝族的徽记。在男女青年结婚时, 要用马樱花或象征物 (红樱) 拴在筷头上, 新娘用花筷进餐, 用来铭记它给彝家人带来的幸福吉祥。经田野考察发现, 居住于哨冲的花腰彝还存在崇拜马缨花颜色这一特点。

“花口绳达”是花腰彝姑娘最漂亮的服饰。色彩鲜艳, 白底红色图案绣制, 服饰结构比较复杂。头饰、服饰由绣好的各种图案一块块一条条拼起来, 成为一件完整秀丽的花腰服饰。

花腰彝崇尚黑红色, 服饰上的黑色显示古朴庄重, 红色象征火和阳光给人以温暖, 图腾崇拜的灵光闪烁在花腰彝女性的服饰上。花腰彝族姑娘的头饰像古代的干栏6房顶, 用草绿色、粉红色等面料衬底, 贴在比较厚实的土布上, 头帕的中部绣着两朵大红马樱花, 四周绣有三圈规整的图案作装饰, 反面朝上盖在头上至颈部翻折, 正面直立于头顶, 马樱花露于后面, 姑娘们用一条绣着精美图案的头箍把底层稳扎在头上, 头箍长及双耳, 排列着九个长方形的抽象花鸟图案。外面一条头箍横列三个等分长方形民族花纹图案, 中间图案用黑白相间的小方块镶边, 双耳前后串串银珠坠着四撮鲜艳流苏, 光彩闪耀。

花腰彝妇女盛装时, 将青色布料缝成前摆短后摆长的衣裳, 在后下摆精绣着五寸宽的美丽图案, 肩部和领口绣有红白相间的云宝图案, 并嵌入由银泡组成的菱形符号, 在缎面护肩及臂周围绣上民族图纹, 形成一件艳丽的短袖衫, 外罩则制成做工精美无袖无领的短褂。盛装圆领周围嵌着三圈银泡, 红线绣出外围齿轮般的光芒, 即象征马樱花, 更形似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 呈现出花腰彝崇拜马樱花、崇拜太阳的文化内涵。腰缠大、小腰带各一条, 小腰带为红底绣白花, 两头用四行十六颗银泡缀嵌, 三枚银币为扣, 勒住下面美丽的花兜肚;大腰带系住短褂下摆, 在后腰部打折, 末端下垂, 其上绣有象征高山的醒目图案, 银珠串串生辉, 流苏团团吐艳。两块三角形的披甲上绣有火焰纹和马樱花, 覆盖在肩部上。穿上盛装的姑娘全身火红, 焕发着青春的光彩, 既古朴又庄重, 又像盛开的山花, 妩媚动人。老人和小孩的服饰也艳丽夺目, 精绣着马樱花和彝族图腾的虎头帽在这里十分普遍。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民族情结, 深植在花腰彝生活中。

二花腰彝服饰旧款与新款的对比

一个时代的服饰特色, 往往是这个时代审美心理的深刻反映。

经过10天的田野考察, 我发现在花腰彝的服饰中, 老年人的服饰款式与青年人有许多不同的地方。经询问后才得知:老年人穿戴的是旧款式, 而青年人穿戴的是经过改良后的新款, 经分析后发现两者有许多不同点。

旧款式:配色与图案有一定的严格规定, 裤腿为9分长, 无花边装饰, 腰带长度有一丈, 穿戴不方便;帽子上的装饰较少, 简洁明快, 手巾只戴于右边腋下位置;色彩以红、黑两色为主色调;袖口有绣花图案;崇尚火、太阳、龙和马樱花。穿戴较麻烦, 穿戴时间需用20~30分钟。

新款式:共有帽顶巾、长衫、坎肩、银领、小兜肚、裤子、腰带、围带、腰饰件等十多件组成。区别于旧款式的特点是新款式帽子上的装饰物过于繁琐, 复杂化;腰带上坠子特别多;围裙前面的两片装饰物被去掉了;裤腰和裤腿原来较为肥大, 改良后更为轻盈简便;腰带原有一丈二长, 现改短;新款式的裤子裁剪方法已经改为西裤的裁剪方式, 裤腿上绣有装饰图案, 长度从9分改为7分。颜色更艳丽, 以鲜红为主。整体穿戴较之旧款式更为方便、省时, 穿戴仅需要6~10分钟左右。

据当地“传习班”负责人孙正录老师讲, 此种穿着是2002年经当地人研究后改良的, 2003年才开始流行。

三花腰彝服饰旧款被新款取代的原因

经过对旧款式与新款式的比较, 发现存在许多问题。首先, 流传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旧款式服饰在形式和民族文化上都有其独特的意义。但为什么在现代仅几年时间就被新款式替代?经研究后, 我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 (1) 旧款式的服饰在生产劳动过程中, 不方便操作, 穿戴时占用时间太多。 (2) 在外来文化和经济的冲击下, 以及2002年哨冲花腰彝女子舞龙队获得全国第一名后, 在哨冲地区年轻花腰彝女子中便兴起了一股演出风潮, 许多人为了赶潮流, 便将旧款式服饰做了许多改变。例如, 在流苏中加入了金线、银线, 而原来的“银泡”则改为塑料制品和玻璃珠, 使其在舞台上效果更耀眼, 同时也减少成本。 (3) 经济发展后, 大家的娱乐方式更多了。在劳动之余, 人们大多喜欢看电视、听音乐, 搞其他娱乐节目。闲时绣花的习惯也在渐渐改变, 以至于传统的绣花工艺和技艺难以传承下来。新的绣花工艺和图案又大同小异, 毫无特色。加之现在大多数年轻人没有精到的刺绣技术, 这也是造成一些精美的刺绣工艺难以传承的原因之一。

四传承和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开发之间的矛盾

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开发及保护需要谨慎而为之。民族文化的存在依附于平日的生产生活中, 同时也体现在生活用具和服饰文化上, 而当这些承载体被改变或消亡之时, 文化和工艺也将改变和消失, 一旦它们被改变, 就不再纯粹了, 也失去了传承及保护的价值。

但是, 有些矛盾是不可避免的。现代社会,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 人们的生活质量也不断改善, 电器化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 同时, 少数民族的经济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 不能一味地要求少数民族同胞为了传承、保护自身文化, 而不发展经济, 落后于时代。

怎样才能找到一个在发展当地经济、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又能更好地传承和保护当地本民族特有文化的平衡点?

通过研究后, 我发现, 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民族文化开发之间的冲突使我们力不从心。目前开发和保护陷入了一个怪圈, 一方面, 外部世界非常渴望更多地了解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文化;另一方面, 在强调发展民族经济的同时, 又会破坏原生态民族文化的纯粹性。就纯粹的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而言, 旅游业的发展必然带来一些改变, 而此类改变大多是弊大于利的。但是, 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看, 这种改变又能带给当地人不少的收益。不过这个矛盾现象在此特定转型期是无法避免的, 只有经历了这一过程, 从市场开发到有力保护才能走上正轨, 进入良性循环。

我认为在谈少数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当地经济的开发时, 都不能绝对化, 也不能单一地孤立起来看。现在许多专家学者正痛心疾首地振臂高呼要尽可能完好无损、原汁原味地传承和保护少数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我们知道, 改变与发展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过程、一种规律, 是必然的。如果一种事物可以不做任何变化, 一直保持原样, 那么肯定会被淘汰。相反, 一切没有消亡的事物都在变化, 少数民族文化也同样如此, 要将其原封不动地传承保护下来是不可能的, 因为创造和传承这些文化的民族仍在不断地发展, 因此, 我们应明确真正该传承和保护的民族文化的精髓是什么, 而不是将凡与少数民族文化沾点边的元素都加以完好保护, 有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是可以改变的。这为民族商品开发和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而有些历史、文化精髓是绝对不能改动的。经济开发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保护有影响, 这些影响是双方面的。其中有利的一面是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只有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 才能为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提供良好条件;而不利的一面则体现在市场的盲目开发和缺乏规范性, 再加上消费者的不理智消费和省外小贩的大量涌入, 使市场更加混乱, 这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难题。不过, 凡事都是从无序到有序的, 都需要一个过程, 而此过程可能会很漫长, 需要时间改变。

参考文献

[1]玉腊.百彩千辉:云南民族服饰[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0

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故事 篇5

母亲林氏也出身于士宦之家，通晓诗书，有修养，阮元5岁开始跟从母亲学字，6岁进私塾就学，他的母亲对他偏重于文字的教育。

有一年，阮元的母亲过生日，亲友们都来为其祝寿，华堂上挂满了寿联与贺辞。其中一幅是焦循送的贺辞，仅四个字：曹操孟德。听过三国故事的都知道，曹操，字孟德，三国时的政治家、军事家，为人奸诈，堪称一代枭雄，人们一直把他作为奸臣看待。莫非阮元和焦循闹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看来其中肯定有什么名堂!看的人都莫名其妙，不解其意。

唯独阮元看后大加赞赏，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

原来，这四个字用了两个典故，一是东汉时孝女曹娥，其父为迎神而掉在江里淹死了，尸体都没留下。当时曹娥才14岁，沿着江边号哭着跑，没日没夜地寻找父亲的尸体，找了17天，还是没找到，于是投江而死了。二是战国的孟子的母亲，为给孟子找到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孟母搬了三次家，早晚教导孟子，终于使孟子成为和孔子齐名的大思想家。

陶瓷文化的历史和传统 篇6

关键词：古建筑；火灾；科技；消防安全

2015年1月3日凌晨，一座具有600多年历史的云南巍山古城被一场持续两个多小时的大火所吞噬，火灾过火面积约为300平方米，导致古城的历史面貌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拱辰楼被烧至仅剩一个框架，未造成人员伤亡。我国众多历史悠久的古建筑群落，多为木质结构，存在火灾隐患的系数极大。然而，对于这些历史悠久的古建筑来说，由火灾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单纯用经济数字来统计的，也是不可估量的。那么，应该如何更好的保护这些古建筑群，这是值得我们深思与探索的。

一、科技进步对传统文化的影响

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成为现代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决定性力量。我们的各种需求：住所、通讯、交通、安全、娱乐等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供给。每个人都在享用科技带来的财富、方便、舒适等好处。但这并不意味着科技是完美的、万能的。科技的负面效应恰恰伴随着科技发展同时产生。以大理巍山古城的火灾为例：1.随着科技的不断创新，家用电器也在随之更新。在古城区及房屋室内，电器线路私拉乱扯的情况随处可见，线头裸露在外，使用铜丝代替保险丝，甚至有些电线直接搭接在木质结构上。尤其是一些具有代表性及宗教性的古寺庙，一些僧人、工作人员日常生活中也大多使用电暖气、“小太阳”等设备取暖。此次火灾起火直接原因为电气线路故障引燃周围的可燃物，以致蔓延造成火灾。2.与早些年相比较，如今的消防设备已经相对完备化。但由于巍山古城所特有的地理空间格局：距市中心较远，交通以及消防通信都有不便。另外，由于地理环境的复杂化，落差大，使得室内外的消防水源匮乏。古城区街巷狭窄弯曲，石阶重叠，以致消防车无法直接通行及靠近火源。3.当人们陶醉于科技的辉煌成就时，往往忽略了它所埋藏的隐患。古城内虽安装配备了一定的消防设施，但当火灾突袭时，人们表现的却是手忙脚乱甚至是手足无措的状态。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消防安全的意识也比较薄弱。使得各类隐患更加凸显。4.房屋建筑水平的发展，使古城内房屋建设密集紧凑，导致防火间距不足。从中国历史的古建筑可以看出，古建筑在设计、建构过程中一般呈现成群对称分布，形成建筑面积大且房屋间数较多的现状。但如今有些建筑过度侧重美观，使得连廊与建筑物相連，挤占了古城中的消防通道及隔离带，高密度的建筑群错落相加，最终将导致防火间距狭窄，甚至没有。

二、事故的反思与整改对策

大理巍山的火灾事件，值得我们去深刻的反思。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防火材料和技术水平得到不断改进与提高。合理利用现代防火技术，在不破坏古建筑原貌的前提下，遵从安全、经济、适用的原则，建立切实有效的预防和扑救保护机制，是确保古建筑消防安全的重要保障。（1）严禁唯利是图，重保护轻利益。为了能更好的加强文化保护，政府要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加强对旅游区附近的管理工作，有限制有计划的对古城进行整改和修建，加强炊事、照明、取暖、香火和可燃、易燃物的管理，做到人离火熄。加强电源管理，安装线路不能直接铺设在梁、柱等可燃物上，避免使用大功率的电器设备。（2）强化消防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古城火灾防控能力。在古建筑内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可移动灭火设施等。天然水源旁的古建筑应修建消防码头，供消防车停靠吸水；地处偏远的古建筑，应修建消防蓄水池，配备水缸、水桶、沙土以备灭火。在不影响原有古建筑结构的完整性和古建筑艺术风格的前提下，安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明确公共消防基础设施的建设、管理、维护和使用单位主体，落实监管责任，确保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管理，全面加强古城火灾的防控综合能力。（3）运用现代技术对易燃构件作防火阻燃处理。调查中发现，在古建筑火灾案例中，有四成以上是由于不慎用火点燃易燃物引起的。而古建筑中棉、麻、丝、毛织物众多，一经点燃，往往会迅速成为火灾传播的媒介。因此，运用现代技术进行防火阻燃处理，改善其耐燃性，使之即使遇到烟头、明火等不至马上燃烧甚至蔓延。现在常用的阻燃产品有溶剂饰面型防火涂料和水基防火阻燃液等。针对古建筑内部电线电缆易老化、短路、起火后延燃的特点，可选用饰面型防火涂料，厚度仅为1mm即可达到电线电缆的防火阻燃要求。（4）加强消防宣传教育，提高公众消防安全意识。古城保护要做到预防第一，消防第二。消防部门有针对性地向古城居民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如发放公益广告、张贴宣传画、发送警示短信等形式，开展有针对性的主题宣传活动，使他们掌握更多的消防安全知识和技能。加强消防安全培训教育，提高群体防范火灾能力。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能感受到科学技术给我们带来的便利条件，但同时也能体会到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如无性繁殖产生的生命伦理问题，三鹿奶粉引起的道德缺失问题等。大理古镇的大火已被扑灭，但它给我们留下的思考仍在继续。对古建筑进行科学有效的防火保护是全社会的责任。政府、企业及个人应当时刻敲响安全警钟，认真吸取教训，担负起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加强对各类隐患的排查，努力将安全风险降到最低，切实将历史留下的瑰宝保护好，让科技发展与历史文化更好地结合起来。

陶瓷文化的历史和传统 篇7

鬼神文化在中国由来已久, 随着宋明理学的兴起, 中国的神鬼崇拜渐渐从神坛走下, 被民间所熟识。后期的戏曲、小说等文艺作品创作又让鬼神志怪故事变成了普罗大众的娱乐消费品。有关恐怖内容的艺术创作在中国民间的广泛流传和深刻影响都为华语恐怖电影提供了富有生命力的素材, 促进我国恐怖电影事业的发展壮大。

一、历史上的鬼神文化和民间恐怖文化

鬼神文化在中国流传已有千年, 它的源头已经不可追溯。 《礼记·祭法》中就曾经对“神”提出如下定义:“山林川谷丘陵, 能出云, 为风雨, 见怪物, 皆曰神。”

从上古时代起, 人们就一直信奉人是有灵魂的, 人的肉身即使死亡灵魂却不灭。现已出土的大量原始时代的祭祀遗迹和物品充分证明了鬼神文化在中国上古时期所占据的重要地位。进入奴隶制社会, 鬼神文化也产生了相应的发展, 变成了统治阶级统治国家压迫普通民众的工具。“天赋神权”的说法始自夏朝, 统治者们让自己的王权充分合理化。夏《连山》、殷《归藏》都涉及占筮问天书, 统治阶级利用占筮让神权与王权合二为一, 同时占筮也成为了人类与鬼神之类的沟通方式。进入周朝时期, 人本主义的“敬天法祖”成为了人类对鬼神的崇拜,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周易》。《周易》虽然是一部有关占筮的书, 但是其中却饱含了中国古代的朴素哲学思想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 对后世的文化以及传统乃至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 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一次思想解放、文化融合,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鬼神学说也更为活跃。期间受到社会政治动荡的影响, 鬼神文化同时具有对正统统治王朝周朝所奉行人本主义的继承, 即对祖先的崇拜和“祭神”的风气。天神, 地袛, 人鬼三位一体的既成系统不再稳定。

随着秦王朝统一六国, 中国再一次进入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时期, 整体国力空前强大, 秦时期的一大重要特点就是信奉神仙并追求长生不老之术。秦始皇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汉代道教逐渐兴起, 佛教也传入中国, 儒道佛三种宗教并存, 鬼神文化较之前朝更是大肆盛行。汉代升仙之法在道教风靡, 更是不乏某些皇权阶级对仙丹的狂热追求, 赫赫有名的汉武帝也不能免俗, 老年时期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追求长生之术。人们不难发现, 在现今挖掘的许多汉代墓葬中, 许多墓内的壁画都表现了墓主升仙的场景。东汉时期, 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中的“人生皆苦”观点讲求因果报应、生死轮回, 号召教徒把希望都放在来生。这种思想与道教所宣扬的洒脱哲学、肉身不灭的思想产生了冲突, 所以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直到隋唐时期, 道教和佛教的争端辩论此起彼伏, 成为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鬼神文化主流。宋、 元之后, 儒道佛三家矛盾有了逐渐缓和的趋势, 宋明理学的形成更是标志着三教合一。自此, 中国的神鬼崇拜才从神坛走下了民间。从近代开始, 鬼神文化日渐式微, 在某一时期甚至处于衰亡的边缘。

二、妖怪异兽、志怪小说与华语恐怖电影

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中有关文化的部分, 鬼神文化始终参与其中, 并且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诞生了许多描绘鬼、神等非自然主题的文学作品。进入近现代, 虽然中国传统的鬼神之说受到了一定的打压, 日渐呈现颓势, 但是几千年来日积月累所形成的观念和风俗早就已经渗入到了中国人的血肉之中, 变成了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一部分, 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观察改造世界的方式。华语恐怖类型电影正是受到流传着的传统文化的影响, 被打上了显眼的中国文化的烙印。分析现有华语恐怖电影, 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 流传下来的有关鬼神素材的文学创作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了华语恐怖电影创作的素材宝库。早期的华语恐怖类型电影多从广为流传的志怪小说、民间传说中取材。不得不承认, 早期的华语恐怖电影并没有过多的再创作和再加工的部分, 更加像是对已有文学作品的再现, 加上创作者有限的延伸。《聊斋志异》就是其中具有典型性的代表, 享誉海外的香港僵尸类型电影也可以视作相似作品。正是现存的丰富的神鬼故事为华语恐怖类型电影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

另一方面, 几千年的鬼神文化为华语恐怖电影打上了独有的烙印。失去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赖以生存的根本, 华语恐怖电影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大多数华语恐怖电影都是基于鬼神之说, 从而去挖掘人内心深处的梦靥。相类似的可以看到基督文化对西方恐怖电影的影响。在欧美恐怖片种, 观众处处可见撒旦、恶魔的身影, 他们就是西方国家人们从小受到的文化熏陶所隐藏在心里的恐惧。同样在中国, 鬼魅魍魉则是东方人恐惧的对象。综合上述发现, 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受欢迎的多是鬼怪题材的恐怖类型电影, 如《僵尸先生》《见鬼》等。而在欧美国家备受推崇的《驱魔人》等恐怖电影在中国引起的反响却并不大, 各方面表现都很一般。因为文化的差异, 观众对同样一部影片的反响可能天差地别。基于这种发现, 华语恐怖电影立足于中国的传统鬼神文化, 从中国民俗或文学作品中取材, 从而产生了一大批迎合中国观众口味, 反映中国历史、文化与传统的作品。

三、总结

中国的鬼神文化从官方到民间不可谓不壮观, 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乃至人畜万物都有其各自的灵性, 民众的鬼神崇拜也是由来已久。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鬼神文化是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所形成的独特产物。在学习中国鬼神文化的同时, 人们更加能够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瀚如烟海, 并感知到这些文化中所传递的情感和认识世界的方式。 这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鬼神文化造就了华语恐怖类型电影成长的土壤, 正是因为这些文化的滋养, 华语恐怖电影才有了不同于欧美、日韩等已在恐怖类型电影中占据一席之地国家的内核。虽然现下的华语恐怖电影多拘泥于小制作并受到严格的审核制度的限制, 少有出彩之作, 但是坐拥如此丰富宝库的华语恐怖类型电影定能找到自己的方向, 绽放光彩。

参考文献

[1]汪影.纯艺术:恐怖电影[M].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0.

陶瓷文化的历史和传统 篇8

一、孝文化发展过程

根据孝文化的作用及其在各社会的形态可总结为以下几个阶段, 即古时期的萌芽、西周的兴盛、春秋战国的转化、汉代的政治化、宋明时期的极端化直至近代的变革。

先秦时期是孝文化萌芽时期。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以“率见昭考, 以孝以享。”阐明了孝的最原本意义是人们为了求生活平安而进行的尊宗敬祖的祭祀活动。

到了西周时期, 社会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因此孝文化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在生产中发挥了人多的力量, 于是孝文化也就不仅仅是敬仰与祭祀, 被赋予了生儿育女, 传宗接代这样新的含义。

春秋战国时期, 人们的思想获得极大解放, 其中儒家学派对孝文化影响最为深远。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将“孝”看做是儒家理论理论核心“仁”的根本, 足以可见孝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后来曾子孟子等儒家大师也都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完善。完善后的孝文化涉及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孝文化的基本内容也在此时得以基本确立。

汉代是孝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汉代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以孝治天下”, 使孝文化成为统治者作为统治的伦理精神。儒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学说, 确立了父尊子卑, 君尊臣卑以及夫尊妻卑的道德规范。孝也成了封建统治者禁锢人的思想、麻痹人的意识的法宝。另外, 在这一时期, 统治者通过法律保证了孝文化强制推行, 使得孝文化得以普及。

宋元明清时期, 孝文化走向了极端化、专制化、神秘化和愚昧化。最具代表性的要属《二十四孝》中的“郭巨埋儿”、“唐媳乳母”等故事, 常常用牺牲自我、消灭自我来“尽孝”, 来满足封建统治的需要。可以说, 这一时期是孝文化的鼎盛时时期期, , 但但同同时时也也是是孝孝文文化化的的畸畸形形发发展展时时期期。。到到了了晚晚清清后后, , 中中国对外开放更进一步, 西方文化逐步深入人心。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开始为更多人接受。这时涌现出一大批如黄宗羲等进步思想家, 他们批判封建等级思想, 强调人性自由, 使得孝文化破除了原有的极端化与愚昧化, 转向新型孝文化, 使得孝文化提升至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属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批判旧道德, 强调新道德, 为孝文化开创了新的篇章。

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 孝文化又呈现出了新的生机。马克思主义等先进思想传入中国, 随着科学的进步, 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新二十四孝”是这一时期对孝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它是在2012年8月, 由全国妇联老龄工作协调办、全国老龄办等单位共同发布的, 其中包括经常带着爱人、子女回家 ;节假日尽量与父母共度 ;亲自给父母做饭等24项具体要求。相比于旧二十四孝, 新二十四孝结合时代需求, 贴近老年人生活需要, 有更大的可操作性与现实意义。在今天, 孝文化仍具有广泛的作用。

二、孝文化的时代要求

孝文化虽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但无论怎样变化, 其本质都没有改变, 都是以养老、尊老、敬老作为基本含义, 这也为当今人们怎样善待父母及老人提供了可选择的思想资源。

从全国老龄委办公室2012年公布的调查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截止至2011年底, 全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达到了1.85亿人, 占总人口数量的13.7%, 预计到2025年, 老年人口数量将超过3亿人。当今社会的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解决这一问题, 除了政府加强养老制度建设这一措施外,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重提孝文化, 发挥孝文化的作用。

首先, 我认为根据当今老龄化社会现实更应该提倡“慈孝并重”。子女应该由物质赡养向精神赡养转变, 要充分了解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同时倡导老年人自强自立, 老有所乐。我认为“孝”就是爱, 对父母的理解和真爱, 是在情感上与父母的高度融洽。不要只是一味地给父母提供吃穿住的物质条件, 而疏于对他们的情感慰藉。像与家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一同外出旅游这种看似平凡简单的生活, 对于老年人来说这是他们获得归属感及满足感的精神需求, 年轻人不应忽视。

其次, 社会上也要重视在传统节日中传播孝文化。像中国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都蕴藏着深深的孝义。所以弘扬传统节日, 对孝文化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1988年我国将农历的九月初九重阳节正式定为 " 中国老人节 ", 使农历 " 九月九 " 成为我国法定的敬老节日。可仍有很多人却利用节假日外出旅游、购物, 忽略了在家中盼望子女回归的父母。所以我们在今后应当加以注意, 利用节假日多和父母在一起, 为父母尽一份孝心。

通过社会的大力弘扬、法律法规的保障以及个人的孝行的践行, 我相信孝文化会永不褪色, 继续为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发挥着重要作用。

摘要：传统孝文化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是人立身之本, 是家庭和睦及社会和谐之本。中国孝文化源远流长, 孝观念的产生及演变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 不同的历史时期赋予了孝文化新的内涵和新的要求。

关键词：孝,孝文化,变迁

参考文献

[1]李一冉.孝道[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0 (4) .

[2]高望之著.高亮之, 高翼之译.儒家孝道[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11) .

[3]朱明勋.中国古代家训经典导读[M].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2 (2) .

陶瓷文化的历史和传统 篇9

一、我国历史上的死刑废止思想及其有限影响

“呜呼!上失之,下杀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听其狱,杀不辜也。”[2]79日本的铃木敬夫教授据此认为荀子早在2500年前就已提倡废除死刑论[3]37。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首先,就这句话的内容来说,根本看不出任何废除死刑的思想。实际上这句话表达了对死刑限制和慎重使用的思想,是对不教而杀的批评。其次,这句话也不是荀子所说的,而是收录在《荀子·侑坐》中的一句孔子说的话。这句话的原文是:孔子慨然叹曰:“呜呼!上失之,下杀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听其狱,杀不辜也。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治,不可刑也。”[2]79由此可见早在2500年前,孔子确实提出了限制和慎重使用死刑的思想。孔子的这种思想对我国古代死刑的限制与慎用必然产生影响。

我国在唐朝时期有几次废除死刑的尝试。第一次发生在唐玄宗时期。“天宝六年正月诏曰:‘自今以后,所断绞、斩刑者,宜除削此条。’”[4]7348第二次发生在唐肃宗时期。“乾元二年诏曰:‘自今以后,诸色律令,杀人、反逆、奸盗及造伪、十恶外,自余烦冗,一切删除。”[4]7349第三次发生在唐德宗时期。唐德宗时期御史台提出过废除过杀人之外的死刑的奏折。“御史台奏。天下断狱。一切请带谳报。以正刑名。唯除杀人当罪。自徒以上结竟者。并徒置边州。”[5]735由于遭到大臣的反对,这个提案没有得到落实。最后一次发生在唐宪宗时期。“元和八年,……其余死罪皆流天德五城,父祖子孙愿随者,勿禁。”[6]931唐朝以上几次废除死刑的实践到底是何原因,这有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唐朝废除死刑的理由是在社会发展比较稳定的基础上佛教教义起到关键作用。佛教是禁杀生的。实际上同时期的日本开始废除死刑的实践也主要是这个原因。瞿同祖先生也考证过,我国古代佛教的不杀生及因果报应的观念深入人心,执法的官员把杀人与造孽联系起来[7]297。

尽管我国唐朝时期出现过多次废除死刑的实践与思想,但是我国古代并没有出现过其他废除死刑的实践,也没有出现过死刑废止思想。直到近代中国在内忧外患的情形下才出现了死刑存废之争,才又有了死刑废止思想。新中国成立后的死刑问题论争主要发生在学者之间,学者之间对死刑问题的论争也没有形成绝对对立的派别。

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死刑废止思想当然得首推沈家本的死刑废止思想。他的死刑废止思想内容可以概括为:一是减少死刑罪名,二是废除严酷的死刑执行方式,三是秘密执行死刑。沈家本考察了古今中外的有利于废止死刑的资源作为论证死刑废止的根据。首先,沈家本发掘了中国古代的优秀法律文化传统的资源,从仁政角度论证了废止死刑的意义。“臣等窃维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然则刑法之当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8]421其次,沈家本考察了国内形势,西方列强借口中国重刑夺取了中国的司法审判权(领事裁判权)。他指出部分死刑的废止有利于收回法外治权。再次,沈家本吸取了当时西方刑法的精华,从人道主义精神论证了废除死刑的意义。在死刑废止的步骤上,沈家本立足于当时的国情采取了渐进式的路径。这些思想对于当时的死刑改革影响很大。这种影响的直接体现就是死刑罪名减少了、死刑的执行方式只有绞和斩(在特定情况下使用)。沈家本之后居正的死刑废止思想也很突出。居正以犯罪学视角来分析死刑问题的。居正认为犯罪是社会原因造成的。从他的犯罪学思想出发,居正主张死刑应该废止。居正从四个视角分析了死刑废止的原因:一是死刑违背了教育刑原理。二是自由刑的威吓功能大于死刑。三是死刑误判难纠。四是从事实看死刑并没有威慑功能[9]87。

我国当代学者们的死刑废止思想更多的是受到了西方死刑废止思想的影响。沈家本的死刑废止思想也不是在本国内逐步发展起来,而是由于受西方死刑废止思想的影响从一开始就达到了比较成熟系统的程度。

二、我国的传统伦理刑法文化及其强大影响

中国传统的刑法文化是伦理刑法文化。中国传统伦理刑法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维护以等级、身份、专制和封建为价值基础的伦理秩序观。在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的指引下,中国传统伦理刑法文化形成了三个特点:重视内心、重视教化、重视国家。所谓中国传统伦理刑法文化重视内心就是重视犯罪的主观方面、重视行为人方面,而且达到了主观归罪的程度。原心论罪是中国传统伦理刑法文化重视内心的典型体现。原心论罪“意指定罪量刑时应基于犯罪的动机、心理,至于犯罪的行为以及后果则是次要的”[10]118。“《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11]156这是董仲舒对原心定罪的解释。所谓中国传统伦理刑法文化重视教化就是重视道德的教化的作用,刑罚也只是一种道德教化工具。“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12]273这就是所谓的德主刑辅。“呜呼!上失之,下杀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听其狱,杀不辜也。”[2]79这句记载在《荀子》中孔子讲的话很有代表性地说明了中国传统刑法文化重视教化。所谓中国传统伦理刑法文化重视国家就是刑法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根本,刑法轻视对个人利益的保护。对此,我国有学者有很精辟的总结:“中国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与‘个人本位’相对应的‘集体本位’,即法律规范的社会功能在于通过对个人行为的制约来维护某种社会团体的利益与秩序,或者说,是从维护社会整体安宁的角度出发,来设计个人的权利。”[13]65

中国古代的伦理刑法通过中华民国1928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刑法》和社会主义新中国1979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已经走向了终结。然而,中国传统伦理刑法文化一直还有所延续。例如,对于误将白糖当成砒霜投毒这样的案例,我国以前的通说认为行为人构成犯罪未遂。但是,由于白糖不可能危害人的生命,也就没有法益的侵害性。故从行为的客观危害来看不可能构成犯罪。这其实是一种手段不能犯。我国以前的通说认为行为人构成犯罪未遂无非只是从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去分析的。这不能不说是受了我国传统伦理刑法文化重视内心的影响。我国传统伦理刑法文化之所以到现在还有延续“是因为从谬误身上剥下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受人尊敬的锈衣的确是非常困难”[14]51。我国传统伦理刑法文化有三个方面的影响。首先,我国传统伦理刑法文化重视内心对于当代中国的功利主义死刑观有着重要影响。刑罚的设置至少要满足一定的功利的目的,但是刑罚的功利是要受刑罚的等价报应限制的。也就是说刑罚的等价报应该是刑罚的功利的上限。这其中的基本原理就是不能将犯罪人作为一种实现无限制的功利目的的手段或工具。因为人是社会存在的根本。而我国传统伦理刑法文化由于重视内心必然的结果就是忽视了刑罚的等价报应对刑罚的功利的限制。具体表现在死刑的设置上就是对很多非暴力犯罪也设置死刑,企图通过剥夺犯罪人的生命的方式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其次,我国传统伦理刑法文化重视教化的特点实际上是一种工具主义刑法观。工具主义刑法观自然容易助长我国的功利主义死刑观。另外,工具主义刑法观是通过公开执行死刑来达到道德教化和威慑的目的。而死刑的公开执行又强化了人们对杀人的报应心理。“刑场与其说是为罪犯开设的,不如说是为观众开设。”[14]46下列谚语就反映了我国老百姓中对杀人的报应心理:“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大仇不报,天理不容”、“子不报仇,非子也”、“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以死谢罪”、“以命相报”、“血债用血来还”。这些谚语显然还在我国当代的老百姓中流传着。再次,我国传统伦理刑法文化重视国家的特点会导致忽视个人的生命权。我国古代的父亲对子女的生杀权就是非常典型的体现。“即使非理杀死也得无罪。”[15]9《刑案汇览》中就记载了父亲杀死儿子无罪的案例[16]127。父亲为什么有杀死子女的权利呢?原因在于在我国古代子女是作为整个家族的一部分存在的,有时是作为家族的财产存在的。这些人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财产性存在,不是作为人格的存在。我国当代仍然是集体本位的,个人只是集体的一分子而已。这是典型的集体本位思想。这种集体本位思想不能说没有受到我国传统伦理刑法文化重视国家的影响。

摘要：我国春秋时期就有了限制和慎重使用死刑的思想,我国唐代则出现了死刑废止的实践与思想,清末由于受西方的影响我国出现了比较系统的死刑废止思想。然而我国历史上的死刑废止思想的影响非常有限,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国有着强大的传统伦理刑法文化。我国传统伦理刑法文化重视内心、重视教化、重视国家,它抑制了死刑废止思想在我国的发展。

陶瓷文化的历史和传统 篇10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具有多元文化。百家九流三教是多元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从其演进历程可以窥见文化融合的趋势。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互相攻伐。与此形势有关,方术之士非常活跃,各自形成一家之言,参与百家争鸣。正如《庄子·天下》篇所述:“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这就是百家的由来。百家者,举成数,言其多也。百家之中,稍占优势的,被称为显学。《韩非子·显学》篇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不仅道术分为百家,各家之中又有分化。但是,与分化交互进行的还有融合。融合是大势所趋,是一个自然的、渐进的过程。

后来,班固对百家之学做了一番整理,提出九流的说法。在《汉书·艺文志》中,将诸子百家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个“家者流”,即十个流派、学派。班固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这就是九流的由来。小说家在九流之外,因为据《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班固又指出,诸子“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请注意相灭相生、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诸子之学,各自标新立异,互相区别,但也有某些相通之处,因而相互渗透,相互吸纳,从而使相互融合成为可能。而杂家实际上是文化融合的先行者。例如,吕不韦的门客三千人,经过集体努力,编成一部《吕氏春秋》,其中融合了儒、墨、农、阴阳等家的学术思想。又如,汉代初年,淮南王刘安的门客集体编成《淮南子》一书,其中也不乏文化融合之举。

所认,无论在百家争鸣时代,还是在西汉中期思想走向融合的时代,各思想流派是互相融合、互相吸纳的。

百家九流大抵如此。那么三教呢?

西汉初年,崇尚黄老之言,与民休养生息。这为以后道教的出现埋下了伏笔。经过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西汉国力大为增强,于是有了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据《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这就是汉武帝采纳卫绾建议,罢黜百家的由来。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春,设太学,置《五经》博士。《五经》是儒家经典,又不是儒者独家经典,其某些内容为各家所接受。百家既罢,儒术既尊,实际上形成外儒内法、各家融合的态势。汉代实现了政治上的大一统,需要一个主导的思想,适应这种形势,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主导思想。法家等流派的思想,逐渐向儒家靠拢、渗透,而儒家也有选择地吸纳其他各家思想,从而发展壮大自家。

除了本土文化,汉代还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接受外来文化,佛教文化为其代表。民间交往先于政府行为,东汉明帝时,第一批佛经运到洛阳,建白马寺藏之,标志着佛教正式传入中国。佛教在中国扎了根,发展起来,并逐渐中国化。佛教的中国化,实质上是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融合。

东汉末年,张道陵创立道教,奉老子为教主。道教是本土宗教。

于是乎,儒释道三教共存共融的局面在中国形成。“儒教”一词出自《史记》,教指教育、教化,而不是宗教。释道是宗教,前者影响大一些。在往后约两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三教都由盛而衰,继而新文化发展起来。三教有过一些矛盾、冲突,如韩愈谏迎佛骨,但其主要趋势是渗透和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同时又出现民族大融合的趋势,又处于国家的分裂动荡时代,思想又活跃起来,出现三教并行之势,此后的隋唐,由于民间笃信佛、道,而士大夫希望维护正统,所以隋唐时期思想融合的趋势是“三教合归儒(三教合一)”,直至两宋,理学的形成,思想融合始终以儒学为主体,除了专制王权的主导之外,儒学自身的开放与包容也是其中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