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收益

农民收益（精选十篇）

农民收益 篇1

他还说, “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我国将“改革征地制度”写入党代会报告尚属首次。舆论认为, 这预示着中国将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保护农民利益, 解决目前农村上访量最集中的土地问题。

在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下, 农村土地属于集体, 农民承包土地获得经营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将农村集体土地收归国有, 转变为国有建筑用地进行售卖。在城市化进程中, 农村土地被大量征收, 虽然土地增值收益巨大, 但众多农民却无法公平分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徐小青说, 在现行征地制度下, 农民几乎被排斥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体系之外。“目前, 农村征地面过宽, 补偿过低, 农民无法公平分享土地资本化后的升值收益, 实际上被甩出了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 很不合理。”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据了解, 中国农村许多地方征667平方米土地仅补偿给农民3万~5万元, 而土地拍卖后, 每667平方米土地的收益则达到几百万元。

家住安徽省合肥市城郊的农妇仰玉英在拆迁安置中得到几十万元补偿和一套90平方米的商品房。

“看起来不少, 但我们一家完全没有了土地, 在就业、医疗、孩子的教育上, 又没有和城里人一样的待遇。今后的生活来源没有保障、孩子上学要交借读费等等, 这都是烦恼。”46岁的仰玉英说。

随着中国城镇化率超过50%, 不少像仰玉英这样的农民在被征地后随即陷入“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保障无份”的境地。

在城市化进程中, 地价不断升高, 农民也想得到更高的征地补偿;一些地方政府推行“土地财政”, 随意扩大“公共利益”边界, 违法违规强制征地、拆迁现象时有发生;个别村干部私自处置集体资产和增值收益……这都让农村征地、拆迁引发的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不断出现。

“实际上, 税费改革后, 土地征收过程中的矛盾已经成为农民上访量最集中的问题。”长期在中国农村调查的安徽省社会学家王开玉说。

专家认为, 征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合理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 使他们和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社会保障。

“征地改革中, 给农民一次性的土地补偿要合理提高, 而建立农民生活长期保障机制更加重要。”王开玉说。

农民收益 篇2

效益材料

云顶山茶叶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位于南龙乡翁朵村白沙坡组山顶上，海拔高无污染，长年云雾缭绕，土质主要为沙壤土，耕层土壤深厚，尤其适宜优质茶叶生长。

该社在县农经网的引导下上网学习、了解茶叶种植的各项技术，对电脑和上网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现在，他们能通过网络了解农民时政，查找农业的相关技术，并向当地的老百姓进行宣传，让更多的群众能够利用科学指导农业生产，从而达到增收的目的。

乡农经网协调聘请专家到现场讲课、指导合作社进行合理的管理和采收，乡农经信息员定期不定期发布茶叶供应信息后，各地的经销商纷纷前来实地查看和购买，南龙的茶叶也因此受到很多经销商的青睐，云顶山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茶叶今年就增收2万元左右。今年，我乡云顶山专业合作社茶叶没有出现滞销，价格不理想的情况。并新增1000余亩茶叶，现共有2200余亩茶叶基地，今年已投产了一部分，茶叶主要销售给南龙乡蓝芝茶叶有限公司。

云顶山茶叶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前，广大茶农一心埋在自家茶叶和农业生产上，无暇顾及茶叶质量和销售市场开拓，合作社成立来，带动当地茶农了解各项茶叶种植技术，通过农经网、报纸、电视等宣传，打开了销售市场，使广大农民有单纯的农业生产转变为投身市场竞争，促进了农民多元增收。

南龙乡党政办公室

土改收益归农民 篇3

知名财经评论家

财经专栏作家

博文原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818dcb0102fgsf.html

1月10日，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表示，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要以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为基础，坚持一户一宅原则，决不允许城里人到农村买地建房的所谓“逆城镇化”行为。

此言一出，非议四起。难道农村宅基地不能自由买卖吗？难道农业不需要来自城市的大资金支撑吗？

姜大明先生说了前半句话，没有说后半句，没有解释清楚不许城里人到农村买地建房是为什么。

笔者支持暂时不能由城里人购买农民宅基地，这不是歧视农民，而是保护农民的利益。目前，农村宅基地确权工作尚未完成，农民户均拥有宅基地尚在变化之中，所有权不明晰，谈不上稳定的交易。

即使允许交易，拥有实力的必定是城市居民与少数富裕阶层。通过多年的财富积累与资产品投资过程，中国在脱贫的过程中，形成了罕见的财富两极分化。此时允许土地自由交易，必定是弱势一方吃亏——他们为了生存没有讨价还价的本钱，土地交易的结果就是土地兼并。如果农民日后因为土地价值上升而毁约，法律将站在农民一边，那么，购买者的权益又如何得到捍卫？基础制度不健全，进行大规模的土地转让，将是一场蔑视法律与权贵兼并的灾难。

中国城镇化过程是农民变更职业的过程。伴随着土改的进程，土地是目前还扎根于农村的农民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资产。在此前的征地过程中，漫无边际的新区建设，对农民强行征地，完全忽视了投资品溢价的属性，是不合理的剥夺。

继续剥夺农民，中国的城镇化失去根基，消费也将无法拉动，村镇迎来的是身无长技、需要求助的低端劳动力。耕地与宅基地的溢价收入是农民的命根子，这一点绝不能动摇。

许多人拍手支持台湾地区的土改，是还农民地权的过程。

第一次土改发生于上世纪50年代，在政府强力主导下低价赎买大地主土地，低价转手卖给农民，由专门的土地银行为无资金的农民提供低息贷款，让大地主获得大公司的股票，结束了血腥的租佃农时代，台湾农民获得了土地作为资产品的溢价，台湾的农业因此获得长足展。

第二次土改发生于上世纪70年代，小农经济效率低下，工业化进程加剧抛荒，政府出手推行农地重划，进行耕地的转移与合并，农地出售、农民之间互换耕地或者自愿结合，将小地连成大片地，约有370万农民不再务农，户均耕地面积扩大 3倍。

大陆土改方案尚未出台，目前的形势是合并台湾地区的第一、第二次土改过程。本质不应变化，即保障农民权益，进行清晰的确权使农民的所有权更为清晰，在交易中占据公平的位置，享有资产品升值的溢价。如果愿意，他们可以带着从土地来的第一桶金进入城市。而现在，《经济参考报》披露农业部的数据，截至2013年11月底，农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流转面积达到26%左右，全国农村承包50亩土地以上的大户达到287万家，家庭农场的平均面积达到200亩左右。无论认可与否，经营权流转已成事实，利益分配规则厘定至关重要。

姜大明先生说，不允许城市居民到农村购地置房逆城镇化这是第一步，等到确权完成，公平的土地交易规则制订完毕，就是城乡双向交流的过程，最终让愿意成为农场主的现代人立足在农村。他们热爱农业，热爱田园，不可能因为户籍身份心生怨恨。

希望姜大明先生很快就可以说出下半句，让土改的图案更加完整，而不是让市场瞎猜一气。

农民收益 篇4

收录日期:2013年1月23日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各行业对土地的依赖性日益增强, 土地不但是进行产业建设的必备生产要素, 而且随着土地价格的飞涨, 企业固定资产也实现了快速积累、发展壮大。

一、土地征收的概念

土地征收是在特定条件下, 国家取得土地所有权的一种特殊方式。而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则是指在国家实施土地征收后, 对被征收方的一种物质或其他形式的“给予”, 以减少或消除其因失去土地而遭受损害的一种制度。

在土地征收过程中, 按照我国现行的土地征收制度, 为了平衡、调整社会成员的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 我们也有一套土地征收补偿制度, 在实施中取得了一些效果, 但是存在的问题依然突出。由于补偿费标准较低且没有及时、全额发放到农民手中, 更没有为农民谋得较大的利益。绝大多数失地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非但没有得到改善, 反而因失去土地而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壤, 老百姓不理解, 甚至产生负面情绪, 与政府对着干、上访等现象屡见不鲜。

二、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

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本地经济, 扩大当地的GDP产值, 增加地方税收及财政收入, 往往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 以极低的土地征收成本将农民承包土地征收为国有, 通过土地整理等手段将土地挂牌上市, 转手拍卖出极高的价钱。购买方冲着土地的潜在收益而来, 实业搞不成还有现成的土地可以兜底, 更何况近20多年来土地价格单边上扬, 土地既可以抵押贷款, 其变现性又极强, 其在当地政府招商引资时可能已经享受了极优惠的土地价格、税收减免等措施;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实现了GDP产值的快速增长, 通过土地拍卖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 通过卖地实现了城市框架的快速扩大, 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的同步推进, 也为下一轮“卖地”提供了客观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 土地财政的主要构成是土地出让金以及建筑税、房地产税等税收。土地出让金是今后若干年的土地使用权价格, 实际上是政府向企业一次性收取若干年的地租。土地财政实质上是一种透支未来的发展方式, 潜藏着政府的信用危机和金融风险。

三、现行征收补偿制度的不合理性

土地价格的飞涨并没有给广大失地农民带来资产的增值以及稳定的后续收入。现行征地制度规定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 一直采用年产值乘以法定倍数的办法, 难以体现科学性, 更没有体现土地的市场价值和日后的升值潜力。比如, 一年一亩地比较好的收成也就是2, 000多元的产值, 30倍也就是6万元, 即使提高补偿也不过每亩10万元。但地块被征后, 一转手就能卖出几百万元。而且征地补偿是一次性的, 农民往后的生计也没了着落。

现行立法对土地征收程序规定得也比较粗糙, 从征收决定到补偿标准和征收争议的解决等, 都由行政机关决定, 征收行为缺乏透明度, 征收程序不合理, 违规征收现象时有发生。此外, 现行立法对“公共利益”界定不明, 给某些部门或单位权力寻租以借口, 导致了土地征收权的滥用。“广东乌坎事件”、“湖南株洲强拆自焚案”等, 都是由此导致的上访和群体性事件。

四、改革征地补偿制度的号角已经吹响

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 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其中,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最高不超过具体地块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按照上述现行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新研究数据显示, 在目前的房地产开发过程中, 被征收的集体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 只有20%～30%留在乡以下, 其中, 农民的补偿款仅占其中的5%～10%。所以, 由征地引发的矛盾自然无法杜绝。

可喜的是, 改革征地制度的号角已经吹响, 2012年11月结束的党的十八大也明确提出, 要改革征地制度, 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2012年11月28日, 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 (草案) 》 (以下简称《修正案》) , 同时对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作了修改, 还决定将《修正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目前《修正案》及对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具体修改内容尚未正式对外公布, 但许多业内人士、专家教授都对方案进行了大胆的推测。

中国农业大学土地资源管理系朱道林教授在接受《中国建设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此次修改可能多半针对的是提高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问题。另外, 在具体的补偿方式和结构上也可能将进一步完善, 资金补偿、安置补偿今后或将分离, 此前一次性发放征地补偿款的征地补偿结构或将彻底改变。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及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均表示, 修正案 (草案) 获通过, “是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推进到了关键性的一步”。姜明安称, 农村集体土地或集体土地上房屋的征收, 比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复杂很多, 包括城乡接合部、乡镇、新城等大量的土地都是集体土地。按照目前的土地管理法,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也就是说, 一亩地一般征收补偿不超过6万元, 折合到每平方米补偿不足100块钱, 所以老百姓肯定有意见。

姜明安举例说, 政府以一亩地6万元的价格征收后, 转手就可以通过招拍挂卖给开发商, 价值600万元, 巨大的价差导致了矛盾频发。而在土地管理法修正案中, 如果将征收补偿提高10倍, 农民一亩地能拿到60万的征收补偿。

五、改革征地制度的具体措施

1、严格确定征地的公益性。

确属国家基础设施、基本建设的公益项目要严格限定征地范围、补偿标准;对于属盈利性目的的用地不得动用国家权力征用, 要采取市场化操作模式, 在被征地农民自愿、合理补偿的前提下实施征地行为。

2、保护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上诉权。

目前执行的“告知、确认、听证”和“两次公告、登记”程序是行之有效的, 但还可以增加公开内容, 比如土地定级估价成果和区片综合地价等。同时, 还应当赋予被征地单位及农民上诉权, 协商不成的, 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 寻求司法保护。

3、加强监督, 实现征地、供地的有机衔接。

目前实行的土地审批程序是“征供分离”, 征地权在省级以上政府, 而供地权基本在市、县政府。但由于存在利益冲突, 侵害被征地单位及农民权益的在市、县等地方政府, 所以要加大对征地、供地环节的监督, 若出现虽征地方案获批、但供地环节发生争议时可暂缓供地, 有效保障被征地单位 (个人) 的合法利益。

参考文献

[1]洪奕宜.提高农民土地增值收益比例征地应引入市场机制.南方日报, 2013.1.20.

[2]肖正华.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制度调整.中国建设报, 2012.12.5.

农民收益 篇5

2011年12月27 -28日，为期两天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议上阐述了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继续做好“三农”工作需要把握好的若干重大问题，对做好2012年农业农村工作提出了要求：一是推进农业科技进步，二是保障农民权利，尤其是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

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释放了两个重要信号：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推进农业科技进步；保障农民的权利，尤其是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这意味着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保障农民权利不仅是今年农村工作的重点，也是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

“一号文件”再涉农

本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讨论稿)》。按照往年惯例，讨论稿在会议后定稿并会在2012年1月公布，成为20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自2004年至2011年，中央已经连续发布了8份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

“一号文件”是中国农村政策的风向标。上世纪80年代的五个“一号文件”，基调是体制改革，包括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改革、乡镇企业发展、农村市场化改革等重大改革，奠定了我国农村发展的制度基础。但是，面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农村出现的诸多不稳定因素，面对城市高度繁荣下的农村治理问题，如果不下大力气解决土地制度问题，不仅城乡一体和现代化难以实现，农村问题更会拖累城市发展和整个国家的发展。

“从2011年‘中央的一号文件’的‘加强农村发展水利’，到201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聚焦‘推进农业科技创新’，这实际上反映了国家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愿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谢扬表示，在当前农业发展的关键时期，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道路上突出的重点和先决条件，当然这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和目标。

征地制度新规年内出台

在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温家宝表示，应该看到，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不能再靠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利来降低工业化城镇化成本，有必要也有条件大幅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要精心设计征地制度改革方案，加快开展相关工作，2012年一定要出台相应法规。积极创造条件，妥善解决好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问题。

对2012年的“三农”工作，温家宝指出，要始终尊重农民意愿，即使是为农民办好事，也要允许农民有一个认识和接受的过程，不要追求整齐划一、一步到位。在农村开展各项工作，不仅要体现多数人的意愿，也要充分考虑少数人的特殊情况和合理要求。

温家宝说，要更加重视维护农民在土地、财产、就业、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权益，更加重视扩大村民自治范围，完善与农民政治参与意识不断提高相适应的乡镇治理机制。要在吃透民情上下工夫，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和群众的真实想法，使决策和工作更加切合实际。在农村做任何事情，都必须坚守政策和法律底线，特别是新从事“三农”工作的同志，要抓紧系统学习农村政策和法律，了解农村改革的历程、农村体制和政策的沿革，尽快掌握农村工作要领。

（部分资料来源:新华网、财新网）

总理讲话指明方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刘守英表示，温家宝总理是在系统总结了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阐述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继续做好“三农”工作需要把握好的若干重大问题时说出这番话的。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给农民足够的补偿，可以增加土地使用成本，减少盲目修大马路、大广场而浪费土地的现象，一些效率低的企业也会被淘汰，对于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很有意义。总理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花那么大篇幅谈土地制度及其改革问题，在刘守英看来是为下一步如何深化统筹城乡改革以及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指明方向。

刘守英认为，目前我们的基础产权制度的设置还不牢固，农民集体所有权和国有土地所有权不平等，没有形成如何分配城市化进程中土地级差收益的规则。下一步，我国必须落实土地制度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根本改革征地制度。改变目前征地拆迁中将农民排斥在外的做法，让农民真正成为城市化的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允许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建设用地享有与国有建设用地同等的可出租、可出让、可交易的权利，同时对城市规划圈外的农民集体土地，允许在符合用途管制的原则下，不通过征收进入建设用地市场。

农民收益 篇6

关键词：租地农民,行为特征,行为改进

随着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 城郊租地农民行为不断增加, 客观分析城郊租地农民的行为动机、行为特征及其行为收益, 并提出改善城郊租地农民行为的政策建议, 有利于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

一、城郊租地农民的行为动机分析

本文通过对湖南省的长沙、株洲、湘潭等城市市郊租地农民行为的调查, 发现城郊租地农民的行为动机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人力资本动机

根据调查, 城郊租地农民家庭一般拥有两个甚至两个以上孩子, 平均年龄为46.8岁, 其子女一般约16.7岁, 正在接受高中教育。因为高中不属于九年义务制教育的范畴, 学费比小学、初中高。如果仅仅在家务农其家庭收益不能全部满足两个孩子接受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需求。但随着教育作为市场信号功能的不断提升, 越来越多的城郊租地农民意识到让孩子接受教育的重要性, 所以选择外出务工租地, 以获取比在家务农更多的收益。

2、行为惯性动机

根据调查, 城郊租地农民教育水平偏低, 一般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他们离开学校后没有接受过非农产业技术教育或技术培训, 也没有系统地接受现代农业或先进农业技术培训, 因而, 他们只能长期从事传统的农业耕种、养殖。一旦离开他们生存与发展的栖息地, 步入现代生活的都市圈, 面对城郊纷繁复杂的生产与生活行为以及市场的不确定性风险, 他们不得不选择既定的生存与生产行为方式。

3、市场导向动机

调查表明, 选择来长株潭三城市从事城郊租地农业的农民, 大多数来自远离城镇的传统山区或偏远农村。城郊地区市场发达, 农产品特别是新鲜农产品市场需求旺盛, 土地规模平整, 闲置土地相对便宜, 交通便利。与原有生产相比, 在城郊租地种养殖农产品更容易进入市场, 所获收益较传统地区单位价格更高。并且, 随着城郊租地农民经验的增加、租地面积的扩大、技术水平的提高、经营能力的改善, 其市场收益不断提升, 这样也使得租地行为不断增多。

4、行为收益动机

我们通过问卷调查发现, 相对于偏远山区, 城郊租地经营行为属于低成本、高收益的经营行为;城郊土地一年租金每亩约1500元, 蔬果种子、化肥、农药、设施费用等一年每亩约2500元, 总计一年每亩大概需要4000元, 但是其收益一般能达到三至四倍, 有些农产品例如草莓能达到其成本的六倍。由于蔬菜瓜果肉类产品属于必需品, 市场需求较为稳定, 相对来说其风险小、收益高, 并且随着租地农民的经营水平提升, 种植面积扩大, 其规模报酬往往呈递增状况, 自然激励城郊租地农民持续进行租地行为。

5、政策激励动机

中央连续几年对农产品生产实施的一系列激励政策大大促进了城郊租地农民的经营行为。首先, 从宏观方面大大改善了租地农民的社会环境和经营环境, 使租地农民能从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认识农产品生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次, 通过政府关于农产品生产的激励政策, 传递给租地农民关于农产品刚性需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农产品刚性需求长期预期信息, 调动和维持城郊租地农民行为。再次, 国家有关农产品生产的金融支持和土地流转政策, 从根本上促进了城郊租地农民的经营行为。

二、城郊租地农民的行为特征分析

1、租地行为的非市场性

非市场性是指一种活动所产生的成本或利益未能通过市场价格反映出来, 而是无意识强加于他人。租地行为的非市场性是指土地租赁这种经济行为还没有市场化, 仅仅只是出租者与承租者内部的、私人的一种交易。租地经营行为同时还具有自发、分散、自愿性。

2、租地行为的非正规性

租地仅仅是出租者与承租者的一种私人交易, 使得租赁的程序不规范、租赁手续不齐全, 大多数农户选择口头约定的契约形式。这主要是因为农户缺乏市场意识, 而且签订正式的租赁合同需要花费较大的交易成本, 得不偿失。租地行为的低地租性也是非规范性的一种表现。

3、租地经营的家庭性

20世纪80年代初确定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是在农民自发实践的基础上, 由国家自上而下推行的一项农地制度。家庭承包责任制使得农地使用上呈现一种单一性、家庭作业性以及小规模性。农户分到的土地是有限的, 因此土地租赁规模并不大, 并且进行经营的一般以家庭为单位, 属于小型的家庭作坊模式。

4、租地经营的非专用性

一般来讲, 承租者租入土地就是为了扩大农作物种植规模, 形成一种相对而言的规模种植, 但是这种规模种植只是相对的, 规模种植的市场依赖性很强, 即市场需要什么则种植什么, 虽然在规模种植中首次投入成本较高, 但据调查了解, 承租者一般在3—5年内会转产, 即形成租赁的非专用性。

三、城郊租地农民的行为收益分析

从调查中我们发现, 租地农民租地面积一般不大, 约为5至10亩。租地农民对土地的利用一般仍为他们较擅长的种植养殖业, 如种植各种时令蔬菜、草莓等。长沙、株洲、湘潭等城郊的土地租金每亩每年大约为1500元, 但由于城郊租地种植的季次多、复种系数高, 每亩地的收益较原地高得多, 全年每亩地的收益约15000元至20000元。所有租种的土地一般由自己或者夫妻俩人打理、运输、贩卖, 因而其人力资本成本低。他们本着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的原则, 不会雇佣其他人员。虽然城郊租地农民经营初始收入不高, 但是经过一到两年的经营, 其收入一般会超过其他外出务工农民的收益。为了进行比较, 我们在长株潭地区特设计了相关问卷调查, 调查对象为在家务工、城郊租地经营、其他外出务工等三类不同的农民, 调查内容为外出务工年均收入, 调查时间为2006年至2010年。从我们收回的有效问卷统计分析, 的确城郊租地农民的年均收入随着租地经营时间的增进而逐年提升, 大概到了租地经营的第三年就超越了其他外出务工农民的年均收入。但是, 由于城郊租地农民的经营行为受到了客观约束因素如文化水平等制约, 这种年均收入逐年增加的空间还是很有限的。有关上述调查内容的具体数据统计如表1所示。

(注:资料来源:根据课题组问卷调查有效问卷的统计结果。)

根据调查比较, 从事蔬菜种植以及养鱼类的租地农民较种植草莓等特色瓜果的租地农民收入低, 但种植草莓类特色瓜果的生产风险比种植一般瓜果类的风险大, 其生产所需的技术、品种等也要求较高。种植特色瓜果的农民大多已有租地经验3至4年以上, 他们已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经营经验, 能承担较大风险, 对市场信息与技术有较充分的了解和把握。

四、研究结论及建议

1、促进城郊农地租赁市场的发展

第一是建立起城郊农地租赁的地价评估体系, 对不同用途的城郊农地使用权进行估价, 作为城郊农地租赁的依据;第二是建立城郊农地使用权的地籍管理制度, 对城郊农地进行登记确认产权;第三是用法律法规的形式制定城郊农地租赁的程序和规则, 明确产权交易主体、产权交易程序、交易各方权利义务以及法律责任, 使城郊农地产权的租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第四是进行城郊农地分等定级和价格评估的基础工作, 培育城郊农地使用权价格评估机构, 为城郊农地租赁市场的运行提供技术基础。

2、加快城郊租地行为的法规建设

促进城郊租地行为必须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 特别是细化某些原则性的条款。例如, 目前《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关于农地流转的条文大多是原则性规定, 应具体细化。可以采取类似《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条例》的形式, 或者在城市政府地方性法规中作出更详细的规定。由于租地农民在租地经营时大多没有经营许可等一系列的相关法律许可证, 同时, 目前中国也还没有关于城郊租地行为的具体法律规范, 在租地农民权利受损时, 无法律保护。因此, 政府应该结合针对城郊租地行为的实际情况, 出台相关法律法规, 以对这种客观行为进行有效的规范和保护。

3、积极促进城郊租地规模经营

第一, 对城郊租地农民的农产品生产行为应进行适当的地方财政补贴, 以进一步调动租地农民的积极性, 增进租地农民的有效行为;第二, 大力发挥小额信贷的支持作用, 重点解决租地农民季节性、临时性生产经营资金不足和规模扩张资金不足等的问题;第三,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引导全社会积极改善租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第四, 积极创造条件, 着力解决诸如子女上学、医疗卫生、福利保障等实际问题。

4、提高租地农民综合素质

促进城郊租赁行为的有效发展, 必须转变租地农民的传统观念, 提高租地农民的文化水平, 促进租地农民的现代农业行为, 提高土地的综合使用效率。为此, 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 加强租地农民的职业教育和实用技术培训, 提高租地农民的综合素质。首先, 城郊地区政府要把城郊租地农民的教育问题列入本级政府的工作内容和责任范畴;其次, 城郊地区社区要积极主动联系本地租地农民, 及时了解和解决他们的教育与培训需求问题;再次, 企业单位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提供租地农民素质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条件和机会;最后, 租地农民也应定期和不定期地主动参加各种技术教育和技能培训课程, 不断提高现代农业先进技术水平、提高农产品供给质量、提高租地行为收益。

参考文献

[1]定光平、韩冰华:租赁制是我国农地制度创新的方向[J].生态经济, 2007 (5) .

[2]牟燕、郭忠兴、于波、吴冬梅:农业补贴政策对农地租赁市场中供给和需求决策的影响分析[J].资源调查与评价, 2007 (24) .

[3]王麒麟、根锁、鬼木俊次:土地租赁行为的实证分析[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2007 (4) .

[4]詹和平:农村土地租赁问题实证研究综述[J].安徽农业科学, 2007 (24) .

[5]马元、王树春、李海伟:对农地转租中低地租现象的一种解释[J].中国土地科学, 2009 (1) .

[6]黄祖辉、王朋: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历史[J].甘肃社会科学, 2009 (3) .

[7]焦洁、周辉:农地租赁均衡价格影响因素分析[J].仲恺农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9 (22) .

百余农民跨省包地年收益近亿 篇7

黄祥瑞多次参加过县乡村组织的农业科技知识培训, 掌握了比较过硬的农业技术要领, 是当地比较有名的科技示范户。去年, 他听说湖北省天门市的土地对外承包比较便宜, 就产生了外出包地的念头, 当年他以每亩每年320元的价格承包了5.33公顷土地, 进行科学种植和管理, 获益颇为丰厚。尝到甜头后, 今年他在原来的基础上, 又增包了4公顷, 把所包土地全部用来种植春花生, 目前, 9.33公顷春花生已经相继收获完毕, 出售价格也令他非常满意。

正阳县非常重视农民的科技培训工作, 这些年通过“阳光工程”、“雨露计划”、“中专生学历教育”等一系列农民培训项目, 先后培训出有一技之长的农民近3万人, 成为农村科技致富的“领头军”。一些有着一技之长的“准农民”受国家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的驱使, 嫌在本地种地不过瘾, 还纷纷到外省 (区、市) 包地耕种。据该县农办负责人介绍, 全县到新疆、湖北、河北、天津等省 (区、市) 承包土地耕种的农民137人 (户) , 承包耕地面积近3 333.3公顷, 年收益近亿元。

傅寨乡杨阁村计生户曹好, 举家到新疆承包果园33.33公顷, 年获收益近200万元, 为搞好果园管理, 他还雇用了8名果园管理人员, 成了名副其实的农场主。

农民收益 篇8

20世纪90年代后期, 特别是实行农村土地二次承包后, 农业发展朝着现代化方向迈进的步伐开始加快。2009年中央1号文件也对农村土地流转做了相关规定, 有专家认为, 实行土地流转是促进农业规模经营, 优化农业资源配置, 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

在前景被一致看好的同时, 也有人认为, 土地流转在促进农业现代化过程中, 因为制度不健全, 在利益的驱使下, 农民的权益很容易受到侵害, 极易引发社会矛盾。

疯狂的流转

看着邻村的村民秋收后都闲在家中,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双河镇进步村二组的村民刘冬丽更加坚定了加入合作社的决心。正在“鸿德农业专业合作社”做库房管理员的刘冬丽, 这个冬天注定要一直忙下去。

她告诉记者, 2009年初, 她与合作社签订合同, 将30余亩耕地以每亩每年600元的价格全部流转, 自己成为合作社一名库房管理工人, 每月可以拿到1000元工资, 丈夫可以一心跑运输。

“没入社之前, 我们两口子全都在忙活农活, 一年下来也只能收入两万多元。现在我们的收入不仅有土地流转费, 还有我的工资和丈夫跑运输挣下的钱, 一年下来, 纯收入能够达到4万元, 整整翻了1番。”刘冬丽说。

据了解, 在临河区, 像刘冬丽这样通过将土地流转, 变身产业工人、年收入翻番的农民不在少数, 土地流转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农民认可。

2009年初, 外出创业的进步村村民张志德向双河镇进步村村民提出通过土地流转, 带动一方百姓致富的想法, 并保证流转土地用途不变, 在农企互利的基础上,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机械化生产的现代化农业。由巴彦淖尔市德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发起, 登记成立了“鸿德农业专业合作社”, 在进步村六组8个农户以400亩土地入股合作社的基础上, 合作社又与进步村二组82户农民签订1400亩土地的流转合同, 已形成流转土地1800亩的规模。目前进步村二组留守的农民, 自发外出从事其他产业的有41人, 剩余39人全部由合作社安排, 成为农业工人和建筑工人。该合作社计划, 在首期流转土地1800亩的基础上, 3年流转土地达到1万亩的规模。

像张志德一样, 通过土地流转带领一方百姓搞农牧业产业化, 规模化经营的农民不计其数。目前, 内蒙古自治区几乎所有盟市都在大兴土地流转之风, 从目前媒体报道来看,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流转土地68万亩, 涉及农户3.38万户;兴安盟流转土地54.8万亩, 涉及农户2.6万户。农民对土地流转的理解认识正在加深。

土地流转拉动农村经济

如今, 在内蒙古农村昔日“有地无人种、在家无力种、能者少地种”的现象已成为历史。“土地流转”让一些有胆识的农民放开手脚, 另一些农民则走出土地, 转身成为产业工人。

近年来, 内蒙古自治区相继出台优惠政策, 鼓励各地区进行土地流转, 搞农牧业产业化经营, 带动农民增收。目前, 各地通过引进龙头企业, 发展地方特色农牧业, 实现农牧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 同时, “反租倒包”的土地流转新模式, 让许多签订反租倒包合同的农牧民既可以收取土地租金, 还可以通过为企业打工赚钱。

记者从巴彦淖尔市农牧业局了解到, 通过大力引进农牧业产业化和高科技项目, 该市经济正在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产业结构在逐步升级, 截止到2009年10月底, 全市百万元以上龙头企业拥有总资产112亿元, 上交税金6.6亿元, 农畜产品加工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现在都在搞农牧业产业化, 农民的日子好过多了, 和以前相比, 虽然全年都在干活, 但是, 每天都有钱赚, 值得!”刘冬丽对目前的生活现状很是满意。

农民是不是土地流转最大收益者

土地流转作为社会进步的标志, 在还没有被允许之前, 土地产出是土地价值的唯一体现, 而通过流转, 土地的“承包经营使用权在市场条件下必然表现为一种具有交换价值的资本”, 从单纯的资源转化为资本, 这就是一大进步。

目前土地利用方式的多样化, 使得土地升值潜力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通过产业化、集约化、规模化的经营, 农民的收入来源变得丰富多样。

但是, 在农民获得收益不断增长的今天, 农民将土地以入股、转让、租赁等形式参股合作社经营, 农民自身成为庄稼院里的产业工人无疑是令人鼓舞的。然而, 在土地流转过程中, 人们往往看到的是农民增收一面, 而农民的生活来源的稳定性、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障问题却少有人问津。

连续多年致力于农村问题研究的内蒙古农牧业厅农牧业经营管理站副站长杨印成对土地流转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和认识。他一直担心, 农民很可能会在新一轮土地流转中成为商人的附庸。

杨印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 工商资本流入农业领域虽然是农业发展的大势所趋, 在农牧业资金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之下, 工商资本的注入无疑为处在金钱饥饿边缘的农牧业产业提供了新鲜血液。但是, 经过长时间调研后, 杨印成发现, 在国家有关土地流转相关政策措施尚不健全、缺少科学的农业发展布局规划、缺少规范的流转市场和缺少严格的流转程序的情况下, 工商资本的注入也未必是农牧业发展的唯一救命稻草, 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侵害农民、农业利益。

“因为农产品的特性决定了其利润不高, 瞄准农村市场的资本进入农村, 不排除企业以各种名义占有土地资源, 如果处理不好土地利用与农民保障之间关系, 矛盾不可避免。”杨印成给出的解释是:第一, 随着经济的发展, 最为珍贵的就是土地资源, 土地升值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是, 农民将土地交给企业后, 农民只能是成为产业工人, 农民的收益只能是出售、出租土地费用和打工工资, 但是, 农民的收入的增加只能是依赖于企业效益的好转获得分红, 而企业的收益会持续增加。

第二, 不排除有些企业“获得土地”后, 利用企业与政府某种关系, 争取到一些建设项目, 虽然企业的发展与农民的收益挂钩, 农民或许成为企业发展的受益者之一, 但同时, 农民作为土地使用者的主体地位会随着国家对农业用地投资的加大被肆意剥夺, 因为, 国家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农业生产发展, 为了农民增收, 让农民受益, 但事实是企业成为最大受益者, 农民只能是间接得到企业发展的工资收益。

第三, 在土地流转过程中, 如果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当, 将会引发农民集体上访, 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为此, 杨印成分析认为, 国家有关部门和研究机构应该对土地流转问题给予更多关注, 工商资本进入农业, 吞并农业的方式值得商榷, 应该鼓励企业以合作、股份制等方式参与到土地流转的过程中, 而不是企业将农民的土地“据为己有”, 那样成为产业工人的农民、被“产业化”了的农业将不堪回首。

农民收益 篇9

一、发展休闲农业的重大意义

我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兴起于改革开放以后, 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发展, 进入21世纪, 休闲农业走上了规范化的轨道, 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和城市居民休闲需求的增长, 近年来, 山西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也开始起步, 并得到一定的发展。目前全省有一定规模的休闲农业点260多家, 其中国家级示范点23个。随着旅游产业结构不断调整、深化和旅游市场需求的多样化, 农业观光旅游逐步成为市场热点, 而且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成了当地的支柱产业, 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在大寨、西沟、东四义和贾家庄等老典型进一步发展提高的同时, 皇城相府村、后沟古村、和谐生态园、锡崖沟、葡峰山庄等一批新典型也脱颖而出, 特别是在太原市区周边的清徐、晋源、尖草坪以及榆次、太谷等地有多个房地产、煤焦和其他民营企业开始参股和新建观光农业点, 建设标准越来越高, 越来越规范, 成为现代都市农业的一个新亮点。

目前, 休闲农业在发展现代农业, 实现农民增收致富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在新的历史阶段, 加快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 休闲农业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和新的产业面的形成。

休闲农业项目的开发, 充分利用了原有的农业产业资源和农村民俗文化资源, 既减少了传统旅游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消耗, 又充分挖掘和利用了当地资源, 扩大了农业生产经营范围, 调整和优化了农业产业结构, 实现了农业和旅游业之间产业链的延伸。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的产业, 包括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的协调发展。一个成型的、推向市场的旅游产品, 必然涉及交通、餐饮、住宿、购物、娱乐等方面, 休闲农业不但可以带动农村道路交通、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而且可以促进农副产品、手工艺品的销售和餐饮业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通过旅游业的发展带来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 可以为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

(二) 休闲农业有利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和促进农民增收。

休闲农业项目的开展有利于扩大农产品的销售市场, 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缓解农民就业压力。根据研究, 旅游业每增加1个就业机会, 就能带动相关行业5个就业机会。我省休闲农业资源丰富, 如果大力发展休闲农业, 不仅可以壮大旅游产业, 又可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加快当地经济发展。农民围绕旅游产业开展多种形式的服务项目, 可以有效解决广大农村劳动力资源浪费问题, 促进广大农村的社会繁荣和稳定。同时, 通过开发休闲农业, 可以扩大农产品销售市场, 实现农产品的多项、多次增值, 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 增加农民收入,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开辟一条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与旅游产业有机结合的发展道路。

(三) 休闲农业有利于丰富我省旅游产品的类型和内涵。

我省是黄河农耕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嫘祖养蚕、后稷教农都源于我省, 农耕文化、民俗文化特色鲜明、内涵丰富、历史悠久, 是发展休闲农业可资利用的最珍贵的资源, 同时也是旅游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旅游产品。休闲农业项目的开发为充分挖掘和利用这些宝贵资源提供了可能。通过深入挖掘和利用当地的民俗、文化, 开展多种形式的农业观光、农村旅游活动, 可以使旅游产品的类型不断增加、内涵不断丰富, 为游客出行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随着旅游市场发育的逐渐成熟, 随着人们旅游观念的转变, 以文化游、休闲游、体验游为主的休闲农业必将成为旅游市场的新宠。

(四) 休闲农业有利于促进农村环境和地方文化的保护。

良好的环境也是旅游资源重要的组成部分, 为了吸引游客, 广大农村更加注重对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保护。休闲农业项目的开展, 缩短了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距离, 有利于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促进农村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 环境卫生进一步改观, 农民的市场意识进一步增强, 自身素质得到全面提高。同时, 休闲农业项目的开展, 可以使广大农民认识到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中的不可估量的价值, 使当地农民更加注重对地方特色文化的挖掘和保护, 使古老文化、民风习俗得以传承和发扬。

(五) 休闲农业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休闲农业是集第一、二、三产业于一体的一个新行业, 对农业的科技水平有较高要求, 对农产品质量标准有较高要求, 对农业生产者的素质有较高要求, 大力发展休闲农业, 可以全面提高农民素质, 可以大幅提高农业效益, 可以促进农村生产发展;休闲农业相对于一般农业来说收入来源广, 产品附加值高, 经济效益好, 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可以促进农民尽快脱贫致富, 过上富裕的生活;休闲农业对农村生态环境, 农村卫生环境和农村的村容村貌要求高, 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可以促进村容整洁, 村貌美化;休闲农业可以吸引众多的城市游客, 参与农业生产, 体验农村生活, 实现城乡文化的有效交流, 把现代城市文明引入农村, 促进农村文化升华, 全面提高农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 有利于形成更加文明的乡风;休闲农业是一个有组织的系统工程, 对农村社会的管理水平要求高, 要求有规范化的管理规章, 有现代的管理理念, 高素质的管理团队, 以及民主决策程序, 大力发展休闲农业有利于促进农村民主化进程, 实现农村民主管理。

二、休闲农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我省有丰富的休闲农业资源:一是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发展迅速。近几年我省各级在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建设上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农业科技园。特别是三大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 给休闲农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二是农业产业化经营渐成气候。农业产业化经营上联加工企业、下联农户和基地, 是工业和农业的结合体, 是发展休闲农业和工业旅游的结合点, 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拓展旅游观光业务既有利于扩大企业品牌宣传, 也有利于延伸产业链, 提高农业效益, 增加农民收入;三是特色村镇开发有力。我省是一个农业气候资源丰富, 小气候众多, 特色农业优势明显的省份。如梨乡———原平同川、葡萄之乡———清徐白石沟等都是既具特色农业生产, 又具旅游观光资源的特色村镇。如大寨村、西沟村、贾家庄以及锡崖沟等村镇都是既风景秀丽, 又有丰富文化底蕴的观光农业品牌。这些都有进一步做大做强的基础和条件。四是水利资源丰富。我省境内河流众多, 黄河依山而过, 汾河穿境入黄, 又是桑干河、滹沱河、漳河、涑水河的发源地, 再加上万家寨、汾河水库、漳泽水库等许多大型水利工程, 进行旅游开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五是森林资源独特。我省是个多山的省份, 境内有太行山、太岳山、吕梁山、中条山、系舟山、恒山等众多山系, 森林资源独特, 如恒山、庞泉沟、芦芽山等林区碧水清山、风光秀丽, 都具有极高的旅游开发价值。

休闲农业的发展魅力在于整合了第一产业到第三产业的活路因素, 拓展了农业与旅游业的功能, 因而获得了极大的创新空间和自由的表现形式。但从目前情况看, 山西休闲农业发展仍然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基础设施不完善。休闲农业大都位于城市郊区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 适应不了游客的需要, 难以留住游客。二是宣传不够, 客源不稳, 效益不高。现有的休闲农业点, 每年有专门宣传经费的仅10余家, 有宣传主题活动也仅20家左右。每年接待游客万人次以上的不足30家, 其余都不足万人。年收入在200万元以上有仅有50家左右, 大多数年收入均在几十万元。三是投入不足, 潜力得不到充分挖掘。首先是政府的引导性投入少, 省级从2005年起, 将观光农业列入专项预算, 每年100万, 每年扶持10个左右示范点, 平均不到10万元。市一级, 除了晋城每年有10万元专项资金, 其余均无专项扶持资金。其次是示范点自身投入不足。据统计, 累计投入在1000万元以上的有100家左右, 其余大部分投入在五、六百万元左右。四是缺乏科学规划。全省现有的休闲农业点, 有专门规划的25家, 规划经过省级评审论证的13家。五是管理不规范。其突出问题是村企不分, 没有专业管理团队, 绝大部分还是由村委会或村支部直接管理。所有这些, 大大制约和影响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 各级各部门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

三、发展休闲农业的原则和对策

山西休闲农业发展要坚持科学发展观, 以旅游市场需要为导向, 以休闲农业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和保护为基础, 提高思想认识, 加强组织领导, 改革体制机制, 放宽市场准入, 出台扶持政策, 促进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和农民增收。

(一) 在发展休闲农业时要坚持把握几条原则:

1. 必须以农业生产活动为基础。

休闲农业是农业与旅游业结合在一起的新型产业, 农业是基础, 离开了农业, 休闲农业也就无从谈起。因此, 休闲农业必须在农业生产基础上进行开发和发展, 绝不能脱离农业另搞一套, 更不能脱离农业, 搞太多的人文景观。必须与农业和旅游业的总体布局相结合, 要尽可能在农业现有开发基础上增加休闲农业的特性。

2. 必须因地制宜, 突出个性和特色。

特色是休闲农业的生命所在。休闲农业要突出个性和特色, 在求新、求异上下功夫, 力戒大而全和重复建设。

3. 必须突出文化品位。

休闲农业项目要注重文化品位, 继承和发扬我省的地方文化特色, 丰富乡土文化内涵, 要把教育、健身和科考等寓于旅游活动中, 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农业文明和科学知识教育的基地。

4. 必须开发与保护相结合, 坚持可持续发展。

休闲农业之所以吸引游客, 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农业景观。因此, 休闲农业在发展景点建设的同时, 一定要保护好资源与环境, 切实搞好节约耕地、水土保持、绿化以及废弃物处理等工作。充分利用荒山、荒滩、荒地等后备资源, 实现休闲农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5. 必须坚持循序渐进。

旅游市场的发展具有渐进性的特点。发展休闲农业要先易后难, 梯度推进, 不可急功近利, 一哄而上。

(二) 发展休闲农业对策

1. 要科学编制规划。

发展休闲农业, 必须依托一定的资源、交通、市场等条件。我省近年来一批休闲农业项目和农家乐特色村的兴起, 是各地善于找准位置、发挥优势的结果, 一般具有几个共性特点:或靠山临水、生态良好, 或临近大城市、有丰富的客源市场, 或有特色民俗、文化、饮食且目的地可进入性较好。目前, 农业部制定了全国休闲农业“十二五”规划。我省也要按照“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突出重点、环境友好”的原则, 认真研究、精心编制休闲农业发展规划。要十分注意与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新农村建设规划和生态建设规划的有机结合, 既要积极鼓励、扶持发展, 又要防止脱离实际的“一哄而上”, 促进休闲农业的有序发展。

2. 要加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基础建设。

要把休闲农业纳入到当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整体布局部署, 结合新农村建设, 加强休闲农业周边乡镇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农村沼气、乡村道路、人畜饮水、乡村清洁工程项目要向发展乡村旅游的村镇倾斜。重点优先解决交通干道、重点旅游景区到休闲农业点的道路建设;加强农村环境污染综合防治, 加大休闲农业旅游区及周边环境垃圾和污水处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推进旅游村镇街道硬化、绿化和亮化工作, 指导乡村旅游点房屋外表改选和标牌、标识规范设置;改善乡村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条件。

3. 强化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品开发。

各地要积极依托当地区位条件、资源特色和市场需求, 加强城郊休闲度假、生态观光、民俗风情体验等不同类型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产品开发, 开展文化、历史和生态不同主题的旅游特色村建设。要拓展和提升观光型旅游产品的休闲度假功能, 增强亲和性、知识面性、参与性等体验内容, 满足不同层次的居民的需求。要挖掘原生态古村落的民族风俗和生产生活特色, 加强对文物遗迹和民居、街道等古老建筑的保护, 突出文化特色;要提升“农家乐”发展水平, 突出乡村生活特点, 营造乡土文化氛围, 努力打造“一村一品”、“一家一艺”。

4. 实施示范基地建设工程。

农业部和国家旅游局在全国开展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示范点创建活动, 在全国培育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和示范点, 有力促进和带动了全国休闲农业的快速发展。十二五时期, 我省要启动实施休闲农业示范基地建设工程, 从农业观光游、乡村休闲游、自然生态游、农家度假游、民俗文化游这五种类型中选择一批生态环境优、产业优势大、发展势头好、示范带动能力强的休闲农业点, 按照生产标准化、经营集约化、服务规模化的要求, 打造一批主题鲜明、特色突出、内涵丰富、产业完备、功能齐全的休闲农业示范基地。各市县要遵循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规律和市场规律, 以需求为导向, 突出区域资源、环境和文化特色, 积极打造符合本地特色的休闲农业示范点。

5. 推进休闲农业规范管理。

各地要加强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环境、接待设施和设备、接待服务和经营管理等的规模化管理, 建立和实施休闲农业住宿、餐馆、娱乐、购物等主要消费环节的服务规范和安全标准。探索建立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统计体系, 提高休闲农业的科学统计水平。农业部门要会同旅游部门研究制定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质量等级评定标准和组织实施相关评定工作。工商、物价、卫生、公安部门要加强市场秩序、食品卫生、物价、安全等方面的管理工作。重点加强诚信经营、食品生产、餐馆服务的监督检查。

6. 着力培养休闲农业专业人才。

农民收益 篇10

农民工子女；户籍改革；成本收益

农民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特殊利益群体，其子女的社会需求以及社会保障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领导及社会人士的重点关注。在国家人口计生委日前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中指出，当前，我国的城镇人口比重超过50%，流动人口规模达到历史新高，2011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接近2.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1]。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时，全国14周岁及以下流动儿童规模进一步增加到1834万人。5年间，流动儿童增长了424万人，增长30%[2]。

近几年，不断出现留守儿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因此，社会上就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引起来的激烈讨论。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民代表大会特意提出来户籍改革的话题，之前也有许多在户籍管制方面提出见解的学者，如：丁建国曾提出我国现存的户籍制度对农民居住和迁徙自由、对农民的财产权、对农民受教育权、对农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都造成了影响，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提出了将户籍制度与受教育权相分离的建议[3]。这一想法获得了众多关注因户籍给流动人口带来不便的学者的支持，它不仅较全面的分析了我国现存的户籍制度对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不便，还指出了它已经不适应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也让我们认识到户籍改革的迫切性与重要性。

虽然，有许多学者都提出户籍改革是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难题的一个办法，并且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如何进行户籍改革方法，但是，他们忽略了户籍改革所涉及的利益群体是持什么样的态度。从近几年的户籍改革动态看，中央政府是支持户籍改革的，现在这项改革的难点在于人口流入地大省的阻碍。因此，本文虽然同样从户籍制度的视角出发，但运用了成本收益原理，分析农民工子女户籍入城给流入地带来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用以证明农民工子女户籍入城是解决当前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一个出路。

1.文献综述

2003年9月国务院转发了教育部等六部委《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意见》。2006年6月29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8.6亿元，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奖励资金31.7亿元同时，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安排专项资金20亿元，用于对接受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城市学校补充公用经费和改善办学条件。2010年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免除了农民工子女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在《关于2011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中，免除了2900万名城市义务教育学生学杂费，支持1167万名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

虽然，近年来国家在农民工子女问题上出台了许多有利于保障其受教育权益的政策，但由于多种社会因素如：户籍管制，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双重困境并没有寻找到好的出路。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主任李路路在《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中指出阻止流动人口成为永久性居民的潜在原因之一是：城市不能因此不愿在财政上为不断增长的流动人口提供城市的“特权”如果这样做的话，将有可能要按比例缩减城市居民区的“特权”[4]。这就应正了为什么从2001年国务院户籍改革文件下发，到2011年国务院出台《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都提出地级市以下市区全部放开户籍制度，但是落实不好，究其原因就在于一些地方政府的反对。《我国农民工工作“十二五”发展规划研究》课题组（2010年）发现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就学遇到的最大困难时学费高、负担重，其次是没城市户口、升学困难，分别占了36%和27.6%。

有许多学者都看到户籍制度是造成农民工子女进城入学难的重要原因也提出了许多解决办法。章辉美（2006年）建议制定全国统一的义务教育学籍卡，做到卡随人走，人流卡流；何家理（2008年）指出政府应该实行“义务教育补助卡”制度，改“户籍地入学”为“居住地入学”；宋文珍（2009年）应该建立以常住人口为服务对象的管理模式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型社会资源配置方式；李光兰（2012年）提出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必须改革户籍制度，建立城乡一体化；也有许多学者运用经济学原理分析你农民工问题，如张光宇（2005年）用模型证明了农民工外出是收益大于成本的；范红忠（2006年）提到农民工进城虽然会给转入地带来不小显性成本，但同样会带来巨大地机会成本及隐性成本。

上述学者的论点对于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没有具体的给出户籍入城的成本到底是什么、包括哪些方面、是不是收益大于其成本、能不能让转入地的领导欣然接受这些入城的农民工子女。因此，本文从多个利益主体的角度出发，在解决农民工子女户籍问题的同时不仅了考虑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利益，还权衡了流出地、流入地在解决过程中所获得的利弊，用有力的理论证明农民工子女户籍落户城市对推动现阶段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都是利大于弊的。

2.成本收益的应用

A.定义介绍

成本收益分析一般指通过权衡收益与成本来评价公共项目可取性的一种系统经济分析方法。它不同于从个别企业角度出发的投资赢利分析，而是从公共项目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来进行考虑，它还需要分析那些不具有市场价格的收益和成本，而对那些被市场价格歪曲了的收益和成本则要进行“还原”[5]。

B.具体分析

成本。户籍改革一直不能推行的主要原因是，转入地政府不愿支付因新进入的人口而增加的政府支出，以及当地城市居民不愿分享其现有的城市资源。政府方面：如果大量的常住农民工子女户籍转入城市则会给当地的教育资源带来紧缺，这就意味着会给当地的教育部门如何分配现有教育资源方面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也会增加政府在城市管理及基础设施、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社科院蓝皮书指出，今后20年内，中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人均市民化成本为10万元，为此至少需要40～50万亿元的成本[6]，也是农民工子女户籍入城所带来的显性成本，同样是流入地政府为什么不积极实施国家户籍改革政策的核心原因。当地学生方面：在中国当前的教育体系下，户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会在升学方面给他们带来巨大压力，而且会同时减少他们进入理想学校的机会。当地社会居民方面：农民工子女户籍入城也就意味着其父母会随其进城，增加了当地的居住人口，缩减了其享受现有公共设施，减少了他们的就业机会，加大了其城市环境压力。学生和居民方面的原因是农民工子女户籍入城给当地带来的隐性成本，现在就把上诉的原因当成是农民工子女户籍入城给当地政府、居民所带来的成本（用C表示），C=显性成本+隐性成本。

收益。相反户籍入城给当地社会所带来的收益（用S表示）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研究发现，每年多“市民化”1000万人口，可使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约1个百分点[7]，这对于一个经济发达的城市来说完全是推动当地经济再上一个台阶的有利政策，也是一个显性的收益。农民工子女的户籍入城后其就学会比眼下容易，其花费的也能少很多，就会增加他们的入学机会，从另一方面来看，就是减少了当地所谓的一些问题儿童，减少了不安定因素；伴随着比第一代农民工在教育、技能等综合素质明显提升的第二代农民工不断涌入城市的潮流，农民工子女户籍入城的政策会给转入地带来大量的劳动力，给当地经济注入一股新的动力。如果把以上几点当做户籍入城给转入地带来的显性收益，那么其在人才、科技与文化上给当地政府带来的长期的不可估量的隐形收益则在转入地成本收益上起决定性作用。

虽然，农民工子女户籍入城在短时间内会造成当地教育资源的压力或紧缺，但是，其在后期给该城市带来的效益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这一政策会给转入地的教育带来一次转机，而在有限的教育资源的竞争压力下会刺激受教育的学生，给他们带来学习的激情，并给当地培养大批的人才，继而会带来科技方面的创新与进步，这样就会给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一大批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力。这就类似管理中“滚雪球”的原理，到最后这一政策所带来的收益一定会是：

长期：S>C

短期：S

这说明农民工子女户籍入城的长期收益是大于它的长期成本的，既该政策会给当地政府带来好处，现在要解决的就是，针对该政策给转入地短期造成的不便与困难，该如何来解决或降低短期成本。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来建议：

3.解决短期成本大于收益的对策

在入城条件上可以稍加严格一些。如农民工需在该城市工作3年以上，其子女才可以享有自愿将其户籍迁入当地的政策，这样就可以把教育部门及政府管理的压力分解到以后的每年中。而且还可以与流出地进行沟通，如每接受一名流出地的义务教育生，流出地要承担20～30%不等的教育经费，这样不仅减轻了户籍流入地政府的财政紧张问题，还可以有效的发挥流出地在在“两为主”政策中的辅助作用。虽然，目前大多数人口流出地多为农民占多数的省份，财政方面与流入地有一些差距，但是从长期来看，农民工子女户籍入城后会腾出部分长期荒废或未能有效利用的土地。当地政府可以充分利用这一部分土地，将其进行整合向大农场的方向发展，这也符合了我国近些年的土地改革大方向。因此，让农民工子女户籍流出地承担20～30%的教育成本是可行的。

中央政府对放宽户籍管制的省会补助拨款。流入地政府在户籍改革上的阻碍态度主要就是因为改革给当地政府带来的成本太高，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指出，今后20年内，中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人均市民化成本为10万元，为此至少需要40～50万亿元的成本。这么大的成本，对于流入地政府来说肯定也不会一次拿出这么多的财政支出到户籍改革上。如果中央财政给农民工子女户籍流入地政府每人次20%—30%的教育补贴，这样农民工子女户籍改革的财政负担就是，流出地、流入地与中央财政共同负担，这相对于只让流入地政府承担改的的经费来说，更能让流入地政府接受，也更加容易推行户籍改革制度。

完善我国当前的教育制度。当地居民反对农民工子女户籍入城主要是因为，我国的教育进阶制度在户籍方面对于本省的学子有“福利”。如果农民工子女的户籍入城得到实施，就会缩小当地学子进阶的机会，加大了本省学子的考试压力，既相对的削减了当地学子进行高级教育的“特权”。为了减少这种偏见，需要我国对教育制度进行改进，在高等教育上不再拿户籍说事，并且要鼓励学生创新，而不只是死背书；从道德、体育等多方面来考核学生，而不只以成绩为标准，这可以减小学生的升学压力。

加大力度实施农民工职业能力培训。当今的流动人口主要以第二代农民工为主体，这部分劳动力在接受的教育、学习等综合素质能力上，相较于其父辈有很大的提高。流入地政府可以对这部分人群进行职业培训，这样不但使他们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得到了提升，还减轻了当地政府的外来人口管理成本，减少了城市的不安定因素。并且，由于其子女的户籍已经是当地的了，这有利于留住在当地接受培训的人才，给当地带来人才收益。

4.结论

综上所述，农民工子女户籍入城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在解决过程中肯定会牵动多方利益，这就要求地级市政府，中央政府，户籍流出地，户籍流入地等方面协调一致，在目前的形势下主要就是做好流入地政府的工作，让其乐意接受这些农民工子女在当地接受教育。中央政府及流出地在户籍改革上不仅要有支持的态度，更要有实际的行动去帮助流入地安排好进城的这部分人口。

[1]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jrzg/2012-08/07/content_2199409.htm.2012年8月7日

[2]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EB/OL].（2008-11-19）.[2008-11-22]

[3]丁建国.论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基本权利的影响[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2007.06

[4]李路路.向城市移民：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5]http：//www.10jqka.com.cn/baike/cbsyfx/

[6]京华时报[J].2012.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