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女性文学比较

2024-05-11

中韩女性文学比较（精选三篇）

中韩女性文学比较篇1

随着近代以后学校教育的普及以及西欧文明的影响, 女性也同男性一样有了接受普通教育的机会, 并且借助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女性解放运动 (在韩国) , 目前女性人才在社会各领域作出的努力和贡献特别突出, 韩国也被视为在全世界女作曲家最多的国家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比较稳定, 经济、文化、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也呈现出急剧上升趋势。与此同时国内各音乐院校每年培养出来的作曲专业的女学生数连年增加。但是走出社会后真正成为作曲家的女性并不多, 且不如说是屈指可数。有着十三亿人口的中国, 在音乐创作等要求开放性思考方式和创意性思维的创作领域, 女性作曲专业人才培养并不理想, 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教育体制所表现出来的弊端。

着眼于“中韩音乐教育与女性”比较研究教育体制, 来探索其弊端。以韩国代表性女作曲家的成长过程和她们所取得的成果为例, 找出中韩两国女作曲家的差异之根源, 展望中韩音乐教育的发展, 为女性在创作领域崭露头角提供条件。

艺术创作是艺术家将以艺术形象手段把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内心感受表象化, 让人们欣赏和感受的一种创作活动。艺术家就是把寻求自我为正当化, 把作品创作行为融入到对自我超越的无限欲望中的人。

音乐创作如同其他艺术创作, 是作曲家内在创作动机的触动下自发形成的创造性活动, 自始至终源于创作者的自我认识, 在作曲家本人的主体意识的控制下形成的自觉的行为, 因此, 创作主体的不断的表现欲望在其创作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欲望是人们对向往的物质的渴望、所有欲和 (精神上的) 不满, 无论何种欲望都是人们所共有的特权。但是在传统社会, 女性仅仅是因为“女”性, 而给人以非主体即他者的烙印, 过着被动的生活。所以主体意识一直以来未能被女性所拥有。对于从未受到教育的女性而言, 艺术天赋埋没于世, 不能梦想基于艺术想象和联想的艺术创作, 主体意识更无从谈起。

主体意识是个体在独立的思考方式和见解下行使的, 作为人所享有的权利和能力, 是有目的性的一种意识活动。一般以“教育”形式, 通过完善人性的过程中被确立、发展与加强。通过教育不断积累知识量, 扩充知识面, 自强意识和挑战意识也随之增强。这种意识是独立的个体成长为社会成员的必要条件。

由此可见, 教育是教育与主体意识、主体意识与创作思维关系的立足点。

1 近现代以后中韩专业音乐教育与女性

包括创作在内的所有艺术活动必须经过教育与训练以及长时间的实践。尤其是音乐创作才能, 很大一部分体现在能否熟练地掌握和运用技巧。作曲技术的系统性和严密性是其他任何艺术不可及的, 是极其复杂的。系统的作曲技巧训练是音乐创作的基本, 要从事音乐创作必须受到长时间的系统的专业教育。如莫扎特、贝多芬等世界上大部分作曲家自幼接受系统而有深度的音乐教育的。除了像克拉拉一样的在音乐家族受到系统的音乐教育的女作曲家, 闻名于世的女作曲家 (西方) 们有一共同之处, 即都是贵族, 这一偶然的现象中存在着其必然性。

近代之前中韩两国女性在音乐创作等创作领域未能取得显著成果, 是因为都在同样的儒教文化圈受到陈旧的性别意识观念的束缚。近代以后学校教育得到普及, 国家制定并实施男女平等教育, 使女性的意识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女性人权进一步得到保障, 女性专业人才在各领域崭露头角。女性专业音乐教育也有了长足的发展。随之对女性的创造性的藐视和偏见渐渐淡漠, 从20世纪80年代起国内各大音乐院校录取的女大学生数大有增加。

在国内外名声显赫的朴英姬 (韩国) , 陈恩淑 (韩国) , 李一丁 (中国) , 龚晓婷 (中国) 等女作曲家都是曾在各音乐大学接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的人才。尤其韩国大部分成功的女作曲家们不仅在国内接受过专业教育而且留洋学习过现代作曲技法。但是纵观在韩国创作领域名声显赫的女作曲家们的成功事例, 不难看出女性问题的根源不仅仅在于所接受的音乐专门教育的多寡。她们一如既往的热情和毅力和全身心地投入于创作的精神令人感叹不已, 也不禁勾起我们对毅力和勇气之源泉的思索。不断运转毅力和耐力, 创作欲望和冲动的本质核心是什么?不在乎外人的嘲笑、非难和非议进行创作的个性源泉是什么?艺术创作所必需的这样的个性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的?

2 同一汉文化圈中中韩女性教育的差异

近代以前, 中国与韩国共处于儒教文化圈, 两国女性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大体相似。但自近代以后两国的社会体制不同, 意识形态不同, 人们的思考方式和价值观也随之产生了变化。“封闭”和“开放”的两种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是产生人们意识和观念差异的根本原因。

2.1 家庭教育的差异

家庭教育是在家庭生活中, 由父母和年长者对其子女和年幼者实施的教育活动。儿童的社会知识、道德规范和社会行为以及性别的定型化首先从家庭中获得, 同时社会的价值观和社会化目标, 也是通过父母传授的。家庭的教育环境即家长的教育观念、文化程度和教育方式, 家长对子女的期望等直接影响着孩子的身心健康。所以良好的家庭环境是子女们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基础。

和中国一样, 过去韩国的家庭教育主要是符合男女性别角色的行为规范。但自现代以后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 男女平等意识和自我独立意识逐渐扩散, 男女性别差异和性角色教育的重要性也随之淡漠。取而代之家长不分性别而更注重于开发孩子们的潜能。

从韩国家庭艺术教育的普遍化不难看出父母对子女教育的关心程度和开发潜能的教育热潮。据调查, 韩国的家长更注重子女的个性培养和情感教育, 而我国的家长则相对关心子女的学习成绩和升学率。据基于性别的家庭教育的调查, 韩国的家长在教育子女时倾向于培养女孩子的自立能力, 即更注重确立主体意识。 (1)

与韩国相比, 中国父母注重子女的智力开发, 对其生活也照顾得很周到, 而对其性格、行为培养方面的教育则严重不足。在大街上我们很少看到韩国的家长替孩子背书包的景象, 都是各背各的。但是在中国, 放学后从学校门口父母给孩子收拾杂物, 背起书包的情况比比皆是。在培养子女的独立性、毅力等方面中国比起韩国差距很大。

从家庭教育就反映出两国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上的差异。

比如儿童课外钢琴教育。我国大部分家长对艺术教育的目的和作用认识并不明确。韩国的父母坚持重兴趣、重过程的教育观。而中国父母的强迫意识较强, 正因为缺乏对过程的重要性的认识, 所以最终往往会导致中途受挫。韩国家庭的音乐教育比起技巧训练更注重启发性教育方式。用非常普遍而又随手可取的简单有趣、可切身体验的名作小品、童谣、歌曲伴奏等诱发兴趣。把音乐教育的目的放在增强毅力和音乐想象力的拓宽方面。训练时我们的孩子多数是在父母的严格监督下练习, 而韩国的父母则引导孩子自觉练习。

韩国典型的家庭结构是丈夫负责生计, 妻子负责教育子女。虽然最近双职工家庭的增长给传统家庭结构带来了一些变化, 但是母亲对子女的全身心的关怀和支持对于孩子的成长和性格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作用。经常与子女沟通, 常对孩子说“你能行”、“做得很好”等表扬鼓励的话可增强孩子的自信心, 对孩子的个性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自信心是事业成败的重要因素, 没有自信心的强力后盾, 就不能成为独立的有创新精神的人才。使之孩子通过鼓励这一不断进行的过程中得到自我满足, 感到自信心和成就感, 认识到成功是努力的结果, 这就是韩国普遍家庭教育的目的所在。父母之间的激烈竞争对子女的成长过程也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素质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增强, 课外给子女教美术、音乐的家庭也随之增多。而且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 核心家庭逐渐增加, 对子女教育的关心比任何时候都高涨。但是未能把艺术教育的目的放在适合子女的兴趣和嗜好的能力开发上, 而是别人教所以我也教, 反而不利于培养子女的韧性、自信心和好胜心。

因为学习音乐的目的不明确, 导致缺乏自信心和忍耐力。对个性培养重视不够, 所以表现欲望并不强烈。即将步入社会的学生不能充分发挥专业特点为自己铺好道路, 从中可以看出她们的主体意识有多薄弱。而且倾向于安逸的工作现象也反映出她们缺乏挑战精神和社会适应能力。双职工家庭是我国主要家庭结构。父母们为了生活忙于工作, 在孩子性格形成阶段很难精心照顾周全。这也是社会客观原因之一。

2.2 学校教育的差异

学校教育是一种给被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 系统地传授知识与技能, 培养思想品德, 发展智力, 增强体质的专门教育活动。在现代社会随着教育的全面普及, 学校已成为青少年的第二生活空间, 在男女性别形成过程中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是履行社会化职能的重要基地。

韩国的小学课程表不同于我国, 课程只安排在上午, 下午根据学生课外学习需求在各“学院”学习丰富多彩的课外文化知识。高中开始设有必修课和选修课, 学生们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嗜好进行学习。虽然这些课程设置也有些性别差异的特点, 但另一方面给男生、女生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课程提供了便利条件。相反, 我国的小学到中学的课程设置无论男女都学一样的内容, 大部分以必修课为主, 选修课极少。在课程设置中未能充分体现性别差异。而且课程从上午一直排到下午 (15~16点) 为止, 对于学音乐等其它课外的学生来说无疑不是争夺战。很多情况下教师性别意识的缺乏会导致对学生的偏见, 自然而然学生看待自己的视觉和行为也受影响。

以教师为中心的“注入式”教育模式是我国传统教育的全貌。相反, 韩国采用更为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 权力式的教育模式相当少见, 在课堂上义正词严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在学校的教学方式中存在的这种权利结构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传统教育所固有的弊病。

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因极左右思想斗争的影响, 人们的精神、意识被束缚。特别是在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 人们在封闭的环境下个性受到轻视, 失去了言论自由。知识分子的学习自由得不到保障, 知识结构也无法更新, 主动表达自己的意见方面也生硬, 消极地接受新事物, 批判意识不够。与之相反, 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 言论的自由化, 叙述的多样化, 人们的意识和思维模式也向更加开放的、自我为中心的方向发展。近代以后, 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断失败, 沦落为美国的殖民地的韩国, 由于受民主政治和西方文化的影响, 文化环境更为开放。

一般来说在民主社会中教育并不受限制, 而是无限开放的。民主社会中教育的作用是解放心灵, 增强批判能力。韩国大学开展的“女性学”课程使女性从传统文化的性差别中觉醒, 确立女性的主体性和自主权, 赋予女性竞争意识和社会意识。但我国在这一方面还处于尝试阶段。

综上所述, 中韩两国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态度和教育方式的差异归根结底导致中韩女性的社会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结果。

3 个性教育的功能与特性及其在艺育中的意义

自古以来音乐创作能力一直被视为是普通人无法做到的一种天赋, 即极少数人 (男性) 专有的一种潜能。

根据遗传学, 人自出生就从父母得到某种遗传因子。但被视为神童或天才所表现出来的能力都只不过是从“已赋予的机会”进行充分开发得出的一种潜能。研究者认为无论是谁潜能都是“每个人所能表现出的 (所具有的) 最低程度的才能” (2) , 无论多么微小都是通过父母, 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扶持发芽成长的。韩国的自闭学者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事例。

即使天生具有音乐才能和创作才能, 在适当时机没有通过系统的教育对此进行挖掘, 就无法发挥作为人才的实力。

当代著名的哲学家, 教育哲学家伊斯雷尔·谢弗勒认为:“人类的潜能既不是稳定的, 也不是和谐的, 有价值的。潜能就有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特性。”教育者或教育策划者不仅仅是发现者和促进者, 更是激发者、引导者、选择者和对话者, 因此在潜能开发中教育者的责任尤为重要。

伊斯雷尔·谢弗勒提出了表征潜能概念的三个分析性观念。他认为:第一, 获得某些特征的可能性;第二, 获得这种或那种特征的倾向性;第三, 获得这种特征的能动性。他还认为:“作为可能性的潜能是自主的, 不受有关外部环境的影响;作为倾向性的潜能是可能性潜能的进一步发展;作为能动性的潜能意味着技能、能力, 是指根据意愿获得某种特征的能力。”

所谓提高人的具有可能性的潜能就是意味着提供他力所能及的教育目标, 以提高他的学习能动性, 意味着给予他自我表现发展的能力、决定自己应具有哪些特征的自由以及他可能会成为那种人的自由 (3) 。在教育学中把这种教育称之为个性教育, 也是艺术教育中最为根本的教育方式。

对于艺术家而言个性是创作的源泉或是远远超过了它。个性教育的这种通过不断的鼓励、称赞和信任中培养自信心, 发掘自我价值, 实现价值的作用难道不就是如今的艺术教育需要志向的重要的一部分吗?

“没有个性就没有创造性。只有个性得到充分发展, 潜能得以充分发挥, 欲望得到充分调动, 才能孕育出真正的创造性。” (4) 在韩国成功的女作曲家们的经历及她们所取得的成就是证明个性教育的重要性的最好的参照系。

“在创作作品过程中不考虑如何成名或如何演奏我的作品, 只考虑如何创作此作品, 不考虑此后发生的事情。”就这样成功的女作曲家她们真正关心的只是如何去写, 怎么写。 (5)

如果没有鲜明的自我意识就不能熟练地表现自我, 对自己缺乏自信, 不会表现自己。如果以“我”为主体、中心的“自我”思考方式出发, 而不是被支配着的“我”, 就是把“自我”当作自由人格的所有者, 勇气将会扶持其直至得到自信, 使之行为主体随之将引发能动的行为。

在很多时候女性首先考虑的是作品的实际演奏效果。如果从小没有在鼓励和扶持下发挥自我个性, 将会出现缺乏自信, 对自己或他人的作品过于敏感的心理萎缩现象。但是这种通过自我才能表现出来的果断的表现精神才是最终发挥隐藏在我们深处的创造性天性的根本。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通过系统的教育被发掘、开发出来的潜能 (创造性) 终究会变成一种目的、意义性的自发行为, 成为一个人为实现自我价值的挑战行为。

自我实现是一种过程。自我实现意味着每个人通过自身所独有的特征完成自我的过程。自我特征只不过是从小由父母或教育者刻意开发的一种潜能。于是潜能的开发过程中根据父母或教育者所处的角色, 即他们的期待 (希望) 和偏见, 对性别差异的行为和言行都会在无行当中影响女性作曲家在成长过程中所需要的勇气、个性和性格的形成, 造成无法忽视的影响。

回首20世纪, 对于女性真正需要的是“女性的补充教育, 即在发展技术的同时, 提供她以自尊和自信的教育。” (6) 即激发深层本有的热情, 唤醒灵魂的教育。我们的教育应是不仅局限于传授学习和习得技术, 赋予对文化的批判的视角, 启发自觉性的教育, 即从“压抑的无意识”中逃脱出来, 注重树立女性自身的主体意识的教育。

参考文献

[1]伊斯雷尔·谢弗勒.人类的潜能[M].石中英, 涂元玲, 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2]金香花.中韩女性教育比较研究[M].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 2007.

中西当代女性先锋文学比较篇2

摘要：中国当代女作家铁凝的长篇巨著《玫瑰门》与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的代表作《钢琴教师》无论是在情节内容还是在艺术风格上，并没有任何的相似性。然而，人性丑的共同主题，以强烈的女性先锋意识对女性本质、命运的深层解读，对女性精神世界最底层、最隐私、最原始的需求和欲望的挖掘，使这两部产生于不同国度、不同女作家之手的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契合。

关键词：先锋《玫瑰门》《钢琴教师》

一

在中西当代女性文学中，中国作家铁凝和奥地利作家耶利内克无疑是两位极具先锋意识的作家。在其创作生涯中，她们始终保持着一种不断自我超越和更新的姿态，拒绝和颠覆传统文学观念及伦理秩序，进行着一种积极的文学变革。由于先锋文学总是致力于对传统艺术观念的反叛，执着于对文学的创新做各种积极的探索，其创作就不可避免地充满“与众不同”。当然这种与众不同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完全源自作家的内心冲动与自觉，期望能以独特的艺术形式，营造种种新的审美观念，对人们一贯的艺术规范以及价值观念、审美取向进行有效反抗。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独特”的追求，正是每位先锋作家在创作中的必然选择。正是基于此，铁凝与耶利内克都把目光投向了社会背后的丑恶，并深入到心灵深处去探讨女性的生存本相。在创作中总是对那些超越常规和经验常识的叙事表达有着高度的热情，她们以各种体验性的感觉化描写表达自己繁芜的精神世界。从她们的作品中可以得知她们在表现各自国家、各自社会中女性受到压抑、摧残，甚至毁灭上是有相当的力度和深度的。这一点在《玫瑰门》与《钢琴教师》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

《玫瑰门》与《钢琴教师》中的司绮纹与埃里卡可说是中西当代文学中心理变态的女性典型，她们在被社会吞噬，在受虐的同时，又向别人实施伤害。她们既是令人同情的“受虐者”，又是令人憎恶的“施虐者”。而从心理分析的角度上看，司绮纹和埃里卡都存在着两个紧密交织的心理层次。

（一）受虐——欲望的压抑

《玫瑰门》中的主人公司绮纹出身于官吏之家，是一个健康开朗的女子。然而，顽固保守的封建家庭扼杀了她美好而真诚的爱情，把她嫁给了从未谋面的庄绍俭。在以男权为尊的封建社会里，庄绍俭任意放纵自己于花街柳巷，却无法忍受司绮纹失贞的事实。于是他开始对司绮纹进行报复。新婚之夜的强暴与侮辱，婚后的冷落、嘲弄、蔑视使司绮纹在婚后不久就陷入了一种彻底的失望和难以言传的苦楚中。然而，封建贞操观让曾失贞的她一次次地忍受着这样非人的虐待。司绮纹是个精力旺盛的年轻女子，必然有自己内心的潜在欲望，但这种合理的需求却被丈夫任意践踏，被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所压制。在这种情况下，她自身快乐的原则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司绮纹最终在压抑和忍耐中走向了心理畸形。她对儿媳和外孙女进行性干预，同时与家庭中另外一位同样受婚姻伤害的小姑子产生了一种畸恋。

《钢琴教师》中的埃里卡在欲望压抑的程度上较之司绮纹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已过而立之年，埃里卡却仍然没有自由生活的权利。母亲的自私、专横和压抑的生存状态限制摧残了埃里卡的人格发展。在长久的心灵禁锢下，埃里卡无力打破和逃离其非人的生存状态，更无法通过正常渠道来达到欲望的满足和释放。因此，她只能以另类的方式——偷窃、偷窥、自虐作为压抑欲望的转移。埃里卡偷颜料、太阳镜当然不是因为经济的匮乏。但这种长期顺手牵羊的行径却给她带来了莫名的感觉。女性心理学家认为：“对盗窃的嗜好是一种性质十分含糊的‘性的升华……获取无权获取的东西，是为了傲慢地证实她的独立性，是为了扮演主体角色。”[1] 可见，埃里卡的偷窃行为隐藏着她欲望的深层表达。作为一种心理安慰，埃里卡还以偷窥来填充自身欲望的缺失。由于母亲的禁锢，造成了埃里卡交际能力的缺失，而偷窥这正好让埃里卡避免了与他人的正面接触，同时又可通过这种潜在的性行为认识自己，获得替代的满足感。因而，色情表演场、男女幽会的公园都成了埃里卡有意识游历的场所。同时，埃里卡还采取了更为极端的方式——自虐，让肉体的疼痛缓解压抑的欲望。缓缓流下的鲜血与埃里卡漠然的表情产生了异常强烈的冲击，读者从中体味到更多的是其惨烈的绝望与无助。

司绮纹和埃里卡同是被压抑而走向心理畸形的女性，但是司绮纹所承受的压抑更多的是来自当时“灭人欲”的封建礼教和男权制度。当试图挽救婚姻、挽救自己的努力失败后，司绮纹终于在绝望中有所醒悟，开始“以恶抗恶”的方式进行报复和反抗。她最终以自己的精明能干获得了家庭的地位和尊严，得到了虚荣的满足。因此，虽然司绮纹最基本的欲望不能被满足，但她为自己的情欲找到了一种替代品——历史的参与。她放低自己的高贵姿态去迎合历史、迎合时代。文革中，她不辞辛劳的干粗活、出卖自己的亲妹妹……但是种种处心积虑的手段并未让司绮纹成为历史中的“人物”，反而增加了她手上的罪恶，她的奋斗、抗争、参与只是让她游走于历史的边缘，最终仍是以失败而告终。而埃里卡在压抑中显现出来更多的并非是反抗，是对强权的无奈与妥协。有时候埃里卡也向妈妈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和自由，但对母亲的“爱”及在长期压制下所形成的屈从心理，让她一次次在母亲的眼泪和谩骂中选择了让步与妥协，最终再也无法摆脱母亲的禁锢，对母亲进行了彻底的认同。

（二）施虐——仇视与嫉妒

压抑与强权不仅让司绮纹与埃里卡走向了扭曲，同时也让她们产生了施虐的心理。家庭和婚姻并没能给司绮纹带来幸福，反而让她受尽屈辱。“在毒水里泡过的司绮纹如同浸润着毒汁的罂粟花在庄家盛开着。” [2]结束婚姻后的司绮纹似乎获得了重生，但此时她生命中有的却只是仇恨与报复。心理学上认为，母亲与父亲的关系直接影响到母亲对待孩子的态度和方式。因此，司绮纹终生被陷于束缚和屈辱中，而现在她所能做的就是让孩子们也做自己的傀儡，处心积虑地试图掌控他们。她窥视儿子的私生活，并对儿媳和孙女无休止地进行跟踪、干涉，破坏她们的幸福。当然这些行为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仇视心理，同时也是嫉妒心理的表现。司绮纹的儿媳竹西有自己的事业，有着自我独立的意识和个性。司绮纹对竹西的干涉与窥视除了有所谓的“正当理由”，更是由于对这位新时代女性的嫉恨。西蒙娜·波伏娃认为，如果让一位女人养育孩子，那么她就会以一种傲慢、憎恨的心理努力把孩子变成和自己一样的女人。司绮纹对孙女苏眉理直气壮的操控正是对这句话最好的诠释。在嫉妒中司绮纹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强加给苏眉，让她在不自觉中变成第二个司绮纹。当然有时候对苏眉的伤害也会引发司绮纹作为亲外婆的负罪感，但正是所谓“寡居者的护犊心理”为她找到了充分的借口。然而，心理已极度扭曲的司绮纹却让这种“护犊”的责任变成了可怕的占有、无尽的伤害与压迫。

《钢琴教师》中的埃里卡同样体现出仇视、嫉妒的心理特征。当然一个被压抑到自残的女人很难不充满仇恨。这样的仇恨首先直指自己的母亲，在复杂的爱恨交织中母女俩人一次又一次在恶毒的咒骂和疯狂的厮打中折磨着对方。其实埃里卡所仇视和嫉妒的对象更是世界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其他人有的东西，她也一定要有，她无法占有的东西，她要把她毁掉。”[3]在生活与工作中埃里卡一次又一次通过对别人的伤害来获得自我快乐，在施虐中满足，这样的心理当然也表现在她唯一的一次爱情中。当学生克雷默尔触动到她早已淡然的心灵时，埃里卡开始幻想从“爱”中获得救赎。但在她看来，屈从就意味着屈辱，于是不懂男权秩序的她试图反叛两性关系中女性以往服从附属的状态而成为积极控制的主导。然而，长期封闭的精神状态已无法让埃里卡在正常的爱中获得满足，她妄图让她的爱情充满疯狂的性虐和暴力。女性对男性进行支配控制，这一具有反抗男权秩序的行为，令克雷默尔异常愤怒，情人变态扭曲的人格也让他感到屈辱和失望。在被否定之余，埃里卡最终不得不痛苦地让出控制权，试图按照克雷默尔要求的方式去做，但此时的她却再也无法享受正常的性爱，最终获得的只是暴力与屈辱。

司绮纹和埃里卡身上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仇视与嫉妒的心理，这些心理层次与占有欲、性变态心理结合，使她们走向了彻底的扭曲。然而，司绮纹在具体行为上更多地表现为对自己孩子疯狂的纠缠上，让别人重复她的痛苦。当然世事变化，最终她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切实际的干涉而送命。埃里卡在这一心理层次上的体现较绮纹则要简单得多，不过是在伤害别人的同时来满足自我精神上的缺失，但是她对社会、对强权的恨要比司绮纹更为强烈。精明的司绮纹可以一次次利用别人的善来达到目的，但埃里卡对别人的恶不过是她在心理失衡之下的恶作剧，这并不能从根本解决自身痛苦；司绮纹是积极主动地去施虐去争取去占有，而埃里卡则是消极无奈地去自虐与施虐；司绮纹的灵魂是扭曲变形的，可是任何灾难痛苦都没有让她言败，但埃里卡的变态来的更为彻底，只有死亡才能让她得到解脱。

三

铁凝和耶利内克立体化多层次地展示了不同国度两位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心理世界。所处时代和不合理的社会秩序成为造成司绮纹和埃里卡悲剧的重要原因，进而促成了她们受虐的心理。同时，通过对女主人公施虐心理的挖掘，两位女作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这样一个观念：对于女性悲剧根源的追寻是无法绕过女性自身的。铁凝虽然对那个过去的时代充满了痛苦和反思，但是通过苏眉和竹西，我们又看到了作家对女性未来的希望。而耶利内克在小说中展现更多的是一种痛彻心扉的绝望，对荒诞社会、对丑陋人性、对所谓现代文明的绝望。因此，在批判力度上，应该说耶利内克比铁凝更为冷峻，严酷，深沉。

当《玫瑰门》出现在中国文坛时，由于作品对女性心理和性心理大胆的揭示而引起一片哗然。同样，耶利内克因为《钢琴教师》的出版，一直以来都被指责为“自我暴露”。的确，她们把爱情、亲情写得异常残酷。在她们的作品中有太多的性、太多的病态，但作者的意图决不是在进行卖弄性的写作，而是一种对自身痛苦的超越，以求更真实地对女性进行本质反映。先锋所体现出的艺术精神便是反叛与否定，从本质上说就是对传统审美理念、传统模式的颠覆，在求新的意识中彰显自身的价值和意义。铁凝和耶利内克的作品震撼人心的并不是赤裸的性、变态的心理，而是性、变态背后所反映的人性。她们不是在矫揉造作地张扬那些苦难、阴暗、丑陋，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阐释本质的存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关照女性的命运。她们以叛逆而激进的姿态书写着世界的荒诞、人性中极端丑恶的存在。在她们所营造的文学世界中，让人感到的是一种寒心彻骨的冷。

注释：

[1][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31页。

[2]铁凝：《铁凝文集（4）》，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页。

[3][奥地利]埃尔夫丽德·耶利内克：《钢琴教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

中韩女性文学比较篇3

时代变迁带来的变化影响到了人们的工作、生活、游玩、家庭结构以及人们的精神、物质方面的幸福感。进入21世纪, 人们在生活方式、物质丰富程度以及享受休闲生活的机会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可以说休闲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 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休闲有利于提高主体素质。

休闲时间是每天除工作时间、满足生理需要时间和家务劳动时间以外可自由支配的时间, 它是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明显标志。休闲能帮助人们提升生活满意度、增加个人舒适度, 它已经成为了推动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人们的休闲方式变得多种多样, 消费的休闲化、休闲的社会化成为了一个趋势。而女性市场是休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妇女地位的提高, 就业人数、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收入, 特别是家庭可自由支配收入的明显改善, 女性休闲市场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2 相关研究综述

休闲学研究者认为休闲是从外界环境的压力中解脱出来, 使个体能够以自己喜欢的有价值的方式, 去休息、消遣和培养与陌生无关的智能等活动的总称。休闲存在五个不同的层次:放松、消遣、发展、创造、感觉超越。休闲的阻碍因素是指:对休闲产生不利影响的任何因素, 包括阻碍人们休闲偏好的形式和休闲参与实现的因素, 消减活动频率、强度或持续性的因素, 以及那些降低休闲活动的质量或满意程度的因素。阻止人们由偏爱某项休闲活动发展到直接参与这项活动的约束因素可以来自多方面。1987年克劳福 (Crawford) 提出了休闲制约模式, 而后经过修改形成了完整的休闲制约模式:内在阻碍、人际阻碍和结构阻碍。国内研究者对女性休闲进行了研究, 发现女性休闲的阻碍因素表现为:社会环境阻碍、旅游业环境阻碍和女性个体阻碍。

学术界对女性市场的关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 主要体现在美国学者对商务女性的研究。一些研究者在研究性别和休闲、旅游相关因素的关系时, 也间接涉及了对女性的研究。我国学术界的对性别对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领域, 特别目的地选择、旅游活动偏好、体验效果、风险感知等方面。专门研究女性休闲市场的文献非常匮乏。本研究以北京、首尔为研究地, 从都市女性角度出发, 针对女性休闲阻碍因素及中韩两国女性休闲阻碍因素间的差异为研究内容进行定量研究, 希望能够为国内相关研究领域弥补研究空白。

3 研究问卷设计及数据处理方法

本项研究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收集原始资料, 并采用SPSS15.0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了各项统计分析并得出结论。问卷调查以都市女性为调查对象, 并作为抽样母群体, 分别于2009年2月15日至3月31日在北京, 2010年3月15日-31日在首尔进行了实证调查。两调查地各发出问卷500份, 北京回收问卷481份, 首尔回收问卷423份, 排除回答不完全及真实性较低的样本后, 最终使用有效样本为899份, 有效回收率为:89.9%。

3.1 问卷设计

综合先行文献的研究并结合本次调查研究的目的, 调查问卷共由两部分组成:①休闲的阻碍因素, 最终设计了3个层面。此部分采取了李克特5点量表尺度 (Likert Scale) 来测定 (1=完全不同意, 5=完全同意) , 根据先行理论研究主要从内在阻碍、人际阻碍、结构阻碍三个方面共计21个问项。②样本的个人情况, 包括被调查者的年龄、职业、学历、婚姻状况、国别等。

3.2 样本量说明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如 (表1) 所示。通过频率分析 (Frequency Analysis) 发现:中国北京样本之中, 年龄以26-40岁这组人数最多, 占总体的36.1%, 其次是25岁以下组为27.7%。已婚女性占总体受访者的54.0%。月收入方面, 651-850$ (美元) 组占总体的29.5%, 其次是851-1050$ (美元) 组为22.5%、451-650$ (美元) 组为16.8%、1051-1250$ (美元) 组为13.9%。韩国首尔样本中, 年龄以26-40岁这组人数最多, 占总体的36.4%, 其次是25岁以下组为31.2%。已婚女性占总体受访者的61.3%。月收入方面, 1251$ (美元) 以上组占总体的30.0%, 其次是1051-1250$ (美元) 组占总体的24.1%, 851-1050$ (美元) 组为22.0%、651-850$ (美元) 组占总体的11.3%。

*汇率换算:1$ (美元) =6.8RM￥ (人民币) =1250W (韩币) 数据来源:根据本研究调查数据整理。

3.3 数据处理方法

本研究对入境游客调查所得的数据通过统计学工具SPSS15.0进行研究分析。使用频率基础统计方法, 得出了调查样本的一般特性。在检验都市女性休闲阻碍因素时, 通过因子分析 (Factor Analysis) 方法提取公因子, 并使用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法 (Varimax rotation) 对提取的公因子进行旋转, 以确定调查项目的共同成分。最后为检定中韩两国女性休闲阻碍因素的差异时, 使用了t-检验法。

4 实证研究分析

4.1 都市女性休闲阻碍因素因子分析及信度分析

为了得到都市女性休闲阻碍概括性模式, 合并重复的信息, 采用了因子分析法。在因子分析之前, 先利用KMO统计量 (Kaiser-Mcyc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分析和巴特勒球形检验 (Bartlett’s Test) 对数据的合适性进行检验。其结果显示:都市女性阻碍因素的KMO值=0.862, 大于0.7, 说明做因子分析的效果较好;Bartlett’s球形检验值=2886.099, 在自由度为189的条件下和0.000水平上达到了显著, 说明阻碍因素描述项的相关矩阵间存在公因子, 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然后用SPSS15.0对21个阻碍因素描述项进行因子分析 (Factor Analysis) 。为了提高因子分析的结果, 将因子荷载小于0.4和公因子方差小于0.4的描述项舍去, 最后有20项参与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萃取方法 (Principal Component Method) 获取初始的因子分析结果, 然后使用方差最大化的正交旋转法 (Varimax rotation) 对提取的公因子进行旋转, 以使公因子有较满意的解释。按照常用的特征根 (Eign-value) 大于1的标准, 共萃取出四个公因子, 分别是“认知阻碍”、“周边阻碍”、“自身阻碍”和“经济阻碍” (如表2所示) 。

一般认为绝对值大于0.3的因子载荷是显著的, 为增加研究的显著性, 本研究所挑选出来的每项因子的载荷均大于0.5。19个变量集中在四个主成分上, 每个主成分的特征值都大于1。这四个主成分因子累计解释的方差为59.35%, 也就是说用这四个因子代替原有的20个变量, 可以概括原始变量所包含的59.35%的信息。

数据来源:根据本研究调查数据整理。

为了检验因子分析效果, 对提取的公因子进行了内在信度分析, 都市职业女性休闲阻碍因子信赖度克隆巴赫系数 (Cronbach α) 值为0.81, 而各个问项的信赖度其克隆巴赫系数 (Cronbach α) 皆在0.7以上, 说明问卷设计信度较好, 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4.2 中韩两国都市女性的休闲阻碍因素差异性检定

本研究为检验中韩两国都市女性休闲阻碍因素的差异, 使用了t检验 (t-test) 方法。结果显示:“认知阻碍”因素中, 中韩两国女性并无显著性差异;在“自身阻碍”及“经济阻碍”因素中, 中国都市女性的阻碍明显高于韩国都市女性, 而在“周边阻碍”因素中, 韩国都市女性的阻碍明显高于中国都市女性 (如表3所示) 。

究其原因, 韩国是一个传统的儒教国家, 虽然近年来经济不断发展, 但女性大多数会在婚后辞去工作, 在家中相夫教子担当起家庭主妇的角色, 而中国都市女性除了日常的工作之外回家还要照顾家庭, 自身阻碍的因素明显的高于韩国女性。从收入方面来看, 韩国女性的收入明显高于中国都市女性, 故在经济阻碍因素中韩国女性的经济阻碍低于中国都市女性。

注:*p<.0.05**p<0.01数据来源:根据本研究调查数据整理。

5 结论及建议

休闲生活是人们在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水平之后的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追求。本研究以中国北京、韩国首尔为研究地, 从都市女性角度出发, 针对女性休闲阻碍因素及中韩两国女性阻碍因素的差异性为研究内容进行了定量研究。通过因子分析法萃取出都市女性的休闲制约因素为:“认知阻碍”、“周边阻碍”、“自身阻碍”和“经济阻碍”。在此基础上通过差异检验发现:韩中两国女性在“周边阻碍”、“自身阻碍”和“经济阻碍”等因素上均有显著性的差异性。韩中两国虽然一衣带水, 但地域不同;文化虽然相似, 但又不尽一致, 由此中韩两国女性对休闲的阻碍因素的认知也不相同。休闲是一种工作之外的活动, 文化上的差异能够造成对休闲的理解不同, 并且参与休闲时阻碍因素的认知也不相同。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女性成为了休闲生活和休闲消费的参与主体, 女性休闲是休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女性在休闲活动中对休闲产品的要求也日益个性化。因此, 企业应对女性休闲市场高度重视, 从女性角度出发, 排除女性参与休闲的阻碍因素。特别是针对休闲的认知上, 应采取有效的宣传与营销对策, 除了保证产品的安全性和高品质外, 更应充分考虑女性的需要, 使其积极参与到休闲活动中, 缓解自身的压力。同时针对不同的经济层次, 开发多样化、个性化的休闲产品, 针对不同的目标市场制定合适的产品定价。通过优质的休闲产品, 个性化、多样化的休闲服务, 带动都市女性的休闲消费, 提高女性的生活满意度。

本次调查的不足之处在于调查主要集中在北京及首尔, 而中韩两国的其他中小型城市的都市女性在生活环境、休闲参与的机会等与大型城市有较大的差距, 故在空间维度上缺乏普遍性。今后的研究应当综合中小城市, 对女性的休闲参与做出更全面的调查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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