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言论的自由边界

网络言论的自由边界（精选九篇）

网络言论的自由边界 篇1

一、网络言论自由界限的含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而其中所述的言论自由指的是公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发表言论的权利。有时也被称为意涵更广泛的表达自由。言论自由是一种基本人权, 被各国的宪法和法律予以保护。但任何权利都不能没有约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 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也是我国法律对于言论自由最为基本的限制。

随着网络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诸如微博、朋友圈、QQ空间以及BBS论坛等自媒体不断涌出, 拓宽了公民通过网络发表言论的渠道。在网络环境中, 一方面, 需要保护公民网路言论自由的权利, 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一些公民利用网络侮辱、诽谤他人, 甚至扩散虚假、恐怖信息。例如在著名的“王X人肉搜索案”中, 妻子姜X因怀疑丈夫王X有婚外遇, 于是网络上注册了个人博客, 并进行写作。在自杀前两个月, 她在自己的博客中以日记形式记载了自杀前两个月的心路历程, 将丈夫与一名案外女性东方某的合影照片贴在博客中, 并认为二人有不正当两性关系, 自己的婚姻很失败。而且还在博客中显示出了丈夫的具体姓名、工作单位、地址等信息。事后大量的网民参与到对男主人公王X的“人肉搜索”中, 一些网民在网络上对王X进行指名道姓的谩骂;更有部分网民到王X和其父母住处进行骚扰, 在王家门口墙壁上刷写、张贴“无良王家”、“逼死贤妻”、“血债血偿”等标语。我们在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同时, 也不能将网络言论自由的界限设定过于苛刻, 这样会过分抑制网络言论自由的生气。例如在雅安地震这次事件中, 各大新浪微博大V, 李连杰、姚晨、王力宏等人在个人微博呼吁大家关注雅安地震救援行动, 并声援大家通过“壹基金”向灾区捐款。同时通过微博公开“壹基金”的救援过程, 以便公众了解救援进展以及监督捐款的使用。通过此次募捐, “壹基金”共收到近3亿元的救灾物资。正是基于各大新浪大V的声援, 才使得此次救灾募捐如此顺利成功, 同时让“壹基金”接受公众的监督, 提高了“壹基金”的信任度。试想, 若过分限制网络言论自由, 必将会导致公民在网上有言不发的局面。而网络的蓬勃发展主要还是依靠公民的参与, 公权力过多的介入会导致对公民言论自由的侵害。

二、网络言论自由界限的现有标准

世界各国对于网路言论自由的界限各有标准, 目前对于该问题的界定还在探讨之中。通过比多各国的操作方法和经验, 有助于我国未来对网络言论自由的保护与限制。

(一) 英美法系国家

在美国, 对于言论自由的界限, 学者们所持的观点是采用“明显而即刻的危险”的标准。它主要的鉴别标准是根据在一定的环境下, 个人或者集体的言论活动给现实社会秩序所造成危险的性质来决定该言论是否受到美国法律的保护。

“明显而即刻的危险”这一标准, 源于美国有名的“征兵第一案”。根据当时美国的《反间谍法》, 任何人不得故意阻碍合众国的征兵计划, 而一位叫查尔斯·申克散发15000传单抵制美国加入一战, 之后此人因这一行动被当地法院认定违反《反间谍法》而判决有罪。本案被上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理由系申克被剥夺了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最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以“明显而即刻的危险”这一标准认定申克的行为无罪。同时他还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何为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对言论自由作最严格的保护, 也不会容忍一个人在戏院中妄呼起火, 引起恐慌。”

在里诺诉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案中, 涉及CDA条款是否违宪的问题。CDA条款将通过网络对未成年人宣布“传播淫秽言论或‘不正当言论’的行为认定是犯罪行为。”而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 淫秽威胁的言论不受法律保护, 而所谓“不正当言论”却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在本案中, 政府是以保护未成年的利益作为理由进行论辩。最后最高院判决CDA条款违宪, 认为网络言论是不受政府干涉的。

在英国, 关于言论自由的界限为不能发表煽动暴力的言论。该标准系因一次暴力事件所确定。曾有一名伦敦警方枪杀了一名牙买加裔黑人男子。事后有网友在社交网站上建立一个页面引起数万粉丝关注, 该网友发起了抗议警察暴行的和平游行, 而事后却演变成了沿街打砸抢的事件。

(二) 大陆法系国家

在德国的司法实践中, 是通过适用普通立法并通过“法益衡量”来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而所谓的“法益衡量”, 是指立法机关通过采取对人民权益最小的侵害来实现更为有价值的立法目的。德国司法部长齐普里斯曾经指出:“在德国, 每个人的基本权利都受到法律的保护, 但是, 这里面有一个衡量权利的问题, 如果国家认为一个权利比另一个高, 比如说保护青年比保护言论自由更重要, 那么凭这一点就可以对某些言论进行一定的管制。”由此可见, 在保护和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法益衡量”中, “公共利益”被置于较高地位。

(三) 我国的现有标准

目前我国已经颁布诸多有关规制公民言论自由的文件, 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而针对互联网领域, 有《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2013年9月6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将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 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作为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构成诽谤罪。

由此可见, 我国非常关注对网络言论自由的规制。但除了转发五百次以及浏览五千次应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以外, 我国目前对网络言论自由的界限并未有十分明确的规定。

三、构建网络言论自由界限的路径探讨

在表面上, 公民通过网络发表自己的意见仅仅只是通过舆论在思想和文化上影响大众。但往更深层次走, 一些公民通过舆论可以影响到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有可能将微小事件升级为重大的政治事件。所以, 对于我国目前对网络言论自由尚无明确的界定情况下, 当前对网络言论自由界定的路径研究尤为重要。

(一) 立法解决

1. 确立法律概念

通过立法确立网络言论自由界限, 首先应当将“网络言论自由”这一特殊主体确立为法律概念。网络言论自由不同于普通言论自由, 由于在网络上发表的言论传播速度与范围都远超于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交流, 在网络上发表言论具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 因此对网络言论自由的监管要比其他言论自由的监管更加严格。在法律条文中应明确指出网络言论自由触犯某法律法规时应当从重或者加重处理, 是引导公民在合理行使网络言论自由的权利的好方法。

2. 借鉴国外经验, 制定量化标准

我们国家可以借鉴英美法系国家“明显而即刻的危险”的标准, 并且通过立法或者司法解释的方式将何为“明显”、何为“即可”以及何为“危险”进行详细的解释说明, 并在时间上、空间上设置一个容易量化的标准, 以便让公众对网络言论自由的边界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例如在此次两高作出的司法解释中设置的转发五百次以及浏览五千次这一量化标准, 在认定网络言论自由的边界上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二) 个案解决

通过量化标准的方式来确定网络言论自由的界限, 虽然从一定程度上使得该界限清晰而明确, 但是网络发展的速度飞快迅猛, 越细化的标准越赶不上变迁的速度, 这是法律法规无法逾越的滞后性。虽然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 跟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国家不同, 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七条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 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也就是说部分判例在我国仍然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 可以供各地法院参照适用。通过发布指导案例的形式, 可以使死板僵化的标准尽快适应时代的变化, 并且可以将一些现实生活中不断涌现的新生现象考虑到标准的具体应用当中, 从而克服标准滞后性的缺点。

在具体个案的裁判当中, 我们亦可以借鉴德国“法益衡量”法来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界限。即在个案的裁判观点中, 详细阐述比较公民在网上言论自由的权益与另外一个被言论自由所侵害权益哪一个占据更高的地位, 从而让公民清楚我们国家的价值取向以及网络言论自由的边界。

以网络推手杨XX炒作的“XX妹妹”、“AA换BB”事件为例。笔者认为, 虽然上述两件事件中的诸多情节系被杜撰出来的, 但并没有造成恶劣的影响, 而且还能带来较好的社会评价, 这样的网络言论虽然不应提倡, 但亦不应当受到法律的惩治。相反, 对于杨XX虚构的“XX船震”, 炒作郭XX、干XX等所谓网络名人, 通过网络有偿提供删除信息服务和发布虚假信息服务谋取非法利益。该行为不但没有弘扬优良的社会道德品质, 并且通过虚构事实谋取非法利益, 此种网络言论即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

参考文献

[1]韩雪.法制视野下网络时代的言论自由[J].科学社会主义, 2011 (2) .

网络言论的自由边界 篇2

关键词：言论自由；网络；边界；法律保障

一、言论自由的产生及定义

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颁布，宣告了言论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之天赋人权，言论自由正式登上了法律的舞台，时至今日，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在其宪法中都规定了相关内容，而我国宪法也在第35条也规定了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将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这六类权利统称为政治自由。不仅仅各国宪法中有言论自由的相关内容，《联合国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重要的国际性条约也都对其加以规定。

言论自由作为政治自由的重要内容，对于其概念的定义目前学术界主要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狭义说”，将言论自由严格限定在用语言以口头方式表达上；另一种是“广义说”，认为言论自由不仅仅包括普通的语言文字等表达方式，还应涵盖多种形式的象征性语言，如音乐、绘画、雕塑等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今世界各国对于言论自由的理解也越来越趋于广义，尤其是科技的迅猛发展，互联网走入了人们的生活，其范畴进一步扩大，笔者在这里采取“广义说”的观点，认为言论自由应当是一个权利体系，具体应当指公民通过多种媒介来表达个人的感情、主张、观点等，而言论需要表现于外而不是个人的思考。

二、网络时代言论自由的边界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以其鲜明的特点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重要的一部分。当今社会，公民通过网络表达自己的观点与看法，一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积极作用，网络新闻特别是一些政治新闻使得公民更深入地了解、参与到民主政治中去；而网络以其独有特点能够发挥广大网民的力量，实现有效的外部监督，这些积极作用正是网络言论自由的价值所在。另一方面，网络的特殊性易被不法分子利用，导致各种新型犯罪的频发，而其特有的广泛性和快速传播，使得网络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较其他犯罪更大；此外，网络新闻对民刑等案件舆论导向性较强，更易对司法独立性造成冲击；同时，其特有的虚拟性和隐蔽性，也加剧了虚假消息的传播。

正是这些弊端的出现，笔者在此着重探讨网络言论自由的边界所在。宪法中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是一种消极权利，即政府对于公民的言论自由不能加以侵害，这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也是对公民人权的保障。然而任何自由都是有边界的，言论自由也不例外，它并非绝对的、无限的。那么言论自由的边界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言论自由的行使要在符合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超过这个范围就构成了言论失范，而两者的界线便是言论自由的边界所在，这个边界又恰恰是立法者在平衡社会秩序稳定与公民基本权利这个天平的基础上，考虑到新媒介独有的传播特点所划定。

网络言论自由的边界在于不得损害他人合法利益、公共利益，据此，笔者认为立法者应当平衡个人言论自由与他人合法利益、公共利益来制定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法律，这一平衡是最为关键的环节，不可只强调其中的一方、两方，而应该在三者之间做一种衡量、取舍，而不应采取绝对主义的观点。

三、网络言论自由的立法现状及立法建议

那么我国当前关于网络言论自由的现状又是如何呢？首先，我国自1994年国务院公布《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以来，有关互联网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相继出台了多部，但这些法律法规规章多涉及网络经营管理秩序以及信息系统安全方面，且多为管理限制，对于个体权利的保障方面的内容较少；其次，立法层级较低，相关的法律及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较少，而多数为国务院各部门出台的部门规章、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地方性法规，以及其他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这些规定之间相互独立，缺乏统一的标准，导致了规范之间的不一致及空白领域的存在，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规范体系；此外，在立法水平、立法技术方面有待提高，对于概念等的规定较为笼统，致使法律实施过程中存在较大困难；立法的程序缺少科学论证、民主参与，因而法律法规的质量以及认可度不高。

尽管最高检、最高法于2013年出台的对于诽谤罪等罪名的司法解释对于净化网络环境存在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促进了司法标准的统一，在实践中对法官判案具有指导作用，但其性质上毕竟属于司法解释，不同于立法，对具体执法管理方面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那么如何给予网络言论自由以充分的法律保障又能够维护网络正常秩序呢？笔者这里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提高立法水平以及立法技术，对于法律法规中模糊的概念加以明确，同时加强对于网络违法行为的惩罚和被侵权人的救济；其次，提高立法的层级，整理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出台一部具有统领作用的法律，并制定相关法规规章，协调互相之间的关系，减少规范之间的矛盾，形成统一的体系；再次，辅之以司法解释，使之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但切忌以解释代替立法；最后，在立法程序方面，应当邀请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学者进行科学论证，充分深入调查研究，向全社会征集立法建议并组织专门的听证会，保障立法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总之，从网络言论自由的边界入手，结合我国法律现状以及网络独有特点，进一步完善法律规，使得民众能够充分、正确地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只有从法律上保障并加以合理限制才能真正保障公民网络言论自由。

参考文献：

[1]许崇德.宪法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86-187.

[2]付雅慧.网络言论自由与隐私权名誉权保护的冲突[J].图书情报工作，2009（2）69-73

[3]刘胤言.论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制[D].山东：山东大学，2012

[4]李爱凝.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制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14

[5]黄海燕.网络言论自由及其保障[D].广东：华南理工大学，2013

[6]耿少卿.《中华民国宪法论》.华欣文化事业中心1982年版，第87页.

作者简介：

论政府对网络言论自由的审查监管 篇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自由、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从该条文中我们可以看到, 言论表达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政治自由, 合法、合理行使言论表达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网络言论自由是言论自由在互联网中的具体体现。那么为什么要对网络言论表达自由进行审查监管?

网络赋予了每个公民广阔、自由的表达空间和环境, 每个公民可以在网络上充分获取所需的信息资源, 充分享受网络带来的言论自由。对于任何一个社会而言, 对言论自由进行合理的限制和制约是必须的, 现实社会是如此, 网络环境亦是如此。如果对这种言论自由不加有效的规范和控制, 就有可能带来“过度“的言论自由, 从而危害国家安全, 不利于社会稳定。从这一方面看, 言论自由似乎与政府的审查和监管相矛盾, 但是言论自由必须在特定的制度框架中加以制约才能实现。因此, 如何对网络信息表达自由进行审查监管显得尤为重要。

二、目前我国政府信息审查监管之现状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 行政立法上已经初步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备的网络审查监管制度。据统计, 我国现行行政立法中涉及网络审查监管的部门规章就有16部之多。我国网络审查责任主体主要包括网络服务提供商 (ISP) 、网络内容服务商 (ICP) 、网吧、普通用户等, 这基本上涵盖了所有应用互联网的对象。从网络审查监管所要禁止的内容来看, 保障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是我国对网络信息进行审查监管的首要出发点。但是, 行政立法上却缺乏对审查监管标准和审查监管手段的制约和规范, 因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难免对表达自由造成不适当的影响。另外, 在救济制度上, 我国网络审查监管制度尚没有对行政机关实施具体行政行为发生错误时的究极体制的相关规定。

三、政府对网络信息审查监管的范围

政府网络信息审查监管的范围包括很多方面, 但实际上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政治安全, 二是社会稳定, 三是私权保护。具体来讲:第一, 政治安全是一个国家或政府首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对于政府网络信息审查监管来说, 其首要目标在于审查监管危机国家安全的恐怖主义、极端宗教主义、及其它危及公共安全等方面的信息。第二, 社会稳定是政府进行社会管理所要达到的目标, 也是其实施政治统治所要实现的目的。主要涉及违反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序良俗的信息, 例如:毒品、色情、暴力等。第三, 私权保护是政府网络信息审查监管范围最为广泛的一类, 主要是针对公民网络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涉及网络诈骗、侵犯隐私、侮辱诽谤、个人信息安全等。

四、如何对网络言论自由进行有效审查与监管

基于以上论述, 针对我国政府网络信息审查监管与公民的言论自由之间的实际情况, 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 加强网络信息审查监管的行政立法, 同时提高相关立法的位阶。由于我国网络审查监管制度的相关立法相对不太完善, 而且层级较低, 致使其不能充分发挥规范作用, 同时不同规范之间存在的冲突。因此, 应当在国家级立法层面, 全面构建网络审查监管制度, 包括审查监管内容、形式、原则、机构、禁止传播信息的判断标准等。

第二, 提高网络审查监管的透明度。审查监管的“透明度”是判断网络审查监管制度效率高低的直接要素。由于网络信息容量巨大信息种类丰富, 加之开放性的特点, 要想在审查监管的“透明度”方面有所突破是比较困难的, 因此, 行政机关必须切实提高行政执法能力和网络信息审查监管的水平, 进而提高网络审查监管的透明度。

第三, 加强行业自律, 弱化法律规制。与急于立法相比, 通过网络管理的自律取得的效果更好, 网络用户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向网站管理举报不良信息, 从而及时删除可以节约政府审查监管成本, 同时也能取得比较好的管理效果。

第四, 完善数据库建设, 实行信息公开查询制度。网络审查监管信息公开查询制度是行政信息公开的必然要求。目前, 我国应当着力建设与信息审查监管相关的数据库系统, 统计有关审查监管活动的具体情况以便实行公开查询制度。同时, 这些数据也是研究网络审查监管执行情况的重要资料, 为推动我国相关立法的不断完善提供数据支持。

第五, 建立政府信息审查监管违法时的救济机制。针对违反法律规定进行信息传播, 我国的网络审查制度已确立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但对于发生了行政违法时的信息审查监管, 我国并没有完善的救济体制。因此, 对于网络信息被错误屏蔽之情形, 行政立法上也应为行政相对人确立相应的救济措施, 例如行政诉讼、行政复议以及听证程序等。

五、结语

言论表达自由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网络环境的言论自由更好地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加强了对权力的监督、提高了公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 同时也为个人价值的实现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同时, 我们不可否认, 网络在带给我们便利的同时, 也存在很多方面的问题, 如危害国家信息安全和社会稳定, 暴力、色情信息泛滥, 侵犯个人人身权、财产权的现象时有发生, 知识产权的保护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等。这就需要政府加强对网络的审查监管。最重要的是, 对网络言论表达自由的审查监管, 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 所以政府进行制约和规范是次要的、是辅助的, 政府对言论表达自由的任何限制都必须合法合理地进行。

参考文献

[1]黄学贤, 吴菲.“服务型政府”理念下新型行政行为的主要类型[J].东方法学, 2012, (4) :60-69.

[2]杨明.互联网审查:信息监管与表达自由该如何平衡?[J].人民政协报, 2012, (7) .

刍议网络时代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制 篇4

摘 要：现代社会的法律秩序要求言论应该在适当的场合以适当的方式表达出来。虽然互联网并未带来全新的言论自由问题，但因其负向价值给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造成的严重损害迫使政府不得不对网络言论自由进行合理的规制。鉴于国外涉及互联网之流弊的立法治理模式已较为成熟，中国立法模式的选择有必要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基础上结合实际，以明确言论规制的原则，并在时机成熟时提高立法层级，构建全面、系统的互联网络言论自由法律规制体系。

关键词：言论自由；网络言论自由；法律规制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6-0129-03

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急速发展的今天，言论空间的扩展使得思想的表达得到了极大程度的自由化。与此同时，公民对言论自由的要求与网络环境有序发展之间的矛盾变得尖锐起来，近几年来，网络频发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秩序、侵犯个人权利的恶性事件，但我国现行立法对网络言论自由的规制却总是雷声大雨点小。随着我国网络语言的日益复杂化和多元化，言论自由突破权利行使边界的问题愈加严重，进一步完善立法，对其进行合理规制已迫在眉睫。

一、网络言论自由的界定

关于言论自由的界定，狭义说认为，言论自由是表达自由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与出版自由、艺术表现自由共同组成了表达自由的内涵和外延，在表现形式上也局限于口头方式。有学者就将言论自由归纳为公民以口语的形式，在法律规定或认可的前提下，公开发表意见、交流思想、传播信息、教授知识等而不受干涉、约束或惩罚的自由[1]。广义说则将言论自由扩展到绘画、摄影、影视、音乐等艺术表现自由，言论自由仅与出版自由相区别。我国宪法对于言论自由的规定也表明其应取广义之义，不仅如此，书面形式及以数字化形式表现的“网络跟帖”、“公共论坛讨论”等也应当被纳入言论自由的范畴，这是符合宪法的立法原意的。基于此，言论自由应理解为公民以口头、书面或其他方式不受时间、地点、内容、环境的约束自主发表对政治或一般公共事务的讨论、演说及公开传播理论。

学术界对网络言论自由没有统一的定论，一方面因为宪法对言论自由的规定本身就比较含糊，另一方面，网络言论的主体、表达方式等本来就与传统媒介存在差异。基于此，有学者将网络言论初步定义为网络主体通过互联网运用各种网络工具以各种语言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的自由[2]。可以说，网络言论自由并没有突破传统意义上的理解，它与言论自由只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因此，网络言论自由可定义为借助计算机网络，在网络中对政治或一般公共事务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

二、规制网络言论自由的原因

（一）危害国家安全

从宪法第53、54条的规定来看，公民在行使言论自由权利时必须履行两项对国家负担的义务，即保守国家秘密及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当国家正遭受政治、军事威胁时，对违反以上两项义务的言论进行限制是必要的、合理的。通过传统媒介发布煽动性或泄密性言论在严密的审核制度控制下得到了有效遏制，但这对网络言论内容的控制并不适用。网络在国与国之间的边境线却不那么明显，如果一个人的技术足以达到，即使本国的法律对网络言论自由权利的行使做出了严格限定，他仍然可以将这些言论上载到其他法律规定相对宽松的国家的服务器上，供全世界的人浏览。近年来发生的“法轮功”组织等利用国际网络四处煽动危害国家稳定的言论，不仅损害了国家利益，对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也是一个巨大威胁。

（二）践踏公共道德

受时间、地域、文化的限制，公民对公共道德的理解差异极大，没有普遍适用的共同标准，即便如此，某些违背公共道德的行为是得到国际公认的。在网络环境下，集中体现在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上，例如各国几乎都有关于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色情或淫秽图片、电影、音频文件，播出带有暴力内容的网络电视节目等的规定。在中国，虽然为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不良信息的毒害”而采取了实名制认证的措施，但也仅局限在某些规模化的正规网络经营公司，大量色情网站的存在和采用自动登录方式在许多情况下会将未成年人不加区别地作为其服务的对象，某些犯罪分子甚至通过互联网向未成年人传送暴力色情图片，或是通过电子邮件，即时聊天软件说服他们做出性行为，在给涉世未深的青少年身心健康造成伤害的同时也是对公共道德的公然践踏。

（三）激化社会矛盾

超文本链接与匿名通信使得公民的言论自由得到极大程度提升，当言论通过数字化的处理，由一个IP地址以字节的形式急速传播到另一个IP地址时，法律是很难主动准确找出言论制造者的，公民不需要担心言论的失当而侵害他人权利为自身带来的“灾祸”。在匿名制得到法律“宽容”的中国，公民在网络公共讨论中更倾向于发表随性、即兴的言论，这种不审慎的态度使得网络言论片面性、欺骗性、缺乏理性的特征凸显。近年来，一些为他人发帖、回帖造势的“网络水军”活跃于网络中，他们受雇于某网络公关公司，按照指示发表评论。例如“网络水军”在继各大报纸大篇幅曝光鱼油市场混乱的现象后，大肆宣传藻油DHA安全性更高，并精心策划、组织了轰动一时的“万人签名拒绝鱼油DNA”签名运动，新华网曾刊登文章痛批“网络水军”就是“网络黑社会”。由此可见，不明真相的普通网民在此类事件中容易受到误导，失去正确判断的能力，甚至产生愤懑的情绪，以更为激动的言辞或行动对受害者造成伤害。

（四）侵害公民权利

名誉权、隐私权、荣誉权等都是宪法赋予公民享有的权利，这就要求公民在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同时应当尊重他们的名誉、隐私及荣誉，不得为谋取私利置其于不顾。言论自由的实现效果受公民知识文化水平及知情状况的影响较大，这也使得公民发表的言论在不经意间就会被冠上“侵权”的名号。网络构建的虚拟世界本来就危机四伏，别有用心或非理性的言论容易引发恶性事件，对网络言论的事前审查、事中监督与事后救济规定不完备的现状使得侵权问题层出不穷。近来频发的“网络诽谤”、“人肉搜索”事件使得对网络言论自由进行规制的呼声越来越高。

三、我国网络言论自由的立法现状

虽然网络的发展日新月异，但中国从2005年起才按照互联网管理机构分工的原则出台了一系列新法规，可以说互联网规制基本制度才开始形成。首先，《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直接明确规定网络言论内容的核心管理内容，如含有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等九项内容的信息。可见，对言论内容的规制还停留在归纳总结的层面上，并没有形成合理的判断标准。而《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均是在前述法规、部门规章的基础上新增了管理内容项。这些规范存在立法层级过低，以管理的角度限制网络言论自由、滞后性较强的问题。其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互联网管理工作意见》的“红头文件”更是直接对非法信息确定了标准。这样的文件虽不是法规，实际影响力却胜似法规。整体上，中国的立法还停留在对互联网内容的管理上，而且管理针对的是具体法条规定中所列举的内容，法律规章的规制内容也存在大量的重复交叉，部分条文甚至相互冲突，降低了立法品质[3]。带有明显滞后性的立法使得对网络言论自由的规制往往收效甚微。

中国法律对网络言论的表达提出了较为严格的要求，政府也相应采取了各种专项整治行动，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打击“带有危害性”的言论，以保证政府所倡导和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规章能够在现实中得到全面贯彻、实施。但对互联网上自由流动的信息进行越来越严格的限制的同时，是否会损害原本就先天发育不良的言论环境和言论保护机制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了[4]。201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意味着中国全面进入了“网络实名制”的时代，但这是否能真正达到规制言论自由，规范互联网行为的目的呢？韩国是“网络实名制”的全球先行者，却已明确表示从2012年起逐步废除已经实施了四年多的互联网实名制，这也意味着网络实名制在韩国失败了。“在批评网络实名制的众多原因中，有一条贯穿始终：网络实名制扼杀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使对政府的批评成为沉默的声音。”[5]因此，韩国的实践经验正如一面镜子，映照出“决定”能实行多久，起到怎样的效果。基于中国的立法现状，很有必要把目光转向国外，探求更合理的规制之道。

四、我国网络言论自由的立法模式选择

（一）确立网络言论规制的基本原则

保护言论自由权利的实现是尊重人权的表现，需要限制性原则予以明确，因为权利的限制是为了更好地对公民的权利进行保护[6]。对网络言论自由的规制必须满足两个前提，其一，在立法时要做到谨慎定夺，以避免对言论予以过多的限制，阻碍思想的表达、意识的交流；其二，如果公共利益或其他利益有更迫切的需要，在对网络言论自由进行规制的同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1.合法性原则。也可叫作法律规定明确性原则，它是指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必须根据法律做出的明确规定，这里的法律是指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合法性原则禁止法律规定模糊、限制过宽，反之，规定的内容应该是“可获知”和“可预见”的。“可获知”是指一般人可以获知法律规定的内容，“可预见”是指拥有一般认知水平的人能够理解条文含义，清楚地知道行为的后果，另外，法律还要为“防止任意干涉提供保障”，即法律赋予公权力机关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受到约束。

2.比较衡量原则。该原则首先在1941年美国“布里奇斯诉加州案”中被提出，它要求在处理相互冲突的利益时，法官需要运用自由裁量权对各种利益进行比较、权衡，以判断出何种利益应受到保护，则其他对抗利益就要受到限制。它的实用性特点使得法官可以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选择当前更应保护的利益，但法律效果的好坏受法官的背景、偏好、认知水平限制较大。如果法官的素质较差或对法律条文理解有偏差，的确有碍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实现。因此，该原则在某种利益绝对优先的情况下才能绝对适用。

3.公共利益原则。日本国民喜称公共福利为公共福祉，在日本宪法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即国民不得滥用宪法保障的自由与权利，而应经常负起用以增进公共福祉的责任。由此可见，公共福祉意指“共同拥有社会生活的众人共有的生存发展的利益”。即将公共利益归为个人利益的集合，是调整人权相互间冲突的实质性的公平原理，如保护生态环境、遏制恶性疾病的蔓延、维护消费者权益等等。不管怎样，确立该原则的意图在于要求公民在行使言论自由权利时应自觉维护公共利益，不得发表违背公共利益的言论。

（二）构建网络言论自由的合理法律体系

鉴于我国对互联网言论的规制的立法层级较低、立法品质不高的现状，有必要在时机成熟时制定专门的《网络通信法》。当然，须注意几个问题：其一，不能将本属于部门法调整的行为因含有言论因素而全部强行纳入宪法的视域之中，也不能只关注部门法而忽视宪法的调整作用；其二，当网络言论自由的价值与其他价值冲突时，谁才是最迫切需要保护的，这种价值位阶的考量需要部门法规定来确立一个相对合理的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机械地适用法律；其三，公民在网络上发表的言论如果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更应该通过宪法来调整，除此之外，网络言论应当通过部门法规范的检验之后再上升到宪法层面来调整。具体来说，可以从三个方面对网络言论自由进行规制。

1.网络言论的内容规制。我国立法必须转变列举禁载内容的观念，将“事先过滤”与“事后惩罚”结合起来。具体而言，“事先过滤”是将带有明显危害国家安全、公共秩序以及公共道德的不当用语由特定机构通过网络技术措施将其过滤，阻却其传播路径。“事后惩罚”是指言论发表后，对违反相关规定的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商施加的法律限制，包括刑事惩罚及民事、行政责任。经过两道法律防线的层层拦截，能为公民行使言论自由权提供一个参考标准，让那些无法通过自己独立的内在经验感受到心灵的呼声和善的力量的人，那些不能亲自为自己的欲望找到自然法界限的人，都将通过他律性社会划界而了解到这些界限[7]。

2.网络言论的对象规制。对象限制主要是针对互联网传播媒体面对的特殊受众，这个群体在我国被称为未成年人。1999年颁行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通信、计算机网络等方式提供前款规定的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及其信息。此外，在《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中也明确规定不得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这些条文都是基于防止未成年人获得带有淫秽、色情等内容的信息，但“实名制”在各国遭遇的尴尬境地也提醒中国政府应重视对网站的分类、评级，实行“互联网分级制度”，将监管的主动权移交给家长，并为他们提供易理解、易操作的判断标准。

3.网络言论的其他规制。对网络言论自由限制的正当理由可以是保护公民名誉权、隐私权、荣誉权等，而明确它们与言论自由的界限也是一种规制方式。鉴于此，可以参照国外司法实践中解决权利冲突的规则。如美国处理言论侵犯名誉权的实际恶意规则。美国联邦法院对1962年发生的《纽约时报》诉苏立文案的最后判决明确声明公职人物除非能“明白无误地和令人信服地”证明有关陈述带有恶意，否则不能因为与其公职有关的诽谤性不实言论获得补偿。恶意的标准是明知这种言论存在谬误，而执意或不加阻拦地使其公之于众。在之后发生的格茨诉罗伯特·韦尔奇案、《时代》周刊公司诉费尔通等判例中，实际恶意规则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公众人物。因为相比普通人，官员、公众人物更容易利用媒体澄清事实真相，而当个人的名誉权遭受侵害，其寻求自我救济的途径是非常有限的，这也要求法律予以更高层面的保护。该规则促使了公职人员和公众人物在公众场合谨言慎行，特别是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言论，其功能是排斥少数人利用特权对公民民主监督进行过度干预。但须注意的是，实际恶意原则保护的言论是针对公职行为的，一切与公职人员（公众人物）的私生活有关的言论被排除在外；对于私人来说，举证责任并未倒置，原告只需证明新闻媒体存在过错即可[8]。

言论自由虽然是受到宪法保障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众多先哲的理论和经验都在告诉我们，权利的行使是有边界的。“只要不违反公正的法律，那么人人都有完全的自由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如是说。因此，“公正的法律”即是为网络言论自由构建的合理法律规制评价体系。国外对网络言论自由的规制已颇具经验，对规制对象、内容、方式等方面都做出了较为细致的规定。但将视角转向国内，统观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制现状，立法层级过低、规定滞后性明显、法条之间相互冲突与专项整治行动频繁等问题却显示出对网络言论自由规制还任重而道远。鉴于此，政府必须严肃对待网络言论自由问题，在划定自由的边界时审慎定夺，确立规制原则，即从明确的法律规定内容、权衡各方利益以及维护公共利益三原则出发确定网络言论自由的维度。此外，制定专门的法律保障网络言论自由也很有必要，具体来说，即参详国外成功立法体例，依照网络言论规制对象、规制内容及其他规制方面三个层次制定科学的法律评价体系。

参考文献：

[1]甄树青.论表达自由[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1.

[2]邱兴咏，李咏.公民言论自由权的司法保护——基于“黄静”案探析网络言论自由权[J].法制与社会，2009：140.

[3]李永刚.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督[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9.

[4]王四新.网络空间的表达自由[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406.

[5]南方日报官方网站.网络实名制的全球先行者，韩国为什么会失败？[EB/OL].http：//news.nfdaily.cn/content/2012-12/23/content_60691672.htm.

[6]周绪阳.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制[J].今日南国，2009，（7）：155.

[7][俄]伊·亚·伊林.法律意识的实质[M].徐晓晴，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48.

网络言论的自由边界 篇5

在姜某自杀后其姐将其博客打开, 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报道:某某刊登了《从24楼跳下自杀的MM最后的日记》专题。在该专题中, 某某将王某的姓名、照片、住址、工作单位等身份信息全部披露。同时, 姜某的大学同学张某某在其注册的网站上刊登了《哀莫大于心死》等文章;某某有限公司注册管理的社区网出现了《大家好, 我是姜某的姐姐》一帖等。

之后, 王某被许多网友谩骂, 甚至有网友跑到其工作单位或者父母家里去骚扰, 恐吓他, 严重影响了王某的正常生活、工作, 于是王某将以上三家网站起诉至法院, 索赔工资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公证费用等, 这是首次将“人肉搜索”和“网络暴力”推向司法领域, 因此催生出了“中国人肉搜索第一案”。

此后针对虐猫事件中残忍的网络美女嫌疑人, “功夫少女”事件的幕后黑手等, 网友们也是利用人肉搜索的方式进行追查, 体现了“团结就是力量”, 将这些不道德甚至违法的人们披露出来, 接受人们的谴责。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权。但是自由是建立在合法和秩序的基础上的, 而不是无限的自由, 否则社会就会动乱, 秩序得不到维持, 反而没有自由可言, 就像前面提到的案例所言, 如果网民的人肉搜索以及发布信息的行为都是言论自由权利行使的方式的话, 那么王某的隐私权就得不到保障, 甚至说名誉权也遭受了损失, 而无法得到弥补。

许多法律学者认为像文章前面的案件中, 王某的具体资料是他的妻子发布到了网上, 然后由其妻的姐姐通过打开密码的方式将资料公之于众, 也就是说以上三家网站得到的信息是每个上网者都可以自己看到的信息, 只不过被他们集中在一起加以报道而已, 所以笔者认为三家网站的行为并没有侵害到王某的隐私权。

但是笔者认为无论在这个个案中还是其他事例中, “人肉搜索”都影响到了他人的隐私权, 因为我国民法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 法律保护个人的私人信息、活动以及空间不受非法侵犯, 同理网络上的个人隐私也受到法律的保护, 公民行使自己言论自由权利时必须以不侵害他人合法权利为前提, 避免因自己的不当行为造成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名誉权的不良后果。

至于“隐私”权如何释义, 笔者认为, 所谓的隐私权, 应当主要由当事人自己认定, 只要是当事人不愿意在大范围内公开的信息都算“隐私”, 如果当事人自愿或者他人得到当事人许可而公布在网上, 任何人都能搜索到的, 就不能算“隐私”, 同时如果这些信息在网上要通过授权或者特殊技术才能查看到也应算为侵犯“隐私”。另外, 网民将网下小范围内知晓的他人个人信息公布在网上, 这也算是侵犯个人隐私, 而其他网民或者网站明知或者应当知道这些个人信息并非本人自愿公布的而进行转载, 也应当视为侵犯隐私。

言论的自由首先要建立在保护他人隐私权的基础上, 从法理上来讲, 言论自由权和隐私权属同一位阶, 因此, 不能偏颇某一方, 而忽视另一方, 两者需要达到一个平衡点。

由于人肉搜索经常是某个网友发动当事人周边的人来公布个人信息, 然后一级级的把当事人找出来的行为模式, 这就表明当事人的资料并不是当事人自愿公布到网络上去的, 侵犯到了当事人的隐私权, 如果只顾及到网民的言论自由的话, 就会有失公平, 维护了网民言论自由的同时, 侵害了他人的隐私权。

此外, 在所谓的网友行使言论自由的情况下, 人肉搜索有时也侵犯了当事人的名誉权, 因为有时很多事情的真相也许并不是之前发布信息的人所说的那样, 有可能是对他人的诽谤行为, 如果网友相应发布者的号召, 人肉搜索所谓的当事人, 不仅泄露了他人的详细资料, 侵犯到了他人的名誉权, 更有甚者, 也许会与发布者一起构成对他人的诽谤行为。

目前人肉搜索带来的最大的负面影响是这一行为不再局限。

因此, 综上所述, “人肉搜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公民行使监督权、批评权、言论自由的体现, 由于法律也具有片面性, 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 那么对待涉嫌违法、违纪或者道德上存在严重问题的人或事件, 网友们通过将当事人的相关信息公布在网上, 由网民们在网络上进行讨论批判, 能够对当事人起到一定的精神惩戒的作用, 也预防他再次做出这样的错误行为, 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环境的和谐, 让当事人从他人的语言中得到教育, 从内心里去想要改正, 如果行使得当, 也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但是, 这种监督与批评不能过当, 否则就可能侵犯他人的名誉权、隐私权。

参考文献

[1]徐源.网络舆论暴力的意识形态解析—由“人肉搜索”引发的些许思考[J].公共管理, 2009 (03) .

[2]季卫东.美国言论自由的历史与现实[A].清华法学[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362.

[3][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7:83.

[4][美]欧文·M·费斯.言论自由的反讽[M].3版.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5.

[5]邢璐.德国网络言论自由保护与立法规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德国研究.2006 (03) .

[6]龙显雷.谈美国宪政下的言论自由—“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的历史分[J].法商研究, 1997 (02) .

[7]程洁.美国言论自由的限度[J].环球法律评论, 2009 (03) .

论网络言论自由规制的必要性 篇6

对网络言论的法律规制不能敷衍了事, 要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上。全面落实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制。

1、网络言论自由的弊端分析

首先, 从权利滥用角度看, 由于网络言论自由的匿名性, 开放性, 迅捷性, 交互性等特点, 极易被一些人利用, 从而造成对名誉权, 隐私权等权利的侵害。再加上网络空间的无限扩展, 这种负面影响的破坏力是非常大的。比如,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 网络上很快出现了一则消息, 在上海、北京等地有强烈余震。这则消息迅速传遍全国, 引起了巨大恐慌。尽管国家地震局迅速反应, 在网络上进行了辟谣, 但惊魂未定的民众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许多人很晚都不敢回家睡觉, 甚至整夜不眠。这不仅是侵害了私人利益, 而且已经对公共利益造成了威胁, 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其次, 从法律规制角度看, 网络言论自由给法律规制带来挑战。一是网络的“交互性”特点决定了网络信息的交换中, 网络使用者可以掌握信息交换的主动权, 这就为网络上的不良信息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二是网络言论是集文字、声音、图片、影片等于一体的新型媒介, 有复杂的载体, 以往的法律对出版, 广播、电视等领域的言论自由所实行的规制的严格程度是不一样的, 因此, 我们不能将以前的法律规制手段机械套用于网络。三是在网络环境下, 限制言论自由不仅需要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 更需要技术上的支持。网络具有发散性, 一旦信息经过网络传播, 速度之快, 在现行技术条件下, 对其进行控制还很有难度。而且, 相应的法律规范的缺位已不适应网络言论自由的现实。传统的言论自由限制理论是为调整现实关系中的权利问题而建立的, 无法适用于因特网空间中出现的言论自由问题。

2、我国对网络言论自由的规制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网络日益普及, 我国网民的数不断激增, 已达3.38亿。这既给我国公民行使言论自由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也给言论自由的保障和正确规范带来了难题。虽然我国自1996年以来, 已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有关计算机及国际互联网络的法规、部门规章或条例, 如《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中国公共计算机互联网国际联网管理办法》和《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出入口信道管理办法》等, 但都没有对网络言论自由作出相应的规范。再次, 我国对传统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制本来就十分欠缺, 在网络环境下的言论自由法律规制就显得更为无力。

3、我国应采取的对策

3.1、完善网络立法。

我国虽已初步建立起了以宪法、国家安全法、国家保密法、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电子出版物管理暂行规定等有关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体系, 但多是原则性的规定, 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网络言论自由行使的方式、界限、责任及法律后果等。其次还应加强专门针对信息自由、隐私权保护、网络信息规范等方面的立法。我国在立法中还应当借鉴外国有关立法的成果, 加快对网络环境安全的立法, 确实保障网民言论自由, 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

3.2、要注重尤其要规范网络服务商的责任, 服务商应加强行业自律。

由于当前网络技术的不完善, 想追究大量匿名的网络言论发布者的责任相当困难。但是, 提供发布这些言论平台的网络服务商却非常清楚, 并且这些服务商有义务保证在自己网站上发布的信息合法、不与社会公共道德相抵触。尤其像各种网络论坛, 博客的版主更应当注意及时删除各种违法和不道德的发言。如果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 服务商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3.3、加强网络技术的发展。

在网络环境下, 限制言论自由不仅需要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 更需要技术上的支持。即不仅依靠法律, 而且注重发挥技术及用户控制对规范网络的作用。提高网络技术对完善网络言论自由的控制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基于上述网络言论自由的隐蔽性、开放性、迅捷性、交互性等特点, 加强网络技术的发展, 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网络带来的不利影响, 对于隐私权、名誉权、和非法信息、确定匿名发言者等问题可以通过网络技术手段解决。

3.4、强化公民意识。

面对虚无缥缈的虚拟世界, 如果网民没有树立其网络职业道德, 那么利用强势他律对其进行责任追究是十分困难的。所以, 对网民的网络舆论进行合理的引导, 倡导文明上网、文明言论、文明交流是规范网络言论自由最为成效的良策。只有公民自我意识的提高, 社会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氛围, 才能节省言论自由保护和规制的社会成本。

参考文献

[1]张新宝, 《互联网上的侵权问题研究》, 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2]甄树青《, 论表达自由》,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版。

[3]杜承铭, 《论表达自由》, 中国法学, 2001年第3期。

网络言论的自由边界 篇7

一、媒介存在的真正价值是什么?

传播的自由是为了推进民主进程、为了人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机会。资产阶级革命把控制在封建贵族精英手中的话语权扩大到了更为广大的拥有资产者手中,“平等、自由、民主”的精神随着资本在社会延伸的触角到达它能存在的每个角落,这是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形态发展所带来的必然进步。大众媒介的时代也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进步,于19世纪30年代随着廉价报纸的出现而到来。媒介发展到大众化时代,与以往任何社会制度、时代阶段相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进入了最为平民化的时代,是政治民主进步的表现。因而,现代媒介最根本、最终的目的应是为了使人类社会生活的主体——为数最多的“大众”——生活得更加美好、和谐而努力。

网络使得海量信息的交流成为现实,它的传播模式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媒介中传者和受者的地位,强大的互动性和即时性,使得人人都可以自由发布信息、传播信息,但如果这种言论表达和传播的自由严重影响许多人的正常生活并使之造成极其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的话,那么,这样的自由就是缺乏道德的自由。

二、“艳照门”传播的言论自由和不自由

1、娱乐的应有之义被曲解,言论自由泛滥终成不自由

大众传播媒介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提供娱乐、服务生活。网络传播媒体的传播更是离不开娱乐新闻的参与。但娱乐的本意是为了使人获得愉悦,且这种愉悦应该是单纯的精神的放松和享受。新鲜的娱乐资讯受人欢迎,网络受众愿意点击浏览并进行二级传播。但一味追求娱乐的兴奋点,恶意散播大量明星艺人的不雅照片,从使用与满足的角度来讲,仅仅是满足了个人的低俗趣味和社会大众的窥私欲。其目的不是单纯为了达到娱乐的精神愉悦功能,而是一次集体审丑的兴奋以及之后的索然无味。照片制造者(陈冠希)“自由”拍摄,传播者(犯罪嫌疑人)“自由”上传公共网络空间,网络受众“自由”下载传播,极大的“自由”用来传播的却是一起非正常的审美事件,造成牵扯众多的不自由事件。当个人隐私未能受到妥善保护、传播者法律和道德意识缺失,空前“哗众取宠”带来的很可能就是之后的种种言论和行为的不自由。

2、泛性化带来媒介道德的沦丧

“现代大众媒介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对于性进行直接的批露。性的开放本来是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的象征,也是人格需求残缺的一种弥补,没有性的社会可以看作封闭的社会,但是把他作为一种极端化的处理,就会在实际中出现泛性化的趋势。”(1)

网络正因为具备了视听一体的技术优势,其传播的形象性使得各种事件“所见即所得”。艳照传播以及相关事件的热烈炒作,使得一个香港娱乐圈的性丑闻事件在亚洲甚至更广范围内造成轰动效应。传播速度之广、涉及人群之大,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全民参与”。但是这样的言论自由造福的仅仅是乐于八卦的成年人。不加约束的网络丑闻传播图的也只能是特定年龄层的“一时快意”,但却造成了很多令人忧心的后果。正如马尔库塞在《单面人》中所言:爱欲体验还原为体验和性满足,媒介的道德伦理开始缺失。

(1)不利于青少年甚至低幼网民的身心健康

传播艳照者及不断渲染、炒作该事件的媒体,根本没有考虑数量众多的未成年人的心理接受能力和适应程度。青少年乃至儿童模仿能力极强、但分辨、自制能力却不如成年人,很多小网民有意无意之中观看了数量巨大的不雅照片,使得本在正确引导下成长的身体、生理、知识、教育体系被打乱,偶像明星的示范更易使孩子过早畸形地性成熟,进而可能造成十分恶劣的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大人的言论自由”污染的是孩子健康成长所需的干净空气。而家长们普遍支持政府部门对于低俗裸露传播内容加强监管。广电总局叫停低俗节目,获得96.4%的民意支持。(2)

(2)传统媒体严格把关,努力消除“艳照门”的不良影响

艳照门涉及的女艺人众多,正因为其知名度和影响力非同一般,因此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更加引人注意。传统媒体和相关管理部门对卷入“艳照门”的艺人的节目都保持慎重态度。如,央视三套《同一首歌》栏目表示不会邀请涉及“艳照门”的明星上节目,“张柏芝的广告被停了,阿娇演的《梅兰芳》听说也要被删戏,这些都表明广电总局不希望这些明星的形象出现在荧屏上,我们是央视的节目,要对观众负责。”(3)传统媒体的权威性使得他们的自律性更强,相对而言,网络传播的正常秩序和自律更引人深思。

三、网络传播应“言之有度,言之有德”

拉扎斯菲尔德和罗伯特·默顿于1948年合著的《大众传播的社会作用》一书曾提到大众媒介的负面影响:“大众媒介是一种既可以为善服务,又可以为恶服务的强调工具,而总的来说,如果不加适当的控制,它为恶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我们在利用大众新闻为媒体争取更多的民主自由权利的同时是否以警觉清醒的态度来审视传播媒介自身呢?尤其是当大众掌握了网络这种最有传播力度的媒体工具的时候。

互联网设计者的初衷是资源共享和信息的自由流动,这也是网络传播最主要的发展方向,如果对其进行过于严格的言论控制,只会违反网络互联的初衷,在技术和人力上以及民主进程的技术发展上都存在困难,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大禹治水,堵不如疏。作为负责任的政府,正确的引导和疏通必不可少,但众多网络传播主体更应加强道德自律,正如追求网络资源的极大共享的自由是网民信仰的初衷一样,在网络传播中善于辨别真善美和假恶丑,使每一个网民和网络组织成为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传播主体。

约斯特在他的《新闻学原理》一书中提到:如果把新闻事业比作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的话,那么,欲望是它前进的动力,而伦理道德则是火车运行的双轨,确保它正确的方向而免于出轨的危险。网络传播正如这辆高速行驶的火车,“艳照门”事件传播得越快、范围越广,人性道德的缺失就越加凸显,造成的恶劣影响甚至难以估量,而只有“对生命的关爱与尊重”才是网络传播的最根本的态度和终极目的。

摘要：网络传播因其即时性和技术的便利性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媒体中传播者的强势地位,使得现代社会中“言论自由”的尺度更加宽泛,网民迎来了“人人平等”、“大众狂欢”的时代。但网络传播的随意性也使得其不可控因素增加,网络传播中道德界限模糊,言论自由和媒介道德的博弈研究成为网络传播的重要议题。“艳照门”事件中明星丑闻照片初期的迅速传播和其后相关部门的大力干预,不能不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反思。本文认为,建立在对人类生命的关爱和尊重的基础上的言论自由才会使网络真正成为造福民主和大众的传播媒体。

关键词：艳照门,言论自由,媒介道德,网络传播

参考文献

[1]、王四新:《裸照门事件为什么能愈演愈烈》,中华传媒网2008.2.20

[2]、《广电总局重申禁止制播色情电影禁播强奸露点等》中国新闻网,2007.12.30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

网络言论的自由边界 篇8

微博版权和网络言论自由权两者之间存在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

( 一) 部分剥夺

不同的权利主体就各自的权利主张发生争执, 权利客体的保护范围不确定。会产生两个问题:

1、微博版权人不同意微博的转载转发。受版权保护的微博作品已经受到法律的保护, 具有法律属性了。受到法律保护的微博作品便意味着它具有著作权法规定的所有权利, 如转载、转发受版权保护的微博作品要经版权人同意, 并支付相应的许可费。这就说明在此种情况之下, 不存在用别人的东西表达自己的言论的权利。2、思想内容不能重复由不同的人表达。鉴于有些微博主发表的心情日志、图片文摘是给予更多的人快乐, 发表这些的东西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 在更大的一个平台上传播, 由于微博版权的限制性保护, 不能随意转载转发, 是不是会使得微博用户本来的意思扭曲, 而只是遵从法律的概括性保护的特点, 这不单单是单纯的限制转发转载者的网络言论自由权, 也是对微博作品版权人的网络言论自由权的限制。

( 二) 整体剥夺

微博版权人明确声明禁止任何人以任何不合法的形式复制、转发转载自己的微博, 那么版权人已经从法律方式上剥夺了其他人分享自己的微博作品的权利, 但是微博版权人命令禁止复制、转发转载微博, 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就是在剥夺每个公民都享有的集体权利———网络言论自由权。2012 年底,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从立法上保障了公民的网络言论自由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其他任何法律的制定都是建立在不违背宪法的基础上的, 网络言论自由权是一种绝对权, 他排除微博版权这种私有权利。

二、微博版权和网络言论自由权两者之间冲突的协调

( 一) 将微博版权与网络言论自由权所带来的利益共享, 实现双赢, 解决两种权利之间部分剥夺的问题

首先, 我们要明确著作权法保护的主体, 著作权法保护的不是作者的思想内容, 而是思想内容的表达, 但是鉴于这种思想是不受到法律的保护的, 尽管可能先有想法, 但是鉴于没有通过法律途径申请权利保护, 在法律上也无法产生对抗他人先申请的效果。法律可以保护以有形方式表达的版权, 对于微博作品同样不得随意转发、转载他人已拥有版权的作品, 因为转载转发此类作品已经侵犯了微博博主的版权。

其次还要尊重微博版权拥有者的想法, 从微博网络客户端这边入手, 可以签署一系列的用户协议, 明确规定哪些作品可以转载转发, 哪些作品可以复制。如果在注册协议里有明确规定, 言论自由虽然保证的任何形式的话语权, 但是对于违反法律的话语权, 言论自由却不能保证。微博博主若明确强调自己作品的原创性, 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其作品。后续微博主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转发、转载作品。

最后,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 平衡言论自由权和保护微博版权的冲突, 现在很多微博平台如新浪、搜狐、腾讯等已经开始实现微博实名验证, 必须使用真实的姓名才能登记注册微博, 微博服务平台也能掌握真实的用户信息, 逐步抑制网络匿名性和微博匿名性带来的影响。既保障了微博版权, 又保障了网络言论自由权。

( 二) 实现微博版权与网络言论自由权利益平衡, 以解决两种权利之间整体剥夺的问题

版权法制度的创设主要是为了保护智力创造者的专有权利, 微博版权也是为了保护微博版权人的物质和精神利益。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一条就规定: “为了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 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 鼓励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创播, 促进社会注意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依据宪法规定本法。”这也是以保护创作者的权利为先, 再规范使用者利用权利的行为, 以确保创造者利益与社会集体权益的平衡。但是国际上的很多规章和协定, 如《世界人权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条约》等均是首先规定的社会大众可以分享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社会福利, 微博作品的产生也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引发的电子技术变革, 可以使人们更加快速、便捷的发表生活见解, 然后才规定版权、专利和商标等知识产权制度。

为了实际操作中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 如果直接规定一种偏向于微博版权或者是网络言论自由权的法律制度, 势必会引起更多的社会冲突和矛盾, 因此可以依据西方国家的不成文法, 依据实际情况确定将哪种权利作为保护的重点。因此在协调这两种权利的冲突时, 要审时度势, 做出最佳的选择。

参考文献

[1]王渊.现代知识产权与人权冲突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40-48, 143-145.

[2]姜颖, 穆颖.涉微博著作权问题研究[J].知识产权, 2013 (6) .

[3]闫斌.网络言论自由权宪政价值初探[J].政法探索:理论月刊, 2013 (4) .

网络言论的自由边界 篇9

本来, 边界是现代科学的产物, 它能通过分类确定范围及标准。可是在当今关于新媒体编辑传播中, 我们碰到了边界模糊现象, 似乎很难一概而论。这就要求我们要弭清迷思, 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 看清新闻事件极其传播的本质, 在根本上找到最终的言论边界。

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白岩松曾在一次公众论坛上表示:“做一个假设, 如果一场足球赛取消边界, 所有的球员都可以自由奔跑, 那么到最后, 一定是裁判找不到球员, 观众不知道在哪里能看比赛。自由永远和规矩相辅相成。”白岩松认为, 编辑记者如果放任了自己对边界的理解, 触碰了良心和法律的边界, 其言论边界就会变成自己的囚牢。

传统媒体编辑受到新媒体的冲击, 往往也希望冲击受众, 其中一些猎奇和不道德的编辑言论是极不可取的, 例如2014年9月6日晚, 央视4套《今日关注》栏目在关于俄罗斯北奥塞梯别斯兰市人质危机的报道中, 滚动播出有奖竞猜信息, 猜测人质危机死亡人数:“俄罗斯人质危机目前共造成多少人死亡?选项:A、402人;B、338人;C、322人;D、302人。答题请直接发短信至:移动用户发答案至×××;联通用户发答案至×××。”此举引起观众的极大愤慨, 不少观众在网上留言指出“传媒应有道德底线, 不应借人质事件发财”。事件引起了外交部、中宣部、广电总局的高度重视。最终《今日关注》两名制片人被免职, 值班编辑被开除。把悲剧当娱乐, 这完全丧失了编辑言论的边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教授以“雾中行走”比喻当下中国编辑记者面对边界时的状态。“现在, 所有的媒体都有复杂的商业运营的任务和要求, 否则无法生存, 在复杂的商业利益中如果没有明确的边界规定, 受到外界的不良侵扰是难以避免的。

在新媒体语境下, 很多传统媒体的编辑记者成为加“V”的博主。由于职业的特殊性, 他们的言论更受瞩目。传统的编辑记者是公众传媒代言人, 但与其在传统媒体工作方式和模式不同, 他在微博中需要用140个字来发布新闻阐述观点, 而字数的限制, 有时会使一些重大新闻的发布存在不清晰不明朗的可能性。在发布微博时, 编辑记者更要牢记自己的言论边界, 因为此时的发言不仅仅代表个人的私人行为, 而是代表媒体的言论。如果有的编辑记者非要把自己的个性凌驾在此之上, 应该重新用普通账户发言, 并且不可以加上所在媒体的认证信息, 即使如此, 也要在法律和道德的框架下进行言论发布。要规范自身微博活动。

而编辑记者的微博发布, 要遵循一些共通的原则:首先, 编辑记者要确认所发布的信息是准确的, 这是新闻真实性的最基本要求;其次在发布一些敏感话题时, 要持有客观的立场, 不可以贴标签, 也不可以煽动网民的情绪, 所发内容要秉持最基本的职业道德。

以上我们谈到了传统媒体的编辑记者在互联网语境冲击下的言论边界, 而对于新媒体或者说自媒体的编辑, 他们的言论边界往往是无边界的, 有的甚至是谣言的炮制者。秦火火就是其中典型代表, 他是利用互联网蓄意制造传播谣言、造谣滋事、恶意侵害他人名誉、非法攫取经济利益的网络推手公司中的一员。通过微博、贴吧、论坛等网络平台, 组织策划并制造传播谣言、蓄意炒作网络事件、恶意诋毁公众人物, 以此达到公司谋利目的。他们对编造“7·23”动车事故政府花2亿元天价赔偿外籍旅客、虚构雷锋生活奢侈细节污蔑道德形象、捏造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拥有日本国籍等一系列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另外, 为使公司获得更多营销利益, 他们使用淫秽手段, 色情包装“中国第一无底限”暴露车模干某某、“干爹为其砸重金炫富”的模特杨某某等, 助其成名, 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秦火火等人所在的自媒体的言论已经完全越过了法律的边界, 结果自然是受到法律的严惩。

而当一些自媒体越过了自身言论边界后, 传统媒体往往因坚守住言论边界, 编辑发布实事求是的信息内容而让受众再次选择接受来自主流媒体的意见。从传统的精英媒体1.0到网络媒体2.0代表的新媒体融合潮流, 再到众声喧哗的自媒体 (3.0) , 急速的变化使得所谓的新媒体边界十分混沌。虽然网络媒体的冲击, 使得一些精英媒体的话语有所失落, 但当一些重大事件发生后, 受众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被假新闻、不实新闻冲击的不胜其扰之后, 又会转而寻求主流权威媒体的信息。例如马航MH370事件。马来西亚航班MH370于3月8日失去联系, 全世界为之揪心。伴随而来的, 是层出迭起的各种传言、谣言和流言:有说奇迹生还, 有传客机坠落, 还有指恐怖袭击……1小时前得到的信息短短1小时后就被证伪。造谣辟谣, 再造谣再辟谣, 新媒体实现了信息的实时更新, 同时也成为谣言滋长的温床。而传统媒体的编辑记者梳理背后的传播路径, 通过现场采访, 专家分析, 建立良性发展的媒介生态和编辑报道平台, 最终将受众吸引到自身的权威发布中来。

受众习惯将现今的网络媒体编辑亲切地称为网络小编, 他们自己也常以“小编”这种颇具低姿态的称谓来称呼自己, 单单从受众对其的称呼中就可以发现网络时代的编辑与传统媒体的编辑的不同, 传统媒体的编辑一般被尊称为“某某大编辑”。这其中虽然是个大与小的称谓的调侃, 但反映出了两点:一是现代网络媒体编辑从业年龄不高, 甚至学历各方面都不及传统媒体的编辑;二是很多网络媒体不具备强大的采访团队, 往往就是一个编辑东摘西抄凑成一条新闻或一个评论, 且他们往往编辑的内容都是娱乐体育等新闻, 分量不如时政要闻那么重, 于是自己自嘲为“小编”也不足为奇。在这种现实语境下, 网络媒体的编辑往往会编发一些猎奇的内容, 或者挑选其中吸引眼球的部分发布, 被网友称为标题党的内容经常来自于网络小编的发布。良性标题有很强的幽默性和娱乐性, 是善意搞笑举动, 一些网友也乐于轻松一笑。但恶性标题党编辑了“性爱”、“暴力”、“罪恶”等字眼, 严重污染版面, 令目睹者触目惊心。

这种情况也经常见于一些小的政府部门的网站, 这些所谓的政府部门官网, 有的形同虚设, 有的甚至弄虚作假。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悬浮照事件。2011年6月16日, 四川凉山自治州会理县政府网站在首页发布的一条题为《会理县高标准建设通乡公路》的新闻中, 使用了合成痕迹明显的照片。在该照片中, 三位县领导“飘浮”在一条公路的上空, 图片说明称这几位领导在“检查新建成的通乡公路”。此新闻一经发布, 立即引起了强烈的讨论, 被称为“悬浮视察照”。事后, 会理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承认, 那张相片确实是县政府网站编辑PS合成的。工作人员表示因为当天没有专业的摄影人员跟去, 拍出来的相片光线不好, 编辑就自作主张PS了。对于这样一些新媒体兴起后应运而生的编辑记者, 他的言论边界的把握不仅仅要靠个人的学习和道德培养, 相关部门也应该对其集中培训学习, 最终通过考核方能任用上岗, 否则, 这些临时上岗的所谓编辑记者的言论给我们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权威性都会带来严重影响。

新媒体的蓬勃发展, 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其特殊性质及传播特点带来的信息传播方式的转变, 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方面的问题。在当今互联网新媒体冲击的语境中, 我们的编辑记者的言论更应该思考道德和法律的边界, 守住七条“底线”, 即仁、义、礼、智、信、廉、耻。没有边界就没有空间, 边界错乱, 最终会影响新闻媒体的发展及人们应有的权利。

参考文献

[1]黄鸣奋.新媒体与西方数码艺术理论[M].学林出版社,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