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组织改革问题

2024-05-23

审判组织改革问题（精选六篇）

审判组织改革问题篇1

1.1 审判组织的含义

在我国的法制语境中, 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2) 狭义的审判组织是指法律规定的、行使审判权的主体, 即人民法院;而广义的审判组织则包括在审判活动中具体作出裁判决定的主体和这些主体所依附的组织构建, 即合议庭、独任庭、审判委员会, 以及为这些组织和构成这些组织的法官提供制度性构架的法院。 (3)

1.2 审判权的特征

1.2.1 审判权的亲历性

亲历性不言而喻是指亲身经历、亲历亲为。与审判权亲历性密切相关的诉讼原则有直接言词原则和集中审理原则。审判权亲历性要求审判组织做到审判合一。

直接言词原则包括两个小原则, 即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 理论上合称直接原则。所谓直接原则, 包括直接审理原则和直接采证原则。所谓言词原则, 是指法庭审理须以口头陈述的方式进行。除法律另有特别规定。凡是未经口头调查之证据, 不得作为定案依据予以采纳。

集中审理原则是指, 法院开庭审理案件, 应在不更换审判人员的条件下连续进行不得中断审理的诉讼原则。

笔者认为, 对于审判权亲历性的概念应当把直接言词原则与集中审理原则综合起来作界定, 具体而言:审判权的亲历性不仅要求一个案件组成一个审判庭进行审理, 每起案件自始至终亦应由同一法庭进行审判, 而且法庭成员不可更换, 法庭成员必须始终在场参加审理, 证据调查必须在法庭成员与控辩双方以及有关诉讼参与人均在场的情况下进行, 证据调查与辩论应在法庭内集中完成, 此外, 法庭审理应不中断地进行, 庭审结束后应迅速作出裁判并予以宣告。

1.2.2 审判权的独立性与中立性

审判权的独立性与中立性可以说是一个事物的正反两个方面, 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的关系。只不过是侧重点不同, 独立侧重于对外关系而言的, 即其相对于其他机关、团体、个人是独立的;而中立则侧重于不偏不倚, 居中裁判。对此我国有学者指出:司法的中立性, 是司法公正的要求。中立性特征, 同样是司法活动的一项基本原则。 (4) 应该说独立性是保障, 中立性是目的, 没有独立性何谈中立性, 审判组织首先要独立于其他组织, 不受其他组织的干涉, 然后才能做到中立于当事人, 不偏不倚, 最终在机构独立和价值中立的前提下, 作出公正的裁判。

1.2.3 审判权的软弱性

汉密尔顿关于司法权的主要理论是: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门应该分立, 司法应独立;在共和体制下, 对人民的自由最大的威胁来自于立法部门;在这三个部门中, 司法部门是最软弱无力而且危害是最少的, 他既不像立法部门那样掌握钱包, 也不像行政部门那样掌握宝剑, 因此, 只要司法部门保持独立, 不为其他任何一个部门所控制, 就能成为人身和财产权利的可靠屏障。

汉密尔顿说:“大凡认真考虑权力分配方案者皆可察觉, 在分权的政府中司法部门既无强制, 又无意志, 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需要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汉密尔顿通过简略的分析进一步得出孟德斯鸠的结论:法院是分立的三权中最弱的一个。“司法部门的软弱必然招致其他两方的侵犯、威胁与影响, ”因此“应要求使其自保, 免收其他两方面的侵犯”。 (5)

2 我国目前现实生活中审判组织运行的现状

2.1 法院对外不独立

2.1.1 来自立法机关的影响

关于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关系, 在我国是很特殊的。我国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 而是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由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最高的国家权利, 由其产生一府两院,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司法机关的司法权是来源于人民代表大会, 因此要受到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 因此司法机关不具有与人民代表大会同等的地位, 而处于低一层次的派生地位。这种制度设计必然要求人民代表大会对法院的监督和领导, 然而监督的界限和范围都没有明确的界限, 也没有规定监督应遵循的程序。正是这一制度设计, 为人大监督法院的个案审判打开了方便之门, 因此许多地方的人大便通过了关于个案监督的地方性法规。但是, 这种监督到底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是个案监督还是一般监督?到底对哪些案件进行监督?监督的具体程序有哪些?这些问题是值得研究的。而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立法机关往往打着“监督”的名义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干预, 对案件享有最终的决定权, 从而架空了法院的终审权, 使其成为凌驾于法院之上的又一个司法机关, 这与司法独立是相悖的, 与法治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2.1.2 来自行政机关的影响

关于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 在我国宪法上有相应的明文规定,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的干涉。但是, 长期以来,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宪法的基本原则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贯彻和落实, 行政机关干预司法机关的审判活动屡有发生。对于司法机关来说, 司法活动只能追求法律效果, 而对于地方行政机关来说, 其更关心的是办案的社会效果。当然,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两者可以兼得, 何乐而不为。但是, 当司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存在矛盾和冲突的时候, 是舍弃法律效果而追求社会效果, 还是舍弃社会效果而追求法律效果, 这里面确实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选择, 面对这样一个选择来说, 司法机关往往倾向于追求司法的法律效果, 而行政机关则更倾向于选择社会效果。如果司法机关能够独立的行使司法权, 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处理案件, 那么就可以保障司法法律效果的实现, 但是在行政权比较强大的情况下, 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就会对司法权造成干预, 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就会牺牲司法的法律效果, 从而追求社会效果。这种情况恰恰是与法治原则背道而驰的。所以, 在很多情况下不是法院愿不愿意按照法律规定对案件进行处理的问题, 而是能不能按照法律规定对案件进行处理的问题。

2.2 法院内部不独立

2.2.1 管理方面:高度行政化

如同任何一个机构一样, 法院内部也不可避免的存在行政管理事务, 不可避免的存在行政权。法院的人权和物权都必须接受行政管理, 否则机构自身无法生存。因此行政权是每一个司法人员都必须高度重视的权力, 而行政权具有扩张性, 对于司法权具有强势, 当行政权与司法权被混在一起, 由同一人员来行使时, 拥有行政权的人会不自觉的利用行政管理上的优势在审判事务上也同样取得优势。这是权力不同性质所致, 并非由于领导人一定是独断霸道的人。在法院, 院长行使对整个法院的行政管理, 庭长行使对整个庭的行政管理权, 组长则负责本组人员的管理。一层层的行政权力, 决定着法官的前途和收入, 拥有司法权的审判人员虽然从理论上是独立的, 但没有人愿意和享有决定晋升、业绩考评甚至是福利待遇的行政权力拥有者对抗。司法权不得不向行政权屈服。正是由于司法权相对于行政权而言具有无法改变的弱势, 因此必须设计一整套的制度来使司法权抵御行政权的扩张, 提高司法权的对抗能力。

2.2.2 审理方面:审判分离, 即审判组织“审而不判”而审委会“判而不审”

审判委员会制度可以说是我国的一大司法特色。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均没有先例。司法理论一般认为, 审判组织形式只有合议制和独任制两种。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对部分案件持有最终决定权的并非承办法官本人或合议庭, 而在审判委员会;而且, 无论其地位还是作用都远远超过合议庭与独任审判员。

审判委员会制度是我国的独创。这种在一个法院内部的最高审判组织的工作方式是开会而不是开庭。会议开始后, 先由承办人员汇报案情, 重点是双方争执的焦点、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等, 说明承办人及合议庭意见, 然后由委员们对各自认为重要的问题进行提问, 承办人给予答复。不是审判委员会委员的业务庭庭长一般也要列席会议。承办人汇报之后庭长对案情做简要说明, 发表个人对案件结果的处理意见。如果委员们意见分歧较大或案件事实需进一步核查, 本次审判委员会便不做决定待以后再议。如果意见一致或绝大多数同意某一种处理意见, 便形成决定。审判委员会有时也会完全改变合议庭的意见而另外做出一种处理结果。审判委员会的决定, 合议庭必须执行。

3 审判组织改革的建议

3.1 提高法院的地位

上面我们也提到, 在我国国家权利的配置当中, 法院的地位最低、权力最弱, 这一情况表现在多个方面, 例如其由人大产生, 接受人大监督, 向人大负责并汇报工作;其财权、人权和物权由行政机关管理, 受行政机关的约束;其在审判业务上又受到上级法院的领导等等。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法院的地位太低, 这不仅表现在上面几个方面, 而且还表现在以下几点:其一, 表现在宪法的结构上。在“国家机构”一章, 共分为七节, 法院被放在最后一节, 而且还放在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之后, 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宪法对法院的不重视, 连宪法对法院都不予以重视, 谁还会看得起法院;其二, 表现在我国《国旗法》中, 在国旗法关于下半旗致哀规定中唯独没有“两高”的首长, 这不得不说是对“两高”首长的鄙视。作为宪法性法律的《国旗法》对最高人民法院都持这种无所谓的态度, 谁还会重视地方各级法院;其三, 表现在行政级别上, 众所周知我国的司法机关要比政府低半级 (通过比较得出来的) , 举个例子: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共和国的首席大法官是副国家级级别, 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总之, 在我国国家机构的安排当中, 法院的地位已经低到了不能再低的地位。如果要使法院独立, 就必须提高法院的地位, 使其与政府平级, 否则无法保障其独立于其他机关, 独立行使审判权。甚至我国已故著名法学家蔡定剑教授都呼吁实现宪法的司法化, 赋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审查权, 以监督行政机关。[6]笔者对此深表赞同。

3.2 法院内部管理去行政化

法院应该是政府中结构最简单的机构, 因为法官其实不应当是“官”, 不需要也不允许管理。因此, 每一个法院内部应管理最小化, 充分保障法官的个人独立。法院要想在内部管理上去行政化, 首先要改革首长负责制, 首长负责制改革的目标是使审判与行政管理相分离。关于改革的措施, 我国有学者主张:法院院长是法院审判权的象征, 因而应当是一种审判职务, 因此可以使用“法院首席法官”这一名称来代替法院院长的称谓。同时, 基于法院内部组织构架中审判职能与行政职能相分离的原则, 作为审判权的代表的法院院长不应再承担任何行政职能, 以免与其审判职能相冲突。 (7) 笔者对此基本赞同。改变法院行政化倾向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可以从法官任免的外部化着手, 使法官具备摆脱行政化的能力和信心。为了使审判人员有能力对抗法院内部的行政干涉, 必须使法官的任免摆脱内部产生机制, 而由外部产生。

另外, 还要取消其他一些制度, 例如指定案件负责人制度、法官的考核与奖惩制度和错案追究制度等一些不合理的制度。

3.3 以审委会的改革为契机, 将审委会附随于合议庭

关于审判委员会的改革走向, 理论界和实务部门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意见, 即“废除论”、“保留论”和“改造调整论”。其中“保留论”是不可取的, 而“废除论”未免又走的太远, 所以, 大多数学者主张“改造调整论”, 也就是说保留审判委员会, 但对审判委员会的组织形式和审判程序进行改造调整, 而且大多数学者的改革途径也是殊途同归, 就是将审判委员会附随于合议庭, 组成一个大的合议庭 (大法庭) , 使审判委员会成为一个依照普通程序审理案件的审判组织, 通过对特别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审理, 发挥其具有较高的审判能力和审判权威的作用。[8]笔者也比较赞同大多数学者的建议, 但在赞同上述观点的同时, 也提出一些自己不成熟的建议: (1) 审判委员会应当改造成为一个临时性机构, 而且人员也不得固定, 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审判委员会对合议庭造成二次干扰; (2) 不得轻易启动大法庭来审理案件, 只有在存在特别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经过大法庭多数成员同意时, 才可启动, 否则, 浪费司法资源; (3) 同级检察院的检察长不得列席; (4) 大法庭内部实行一人一票, 少数服从多数, 以多数意见形成判决, 但是少数意见也必须载入裁决书中。

参考文献

[1]姚莉.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审判组织重构[J].法学研究, 2004 (5) .

[2]范愉.司法制度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3]汉密尔顿, 杰伊, 麦迪逊.译.联邦党人文集[M].程逢如, 等, 商务印书馆, 1997.

[4]蔡定剑.中国宪法司法化路径探索[J].法学研究, 2005 (5) .

[5]杨知文.现代司法目标与中国法院审判组织改革[J].贵州大学学报, 2013, 3 (2) :31.

[6]王国庆, 马海翔.审判组织运行机制改革之探讨[J].法律适用, 2002 (8) .

[7]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平等、公开与责任:审判组织改革的理性思考[J]人民司法, 2006 (7) .

[8]陈冲, 徐进华.现行审判组织改革的思考[J].法制与社会, 2008, 12 (上) .

审判组织改革问题篇2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

编者按：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司法诉讼改革举措中，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处于关键地位，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以审判为中心”要求侦查、起诉和辩护等各诉讼环节都须围绕审判展开，做到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判决结果形成在法庭。与其不相适应的制度设计和工作惯性，均需作出调整和改变。毫无疑问，贯彻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将对防范冤错案件、推进司法公正起到根本保障作用。目前，对于何为“以审判为中心”，如何推进“以审判为中心”，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尚有一些不清晰的认识，本报理论版继上期刊出樊崇义教授的文章后，本期刊发陈光中教授的文章，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深入阐释。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为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提出了一系列司法改革新举措，其中“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特别引人瞩目。

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解读

“以审判为中心”，诉讼理论界前几年已有此提法，也有称之为审判中心主义，是针对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过分看重案卷移送的侦查中心主义倾向而提出来的。《决定》提出的“以审判为中心”，我认为其内涵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指审判在公诉案件刑事诉讼程序中居于中心地位。因为公诉案件的刑事诉讼分为互相联系、先后衔接的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四大阶段。其中，只有经过审判才能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说明审判在实现刑事诉讼的惩罚犯罪任务方面具有结局性的作用。当然，立案和侦查为刑事诉讼之开局，其收集运用证据之质量关系到从源头上保证案件审判质量，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审查起诉是把守案件审判质量的重要闸门，而且根据不告不理的现代司法原则和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不提起公诉，法院是不得自行受理公诉案件进行开庭审理的。尽管如此，侦查、起诉毕竟都是为审判做准备的诉讼活动。而执行则是对法院审判结果——判决的兑现。可见侦查、起诉和执行都是围绕着审判中心而展开的。

其次，是指在审判中，庭审（开庭审理）成为决定性环节。在庭审中，刑事诉讼各项基本原则，如公开、辩护等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也得到最有效的行使。庭审要真正成为审判的决定性环节，必须使庭审实质化而不能流于形式。为此，既应当防止法官在开庭之前受到检察机关移送至法院的案卷材料的影响，形成“预断”；又应当防止在庭前会议上提前研究与被告人定罪量刑有关的实质性问题，以及强行解决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导致庭审功能前臵；还应当注意规范法官的庭外调查活动范围，防止庭审功能外移。总之，在庭审中，一定要做到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法庭居中公正独立地审理裁判。双方举证在法庭，质证在法庭，非法证据排除在法庭（必要时程序可相对独立），辩论说理在法庭，进而使案件的公正裁判形成于法庭。正如《决定》指出的，要“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证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当然，以审判为中心重在第一审的法庭审理，因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第一审应当全部开庭审理（有的依法不公开），第二审只是部分案件依法应当开庭审理，而且发展的趋势是二审重在解决控辩双方争议的问题；死刑复核则不开庭审理。

基上可见，审判中心体现了刑事司法规律，是公正司法的必然要求，是严格司法的题中之义，是对宪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完善和发展。这里，需要强调指出，严格司法是此次《决定》提出的富有本土特色的新概念，意指对司法各个环节都应当严格规范严格要求，保证做到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通过健全制度实现三符合，即“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从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探索贯彻直接言词原则

审判中心必然导致探索贯彻直接言词原则。该原则是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是直接审理原则和言词审理原则的合称。直接原则的要求有二：一是法官（包括陪审法官）必须始终在法庭上亲自接触证据材料、直接感受证据材料。二是法官应当尽可能接触原始证据材料，而不是第二手或者更远离原始的材料。因为在诉讼中，法官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是以证据为根据的，唯有要求法官对于证据调查具有亲历性，要求证据尽可能具有原始性，才能使法官更准确地判断证据和案件事实。言词审理原则，又称口头（审理）原则，“要求以言词陈述或问答形式而显现于审判庭之诉讼材料，法院始得采为裁判之基础”。直接审理原则和言词审理原则的综合作用，就是通过公正审判程序保障实现实体审判公正，特别是通过庭审查明案件事实真相。

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直接言词原则，但是其中有的规定特别是司法解释关于庭审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直接言词原则的精神。不过目前证人出庭率非常低，辩护方的质证权无法保障，这个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坦诚地说，我国刑事诉讼法在证人出庭的规定上是有缺陷的，其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第一百九十条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意见、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这无异于是说证人是否出庭完全由法庭说了算，且承认了未到庭证人的证言笔录具有证据能力，这是导致当前证人出庭率难以提高的致命伤。因此，必须遵照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的要求，修改法律和司法解释，大力提高证人出庭率，使被告人的对质权获得有效保障。当然有人担心，证人出庭多，证人可能改变证言，公诉人当庭陷于被动，并且拖延开庭时间，法院人力财力难以承受。但是我们切莫忘记，公正是司法的生命线，证人是否需要出庭应当以是否能实现庭审查明事实真相，保障诉讼当事人权利、实现司法公正为主要考量标准，而不能把诉讼效率放在第一位。公正和效率可以并提但不是并重。何况，我们并非要求所有案件的一切证人都出庭，而是从我国实际出发对此加以规制和贯彻。具体而言，我建议，在一审庭审时以下三种情况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第一，在非简易程序案件（此类案件在基层法院约占三分之一）中，控辩双方对重要证人证言有异议的证人；第二，被告人可能判死刑、无期徒刑的案件的重要证人，此类重刑案件，即便辩方无异议，也有必要让重要证人出庭接受质证，以示慎重，以防证言失真；第三，法庭在其他情况下认为有必要出庭的证人。以上三种情况下法庭通知证人到庭，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法庭可以强制其到庭作证，否则，其书面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证人出庭作证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研究，那就是近亲属出庭作证问题。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公民一样，只要知道案件情况，“都有作证的义务”；而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在法庭审理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享有不被强制到庭作证的特权。这样的规定看似出于人道考虑，实际上是对被告人对质权的剥夺和人权司法保障的损害。修改之路不外两条，要么在第六十条规定近亲属没有作证义务；要么在第一百八十八条取消近亲属可以不出庭的规定。从走向现代化的趋势来说应当作出第一方案的选择，但对恐怖犯罪等个别犯罪案件可作例外规定。

完善辩护制度

对于被告人而言，在面临着被定罪处刑的关键性审判阶段，其辩护权应当得到充分和有效的保障。尽管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使辩护制度取得较大进步，然而我国刑事庭审中律师出庭辩护率仍然比较低，大约在30%左右，发达地区略高一些。试想，在法庭上公诉人对被告人进行强有力地犯罪指控，而辩护席上空荡荡的没有辩护律师与公诉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抗争，庭审中的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能够实现吗？我国刑事诉讼法将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情形限于“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范围明显过窄。《决定》提出，“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扩大援助范围”，在司法实践中，已有一些地方为扩大法律援助范围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例如浙江省人民法院一年前已将应当为被告人指派法律援助律师的案件范围扩大到“被告人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罚的”，以及“被告人作无罪辩护的”情形，从而大大提高了该省的律师出庭辩护率，这是值得称赞和推广的。我们应当通过立法和司法解释修改尽快扩大法律援助范围。还须强调指出，按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在该程序中允许被告人聘请辩护律师，但是没有提供法律援助。我们认为被告人被指控的罪行愈严重愈迫切需要法律援助。在生命攸关的最后审判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中，必须实行法律援助的理由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对死刑案件的被追诉人提供全诉讼过程的法律援助是国际的通行做法。我国已批准加入的联合国《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5条规定：“任何被怀疑或被控告犯了可判死刑之罪的人有权在诉讼过程的每一阶段取得适当法律协助后，才可根据主管法院的终审执行死刑。”

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

推进审判中心的改革主要是为了公正司法，严防冤假错案发生，提高司法公信力。这就必须努力做到庭审所作出的“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案件事实客观真相或者称案件本源事实是指客观存在的案件发生时的事实情况。它不以办案人员的意志为转移，办案人员不能否认、改变案件的客观真相，而只能对其加以发现、查明和认定。但是案件本原事实是过去发生的，办案人员只能以证据作为唯一手段来认定案件事实、还原案件事实真相。依据证据准确认定案件事实，这就是证据裁判原则之要义。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在刑事司法中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这一要求实际上仅指对被告人有罪事实的认定而言，即在证明标准上达到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至于无罪的事实认定，能达到符合客观真相固然理想，但是一部分案件的事实认定，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形，无法达到符合客观真相，只能按照疑罪从无原则作无罪处理，以免冤枉无辜。冤假错案绝大多数错在司法机关认定的案件犯罪事实不符合客观真相。或者案件犯罪事实客观上没有发生，却误认定为存在犯罪事实，如佘祥林、赵作海“亡者归来”的冤案；或者案件犯罪事实确实发生了，但错误认定了犯罪人，如张氏叔侄、呼格吉勒图等冤案。可以这样说，冤假错案的具体情况是各色各样的，而司法机关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背离客观真相则都是一样的。美国一名冤案受害者曾经创作了一首感人至深的名为《你好，真相》的诗，其中写道：“你好，真相！你一直在那里，却有人对你视而不见，……你好，真相！他们在你与证据之间玩起捉迷藏的游戏，你已被谎言和欺骗所包围，以致耗费漫长的时间才能找到你。”可见，蒙冤人的内心是多么渴望真相大白！

改革审判方式　强化队伍建设篇3

初见丁胜兵，感觉到他是一座山。性格、气质、形象，跳动的词汇，动态地展示了他的威武之形，儒雅之风。他检察长出身，长期从是反贪工作，有着检察官特有的果敢和刚毅；他是文人，长期从事领导工作，有着敏捷的超前思维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正是这种兼容并蓄的性格特色，铸就了他迷人的个性，奠定了他成就事业的基础。

2003年3月，他挑起宿松县人民法院院长的重任。他那时只想到两点：压力和责任。的确，丁胜兵站到一个浪尖上。从上任那天起，丁胜兵就在研究宿松，研究法院的工作。

突破口必须从队伍建设和制度建设入手。通过民主推荐、考试、测评，一批年富力强的基层审判骨干，走进法院领导岗位。紧接着，领导班子纵横全县所有基层法庭，很快出台队伍建设、基层法庭建设、审判工作的意见规定，形成了宿松县法院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

强化队伍建设

丁胜兵谈话直逼要害。政治合格，业务过硬，是法官队伍建设的重头戏。于是，以制度的执行落实为切入点进行队伍建设工作。从形式到内容，从制度到考核，宿松县人民法院政治业务学习走得实，走得好。始终坚持学习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开展“双争创”、“一教育三整顿”和“四服务”活动，不断增强广大干警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市场主体服务、为基层服务、为群众服务的意识，以良好的工作作风营造优良的法治环境，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同时，狠抓岗位培训，积极鼓励干警自学，并定期组织庭审观摩和业务交流，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法官的业务技能。

完善用人机制

一个单位，因人而活，因人而兴。人才，是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

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宿松县人民法院构建了一整套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选人用人机制，使得一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法院推行了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选任制，通过公平竞争、严格考核，选任了一批政治业务素质过硬的审判长、独任审判员，使审判资源的配置更加合理。强基固本

为全面提升法院整体队伍素质，夯实法院基础工作，提高基层干警的素质是核心，改革和发展基层法庭是重点。

打两个硬仗，为的是塑造形象，它所蕴含的深层含义根本上还是发展。于是，进一步明确了基层法庭思想、组织、业务和作风建设的目标、任务、措施，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基层建设格局。院党组建立了基层工作联系点制度，党组成员经常深入基层，开展调研，指导工作，解决问题。

按照布局合理、方便诉讼的原则，把全县法庭进行调整撤并，基本实现了设置合理化、管理规范化、工作制度化的目标。同时建立并完善了各基层法庭的政治业务学习、党风廉政建设、审判管理、公物管理、值班考勤等规章制度，形成了一整套富有特色的法庭管理制度。

突破执行难

执行难，难在执行是法院工作的“牛鼻子”，难在执行是群众评判法院工作的标准之一。

丁胜兵院长庄重承诺：坚决突破执行难。

丁胜兵深谙，执行难，难在执行机制、执行方法的构建上，难在执行力度的强化和执行装备的武装上。

两次全院会议，形成了一整套执行工作协调机制，改革了执行工作方法。

2003年5月，宿松法院开始“执行会战”，集中攻坚。沉积8年的石宣保房产多次重复抵押贷款“骨头案”被一日执结。

石宣保一案，法院抽调40多名干警，自备快餐，历时一天，终将不动产查封，同时拘留1名妨碍执行公务的违法人员。执法中先后有2名干警负伤。石宣保一案的执结，在宿松反响强烈。

改革审判方式

“公开、公平、公正”，是审判工作永恒的主题。改革审判管理模式，改革审判运行机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载体。

立案流程管理改革，首当其冲。立案庭对所有案件进行统一审查登记立案，统一确定主审法官和书记员，统一排期开庭，统一限定结案时限。并限定法官与当事人直接接触。同时，建立立案大厅，实行一站式服务，立案时间大大缩短。

改革在不断深化。立案庭严格审限跟踪。立案后，立案庭对每件案件开庭、评议、宣判等各个环节的审限执行情况，进行分段管理，全程跟踪，催办督办。超期结案，按规定追究责任。

抓住了关键，问题就迎刃而解。“人情案”、“关系案”从源头切断。立、审、执、监得以严格分开，案件质量大幅提高。

职业法官建设

对法官的职业化建设，丁胜兵有一种深刻的理解和独特的视角，并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他认为，法官是一个崇高而特殊的职业，担当着神圣而又艰巨的责任。作为现代法官，应时刻警醒自已，锐意进取，不断创新，。

丁胜兵院长强调，法官的职业建设，政治思想工作依然是重中之重，是思想保障和精神动力。同时，深入开展党风廉政教育，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完善制约机制，强化审判监督；强化案件查处，严格责任追究；增强群众意识，切实转变审判作风；增强形象意识，恪守职业道德。

审判组织改革问题篇4

一、我国现行行政审判体制的现状分析

审理行政案件应该是独立的司法审判, 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才能保证其公正性。但是由于行政争议的特殊性和我国行政审判制度的特殊性, 我国的现状是法官在行政审判过程中受到了严重的干扰, 司法并不独立。总结原因有两个, 一是行政审判的行政化。二是法官的专业性不足。

(一) 行政审判的行政化

行政审判的行政化来源于外部和内部两个部分。外部主要是政府机关的干预。虽然我国已经建立独立的法院系统, 实行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相分离, 但是法院的人、财、物还都受制于政府, 法官和法院的行政人员的选拔是由面对行政机关对其审判过程中的指手画脚, 难免会有顾虑。在人事方面, 政府通过编制管理、公务员资格考试控制法院的人事权。对于法官的性质、职责、任职条件、等各方面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作出了详细规定。但是, 按照现行人事管理制度规定, 法院法官职位还要受到政府编制的约束。而且, 在现实中绝大部分的法官是通过政府人事部门的公务员资格考试上岗的, 这就意味着地方政府突破法律规定, 在事实上把法官纳入行政人事管理的范畴。在财务方面, 我国实行“一级政权, 一级预算”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 人民法院财政预算也属于同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的组成部分, 其决定权掌握在同级人民政府手里。不但法院办公环境的改善、办公设备的添置决定于同级政府预算, 就连法院人员工资开支、办公经费支出等也都要受制于同级政府。“吃着人家嘴短, 拿着人家手短”, 因此, 法院有时面对行政机关的干预也无可奈何。内部是指法院内部的压力。我国的行政审判制度是在人民法院内部设立行政审判庭, 审理行政案件, 这样就难免会受到法院内部行政化的不合理干预。审理行政案件依法组成合议庭, 由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案件, 但是在现实中, 往往合议庭的成员并不能决定案件的结果, 需要上报庭长、分管院长、审判组织层层批准, 这样严重违背了行政诉讼法关于合议庭的规定, 也严重影响了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二) 法官的专业性不足

伴随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行政争议种类繁多复杂, 各种行政规章规定分工细致, 必须需要专业的行政法官。但是我国各级法院中, 还是以民邢法官为主, 专业的行政法官较少, 行政庭的法官以前因为行政案件少, 所以行政庭的法官人数不足以应对越来越多的行政案件。并且, 在法院内部民行庭业务调动频繁, 行政庭的法官大多来源于民庭, 对于处理行政争议专业性不足。

二、我国行政审判体制改革的设想

我国也一直在探寻行政审判体制改革的出路, 早期“行政案件异地交叉审理”和“相对集中管辖”两种模式比较受到认同。这两种模式试图回避地方政府对同区划法院行政审判可能的干预, 让审判更加独立, 有个别试点法院试行后, 行政诉讼案件数量上升, 而行政机关败诉率也明显提高, 改革的效果极为明显。但是, 这两种做法只是权宜之策。基层法院的案件即便提级到中院审理, 很多地方县 (区) 委书记是市委常委, 县 (区) 里边的行政案件, 如果书记给中院院长打招呼, 中级法院仍然很难有能力排除这样的干预, 如果还在老的系统内进行改革, 出路并不是很大。设立一套完整的行政法院制度是目前来看比较适合的选择。设立行政法院, 使法院的人事和财资独立出来。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审判的独立性, 扭转目前行政审判中被干预严重的状况。

参考文献

[1]马怀德.行政审判体制改革的目标:设立行政法院[J].法律适用, 2013 (7) .

[2]江必新.中国行政审判体制改革研究——兼论我国行政法院体系构建的基础、依据及构想[J].行政法学研究, 2013 (4) .

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篇5

关键词：审判独立；审判为中心；司法改革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这为完善诉讼制度、保证司法公正指明了方向。以审判为中心必然意味着以庭审为中心和以一审为中心。以审判为中心需要遵循直接言词原则和证据裁判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保障审判的中心地位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为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除了主要围绕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和实现以庭审为中心来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之外，还需要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

一、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解读

审判中心论在我国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早已有人提出。在20世纪围绕刑事司法改革及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研究中，该理论备受关注。不少人主张我国应当建立审判中心主义的司法理念，以此指导刑事司法改革和《刑事诉讼法》修改。当前，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被认为是“重张审判中心主义”“重新检讨诉讼阶段论甚至将其舍弃”。

以审判为中心要求在侦查、起诉、辩护等刑事诉讼各个环节都要以审判为中心，真正做到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控辩双方辩论说理在法庭，定罪量刑在法庭，判决结果在法庭。以审判为中心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是审判是整个刑事诉讼环节的中心；第二是法庭审理是整个审判程序的中心。因为在整个刑事诉讼环节中，相较于侦查、起诉、庭前准备、判决送达等程序，法庭审判才是确定被告人有罪与否及其刑事责任轻重的最重要环节。尽管如此，侦查、起诉毕竟都是为审判做准备的诉讼活动。而执行则是对法院审判结果——判决的兑现。可见侦查、起诉和执行都是围绕着审判中心而展开的。正如《决定》指出的，要“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证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二、我国法庭审判存在的问题

1.以侦查为中心

我国宪法和刑诉法明确规定了公、检、法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常常会出现分工不明、配合不当、制约不足的现象，导致刑事诉讼重心前置到侦查环节，审判活动流于形式。有人也这样形容我国刑诉过程中的公、检、法，

“公安机关是做饭的，检察院是端饭的，法院是吃饭的”，这明显的说明了我国侦查活动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有时候甚至是决定性作用。

2.全案卷移送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人民法院。”在这种全案卷移送制度下，法官在庭前阅卷已经预先了解了案情及其证据，容易形成预断，使得庭审流于形式，从而影响公正裁判。

3.刑事辩护问题

我国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律师辩护制度作了较大范围修改，充实了辩护权的内容，扩大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范围，但仍存在许多的不足，例如：我国刑辩律师缺位量大，并且到位的辩护律师辩护质量也不甚高；律师不享有在场权；调查取证权界定不明；法律援助辩护范围过于狭窄等。

4.审判机制行政化

审判委员会总是从“幕后”参与案件，扮演“批案”的角色，容易出现审委会委员敷衍表态、履职虚化等情况，使得审判的权力主体与承担责任的主体不一致；或是庭长、院长以监督审批为名干涉法官、合议庭独立审理案件；或是上级法院通过案件请示的方式干涉下级法院的审判业务，影响公正审判。

三、相关配套措施的构建

以审判为中心进行诉讼制度改革，必须树立“打官司就是打证据”的理念。在现代诉讼中，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应当依据有关证据作出，没有证据不得认定事实，此乃证据裁判原则之要义。

1.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审查中法官应当保持与非法排除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的等距离。裁判者对控、辩双方要一视同仁，不得对任何一方存有偏见。审判平衡在非法证据排除法律关系中，给予侦控方的也要给予被辩方，苛责于被辩方的也要苛责于侦控方。维持权力与权利的平衡是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法官的一项基本义务。

通过任何手段渠道所获得的证据都是不能采证的，比如身体上的威逼与精神上的引诱或者是一些欺骗的方式所提供出的证据，在审判阶段都应排除。应确立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出现的“理论虚置”问题，要求我国的刑事司法进一步加大司法改革的力度，加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应性，进一步改善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够得到切实的实施保障，并且强化审前程序中被迫诉者的诉讼地位以及得到相应的保障。

2.贯彻疑罪从无原则

坚持疑罪从无原则，实现了对“疑案”的推定与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统一。从我国《刑事诉讼法》上看，刑事诉讼上的举证责任，主要由控诉机关承担，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责任（当然像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少数罪行例外）。由此，当控诉机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有罪，应由控诉机关承担败诉的责任。被告人可在案件事实真相真伪不明时胜诉，获得无罪的宣判。此即疑罪从无的应有之义。

具体而言，“疑罪从无”又称“无罪推定”，它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其最本质的要求是：在审判中如果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就应认定其无罪。《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明文没有规定为犯罪的，不得定罪处刑。”因此，当那些存在既有有罪证据，又有无罪证据，既不能排除其有罪，又不能排除其无罪的疑案，才依法适用疑罪从无原则，即由于没有确凿证据证实被告人有罪，而依法应宣告其无罪。

3.落实直接言词原则

审判组织改革问题篇6

关键词：司法改革；法官；角色定位

一、角色定位

“角色”，这个词来源于戏剧，与在戏剧中的含义一样，指的是处于特定社会位置的人被期望表现出的行为。[1]将“角色”一词用于诉讼程序中的各个主体，则每个主体有其相应的角色要求。法官角色在诉讼中是个相当重要的角色，承载着理论界与实务界美好的法治夙愿。

“角色”也是一个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上的重要概念，角色是“处于一定社会地位的个体，依据社会客观期望，借助自己的主观能力适应社会环境所表现出的行为模式。”[2]

（一）审判机关的代言人

法官是负责案件的最终裁判，是审判机关的代言人。案件从立案、侦查、起诉到审判，分别由对应的机关负责，同时有相对应的人员。作为法官，是在审判阶段出现。

法官的一纸裁决，体现的是审判机关对案件的最终认定，基本上成为定论。法官的诉讼文书承载着审判机关对社会中出现的案件的态度、看法和观点，也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折射。

作为审判机关的代言人，更多的是体现官方的态度，是接受社会监督的角色。树立审判机关的权威性、文明性、公正性，是法官的职责。

（二）当事人、社会公众与审判机关的中介

法律人常常将当事人和审判机关比喻成沙漏的两端，而法官就是中间的那个连接点。审判机关对案件的定论都要通过法官作出的裁决进行外化，当事人必须透过法官的裁决书进行外化，当事人必须透过法官的裁决书才能了解审判机关对案件的法律评价。

这里提到不仅仅法官是當事人与审判机关的中介，同时法官还是社会公众与审判机关的中介。因为一个案件的评价，最终去关注案件的人不只是当事人，尤其是全国轰动的案件。当事人与社会公众一般的区别就是当事人比社会公众的参与性强，而社会公众的数量远远地多于当事人。法律的最终评判，将会得到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反馈，而必须对反馈信息予以关注，以求案件审理得到社会的认可，从而让法律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更重要的是预防功能与特殊预防的实现。

（三）法官是否为核心的讨论

一直以来，在我国这个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之下，法官是庭审中的核心，这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特质。所以，庭审由法官主导基本上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随着学者们不断将视角转向通过借鉴国外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来改革我国诉讼模式的层面上时，控辩双方对抗进而推动诉讼进程成为学者们的呼声。这样，法官更多地是消极、中立地参与庭审，而不再是核心。

目前来看，我国绝大部分地区仍然是法官主导庭审，基本上仍处于核心地位。需要注意的是，法官在庭审中需要了解自己所处的位置，准确把握自己的职责，更好地履行法官义务，进而完成审判工作。

二、能力需要

（一）较高的法律素养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法官必须具备较高的法律素养。只有这样，才可以胜任审判工作的高标准、严要求。法律素养的培养，是来自于生活实践与工作实践，法官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都应有意识培养，让自己成为法律精英，与此同时提升综合素质。

法官在改革背景下，一定要更新自己的内在和外在的东西，不断吸纳优秀的法律思维方式，与时俱进地提升自己，适应改革大环境。

（二）广泛的知识涉猎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法官面对的案件各种各样，涉及的法律之外的其他专业知识很多，有些案件的事实认定需要借助其他专业辅助，否则连基本的事实认定出现偏差，那定罪量刑必然会有失偏颇。这就要求法官尽可能去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应对纷繁复杂的案件。

虽然法官没有必要成为其他专业的专家，但是一定要努力丰富自己的知识架构。法官不必成为某种“特效药”，但要尽量是自己成为“万金油”。这是时代对法官的要求，是改革对法官的挑战。

（三）极强的驾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