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干预

联邦干预（精选七篇）

联邦干预 篇1

一、赠地学院运动与联邦政府的第一次干预

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由佛蒙特州国会议员莫雷尔提出的议案,即联邦《赠地法案》(也称《莫雷尔法案》,下文也简称《法案》)。由于《法案》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因此克拉克·克尔将之看作是联邦政府影响高等教育的第一个重大动议,也被有的学者认为是联邦政府干预高等教育的开端。[2]从《法案》及其后续的法案可以看出,联邦政府是以联邦公地、土地券以及后来的常规性拨款为武器,绕过联邦宪法“保留权力”的相关规定,对高等教育的办学方向和学科设置进行控制和干预,将高等教育和工农业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根据《法案》的规定,联邦按照各州议员的名额,以每名议员3万英亩土地的标准向各州赠送土地,各州可以将这些土地用于出售,所得经费用于建设永久性基金,以资助至少1所学院开展“农业和工艺”方面的教育和研究。为了保证联邦目标的实现,《法案》作了各种严格的规定,如《法案》第二条规定:出售土地证券所得的全部收入必须用于本法所规定的目的,不得挪作它用。第五条规定:从本法获益的任何州必须在5年之内最起码开设1所符合本法第四条规定的学院,否则将终止向该州赠送土地或土地证券,并且该州要将出售土地所得的收入偿还联邦。为了监督《法案》的实施过程与实施效果,《法案》还要求每所赠地学院要就进度、试验、经费使用情况等向基金会及内务部长提交年度报告;接受了土地证券的州要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

联邦政府的干预得到了各州的认同和接受,在《法案》颁布以后,各州相继建立了赠地基金,其中有17个州甚至建立了2个赠地基金。1890年《第二赠地法案》颁布后,联邦政府开始为赠地学院提供稳定的常规年度拨款。由于《法案》没有对具体的基金使用方式作明确规定,因此各州在实施过程有所不同。密歇根、宾夕法尼亚等4个州建立了直接服务于农业和工业发展的农工学院;威斯康星、明尼苏达、宾夕法尼亚、北卡罗莱纳、密苏里等州用赠地款资助州立大学或资助服务于农业和工艺方面的研究和试验;奥克拉荷马、得克萨斯、南达科他、华盛顿等州建立起几乎全新的高等教育机构去和已经存在的州立大学竞争;俄亥俄、加利福尼亚、阿肯色和西弗吉尼亚用赠地款资助州立大学并增加农业和工艺成份;还有另外6个州将赠地款用于私立学院,资助它们开展应用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此外,耶鲁大学的谢菲尔德理工学院变成了一所赠地学院;布朗大学、达特茅斯学院、麻省理工学院(MIT)、普度大学、康奈尔大学等都获得了赠地基金的支持。[3]借用鲁道夫的话来说:“申请应用学科的学生人数、农业实验站、农民的认可,以及联邦和州的财政资助等因素相互激励,将赠地学院发展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运动。”[3]到1961年,共有69所大学获得《法案》及其后续法案的支持。

赠地学院运动促成了研究型大学的兴起,它通过开设农业和工艺方面的应用学科以及进行应用研究与试验,将科学、技术和学术有机地结合起来,扭转了当时美国学院因过度偏重古典教育而陷于空疏无用的状态,将美国学院从19世纪70年代以前奄奄一息的状态中恢复过来并逐步转变为现代大学。鲁道夫认为,赠地学院运动的意义主要有:它在合理性上吻合了“杰克逊政府的脾气”(the Jacksonian temper);它在很高的水平上发展了一批普通学院或大学;它成为美国社会和经济流动性的巨大推动力量;它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牢固地联系起来,共同投入到支持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它第一次让美国人民获得了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此外,鲁道夫还认为,大量的赠地学院还有助于赠地理念(the land-grant ideas)获得社会声誉。以康奈尔大学为例,康奈尔的杰出不仅在于赠地理念中实践性的职业主义,而且还在于新大学运动中的科学、技术和学术精神。[3]可见,赠地学院运动的影响是全面而深远的,它不仅重新界定了联邦政府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使联邦政府能够将高等教育发展与国家和社会需要结合起来,而且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兴起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

二、以科研拨款为标志的第二次联邦干预

正如美国学者罗杰·盖奇指出的那样,美国联邦政府是根据政治考虑来确定政府应承担的科研类型的,是实用性而不是科学上的好奇可以让吝啬的国会拨款资助研究。[6]二战期间及战后,联邦政府开始了对高等教育的第二次大规模干预。这次干预既是罗斯福新政的延续,也是美国科学界自我重组后尝试协调联邦科研、工业科研和大学科研的一次重大努力,更是国家赢得战争的迫切需要。在以万内瓦尔·布什为首的一批著名科学家和大学领导的呼吁和推动下,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就成立了联邦机构性质的国防研究委员会(NDRC)与平行的战略研究和发展办公室(OS-RD),以取代乔治·哈勒领导的国家研究委员会(NRC)。与哈勒的保守及NRC过于强调民间科研的独立性不同,NDRC在强调保护科研独立的同时,更加重视联邦政府的支持和合作。通过NDRC的协调和沟通,联邦政府开始了对高等教育的第二次大规模干预。到1940年,NDRC已经和32所大学和19个工业团体签订了132项合同。[7]随着美国逐步被卷入战争,战争科研的需求急剧增加,在联邦政府强大的权威作用下,大学的常规科研计划纷纷被军事科研所取代,到战争结束时,联邦政府通过OSRD和大学签订的合同共502项,这部分合同大部分是战争科研合同,并且主要集中在几所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如下表所示:

资料来源:Roger Geiger,Research and Relevant Knowledge: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 Since World WarⅡ,OXFORDUNIVERSITY PRESS,1993.p.31.

联邦政府的战争科研主要有两项重大的决议:曼哈顿工程(Manhattan Project)和MIT的雷达研究。曼哈顿工程最初只是一项非常分散的计划,但是逐渐聚敛成为一项集科学、工程和大量资源于一体,以制造原子弹为惟一目标的庞大计划。曼哈顿工程的基础研究和实验主要是在研究型大学中进行的,它涉及到的研究团队和实验室主要有:费米和西拉特在哥伦比亚大学最早进行的原子核反应链研究;康普顿领导下的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在一座原子反应堆中进行的连锁反应研究;加州伯克利大学劳伦斯实验室进行的回旋加速器试验及铀235的分离试验;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化学家罗纳德·尤里的试验;加州伯克利大学罗伯特·奥本海默领导的理论研究工作等。除此之外,许多关键的试验数据是从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和康乃尔大学等有关回旋加速器的试验中积累起来的。[7]最后,从大学科研合同中获得的成果被集中到阿拉莫斯的特殊武器实验室(the special weapon laboratory),这里集中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最优秀的物理学家,其中有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里的试验完全由联邦政府资助。MIT开展的雷达研究是惟一可以与曼哈顿工程比肩的另外一项庞大的军事科研工程。在科研活动达到顶峰时,它一度曾雇用1,200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涉及到国防研究委员会的14个分支机构,花费了大约15亿美元的联邦资金用于雷达系统的研制。[7]

通过曼哈顿工程和雷达工程,大学基础科研的重要作用日益彰显,从罗斯福总统、联邦政府到一批科学精英都在思考如何建立一种永恒的机制去维护联邦政府和民间科研团体的合作。在这种背景下,又相继产生了一系列克拉克·克尔所言的重大决议。1946年是确立联邦政府和大学关系最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产生了三个重大的决议。第一个重大决议是1946年6月4日,国会立法通过在公共卫生局内创办国家脑科学研究所(NIMH),创办NIMH的意义在于,它开拓了联邦政府对公共卫生研究的资助和干预,包括癌症研究、牙科研究等;第二个重大的决议是6月20日国会立法通过成立原子能委员会(AEC),它实际上是曼哈顿工程的延续,直接继承了曼哈顿工程的各项计划;第三个重大的决议是8月1日国会立法创办了海军研究办公室(ONR),该研究办公室在战后对大学科研的资助力度和影响力超过了其他任何机构,而且ONR的工作模式直接被后来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继承。有关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决议是另外一项经历颇为曲折的决议。从1945年起,它数次被提交国会立法讨论又数次被否决,直到1950年8月才最终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得以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才宣告成立,其使命是协调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让科研工作更有“计划性”(programmatic)。[7]罗杰·盖奇认为,这四项重大决议“在长期建立起来的农业部和赠地大学之外,逐步形成了联邦政府支持研究的四大潮流”。战后联邦政府的科研政策主要是由这四大决议来形成的。

根据这四大决议的基本精神,相继成立了一系列新的联邦机构,如1951年成立了空军科研办公室(AFOSR),同年成立了陆军军械研究办公室,该办公室在1958年发展成为陆军科研办公室(ARO)。[7]联邦政府还相继颁布了一系列重大法案,如1945年颁布了《退伍军人法案》、1958年颁布了《国防教育法》、1965年颁布了《高等教育法》、1968年颁布了《教育总则法》、1979年颁布了《联邦教育部组织法》。这些联邦机构和法律共同确立了战后联邦政府的科研政策、科研项目、资助对象和机构设置等。随着朝鲜战争、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冷战、越南战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不断发生,原子能研究、军事研究和医学研究构成了联邦政府科研政策的三大核心,也是联邦政府干预和资助大学科研的重点。在相关联邦机构的资助下,大学获得的科研拨款大幅度增加。如在1958年,来自国防部(DOD)、国家原子能委员会(AEC)、国家宇航管理委员会(NASA)、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国家健康委员会(NIH)等联邦机构的科研拨款总额为21.9亿美元,而到1964年,来自这些联邦机构的科研拨款迅速上升到86.6亿美元,提高了近4倍。[7]在联邦政府的强大干预和巨额资助下,大学科研演变为“联邦科研经济”,成为一项“国家工业”,其科研实力普遍大幅度增长,为美国大学最终取得世界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以《退伍军人法》为标志的第三次联邦干预

研究型大学不仅要具有高水平的研究实力,而且还必须有高质量的教育教学,通过培养大批高素质专门人才,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如果说赠地学院运动标志着联邦政府(主要是联邦农业部)对农业科研和应用技术的干预,科研拨款标志着联邦政府(主要是国防部、原子能委员会、海军研究办公室等联邦机构)对大学基础科研的干预的话,那么,《退伍军人法》则标志着联邦政府对大学人才培养及社会责任的干预。从人才培养来看,正如克尔指出的那样,《退伍军人法》重新确立了高等教育使命的优先秩序,新的使命重点强调“教育公平”和“提高人的能力”,前者出于政治原因,后者出于经济原因。[1]从社会责任来看,联邦政府不仅希望在科研方面和大学合作,而且也希望在解决各种社会事务方面寻求大学的合作,包括:二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退伍军人的再教育与重新安置,对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的处理,经济发展问题等。联邦政府的这次干预完全不同于以前的干预方式,它以资助大学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学生资助和贷款等方式,干预大学的招生政策和教育教学,在实现普遍入学的同时不断提高人才能力培养。在这个过程中,研究型大学仍然是联邦财政的最大受益者。

在克尔看来,《退伍军人法》和高等教育使命的变化对高等教育机构带来多方面的冲击,这种冲击带来的巨大后果之一是:校长和董事们越来越指望华盛顿特区,而越来越不依赖地方长官和立法者;建立在华盛顿特区基础上的高等教育协会(The Washington,DC-based higher education associations)变得越来越重要。换句话说,联邦政府越来越成为大学的资助者和额外的“薪水提供者”,来自华盛顿特区的指令已经成为大学的运行规则,在克尔看来,许多规则从效果来看是积极的。与当时“更多就是更坏”(more is worse)的普遍评价相反,克尔认为:“事实上,更多往往更好(more was better)。退伍军人是美国高等教育历史上最好的学生,他们更加成熟;他们更加渴望获得学习的机会;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出更多的问题,并且更加敢于挑战各种观点;他们让我们成为更好的教师。”当然,克尔也认识到“更多、更好的同时也更加不同”,联邦政府的规则使得大学校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包括大学的职业化、专业化、学院规则被破坏等。但最根本的是,联邦政府为这种扩张提供持续的财政支持,《退伍军人法》已经形成了一种永久的形态,它从最初支持二战、朝鲜战争和越战的退伍军人入学,逐步扩大到支持所有适龄人口。[1]

但是,联邦政府的资助方式却发生了转变。当时,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都希望能够获得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持,但必须使联邦资助以制度化的方式进行,而且许多大学和学院希望自己来安排联邦资金的使用。但是,反对方却提供了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方式,即联邦财政支持只应该针对学生市场。在反对方看来,从短期看,制度性的方法似乎在政治上不可行,从长期来看,它也不可能是合乎行政需要的。由于担心州政府可能撤销他们对大学或学院的支持,国会不可能长期资助学院和大学,如果那样,联邦政府就会付出非常昂贵的代价。而且,如果建立制度性的财政资助渠道,联邦政府在选择资助对象和资助模式上也存在两难。当时存在两种方案,一个是《格林法案》,该法案赞成联邦选择小学院作为资助对象;另外一个是《米勒法案》,该法案赞成资助在科学上非常强大的高等教育机构。最终,经过长期的争议,“对学生个人进行资助”取代了“资助整个机构”,1972年颁布的《高等教育修正案》规定“对学生个人的基本教育机会进行资助”,这个规定后来发展成为佩尔奖学金和其他一系列学生资助项目。

由《退伍军人法》所引申出的教育理念和资助形态,在扩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和实现教育公平的同时,也将联邦资助范围从单纯的农业、原子能、军事和医学等科研领域扩大到了整个大学机构和学生个人,从强调政治需要和军事技术转向寻求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研究型大学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正如格兰迪克斯和金指出的那样,特定类型的学校机构受到联邦政府的关照,因为它们对国家利益有特定的贡献,联邦政府的研究资金集中在少数机构,大部分是研究型大学。根据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资料,100多所研究型大学获得的联邦科研经费占联邦总经费的800%以上。[1]从美国各高等教育机构历年获得的联邦政府拨款中也可以看出,处于顶尖地位的研究型大学获得的拨款远远超过州立大学、文理学院和社区学院。不仅联邦政府的拨款主要偏向研究型大学,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存在这种倾向。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帕默(James C.Palmer)2005年的一份统计发现,州政府拨款在各个高等院校之间的分配是不一致的,不同水平的高等教育机构获得的州政府拨款呈金字塔形的分布形态,研究能力强、学术声誉好的高等教育机构,通常能够获得政府拨款的数量在4～10亿美元之间,而水平较低的院校,如大多数州立大学、社区学院等,获得的政府拨款大都在4亿美元以下,通常是数百万美元。[16]可见,政府的支持力度是直接和大学的研究水平和教育质量联系在一起的。

四、思考与启示

从今天美国的顶尖研究型大学可以发现,它们大多是赠地大学、赠款大学和《退伍军人法》所确立的资助对象,它们中的一部分在联邦科研项目和“华盛顿特区”提供的养分之下,逐步成长为当今举世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克拉克·克尔对联邦政府的这三次动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赠地法案产生了三个主要的结果:它在高等教育使命中引入了公共服务的理念;它强调扩大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它开始了联邦政府对农业研究的资助。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依赖大学来开展基础和应用研究的决议对大学产生了巨大的结果:在1940年仅有10所机构可以被称作研究型大学,然而今天却达到125所。最后,《退伍军人法》促进了广泛入学。”克尔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是一种“体系”,之所以将它看作一种体系,是因为“它是一种联邦操控下的体系。作为一种体系,它比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的高等教育更加庞大,也更加深深地卷入国家生活之中;它也发展出了自己完全不同的方式,前联邦时代的体系致力于自由学习、道德哲学、伦理关系和行为编码,后联邦时代的体系则更倾向于普遍入学和经济发展。联邦政府在高等教育中至关重要。其重大结果之一就是,它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智力和科学活动的中心”。[1]

美国经验表明,适度、有效的政府干预是产生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动因。从美国联邦政府的干预过程中可以发现:第一,联邦宪法具有强大的约束力,它严格限制了联邦政府的职权:分配权(Spending power)、税收权(Taxing power)、商贸权(Commerce power)和强制民事权(Civil rights enforcement powers)。[18]这种限制确立了联邦政府有限政府的地位,事实证明,有限政府比全能政府更能有效地发挥公共职能;第二,联邦政府机构对各自的职能范围有着清醒的认识,在行使职能过程中存在严格的自律和相当的尊重。联邦政府机构和大学之间更多的是合作关系,只有当发生国家危机或者高等教育本身陷入困境的时候,联邦政府才会对大学进行干预和引导。在联邦机构和大学签署的一系列科研合同中,都明确保证不会对研究者施加限制。第三,政府的介入更多地是提供服务和引导,它是一种被动的、有选择的干预。联邦政府的干预都是科学界、工业界、社会团体、联邦政府和某些有影响的人物共同促成的结果,而非联邦政府的单方面行为。从干预对象上看,联邦政府主要对涉及国家利益的重大领域进行干预和引导,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和针对性。第四,联邦政府的干预主要是财政干预,通过提供土地、科研拨款、学生资助等实质性的资源,为大学的教学科研活动提供雄厚的物质保障。第四,联邦政府的干预受到多方面的有效监督,来自社会舆论、公众、州政府和立法团体的监督,确保了联邦政府干预的合理性和适度性。

在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中,长期存在政府“统得过多,管得过死”和“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弊病,美国联邦政府的这些做法以及研究型大学崛起的经验对我们有一定意义。首先,政府应该加快机构改革,既要明确各部门的职能范围,又要发挥各部门的协调作用。从美国的经验看,研究型大学的崛起是国会、农业部、原子能委员会、国防部、国家卫生总署、宇航局等多部门协作的结果。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大部制改革,对于统一政府职能,避免政出多门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如何明确各部门的职能,协调政府部门的作用仍需进一步明晰。其次,加快政府专门机构建设,在政府和大学之间建立缓冲机制。在美国,联邦政府对大学的干预主要是通过缓冲性质的专门机构进行的,如国防委员会(NDRC)、战略研究和发展办公室(OSRD)、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等,通过这些专门组织,避免了联邦政府和大学之间的直接冲突。第三,转变政府角色,使政府从管理者和控制者转变为服务者和资助者。政府应通过拨款、税收、立法等机制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物质支持和法制保障,而学术工作则应完全交给大学,政府不能越位。第四,转变干预方式,逐步从行政控制和过程干预转向目标干预和选择性干预。从美国经验看,联邦政府需要的是国家利益或政治目标的实现,如军事技术、公共卫生、社会公平、经济发展等,政府对大学的干预是直接针对这些国家目标的,而对具体的过程则较少干预或不干预。

总之,在开放、多元和民主的背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是与联邦政府的干预和控制分不开的。服务就是干预,干预寓于服务,二者辩证地融入到联邦政府行为中。通过三次重大的干预,打破了联邦政府不干预高等教育的传统,确立了联邦政府在高等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为集中国家资源发展高等教育创造了条件。不管如何,美国联邦政府的巨额资助确实造就了一批实力雄厚的研究型大学,这些大学构成了当今世界一流大学的主体。美国的一些具体做法和有益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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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俄罗斯联邦标准化联邦法》 篇2

俄罗斯标准化联邦法主要内容

目前国内并没有明确的关于俄罗斯联邦标准化战略的分析, 因此通过对即将实施的《俄罗斯联邦标准化联邦法》的分析明确了俄罗斯标准化体系的职能, 旨在确保在标准化领域内实施统一的国家政策。该联邦法调节标准化领域内的各种关系, 其中包括在制定 (实施) 、批准、变更 (校正) 、删除、发表和使用本联邦法第14条中规定的标准化文件时所产生的各种关系。

俄罗斯标准化联邦法的主要任务

此部法律阐明了标准化的目的:

(1) 促进俄罗斯联邦的社会经济发展;

(2) 促进俄罗斯联邦作为平等伙伴与世界经济和国际标准化体系的一体化;

(3) 提升国家居民生活质量;

(4) 保障国防和国家安全;

(5) 工业技术更新;

(6) 提高产品质量、工程质量和服务质量, 提升俄罗斯制造产品的竞争能力。

此部法律也明确规定了俄罗斯将采取以下措施来达到以上目的:

(1) 引进先进技术, 实现并保持俄罗斯联邦在高科技 (创新) 经济部门的技术领先地位;

(2) 提高生命安全和健康水平, 保护环境, 保护动植物和其他自然资源、法人和自然人财产、国家和市政财产, 以及促进紧急情况下居民生命保障体系的发展;

(3) 优化并规范产品目录, 保障其兼容性和互换性, 缩短其制造和生产周期, 缩减其运行和有效利用成本;

(4) 在商品供货、施工、服务 (其中包括商品采购、施工及提供保障国家和市政需求的服务) 时采用标准化文件;

(5) 保证测量的统一性和测量结果的可比性;

(6) 警告误导产品消费者 (以下简称消费者) 的行为;

(7) 确保资源的合理利用;

(8) 消除技术性贸易壁垒, 建立国际标准、区域标准、区域条例汇编、国外标准和国外条例汇编的应用条件。

从这些战略目的和相应的措施来看, 俄罗斯的标准化战略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目的性。俄罗斯政府的标准化战略更加侧重的是国民经济、民生、国防、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内容, 也更加注重与国际接轨, 此部法律是继2002年12月27日出台的《技术调节法》之后, 针对标准体系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在标准化领域进行的彻底变革。

俄罗斯政府政策对完善标准化工作的保障

本法律规定了实施标准化领域国家政策编制与标准化领域规范法律调整的联邦权利执行机关的具体工作职责和权利。该机构的职责有:制定标准化领域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政策, 向俄罗斯联邦政府提交需要俄罗斯联邦政府决议的相应建议书等等。将这些职责分门别类地写入法律中, 一方面可以使标准化相关机关更加明确自身的职责和工作目标;另一方面也为标准化体系工作的完善起到了推动作用。

此法律明确了符合现行联邦法的标准化文件具体有:

(1) 国家标准化体系文件;

(2) 全俄分类表;

(3) 组织标准, 其中包括技术规程;

(4) 条例汇编;

(5) 规定现行联邦法第6条所涉及的标准化对象强制要求的标准化文件。

与此同时, 逐个界定了每一个标准化文件的制定、管理、修改、变更、废除的参与者, 并规定需要采用的相关程序都应按照相应的法律规定执行。

俄罗斯政府对标准化活动经费的立法

政府对标准化领域的活动经费保障进行了立法, 俄罗斯实现了政府财政支持与标准化经费市场化运作的有机结合, 而且分类比较明确, 明确指明了哪些情况下由联邦预算拨款出资, 哪些情况下由法人 (其中包括国有公司、其他非盈利组织) 资产和自然人资产出资。

浅析新联邦主义 篇3

一、双重社会危机

上世纪60年代, 约翰逊坚持“新自由主义”改革, 提出“伟大社会”计划, 给美国国内造成了难以克服的困难。联邦对州及地方政府的指导性行为越来越频繁, 严重挫伤州及地方政府建设本地的积极性。经济出现“滞涨”的苗头, 约翰逊政府无以应对。尼克松上台, 便推出了“新联邦主义”。

罗斯福总统开启了联邦政府全面干预经济的先河, 进行了一场调整资本主义局部生产关系的改革, 由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对社会经济生活全面干预。罗斯福总统继承了30年前的改革措施, 政府发起了前所未有的援助穷人和失业者的计划, 而福利国家的发展必然对经济造成严重压力。[1]至上世纪60年代末, 美国陷入了政治、经济双疲软境地。政治上合作联邦主义继续深化, 带来诸多矛盾。

《1787年宪法》规定了联邦和诸州保留权限, 从而确立了联邦与州的二元关系。以内战为契机, 二元联邦主义逐渐向合作联邦主义过渡。战后, 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纵向深化, 通过1887年的州际商务条例和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913年的宪法第16条修正案、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 联邦政府拥有了干预社会生活的主要经济手段, 即企业管制、税收政策和金融政策。[2]在1929-1933年大危机时期, 罗斯福政府为挽救濒于崩溃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克服国内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 紧急银行法、农业调整法、工业复兴法等陆续出台, 加大了联邦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力度, 合作联邦主义 (一种以联邦政府为主导, 与州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新型政府关系) 基本成型。从此, 联邦政府权力逐步扩大, 将其触角渐渐渗进州权范围之内, 有时直接向城市提供财政扶持, 削弱州政府的权力, 这种趋势至约翰逊时期达到顶峰。

国家经济宏观调控有其优点, 但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可忽视。虽然合作联邦主义力求联邦与州之间是一种相对独立、平等关系, 这种合作是以联邦政府拨款方式实现的。久而久之, 造成“大政府”之势, 导致很多新矛盾出现。联邦政府机构繁多、冗杂、效率低下。众多机构要求政府进行庞大财政支出, 必然加重赤字状况, 从而加重民众税收。地方政府权限受阻, 州内建设积极性降低。对有自治传统地方政府而言, 是难以接受的。

基于上述矛盾, 尼克松在致国会的总统咨文中呼吁:“现在时候到了, 美国应当把权力和资源从州和地方流向华盛顿的趋势扭转过来”, 从而使权力和资源开始从华盛顿流回到州和地方, 更重要的是回到整个人民的手中。应当使联邦政府同各州和地方建立新的伙伴关系。[3]

二、新联邦主义改革

1969年8月8日全国性广播电视讲话中, 尼克松正式提出了新联邦主义口号。他指出“美国正面临城市危机、社会危机及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其原因是在过去的三分之一世纪中, 权力和责任集中于华盛顿, 造成了一个运转不灵、反应迟钝、效率低下的庞大官僚机构。要克服这些危机必须使政府现代化, 而关键在于扭转联邦政府集权的趋势。所以尼克松大声疾呼, 在权力从人民和各州流向华盛顿达三分之一世纪后, 让权力、资金、责任从华盛顿流向各州和人民、实行新联邦主义的时候到了”。

早在艾森豪威尔时期, 曾有对联邦政府过于集权的反对之声。1957年, 政府成立联邦———州联合行动委员会, 从而开启二战后共和党权力下放之始。但最终这个委员会两项微乎其微预算也被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否决, 而随着约翰·F·肯尼迪上台, 该委员会最终也以解散收场。

以“新联邦主义”为口号的国内改革政策是经过尼克松政府深思熟虑之后正式提出的。他上任不久就把主张权利分散、实行多极主义的约翰·加德纳的演说交给下属传阅, 为新联邦主义的正式实施造势。1969年4月, 在一份提交的特别国情咨文中, 提出要将岁入分享作为一项国内改革政策。

在新联邦主义刚提出的时期, 得到国内大多数民众支持, “权力下放宣言”得到各州和地方政府追捧, 但却遭到了国会占多数的民主党人士坚决反对。而此时, 恰逢中期选举, 尼克松忙于帮助本党成员竞选, 以改变国会中两党势力对比, 无暇多顾新联邦主义。中期选举共和党失利, 为团结本来就四分五裂的共和党和争取更多民众、利益集团支持, 尼克松考虑新一轮改革计划, 做好连任准备。

1971年1月提出了以“新美国改革”为口号的六大改革举措, 把新联邦主义推向高潮, 实质是深化的新联邦主义。其核心仍然是岁入分享问题, 继而又遭到国会中占多数的民主党议员反对, 只在1972、1973年和1974年通过三个相关法案。除岁入分享外, 新联邦主义还包括福利改革、充分就业、环境保护、全国性健康保险计划和行政改革。目的是还权于州、还权于民。而与此相矛盾的是, 联邦政府在其他方面却加强了政府管理。

在环保反面, 其施政纲领确是可圈可点。最重要的是《国家环境政策法》出台和环境保护署 (EPA) 的成立。在社会管制方面, 《国家环境政策法》是环境保护基本章程。主要包括三大方面:确立美国国家环境保护政策目标、建立总统环境质量委员会、规定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为环境保护铺平道路。环境保护署从联邦机构中的15个部门雇佣了大约6000名人员, 负责管制空气和水污染, 管理固体废物、杀虫剂噪音和放射物。无论是从人员、预算, 还是从影响范围来看, 环境保护署肯定都是新管制机构中最重要的一个。[4]

在尼克松时期, 有关环境保护立法除上述外还有1970年《空气洁净法修正案》、1972年《联邦水污染控制法》、1972年《联邦杀虫剂、杀菌剂和灭鼠剂法》、1972年《海岸带管理法》和1973年《濒临物种法》。上述法规制定了一系列条款管制环境污染, 从而为民众创造一个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 共享美国繁荣。

经历时间的验证, 新联邦主义在实践中取得了瞩目成就。新联邦主义促进国内政治形势有所改观, 政府间关系发生创造性变化。此纲领提出后, 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联邦政府集权趋势, 不再把联邦政府视为所有社会问题的解决者, 通过拨款调动州及地方政府积极性, 发挥地缘优势。

但从实际效果分析, 新联邦主义并没有达到预想的目标。庞大财政支出并没有实际上缩减。仅福利开支一项就从1970年的773亿美元上升到1974年的1 372亿美元, 赤字一直是困惑尼克松政府的难题。此外, 为了深化新联邦主义, 而增设的新机构如环境保护署等有时有过多揽权, 在加强对州及企业管理方面甚至有所发展, 没有给州政府和民众多少实质性权利, 相对应的, 政府开支却在逐年增加。使还政于民、还政于州只停留在书面上。

新联邦主义是“新政式”国家垄断主义在60年代末遭遇重大挫折之时提出的改革纲领, 它以一种反危机姿态登上改革舞台。不仅为尼克松时期的国内改革打下了深刻烙印, 而且受到以后历任总统继承和深化, 尤其到里根时期, 得到充分发展。这证明尼克松时期的还政于民、还政于州的改革虽然没有突破性进展, 但却被历任共和党党政府所沿袭。正如他所言:“美国人的梦, 靠那些守株待兔的人是实现不了的。必须知道:我们已经把 (联邦政治的权利动用到它的尽头了) 。”[5]上世纪80年代, 里根入主白宫, 完成了“新联邦主义”改革目标, 重新确立了联邦与州之间权力平衡, 遏制权力回流联邦的集权趋势, 从而完成“新联邦主义”改革。

参考文献

[1]J.艾捷尔.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M.]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0:540.

[2]高国荣.州在美国联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J.]世界历史, 1999, (6) :42.

[3]梅孜.美国总统国情咨文选编[M.]北京:时事出版社, 1994:459.

[4]斯坦利.L, 恩格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3卷[M.]高德步,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717.

广电云联邦模式探讨 篇4

1 互联网模式的本质

谈到互联网,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大数据、BAT、互联网金融、OTT、客厅互联网、4G、可穿戴设备、自媒体、比特币、O2O、众筹、专车、微商等。大量的互联网新闻和词汇充斥着信息世界,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这些都与互联网的本质息息相关。

对于互联网的本质,从业界和学界的诸多定义中,可以找出一些概括性的特点:

1) 促进信息沟通。马化腾认为互联网可以更高效和更低成本地进行信息交流与获取。

2) 加工聚合信息。张朝阳认为互联网使公众更接近真实事件。

3) 分享信息。马云认为互联网依靠分享的巨大优势,通过聚拢资源来降低沟通交易成本,将彻底打破信息不对成的产业链局限性。

4) 提高信息传递效率。李彦宏认为互联网使人与人之间信息传递的效率更高、更快、更便捷。

5) 扩大用户规模。丁磊认为用户是互联网服务的根本。唯有让用户满意,才能扩大用户规模。

如果用一句简短的话语来概括互联网的本质,那就是———平等的信息连接。通过建立在信息的提供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无差别连接,使得提供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了一条畅通的直连通道。在信息提供者方面还有一个平等的本质,也就是信息的提供者在一个相对公平、平等的领域内,减少了信息传播中间环节的干扰,平等地为众多信息消费者直接提供信息。也就是说,互联网为所有的业务或信息的提供者开辟了一个平等的机会,使得提供者有足够的空间展现自己的能力,服务于消费者,从而激发了提供者的积极性,通过消费者的过滤,筛选出了更有价值的业务和信息。

2 传统广电平台的局限

国内广电行业自无线时代、卫星有线时代、数字化和双向互动时代,到最近的云平台时代,经过50 多年的发展,为中国人民群众的社会文化生活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推动了视频从模拟到数字化、从标清到高清,从单向广播到互动应用,以及宽带接入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部分地区,广电网络公司的宽带用户也占据较大的比例。

尽管广电网络企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随着近年来互联网的发展成熟,很多年轻人即将或已经脱离电视屏,将手机、PAD、PC作为他们的主要内容获取渠道,与飞速发展的互联网行业相比,广电行业仍然存在一些局限。

1) 业务模式较为单一,用户没有足够的选择权

经过多年的数字化双向网络改造,广电网络已经较模拟时代有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是从业务形态来看,除了传统的视频直播、点播业务之外,其他增值业务仍然十分有限,且无法带来很好的经济效益,存在的价值仅限于存在而非满足用户实际需求。一方面,用户习惯了“看电视”的模式,没有意识去了解电视的增值业务模式; 另一方面,大多数运营商选择业务的方式依然是本位主义,以自身对业务的认识和对用户心思的揣摩来判断上线什么样的业务,并没有考虑到用户真正的需求。

2) 平台规模小,业务盈利能力差

广电网络各地割据,都在自己的区域内发展和服务自己的用户群,在传统直播体系下,这个局面还能有效地服务用户,提升用户体验,但是这对个性化服务的APP应用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每个APP都是一个业务平台,平台规模大小,用户活跃度高低都是衡量一个APP的重要指标,而在有限的用户规模之下,很难带给APP足够的发展空间。

3) 业务模块自成体系,造成资源浪费,建设成本高

广电运营商经过多年积累的各业务系统堆积,建设了多条业务工作流程,业务之间独立发展,并行工作,独占部分底层资源,导致新业务上线需要自建完整的业务支撑体系,导致网内业务体系复杂,平台维护困难,无法与其他系统实施对接,加重了平台的封闭性,为更多业务的上线建立了重重障碍。

同时,由于业务对物理资源的独占,也造成平台建设成本的上升,系统维护难度越来越高,而增值业务却无法带来应有的效益回报,形成增值业务领域的恶性循环。

4) 技术架构混乱,业务实施成本高

经过大规模的省网整合,县区合并等过程,往往一个省网内有多套不同的技术架构,甚至几十种机顶盒型号,终端类型繁多,配置相对较低,且操作系统也经常采用私有的运行环境,这些都导致业务提供商需要花费大量资源对应用进行适应性改造,以便能够在更多的终端上运行,且呈现出一致化的结果,投入成本骤然上升。

借助“互联网+ ”的发展契机,对广电行业的业务发展模式进行互联网化的升级,在充分发挥广电网络自身资源及优势的情况下,进一步提升业务竞争力和持续发展潜力。

3 构建广电云联邦

新一代广电云联邦的构建,会用到许多相关的技术,本文只重点探讨云计算架构、基于SOA的面向服务架构以及对等互联的理念。

3. 1 云计算IPS架构

云计算是基于资源虚拟化技术,将计算、存储、网络等物理资源虚拟池化,通过集成运用IT技术和CT技术,建立了基础设施即服务、平台即服务、软件即服务和网络即服务等服务模式,使资源具有弹性、共享和分布等特点,降低了服务成本,提升了服务效率。

云服务平台遵循业界技术规范及共识,采用Iaa S、Paa S、Saa S的3 层服务架构,每一层为上层提供服务,同时是下一层的使用者。在承载新媒体业务的同时,实现传统业务和新媒体业务的融合发展,如图1 所示。

3. 2 平台架构对比

3. 2. 1 SOA架构优势

SOA( 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 是一种以面向服务为导向的架构,能够整合内部业务系统或功能单元成为服务模块,并通过开放标准的接口规范,以服务的形式向用户提供业务应用及功能[1]。

采用基于SOA的平台架构,将为业务平台带来以下优势:

1) 重用性。该架构促进业务和处理能力的重用,使一个业务能够调用另一个业务的处理能力,而不需要再次进行大量的重复开发或集成工作。

2) 敏捷型。面向易变的业务需求,该架构能够依据需求对业务流程进行快速修改,使服务和信息流及时满足需求。

3) 可控性。该架构使企业提升服务能力,能够根据自身的利益对信息点和服务点进行监控,以诊断企业应用与交易的健康状况,并对业务流程实时修改与调节。

4) 延伸性。该架构对外部合作机构可以开放某些业务流程,便于企业间进行跨域业务合作与流程共享[2]。

3. 2. 2 平台建设模式对比

南京有线云媒体统一业务开放平台融合运用SDP、SOA、Paa S等新兴技术,在融合云计算和面向服务架构的不同特点后,设计出具有纵向分层、水平融合特点的开放业务平台,使广电原有竖井式封闭体系转化为水平式开放体系,打造了广电特色的SDPaa S平台,面向“三网融合”对融合服务进行了有益探索,是本文工作的有益参考[3]。

以广电网络业务平台为例,平台建设通常有3 种架构模式,垂直架构、门户整合架构和服务整合架构,如图2 所示。

表1 对3 种架构做了详细对比。

因此表1 说明,服务整合架构基于统一门户平台、服务管理平台实现整体平台的服务治理,将平台功能、资源等作为服务为业务统一提供,达到灵活、高效的统筹管理。

服务整合架构以松耦合的服务总线模式,实现了将系统模型与系统实现分割开来,将业务逻辑与资源能力相分离,增强了平台的扩展性、复用性和业务灵活性,同时解锁了平台对个别业务的依赖性,对整个平台的可持续运行是极为有利的。

3. 3 对等互联

在广电网络发展的数字化阶段早已有了业务互联的两种模式:

1) 内容业务的主从模式: 在某项业务上具有主导权的运营商,以主从级的方式将业务输出覆盖到下一级运营商的市场用户从而获取利益。在这种模式下,下级运营商对业务本身没有话语权和控制权,上级运营商主导了整个业务,从而使得业务获利和发展机会向上级运营商集中,导致下级运营商几乎没有扩大发展的机会。

2) 宽带业务的对等模式: 广电网络公司大多数都开展宽带业务,但是宽带业务受限于技术体系的落后,以及互联网出口受到电信运营商的制约,始终无法提供用户体验良好、性价比高的宽带产品,导致广电网络的宽带接入业务竞争力不强。广电网络运营商之间利用自主对等互联,实现低成本的网络互联互通,达到资源共享的目的,但是由于各家都无法提供更好的互联网出口,因此这无法从根本上有效提升用户体验,带来真正的宽带业务的大发展。

随着用户对互联网应用的接受度越来越高,传统的视频业务内容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用户的需求,互动业务必将成为广电网络运营的重点业务领域。广电云平台运营商通过建设面向用户提供互动业务服务的云平台,聚合了大量的增值业务内容,能够满足本地用户的互动业务需求。

以互联网思维推动广电行业互动业务的跨越式发展,这必然需要借鉴互联网的本质特性———对等信息连接,建立一套基于开放式云平台的业务对等互联的标准体系,使得各运营商的云平台实现服务能力的互联互通,保证各运营商的互动业务都可以在此标准的支持下,实现业务的跨平台提供服务,降低互动增值业务面向全国用户开展业务的门槛,同时提升广电网络云服务提供商的业务价值。

3. 4 广电云联邦架构

为贯彻中央关于推进“互联网+ ”行动计划、推进网络强国建设、推进三网融合、推进宽带中国战略、推进媒体融合发展等部署,需要结合广电网实际,着力实施“宽带广电”战略和“电视+ ”行动,创新发展广电网业务能力和提升核心竞争力。这需要大力进行创新,要有思路和举措。其中的创新思路包括集成应用云计算、SOA、SDN等新兴网络技术于广电网实际,建设广电云平台、智能传输调度网络和新一代服务运营支撑体系( SOA) 。其中创新举措包括高效进行大容量光网络、智能数据网络、混合云和运营支撑体系等基础资源建设[4]。

各地广电云平台基于基础网络实现了网络层的网络对等连接( 见图3) ,保证平台之间信息的互联互通。

在各地网络的对等连接基础上,利用对等互联协议实现云平台之间的逻辑业务层对等互联,每一个广电云平台都可以基于对等互联协议实现与所有广电云平台的直接合作,打破传统的业务地域限制,实现了广电云平台用户在异地漫游时,访问原运营商业务的好处( 见图4) 。利用对等互联协议,实现区域业务的全国化运营,扩大了业务的受众规模,降低了业务的跨区域运营门槛,为各地用户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实现了广电平台业务的互联网化。

广电云服务平台建设遵循SOA服务治理、模块化设计实现开放平台的理念,技术架构模型如图5 所示。

采用了对等互联协议的云平台,从用户认证、服务开通、价格策略和业务鉴权等几个方面实现了统一标广电云服务平台建设遵循SOA服务治理、模块化设计实现开放平台的理念,技术架构模型如图5 所示。准规范。以SOA架构为基础,实现了对Paa S与Saa S层之间的架构规范,对服务开放进行了标准化,使得所有云平台在服务开放层进行了统一的功能和接口设置,保证了应用在调用所有云平台Paa S层以下资源时,可以顺利地实现接口对接,破除了业务在云联邦内流动的门槛,为广电业务面向云联邦内部所有用户提供服务铺平了道路。

在广电云联邦内,各运营商是平等的,运营商之间可以实现业务的相互渗透,并实现业务收益的合理结算。业务的合作模式分为两种:

1) 业务跨平台服务,A运营商的业务可以发布到B运营商的门户、应用商店等资源展示空间。用户在使用该业务时,由A运营商的云平台提供实际的业务支撑,B运营商只负责展示和用户接入。该方式极大地降低了业务引入的复杂度和维护难度,降低B运营商的业务风险。

2) 业务跨平台部署,当A运营商的业务需要部署到B运营商的云平台时,由于服务开放接口的标准化,平台支持无缝的跨平台自动部署。用户访问业务时,在B运营商本地就可以完成对整个业务的支持。当一个业务结算周期结束后,A运营商与B运营商按照对等互联协议的结算接口实现后台结算即可,实现了业务的跨平台部署和运营。

4 广电云联邦的价值

基于对等互联的标准协议和开放的SOA架构,实现了开放、平等的广电云联邦体系,云联邦内的所有业务都可以实现跨平台运营,打破了传统广电运营商局限于区域运营的劣势,同时基于对等互联的标准化模式,解决了传统主从合作模式中下级运营商的运营积极性低的问题。因此,利用广电云联邦模式进行建设与发展,将有助于整合优化平台资源时可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进行,有助于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有益于增强资源利用效率和发挥资源价值,有益于打破原有传统模式限制,有益于广电行业互动增值业务的服务水平,整体提高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对于提高广电行业互动增值业务的创新发展能力具有更加重要的战略意义。

参考文献

[1]陈辉.基于SOA架构的电视台全台网络互联方案[J].现代电视技术,2006(11):26-29.

[2]林西克姆.云计算与SOA[M].马国耀,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

[3]占亿民,李鑫,冒海波,等.融合SDP、SOA、PssS等技术的云媒体统一开放平台[J].广播电视信息,2014(2):47-50.

乔·图斯:一个人的“联邦” 篇5

作为EMC“联邦” (EMC Federa-tion) 的构建者, 花白头发的乔·图斯看上去并不自负或自恋。过去十五年, 他掌舵的EMC, 从2001年一个销售收入约71亿美元的存储企业, 发展为全年总体营收244亿美元的企业集团。

关于一个成功企业CEO的定义, 往往随着时间改变, 但乔·图斯始终被认为是一个既鼓舞人心又稳重低调的精神领袖。如他分开手指摆出“瓦肯举手礼” (电影《星际迷航》中的经典动作) 所寓意的那样, EMC“Live long and prosper” (生生不息, 繁荣昌盛) 。

也仿佛是为了印证这句话。5月27日, EMC宣布斥资12亿美元现金, 收购云端服务公司Virtustream。之前, 5月22日, EMC刚刚完成了对私营企业Syncplicity的收购, 后者是一家企业文件管理服务提供商。

在此之前, EMC在乔·图斯主导下, 从2003年开始已完成了大大小小近百起收购。从最初的高端存储, 到全系列存储和信息管理、再到包括存储、虚拟化这些云计算技术在内的基础架构提供商。

而乔·图斯的过人之处在于, 在业界看清所有这些趋势到来之前, 早已出手。

重组“帝国”

成长于纽约大都会区的乔·图斯, 是意大利后裔美国人, 在从商之前, 他曾做过救生员和半职业棒球运动员。

他的商业才华在拯救著名的王安电脑公司的过程中充分展现出来。乔·图斯在1993年担任了王安电脑CEO, 当时公司已经申请破产保护。乔·图斯在1995~1999年之间, 通过并购10家公司帮助王安电脑加快转型。最终, 在1999年, 王安电脑以20亿美元的价格被荷兰阿姆斯特丹知名的IT服务企业Getronics NV收购。

作为目前仍然留在企业级市场的“最后一位精神领袖”, 乔·图斯三年前放弃了退休计划, 将EMC建立为企业级市场中不可击破的“联盟”, 并重新定义了科技时代的转型模式。

2001年, 乔·图斯临危受命出任EMC第三任CEO时, EMC正遭遇公司成立22年来的首次亏损, 数额高达5.08亿美元。乔·图斯上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削减费用, 同时改变EMC收入来源主要来自硬件的状况, 增加软件和服务的比重。

重组后, EMC分为硬件、软件和服务三大业务集团相对独立运营, 开始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阶段。同时, 乔·图斯决定EMC每年拿出收入的12%用于研发, 并用收入的10%收购一些技术公司。

在此之前, EMC收购了CLARi-i ON, 存储系统供应商Data General公司的王牌产品, 成为此后近十年时间中这家存储巨头最为核心的产品线, 肩负起“利润中心”的重担, 为这家公司创造了数以百亿计的营业额。

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后, 互联网泡沫带来了全球经济泡沫的破灭, 针对Data General这场价值11亿美元的收购, 让EMC至少熬到了乔·图斯的到来。

随后, 乔·图斯创造了EMC公司在收购领域的诸多奇迹, 2001年, 经历了互联网泡沫之后, 业界对科技行业的投资普遍谨慎。但EMC储备了20亿美元的现金, 急切地收购更多的企业级存储产品线。“逢低买入”是乔·图斯最初的理念。他告诉投资人, 行业的低谷是收购的好时机。2004年开始先后收购了SRM (供应商管理) Astrum Software和企业软件开发商BMC的技术和客户, 随后并购Legato Systems。

作为经验老道的买家, 在判断技术趋势或识别可收购的对象的时候, 乔·图斯善于倾听且从善如流。

据他回忆, 当时他从一家名为AXA的保险公司客户那里了解到VMware, 对方说, “那是我所见过的最酷的东西。来看看, 我需要你们支持它。”当时这家位于加州Palo Alto的新型企业提供的虚拟化软件能够让计算机服务器运行不同的操作系统, 收入不到1亿美元。

2004年4月, EMC以6.25亿美元收购VMware。到2004年第三季度, 完成收购后, EMC收入为20.3亿美元, 与去年同期收入相比上升了37%, 实现了连续八个季度的业绩增长。“如你所见, 我们做的更多。”乔·图斯说。

2009年, 乔·图斯又坚定地与Net App打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收购战:在Net App以19亿美元提出收购数据保护供应商 (掌握着当时热度极高的重复数据删除技术) Data Domain之后, 乔·图斯坚决地给予了“回击”, 最终, 他迫使EMC当时最大的竞争对手Net App退出竞购, 并以24亿美元将Data Domain收入囊中。

如今, Data Domain已经是EMC数据保护链条中的重要组成, 并成为EMC在为企业的混合云提供数据保护服务时的一张王牌, 让EMC诸多在存储市场的竞争对手高山仰止。

随着EMC的不断并购, PC时代的浪潮将众多科技巨头推落谷底。相比IBM、微软、惠普的艰难转型, EMC的不同成就和乔·图斯创新的“玩法”, 印证了科技与商业市场的未来将取决于前瞻和创新, 而不仅仅是产品本身。

以VMware为例, 在经过多轮资本重组后, VMware如今成为虚拟化领域的翘楚, 主导着超过400亿美元的市场。

2012财年, EMC的销售收入达到了创纪录的217亿美元, 这是乔·图斯在2001年上任之初的4倍多。这一年, 《巴伦周刊》第二次评选乔·图斯为全球最佳CEO之一。美国媒体称他为“企业级市场的史蒂夫·乔布斯”。

从存储到“联邦”

并购是大多数科技企业获得长期增长的“圣杯”, 但在乔·图斯的收购逻辑中, 烧钱并不能保证最好的效果, 大而无当的并购一直被刻意避免。EMC“只购买技术和理解技术的人”而获得与协同相关的众多业务领域的专家。

小型的并购, 意味着避开冗长的部门整合和人才调整, 而保留灵活组织中的创新和见解。正如EMC首席市场官Jeremy Burton所说:“让一家小公司在EMC逐渐发展壮大, 这是EMC收购的初衷。”

EMC的技术核心是存储和保护信息, 从这个角度看, 收购在战略中的意义十分明确——通过收购公司来实现技术、产品对信息管理的全面化——包括存储、保护、智能分析、决策和内容管理, 进而对计算、网络、安全存储资源进行虚拟化。

以一次次“珍珠般” (乔·图斯将被收购来的公司称之为“珍珠”) 的收购打造出来的EMC II, 其核心业务是极为强大的, 自VMware之后, EMC收购Legato System, 进入了更高利润的存储管理软件市场;Documentum则帮助EMC将触手伸向企业内容管理领域, 帮助这家存储公司与客户的业务结合更加紧密;此后, 针对RSA的收购, 则让EMC成为企业级IT市场“最懂数据安全的存储供应商”。

通过收购获得丰富的产品线协同效应, EMC联邦将各自承担独立的使命、并拥有执行的自由度, 彼此协助响应客户需求, 以此覆盖更多客户需求获得更多回报。

而2014年, EMC宣布对DSSD的收购简直就是一个概念, 当时DSSD甚至没有可以上市的产品。但今年, 这家以提供机架级闪存存储架构为目标的公司, 以及该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Bill Moore这个传奇般的人物, 都已经成为EMC联邦的一员。当然, 和过去的很多位因并购而加入EMC的技术大牛一样, 他“并不需要怀有畏惧, 只需要认可自己, 并且去赢。”

但这仅仅是乔·图斯“EMC联邦”战略的一部分。在乔·图斯看来, 完整的产品线固然重要, 但是目光放长远才是第一位的。比起谨小慎微, 转型中更可怕的是裹足不前。

在EMC的蓝图中, 硬件的能力需要通过软件及其背后的创新价值来共同完成, 突破存储硬件界限之后, EMC将进入IBM和Oracle的阵地——“脱胎换骨从而赢得世界”。下一步的目标是全面转向云计算和大数据服务。

Twin Strata、Cloudscaling、Magi-natics、Spanning、Cloud Link、Virtus-tream......通过一系列云技术相关的收购, EMC正向新世界迈进。联邦企业混合云、VMware v Cloud Air公共云, 刚刚收购的Virtustream托管云软件和服务, 一幅完整的“云图”正浮出水面。“现在, 我们所有一切都围绕着云。”乔·图斯说。

EMC认为, 企业级市场的业务在“第三平台”与“第二平台”之间还有一个“2.5平台”——一种经过改进和更新的“过渡性平台”。

在客户有能力完全迁移到以移动互联网为基础的第三代平台之前, 2.5平台将一直是企业基础架构的常态。这种“退而求其次”的勇气成为支撑销售和渠道向市场推进的“注脚”, 也获得了客户认同。

目前, 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有效信息存放在EMC的存储设备当中, 世界前一百名的企业的95%的信息都存放在EMC的系统当中。按照乔·图斯的逻辑, 企业客户数字化时代的业务也因此包括三个准则, 首先是拥抱数字化, 其次是接受变革, 同时关注和规避风险。

他坚信, 无论客户处在过去的基础架构, 还是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的哪个阶段, 他们的数据都应该被保护。为此, EMC在收购并采用新技术方面, 积累技术资源方面的投入超过了170亿美元。

EMC恰好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性时刻:一系列技术开始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发挥作用——并且协同并进。在这种情况下, 网络、移动智能、和各种终端的互动产生了大量数据和信息, 都需要被妥善地处理和保护。

回顾自己所做的这一系列决定, 乔·图斯用一句话总结:“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把握机会, 要么被颠覆。”他这样鼓舞联邦成员, 也这样告诫客户, “谁也不愿意被谷歌或者亚马逊所埋葬吧?”

业务“多核心”

与IBM、惠普、甲骨文等企业的整体架构不同, 如今, EMC联邦旗下有三个半公司, “EMCⅡ”、“VMware”、“RSA”和“Pivotal”, 都保留各自不同的品牌。目前, VMware正在开展虚拟化的软件定义数据中心方面的工作, 而EMCⅡ则包括EMC绝大部分传统业务和软件定义存储的最新技术Vi PR, Pivotal在做的是大数据, RSA则专攻安全分析。

“我们有不同的泳道, 对某项技术该使用在哪条泳道上这个问题, 是非常清楚的。”乔·图斯说。

在接受Computer World全球首席内容官访问时, 乔·图斯曾定义“联邦”的意义——将公司任务排成一线, 然后在战略和运营上结盟, 像一家公司一样提供所有技术。目的是构建最佳产品线, 避免给竞争对手留下机会或缝隙, 同时给用户多种选择。

一位EMC联邦的合作伙伴说, “他们正在创造一种新的现实, 即便他们现在看起来还有点松散, 但这就是EMC联邦有意思的地方。”

2014年底, 他成功“说服”股东和投资方埃利奥特资本管理公司 (Elliot Management) , 放弃分拆VMware的决定, “如果VMware被剥离作为一家独立公司, 有可能会被另外一家厂商收购, 例如IBM或者Oralce, 而这可能会对VMware作为EMC一部分时所享受到的独立性受到挑战。”

乔·图斯深信EMC的规模效应在面对IBM、Oracle、思科、微软这样量级的竞争对手时非常重要, 如果规模缩小, 进行分拆, 抑或EMC联邦内部“不能抱团成规模的壮大起来就只能孱弱地守着自己的微小的生存空间。”他说。

乔·图斯曾经表示, 他最担心的是文化适应的问题, 毫无疑问, 将整体利益, 摆在个体公司利益之前, 才能创造出转折点。除了拥有“发掘意外宝藏”的特质, “联邦”也需要资源分配的技巧。

而在一个企业集团内部同时保留三个CEO职位, (Paul Maritz负责Pivotal;Pat Gelsinger负责VMware;David Goulden负责EMC信息基础设施 (EMC II) ;Art Coviello负责RSA, 向David报告。) 乔·图斯则认为, “这是关于如何将最好的人才聚集在一起专注于他们任务的事。”

2015年初, EMC公司公布了新一财季的财报, 显示这家公司2014年全年总体营收达到244亿美元, 相比2013年高出5.3%, 全年净利润27亿美元。

提及过去两年EMC联邦持续的收购活动, 乔·图斯说:“这些收购花费了EMC60亿美元, 但目前只贡献了10亿美元的业务营收。”

但他引用了一句“中国谚语”鼓励三个公司构建自己的生态系统。“愿你生逢其时 (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 。”他说, “我们生活在前所未有的好时代, 考虑到至2020年全球将有300亿个互联设备, 创造ZB级别的数据量, 就意味着业务有可能出现全新的在数字浪潮才有可能出现的机会。”

如今, “接班人”已成为乔·图斯和EMC董事会绕不开的问题。今年以来, EMC股价已经下跌9.8%, 同期标普500指数增幅达到3.3%。这部分反映了投资者对于乔·图斯悬而未决的继任者问题的担忧。在粉丝们的眼里, 他身边的三位掌门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新的时代的EMC联邦的继任者, 但又都无法替代乔·图斯。

这意味着, 乔·图斯的时代远没有终结。

《中国中小企业》理事会单位

北京伊宅购购物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圣莲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嘉恒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北斗星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斯达建材实业有限公司

环宇集团 (南京) 有限公司

北京天佑星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聚鑫投资担保公司

江西汇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曲阳元盛管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金业汽体股份有限公司

“荒谬”论文催生的联邦快递 篇6

三十多年前的美国, 邮局、铁路快递和飞虎航空公司等都很少把包裹直接送到目的地, 不仅浪费金钱, 而且浪费时间, 包裹的安全性也得不到保证。这种情况当时大多数美国公民都能感受得到, 但很少有人提出质疑。而大学还没毕业的弗雷德·史密斯, 却对此提出了自己异想天开的创意。他在自己的毕业论文中提出:如果“买飞机专门用来送货”, 对一个公司来说可能存在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

这个创意在那个连传真机还没有广泛使用的年代, 肯定倍受冷落。史密斯的导师视其为荒谬, 给论文的评分是“C”级。而谁也没有想到, 史密斯并没有放弃这个“荒谬”的创意, 而是勇敢地把它变成现实。毕业后入伍期间, 身为中尉的史密斯仔细观察了部队的采购和递送程序。退役后的1971年, 他凭借融到的8000万美元, 启动了联邦快递。就在14架“法尔坎”小型喷气式飞机起飞的那天晚上, 这位年轻人向美国25个城市运送了186件包裹。这是一次奢侈的快递飞行, 平均每13件包裹享用一架“专机”。从此, 这一载入美国商业史册的举动催生了整个航空速递行业, 一家以航空速递业务为支柱的现代物流巨擘——联邦快递奇迹般地崛起。今天, 联邦快递的业务已遍及全球两百多个国家, 拥有超过六百架货机, 每天平均处理数百万件货件, 在全球快递行业中显示出霸主地位。2004年, 联邦快递以“使命必达”的新思维进入中国市场。

联邦快递:新兴市场来袭 篇7

探索新兴市场的潜力令人着迷,尤其对于与我有类似工作经验的人而言——我在联邦快递的工作常常跨越数个地区。这些新兴市场的发展方向足以令我好奇。

以亚太地区为例:继中国之后,越南和印尼将引领亚洲地区的贸易增长。越南和印尼是“薄荷”与“灵猫”集团的典型代表:它们毗邻消费者群体庞大的经济大国,自身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及可售商品,同时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群日益增长,他们渴望工作,也有钱可花。无论从地理位置上还是思想上,这两个国家都与国际接轨。

尽管互联网在不同的市场、乃至同一市场的不同地区普及率不一,新兴市场成为了互联网接入量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例如:尼日利亚和越南的网民总数从2000年的20万人,分别增至2012年的4800万和3100万。这样的变化使人们更容易接触到信息,也为商业创造了手段,因而带来了大量机遇。这样来,大到成熟的跨国企业,小到破土而出的创新企业,各类规模的企业都有机会进入并参与到国际市场运作中。

然而,仅有互联网是远不够的,必须配以足够的基础设施,来支持这些市场的业务与世界各地客户的有效连接,帮助它们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好。联邦快递则兼备全球商业所需的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的实力:不论道路、桥梁、港口、机场、能源、互联网设施等硬件发展,或是自由贸易、先进教育环境等软件发展,联邦快递都全力支持。

明智的投资会为这些经济体带来美好的前景,令它们在国际市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当考虑到如前所述的人口红利时,你会更确信这点。这些新兴国家中的年轻人群将输送大量劳动力,并成为消费阶层,但市场要为老百姓提供新的就业、商业、教育的机会。

联邦快递通过收购及有机增长等方式,在这些新经济体中不断投资。联邦快递于1984年率先进入中国市场。2007年,联邦快递成为在中国运营的独资公司,同年在中国推出国内服务。最近,联邦快递启用了位于日本大阪的北太平洋转运中心,为来自包括印尼和越南等国在内的亚太区客户在提供更多快速、可靠的连通性,帮助它们在区域及全球贸易中获益。

今天,所有商务人士都必须关注正在起步发展的新市场。根据美国商务服务局的资料显示,如今世界上95%的消费者居住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加上传统的“经济火车头”国家的发展速度变缓,以及国际间越来越强的连通性,这些都为新兴市场提供更多机遇,为它们在经济崛起的赛跑中点亮航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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