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精选十篇）
田野调查 篇1
一
笔者首先考察到“跳加官”的表演方式已然发生了改变。过去,“跳加官”有两种不同的演出方式,分别为正剧演出前和穿插于正剧演出中,“给人加官的戏一是在戏班到一地演出第一场戏时上演,二是当地豪绅显贵看戏时上演,在开演前或演出中间上演。”又如《中国戏曲志·广西卷》“演出习俗”条[3]:
开台演出前,要跳“女加官”,向主家和看戏的官绅、商贾祝福恭贺。“女加官”系由班中主要旦脚浓妆艳服,舞扇花,挥方巾,舞步登场。亮相后,作整装、洒水、扫地、抹桌、挂画舞蹈。舞毕,以“某某大人加官晋级”;“某某夫人富贵荣华”,“某某商号财源广进”,“某某老爷富贵双全。”等条幅,走向台口和左、右台角,向观众展示,躬身行礼。顿时,鼓乐齐鸣,表演舞蹈者舞步入场。受提名者赠送“红包”,放鞭炮答谢(也有赠送题字的镜匾或绸匾)。接着,班主或检场师傅,以司仪身份,手捧封包、礼品,伴随跳加官演员出场谢赏。旦角将礼品向观众一一亮出,每亮一件,司仪即向赠礼人高喊“某某调子班全体同人向某某大人谢赏。恭祝大人吉星高照,步步高升”……有时在正戏演出中,如有观众赠礼上台,亦须临时穿插跳“加官”。
此次“妈祖文化艺术节”中表演的跳加官只作为开场例戏见于正剧演出前,具体表演过程如下 :
演员头戴官帽,脸戴加官面具,身著大红蟒袍,手中并不执笏,在有节奏的伴奏中以鹤步徐徐步入舞台,背对观众朝前方躬身一拜,后转身面对观众并走向前至舞台左边,右手抚鬚,稍稍抬头朝天看,伸出右手食指朝天上指,寓意“指日高升”,再伸出左手抚鬚并伸出食指朝天上指,接着再次伸出右手重复同样的动作 ;然后以右手作写字状,点点头,抚掌连拍三下,此时节奏开始加快,演员转身步至舞台后方中央,弯腰拿起写着“财源广进”的竖条幅,面向观众展示,展示后招手示意另一演员走出来接过条幅,立于舞台上 ;如此再三,共展出三张条幅,分别写着“财源广进”、“万事胜意”和“一帆风顺”,待最后一个演员将条幅展出后,加官抚掌连拍数下以示欢喜,挥手示意举着条幅的三位演员退下,待他们退下后,加官再随之退下。整个表演过程仅五分钟左右。“跳加官”之后的表演则是《仙姬送子》,然后是正剧开演,正剧开演过程中并未见插演加官戏。这一次的“跳加官”演出不再刻意为某某人物表演或是高声大喊“给某某先生加官”。
过去专为某人表演的“跳加官”不仅可以穿插于正剧中,也可置于正戏演出前,这就不担心会破坏正剧演出而又能讨好某观众赢得额外的赏钱了。既然如此,受邀在沙头村表演的梧州粤剧团完全可以选择在开场时的“跳加官”里附上从前“某某大人加官晋级”的戏码,然而这一情况并未出现,我们可以以此推断出专为某观众加演“跳加官”的演出方式似乎正在,或者说已经被摒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之外。
第二,“跳加官”的宗教功能已然淡化。得以延续数百年,久演不衰,“跳加官”的身上向来具备有较为浓厚的宗教色彩,“庙会戏‘跳加官’,是表示对神的敬意……演员在神像前专门为神跳‘加官’,成为祀神仪典的一部分。”[4]同时,“跳加官”还具有很强烈的“加官进爵”的祈福功能。打开《中国戏曲志》诸卷,关于“跳加官”的条文大多提到,表演者手中持有牙笏,这是“官”的一大象征。在表演时所使用的条幅也多半为“指日高升”、“当朝一品”、“加官晋禄”等短语,始终未偏离“加官”这一主题。但是回顾本次梧州粤剧团所表演的“跳加官”,寓意“指日高升”的舞蹈表演程式虽然仍旧沿袭下来,加官手中却不再持有象征“官”的牙笏,而条幅的的用语也焕然一新,变成了“财源广进”、“万事胜意”和“一帆风顺”,在这里,祈祷“加官”的用意就不那么明显了。我们不得不说,“跳加官”已经不再是实际意义上的跳加官。
第三,“跳加官”的现实地位明显下降。这里既指其在剧团中的地位,也包含在观众心中的地位。从前的“跳加官”,频繁地特意为某某大官、乡绅表演,无论是正戏开演前作为开场戏,还是暂停一切正剧演出而插演,但凡表演时检场人或者戏班班主高喊“某某老爷加官(步步高升)”之类的祝福语,“受祝贺者,要向戏班赠送红封和礼品以示谢意”[5],多了这一层与观众的互动,“跳加官”的演出实际上为戏班带来了很多额外的收入,过去甚至有“一场加官半台戏”的说法。因此,其在戏班中的地位自然很是重要,否则也不会屡屡中断正剧演出加演“加官”。此外,由于承载着观众趋吉避凶、渴求官位晋升的心理,这一表演也深受百姓喜爱,其既为戏班带来实际利益,又迎合百姓观众的心理,过去的“跳加官”在戏曲表演舞台上实际享有很高的现实地位。然而这一盛况已难以在现今的演出中窥见一斑。本次沙头村表演的“跳加官”,整个过程只用了五分钟,表演程式也极为简单,演出时长与频率都较过去大为缩短。因此我们说“跳加官”在趋向衰落一点都不为过。
附表 :
二
在历史巨轮的推动下,任何事物之所以发生变化,必然有其自身原因和外部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跳加官”也逃不开这个法则。简而言之,“跳加官”发展至今所产生的变化,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是主要的推动力。而戏剧自身内部的改良,也同样影响“跳加官”的变迁。
首先,封建宗族社会退出历史舞台,社会各行业各部门分工细化,谋生的手段变得多样化。从前的“跳加官”深深扎根于中国封建宗族社会的土壤中 :“对于一个在激烈的竞争中反复进行各种变动的宗族来说,很显然,立刻就能带来直接效果的‘加官晋禄’(科举合格)(使本族内出现晋官得爵者,从而使本族处于凌驾其他宗族之上的政治、经济优势。)封建宗族社会中浓厚的官本位思想是促使“跳加官”活跃于舞台上的主导因素。”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在中举后不仅身份地位大大抬升,生活条件也由此大为改善,因为中举后就有了跻身官场的资格,也因此,“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 ;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张乡绅家又来催著搬家。搬到新房子里,唱戏、摆酒、请客,一连三日”[6],足以证明,“官”能够给人带来多大的现实利益,这就不难理解,缘何从前人们会如此喜爱戏台上上演“跳加官”了。但是在现今社会,人们追求生活富足安逸的途径不再局限于科举和做官,促使大众对“加官进爵”的渴求不再那么强烈,因而不再重视“跳加官”表演中关于官位晋升的寓意。
其次是政治体制结构变化,观众群体地位平等化,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势必会影响到这个含有特权意味表演活动。“跳加官”植根于封建宗族制度中,除了开场演出时指向全体观众为全体观众表演外,还会有选择性的指向某一观众另外再演。而今在平等观念的带动下,剧团或者观众在心理上或多或少都会抗拒“跳加官”专为某人演出、专门恭贺某人的做法。演出场所观众区的革新也体现出平等观念在现今已被大多数人接受,“改等级分明的池坐、官坐、兔儿爷摊等观众席为统一规范的排坐。在新式戏院内,观演关系趋于民主、平等,渐渐消除尊卑观念。”[7]这实际上是一种进步,是戏剧越来越关注观众群体,愈加适应时代进程、适应观众需求的内在表现。
我们将目光投放于“跳加官”变迁的外部环境,当然也不能忽视其产生变化的内在推动力。“跳加官”今天不再穿插于正剧中,不再频繁表演,缩短演出时间、精简舞蹈动作程式,都是戏剧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例戏一直以来都被看作仪式剧,带有宗教色彩,其情节设计和人物情感表达都远不如正剧那么充实饱满,只能算是正餐前的开胃小菜。然而却被戏班寄予厚望,一台戏中不惜敷演多次甚至十几次,不免有喧宾夺主、鸠占鹊巢之嫌,不时的打断正剧演出,极有可能破坏正剧在舞台上营造好的情境和情节的连贯性,还会干扰观众看戏听戏的兴致。现今将“跳加官”规范在正戏演出前表演,并简化舞蹈程式,缩短演出时间,将主要时间让位给正戏,是较为合理的。
小结
“跳加官”自诞生以来,历时三百余年,回溯过去,它曾经深受宠爱,反观现今的变迁,不得不说是置身于新时期新社会新环境中被迫进行的改良,在尴尬中求生存。诚如李跃忠所言 :“‘戏曲危机’已是人们的共识,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很复杂,既有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转型对它的冲击,也有人为的、政治的原因等,其中产生、形成于农耕社会的,为农耕文化服务的戏曲,其社会功能不能满足、适应今日之俗民的要求,当是最为根本的原因之一。”[8]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跳加官”由广受青睐发展到渐被冷落,若要挽救,变是必然,不过如何使之在变化中既要保留特色,又能与时俱进适应观众需求获得观众认可,以期为其注入新的活力,则是我们首要考虑的问题。
摘要：从清初直至近代,“跳加官”曾经是戏曲舞台表演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戏曲表演历史长河里渐趋成为一项带有宗教祈福色彩的民俗活动。然而,随着封建宗族制度的土崩瓦解和政治结构全面变革,例戏“跳加官”不再承担起“加官进爵”的宗教祈福功能,加之戏曲表演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跳加官”的表演方式和表演过程都有了很大变化。
媒介研究田野调查调查手册 篇2
郭建斌 2010年12月日7日
近年来，一直想编写一个关于媒介研究的田野调查手册，因为在人类学界，已经有几个这方面的很好的手册，如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编订的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1874－1951年），中国学者汪宁生的《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1996年）等，但是由于很多想法并不成熟，不敢轻易动手。因为本周让研究生读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那本手册的中译本（周云水等，2009），为了讲这次课，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我逼着自己动手写了这样一个提纲。因为是临时写就的，肯定有很多的问题，我的想法是拿出这样一个提纲来让研究生批判，因为时间关系，只有少数几个学生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为了更为广泛地听取大家的意见，我把这个“手册”贴在这里。欢迎各位有兴趣的看官留下宝贵的意见。
一、媒介的种类
虽然我们说这样的研究所针对的是与人类使用媒介有关的社会活动，但是在一开始，我们还是需要对这里所说的媒介做一个大致的范围限定。自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媒介，包括了传播研究中通常涉及的大众传播媒介，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等，也包括被纳入“新媒体”范畴的手机、网络（具体包括博客、播客、tiwtter/facebook等等）等，这些媒体的具体形态十分繁多，无法一一列举，我们的想法是所有那些与那些与新的技术手段为基础的人们用于传播、交流的各种具体方式，都属于我们这里所说的媒体的范畴，同时也包括这些新的技术手段与所谓“传统”媒体融合之后所形成的那些具体形态。
在对于上述媒体的研究中，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还可以关注一些可能被忽视的具体形态，如过去使用的录像机，现在所使用的VD等，这方面在以往的人类学研究中，已经被一些人类学家所关注，如美国人类学家在对加拿大和澳洲土著的研究中所关注到的indigenous media，Jenny Chio在对中国西南农村的研究中所提出的village media，这些不同的名称其中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即当地人利用现代传播技术来表现自己的文化或生活，只不过前者主要是由国家或相关组织为当地人提供某种传播技术手段，而后者则完全是当地人自发地运用一些传播技术手段。
除了以上这些以外，也有人类学家曾经对录音机（包括录音磁带）等进行过研究（xxx），在中国的农村，较之1980年代，这类东西已经不那么的普及，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那些受到城市里的流行趋势影响的MP3/MP4/PM5等等，这些东西同样属于我们这里所说的媒介的范畴（这些研究并不仅限于农村，也包括城市）。由于现代交通工具的日益普及，这样一些音频、视频播放已经被装进汽车、摩托车内，这样一些流动的空间内的那些具体的媒介形态，也属于我们这里所说的范畴。
除了上述这样一些外来的传媒媒介之外，我们还需要关注那些本地人自己发明的传播媒介或传播方式，这方面的情况，在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编订的《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也有较为详尽的说明（p192－193），在这里不在详述。因此，以上所说的媒介，所涉及的具体种类是十分繁杂的，从这样一些具体技术或产品的来源上，我们可以把它们暂时分为外来的与本土的两种类型。就以往的媒介研究中，我们对于外来的媒介的使用关注得较多，而对于本土的媒介形态，似乎关注不够，因此在这里才做了这样的区分。划分媒介的类型不是我们这样一个调查手册的本意，但是我们认为这样的一种划分可以拓展我们对于媒介的理解的视野，并在实地调查中去拓展媒介的具体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把我们的关注点落到对那些具体媒介形态的使用上。
二、针对媒介的调查
如前所述，因为具体的媒介形态十分复杂，因此在这里我们也无法对每一种具体的媒介形态的调查方法做一一的介绍，因此，我们在这里只是以某些目前较为常见的媒介形态为例（这也因为我们在对这些具体的媒介研究的一些经验），具体介绍对这些媒介进行研究时的一些具体方法，然后，我们将从一般意义上的媒介研究出发，给出一些一般性的指导意见。1.电视
对于现在的很多人来说，由于电视机的广泛普及，很多问题似乎不会去想和问。说到电视，我们通常会想到的是电视里所播放的节目，而忽略了其他的更多的东西。沿着这样的思路，说到电视研究，我们的思路就自然而然地指向了节目及其影响方面，这也就是传播学中所说的“效果研究”。其实，就人类学的电视研究来说，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在以往对一些农村地区的电视研究中，有研究者问过这样的一些问题：电视机从哪里来？谁在看？在哪里看？怎么看？看什么？等等（郭建斌，2005）。除了这样一些问题之外，在一个一般的城市家庭中，我们也可以问这样的问题：电视机摆在哪里？它在整个家庭空间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这个家庭换了多少台电视机？不同时期电视机的摆放位置和电视机柜等又有怎样的不同？甚至还可以去访问一些生产电视机柜的人，了解不同时期专门摆放电视机的柜子的变化。当然如果你对电视机本身感兴趣，也可以去找一些设计、生产者，从生产技术的角度来考察电视机生产技术方面的变化。这样一些内容与电视节目本身均没有关系，但是这些问题对于电视的研究，同样是有意义的。
如果从内容方面来考察，一般来说，通常就是生产、传输和观看三个环节。如果你觉得一时无法弄清一个大的电视台的完整的情况，你可以选择一个小的电视台，只要这个电视台有自己制作的节目，你就可以针对他们所生产的节目了解他们的内容生产情况。或者说，你可以从某个大的电视台的某类或某个具体的节目入手，来深入了解这类或个节目的具体的生产情况。这当然要能够参与到这类节目的制作过程中，除了观察之外，还要对有关的人员做一些访问。
传输虽然只是一个技术活，但是在整个传输过程中的一些具体情况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那些制作电视节目内容的人，也通常对这方面的情况没有太大兴趣，似乎这方面的工作过于的单调且没有创造性。但是因为这个环节是整个电视传播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在我们的研究中也不应该忽略它的存在。在电视还未使用卫星来传输信号的时候，电视节目制作、播出后是通过交通工具把录像带送到其他地方播出。在使用卫星传输电视信号的早期，很多地方建立了数量众多的差转台，在那个时期，差转台的数量，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统计指标。在使用卫星传输电视信号之后，有模拟信号到数字信号，这样的技术变革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对于电视信号的接收，目前有的地方使用的是地面卫星接收天线（俗称“锅盖”），有的地方是通过有线电视接收电视信号，在有线电视信号中，也有各种各样的数据包，根据不同的需要来购买。这样的一些技术活其实并非仅有技术方面的意义，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些技术变革放到一个更为宽泛的社会背景下来看，其技术的社会意义也就自然地彰显出来了，并且在这样的一些技术环节中，还存在着较为激烈的控制与反控制的问题，比如说那些所谓的“非法”的地面卫星接收装置，比如说现在的卫星信号（中星九号）的不断升级，等等。还比如说国家与国家之间对电视信号的控制与反控制的问题，等等。
对于电视观看的研究，其实是以往的媒介人类学以及文化研究重点关注的方面。对于具体的观看场景中的观察，肯定是最为重要的，这包括是一些什么人在看？是自家人，还是有邻居或亲戚来一起看？他们的座次是随意的还是有着某种特殊的安排？电视里播放的内容是什么？他们在看的过程中是否还在做其他的事情？他们是否会就电视节目中的内容进行议论？是如何议论的？谁在掌握着遥控器？他如何使用遥控器？在看电视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什么事情？等等，这样，都是对一个具体的观看场景中的观察中通常会注意到的方面。
其实，要考察电视对于人们生活的意义，仅仅停留在那些具体的观看场景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他们不看电视的时候是否会就曾经看过的某些电视节目进行议论，为什么他们会在这个时候议论电视节目中的那些内容？他们是如何议论的？这样的一些议论对于他们的生活来说，具有怎样的意义？
从以上这些内容来看，即便只是针对电视这样一种媒介，可以考察的方面是很多的。对于某一项具体的研究来说，我们很难对上述所有的方面都进行深入的调查，对于某个具体的课题，只能选择某个具体的方面来入手。即便如此，对于其他方面，虽然没有十分深入的了解，但是也需要尽可能地掌握一些资料。
这样的一种思路，对于报纸、广播、电影、互联网等媒介的研究，也有相似的地方。
2.电影
以往对于电影的研究，关注的最多的是电影文本，但是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同样可以把研究的面拓得很宽。上面所说到的对于电视研究的那样一个思路，也可以应用到对于电影的研究中。但是由于这两种媒介本身做存在的一些差异，在具体的研究、观察上，也会有很多的不同，因此，在这里，我主要从两者的区别方面来谈。
一般来说，电影生产的环节似乎要比电视复杂得多，这就给研究电影的生产带来的很大的困难，但是也正因为这一点，电影的生产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研究的空间。如果有条件，你当然可以对某个电影复杂的生产过程进行完整的考察，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你也可以从生产环节中某个你能够掌控的方面来入手。曾经有研究者对纪录片《德拉姆》的拍摄过程中的摄影机（包括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互视问题进行过研究（张静红，2007），我认为这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
在采用数字传输之前，电影的发行是通过各种交通工具运输拷贝，并且有专门的电影发行部门，如同以往很多报纸是通过邮局来发行的。
与电视不同，电影放映的技术门槛较高，需要由专业人员来完成，电影放映员也是研究电影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尤其是在那些农村地区，电影放映员要经常到不同的村子放电影，在有些当地人不懂电影中的语言的地方，电影放映员在放映过程中还要对影片内容进行翻译。这方面的情况，均要具体询问。
和电视不同，看电影通常还有专门的场所，有些地方有电影院，有些地方是露天电影。电影院是一个地方非常重要的文化活动场所，值得进行深入研究（朱蕾，潘忠党，1999）。即便对于那些中小城市，从电影院的变迁也是考察当地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的窗口（蒋俊佩，forthcoming）。一般来说，因为看电影的人较多，对于电影的观看场景的观察要比看电视复杂得多，但是这也并非是说这样的观察不可能完成，你可以置身一个具体的放映场景中，对整个观影环境以及某些你能够观察到的具体情境进行观察。若有可能，尽可能对观众的情况有一个大致的描述，如性别、年龄等，若有可能，了解更加详细的情况。
对于电影的研究，我们还可以做一种时间跨度更大的考察，比如说那些10几年前或几十年前看过的电影给这些人留下的什么样的记忆，他们如何回忆以前看电影的各种各样的经历。这样一种从社会或集体记忆的角度对于电影的研究，也是非常有趣的。
3.手机
对于手机的研究，同样可以从生产到消费的流程来考察，即可以关注手机生产的技术革新方面，如“山寨机”的生产，等，也可以对生产手机的工厂进行考察。这方面，有些类似的研究是值得参考的（潘毅，2008）。
手机的流通环节，可以考察各种手机销售店。那些从大城市到小城市的各种各样的手机“卖场”都值得去考察。各种手机“卖场”在不同的城市中都具有极高的表征意义。
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对不同的手机信号的发布公司进行研究。虽然这方面更多地会涉及商业方面的竞争，但同样可以进行关注。
关于手机使用方面的情况，由于手机本身的私人性，其使用对象相对比较具体，当然这方面的情况也十分复杂。如他/她所使用的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机？是如何得到的？他/她经常使用手机的哪些功能？各种功能的具体使用情况怎样？他/她用手机主要联系一些什么样的人？大致的花费情况怎样？等等。
对于有些农村地区，还有一个是手机信号方面的问题，手机信号来自什么地方？具体情况如何？也可以进行关注。
4．木刻
这是一种当地人自己发明的媒介，这种媒介的情况和那些外来的媒介情况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在这里简单介绍一种。
现在很多地方已经见不到这种媒介了，但至少在有些博物馆，还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或者说还有些地方传统文化的掌握者还知道这些东西。既然如此，在田野作业中，我们还是可以去研究这种媒介。
对于这种媒介的研究，自然不能使用以上对于电视、电影、手机的研究方法，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是这种媒介存在于哪个时期，用来干什么？怎么做？如何用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当然，我们还可对这种东西的消失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解。
其实，在现在的博物馆中可以看到很多东西，都属于我们这些所说的媒介的范畴，如青铜器或陶器上的图形或文字，鼓或号角，碑文等等。从媒介研究的角度出发，我们重点关注的是这些东西的传播价值方面。
5.对于那些经由生产和流通换届的媒介，通常可以按流程来进行考察，如：（1）生产（2）分配（3）交换（4）消费
6．对于那些地方性媒介，可以从具体的使用情况来考察，如：（1）什么样的媒介？（2）怎么用？（3）有什么作用和意义
三、与媒介相关的社会背景
虽然我们的关注点是媒介，但是我们并不希望仅仅盯着媒介而不关注其他的方面。在我们看来，媒介只是我们考察的一个切入点，或者说这里所说的媒介研究只是从媒介这样一个具体的方面入手，我们最终要考察的其实是当地人的社会生活。因此，这里所说的媒介研究准确的来说是从媒介的视角入手，从一个侧面对当地人社会生活做出一种解释。只所以做这样的强调，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我们在这里所使用的只是人类学的方法或理论取向，通过这样一种方法和取向，我们希望能够从传播的角度独立地提出一些研究问题，并对这些问题做出一种不同于以往那些现有学科的研究不同的回答。在我们看来，这本身也是丰富人类理论知识的一种合理的路径。
既然如此，从广义上来说，以往人类学研究中所关注的那些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属于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背景的范畴。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在这里也就没有讲这方面问题的必要了，因为在现有的那些各种各样的人类学研究手册中，几乎都已经多次说过了。
但是在我们看来，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这样简单地把“媒介”加“人类学研究”的做法也违背了我们编写这样一个调查手册的本意。在这里，我们要从那些与媒介紧密相关的社会生活方面的入手，来讲述那些相关的社会背景。1.社会背景（从制度到日常生活）
（1）社会制度：这并非是要把整个社会制度的全面、详细的考察，只是说在我们对于媒介的研究中，需要关注与某种媒介相关的制度环境，如研究中国农村电视，不能不关注“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研究中国农村电影，不能不关注“2131工程”，等等。无论我们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那个环节进行考察，这些相关的制度背景都是必须的。
（2）日常生活：媒介研究，说到底还是对人的研究，但是一说到媒介研究，我们往往会更多地关注与媒介直接关联的那些内容，而忽略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因此在媒介研究中，我们也强调要对所研究的那些人的日常生活情况给予更多的关注。这包括个人及其家庭背景、经济来源、居住环境、生活规律、生产生活情况等。这方面的有些具体内容，也可以见相关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手册。
2．媒介环境（包括交通）：即便我们在调查之前已经确定了以某种媒介作为我们的重点关注对象，我们同样需要对其他媒介的情况进行关注。在很多农村地区进行媒介研究，我们认为交通是一个重要方面，除了其他媒介之外，道路和交通方面的情况是我们认为需要重点关注的方面。3．具体的生产、交换、流通、消费情景
4．社会交往
参考文献：
英国皇家人类学会 编订《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周云水，许韶明，谭青松译），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9年
朱蕾，潘忠党，《改革时代的时间竞赛与时间象征：变化中的中国都市影院考察》，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e Studies, 2(1),33-57,1999.郭建斌，《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张静红，《田野合作中的互视——怒江茶马古道上的一次影视记录分析》，郭建斌主编，《文化适应于传播》，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0-198页。
亲历田野调查寻访皇家茶园 篇3
这种滋味，来自云南大地，具体说，就是来自一座座普洱茶山。普洱茶山，是普洱茶的根基。进入普洱茶山，是普洱茶根基的探秘之旅，是普洱茶文化的寻根之旅，是澜沧江中下游环境生态的体验之旅，是当今都市人回归自然故乡的休闲之旅，是现代另类生活的时尚之旅，是强身健体的低碳之旅。
这一次，我们对普洱茶山关注的触角更加敏感细微，完全以田野调查的亲历方式，带你走进一座座眼前鲜活存在的茶山：布朗、班章、易武、景迈、南糯、困鹿、板山、昔归、无量、哀牢……我们试图用亲历者的深度体验，为读者呈现一张普洱茶山活着的多维旅游地图——茶山晃荡学，就是怎么玩茶山的学问。
造访拥有千年万亩古茶园的困鹿山，你要像神勇的阿凡达那样来一场旷世旅行。
午时进入困鹿山寨，天气有了变化，云层遮盖天幕，遥远的困鹿山顶白雾缠绕，平静神秘。这里居住着世代种茶、爱茶、护茶的哈尼人家，整个寨子14户农户54口人，寨子里生长着400多棵有400多年的过渡型古茶树。寨里实施了农户认养古树的保护方式，困鹿山古茶园附近居住的村民，每个家庭都认养了几株古茶树，从4棵到20余棵不等。农事劳作而外，他们还要护理古茶树。我兴奋地跑过去抚摸，树也仿佛像智慧老者伸过手来，顿觉时光流转，灵息吹拂。茶树在寨中，人在茶树中，清香袭人，鲜氧扑鼻。
而在寨子对面，生长着上万亩野生型、半栽培型和栽培型古茶树群落，总面积达1022亩。是目前宁洱县境内发现的面积最大、保护最完整的古茶树群落。据考证，树龄最大的在2000年以上。很多人都知道，其中一棵古茶树已经被著名演员张国立认养。
说到茶，不能不提刚刚徒步穿越困鹿山的第一站宽宏。清朝时，每到采摘春茶的季节，官府就要派官兵进驻宽宏村的大茶林，监督茶叶的生产和制作，并把制好的人头茶、七子饼茶等通过马帮运送到皇宫里去。昔日的皇家古茶园，如今变成了寻常百姓的房前屋后的林地。
这个农闲日，按本地的习惯，包谷种下地，水稻插入田中，茶叶已经采摘，就没有什么更多的活了。我们走进一户泥墙青瓦人家，向女主人讨上山的饮水，村民们向我们涌来，好奇地打量着我们。和这里其他村民一样，他们的穿戴非常朴素。人群中有一个83岁的老婆婆、采茶归来的少妇、驼背的看牛老倌、精壮的山里汉子、可爱的孩子们。热情的女主人把家中用蜜蜂泡的包谷酒也拿出来招待我们：“喝了这种酒，爬山就更有劲头了!”社长也过来和我们寒暄。我们马上改变了自己亲自穿越困鹿山的原定计划，让社长做向导，他欣然同意。
稍作休整，继续前行。一路上，两边山体长满绿色植物，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沿山脊前行，映入眼帘的是密密层层的林莽，连绵的山峰交相迭翠，羊肠小道蜿蜒崎岖，没入林莽深处。不远处，还可看见依山体走势潺潺流动的山涧，巨大的朽木横亘其间，清澈的流水在树木的掩映下忽隐忽现。掬一捧山泉喝下，满腹清凉快活，劳顿瞬时烟消云散。天空下起小雨，我们贴着山壁缓慢地前行。前边是雾锁林荫景致，四周的山林如刀削斧劈，好像一个密不透风的铁桶将我们团团围住。
山谷的流水多了起来，能听见哗哗的水声。走过架在河上的枯木，仿佛进入另一个舒适的世界。但是，世外桃源也处处有陷阱：一不小心，黏糊糊的蚂蝗把你的鲜血当作美食饱餐一顿，荨麻的叶子也能把你的手擦得火辣辣的痛。
海拔上升，山路越来越陡，树木由阔叶林向针叶林过渡。我们来到了困鹿山的山麓，山麓的左边是凤阳乡地界，杂草随风飘舞，右边是把边乡的地界，一眼望去，幽深的林莽占据视野所及的地方。杂草和林莽形成鲜明的对比，好像墨水从白色宣纸上泼流而下。这时，漫天的大雾潮水般涌来。雾是浓的，山风猛烈，雨水冰冷。但我们已经顾不上这么多，尽情地享受着人间仙境的景致。大家狂奔着，呐喊着，欲与云雾共交流。有人高声大叫，有人唱歌，高兴过后，大家纷纷合影留念。
中国乡村田野调查2015 篇4
1 农村发展水平的差异之大超出预想
一是自然条件的差异。地形、气侯、灾害等自然环境全国层面差异巨大,省域层面既有一定相似性,也存在较大分化。农作物和农产品呈现区域特色。矿产、旅游等资源禀赋部分村庄“得天独厚”,而更多村庄相对“平凡”。地形条件和村庄的发达程度还存在一定关系:平原村好于丘陵村,丘陵村好于山地村,当然这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分析。另外,量大面广的、不具备鲜明特色的农村,发展起来可能会比较困难。自然条件的差异可以说是农村发展差异的根源之一。
二是基础设施条件的差异。基础设施是生产生活及村庄发展的基础,直观的暗示了村庄的发展水平、反应了村民的生活质量。水、电、气等公用设施在发达地区基本完善,落后地区正在推进,很多贫困地区刚刚通电、通路,有些使用泉水、柴火等。农村的污水排放、沟渠治理、垃圾清运等问题非常突出,且不仅局限于欠发达地区。在道路建设和公共交通层面,部分村庄对外交通尤其不便,内部道路极不完善。小学等公共设施撤并力度普遍较大,配置过于强调服务效率,低龄子女上学影响了农业生产和农村家庭生活。对落后的农村地区来讲,更重要的是 “如何让村民能够方便的享有教育权力”。 随着农村的老龄化程度加剧,对文体、卫生、养老等公共设施的需求不断加大,但实际上数量、质量、效用与管理维护等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屯堡
三是人的发展差异。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方面,家庭收入、村民的学历等在不同地区天差地别,西部地区还存在不少中青年文盲。村民对城镇化意愿和迁移的选择也存在差异。“外出打工还是本地务农”“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城镇化还是向大城市”的彻底迁移在村域间差异巨大。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更是存在差异,相比东部沿海地区农民观念的活跃、积极、开放,西部农村很多尚处于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与外界联系较弱。
四是地方管理的差异。省级政府对农村的重视程度和关注方面不同。部分地区根据地方实际做出了较为实际的探索;有些省份重视房屋改造和新农村建设、有些省份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整治;有些省份重视农房建设。但更多省份目前仍缺乏重视或不知从何处下手。管理者的顶层设计是核心,当前政策研究制定仍普遍缺乏深入研究。
2 村民的主观满意度与村庄建设的现实发展程度不完全匹配
村民的主观满意度与村庄建设的现实发展程度是否匹配?是不是村庄建设的越现代化,设施越齐全,村民的满意程度就会越高?这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经过调研,发现总体满意度较高,村民认可国家投入,态度是积极、感激的。但满意度与物质环境品质非线性相关。相比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西部地区虽然设施提升小,但居民满意度反而更高。满意度直接反应“安居性”,但其存在差异性,还受到年龄、学历、务工经历等个体差异的影响。提升安居性不仅仅等同于改善表面的物质空间环境。
3 老龄化将是未来农村的人口新常态
未来农村老龄化将进一步加剧,并向高龄化发展。2014 年,我国65 岁以上人口占比10.1%;60 岁以上占比15.7%。中老年村民普遍只有“乡土情结”,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有大量退休农民工返乡,且就近的小城镇吸引力不大。养老需求大幅增长而供给仍十分滞后,供需矛盾突出。老年人不再是弱势群体的代名词,随着平均寿命的延长,45~65 岁左右的“初老”人群在农村发展中成为中流砥柱。农村设施建设应充分考虑大量常住老人的实际需求,尤其是卫生设施与养老设施,应加大投入,探索多样化的供给模式;文体设施也应做适老化改造与设计。重视老年人在村庄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通过技能培训、适度放权等方式传播新兴的技术与观念,逐渐唤醒他们的主人翁意识,通过村庄自治来保持村庄活力、提升村庄面貌。
4 农村人口的流动受到诸多因素影响
首先受到个体差异的影响,比如年龄、学历、收入、婚姻状态等。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也非常大,比如农业基础、村镇面貌、区域产业发展、交通条件、地方文化等。农村人口流动还随政策的引导发生变化,在自身因素和外界环境不变的情况下,政策力会起到极大的引导作用。应针对不同地区的迁移选择特征,合理预测农村人口未来趋势,差异化应对。通过产业布局、设施建设、福利配套等立体化政策体系,完善城乡间人口合理流动机制。发达地区应加快为有城镇化能力的村民建立户籍、土地等有偿退出机制;欠发达地区应完善村庄及小城镇公共服务,适当在当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就近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西部贫困地区应做好就业技能培训等。
5 农村发展内生动力的匮乏是阻碍发展的最根本原因
目前“美丽乡村”或者是说“新农村建设”试点大多是通过高层面政府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来建设的,推广难度大。但也要坚持去推广,因为农村历史欠债太多。农村发展的动力就是乐业,“业”也就是三次产业。当前农村收入普遍较低,现代农业难以短期内全面普及。非农产业极大依赖自身资源禀赋、交通区位条件等,对于绝大多数“资质平平”的村庄而言,难以寻找到可持续的发展动力。促进村庄发展的政策应着力于提升产业、资源等自身潜力,注入交通、人才等外在推力,自下而上寻找出路而不仅是撒胡椒面式的扶贫。产业空间可以城乡联动,跳出村庄本身在区域中谋划,适度促进小城镇与中小城市的产业布局,探索居住和产业相错位的就地城镇化模式。
6 危房改造与住房保障受到重视,但政策目标难以实现
当前的政策目标是改善最贫困群体的住房条件,包括农村的残障家庭、无收入来源家庭、孤寡家庭等。但实际情况是基层配套资金困难,贫困户无力筹齐资金。结果就是为完成当年规定指标,大部分补贴落到中等收入家庭,居住环境最恶劣的农户依旧没有改善。农村住房条件的改善是一把双刃剑,它确实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但是它也可以使一个农村家庭从经济富裕的状态进入到贫困状态。在青海调研时发现当地有一个“幸福院”模式,最贫困的这部分群体不是靠国家的住房补贴改造危房,而是村集体将这部分补贴集中起来,集体建设一个像公租房一样的幸福院,将住房条件不好的贫困户集中到集体资产中居住,一直到有能力自建住房或直接养老。对于当前的政策,应适当改进。一是应稳步推进,给予地方实施操作的灵活性;重视人的改造和基础设施的配套。二是应进一步探索农村空置房屋退出或利用机制、农村保障房等政策机制,多元化提升农村住房质量。
7 环境卫生状况整体落后,死角颇多,亟待进一步重视
相比城市,农村的环境卫生问题少有关注,自上而下公共财政很少有专项的经费支撑,各省农村污水、垃圾处理设施普遍落后。环境状况不仅取决于发展程度,地方管理与重视程度影响更大。除了污水、垃圾之外,农村还有河道整治、粪便污染、土地盐碱化治理等一系列特殊的环境问题需要进一步投入资金,当前状况极大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应建立专项财政经费,加强转移支付力度,确保农村垃圾的专业化收集处理及环境保洁。还应探索村民环境自治,采取适当给予村民分配经费的权力、有偿鼓励村民参与建设与维护等方式,提升主动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
8 传统村落的危机
近年来,国家建立了传统村落名录,入选村落国家和省级均会发放配套建设资金,目的是改善这些传统村落的人居环境,让这个村落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完好地传承下去。这给不少村落加上了光荣的帽子,而之后的政策导入却仍然滞后。地方没有建立正确的保护观念,为了“保护”,全村拆除,仿古重建等违反原真性的行为实则摧残,令人扼腕。通过调研,我们了解到,很多地区对国家传统村落保护的相关政策内不了解,缺少国家层面指导。所以传统村落的内涵需要进一步明确,如何保护、保护什么等观念和要求都应逐步建立和完善。历史建筑与环境的保护或修缮不仅仅通过规划完成,建筑与景观师应共同协作,从更微观层面介入。
9 正确对待乡村规划与村庄建设的关系
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村庄规划大行其道,遍地开花,个别省份甚至全省推进,强行编制。有些省份甚至把村庄规划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利润增长点。对部分地区,村庄规划理顺了居住与产业的关系,对谋划定位、合理布局道路等各项设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有些缺少对农村实际情况的了解和认知,规划仅是盲目复制、难以实施、毫无意义的畅想。因此,对一般的村庄而言,不一定要强行编制村庄规划。规划师应做好引导、服务和辅助,尊重村民的生产、生活习惯。单纯通过空间规划不可能彻底改善人居环境与生存现状,制度与政策在更深层次决定了村庄面貌。
10 重视各级层面的村庄管理
农村建设做的相对较好的省份,不一定经济发达程度高,但普遍有专门的机构推进,比如江苏和四川。目前乡镇普遍缺乏专业机构和人员,国家政策难以落实。在调研中发现,基本上县一级建设局与村镇建设、管理工作相关的科室只有3~5 个工作人员,甚至更少,导致一些统计工作难以进行。在西部的一些山区,把所有村庄走一遍都是很难完成的,何谈建设和管理。另外,微观个体和村民自身在乡村实际发展中往往起到关键性作用。所以在政府层面要成立专门的村庄建设与管理机构。重视村庄能人与基层治理,针对性封闭培训,拓展能人的社会资本,带动村庄发展。
田野调查 篇5
杨嘉琳120501241何嘉雯1205012235
张惠云1205012236杨丽1205012103
B12工本6班-旅游与酒店管理
【概述】
古称为潮州文化，是海内外潮人的根，在广东潮汕地区（以现在广东汕头、潮州、揭阳三市为中心）。生活在这个地区的潮汕人，是汉民族中具有独特的文化面貌的一个支系。我们把潮汕人所创造的文化名为“潮汕文化”，并给它以如下界定：
首先，潮汕文化是汉文化的一个地域性亚文化，它是在潮汕地区自然环境条件的影响下，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
潮汕地处中国大陆的东南隅，广东省的最东端，与福建省毗邻,总面积10346平方公里。地形大势，西北高而东南低，东北和西北多高山丘陵，绵延起伏，东南瀚海连天，形成一个内陆比较封闭，而有很长海岸线的地理小区域。这种地形地貌特征对潮汕文化的形成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其次，潮汕文化包含着许多文化特质，它们组成了既与共存于同一地域中的畲族文化、客家文化不同，也与周边其它地域文化有异的一个体系。在这些文化特质中，语言是最具有区别性特征的一种。因而，我们把潮汕文化理解为，由讲潮汕话的民系所创造的一个文化共同体。
其三，潮汕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开放体系。它的形成过程，是本地原住民文化和移民文化经过多次互相影响，互相吸收而逐渐融合的过程。在自成体系之后，由于潮汕人的迁徙，潮汕文化向海外传播，同时吸收其它文化的因素，不断发展。
潮汕地区地狭人稠，人口与资源和环境矛盾很大，激烈的竞争环境培养了潮汕人的创造、开拓和冒险精神，不少人外出到海外谋生，形成社会风气，在农业上精耕细作，在手工业上精雕细琢，在商业上更是精打细算，极善经营，闻名海内外，有“中国的犹太人”之称。清中叶著称一时的广帮商人，主要由广州帮和潮州帮商人组成，潮商在国内的东南沿海及江南一带生意做得很大，在泰国、新加坡一带颇有势力。强烈的商品意识，是潮汕人一种颇具优势的文化潜质，使他们在改革开放时期足迹遍及城乡，渗透各行各业，特别活跃。秦汉以后，汉文化向岭东扩展。晋唐时期，中原主流文化影响逐渐扩大，陈元光平定泉潮间蛮僚啸乱、韩愈谪任潮州刺史，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宋元时期，大量移民入潮，闽文化北来，使潮汕地区全面开发，是潮汕文化形成的重要环节。明清时期，最终形成有鲜明特征的潮汕民系文化。潮汕地区从宋代起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也相应发展，人才辈出。
潮汕方言
潮汕方言，即潮汕话，又称潮州话，属汉语方言八大语系之一的闽南语系。它的词汇丰富，幽默生动，富有极强的表现力，并保存着很多古汉语的成份，因而为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所重视。潮州方言有自己的字典《潮州字典》，以及《潮语十五音》等研究地方语言的专著。
戏剧音乐
潮剧又名潮州戏、潮音戏、潮调、白字戏，主要流行于潮州方言区，是用潮州方言演唱的一个已有四百三十多年历史的古老的地方戏曲剧种。它是宋元南戏的一个分支，由宋元时期的南戏逐渐演化，吸收了弋阳、昆曲、皮黄、梆子戏的特长，结合本地民间艺术，如潮州音乐等，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形式和风格。潮剧的语言并非一开始就使用潮州方言。从明刻本《摘锦潮调金花女大全》可以看到，这时的潮剧主要用潮州方言演唱，但其中一些场次的唱腔和道白，标明用“正音”（即“官腔”）演唱，这说明潮剧从南戏演化的过程中，开始可能全用“官腔”，其后才逐渐减少“官腔”的分量，而最终完全地方化。潮剧有自己的体系和独特的风格。音乐唱腔是曲牌联缀为主的联曲体和板腔体综合体制，至今保留一唱众和，二、三人以上同唱一曲和合唱曲尾的帮腔形式。唱腔以轻婉抒情见长，多曼声折转，清丽悠扬。潮剧行当由南戏的生、旦、丑、净、外、贴、末发展到现在为十类丑、七类旦、五类生、三类净、其中以丑、旦两行表演较有特色。
潮州音乐源远流长，优美动听，驰名中外，它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浓郁的地方色彩。其门类有：以三弦为领奏乐器，伴以弹拨、弦索乐器的弦乐；以琵琶、三弦、筝组奏的细乐；以佛场主要法器，伴以唢呐、横笛领奏的庙堂音乐；以笙、箫、管、笛为主要乐器的笛套音乐；以潮州大锣鼓伴以唢呐领奏的潮州锣鼓乐等。其表演形式灵活多变，既可表演出千军万马，气势磅薄，壮怀激烈的场面，也可奏出轻快活泼、悠扬悦耳的情调。千百年来，潮州音乐备受世人喜爱和欢迎。1957年潮州音乐团在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表演并荣获金质奖章。据传六十年代初，周总理访问瑞典时，瑞典国王馈赠的礼物中，便有两张他自己珍藏的潮州音乐唱片。由此可见，潮州音乐已被视为稀世奇珍。潮汕英歌
所谓北有秧歌,南有英歌。流行于潮汕一带的英歌是汉族具有代表性的民间广场情绪舞蹈。据说它起源于明代中期,是以梁山108好汉为原形。表演形式分有“前棚”和“后棚”之分，现已大多简化只有前棚表演，表演时画着梁山好汉脸谱的演员手持双棒或圆鼓起舞，气势粗犷雄壮。编辑本段潮汕工艺
潮州木雕是工艺美术的佼佼者，说来有趣，在卷帙浩瀚的《辞海》中，要查出“木”雕一词，必须贯以“潮”字方可查到。“潮州木雕”成为专有名词，可见其艺术性、专访性之强，影响面之广。潮州木雕在唐宋时已初具规模。至明清而日臻完美，如今仍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潮州木雕形成了鲜明的风格。其形式有圆雕、沉雕、浮雕、多层次的镂空雕，而外形色彩上，可分为黑漆装金、五彩装金、本色素雕三类。在应用上则大致分为建筑装饰，家具装饰，神器装饰和案头陈设等四类。在潮州，不管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民居之陋，人们随处都可以见到木雕艺术的存在。所以，潮州有“木雕城”之誉称。
潮绣是我国四大名绣之一——粤绣的一大支系，早在唐代已出现，明、清两代更趋成熟。《潮州府志》云：“潮州妇女多勤纺织”，“织任刺绣之功，虽富家不废也”。清末，潮州还出现过二十四名“绣花状元”，并赴南京参加全国刺绣比赛。潮绣讲究构图均称，色彩浓烈，富丽堂皇，其品种大致可分为日用品、欣赏品和剧服三种，形式有绒绣、纱绣、金银线绣、珠绣四大类。针法千变万化，主要有“过桥”、“銮乾”、“历艮”、“二针锁”、“三针锁”、“三山起”，以及“打只”、“化针”、“乱针”、“点绣”等六十多种。潮绣因其瑰丽多彩，技法精巧而著称，产品行销世界各地，深受青睐。
此外，还有巧夺天工的潮州抽纱，多姿多彩的潮州花灯，潮州剪纸，潮州银饰，潮州陶瓷，潮州嵌瓷，潮州石雕等等，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潮汕建筑
潮汕民居以传统的三合院、四合院为基本布局，最基本形式称“下山虎”和“四点金”。规模较小的城镇平民居屋有布局狭长的“竹竿厝”。大型民居以四点金为基础横向或纵向扩大规模，称“三厅串”、“八厅相向”、“四马拖车”、“百凤朝阳”，其外部轮廓则保留十分规整的正方形或长方形。大规模的集居式住宅称为“寨”，这是清代潮汕地区乡村居民军事化的产物。从平面上可分为方案和楼寨，从外围方式上可分为围墙和围楼。在潮阳，这种集居式住宅称为“图库”。海滨贫民旧时所居多为涂(草)寮，是夯土或以木、草织成墙体的茅屋。潮汕地区建筑材料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大量采用贝灰和石材。至迟在北宋已开始烧制贝壳灰，以贝灰为主体原料的三合土版筑大为盛行，不仅应用于建造房屋、高塔上，而且应用到加固堤防上。石材不仅应用于建筑构件的门框、栏板、抱鼓石、台阶、柱础、井圈、梁枋上，而且建造了石牌桥、石塔、石桥大型建筑物。
潮汕祠堂的基本结构，有两厅夹一庭的两进式和三厅两庭的三进式两种。其建筑系统地运用木雕、石雕、嵌瓷这三大潮汕建筑工艺，装饰豪华，富丽堂皇，雄伟壮观，具有一定的欣赏价值。潮汕祠堂还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如普宁市西社乡永思堂存有民国修建碑记，从中可以了解该祖源流及世系辈序，这对研究该簇历史有很大的帮助。澄海市后溪乡芳庄堂，堂正中入门有一祖墓，这一现象在潮汕是极其罕见的。
潮汕土楼主要分布于饶平县和潮州市凤凰山区及其余脉，如潮安县铁铺镇平原地区。
潮汕人文
潮汕善堂是最具潮汕人文色彩的代表，它是一种带有民间信仰性质的慈善机构。在这种善堂文化的熏陶下，潮人多乐于做慈善事业。
潮汕民俗
潮汕民俗繁多，且保留着很多中原传统文化，这也是潮汕人一直骄傲的地方。除了传统的节日外，他们还保留着盂兰节，中秋烧塔,新年烧龙等等中原已消失的习俗。另外较有特色的还有“人节”食七样羹，澄海赛大猪，盐灶拖神等等习俗。潮汕饮食
潮州菜源于潮州，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据史料记载，潮州菜可追溯到汉。盛唐之后，受中原烹饪技艺的影响，发展很快。唐代韩愈临潮时，对潮菜美味赞叹说： “……章举马甲柱，所以怪目呈。其余数十种，莫不可叹”。至明末清初，潮州菜进入鼎盛时期，潮州城内名店林立，名师辈出，名菜纷呈。近代，由于潮籍海外华侨的往来，潮州菜博采海内外名食之精华，菜式更加丰富多彩，质量精益求精。时至今日，潮州菜已经发展成为独具岭南文化特色、驰名海内外的我国名菜之一。
潮汕小吃，品种繁多，香味可口，让人尝试以后绝对想再尝。信手拈来就有西天巷蚝烙、贡咕鹅肉、老姐猪脚饭、老妈宫粽球、朥糕，以及各类粿品、甜品。牛肉丸。潮汕濒临太平洋，海产资源丰富，为汕头港一带流行，制作鱼丸等提供了有利条件。有关鱼丸的制作，潮汕民间传说始于公元前三四百的楚国，那时的平王喜欢食鱼，一日无鱼便食不甘味。不过这位楚平王平日骄横惯了，性格残暴，谁也惹不得他，否则生命难保。可笑的是他吃鱼时，如果不小心让鱼骨鱼刺给哽了喉，他从不责埋自己粗心，而总是怪罪厨师，把他杀掉，这可就太难办，太难侍候了。有一天，御厨由一位新来的厨子主理，他家上有老母下有幼子，很为自己的性命忱忧。经过苦思，他想出了一个妙法：“大王要食的不就是鱼肉而不是鱼刺鱼骨嘛?干脆先想法把鱼肉和鱼刺鱼骨分开来，然后再把这些净肉加上配料煮熟以新菜肴的名义供上去，即使得不到大王的首肯，起码也保住了自己的头颅，他就按这法子做了。据说，这就是鱼丸最初时的雏形。后来，因为这种新颖别致的吃鱼方法得到楚平王的赞许和赏赐，它也就传出了宫墙外，传到了南方，传到了潮汕，经过本地厨师的花样翻新，它富有潮汕特色，赢得四方宾客喷啧称赞。
潮州打冷，主要是各类卤水，腌制河鲜等具有潮州饮食特色的冷菜。
潮州功夫茶，中国的茶道。
潮汕工夫茶。工夫茶是潮汕地区极富地方色彩的茶道文化，它历史悠久，植根于千家万户，几乎可以说，凡是有潮汕人的地方，就有人冲泡工夫茶，它在冲法上，不论是器具、用水、程序、饮法，都极具潮汕地方风味，我们甚至可以说，工夫茶是潮人的代表特征。首先，我们从潮汕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潮州菜和工夫茶都是极带潮汕地方特色的文化，且一“饮”一“食”，又同属潮汕饮食文化。所以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这两种潮汕饮食文化的形式便互相靠拢，借以更突出其地方色彩和特色；其次是工夫茶在潮汕人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大凡亲朋好友聚会，接待客人都要用工夫茶相待，而潮菜筵席同样是一种社交形式或亲朋好友聚会的形式，因而同样要用上工夫茶；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工夫茶的最突出特点是量少而茶水浓醇，茶杯只有半个乒乓球大小，但喝下去却满口茶香，回味无穷，因而这种茶道形式，便十分适合筵席间饮用。潮州菜席间上工夫茶，确实给潮州菜增色不少，既增添潮菜地方色彩，又符合人们的饮食规律，当人们吃完一道浓郁的菜肴后，喝上一小杯工夫茶，既解肥腻，又清除口腔中的杂味，以便能更好地品尝下一道菜肴的美味，因而使人们在进食的过程中，变得有韵律和节奏。在潮菜筵席中，上工夫茶的程序一般是当客人入座后，便要上第一道工夫茶，以后席间穿插上2～3次，且最好上在较肥腻的菜肴之后，当筵席结束时，又要上最后一道工夫茶。
牛肉丸。潮汕濒临太平洋，海产资源丰富，为汕头港一带流行，制作鱼丸等提供了有利条件。有关鱼丸的制作，潮汕民间传说始于公元前三四百的楚国，那时的平王喜欢食鱼，一日无鱼便食不甘味。不过这位楚平王平日骄横惯了，性格残暴，谁也惹不得他，否则生命难保。可笑的是他吃鱼时，如果不小心让鱼骨鱼刺给哽了喉，他从不责埋自己粗心，而总是怪罪厨师，把他杀掉，这可就太难办，太难侍候了。有一天，御厨由一位新来的厨子主理，他家上有老母下有幼子，很为自己的性命忱忧。经过苦思，他想出了一个妙法：“大王要食的不就是鱼肉而不是鱼刺鱼骨嘛?干脆先想法把鱼肉和鱼刺鱼骨分开来，然后再把这些净肉加上配料煮熟以新菜肴的名义供上去，即使得不到大王的首肯，起码也保住了自己的头颅，他就按这法子做了。据说，这就是鱼丸最初时的雏形。后来，因为这种新颖别致的吃鱼方法得到楚平王的赞许和赏赐，它也就传出了宫墙外，传到了南方，传到了潮汕，经过本地厨师的花样翻新，它富有潮汕特色，赢得四方宾客喷啧称赞。
粿文化，糜文化，也是潮汕饮食的一大特色。潮汕赋
潮汕赋
借五岳浩气，纳昆仑龙恩。抱神龟玉柱，揽日月辰星。晒天地万物，威镇①潮汕矣。
粤闽之交，襟海背山。美丽富饶，无欲有容。夏无醒者，冬绝严寒。史载潮土，五千余年。秦汉以降，各族和睦。山风海涛，涤荡心胸。共历沧桑，柔中寓刚。
刻苦耐劳，谦恭和顺。奋发进取，开拓创新。江河行地，日月经天。涛声依旧，潮人永存。卓越贡献，举世闻名。薪尽火传，历久弥许。兼告开放，源远流长。
尤睹潮史，源于两晋。时郡立揭，福享流域。西辖粤惠，东连闽浦。北跨兴梅，南据海涯。天地之间，生灵万物。各茁奇葩，无不攀天。为添意如，浦惠两地。
另立郡卫。重溯海阳。唐宋贤俊，岭南丽珠。韩公文道，永铭潮汕。璀璨文化，独树一帜。风流人物，萌芽千秋。八俊七贤②，功勋无量。
绣山丽水，环绕三江。两寺相映，玄山开元③。鸿雁群集，海碧蓝天。令其天意，府居潮安。地灵人杰，盛水洞天。大明大德，清月清风④。时冠二林，文武状元⑤。
今朝盛世，天地和谐。巍巍新都，四市九县。土沃园博，瀚林之乡。江山如画，海纳百川。宏港明珠，独占鳌头。春秋彭湃，民众夸赞。林君子丰，时振英港。
许氏涤新，经书立传。庄翁世平，德高望重。泰斗宗熙，谱写史章。陶朱嘉诚，楷模一鉴。高贤林立，胜举难书。俊彦贤达，漫笔延闻。
潮人当今，千千万万。根扎广宇，四海和颜。五洲共济，百业辉煌。尤以商贾，驰名宇环。大鹏展翅，龙凤高翔。亿万裔孙，旭日朝阳。金黎鼎盛，奇花异树。
目目芳菲，无一不妍。古今美德，团聚骨肉。风呈水起，诚信相传。故曰“三江水汇脉相连，傲骨花开四海妍。八俊七贤今再现，潮人商贾遍大千”。
美哉、美哉！。厚德 载 物，潮汕潮人也
田野调查奠定灾后重建基石 篇6
灾区研判——处理好高技术与田野调查的关系
进入灾区后首先可以通过北京渠道拿到的，是各种遥感解析和判读，并号称可以提供给中央作决策支持。但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马上可以看出其中存在的误读、误判、漏判现象是十分惊人的。分析下来，一方面判读者对这个地方的原始状态并不熟悉，这里山高、谷狭、沟深，地形复杂，震前也是滑坡、泥石流、洪水等各种地质灾害多发地区，缺乏历史积累的判断往往新旧难辨；另一方面，大面积的塌方和滑坡在大多地段几乎形成垂直断面，图上无法判断，大量遗漏。最后真正对临时安置选点和灾后重建起到现实指导作用的，是四川地调队经过一周左右大量艰苦田野调查所提供的数据。以汶川为例，此县原有地质灾害点160处，震后新增3590处，其中直接威胁县城安全的新增危害点达79处，而图上判读全部点加在一起不足100处，看来迷信高科技害人不浅。
同样依据地形图做出的建设适宜性用地评价也综合了若干种常规数据判读，但结论却与现场情况大相径庭。貌似可用的地段往往处于已有地质灾害或潜在地质灾害的严重威胁之中。这反映出一个深层面的问题——随着高科技手段取代传统田野调查，在现实中引发了“双刃剑”现象，正在形成对传统田野调查的忽视。“办公室地质师”、“办公室规划师”大行其道，位高权重，人威语重，而脚踏实地的“田野地质师”、“田野规划师”人微言轻，默默无闻。这种趋势其实在近年城市规划教育和职业活动中已有体现，只不过这次表现出的后果更严重，甚至误导决策会危及生命！“读万卷书”在信息时代并非难事，但“行万里路”已使许多的人望而却步，这样成长起来的规划师将令人堪忧。
临时安置——协调好时间、速度与工程常识、系统组织能力
以活动房的方式分三批安置城镇居民，一开始就有个十万火急的时间表，在现实中这份时间表面对诸多挑战。选定场地对汶、理、茂三县而言十分困难，仅严防次生灾害一项就否定掉2/3以上的最初选址。场地平整压实后，采用C15#和C20#砼局部固化才能铆固活动房的基础，稍有工程常识的人都知道砼初凝到可以上人要三天，基本牢固要七天，在实际操作中汶、理、茂地区除少量用原运动场和已有固化地面的废弃料场、废弃国企原址、甚至道路路面当临时安置场地外，其余新征用地尽管日夜赶工到6月3日也还没有一块可以达到最低限度的场地安置标准。
活动房的安置绝非有场地、带安装队上来就干这么简单，现场遇到的问题很多。拆房子问题：汶、理、茂多数房屋大震不倒已属奇迹，但不倒之房多为危房，安置点周边或邻近危房如不及时拆除，在余震中将危机四伏。我国建房力量庞大，拆房能力很小，专业队伍奇缺。汶川县拆房成本现为20元/㎡，随着市场意识复苏此价格还会上涨，而且私房和已购商品房震后处理政策迟迟不能出台或草率行事，都会引发群体事件。此地山多平地少，不拆，临时安置已很困难，更谈不上灾后重建。还有运力问题：从交通运力角度讲，汶、理、茂均没有摆脱“孤岛”状态，主要交通线均存在大量塌方不断的路段，落土、飞石不断，其通行能力不足震前的1/20，“余震不足惧，行路如赌命”已成生活常态。三县均无水泥、钢材、防水材料等储备，场地处理、灾民自救自建均材料奇缺，通往成都的最短线路可能数年都无望打通。所有县对外交通通道“瓶颈”路段少则几处，多则十几处，长达数十公里，尚无可预期的完全通畅前景，随雨季到来反有严重恶化的可能。
还有用地问题：除茂县县城城址用地稍有宽松，尚有些可用外，汶川、理县已无后备可建设的土地资源。至于乡镇多临江、背崖、沿路，民众无处安置，仅考虑学校和卫生院的临时安置也有半数乡镇无地可选，如打耕地的主意更会引发严重后果。以汶川为例，全县耕地106,800亩，受灾90,000亩，其中灭失（滑坡后不存在了）40000亩，严重受损（滑坡导致无法安全耕种）48,000亩。以当地农业生产能力（大约每亩土地需要1/3个劳动力）计算，则意味着已经产生大量的因灾失地农民。如果进一步占用耕地解决临时安置则情况会恶化，所以，异地安置，甚至生态移民计划应紧急启动。从这些可以看出临时安置和灾后重建都有系统统筹的问题，不能偏重一方，不能条条块块各管一块，这样难免顾此失彼，甚至自相矛盾，难收实效。
民族文化的传承——以人为本 生存为先
音乐舞蹈田野调查方法 篇7
最近看了一本书,是何政荣编著,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音乐舞蹈采风的调查方法》。此书共分为六章,前两章分别是采风的前期准备工作和现场工作方法,第三章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即中国民间乐舞调查方法。第四章是针对音乐舞蹈教育方面的调查,第五六两章则是案头研究所要做得工作和调查报告的撰写。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对其研究的学者也越来越多。作为音乐专业的研究生们,在毕业论文的写作中,是少不了对研究对象的田野考察的,那么学会调查方法是至关重要的。
曾看过美国的海伦·迈尔斯编著的《民族音乐学导论》,这本厚厚的书中在第二章就写了田野工作的相关内容。包括田野工作的必要性,历代关于田野工作研究的理论研究,田野调查的计划,与资料提供者的交流,访谈方法应注意什么,田野记录应如何写……内容虽然看似很多,但是作者更加注重研究者与被采访者心灵之间的交流。很多内容是只有亲身经历过,实践过才能够明白作者所说的情感方面的问题。大段的文字叙述,加上作者的亲身经历的结合,读者可能会从文字中感受到田野调查的现场氛围,但是文化的差异还是会存在的。西方学者的田野调查大多是在文明经济程度不高的地区,那里的交通闭塞,语言不通,文化行为与含义,包括思维方式都相差太多。方法并不是百分百适用于我国的被考察地区。所以,我们能够学到的,是一些理论上的知识。比如说,作者主张在田野记录时,将其分为四类:(1)草稿;(2)笔记;(3)日记;(4)工作日志。草稿和笔记用在白天田野调查时,随时携带的小本子上记录下尽可能多的内容;专有名称,年龄,亲属关系,歌词,乐器名称等等。笔记是将观察到的事物信息都记录下来,日记为研究者的个人情感,日记和笔记分开记录,后期可相结合。工作日志是田野考察的时间与金钱的计划,将每天的实际做的事和预计做的事都记录下来,进行对比,能学会安排时间,改进工作日程。从中可以看出,田野调查方法的细致之处让人敬佩,这都是前人总结的经验啊!下面来看看笔者认为比较适合研究中国民间音乐和舞蹈的田野调查方法。
首先,在前往田野调查的地点前,是需要制定一个很详细的计划和方案的。在选定好田野考察的地点后,可联系当地文化部门的领导,说明你的目的,向他询问考察对象的传承人的联系方式和地址等内容,当然其中的交际能力是磨练出来的,但谦逊有礼貌且诚恳的态度是获取信息的重要品质。考察者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身份进入田野,以自然身份、通过政府关系、旅游者、记者、学习者、拟亲属关系、熟人、民间组织成员多种身份进入田野考察中。考察时间的选择相当重要,最好选择有民间音乐舞蹈民俗活动的自然场景时间段去观察。关于现场调查的观察方法,可静态观察,可动态观察。笔者想重点说明民间歌舞的调查方法,并结合笔者的经历对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
1.总体情况调查:在进行田野前,对考察地点的地域文化特点有所了解。在调查中,重点掌握以下内容:该民间舞蹈发展的历史、舞蹈名称、成因、舞蹈演出流程、演出地点及时间、演出人员的情况、舞蹈的动作、专用服饰等进行文字记录。在记录这些之后,研究者应进行一些思考,如,在笔者所考察的来安秧歌灯中,专用服饰与几年前的发生了变化,为什么会变?都可以带着这些问题进行调查。
2.音乐调查:民间歌舞的音乐伴奏是怎么样的?有哪些乐器?分别处于什么位置?音乐风格?节奏特征?有歌相伴否?歌曲是从何而来?源自哪里?歌曲的演唱者的情况。在来安秧歌灯中,舞蹈伴奏中,鼓处于核心位置,那就要对鼓的节奏型,鼓种,敲击方式等进行进一步考察。歌曲则是由传承人根据地方民歌改编而成。为何将那首民歌改编?都是研究者需探究的。
3.舞蹈动作特征记录:舞蹈动作与该艺术的文化内涵关联性最大,通过肢体语言的手位、步法等方面入手,可以探寻出该地域文化的深刻内容。
4.道具服饰调查:民间歌舞是离不开道具的,道具是思想文化传达的工具,所以,道具的形状与颜色等信息都传达着人们的传统生活情况。包括对道具制作者的情况都需要了解。
5.舞蹈场图调查:大部分民间歌舞的集体舞蹈部分都离不开场图,也就是队形图案。每个场图都有其特殊的含义,如秧歌灯就有龙摆尾场图,其具有中华民族以“龙”为象征的传统审美寓意。场图具有新的变化时,其寓意也发生改变,其变化时研究者需特别关注的。
6.功能变迁的调查:民间歌舞的社会功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代发展,大众需求的变化而改变。如秧歌灯最一开始的社会功能是祭祀功能,请求上天减少洪水灾害。后来逐渐转换成了娱乐功能,供百姓娱乐。现阶段成为地区文化宣传的头号代表,也具有了宣传功能。
音乐舞蹈调查方法可依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选择适合研究对象的方案,只有依靠实地田野调查,研究才具有可靠与真实性。
参考文献
[1][美]海伦·迈尔斯著,秦展闻,汤亚汀译.民族音乐学导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4.
西藏偏远牧区小学田野调查研究 篇8
那曲县A乡位于西藏那曲县政府驻地正东140公里处,北与那曲县尼玛乡接壤,东与比如县达塘乡毗邻,东南与嘉黎县接壤,南与那曲县劳麦乡接壤。自然面积518平方公里,下辖7个行政村,平均海拔在4400米左右。2015年,全乡共有472户,2782人,其中男1374人,女1408人,劳动力1023人。全乡以藏族人口为主,包括少量汉族及其他民族的流动人口。该乡属于纯牧业乡,牧民收入主要依靠5月底至6月底的虫草收入。
A乡小学建于1995年,总占地面积13176.5平方米。目前学校共有教职员工26人,其中专任教师22人(含6名支教),后勤3人,生活老师1人。学生总数386人(含外来借读生17人),其中一年级41人、二年级57人、三年级88人、四年级73人、五年级50人、六年级77人,所有学生都享受国家“三包”政策。
二、西藏偏远牧区小学的现状
1. 制度现状及问题
(1)对教师专业化的要求存在制度与现实两种现象。A乡小学规定教师每周要完成至少18节课,而完成这18节课是由很多门课程组合而成的。像音乐、美术、体育、综合实践课之类的都要由任主课的老师兼任。这样既影响了教师的专业学科发展,又敷衍了副科教学,所以存在重教师的周课时工作量,而轻教师的专业发展的现象。
不仅如此,还存在大量的“学非所教”的现象。在该乡小学的15名专任教师中,所学专业和所教学科匹配的仅6人,于是造成很多课程应付了事。如笔者访谈的一位小学教师曾是教育技术学专业毕业的,但在学校教授音乐课,于是出现了该教师讲的:“虽然有教材,但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根本就看不懂,有些会的还可以教,比如国歌、儿歌。谱子不会看的,只能教一些现在流行的歌曲。”
说到底,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还是制度制定和实施上的“一刀切”,课程表的安排还是“按地区教育局统一的标准”制定。另一个原因则是师资结构不合理,某些课程教师偏多,某些课程教师偏少。
(2)课程管理及评价制度上仍体现着国家课程下的应试教育。课程管理上,学校按照自治区、地区、县教育局的规定,只负责向学生传达一类课程模式下,编制好的国家主体课程要求的教学内容。所谓的地方和校本课程并未渗透进课堂教学中,乡村的本土故事、音乐等,没有进入学校的课程设置中。学校里最富当地文化特色的内容就是“六一”节日,这也是村民了解到的学校活动的唯一内容,像类似于赛马等民族类活动尚未体现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活动中。
教学评价中“以分取人”的现象还比较普遍。西藏小学教育质量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学生考取内地西藏初中班的比例。值得一提的是,内地西藏班的入学率,城区小学明显多于乡村小学,A乡小学近两年没有一人考上内地西藏班。因此,分数就成了管理者的价值导向。A乡小学奖惩制度中,对教师的评奖总分为300分,其中:定额工作量30分;工作态度40分;工作质量200分;工作纪律30分。工作质量的200分其实就来源于学生在期末考试中的得分。
2. 教师生活工作状况
(1)教师生活封闭、社会交际少。教师的交往更多地限定在同事范围内,当问及教师与当地社区的交往情况时,校长表示:“平时与社区、家庭交往很少,家访也是学校对老师分组后,一年组织一次对家在乡上的个别学生进行家访。”当问及教师与当地村民的关系时,校长表示:“关系一般,要么家长不关心,要么有问题时找学校闹。”在笔者对该乡小学调研中,有一次还发生了家长与教师打架的事情,最后交由乡警务室处理。
造成教师在学校“不安心”的原因,一是教师缺乏社会支持系统。二是乡村单调、匮乏的精神文化生活,无法满足年轻教师对丰富精彩生活的需求,尤其是很多年轻教师是从“大”城市到小乡镇,生活环境落差大。
(2)“教书匠”式的教学状况。新课改理念要求,教师要从传统的“教教材”转变为“用教材教”。但是西藏偏远牧区的教师仍将最重要的课程资源局限在教材上。下面是笔者对一位教师的访谈。
问:“你们平时的备课,主要备什么呢?”
答:“要求是先备学生,然后备课堂,最后备教材,但我们最主要的还是备教材。”
问:“还是以教材为主?”
答:“还是教材为主,还有教师参考用书,就这两个。”
问:“老师出题主要来自教材还是什么呢?”
答:“教材和同步练习。”
(3)教师没有充分起到主流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中介作用。教师更多是和校园内的同事交流。正如一位乡小学教师所说:“老师很少出去沟通,也没有时间,圈子也在学校内,与牧民接触的不是很多,就和乡政府里面的人交流。”作为藏族教师,如果对当地文化、历史缺乏了解,很难将各类学科知识建构进学生的经验中。这样一种状态,势必造成教师和社区的隔绝,导致这些本土之外的教师越发难以理解当地的文化、知识,更不可能奢求在教学中将当地的文化、知识渗透进课程中,很难成为牧民群众的“内部人”。
在缺乏汉语言文字的文化环境下,A乡小学学生唯一能接触到汉语环境的地方就是课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汉语课,但实际情况却是汉语课上更多地还是使用藏语作为“拐棍”,尤其是低年级阶段。由此,学生很难从汉语学习转向汉语文的学习,汉语基本的听、说、读、写都成困难,很难想象如何更好地实现“中华文化”这一认同目标。作为最重要课程资源的老师,没有在当地的牧民群众中起到多元文化传播者及中介者的作用。
(4)牧区教师的入职缺少长远的指导思想。首先,牧区教师的入职受到每年大学生就业状况的影响,少部分是由科班的师范院校毕业,大部分是通过西藏的公务员考试或事业单位录用的非师范专业毕业学生。后者很多人是经验型“教师”,缺乏有针对性的教师专业素养的培养与培训。其次,新教师入职后,由于很多都是从城市家庭或学校进入到偏僻的乡镇从教,加之缺少社会支持系统,除了本土教师外,基本都想尽快调到条件更好的城镇工作,教师缺乏留下来扎根基层从事教育工作的愿望和决心。在调研中发现,具有十年以上教龄的老教师大多都是籍贯在当地的教师。
3. 文化环境状况
(1)单一且较封闭的乡镇及学校文化环境。A乡小学处在当地藏族文化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单一文化环境下,对国家主流文化的接触非常之少。从乡政所在地来看,除了3家汉族商铺以及乡政府3名汉族工作人员外,再无汉族人员。当地的多元文化更多的是西藏区内的亚文化:乡政府20多名工作人员绝大部分来自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区;A乡小学全为藏族教师,15名专任教师中,籍贯为那曲地区的仅8名,其余均为西藏区内其他地方。
A乡小学教师年龄结构偏年轻,中老年教师偏少,年龄最小的为22岁,最大的为35岁,平均年龄为29岁。一年中放假两次,寒假一般从12月中旬到来年3月中旬,假期从5月底到7月初,整个假期就有4个多月,当然这些假期是有制度安排的。大部分教师都来自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外地,因此一到假期都急切地盼望回家。
(2)功能缺失的宿舍文化环境。A乡小学学生总数386人,实际住校的仅66人,全为藏族。除部分家就在乡里的学生外,大部分寄宿在乡里的亲戚家中,一般几个小孩一起寄宿在一家,主要管住宿,吃饭是在学校食堂解决,到周五由家长接回家,周日下午送到学校里。因此,学校宿舍的社会化功能很弱。对于住校的学生来讲,学校仅仅成为学生学习、睡觉的地方,缺乏业余文体活动。
另外,按照国家规定,小学每50名学生,初中每百名学生需要配备1名生活教师。因此,该乡小学至少应配备7名生活教师,但实际上仅有1名专职生活教师,很难想象1名生活教师如何管理这么多学生的业余生活。正如董世华在《我国农村寄宿制学校问题研究》一文所说:“在当前的寄宿制学校管理中,大多都是处于一种‘教学’与‘看管’双重任务简单叠加的机械管理状态,根本没有将寄宿制学校的教育与生活看成是一个整体来进行系统考虑”。宿舍不能最大化地起到为教学服务的目的。
三、对西藏偏远牧区小学提出的建议
1. 增强藏族教师的多元文化知识素养及影响力
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是不可阻挡的文化趋势。在对人的培养目标上,具有多元文化能力也是基本的要求。特别在西藏,发展和稳定相辅相成的环境下,更需要培养能够同各种文化共生共荣、相互尊重的公民。对于基础教育阶段的青少年学生来说,受教师的影响更突出,这就要求教师对于多元文化,对西藏各亚文化要了解、理解并尊重,这样师生彼此心理才能共融。具体来讲,就是要鼓励教师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及学生的生活经验,不但在教学上,而且在生活上能更清楚学生的需要,从而为深入交往奠定良好的基础。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从教学设计到教学评价要充分注意并挖掘当地的历史文化,从学生鲜活的经验出发,讲解知识。
2. 行政建制办学的基础上,需发挥好乡村文化人的作用
乡小学—县小学—地区小学的教育机制,教育资源自上而下呈现倒三角结构,越往上优质教育资源越集中,结果造成城乡教育质量越来越悬殊,这不符合目前教育公平的原则。由此,在乡村社会,尤其是社会行政的基本细胞———村落中,目前有村干部、村医,唯独没有村教师。因此,如何培养当地的文化人,以此带动个人力量办学,从而促进教育资源在基层得到充实,是国家对“撤点并校”工作进行深刻反省后,尤其在西藏需要思考的新课题。
3. 制度须应时微调,以发挥制度的优势
1985年开始的“三包”政策,是党中央关心西藏农牧区教育事业的一项重大举措,受到了农牧民群众的欢迎,但另一方面却成为农牧民群众送子女入学的重要诱因。但目前,这一政策在具体落实中会有很多变形。比如:笔者田野调查的乡小学,共有学生386人,仅有66名学生住校。那么“包住”这一项的功能似乎未尽到其功效;“包吃”方面,也不是所有学生的一日三餐都在学校解决,学校有时会以定期发放粮食的方式兑现。针对此类问题,应对惠及西藏农牧区的优惠政策随情况的变化进行微调。我国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实现这一目的则需要充分调动学习者主体能动性,使其具有学习的强烈动机。在目前基层小学经费完全依赖“上面”拨款的情况下,“三包”经费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优势,需要进一步考虑。如:“三包”经费不是既定不变的平均主义,而应依学生的各项表现、成绩划分等级,一学期兑现一次。由此对学生家长也构成一定的压力,为了享受“三包”政策而督促学生的学习。
作为西藏基础教育最薄弱的偏远牧区小学,如何更好地设计符合偏远牧区实际的制度、创设更好的基层人文环境、提高偏远牧区教师的专业化素质,可能需要依靠从国家到地方在经济、政治等方面更多的支持,从而使学生能更好地适应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多元一体文化。
摘要：西藏农牧区人口占当前西藏人口的绝大多数,牧区是西藏基础教育的重点和难点,而作为基础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小学又承担着在基层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实现文化上“多元一体”格局、经济上跨越式发展的重任。因此,文章通过一年的田野调查,从制度、环境、教师三个方面较全面地揭示了西藏偏远牧区小学的教育现状,并在此基础上,为西藏偏远牧区小学教育适应我国教育发展形势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西藏,牧区小学,田野调查
参考文献
[1]王鉴.少数民族双语教师跨文化适应问题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2008,(5).
云南民族民间工艺田野调查报告 篇9
陶艺方面:在2016年3月份开始, 深入到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针对建水紫陶民族工艺进行详细考察与艺术采风, 分别就建水瓦窑村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紫陶工艺大师陈绍康、马成林进行了采访、交流。详细了解建水紫陶的历史、制作工艺、分类等方面内容, 并实际深入到瓦窑村当地的紫陶工艺坊进行摄影艺术采风。在长约200米的龙窑现场进行拍摄, 利用自然光影的造型, 拍摄了从紫陶塑型到风干;再到进窑烧制打磨等工序。紫陶工艺通过静止的影像画面呈现了它积淀数百年的沧桑历史韵味。本人在建水紫陶拍摄过程中, 比较讲求物物相传的呼应感, 就紫陶物件本身所散发的气息构建一个光影的故事。特别是在龙窑中拍摄的作品, 诠释了物物相互交融的历史积淀。2016年的10月份, 本人对云南玉溪市华宁县的华宁青釉陶进行了艺术采风。华宁青釉古称“宁州陶”, 有华夏古陶“活化石”之美誉。华宁陶历史悠久, 盛于明清, 衰于清末, 久负盛名, 蜚声全滇。笔者在宁州舒氏陶艺厂进行深入调研与采风, 初到该厂, 就让笔者深感华宁青釉陶艺隐喻之美, 华宁青釉丝丝入扣, 温润如玉。众多的工人奔波在厂区, 各自繁忙。塑形师傅, 双手灵动, 与陶泥在水火之中对话。年轻一代的非遗传承人戴着耳机, 耐心地修葺着胚形;釉料存储间里, 光影斑驳, 碎片满地, 营造了一种深情地对话, 笔者用瞬间的光影进行了记录。本人分别从老艺人制作工艺到年轻艺人制作工艺角度出发, 以不同的影像视角进行拍摄。在陶艺方面, 笔者选择了颇具云南特质的建水紫陶与华宁青釉陶进行艺术创作, 以物物相通的拍摄手法, 再现云南陶艺独有的艺术质感。
编织工艺:在编制工艺方面, 傣族作为云南独有的少数民族, 拥有着最具代表性的民族工艺。2016年7月, 笔者选择了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相关地区进行了艺术采风与创作。在德宏州的芒市, 笔者就傣族的竹编工艺、傣族织锦、德昂族织锦、景颇族织锦进行了艺术采风与创作。竹编工艺作为傣族地区特有的民族工艺, 全程依靠双手对竹子材料的掌控, 利用传统的经纬编制技巧, 编制出了大量的傣族生产生活用品。编制技巧大多掌握在傣族妇女手中, 灵巧的穿插, 在光影摇曳中完成了竹编编制。傣族竹编讲求轻巧灵动之感, 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即可见到。本人选择了芒市普通傣族人家的编制现场, 进行了影像创作。应该说, 在芒市, 家家户户都是编制能手, 同时也是一种编制技艺的缩影。芒市的傣族织锦完全展现了特有的云南风情, 笔者实地深入到傣族朗朵、朗团过家中进行艺术采风, 通过人工补光的方式, 记录了朗朵与朗团过俩姐妹整个织锦工艺过程。完全采用传统的木头纺机进行经纬编制, 七彩的锦线在其手中穿梭而过, 大象图案、菱形纹样随线而成。距离芒市市区10公里左右的三台山德昂族乡出冬瓜村, 笔者深入对德昂族的织锦工艺进行了拍摄。德昂族织锦同样采用传统编制方式进行编制, 她们以包头、筒裙、筒帕编制为主, 一缕丝线在笨重的飞梭中, 结成了方形布料。日复一日地进行着编制工艺, 纺织者安定而祥和。笔者也抓住了此特质进行了艺术拍摄。景颇族同样也是织锦能手, 笔者对芒市的景颇族进行了艺术采风。现场会发现, 目前的景颇族的生活习俗被汉化比较严重, 在保留的织锦工艺中, 大都采用了现代的钢架纺织机进行编织了, 传统的木制纺机逐渐淘汰。所呈现的图案也与景颇族的图腾目瑙示栋有关, 黑、红、白颜色交织一起形成了简单又有变化的几何纹样, 菱形、日月纹样、三角形、回形都是其典型纹样。笔者记录了一位景颇族中年妇女专注编织的场景, 编织成品也记录其中, 这也将成为本人影像艺术中的一笔丰厚资源。
金属工艺:笔者分别针对云南不同地域的民族金属工艺进行艺术采风。大理鹤庆白族银饰、德宏傣族银饰、玉溪通海制铜工艺与制银工艺都是极具代表性的民族工艺。笔者走访大理鹤庆的白族手工艺人, 从精挑银料到塑形、锻打、打磨等工艺, 白族艺人都保留着传统的手工工序。笔者精心挑选了白族制壶工艺, 详细记录与拍摄了银制壶型的制作工艺, 成为大理白族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工艺。云南的德宏州陇川县的阿昌族的户撒刀也是云南民族金属工艺中的最具代表性的工艺之一, 整个户撒刀的制作完全依靠手工锻造, 在一锤锤锻打的声响中完成了尖峰刀刃地蜕变。在陇川有多位户撒刀王, 笔者深入走访了阿昌族刀王雷顺才, 详细记录了刀具的制作过程, 同时也拍摄了一种永恒的影像。在玉溪的通海与江川交汇处, 沉寂着制铜工艺, 叮咚叮咚的声响中, 完成了一件件炊锅的塑形。这里的老艺人安静而祥和, 成为制铜工艺潜心修行的民族艺人。笔者通过光影摇曳中, 拍摄了这样安静的场面。通海的杨广镇上的制银工艺, 也是一项另样的民族民间工艺, 杨广镇的师学伟师傅从事立体银饰雕刻二十多年, 擅长打造狮子造型, 整个狮子造型神态逼真, 动感十足。同样, 在芒市的傣族铁艺也是具有特点的民族民间工艺之一, 傣族的铁艺是一种富有宗教意味的民族民间工艺, 整个铁艺主要用于在寺庙的装饰层面上, 多以金色涂料喷涂, 手工锻打造型为主, 图案以孔雀为主, 形态优雅, 独具特色。
图腾工艺:傣族剪纸主要流行于德宏州芒市, 剪纸艺术中融合了最早的原始宗教与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元素, 形态多以大象和孔雀图案为主, 傣族剪纸艺术内涵丰盛, 风格别致的傣族文化延伸着历史的脉络, 延续着古老的宗教信仰。各个时期的剪纸艺人运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手法, 表达了原生态的思想观念。笔者对德宏州芒市的风平镇弄么村邵梅罕傣族剪纸艺术馆进行了艺术采风。邵梅罕老师的剪纸融合了个人对傣族生活的细致观察, 所剪出的飞禽走兽、瓜果鱼虫形象逼真, 富有灵性。本人选用了室内剪纸的造型场景, 深入细致地对邵梅罕老师进行详细拍摄。
瓦猫是大理白族地区独有的建筑装饰物, 在大理鹤庆县的金墩乡赵屯、和邑村专门有烧制该饰物的民间艺人。瓦猫作为白族人民寄寓招财、纳福平安的吉祥物, 是每家每户必须安放的。同时, 也拍摄到了瓦猫独特的造型, 把瓦猫张开大嘴, 可以气吞万物的神态表现到位。在丽江纳西族地区, 东巴文化延绵至今, 在纳西族进行东巴祭祀时候, 都会用到祭祀时候使用的勒巴鼓, 笔者在丽江市区走访了勒巴鼓制作的唯一传人李文传老师, 初次见面, 李老师和蔼可亲, 一身典型的纳西族装扮, 70岁高龄的李老师现场为我们演示了勒巴鼓的制作过程, 并使用制作完成的勒巴鼓表演了一段精彩的勒巴祭祀舞蹈。
木雕工艺:整个云南少数民族工艺中, 木雕工艺屈指可数的当归大理州剑川县白族木雕工艺, 这里家家户户都以木雕工艺养家糊口, 造型也多以传统的蝴蝶、山茶花、仙桃、梅、兰、竹、菊等为主要雕刻对象。在剑川县, 木雕工艺传承情况良好, 年老的民间艺人带着年轻的学艺人, 把祖上流传至今的民族民间工艺技巧演绎到位。当下, 很多年轻艺人已经木雕工艺行当里, 担任了主要角色;雕刻对象除了传统纹样之外, 也对当下茶具、首饰盒进行了改良加工, 形成了不同木雕艺术语言的风貌。
其他工艺: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县摆衣寨, 这里汇聚着彝族刺绣的能工巧手, 这里的彝族刺绣采用色彩艳丽的丝线进行堆绣工艺, 一针一线中尽显民族风格的演绎。笔者紧紧围绕着四名绣娘进行拍摄, 专注地绣娘形象与刺绣作品记录于镜头中。云南省保山市的龙陵县象达油纸伞, 制作历史源远流长, 纯手工制造, 是具有历史象征意义的民间工艺品。它用桐油纸做伞撑, 采用人面竹做伞柄, 画上梅花等图案加以修饰伞面外观, 可用于遮阳蔽雨。散落于房屋内的各种材料与工具, 在制作艺人的手中, 悄然成为一把把优雅的民间工艺伞。笔者从人文角度, 采用了不同视角进行拍摄, 完全诠释了油纸伞的美感与工艺。
笔者在该项目的完成方面, 通过独特的立意, 遍及云南少数民族工艺典型的地区, 拍摄了近千张作品, 经过挑选, 最后112幅作品作为结题资料和将来的展览作品。通过对摄影的艺术的理解, 从光与影的造型艺术本体出发, 在拍摄少数民族民间工艺的同时, 善于利用光影造型, 营造特殊、独立的光影质感, 塑造不同的民族民间工艺人。通过走访了云南滇西和滇南局部地区, 途经20个少数民族地区, 完成了一次自然、人文与艺术之旅的综合采风行程。从民族非遗工艺角度、光影构成角度、地理环境与人文角度综合出发, 通过摄影方式把最具云南风貌与特质的少数民族民间工艺演绎到极致。
摘要：在云南地域的少数民族工艺, 具有多样性和立体性, 笔者采用摄影的方式对云南的少数民族工艺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田野考察, 获取了最为直接的民族艺术资源, 结合摄影艺术创作方式, 呈现了不同于以往田野考察的文献, 丰富了其多样性;选用的陶艺、编织工艺、金属工艺、图腾工艺等为对象的摄影作品与田野考察相结合, 呈现其特殊的立体性。
田野调查在设计艺术中的应用 篇10
田野调查是公认的也是最早的人类学方法论。它是适用于人类学、考古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是研究工作开始前, 为取得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前置步骤。所有实地参与现场的调查研究工作, 都可以叫做田野调查。化石与考古遗址的挖掘, 访问或观察人们以学习他们的语言、民俗和他们的社会结构都包含在田野调查之内。
二、田野调查可分为三个阶段
1、准备阶段
通常包括如下几方面的过程:
(1) 选择调查地点。选择调查点的基本要求:一是选择有特色的地区, 二是要选择有代表性的地区, 三是要选择特殊关系的地区, 四是选择前人调查研究过的著名社区。所谓有特殊关系的地区也就是有自己的亲戚或好朋友居住的村庄, 亲戚或朋友对你准确了解社区的情况大有帮助。跟踪调查前人研究过的著名社区, 有一个基本的参照系, 可以了解该地的文化变迁, 也可重视审视前人调查的资料是否可靠、准确。
(2) 熟悉调查点情况。收集有关的文献资料和地方志资料。调查的重点, 在于收集新的、别人没有发现过的材料, 或者从别人没有调查研究过的方面进行调查。如果调查前不了解已有的文献资料和调查资料, 可能会把别人早就调查和发表过的材料当作新材料。
(3) 撰写详细的调查提纲和设计调查表格。
(4) 熟悉有关社会和文化的理论与基础知识。如果调查前不熟悉这些理论和知识, 调查就不可能深入, 写出来的调查报告只能有关该地表层文化的调查报告, 与一般的新闻记者和行政干部不会有多大差别。
2、开始阶段
就是进入所调查的地区之后但未正式进行田野调查阶段。这一阶段一般包括如下几方面的过程:
(1) 到当地政府报到, 取得当地政府的支持。最好找政府办、党办, 两办有权有钱有车, 能对下级发号施令, 下级不敢不从命。
(2) 进一步了解当地情况。比如档案、户口和有关统计资料。
(3) 选好居住地。一是有利于调查, 有助于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住在文化水平较高、对当地社会和文化十分熟悉的家庭中是较理想的。二是考虑安全因素。三是考虑当地的派系关系, 如果该村有两个对立的派别, 而且关系较紧张, 最好不要住在当地人家中, 以保持中立。
3、调查阶段
也就是“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阶段。对初次调查的人来说, 应注意如下几方面:
(1) 首先了解当地的一般社交礼仪和禁忌等。
(2) 入乡随俗, 尊重当地人。一是不要怕脏。二是拜访当地人遵从礼俗, 通常一般都要带礼物。
(3) 注意个人形象的设计。也就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的角色。
(4) 观察要细。
(5) 访谈既要深, 而且要有技巧。只有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 才有可能进行深度访谈, 例如去访谈者的店里打工, 帮小孩补习功课。有技巧:一是启发式的访谈。一些受访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知道很多, 但他却很难用自己的语言有层次、有系统表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调查者必须一步一步地启发受访人, 或者以其他民族的类似情况予以启发。
(6) 关于资料收集一些问题。资料收集是的田野调查的主要目的。收集资料应着重收集新材料, 以前的调查人员忽视的材料。必须注意资料的准确性, 找多人进行核实。还要注意收集计划外的有价值的资料。
(7) 边调查边整理资料。这样可以发现哪些方面调查不足, 可以随时补充。
三、田野调查在设计艺术中的应用
设计艺术中的田野调查一般应遵循三条原则——参与观察、整体论、主位法。
1、参与观察
在设计实践中, 设计人常常会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前期调研。选项的设计往往具有主观随意性。参与观察在设计前期的运用是多种多样的。例如, 韩国三星公司为了设计出适合不同区域生活习性的冰箱, 设计开发人员常常会在不同区域随机从街面上邀请一些主妇, 请她们将水果、蔬菜、肉制品等放入冰箱内她们认为最合理的地方并说明这样做的理由, 以此来了解当地人的生活细节和习性。日本佳能公司为了更深入了解中国大学生的行为方式, 甚至免费送出了数百台数码相机, 条件是使用者在一定时期内必须每天拍摄大量照片, 并将其传送回佳能公司, 研究人员通过这些照片间接地参与观察到了中国大学生的生活空间、相机使用环境和使用习惯。
2、整体论
在解释某一群体的行为时, 应该把该行为与更广阔的整体背景联系起来。例如东西方人使用筷子和刀叉的差异与其饮食文化分不开。西式餐饮常常面对整块肉排和浓汤, 因此他们习惯采用刀叉。而在东方, 以米饭和面食为代表的饮食以及木材、竹子的生产催生出筷子的诞生。
3、主位法
“主位法”是与“客位法”相对而言的一个概念, 它们分别体现了不同的观察与研究视角。主位法是指被研究对象自身对该事物的看法和解释, 是以局内人的立场对待所研究的事物;客位法是指调查或研究人员——外来者对该事物的看法和解释, 是以局外人的立场对待所研究的事物。主位的看法即使不符合主流价值观, 但其真实反映了被研究对象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在设计艺术中主要表现在如何把握民族化与国际化的关系。
我国的设计艺术教育来源于传统的设计工艺美术教育, 传统艺术教育中的采风方法是沿用至今的调查方法。采风即到外面写生或亲身体验大自然给自己带来的创作灵感, 对于严谨的科学研究显得不够深入。
同样, 在准备阶段主要是到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博物馆等文献机构中检阅有关的文献资料。如地方志、游记、调查报告、论文, 以及有关地理、历史、考古、语言、口头传说等各种资料。其次, 编制调查提纲和计划。通常包括调查的目的、意义、对象、范围、时间, 以及实施的程序与步骤、途径与措施;组织、指挥、实施和控制调研过程的方式与方法;收集、整理、分析调研资料的方式与方法;调查的重点、预测的调查结果;调查所需要的工具和用品。调查内容通常包括地理环境、民族状况、文化教育、生产和生活状况、政治与社会组织等。其次, 合理的调查队伍组成应包括研究课题的专家、向导, 其中包括女性工作者, 便于调查婚姻或者妇女有关的问题。最后, 需要准备的调查工具和用品包括证件、地图、电脑、米尺、纸张、笔墨、照相机、录音机、录像机、笔记本、记录表格、伤病药品和合适的衣帽鞋袜等。对取得资料进行分析时包括统计分析、理论分析和综合分析。
艺术设计开展田野调查可以推动设计者进行实质性的研究工作;可以提升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可以获得具有创新性的第一手资料;可以指导国际性与民族性兼具的探索实践。
四、田野调查在建筑学中的应用
与前述相比, 田野调查在建筑学中的应用多了建筑实例测绘分析。在实际工作中通过将重点放在建筑本体之外与之相关的内容, 来探索建筑形式背后深层次的社会与环境因素。田野调查也是设计师的创作能被人文地域等所接受的必要前提条件。这样可以从现象感性认识上升到本质理性认识, 发现人与建筑、城市之间的联系, 有意识的避免偏见和自身认识的局限性, 尽量获取全面真实的情况。最后, 再从一个建筑师的本色角度出发, 对收集的内容进行筛选, 并从中得出对设计有参考和指导意义的信息。
参考文献
[1]李天白.人类学视野下的设计研究——设计艺术中的田野调查原则及其意义[J].艺术与设计 (理论) , 2009,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