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战略下中国经济

走出去战略下中国经济（精选十篇）

走出去战略下中国经济 篇1

一、“走出去”战略下海外投资审核制度的目标

1、兼顾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

“走出去”是采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语言来表达我国实施“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 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 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一政策的过程。[2]该战略的落脚点是更好的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并不是一味的往外走, 还要兼顾国内的发展情况。 仅仅靠市场来自动调节是远远不够的, 应当从宏观层面使用必要的行政手段来协调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因此, 海外投资审核制度的构建应能够统筹协调这好两方面的关系。

2、构建高效的审核程序

从我国三十多年的对外开放历程来看, “走出去”的实施需要充分调动广大国内投资主体的积极性, 使它们能够根据国际国内市场的变化, 及时调整经营策略,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这要求我国政府对海外投资提供便利, 更多的采取市场化的管理手段, 而海外投资审核是典型的行政管理手段, 现阶段必不可少, 一定程度上会制约“走出去”的市场化运作, 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完善海外投资审核制度, 简化程序, 协调审核机关的职权, 使“走出去”更加顺畅。

3、保障“走出去”的安全

“走出去”是在国外进行投资和经营活动, 面临的风险会比国内多一些, 其中最主要的是商业风险和政治风险。 一般情况下, 商业风险由企业自身评估和承担, 而政治风险则需要政府来予以保障。 在 “走出去”的初始阶段, 海外投资审核肩负着 “安全阀”的作用, 从投资安全角度设置核准条件, 建立投资咨询制度, 为企业走出去的投资安全层层把关, 最大程度上避免政治性风险, 保障国内企业更好的融入到世界市场中去。 从国家层面来讲, 海外投资审核的意义在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通过审核从宏观层面协调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维护国际收支平衡、防止资本外逃。

综上所述, 海外投资审核制度对“走出去”战略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更好更快的“走出去”要求通过外资审核兼顾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 协调高效和安全之间的关系。

二、我国海外投资审核制度概述

1、审核制度发展阶段性明显

伴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发展历程, 我国海外投资审核法制的建立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 (1979—2000年) 为严格管理阶段。4此阶段法规从申报条件、申报报送文件、审批标准、审批程序等方面对海外投资审核做出了比较全面的规定, 但审批程序比较严格。 第二阶段 (2001—2008年) 为深入改革阶段。52001年 “走出去”战略被正式写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 我国也正式成为了WTO的成员方, 改革开放局面有了进一步发展, 在此形势下, 海外投资审核制度有了进一步的改进和发展。 第三个阶段 (2009年至今) 为鼓励促进阶段。62008年金融危机后, 世界经济萎靡不振, 但我国海外投资却逆势而上有着不俗的表现, 7在此背景下我国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法规, 大力鼓励海外投资。

2、审核方式逐渐转变

2004年之前我国对海外投资的管理措施主要是审批, 8审批制度相对比较严格、限制较多、不够透明。 2004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 对于境外投资实行核准制或备案制。92004年10月分别由商务部、发改委发布的 《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和 《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 进一步细化了海外投资的核准制度。

3、形成了多部门分层次的审核体制

(1) 形成多部门分头审核体制。 逐步建立了发改委、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 (以下简称“外汇局”)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国资委”) 多部门审核体制。102004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对海外投资审核权限进行了规范, 明确规定由发改委、商务部、外汇局对海外投资相关事项进行审核, 其中:发改委负责“境外资源开发类和大额用汇投资项目审批”和“企业境外投资用汇数额审批 (不涉及用汇来源, 是否购汇以及购汇多少的管理) ”;11商务部负责 “国内企业在境外开办企业 (金融企业除外) 核准”;12外汇局负责“境外投资外汇资金 (资产) 来源与汇出审核、登记”。132011年6月, 国资委发布《中央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规定中央企业的境外出资某些事项由国资委来进行核准。14同时, 向地方下放审批权限。15

三、海外投资审核制度的协调性问题

1、审核体制不够协调

(1) 多头管理体制影响了审核效率。 如上文所述,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由发改委、商务部、 外汇局及国资委等多部门分权审核的体制。 这种分部门审核的模式主要是从各部委的管理权限出发, 贯彻分权原则, 防止审核权的过分集中, 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海外投资审核过程的连续性, 导致职能分散, 审核环节过多, 期限较长。 举例来看, 一项海外投资若要完成“走出去”的审核流程, 通常至少要经过发改委、商务部、外汇局的核准和登记;根据相关规定, 发改委核准一般20天, 商务部需要30天, 外汇局的登记备案程序需要20天, 这意味着走完整个审核程序至少需要70天的时间, 如果还需要其他部门审核 (比如国资委等) 或期限有所延长 (一般可以延长10日) 则需要更长时间。 一项海外投资仅审核程序就需要2、3个月的时间, 面对瞬息万变国际市场, 很可能会延误国内企业的最佳投资时机。

(2) 审核权的下放容易引起投资安全问题。 各部委根据分权原则, 纷纷将审核权限部分的下放到省级管理部门, 这样虽然放松了管制, 增加了海外投资的自由度, 但有可能会使海外投资的风险有所增加。 毕竟海外投资涉及的各方面问题较多, 由中央部委进行统一的审核管理能够更好的兼顾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通盘考虑海外投资涉及的各方面问题, 更利于保障海外投资的安全。

2、审核立法体系性不强

(1) 各类制度之间不协调。 以颁行机关的行政层级来划分, 与海外投资审核相关的法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 国务院出台的相关法规, 包括2004年发布了《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 前者规定了发改委、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在海外投资审核审核方面的分权问题;后者规定了简化审核程序, 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的问题。 两者均不是专门针对海外投资进行的立法, 原则性较强, 对各审核机关的协调性问题没有明确规定, 并未建立起完善的海外投资审核体系。16第二层, 国务院各部委 (局) , 主要包括发改委、商务部、 外汇局、国资委、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发布的法规, 以及各省级人民政府政府发布的法规, 17这些法规是我国海外投资审核法制的核心部分, 对具体细节问题进行规范, 数量较多但存在冲突。 第三层次, 各省级主管部门发布的管理文件, 比如,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2008年8月制订的 《上海市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等, 这些法规主要是执行各部委 (局) 的规章, 但并非每个省级政府都制定相关规定, 部分省级审核缺少具体的操作规则。

(2) 立法层次较低。 综观上述法律文件, 我国海外投资审核立法层次普遍较低, 层次最高的当属部委规章一级的立法, 还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18。 这种低层次立法状况使得海外投资审核法制缺乏应有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难以形成统一的体系。 况且行政规范性文件虽然不属于《立法法》明定的“法律”, 但却扮演着“法律”的角色, 起着重要作用, 比如国务院颁发的两个文件对发改委、商务部出台的部委规章具有约束力。 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相比立法程序而言, 缺乏公开性和透明性, 缺乏社会各阶层的充分参与, 具有任意性、主观性的倾向。

3、具体法律规定不协调

(1) 投资主体的界定不统一

一是范围不统一。 对投资主体进行界定主要是确定哪些国内法上的主体可以进行海外投资, 能够进入审核程序。 从最新的规定来看, 我国并未对投资主体进行统一的规定, 而是基于分权审核的管理模式由各部委自行界定。 发改委、商务部和外汇局分别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类法人, 及其通过在境外控股的企业或机构”、“在我国依法设立的企业”和“境内机构”来表述投资主体的概念。19具体来看, 发改委对投资主体的界定强调法人形态标准, 从字面理解, “各类法人”既包括企业法人, 也包括机关法人和事业单位法人, 非法人企业和自然人则被排除在外。 商务部则强调依法设立标准, 不管是法人形态还是其他组织形态, 只要是在我国依法设立的机构即可, 比发改委规定的投资主体范围要大。 外汇局从维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职能出发, 注重的是企业的“国民”属性, 强调“境内”的机构。

三部委从各自的管理职能出发对投资主体进行界定, 本是无可厚非的, 但却忽略了海外投资审核是一个联系紧密的流程, 发改委的项目核准在先, 商务部的企业设立核准和外汇局的外汇登记 (备案) 在后, 投资主体界定不一, 有可能会引起实践中的冲突。 举例来说, 若某个非法人机构欲进行海外投资, 根据规定该企业需要分别完成发改委的项目审核、商务部的海外企业设立核准以及外汇局的外汇登记 (备案) , 此企业虽具备了商务部和外汇局的投资主体资格要求, 但会因为无资格进入发改委的审核流程而无法进行海外投资。 此种情形中, 发改委的规定形成了短板, 缩小了海外投资者的范围, 一定程度上会制约“走出去”的实施。

二是对“境内”含义界定不够明确。 对“境内”进行界定, 主要是确定在海外投资领域, 哪些投资者具有中国“国籍”, 应当纳入海外投资审核程序。 从三部委的规定来看, 发改委和外汇局均未对“境内” 一词作出任何解释, 没有建立起对投资者“国籍”进行认定的标准, 不利于对投资者范围的准确认定。 虽然商务部采用“设立标准”对“境内”机构进行界定, 但该标准过于机械和单一, 往往不能反映投资者的经济实质。 另外, 我国的基本立法, 如《国籍法》、《公司法》 等亦未对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国籍认定进行规定。 在实践中, 国家有关部门和理论界都认为确认中国法人的国籍采用注册登记地和营业地的标准。[3]我国参加的双边条约通常对“国籍”的认定都有明确规定, 而国内法中没有相匹配的内容, 致使国际法与国内法不够协调。

(2) 核定标准不够协调

一是部委之间的核准规定存在重叠之处。 就发改委和商务部的核准权而言, 发改委主要负责项目审核, 偏重宏观方面;商务部则负责海外企业设立 (包括新设和并购等方式) 审核, 偏重微观层面。 从相关法律文件看, 二者在核准内容上存在着一定的重叠。 第一, 核准规定存在重合。 发改委与商务部的审核权重叠。20如根据2009年商务部《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第6条规定, 企业在与我国未建交国家的境外投资应报商务部核准。 发改委的核准在先, 商务部的核准在后, 虽然侧重不同, 但两者却先后对同一个问题———前往未建交国家投资, 进行审核, 存在重复核准问题, 浪费行政资源。 第二, 不予核准的规定存在重合。 根据《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第18条规定, 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公共利益, 违反国际法准则等情况下, 发改委是不会核准的, 商务部《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第9条也有类似规定。21发改委的项目核准在先, 如某项目发改委不核准, 那么这项投资就不会进入商务部的核准流程, 也就是说商务部的重复规定根本就不会被适用。[4]

二是同一部委的核准规定存在冲突。2011年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做好境外投资项目下放核准权限工作的通知》与其《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在投资额的审批方面出现矛盾。 “通知”从数额上大大突破了规定22。 但是, “通知”是否修订了“办法”的相关规定呢? 从法律效力等级来看, “办法”是部委规章, “通知”则是行政规范性文件, 属于规章以下的文件, “办法” 属于上位法其效力高于 “通知”, 两者发生冲突, “通知”应当是无效的。 但由于 “通知”是2011年新发布的文件, 已经被省级发展改革部门践行了。

四、构建协调高效的海外投资审核制度

协调海外投资审核制度, 首先应从完善审核机制入手, 加强各部门间的统筹协调, 不仅是建立联合审核机制, 更重要的建立协商的平台, 为法制体系的协调夯实体制基础;其次, 进行体系完善, 构建起从法律———行政法规———部委规章———地方性法规的相对严整的法律体系;最后, 协调具体的审核制度。

1、建立海外投资的联合审核体制

很多学者认识到海外投资审核体制存在的多头管理问题, 提出了解决方案:有学者认为, 由某一个部门来负责审核;[5]有的学者认为, 设立专门的海外投资审核机构, 对海外投资进行统一的管理。[6]多部门分权审核的体制本身并没有太大问题, 一方面各部门的审核权来源于其本身的管理职能, 体现了政府内部行政权力的划分, 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一方面“走出去”战略要求通过海外投资,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更优化配置资源的过程, 涉及到国家的发展战略、国外的投资环境、 国家经济安全及外汇管理等多方面问题, 需要多个部门协调管理。 实际上, 我国海外投资审核体制的主要问题在于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 上述第一种观点, 虽然解决了部门之间的协调问题, 但与“走出去”战略不符, 单一部门很难统筹处理各类问题。 上述第二种观点则是过犹不及, 专门建立一个审核机构过于浪费行政资源, 完全没有必要。 笔者认为, 我国可以借鉴美国、韩国等国的做法, 23成立一个各部委组成的海外投资审核委员会, 由国务院牵头, 发改委、商务部、外交部、外汇管理局、国资委和国家工商总局等部委共同组成部际联合办公机构, 统一对海外投资包括海外投资审核等事项进行管理, 一个窗口对外。 这样既可以避免行政资源的浪费, 又可以加强各部委之间的协调, 综合考率海外投资的各种问题, 在保障海外投资安全的前提下, 减少审核环节, 提高效率。

2、提高立法层次, 完善法制体系

如上文所述, 我国海外投资审核法制的立法层次普遍较低, 不能形成统一的立法体系, 难以满足 “走出去”的制度需求, 因此提高立法层次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不少学者认为, 我国应当制定统一的《海外投资法》, [7-9]对海外投资进行统一的规范。此种观点有失偏颇, 不符合“走出去”的要求, 对我国外资立法的现状考虑不足。“走出去” 要求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更重要的是“走出去”与“引进来”应密切结合, 因此应统筹协调海外投资与外国投资。 在我国还没有一部统一的外资法的情况下, 而考虑制定《海外投资法》, 很难兼顾“走出去”所面临的各类问题, 难以形成统一的立法体系。 笔者以为, 我国应尽快出台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法》, 建立跨国投资双向流动的协调原则, 处理好外国投资与海外投资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 设立专章对海外投资审核制度进行规范, 明确基本原则, 确定基本的制度。 然后, 国务院配套出台一部专门的境外投资管制的行政法规, 确立基本的审核标准, 明确各部委的审核职权, 建立统一的审核的机制。 各部委、省级人民政府依照《外资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行政法规所确立的分权规定, 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制订或修改相应的规章, 建立协调统一的海外投资审核制度。

3、加强法制协调

(1) 加强与相关国际规则的协调。 “走出去”是进行国际合作, 审核法制的完善需要考虑与相关国际规则的协调问题。 目前, 我国海外投资国内立法与国际立法某些方面不够协调, 在审核法制方面主要表现在投资主体的资格问题上。 如前文所述, 相关法制对海外投资主体的界定不够科学, 在范围上与我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的规定并不一致, 国内法的规定范围较窄, 一般不包括自然人和某些非法人机构; 双边条约的规定更加符合国际通行做法, 大都没有做出主体类型限制, 对国籍的确定标准也比较明确。 国际法与国内法在主体范围问题上的差异虽然不会引起法律冲突, 但由于国内审核制度在主体类型上的限制, 一定程度上使双边条约的某些规定不能落到实处。 另外, 国内法亦未对“国籍”的确定问题进行明确的规定。 因此, 加强与双边投资条约的协调, 一是应根据“走出去”的要求, 扩大投资投资主体的范围, 自然人、非法人机构等均应纳入;二是应参照双边投资条约的规定, 将各类投资主体的“国籍”标准进行明确的规定。

(2) 加强海外投资审核法制的内部协调。 如前文所述, 由于缺乏统一的立法体系, 海外投资审核法制内部存在着一些矛盾和重叠, 在建立联合审核机制, 提高立法层次的同时, 应当对相关规定进行修订。 首先, 在上位法明确规定相关原则的基础上, 进一步明确各审核机关的权限, 确定审核范围。 其次, 在国务院的主持下, 发改委、商务部、外汇局等进行充分协商, 对各自出台的相关文件进行修订, 改变现有的各自为政的情况, 建立起协调统一的海外投资审核流程。 最后, 发改委和商务部对发生冲突和重叠的审核条件进行修改, 进一步简化审核程序, 提高审核效率。

参考文献

[1]俞建华.深入实施“走出去”战略开创对外开放新格局[J].中国外资, 2011, (5) :24-26.

[2]姚望, 蔡小军.“走出去”战略研究概况[J].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5, (10) :20-23.

[3]梁咏.海外直接投资之中国投资者论证[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2008, (3) :160-165.

[4]余劲松, 陈正健.中国境外投资核准制度改革刍议[J].法学家, 2013, (2) :43-51.

[5]徐芳.变革我国海外投资审批立法模式的探讨[J].企业经济, 2005, (3) 117-118.

[6]王文强.我国海外投资立法存在的问题及相关立法建议[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 2009, 2) :94-99.

[7]林爱民.论我国海外投资立法缺陷及完善[J].河北法学, 2008, (7) :125-130.

[8]梁开银.论中国海外投资立法的路径和体系[J].河北法学, 2006, (2) :51-56.

走出去战略下中国经济 篇2

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发展经历了一段市场低迷的过程,众多的生产制造企业重新洗牌.自以来,由于世界经济的复苏,世界各国对工程机械的需求量逐年扩大,拉动了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出口的发展,大型企业纷纷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其中徐工、柳工、三一和山推等都是工程机械行业出口的重要单元.

作 者：范中亚  作者单位： 刊 名：今日工程机械 英文刊名：CONSTRUCTION MACHINERY TODAY 年，卷(期)： “”(8) 分类号： 关键词： 

外交、经济与“走出去”战略 篇3

因此，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自主发展壮大的基础还很不牢靠。目前的关键是要明确“走出去”战略在今后20年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位置，并在政府层面形成具体化的“走出去”的促进战略、政策和办法。在企业层面，应该在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同时，全方位、多渠道、多途径地寻求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规避在海外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努力实现投资效益最大化。

实际上，利用外交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利用和依仗外交的整体协调优势和政府信用优势，在中国对外开放进入资本输出新阶段的今天，这两大优势无疑将会为资本的顺利流动提供难得的机遇。企业以何种方式、何种途径“走出去”，“走出去”会有什么样的困难，怎样预见并处理“走出去”风险和困难，让我们看看政府和企业界人士的看法。

利用外交服务经济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

毫无疑问，外交资源作为一个国家非常珍贵的资源，所具有的国际视野、深邃智慧与宽泛影响力，是任何其他资源所无法比拟的。外交资源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担负着国家政治和国家安全的职责，而且更蕴藏着为本国企业安全、顺畅、成功、快速、平稳“走出去”提供条件保障的职责。

具体来说，外交资源可以在很多方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便利和服务。首先，外交资源可以降低企业“走出去”的交易成本。过去，很少有人意识到它所能发挥的巨大经济效用。在国内、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有效利用外交资源，可以减少我们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交易成本。其次，外交资源可以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保障服务和一个充分的信息平台。在普遍弘扬双赢共赢理念的今天，通过利用外交资源，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友好地协商解决方案，无疑是首选。通过我国驻外大使馆、领事馆，可以及时获得关于驻在国法律、市场制度、投资措施等各方面的准确信息，这种资源优势是任何一个商业机构所无法比拟的。再是，外交资源可以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完善的中介服务，提高办事效率。中国驻外外交官可以凭借其常年在国外建立起来的政界与商界的关系网，为中国企业寻找理想的海外合作伙伴牵线搭桥，充当中介角色。

中央企业利用外交资源实施“走出去”战略，要通过外交途径建立一个企业“走出去”的信息通道，进一步整合信息资源，增加信息的准确性、权威性，真正做到知己知彼，使企业对拟投资国的经济政策、投资环境、经济宏观走势有较为准确的把握。如果建立这样一个准确的权威性的信息通道，给国内的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将提供准确的参考，会大大减少摩擦事件的发生。中央企业应率先提高“走出去”的质量和档次，目前“走出去”的企业良莠不齐，如果低水平地“走出去”，只凭借所谓的低成本优势是不可能走远的，应该在提高产品的档次，尤其是在品牌方面加大力度。如何考虑在驻外机构建立一种中国企业的备案机制，对优秀企业在外交资源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这就需要各省市和国家的外经贸部门与驻外使馆密切配合。

同时，中央企业应加紧推进体制、技术和管理创新，增强企业的海外经营能力。由于中国企业“走出去”还处于初级阶段，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海外经营能力不足。要在海外市场站住脚并有所发展，许多基础性工作与在国内发展是一样的，体制、技术和管理工作不到位的企业，“走出去”的风险更大。同时，为适应由国内市场转向全球市场，企业还应学会全球化经营的各种知识、技能和管理方法，包括目前相对薄弱的境外子公司管理、境外员工管理等。我国的驻外机构也需要提升对企业“走出去”的服务能力。目前，我国外交资源与企业的海外经营活动结合得不紧密，一旦海外情况发生变化，企业海外经营遇到的问题、需要的服务是非常具体的、专业的，可能会对驻外机构的业务提出很多新的要求。我们的驻外机构能否适应、能否胜任也是一个问题，能不能选定一个驻外机构进行一个试点，看看两者紧密结合后驻外机构的业务需要进行什么样的转变是件值得仔细考虑的事。

企业如何与外交资源对接

■外交部部长助理 沈国放

“走出去”战略是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牢牢把握加快发展的主动权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一条以更加开放的战略思维对接国内外“两个市场”、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国之路。外交资源与企业“走出去”战略积极对接，并为其提供服务，已成为新时期我国外交工作的一项重要课题，也是当代外交官员的一门“必修课”和“基本功”。在国家宏观政策指引下，企业应利用外交手段面向全球市场配置资源，在经济全球化大浪潮中把握机遇；外交也应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创造条件，提供优质服务。

现阶段外交资源与企业“走出去”之间的这种相互促进作用仍处于“初级阶段”，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在利用外交资源“走出去”方面，还应加强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加强企业对我驻外使领馆信息资源的利用。驻外使领馆拥有广阔的信息来源。如果驻外大使、总领事及其他外交官非常活跃，中国企业则可以通过他们了解到很多信息，特别是驻在国的政府政策和企业情况。外交官不但可以和国内企业家分享信息，还可以为他们提供咨询服务。企业利用外交资源的同时，外交方面也需要利用企业的资源，这就要求外交官必须了解国内的经济状况、企业情况。例如，国内企业与所驻国家的企业在哪些方面可以相互合作，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整体利益。这些工作不仅对今天的中国外交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对中国传统外交的一种发展。

其次，加强企业对外交官权威渠道的利用。不管是跟驻在国的政府和企业打交道，还是所提供的信息，所选择的沟通渠道外交官特别是大使、总领事的权威性是不可替代的。如果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对潜在合作伙伴或合作项目不够了解，就可以通过驻外使领馆进一步获取相关信息，在关键时刻甚至能够利用外交官的权威渠道与地方政府进行沟通，从而确保经济合作的顺利开展。

再是，加强企业对我国前资深外交官人脉资源的利用。目前，已离退休的资深外交官的作用并未充分发挥。他们在国外任大使、参赞期间，已和驻在国政府、企业建立了很好、很深厚的关系，受到当地政府、政要和大企业的尊重，完全可以为中国企业成功“走出去”提供重要的信息资讯。目前，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已经成立，这种资源是不可替代的，企业应该充分利用这一宝贵资源。

还有，加强国家对海外中国企业及其法人代表合法权益的保护。党中央、国务院对这方面的工作非常重视，并对外交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目前，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下，保护海外中国公民机构部级联席会议机制已正式成立。该机制主要有两方面作用：一是在突发事件中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护中国企业的海外财产及其法人代表利益不受侵害；二是研究企业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方面应该怎样充分利用外交资源。

总之，企业界与外交界之间应不断加强联系，共同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外交资源可以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服务，同时企业“走出去”之后也可以通过经贸关系为政治外交充当强有力的坚强后盾。如今，外交已不再神秘，它已走进社会、贴近人民，正在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的重要资源。希望外交与“走出去”能有更多结合点，以使外交工作能够更加体现中央“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这一宗旨，在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过程中发挥更大、更有效的作用。

“走出去”的风险防范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总经理助理 周纪安

企业走出去，海外利益简单分了三个层次，一是最高层次是国家安全，涉及到国家的周边安全，我们的战略资源，甚至涉及到台湾问题等最高级的利益；第二是公民的权利，劫持、伤害、失踪，包括尊严受到损伤、强行搜身等；第三是企业的经济利益，投资权益、股权、债权，劳务报酬等。特别是第三层面的利益保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不能单纯靠政府，但是如果说有了困难找政府，政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爱莫能助，而且损失还有突然、复杂和巨大的特点。怎么防范？我们所处的环境跟西方，甚至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的不同，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一切都习惯在一元化的环境里做事情，所以大家走极端，要么是遇到困难找政府，要么是谁的企业由谁管，自己走出去，风险自己承担。

实际上我们现在走到全球化的背景下，已经是一种多元化的复杂环境，因此我们需要多元的防范措施，需要国家的支持。第一层面国家可直接干预，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的舞台上提供的保护；也有在现场，像西班牙烧鞋事件需要使馆的领事保护。第二层面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要做的，采用一种间接的手段，提供一种国家的信用支持。就是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里，每一个国家都有这样的机构，叫做官方信用保险机构，叫ECA，这样一种机构给企业提供很多保护，但又不是一个真正的政府身份，可以做到很多外交手段不能直接出面的事情。第三层面还有很多很多商业机构可以利用，律师、保险、中介机构。

官方信用机构就是由国家财政出钱，设立一个保险机构，然后去承担商业保险机构不愿意承担或者不能承担，或者无力承担的风险。包括发生突然的战争动乱所造成的损失，比如误工损失、设备闲置损失。这些东西过去在合同里没有的，这往往又是商业保险公司不管的，所以我们提出高风险地区或国家要有较长信用期限的风险担保，三五年恐怕很难回收，要做五年十年的长远打算。还有新市场，如：拉美、巴基斯坦，这些风险怎么办?中国进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这样的机构就是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第七天，由国务院批准在北京设立，为什么加入世贸之后紧跟着就要设立这样的机构？因为我们要按照人家的规则保护我们自己的企业，所以这样的企业应运而生，在中国整个商务运作过程中，出现了首个用官方信用保险机构保护企业的事例。提供贸易向下的收汇风险保障，提供三年、五年长期的信贷保险，提高海外投资保险，提供海外劳务风险保障，提供海外交易对象的资信调查和商帐追收服务等。

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探讨 篇4

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必要性

(一) 实施“走出去”战略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经济全球化已是现代世界经济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目前各国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成为一种潮流, 并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中, 中国企业能否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为自己拓展生存空间, 实现持续发展并在发展经济中取得新的突破, 是关系到中国经济今后发展全局和前景的重大战略问题。“走出去”战略是中国适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客观需要, 对实现中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中国企业自身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二) 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并充分利用国际资源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 我国国内资源供求矛盾日益突出。充分利用国际资源, 从国外输入国内匮乏的自然资源和生产要素是缓解中国资源供需矛盾的重要途径。推动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 进行资源开发型海外投资, 开辟新的原料来源, 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 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利于化解产能过剩的矛盾,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

目前, 市场饱和、生产过剩和内需不足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中国企业有必要通过国际化经营向境外转移过剩生产能力, 从而可以使国内产业生产能力向国外延伸, 为国内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四) 实施“走出去”战略可以绕过贸易壁垒、突破国外以反倾销等形式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

据世贸组织反倾销委员会统计, 中国企业在遭受的“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措施”两项数字上, 连续11年成为全球第一。每年受此影响的出口商品达到400亿～500亿美元。应对反倾销的方法, 除了借助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求得解决以外, 更为有效的方法就是绕开贸易壁垒, 将国内生产、国外销售变为国外生产、国外销售, 到海外设立企业, 利用内部化就地生产、就地销售。这不但有利于缓解我国与他国的贸易摩擦, 而且有利于促进我国对外经贸关系的发展。

(五) “走出去”战略有利于输出成熟技术并获得先进技术, 促进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

在纺织、机电等拥有相对优势的中国企业, 通过投资于相对欠发达或经济水平低的国家和地区, 既输出了技术, 占领了市场, 又获得了投资收益。另外, 通过在工业发达、技术先进的国家和地区合资或合营企业, 可以学习对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及时了解世界前沿动态和国际行情, 优化国内企业的经营活动。总之, 通过“走出去”战略, 中国企业可在全球市场获得广泛的接触和交流机会, 开阔眼界, 扩宽思路, 掌握国际通用规则, 熟悉国际化运作, 最终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加快催生和培育中国的跨国公司。

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现状

(一) 中国经济总量保持稳定增长,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实体之一

据国家统计局历年对外公布的数据, 在1996-2008年的13年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67885亿元增长到300670亿元, 中国经济总量逐年稳步增长。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 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目前在全球经济体中排名第三, 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与日俱增。

(二) 中国贸易总额高速增长, 名列全球三甲, 成为推动世界贸易的主动力之一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贸易大国。1995-200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由2808.6亿美元增加到25616亿美元。近七年中国对外贸易连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是全球贸易增长最快的国家。2008年进出口总额25616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17.8%, 连续五年全球排名第三。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成为推动世界贸易增长的原动力之一。

(三)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后来居上, 增长规模和速度引起世界瞩目

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0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截至2007年底, 中国近7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在全球173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1万多家境外直接投资企业, 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1179.1亿美元;2007年, 中国非金融类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3376亿美元, 境内投资主体通过境外企业实现的进出口额1189亿美元, 2007年末境外企业就业人数达65.8万人, 其中雇用外方员工29.5万人。2008年,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继续大幅度增长, 当年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12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 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06.5亿美元。中国对外投资虽然起步较晚, 2002年之前规模很小, 但近几年中国对外投资正在加速发展, 投资规模和领域不断扩大。联合国贸发会议 (UNCTAD) 在《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就已将中国列为世界上主要的直接投资来源国之一。

三、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选择

(一) 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途径

1.出口

自改革开放以来, 出口一直作为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一种重要方式, 但由于其在国际市场上参与度低, 被企业当做进入国际市场的一种初始方式。在早期, 中国最大的三类出口产品是服装、鞋子、儿童玩具;现在中国的彩电、冰箱、洗衣机、电话、空调、微波炉等八大类都已成为全球老大。

2.跨国战略联盟

跨国战略联盟, 是指来自不同国家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达成的既超出市场交易又没有达到合并程度的合作性协议, 它可以涉及从研发到销售和服务的任何价值链活动。

随着跨国联盟日益演变为跨国公司普遍采用的运作和发展模式, 中国企业也越来越多的通过建立跨国联盟来占领或开拓国际市场、降低技术创新风险、提高国际市场适应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在中国有一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如联想、海尔、华为等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和市场需求构建了不同特色的跨国联盟, 成为竞争性企业跨国联盟的先行者。自从联想1989年与香港导远公司和中国技术转让公司合资成立香港联想公司之后, 先后与微软、惠普、东芝、IBM、美国CA公司、美国安讯、金山公司、用友软件、思科等在产品开发和营销方面建立了联盟。海尔由于自身具备了强大的生产和销售能力, 因而更注重产品开发和产品线的延伸, 与荷兰飞利浦集团、美国NETSCREEN公司、美国C-MOLD公司、美国朗讯、德国迈兹、爱立信和东芝建立了技术开发和合作联盟。而华为为了可以利用美国3Com在国际市场的品牌和地位, 与3Com公司结成了品牌联盟, 以3Com的品牌销售合资公司生产的产品。截至目前, 华为已经与3Com、西门子、NEC、松下、TI、英特尔、摩托罗拉、朗讯、SUN、IBM等多家公司开展多方面的研发和市场合作。

此外, 在中国还有不少行业和企业在很多领域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建立了多种形式的联盟关系。如2007年6月以来, 奇瑞接连与美国量子公司、美国克莱斯勒公司、意大利菲亚特公司等世界知名公司签订了一系列合资合作协议, 以自主品牌、自主创新享誉国内外的奇瑞由此一跃成为近一时期我国汽车工业国际合作的主角。2009年2月, 珠海格力电器公司和日本大金工业株式会社18日在珠海正式签署全球战略合作协议, 将通过合资办厂、关键技术研发、全球采购营销渠道共享等展开深度合作, 联手为全球消费者提供更节能环保的新型变频空调。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企业在成功地实践联盟之后, 为了能继续并更多地获取联盟的优势, 再次与联盟伙伴扩大了合作范围, 推进了合作的深度。由于战略联盟的形式赋予了合作双方较高的灵活度, 中资企业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当地的优势资源, 以及学习先进企业的经验, 所以跨国联盟不失为一种快速实现海外经营目标的有效方式。

3.跨国并购

跨国并购包括跨国企业间的兼并与收购, 是指一国企业为了某种目的, 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支付手段, 将另一国企业的整个资产或足以行使经营控制权的股份购买下来, 以实现对另一国企业的经营管理的部分或完全进行控制的行为。

近几年, 一些资金雄厚的中国企业倚重跨国并购形式, 掀起大规模全球并购热浪。华立收购飞利浦CDMA部门, TCL连续吞下德国施耐德电视公司、法国汤姆逊公司和阿尔卡特手机业务, 京东方整合韩国现代显示器业务, 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 中海油收购印尼油田和澳大利亚西北大陆架天然气项目权益, 上汽购买韩国双龙汽车, 中国五矿收购法国诺兰达。从单个项目看, 联想集团收购IBM的PC业务、上汽集团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公司、中石油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等项目都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

然而让我们看看并购的结局就可以发现:并购的时代并不成功, 并购的方式也很难有效。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石油公司遭遇“安全门”, 华为收购马尼可通信公司夭折, 海尔并购美国美泰克公司未遂, 以及中航油风波的惨痛教训、TCL的坎坷、联想的前景不明。据美国著名企业管理机构科尔尼公司多年的统计数据显示, 只有20%的并购案例能够实现最初的设想, 80%的并购都要以失败告终。而并购是一种高投入、大运作的经营方式, 风险集聚。

4.新建企业

新建企业是指在国外建立一个全新的企业。如果成功则极有可能取得超额回报, 但由于在新的国家建立新企业的成本很高, 相应的风险也很高。

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新建公司主要集中在家电、电子、轻纺领域。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海尔1999年4月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设立的冰箱厂, 形成了设计中心在洛杉矶、营销中心在纽约、生产中心在南卡罗来纳的美国本土经营体系, 并实施海外投资生产、设计、营销等全方位的本土化, 获得了较好的效益, 是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建厂中最为成功的一例。

从著名咨询公司罗兰·贝格的调研结果来看, 中国领先企业进行海外经营时主要采取新建的进入方式, 其中新建占48%;战略联盟占39%;收购兼并占13%。但由于新建的方式具有建设周期长、收效慢, 经营风险大, 起步阶段的业务开展非常困难等局限性, 绝大多数并没有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企业很难有条件采用自建的方式来实现国际化。

(二) 适合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途径选择

中国企业要成功地实施“走出去”战略, 最后实现国际地位的“走上去”, 战略途径的选择将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而战略途径选择的成功与否,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自身条件和客观情况与所选战略途径的匹配性。

从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四个主要途径来看, 出口方式只是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最初始阶段, 无法让中国企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去。而收购和自建是国际化的最高阶段, 目前中国大多数企业都面临自身资金缺乏、国际融资能力不强等问题, 这就注定难以在较短的时期内通过自建和收购这样需要大规模投资的方式实施“走出去”战略。即便是那些资金雄厚的领先企业, 如联想、TCL等可以通过并购、自建参与国际竞争, 也会由于经验不足、人才匮乏、文化冲突以及遭到东道国政府的限制和抗议而导致一系列问题, 同时大规模的资金和资源投入却难以撤回, 将会使投资企业背上沉重的包袱, 步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而跨国联盟却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 它能弥补其他几条途径的缺点, 成为一种适合中国大多数企业实际情况的最佳选择。构建跨国联盟无论是对东道国还是对中国企业都是一种双赢的做法。对于东道国而言, 既可以引进资金、技术或产品, 又可以减少对本国企业和资源的控制;而对中国企业来说, 既有利于适应东道国政策和避开壁垒, 也有利于获取联盟者的专业技能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并且联盟这种灵活的经营方式和组织结构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或避免风险。

基于中国大多数企业的现实条件, 通过对各种途径的理性分析和综合比较, 可以认为跨国联盟是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最合适的战略选择。值得说明的是, 在此并不排斥企业根据自身的情况采用其它的战略途径, 即使是同一企业在一定时期内也可以同时采用多种途径进行国际化经营;并且企业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 还应根据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变化, 不断地调整国际化经营的战略模式。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

[2]商务部新闻办公室.200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3]卢进勇.入世与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J].国际贸易问题, 2001 (6) .

[4]叶雷.战略联盟-企业的发展之路[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论文, 1999.

[5]吴文武.跨国公司与经济发展-兼论中国的跨国公司战略[J].经济研究, 2003 (6) .

[6]宋亚非.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设想[J].财经问题研究, 2004 (5) .

坚持文化走出去战略 篇5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既是发展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的需要，也是向世界展示当代中国形象、维护文化多样性和国家文化安全、提高国际话语权的需要。外文局成立60多年来，始终通过书、刊、网等方式，致力于推动中华文化与国外优秀文化的广泛交流和相互借鉴。近些年，外文局大力实施海外战略，深入推进书刊出版发行“本土化”，实现了图书、期刊等文化产品出口额占全国总量的50%以上，在中国出版“走出去”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决定》指出，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完善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政策措施，支持重点主流媒体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和中介机构，完善译制、推介、咨询等方面扶持机制，开拓国际文化市场。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巩固和发挥长期形成的外向型业务优势，进一步树立国际化眼光和宽广视野，充分开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加大国际交流合作力度，开拓新的合作领域，构建国际化事业格局，带动中国出版“走出去”，不断提高向世界说明中国、传播中国文化与信息的能力和水平，增强国际传播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造就国际化专业人才队伍，为增强对外传播能力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走出去战略下中国经济 篇6

企业走出去现状

对外贸易方面

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货物进出口总额大。2013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为41603.3亿美元，年增长率虽低于8%的增长目标，但也达到7.6%。其中，出口总额为22100.4亿美元，年增长率为7.9%，为全球之首；进口总额为19502.9亿美元，年增长率为7.3%，为全球第二。

货物进出口差额大。2011～2013年中国贸易差分别为1549亿美元、2303亿美元、2597亿美元，占当年外贸进出口总值的比例分别为4.3%、5.9%、6.2%。

进出口贸易结构和方式有待完善。2013年我国出口商品中，机电产品出口12655.38亿美元，占总额的57.3%；纺织品、服装、箱包、鞋类、玩具、家具、塑料制品等7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4618.4亿美元，占比20.9%。分地区来看，2013年我国西部地区外贸增长17.7%，占比6.7%；中部地区外贸增长13.6%，占全国总值6.8%；东部地区外贸增长6.6%，占比86.5%。从国际来看，2013年，欧盟、美国、东盟、香港和日本为我国前五大贸易伙伴，其中欧美日占我国外贸的33.5%；同时我国对东盟、南非、中亚五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双边贸易增长迅速。2013年，一般贸易进出口2.2万亿美元，占我国总值的52.8%；加工贸易进出口1.36万亿美元，占比32.6%。2013年我国出口贸易企业中，国有企业占比11.3%，外商投资企业占比47.35%，其他企业占比41.5%。我国企业走出去方式偏粗放型，集约性程度有待提高，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发展最为迅速，贸易对象较集中。

对外直接投资方面

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大。2013年，中国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901.7亿美元。

对外投资行业、地域分布不均。2013年，我国九成的对外投资流向商务服务业（294.5亿美元）、采矿业（201.6亿美元）、批发和零售业（136.7亿美元）、制造业（136.7亿美元）、建筑业（65.3亿美元）和交通运输业（25亿美元）。2013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以广东、山东、江苏、北京、浙江、上海、辽宁、海南等地居多。2013年中国内地对中国香港、东盟、欧盟、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日本七个主要经济体的投资达到654.5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72.6%；其中对香港、欧盟和日本的投资处下降趋势，对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东盟的投资处上升趋势。

瓶颈思考

体制制度限制

相关法律制度和法律援助体系不够健全。我国企业在面临国际经营维权和国际诉讼时，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和法律援助来支撑，使得一些中小企业走出去时孤立无援。

对外投资政策限制。我国对外投资的相关管理政策、财政政策和金融外汇政策等还需进一步完善。例如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着融资难题，融资渠道过于单一，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缺乏相关资金支持政策。又如企业境外投资所得的税收抵免相关政策需要进一步改进，需要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展税收协定的合作等。

咨询指导服务体制限制。企业走出去，需要政府提供健全完备的咨询指导服务，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市场指导，这方面还很欠缺。另外，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审批程序繁琐，时间过长，不利于资金和人员出境。

资源限制

我国的出口贸易仍然很大一部分依赖于资源、能源和工业原料，且很多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如煤、铁以及其他金属矿产资源等，商品出口的粗放型模式，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国际环境限制

贸易保护主义形式严峻，贸易摩擦加剧。据中国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我国共遭受反倾销案件854起，成为连续遭受反倾销起诉的最多的国家。

“中国威胁论”的肆意传播。中国持续的巨额贸易顺差和国际收支失衡，使得国际上一些出于“保护”自身的经济而妖魔化中国的对外经济行为，使得企业走出去受阻。

外汇风险和人民币升值压力。人民币升值，不利于中国的出口贸易，也不利于企业走出去。

此外，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习俗、法律规则、税收等体制的差异造成我国企业沟通不畅，摩擦加剧。

企业自身条件限制

企业自身实力不够。企业竞争能力不强，缺乏资金、品牌、核心竞争力和营销网络，抗风险能力较差。

成本优势消失，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我国企业出口产品主要依赖于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但是随着资源压力的加大和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以及劳动力工资的提升，这一优势逐渐消失。

抵御国际经营风险和适应国际环境的能力不够。一些企业对投资所在地国的经济、政策、金融、资源、法律规则和文化习俗等环境不熟悉，导致“水土不服”。

战略研究

政策支持方面

完善企业走出去的管理、服务政策。完善审批程序，严格审核企业境外投资资格，适当鼓励中小型企业走出去，简化相关核准程序和内容，减少审核部门，统一标准，提高审批效率；完善境外投资法律体系，让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中国企业真正有法可依，有效应对对华反倾销诉讼，能依法维护它们的合法权利；建立国际经营与投资的相关咨询服务系统，为企业的境外投资经营提高专业的、全面的、及时的信息；建立援助服务系统，为境外的中国企业提供包括法律、财务、税务等相关服务援助；建立跟踪管理系统，跟踪了解企业走出去的实时情况，登记记录重要情况和问题，及时引导。

完善相关货币、财政、金融和资金支持政策。要制定“走出去”国家政策扶持导向目录；放松对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制，加快推进资本账户自由化，放宽持汇、购汇及汇款额度和允许境外投资利润作为投资使用外汇方面的扶持；创造条件联合其他各类金融机构与政策性金融机构一起支持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为客户资产全球化配置提供包括资产管理、信托、基金、证券、保险等在内的多元化、个性化和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拓宽融资渠道，同时在商业性信贷和优惠信贷等方面给予融资方面的扶持；设立专项资金、直接补助、贷款贴息等给予资金方面的扶持；营业税、出口退税等给予税收方面的扶持。

开展灵活配套外交。应开展灵活外交，加强国际合作和沟通，应广泛参与包括双（多）边投资协定及避免双重征税条约的谈判和签订，为我国企业争取公平的贸易和投资环境。

进行人才培养和支撑体系建设。联合社会各界资源开展国际经营型人才培养计划，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专业的、有竞争力的人才支撑。

企业自身方面

注重企业自身实力提升。首先，我国企业要注重技术创新，改变粗放型的企业出口商品结构，减少资源依赖型、劳动密集型的商品出口，增加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知识含量，最大化增加其附加值。其次，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树立品牌，注重公司优秀企业文化的营造，完善销售网络等。再次，要重视企业跨国形象的构建，要引导和营造良好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要主动借助驻外使领馆的帮助搭建自身与所在国的沟通，以增进互信，减少境外投资经营的阻力。同时要注重国际性经营人才的培养和招聘，为企业增强人才储备。最后，企业要熟悉国际经营的相关规则和法律，熟悉国际经营环境，慎重选择境外投资地和市场，并了解所在地的政治、经济、人文环境，不打无准备之仗。

建立风险防御机制。一方面，我国中小企业可以根据业务、市场、投资目的地等的相近性选择团体式走出去方式，以避免单个企业力量弱小的劣势，增强应对国际经营争端的能力。另一方面，单个企业内部也要有完备的风险防御机制，包括一系列的预防规避策略，以及在权利受侵时如何维权的一系列程序和策略等。

走出去战略下中国经济 篇7

一、我国电力行业在沿线国家“走出去”现状

(一) 电力投资项目增加。

表1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以来, 我国在沿线国家主要签订的电力投资项目。我国在巴基斯坦投资的输变电项目主要有默蒂亚里-拉合尔输变电项目, 水电项目有卡洛特水电站, 火电项目有卡西姆港火电项目。卡洛特水电站是“中巴经济走廊”首个水电投资项目, 总投资额约16.5亿美元, 卡西姆港火电项目是中巴经济走廊签署后首个“优先实施项目”。我国在老挝投资的输变电项目有色贡输变电项目, 水电项目有南塔河一号水电站;在埃塞俄比亚投资的电力项目有GDHA500千伏输变电工程, 且该项目的建设标志着我国电力设备与标准成功走进非洲, 水电项目有戈巴水电站;在赞比亚投资的输变电项目有MC70输电线路工程, 水电项目有下凯富峡水电站。 (表1)

(二) 电力设备出口额增加。

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电力投资项目增加的同时, 也带动了相关电力设备出口。2015年12月中国和老挝首个成功合作的“一带一路”电网项目投产, 该项目已经促成了中国3.1亿美元的电力设备出口。据商务部《国别报告》数据, 2014年印度自中国进口的电气、电机、音像及其零件额为159.87亿美元, 同比增长11.4%, 2015年1~9月进口额为139.97亿美元, 同比增长19.4%;2014年印尼自中国进口的电气、电机、音像及其零件额为68.31亿美元, 同比增长0.8%;2014年加拿大自中国进口的电气、电机、音像及其零件额为127.51亿美元, 同比增长3.8%, 2015年1~9月进口额为93.92亿美元, 同比增长3.6%。

(三) 电力技术“走出去”加快。

特高压输电技术在我国主要是指±800千伏直流输电和1, 000千伏交流输电技术。2014年2月我国成功中标巴西美丽山特高压直流输电项目, 这是我国首个特高压直流输电项目, 为我国特高压输电技术“走出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 我国特高输电技术“走出去”步伐也进一步加快。2015年4月中国与巴基斯坦签署了《默蒂亚里-拉合尔和默蒂亚里/卡西姆港-费萨拉巴德输变电项目合作协议》, 这是巴基斯坦首个向境外投资者开放的输变电项目, 并全部采用中国技术、设计和电力设备。输变电技术“走出去”步伐加快的同时, 火力发电机组和水电机组技术开发能力也同样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核电技术“走出去”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2016年3月中国承建巴基斯坦卡拉奇核电项目正式开工, 这是中国首个“一带一路”核电项目。

二、制约我国电力行业“走出去”的因素

(一) 我国电力行业“走出去”行政审批程序较为复杂。

严格的核准体系能够为我国电力行业“走出去”降低风险, 但同样也造成了诸多弊端, 如行政审批环节众多、耗费时间较长等, 约束了我国电力行业更好、更便利的“走出去”。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颁布并于2014年5月8号实施的《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 中方投资额10亿美元及以上的境外投资项目,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涉及输电干线、电网等敏感行业的境外投资项目, 不论对外投资项目总额为多少的, 均由国家发给为核准;涉及输电线、电网等敏感行业对外投资20亿美元以上的,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审核意见报国务院核准。政府职能部门对境外投资项目的层层审批, 耗费的时间长, 导致电力企业在境外投资时的时效性较差,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电力行业“走出去”的发展。

(二) 东道国投资环境不稳定。

沿线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存在社会动荡、政权更迭等问题。东道国投资环境的不稳定会导致我国电力投资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的暂停或终止, 从而造成我国电力投资企业遭受巨大的损失。东道国投资环境的不稳定主要源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东道国政策、政权的变动。2015年2月由于柬埔寨政府换届, 新政府宣布暂停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在此前获准的总额为4亿美元的水坝项目;2011年缅甸改革派新政府上台,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在缅甸建设密松水电站建设暂停。另一方面是东道国社会风险。随着我国电力项目海外投资的增加, 企业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不重视东道国的宗教信仰、民族矛盾、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等原因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资料来源:根据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和中国电力网等整理得出

(三) 我国电力企业缺少跨文化融合人才。

“一带一路”沿线有60多个国家, 这些国家在法律制度、宗教信仰和语言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企业在进行电力项目投资时, 缺乏熟悉不同国家国情的管理人才和派遣的技术人员外语水平不高, 是电力行业“走出去”时企业所要面临的困难。电力企业在对沿线国家投资时, 企业管理人才必须克服我国与东道国的法律制度、宗教信仰和语言等不同的困难。据江苏师范大学语言能力协创中心统计并出版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言语国情手册》数据显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用的语言有1, 000多种, 其中官方语言及国语共约60余种。我国电力企业在东道国投资和工程承包时, 会聘用当地的工人。企业外派的电力行业专业技术人才在进行相关工作技术指导时, 会面临着沟通时的语言障碍问题。这不仅需要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 还需要一定的外语水平。

(四) 我国电力企业融资困难。

我国电力企业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有自有资金、商业银行贷款和政策性银行贷款。企业在沿线国家进行电力投资所需要的资金巨大, 但是自有资金有限, 政策性银行贷款所需要的条件复杂、审批程序繁琐且时间耗费长。商业银行不愿给“走出去”的企业融资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贷款回收期长而导致银行“惜贷”。2016年1月21日中国开工建设巴基斯坦的卡洛特水电站, 总投资金额约为16.5亿美元, 建成后运营期为30年。较长的贷款回收期是商业银行“惜贷”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跨境抵押难以实现, 并且电力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失败的项目金额巨大。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数据可知, 2005~2014年中国能源与电力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失败项目金额达到了893亿美元, 占同期全部失败项目金额的36.3%。

(五) 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电力标准不同。

沿线国家电力招标项目所采用的电力标准主要是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地的标准。我国电力标准与欧美国家电力标准、国际标准等都存在一定的差异, 这增加了我国电力行业“走出去”的难度。在广东省设计研究院的《电力一次专业国外设计标准对比分析研究》的报告中, 明确区分了中国电力设计标准与国外标准。如在发电机的轴电流方面, 国际标准中的IEC60034-3标准与我国电力的GB-T-7064标准不同, 且中国标准要求更高。由电科院统计的交流电力系统金属氧化锌避雷器使用标准中, 中国标准为DL/T804-2012, 而国际和国外标准为IEEE605-2009、IEC60815-2008。2012年我国在马来西亚PRAI1400MW联合循环项目招标中, 马来西亚方面明确表示不接受中国标准。虽然我国的电力产品和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但中国标准还尚未被沿线大多数国家认可。

三、我国电力行业“走出去”建议

(一) 依托电力行业协会, 简化“走出去”行政审批程序。

为简便电力行业“走出去”的行政审批程序, 电力行业协会应该加强与政府职能部门的沟通, 积极参与行业“走出去”政策法规的制定, 争取电力行业“走出去”的有利条件。依托电力行业协会, 简化“走出去”行政审批程序主要通过以下措施:一是召开电力行业协调会。邀请电力行业内的企业人员及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共同参与该会议;二是构建电力行业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在线人工服务和邮箱意见征集等开放性的直属网络通道, 形成企业、行业协会与政府之间的无距离交流和反馈;三是建立电力行业“走出去”的绿色通道。电力行业协会与政府相关的职能部门沟通, 成立专项协调部门。该部门专门处理电力行业“走出去”的项目行政审批, 并解决电力行业遇到的相关困难, 从而简化电力行业“走出去”审批程序。

(二) 组织企业“抱团出海”, 实现资源共享。

由于电力企业规模和主要目标市场不同, 企业在东道国投资时会呈现出信息不对称。组织企业“抱团出海”实现资源共享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首先, 企业应该通过行业协会或其他形式组织全国大中型发电企业、电网企业、电力建设企业和电力装备制造企业等“抱团出海”, 形成同类企业间的互助, 上下链的企业间联系更加紧密的局面;其次, 组织在预投资市场有丰富经验的企业, 为团体中的其他企业做市场投资环境分析报告, 实现信息在团体中流通和共享。

(三) 培养熟悉沿线国家文化和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才。

电力行业要“走出去”就必须克服缺乏熟悉沿线国家不同市场的优秀管理人才和派遣的技术人员与本土工作人员的沟通障碍困难。对于派遣的技术人才与本土工作人员的语言沟通障碍问题。首先, 企业可以通过对派遣技术人员进行统一的在职语言学习;其次, 定期举办各种娱乐活动、技术交流活动等使派遣技术人员与本土工作人员能够友好交流;最后, 通过奖励促进机制, 对语言学习突出的技术人员进行奖励。企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 电力行业协会可以组织各电力企业的优秀管理人才进行统一培训, 与国内外知名高校合作, 定向培养企业自身缺乏的高端管理人才和技术性人才, 建立起一支熟悉外国法律、文化、语言和社会制度并兼顾专业技能的人才队伍。

(四) 以“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丰富资金来源。

我国电力行业在沿线国家承包电力工程时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 企业需要更多的渠道进行融资。“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但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大, 仅仅依靠“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并不能满足沿线所有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2015年12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开始运营, 电力企业可以在向“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申请项目贷款的同时, 依靠“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向境内外发行“一带一路债券”, 丰富企业资金来源。另外, 协会和企业应积极说服国内的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适合长期投资的企业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中来, 并给予电力行业一定的资金支持, 通过多样化的融资方式解决企业资金短缺问题。

(五) 推动特高压输电技术出口, 引领中国电力标准“走出去”。

我国的特高压输电技术已经取得了世界领先水平。“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加快了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电力的互联互通, 我国特高压技术“走出去”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如2015国家电网与哈萨克斯坦埃基巴斯图兹-南阳±1, 1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新疆伊犁-巴基斯坦伊斯兰堡±660千伏直流工程;蒙古锡伯敖包-天津±660千伏直流工程。我国电力行业的特高压技术“走出去”的前景明朗。

国家和电力行业在促进特高压输电技术“走出去”的同时, 要求施工过程中相关产品设备和电力标准均采用中国标准, 从而推动沿线国家施行中国电力标准并带动电力标准“走出去”。

参考文献

[1]刘春卉.我国大型成套设备标准“走出去”的现状分析及思考[J].学术研讨, 2015.4.

[2]孙玉才.关于中国电力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思考——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的体会[J].当代电力文化, 2014.4.

[3]张宝国.中国电力走出去[J].广西电业, 2014.10.

走出去战略下中国经济 篇8

一、农产品出口对农业农村经济牵动作用越来越大

改革开放初期, 辽宁省农业对外开放发展缓慢, 2001年以前全省农产品出口额不足10亿美元, 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对外开放进入崭新阶段, 辽宁省农产品贸易快速发展, 2002年农产品出口额突破10亿美元 (14.4亿美元) , 同比增长16.4%, 占全省同期出口贸易总额8.8%, 全国排名第四位;2003年农产品出口额17.2亿美元, 同比增长19.2%, 占全省同期出口贸易总额11.7%, 全国排名第四位;2 0 0 4年1 8.7亿美元, 同比增长8.6%, 占全省同期出口贸易总额9.9%, 全国排名第五位;2005年农产品出口额21.6亿美元, 同比增长15.5%, 占全省同期出口贸易总额9.2%, 占全省农业增加值的2 1%, 全国排名第四位;2006年出口额达24.2亿美元, 同比增长12%, 占全省同期出口贸易总额8.5%, 占全省农业增加值的20%, 全国排名第四位。2007、2008及2009年农产品出口额达30.3、33.5及30.7亿美元, 同比增长25.2%、10.6%和-8.4%。农产品出口对辽宁省农业农村经济牵动作用越来越大, 已成为新时期推动贸易增加、企业增利、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对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内相关产业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成为辽宁省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拓展农业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 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1. 充分利用全球资源, 在引进的基础上促进自主创新

通过引进国外的人才、设备和管理, 特别是鼓励外资企业在华设立研发机构, 开展更高水平的研发活动, 在全球化背景下推进自主创新。200 2～2 0 0 6年辽宁省农业部门引进技术700项, 项目涉及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良种引进、果树技术等7类。2006年辽宁省已建立一套完善的农业引智示范推广体系, 共有5家单位被国家外国专家局命名为国家引智示范推广基地和国家引智示范单位, 全省确立19个农业引智成果示范推广基地、8个农业引智示范园和5个农业引智精品项目。据辽宁省农科院统计, 2002～2006年全省科研院所引进国外先进技术30项, 自主创新能力同步提升。

2. 支持企业“走出去”

通过并购国外技术型企业或设立研发机构, 就近利用国外研发资源, 形成我国自主知识产权。2003年, 在东盟农业合作框架下, 采取政府扶持、企业参与的方式在泰国设立了“辽宁省农产品贸易代表处”, 为辽宁省内企业与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国家企业建立了贸易合作渠道, 出口食用菌、蔬菜、杂粮等20多个品种;2007年又在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州设立了“辽宁省果蔬出口贸易驻伊尔库茨克办事处”, 推动辽宁省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3. 加大扶持力度, 转变增长方

式, 保障农产品出口又好又快发展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立足以质取胜, 调整进出口结构, 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积极应对市场变化, 推动农产品生产和流通向农业市场化、组织化方向转变。充分放大区域优势、拓宽合作领域, 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 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坚持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在此方面, 辽宁省着力做了以下三点工作:一是出台政策扶持企业发展;二是帮助企业充分利用好已出台的相关扶持政策;三是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 改善产业结构, 积蓄经济发展后劲。

4. 不断加强农业国际交流

近年来, 伴随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 辽宁农业与亚洲农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双边、多边合作不断加强和扩大, 区域合作日趋活跃。2007年以来, 有针对性地推进各个层次农业交流团组82批次, 448人次, 有力地为辽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

5. 承办农业部重大国际合作项目

2008年以来, 承办中乌农业合作园区示范项目建设, 在实地考察和境内调研的基础上, 制定了中国-乌克兰农业合作园区建设方案, 本着“政府引导、市场导向、企业运作、循序渐进”的原则, 加强两国农业务实合作。

6. 加强农产品出口基地建设

加强农产品出口基地建设, 是规范出口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合作关系, 提高农产品质量, 建立诚实守信的贸易信誉, 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扩大出口规模, 依法保护出口企业和农户的合法利益, 实现农产品出口倍增计划, 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辽宁省在“十一五”期间, 着力建设以优质特色农产品、绿色食品、畜禽产品、水产品四大出口支柱产业, 建设一批以国际市场为导向, 具有比较优势和区域特色的农产品出口基地。预计到2010年末, 全省将建立“省级农产品出口示范基地”100个。

7. 创建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各类贸易平台

走出去战略下中国经济 篇9

关键词：通信产业,国际化,融资方式探讨

所谓的通信产业是由计算机、通信设备、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及网络组成的, 而产业国际化是指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演变和产业组织的活动与扩张。站在全球范围的角度分析, 通信企业具备明显的国际性和产业全球化发展的趋势, 这是由通信企业的内部发展规律决定的, 同时又对通信产业的发展产生影响。通信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做出正确的策略规划, 提升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和竞争能力, 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另外, 通信企业在进行国际化融资时, 需对企业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进行细致的分析, 清楚自身发展的劣势和优势, 对融资方式进行深入的探讨, 为通信产业的国际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一、通信产业国际化的融资方式

(一) 在贸易供应链下的融资

国际贸易融资业务主要是指以国际结算为中心进行资金的融通, 其中国际贸易结算是对贸易过程中产生的债务和债权进行结算。笔者将主要从出口角度分析贸易供应链下的融资。

其一, 利用打包贷款的形式进行融资, 因为打包贷款的风险等同于一般的贷款, 需要对企业的信用、背景和信用证真实性等进行核实, 为此采用此种融资方式的企业在商业银行评定的信用等级必须在A-以上 (包含A-) , 具备按期还款的能力。另外, 打包贷款融资方式是将贷款利率作为贷款成本。

其二, 利用信用证保兑的方式。这种融资方式将风险转移到了保兑行, 为此银行需要进行严格的审查和对信用商的信用等级做出评定。

其三, 运用出口押汇和贴现的方式融资。出口押汇是一种将净额支付给出口商而获取融资的方式, 主要分为托运项下押汇和信用证下押汇。出口票据贴现是一种利用折扣价格获取融资的方式。虽然二者在名义上存在区别, 但其融资的方式都是先交单后获取资金。

其四, 采用国际保理的方式融资, 国际保理是一种集合管理应收账款、调查商业资信和担保信用风险及融资的金融服务, 采用国际保理的方式进行融资可以有效的规避风险, 提高对资金的利用率。

(二) 运用债务进行融资

相比于股权融资的方式, 债务融资可以更好的保护企业所有者的权益和构成, 同时可以对期限和成本进行灵活的安排。债务融资主要是对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产生影响, 其融资的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其一, 传统银行信贷的方式, 在通信行业中除了少部分利用短期贷款进行资金流转外, 大部分融资项目都是中长期银行信贷。通信企业在进行项目融资时其贷款必须用于特定的工程项目, 并且在项目到期后具有偿还贷款的能力。另外, 贷款银行要对通信企业的项目可行性进行分析和研究, 然后决定是否给予融资。

其二, 通过发行企业债券的方式融资。企业债券是企业按照法定程序发行的一种有价证券, 并约定在规定时间内归还本金和利息。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债券市场发展的局限性, 企业债券的发展相对滞后, 因此在通过发行企业债券方式进行融资时可以采用核准制, 可以不用再将投资项目与资金用途挂钩, 允许核准的通信企业可以分次发行企业债券。另外, 可以建立公司债市场, 为通信企业国际化融资开辟新的途径, 为企业的融资降低成本, 使企业在调整资产负债结构时更加灵活。

二、通信企业国际化融资的思路分析

通信企业要重视自身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性, 站在战略发展的高度对融资方式进行分析, 准确把握通信产业国际化融资的思路, 注重对通信产业国际化融资存在的问题进行实践和探讨。

(一) 对自身的战略环境的正确认识

通信企业国际化融资时, 要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分析所处的战略环境, 准确评估国际化战略的政策, 为企业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并且严格执行制定的战略帮助通信产业建立科学合理的融资体系。

(二) 对资本市场环境不断评估

通信企业要从自身的产权机制和战略出发, 对资本市场环境不断评估, 保障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严格实施。另外, 企业要重视资金的来源和结构, 在资源配置布局中准确把握负债资金与权益资金的比例, 并根据金融环境和资本市场的变化, 采用不同的融资评价方式, 实现企业筹资成本的合理化。

(三) 促进良好融资平台的建立

通过建立良好的融资平台, 对企业的管理、经营和治理模式进行完善, 才能实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由于通信企业的利润和收入主要集中在掌握核心技术的公司, 使管理机制落后和技术竞争力不足的企业逐渐被淘汰。因此, 通信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实现企业的自身价值, 不再是单纯的融资问题, 更是企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三、结语

随着电子信息产业的不断发展, 电子信息产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的战略产业, 特别是通信企业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 但是面对目前激烈的国际竞争企业要想获得充足的发展空间, 就需要对通信产业国际化的融资方式进行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王琦.我国通信设备产业战略联盟现状分析[J].东方企业文化, 2013-09-08.

[2]杨妍.北京CBD教育国际化融资研究[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2-03-01.

走出去战略下中国经济 篇10

“走出去”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做出的重大决策, 是发展开放型经济、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重大举措, 是实现我国经济与社会长远发展、促进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有效途径。

1 我国实施“引进来”“走出去”战略的历史回顾

改革开放初期, “引进来”战略实施了若干年, 取得了非凡的成绩。而党的十六大又提出了“引进来、走出去”的战略, 党的十七大更深入地阐述了它的内涵。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 扩大开放领域, 优化开放结构, 提高开放质量, 完善内外联动, 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经济因遭受十年“文革”的重创, 国力正待增强。在这一阶段, 引资金、引人才、引技术、引进先进的管理方法的“引进来”策略, 是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点经济战略之一。其时, 吸引了大量外商和港澳台商来中国大陆投资, 使中国在经济、技术、管理上都得到长足的进步和高速发展。经过这些年的积累, 外汇储备方面, 现在已突破千亿美元大关, 国力和财力大大增强。近年来, 一些经济实力和技术基础较强;且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企业在其产品市场趋于饱和的状况下, 把眼睛瞄向境外, 到国外寻觅商机另辟战场。于是“走出去”便成了现阶段的重要经济战略, 既“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

2“走出去”战略是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必然选择

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 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 要求我们把我国的经济发展放在世界的大环境中考量。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也必须放眼世界和全球了。也就是说要走出去!“走出去”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条件;“走出去”是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条件;“走出去”是我国企业发展壮大后国际扩张的必然选择。

实施“走出去”战略, 是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国是一个资源大国, 但是又是一个人均资源“小国”。石油、天然气以及许多重要矿产资源、森林资源、渔业资源等蕴藏量不足, 人均占有量较低。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新形势下, 我国必须在国际市场上配置资源, 加强境外资源开发合作与综合利用, 为我国获取重要资源提供相对稳定的来源, 实现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

实施“走出去”战略, 是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需要。经济结构调整如果仅在国内进行, 空间相对较小。应当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这样才有更大发展空间。我们要推动有条件的企业以成熟技术和设备开展对外投资合作,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实施“走出去”战略, 是扩大出口、开拓国际市场的需要。我们要抓住加入世贸组织的机遇, 充分享受相应权利, 实现权利和义务平衡, 必须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 带动货物、技术和服务出口, 提高国际市场占有率, 在国际分工与合作中取得有利地位。

实施“走出去”战略, 是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主动“走出去”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 从而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 在参与经济全球化中趋利避害。实际上, 这也是在经济全球化中, 在世界范围内从资金、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中分享效益。

实施“走出去”战略, 是培育我国跨国公司的需要。作为于发展中大国, 不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 不走向国际市场, 我们就不可能培育出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跨国公司。过去我们仅有中化等3家企业进入跨国公司500强, 现在已有11家。据最新报道显示, 我国对外投资正以每年40%的速度增长。在新世纪, 中国企业要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 必须面向世界, “走出去”开展跨国经营, 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 到国际市场求生存、谋发展。

3“走出去”的战略意义

“走出去”是以中国的公司为主导, 服务于中国公司战略的一种跨国整合模式, 我们从中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当前, 无论从开拓市场空间, 优化产业结构, 获取经济资源, 争取技术来源, 还是突破贸易保护壁垒, 培育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 它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首先, 在当今开放的、更加市场化的、各国更加相互依存的世界, 我国必须考虑, 通过对外投资, 提高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在国际资源分配中争取一个更加有利的地位。

其二, 现在, 中国早已经被誉为“世界工厂”, 这既有褒义也有贬义。在对外贸易依存度超过70%的情况下, 国家必须考虑驾驭好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和扩大对外投资两个轮子, 主动地在国际空间上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资源配置。既要保持制造业优势, 又要推进产业链高增值, 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角色分量。

其三, 在外资企业大举分享中国市场的情况下, 我们中国经济也必须考虑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在外资企业走进来的同时, 中国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 各自发挥优势,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这才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必然模式。

其四, 中国企业走出去, 要以自己的比较优势重组他国产业和企业, 主动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 以获得市场份额和技术开发能力。在这过程中, 壮大自己, 培育与经济大国相匹配的跨国公司。

4“走出去”, 我国新时代的国家战略

我们讲的“走出去”战略主要是经济的对外投资和合作。众所周知, 我国实施对外投资合作已经有了将近30年的历史, 在这个过程中, 企业逐步在积累经验。到本世纪初, 我国把它上升为新时期的国家战略。当然, 它不是一个新鲜事物, 但是, 它却是从全新的视角审视国际政治舞台, 洞察世界经济风云后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举国战略。

对于国家战略我们做如下分析:第一个层面是国家经济安全层面。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历程, 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 经济发展为世界所瞩目。然而, 不容置疑, 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均衡, 仍是不可忽视的弊端;此外, 中国经济由于对环境的依赖, 其可持续性前景也还有一些不确定性。走出去, 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必然选择;第二个层面是国家的资源安全。由于我国人口的众多, 导致资源人均数额过小, 走出去, 在世界范围内配置我国发展的资源需求也是必然的选择;第三个层面便是政治层面, 只有走出去, 才能平衡引进来带来的负面影响。既外资进来, 内资出去, 确立在世界政治与经济上的话语权, 才能确保我国作为大国的生存空间与发展空间。

今天的中国, 已经是世界上不可忽视的泱泱大国, 我们承诺不称霸, 但是我们也必须在世界上取得我们应有的、与大国相称的政治及经济地位。所以说, “走出去”战略是中国的国家战略。

5“引进来”与“走出去”必须互动交互发展

强调“走出去”战略, 不等于忽略“引进来”战略。不能孤立地贯彻任何一个方面, 而是要紧密结合“走出去”, 有目的有选择地“引进来”:一是“取长补短”, 即通过吸收外资给我们的弱势产业注入营养, 使其快速成长壮大, 逐步拉近与国际水平的距离;二是“精挑细选”, 即不是盲目地引进外资, 而是甄别筛选, 将有助于提升国际竞争力、能够迅速形成产业优势的项目吸纳进来。

“引进来”与“走出去”需要互动, 先出后进、先进后出交互发展。企业可以通过先“引进来”提升自身实力后“走出去”, 也可以先“走出去”通过增资扩股再将外资“引进来”, 尽量消除“引进来”与“走出去”泾渭分明的思维定势, 形成国内与国外整合式经营、既促进资本流入, 又促进资本流出, 两者的有机结合形成完整意义上的资本国际化运作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