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数范畴研究

2024-05-24

现代汉语数范畴研究（精选四篇）

现代汉语数范畴研究篇1

数的语法范畴是语言的重要范畴之一。数量概念是人的思维中的重要概念之一。每种语言都有数的概念, 只是不同的语言中数的概念系统和表达手段是不同的。某些语言中的词类就有单复数的区别。比如, 俄语名词книга—книги;英语的名词book—books。英俄两种语言通过词尾的变化来体现单复数的概念。至于汉语的“数”范畴概念在语言学界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传统的汉语语法在研究数的范畴时受到西方模式的影响, 往往偏重于寻找表达数范畴的统一的形式手段即词缀, 结果得出汉语不存在“数”范畴的结论。也有相当数量的语言学家肯定汉语数范畴的存在。他们认为:“们”不仅仅是一个表示集合量的标记, 它是一个在名词短语里的“定词”位置上实现的复数标记 (石毓智:326) 。针对汉语界存在的这种分歧, 我们从俄语功能语法角度来观察这一现象, 以期从中受到启发。

二、俄语功能语法理论

功能语法理论由前苏联科学院院士А.В.Бондарко创建。功能语法突破传统的语法描写方式 (由形式到意义) , 主要采用了从功能到手段的描写方式。Бондарко认为:功能语法的研究对象是进入语言交际领域中的语法单位发挥作用的规律, 包括对语言从形式到意义和从意义到形式两方面的研究 (Бондарко, 2003:3) 。功能语法这一学科的特点在于它贯彻了从功能到手段、从语言意义到形式的原则;它研究语法单位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以及它与语言手段在言语中的相互作用, 旨在揭示语法形式、词汇、篇章相互作用的系统, 揭示语言手段在传达话语意义是发挥功能的规律。

Бондарко的功能语法为语言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而更有利于揭示语言的本质。功能语法更注重的是语法单位和与其在话语中相互作用的语言手段的功能。它的研究对象是语法单位、语法范畴及其与词汇、上下文和语言系统不同层面的单位相互作用的功能规则。首先, 它把语法单位或语法范畴和范畴意义两者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语言形式是语义范畴的载体, 语义范畴的研究依赖于语法单位和语法范畴。其次, 功能语法研究的语言形式不仅仅只局限于词汇这一层面, 它把语言系统的不同层面都纳入到自己的研究对象中来, 包括大量错综复杂的词法、句法手段。

三、功能语法与汉语数范畴

传统语法研究多提倡从形式出发去寻求意义, 即从相同的形式结构中概括出共同的语法意义, 从不同的形式结构中抽象出不同的语法意义。但是, 把这一原则应用到汉语这样缺乏形式标记的语言, 研究工作就复杂起来。因此, 功能语法所提倡的从意义到形式的方式也许更适合汉语。

在对汉语数范畴的研究中, “语法范畴”这一概念的界定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在汉语学界对这一概念也有不同的阐释。一些语言学家在印欧语系语言研究的基础上, 把语法范畴理解为:语法范畴就是由词的变化形式所表示的意义方面的聚合。根据这一观点, 在汉语中就没有这种类型的语法范畴。这是因为印欧语系语言是富有词形变化的语种, 而汉语是缺乏词形变化的语言。所以, 单纯从词的层次上来寻找语言范畴的语法标志当然具有局限性。传统语法研究的局限性使许多语言学家试图寻找新的研究视角, 而重点在于突破传统语法对语法范畴的局限。

Бондарко坚持“从内容到形式的表达手段”和“从形式到内容”的原则, 即把语法范畴视为是范畴意义及其表达形式的统一体。他所阐释的语法范畴具有两个侧面:既有内容方面 (语义) , 又有表达方面 (外形标志) 。从语义角度看, 语法范畴是一组同类的语法意义。任何语法范畴的一般意义都必须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别意义组成。这些统一于一个共同的范畴意义之中的个别意义处于相互对立的关系。例如, 名词的数范畴的一般意义由单数意义和复数意义这两个个别意义组成, 单数意义与复数意义相对立。从形式角度来看, 语法范畴是一组表示个别语法意义的语法形式。一个语法范畴起码包含两个形式列。它们便是语法范畴的组成部分, 处于对立的关系中。例如, 名词数范畴用下列相互对立的两列形式表示:book—books。

语法范畴的内容和形式, 即是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语法形式是语法意义的表现方式或手段, 它可分为显性语法形式和隐性语法形式。形态发达的语言多采用显性语法形式来表达语法意义, 因而有着明显的形式标记。例如, 俄语的语法形式多体现为一定的语音形式、词缀、元音交替、辅音交替、重音等。相比之下, 汉语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式标记, 因为它更多使用的是隐性语法形式。隐性语法形式因其“隐”而比较难于确定。隐性语法形式总是和某种语义特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来说, 功能语法意义到形式的描写方式更有助于对汉语数范畴的研究。

传统的对汉语数范畴的研究仅限于词法, 得出了汉语数范畴不系统、不完善, 甚至否定其在汉语中存在的结论。功能语法理论消除了形式上的局限性, 它把属于不同语言层面 (包括词法、句法、够词、词汇等) 但统一于相同语义功能的手段看作一个整体。它把语法功能引入到语法范畴的研究中, 将语法范畴的分析由静态的语法标记研究进入到动态的分析过程。从这一新的角度来看, 我们认为汉语数范畴是存在的, 它可以从词法、句法、语用等方面来考察。

(一) 汉语数范畴的语法意义

“数”这一语法现象在现代语言学中的定义, 是指词形变化反映事物在数量上的特征。许多语言都有“数”的语法范畴, 一般分为单复数两种。从本质上来说, 汉语数范畴同样也由两个相互对立统一的范畴意义构成:单数意义和复数意义。吴长安比较系统地概括了汉语数范畴的特点。他指出:汉语的单数与复数有相对和绝对之分。绝对单数如代词“你、我、他、她”。绝对复数如带有“们”复数标记的短语“我们、你们、孩子们”等。相对单复数既可以指单数, 又可以指复数, 至于究竟指的是单数还是复数, 要在具体上下文中确定。他还指出汉语的数有泛数和定数的区别。比如:“两小时、三本书”这种记数的表达叫定数。而在句子“他买了鱼。”中强调的只是买的对象, 至于是多少鱼则不确定。此时的数概念表现出来的是泛数。

(二) 汉语数范畴的语法形式

如前所述, 语法范畴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数范畴的每一语法意义都有与之相对应的语法形式或范畴标记。英语名词复数通过加词尾-s或-es构成。俄语数范畴也有一系列范畴标志。汉语数范畴语法形式有着自身的特点。

1. 复数标记“们”。

汉语复数标记“们”可用于代词后表示复数, 如:“我们”、“他们”、“你们”等。也可用于指人的普通名词之后表示复数概念, 如:“老师们”、“朋友们”等。

2. 数量词。

量词是汉语特有的词类, 是表示事物或者动作数量单位的词。数词和量词是汉语表达数量意义最基本的手段。汉语主要通过数词、量词这两个词类, 以及数词、量词和名词及动词的组合来表达数量意义。量词常常不能单独使用, 必须和数词一起使用, 即构成数词+量词+名词的结构。

3. 重叠。

汉语的复数有时也采取量词重叠的形式替代名词来完成。量词的重叠使用有一定的附加意义, 汉语中单音量词大都可以重叠, 表示“每一”或“很多”的意义。如:“天天”、“个个”等。数量词组也可以重叠表示复数概念, 如:“一串串”、“一瓶瓶”、“一颗颗”等, 这样的重叠是汉语特有的手法, 可以增强语言的表现力。

汉语中表达数量意义的手段也是极其丰富的, 分布在不同的词汇、语法、句法等层面, 是一个综合的、复杂的表达体系。结合言语表达系统, 综合研究语言系统是功能语法理论在阐述范畴意义的主要原则。在表达数量意义时, 加入不同的修辞性修饰成分, 句子就可以隐含一定的语用信息, 表达说话人对客观事实的态度, 表达对所述事物“多”与“少”的主观评价。例如, “他吃了整整一只鸡。”“他连一分钟都没撑下来。”等。

此外, 在将语义功能引入语法范畴研究之后, 语法意义的产生环境也被看作语法形式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不同民族的发展历史、地理环境、生活习俗及宗教信仰等的不同, 每一个民族对客观事物的认知也不尽相同。不同的国家或者民族对数字有不同的偏爱, 这些数字蕴涵着特殊的文化习俗, 体现着特有的社会文化心态。如:“事不过三”、“九九归一”等。在这里使用的数字, 大都已经失去本身所含有的确定数量意义, 体现的是一种模糊数量的关系。

人类具有共同的思维模式和认知模式, 因而数范畴是汉语和世界上其他语言的共性。但是每个民族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语法结构。因而, 不同类型语言的数范畴系统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它们或隐或显, 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系统。汉语数范畴系统体现着汉语的民族特征。通过词内的形态变化来构成不同的语法形式称为“综合式”。汉语则属于以“分析式”为语法手段的分析语。

四、结语

综上所述, 传统语言学将语法形式限于词的层次, 这大大限制了对汉语语法范畴的深入研究。俄语功能语法理论为语法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这一角度来看, 汉语数范畴不仅客观存在, 而且有其独具特色的范畴体系。本文采用功能语法的研究方法探讨了汉语数范畴, 证实了汉语数范畴的存在及其语法意义、语法形式和特点。

参考文献

[1]БондаркоА.В.Принципы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йграмматикиивопросыаспектологии[M].Москва:УРСС, 2003.

[2]黄扬春.俄汉语表达数量意义的手段及功能对比[D].东北师范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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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光杰.汉语“体”“数”语法范畴再探讨[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 2007, (1) :64-65.

[5]秦坚.对汉语语法范畴的再认识[J].新疆教育学院学报, 2004, (1) :124-129.

[5]石毓智, 李讷.汉语语法化的历程[M].北京:北大出版社, 2001.

[6]王超尘.现代俄语理论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

趣味范畴与中国美学现代性篇2

在西方,“趣味”由味觉范畴向美学范畴的转化,是现代性美学话语开始建立的标志之一.而在中国,“趣”和“味”很早就有“审美鉴赏”的意思,但它们并不是在现代美学意义上的“趣味”范畴.“趣味”作为现代美学范畴,它暗含了作为人生意义的`现代人文主义的内容,而这一意义必须建立在现代性结构的基础之上.因此,中国古典美学的“趣味”范畴需要经过现代转换,才是现代美学范畴.梁启超关于“趣味”范畴的界定是在现代性兴起后新的文化和心性结构下作出的,他所谓“趣味”具有支撑人生意义的内容,因而成为现代“趣味”范畴意义转折的开始.而在朱光潜那里,趣味范畴融合古今和中西的意义,“趣味”理论实现了综合之后,开始向现代美学范畴转变.

作者：吕宏波 LU Hongbo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 刊名：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13(5) 分类号：B83-02 关键词：趣味审美鉴赏审美现代性现代美学

试论汉语史研究史评理论范畴篇3

[关键词]汉语史研究；史评理论范畴；“话语霸权”；“话语殖民”

[中图分类号]HI—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2）01—0043-06

真田信治等日本学者所著的《社会语言学》（2002）对“语言意识”进行了界定。所谓语言意识，包括对语言本身以及语言行为的评价、感觉，对语言使用及语言行为现状的认识，对语言使用及语言行为的期待意识，对语言使用及语言行为本身的信念意识，以及语言及语言行为的规范意识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中，“评价”要素非常令人瞩目。

“评价”主要集中在“语言评价和语言感觉意识”问题上。真田信治等指出，“日常生活中对某一种语言形式、语言体系及语言行为，我们经常会采取某种评价性态度。这种态度也可以叫做对语言及语言行为的接受和认知时的感觉（或感受）性反应。”“对于语言的这种评价意识，其本身是语言信息内容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人们选择语言变体、语言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也是社会语言学对这个问题的关心所在，特别是对方言和敬语的评价意识，是社会语言学经常讨论的焦点。”这表明在国际上，社会语言学对“语言评价”问题非常敏感，因而研究者的思考也很深刻。

汉语史研究理论是否存在着这种“语言评价”范畴？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关注不够，学术态度自然也不够明确。我们在这里有意识地加以探讨。

一、“批评语言学”及汉语史史评活动

20世纪80年代，在英国兴起了有关语篇分析方法的学科，即通过分析语篇的语言特点和它们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来考察语言结构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并进而揭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被称为“批评性语篇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也称为“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

“批评语言学”认为，语篇是说话者在形式结构和意识形态意义两方面进行选择的结果；它的方法论主要是建立在以韩礼德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上，但也不排斥其他语言理论中的有关概念与方法。它在分析中特别强调对语篇生成、传播和接受的生活语境和社会历史背景的考察，并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发现和分析语篇中那些人们习以为常而往往忽视的思想观念上，以便人们对它重新进行审视。把语言研究和社会历史背景考察结合，解释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确实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学批评”理论和方法。这启发我们：语言研究要和社会历史背景相结合。实际上，这里也孕育着语言研究的评价意识。我们引而申之，理解为语言学的价值意义的评判。

对语言学的价值意义的评判，应该包括语言演进史的价值意义的评判，也包括现实语言研究的价值意义的评判。前者我们称之为语言史研究的历史评价范畴，而后者我们称之为语言研究的评价范畴。

“评价”，是价值哲学中的一个理论范畴。李连科在其著作《价值哲学引论》中指出，价值是一种客观社会关系，是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客体与主体需求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社会实践的关系。价值关系本身就是实践关系，是实践关系的产物。评价是价值在意识中的反映，是对价值的主观判断、情感体验和意志保证及其综合。评价作为一种意识反映，当然有主观随意性，有真有假，有对有错，但不应将它与价值本身混同起来。评价是对主体需要的自我意识。在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评价总是以目的、动力的形式，存在于认知过程中，而认知也在不断地调整、充实、确证人们的评价。李连科归纳评价的基本特征从五个方面入手：评价的主体结构、评价的主体水平层次、评价的标准系统、评价的心理机制、评价的社会形式。价值哲学这种对价值和评价概念范畴的认定，给我们研究汉语评价问题提供了理论认识基础。

汉语评价，事实上也存在着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和汉语研究理论评价范畴。我们这里关注的是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按照价值哲学的规范说法，是评价主体对汉语史研究理论范畴历史客体的自我意识的一种认识和实践活动。它也是在认知过程中不断地调整、充实和得到确证的。

二、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

语言学家对语言活动中的评价概念界定，与哲学家毕竟有所不同。英国学者S·皮特·科德在《应用语言学导论》一书中的第十四章“评价、有效性和测试”中认为，“评价是作为实验的一种形式”，“就科学的用义来说，实验是假设进行检验的过程，通常用来检验有关因果关系的某种假设。”评价也是“关于我们工作成绩的源源不绝的信息或反馈。”“既然评价，必然涉及这种或那种的比较。”由此，我们引申之，汉语史研究的史评范畴是有关汉语史研究进行“实验”，进而“检验”，收到“信息或反馈”的过程形式。汉语史研究中的“假设”是否科学，应该经过一个“实验”再行作出判断。就汉语史研究的史评范畴本身来说，建立它，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一是汉语史研究中的科学性价值认知需要——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不能没有科学性价值的评价体系与评价机制。前苏联学者H·A·康德拉绍夫的《语言学说史》论述了古印度到当代世界语言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对各主要流派产生的历史条件、哲学基础、局限性进行了非常客观的评价，已经构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语言学史评价体系。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直接而毫不隐讳的评价内容。比如他评价青年语法学派，设专节论述“青年语法学派的学说及其实践活动的缺陷”，毫不客气地指出其“研究范围的缩小”、“研究只是语言的一些个别的孤立的形式和范畴”等，非常客观。这实际上是一种在已有评价机制环境下建设科学的评价体系的最为基本的批评，突显了评价的功能。我们在建立汉语史研究的史评范畴时应该有所借鉴。

二是现实研究中的缺欠——科学价值评价的随机性与矛盾性，呼唤着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的建立。近读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其“卷五，内篇五”讲“史德”，要求为史者心术要正：

盖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心术矣。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呜呼可哉？

阴阳伏诊之惠，乘于血气而入于心知，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日心术不可不慎也。

其意为评价历史事实，不能出于私心，心术正才能秉公持论，是“良史”的基础，也是遵守“史德”的前提，不然就会“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危害极大。汉语史研究与史评关系密切，作为史评者也要“心术正”，不然就会带来评价的随机性与矛盾性，这是完全可以料想得到的。但我们还不能仅仅祈求和寄希望于史评者每个人都要“心术正”，重要的是要建立科学评价的制度体系，用制度管人，约束人。由此可见，建立汉语史研究的史评范畴机制的确必要，这也是汉语史研究成败的关键要素之一。

三是史评理论范畴的建立，会使人们对汉语史研究价值有更深刻的理解，也更符合汉语史研究理论价值认知的科学化要求。比如，对汉语语音史中“声调”的研究，就经历了从“粗放”到“精致”的阶段，有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蕴涵了许多“评价”的内容。吴宗济在《汉语声调研究的两个发展阶段：一千四百年/七十年——为刘复大师百年诞辰纪念而作》中说，1400年来中国学者对汉语声调的认识是陈陈相因，人云亦云，非常守旧，比如“四声”的调值，只凭听觉上高低长短的概念来区别，实际的调值并不清楚。而刘复的博士论文《汉语字声实验录》（1925年在巴黎出版），就成为我国第一个用当时欧洲最为先进的浪纹计对12处汉语方言的“四声”进行测算和画出调形的人。由此，他成为现代化汉语声调研究的奠基人。但吴宗济先生也评价到，刘复的这项成就，与现代的声调分析技术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刘先生那时用的浪纹计的构造原理，是凭人的声带颤动的气流，激动音鼓薄膜，传振到鼓针尖端，在滚动着的烟熏纸上划出浪纹来的。那时没有电声扩大的发明，声流太弱，须用口罩通过橡胶管传到音鼓，又需用力大声发音，这就一定比平常口语失真，测量换算后会产生多余的调头或调尾曲线。又因鼓针是用细麦管做的，极轻而柔，它受声带传振终止后，常常会继续自颤（惯性作用），而划出并非真实声调的浪纹，实验者无法分辨而一并计人调值，造成调图与听觉的差异。至于因发音人生理不同而有时声带气流太弱，画不出浪纹来，尤其常见。这是那个时代一般机械振动仪器的通病。”对汉语声调的两个基本阶段研究评价一目了然。这种评价是客观的、公允的。

三、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与汉语史史评历史

（一）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应该包括的内容

1 汉语史研究的史评范畴的价值：理论价值，应用价值，科学价值。

2 汉语史研究史评范畴的研究内涵：概念，定义，范畴，包括史评理论、史评类别、史评方法、史评规范、史评文献、史评人物、史评的学术“共同体”。

3 汉语史研究史评范畴的理论与方法：其理论有别于一般的语言学理论，包括学科理论、范畴理论、历史理论等等。

4 汉语史研究史评范畴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如与制度（政治、文化、教育）、学科（哲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法学）等的关系。

（二）汉语研究理论史评范畴历史

1 汉语史评历史悠久。比如，《说文解字序》对此前文字研究的批判，像“诸生竞说字解经”之“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之类；《切韵序》对吕静《韵集》等韵书编撰“各有乖异”的看法；《马氏文通》对前人语法研究的评述等，无不渗透着史评意识。

2 100多年以来，特别是近30年来，汉语史各分支学科史评著作竞相问世，初步形成一定的态势。比如对于汉语语法学史，孙玄常、林玉山、龚千炎、邵敬敏、方经民、陈昌来等人的贡献很大。汉语训诂学史（赵振铎、李建国等）、汉语词汇学史（周荐、符淮青）、中国民族语言研究史（王远新）、文字学史（姚孝遂、黄德宽等）、汉语音韵学史（张世绿、赵荫棠、周斌武、袁宾、李无未等）、汉语方言史（何梗镛、游汝杰、李如龙等）、汉语小学史（胡奇光等）等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此外，张世禄先生的《中国音韵学史》（1936）有许多史评范畴内容，比如读若和直音的缺点、唐时改经的陋习、过去古音学家的通病、陈氏运用切语系联法的未尽精密、黄氏对于《广韵》根本观念的错误、黄氏学说的缺点等，非常直率，批评比较激烈。黄侃先生原是张世禄的极有影响的前辈学者，但为了学术研究，张先生还是进行了“对事不对人”的批评。赵荫棠的《等韵源流》（1938）专门设了“等韵之批评和研究”一章，其中又有“旧声韵学家对于等韵之批评”和“新声韵学家对于等韵之批评”两节，开拓了等韵研究系统评价的先河。

笔者也力图构建“日本汉语音韵学史”框架，对日本汉语音韵学历史科学价值进行学术批评。其基本框架是：（1）把2008年之前日本汉语音韵学发展的线索按阶段特点总结出来，给人以强烈的历史感；（2）以中日音韵原典文献，尤其是中国音韵原典文献为中心，以汉语语音史为框架形式，分专题讲述日本汉语音韵学发展脉络，以突显出日本汉语音韵学与中国汉语音韵学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依存的同一关系；（3）日本学者自古以来就强调发挥译音对音文献对研究汉语音韵学的重要作用，因此日本汉语音韵学的一个独到的亮点，就是译音对音文献和汉语语音史研究的结合；（4）归结到与中国汉语音韵学研究的比较，寻求异同，以突出日本汉语音韵学的个性特征。

虽然我们力图以专题的形式叙述历史，但没有忘记一个使命，就是写每一个专题都尽力把日本学者的研究论著介绍出来，即使做不到“穷尽式”，也要接近“穷尽式”，体现的是学术批评视野的“完整性”。我们每一个专题的写作，不是以人物为中心，而是以问题和论著为中心，强调问题和论著在汉语音韵学学术史上的价值。日本学者研究汉语音韵学论著浩如烟海，我们不可能一一阅览品读，所以我们努力选重要的加以论述。何久盈教授曾说，写学术史“应遵循这样的一些基本原则，坚持唯物辩证法，充分占有原始资料，秉笔直书，继承实录传统。对重要原著的介绍，力求有血有肉，不只是拿出几根骨头让读者啃啃”。我们十分赞同这个意见，也是尽力按照这个原则去做的。

日本汉语音韵学研究是世界范围内汉语音韵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学者的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科学价值究竟如何估价？我们认为，既不能以个人喜好而对之过分拔高，也不能以非学术因素而对之过分贬低，要以科学学术评价标准为准绳，排除各种干扰，出于公心，进行一种公正的评价。

3 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的科学意识不断增强。当代学者们已经不满足于简单承继前人的汉语史研究成果，而是希望对众多汉语史成果进行清理，并对它们的科学价值给予肯定性意见。这种价值肯定意见实际上就是维护已有的学术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评判体系。这是汉语史研究进入到了学术自觉的一种标志，当然也是学科成熟的体现。

四、汉语史研究史评理论范畴的建立与史评缺失

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虽然已经进入到比较令人欣喜的境地，但距离科学的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还很远，还是一个让人感觉不成熟的学术领域。主要原因在于我们还没有把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来对待，因此从理论上建构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的科学框架“模型”就显得尤为重要。要建立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的科学框架“模型”，首先应该认识到当前史评存在的矛盾及问题。

（一）当前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存在的一般性问题：

1，史评的信息来源不客观；2，史评的标准缺乏相对的“同一性”；3，史评的伦理上是否“心术正”以及个人心理性格因素的影响；4，史评缺少系统的规范；5，史评的价值观弹性化，制度规定硬性不够；6，史评的合理性因素评估不够，往往令人怀疑；7，史评缺少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的指导。邵敬敏、税昌锡认为汉语语法学史研究问题主要体现在：缺乏对我国重要语法（语言）学家的专题评传，缺乏专题史研究，缺乏严肃的学术批评，自吹自擂的学风，缺乏必要的争鸣和辩论。袁毓林说：一些语言学者得了“自说白话症”，“独来独往，游离于国际语言学之外”，当然就“无批评之虞”。这和汉语史研究史评存在的问题非常相似。

（二）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话语霸权”和“话语殖民”问题。

借用辛斌《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2005）中使用的两个学术术语，当前汉语史研究史评存在着一些“话语霸权”和“话语殖民”问题，也是需要警惕的。辛斌解释说，“霸权”本来是一个政治术语，指在经济上取得决定性支配地位的社会群体把其影响和控制扩张到整个公民社会和国家，并在政治文化领域占据领导地位的过程。霸权也叫“盟主权”，其实质是建立同盟，是通过做出让步或采取意识形态手段来牟取从属阶级对其支配和控制的认可。格兰姆西认为，取得权力和控制的途径有两种：通过武力“压制”（coercion）和通过意识形态手段谋取“认可”（consent）。无论是“压制”，还是“认可”，都由话语（discourse）传播而发挥作用。如克莱斯（1985）所指出的那样，“一种话语就像帝国主义一样对社会领域进行殖民”。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中的“话语霸权”和“话语殖民”，直接阻碍了正常的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过程的实现，无疑是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的一股浊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公共语言领域对私人语言活动领域的干预，而进入了一个非正常的强化行动范畴。

（三）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体系残缺问题。

一个成熟的语言学价值评价体系，其现实研究的原则一定要有完备的理论模型范畴、发达的分析技术工具以及科学的逻辑思维模式等，而目前的汉语史研究史评范畴充其量还是一个残缺的价值评价体系。借用袁毓林对汉语语言学的批评：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还是缺乏建立学术价值评价理论模型的自觉科学意识，缺少发展有效的价值评价分析技术的能力，不熟悉能帮助我们建立价值评价理论模型和发展价值评价分析技术的逻辑工具。

（四）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中学术群体组织和学术生活方式问题。

英国学者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的著作《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和学科文化》（2008）在探讨“学科地狱”（学科认识论）和“部落文化”（知识的现象学）的关系时认为，特定的学术群体组织及其学术生活的方式，与他们所从事的知识活动密切相关，学科认识论与学术文化之间有一种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由此而构建了其关于知识、学科和学术共同体的分析框架。他们的学术分析有一些应该和我们所关注的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有关。比如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学术群体组织，具有明显的全球性，即统一性和多样性。在时间上，汉语史研究知识领域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会对学科身份及其文化特点造成影响。汉语史研究新学科群体诞生，老学科群体消失，以及处于发展中的汉语史研究学科群体偶尔发生剧变。在空间维度上，汉语史研究“不同学科之间存在着微妙复杂的相互作用”。汉语史研究“许多学术范畴都有自身的学术部落”。这些汉语史研究学术部落都有自己的学术文化，包括学术理念、评价标准、行为准则等。但汉语史研究学术的社会化，又不得不使汉语史研究学术部落的人强调群体意识和学术群体利益，这也就决定了汉语史研究学术群体组织的学术评价标准的选择。又比如，汉语史研究学术生活方式，涉及到了学术权力、学术评审、学术网络、学术创新思维、学术交流模式、学术竞争、学术风格、学术争议、学术环境、学术生涯以及学术地位等问题，都可以研究这当中涉及到的学术评价理论史评范畴问题。

五、汉语史研究史评理论范畴体系核心

我们认为，科学汉语史研究史评体系理论范畴至少应该包括：其一，对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本质与特点的基本认识；其二，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的要素及内容框架“模型”；其三，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的理论与方法，包括史评的标准、成就权重、学术进展系数、学术影响因子等；其四，建立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模型、分析技术工具、逻辑思维模式；其五，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相关问题探讨，比如史评客体的制度要素，以及史评主体的心理背景、伦理要素、运作过程、学术群体组织和学术生活方式等问题的研究。

建立汉语史研究史评理论体系范畴的核心，还是要构建一个科学的评价理论模型。江涛在《科学的价值合理性》（1998）一文中认为，一个成熟的理论模型的主体性特征所表现的结构是：其一，核心假设。即一组描述事物内部某种假象的构成要素和要素间的排列方式（结构形式），以及运行机制（运行机理）的表述；其二，中介假设。即一组描述这种假想的要素（结构）与事物表层的可观察属性之间的对立关系的表述；其三，逻辑结论。即对事物在这种假设的隐秘机制的作用下所必然遵循的运行规律的表述。有些结论可能是先前的科学实践总结出来的，有些则可能是从未被人们认识到的。

循此思路可以认为，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体系范畴也把科学理论模型作为主体，并一定能使客观事物运动规律形式化。这种“模型”在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科学认识中也具有双重作用：其一，虽然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理论模型是在相关汉语史研究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但成功的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理论模型反过来又能很好地用以维护这些评价经验事实；其二，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理论模型还是发现新问题和新事实的重要工具，即学者们借助模型可以审视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所存在的局限和缺憾，进而根据这种发现，提出新的解决问题的理论与方法。

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体系范畴理论模型结构与作用也不会超出一般性的描述范围。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体系范畴理论模型诉诸汉语史研究评价实践，肯定渗透着评价主体的价值定势。所谓的价值定势，“是科学评价主体受所处的理论文化背景的影响，在意识和思维中形成了评价主体认为较为合理的评价标准和模式。”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体系范畴理论模型蕴涵着一定时代所认定的合理的评价标准和模式，因此，广泛调查、研究和构建科学而合理的评价标准和模式，显得尤为必要。在这个过程中，要汲取国内外经过验证并且事实已经证明了的客观性和合理性要素，才符合科学评价理论模型构建的“求真”精神。

六、汉语史研究史评理论范畴机制

把握汉语史研究理论范畴价值评价机制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政府行为不能代替学术机构行为，法律行为不能代替个人的学术道德行为。持有相对公平与时间检验的态度，是一种理性的学术品行。其机制应该包括：汉语史研究史评范畴规范原则的科学制订；汉语史研究史评范畴操作规范流程；汉语史研究史评范畴合理性评估程序；汉语史研究史评范畴价值判断公正结果；汉语史研究史评范畴评估过程监督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