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资本

环境资本（精选十篇）

环境资本 篇1

现代企业资本运营微观环境:

(1) 解决企业资本运营过程中资本化的问题

在早期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产品的生产, 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原材料、设备由国家统一调拨, 人员由上级调派, 产品由国家统购包销, 利润全部上缴, 亏损也由国家包干。因此, 衡量企业资产都是以实物计量的, 衡量企业的经营效果主要采取产量指标, 在企业经营机制根本转变的情况下, 适应企业经营由单纯的生产经营转变为资本经营的需要, 必须采取价值化指标来计量。

在这方面国有企业的资本运营要以资本重组为前提, 实现三个转化。第一是实现资产向资本的转化。国有企业资产一般分为两大部分, 一部分是所有权属国家的国有资产, 另一部分属国有企业在几十年利润留成积累起来的集体资产。这两部分资产与其他投资者的投资结合成法人财产权, 企业在实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资本重组时, 国有企业资产就需要实现资产的价值化。第二是实现资金向资本转化, 资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由国家统一管理, 支配和运用。而资本则不同, 它的上述权利属法人企业。国有资产重组的主要过程就是让国家和企业的资金资本化。第三是从负债经营向资本经营转化。长期以来, 高度负债的企业和银行都面临巨大风险, 而资本运营恰恰是要最有效地避免或消除这种风险, 保证企业健康发展。

(2)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资本运营的基础

资本运营是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普遍采用的一种经营方式, 不管是在资本主义社会, 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都可以使用。但这也不免牵涉到体制方面的因素, 产权界定是否清晰又成为企业进行资本运营中最头痛的事情。我国目前除私营企业、三资企业、部分股份制企业的产权关系比较明确之外, 其他大量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不明晰, 产权界线模糊, 缺乏人格化的所有者主体, 为产权的转让设置了道道障碍。在这个问题上层次化的改革是一个趋势, 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 所以抓大放小的措施会将更多企业产权逐渐明晰化, 国家只对重特大的企业和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实行独资或控股。从这个角度上看产权制度的改革应当先于资本运营之前, 而且要以较大的步伐前进。

其次, 资本运营是一种企业行为, 而政企不分, 过多的政府干预对企业兼并实行行政性的“撮合”和“拉”的拉郎配的形式, 也有的出于地方保护主义行政阻止企业兼并和收购的行为, 这种情况下, 有的好企业无法扩张规模, 有的却背上了包袱。这些情况只能说明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 企业很难同政府割断联系, 也就无法根据市场条件的变化调整自身的经营战略, 失去自主决策权的企业谈不上企业的资本运营。在我国改革进程中有许多的经营形式在这一操作过程中变了形, 这与许多方面改革不彻底有关系。

要想对保证现代企业资本运营的健康发展有所帮助。就必须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一、生产经营与资本运营的关系

资本运营和生产经营是两个概念, 两者无论在经营对象和运作方式上都存在着区别。资本运营是通过资本不断流动到报酬率高的部门、企业和产品上, 而获得不断增值的契机。目前, 我们经常使用的资本运营概念, 多是与兼并、收购、合并、股份制改造、证券及其他投资、控股参股等联系在一起的, 通过“货币——产权 (股权) ——货币”的运动方式, 实现其增值的目的。生产经营注重的是资产增量投入, 关心的是能否贷到款, 其运营是内向型的, 总在既定范围内自我配套。资本运营是现代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 是一种现实的生产力, 因此, 企业把经营理念仅限于生产经营而忽视整体资本运营是有害的。

同时, 也应该看到, 资本运营和生产经营的关系不是独立的, 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生产经营是资本运营的一部分, 资本运营包括生产经营。由此决定了资本运营不可能排斥生产经营, 而且在相当程度上, 需要生产经营作为资本运营的实现形式。只有通过生产经营的途径, 资本运营的目标才能最终实现。从这个认识出发, 我们在强调进行资本运营的时候, 必须重视生产经营, 任何把二者割裂开来的做法都是有害的。

二、发展主业和发展多元化经营的关系

多元化经营是企业资本运营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 也是被普遍推崇的一种经营战略。但我们也不能不注意世界经济发展的另一种趋势, 即经营越来越专业化。如果企业主导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都比较高, 并且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就应该集中力量发展主业, 扩大生产规模, 提高市场占有率, 而不必搞多种经营。即使搞, 也应发展和主业相关的纵向和横向的产业。实践证明, 不注意研究本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不注意产业关联度, 远离主业, 孤立地发展多元化经营, 多数得不偿失, 有的甚至因此陷入困境。而如果企业处于过度竞争行业, 或主业产品早已越过投入期及成长期而进入成熟后期以至衰退期, 产品订单及营业收入增速减缓, 创利水平逐渐下降, 则应把多元化经营提上议事日程, 积极发展其他产业, 达到转产和平稳过渡的目的。

三、出资者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的关系

出资者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是企业进行资本运营涉及的两项最基本的权利, 也是建立产权明晰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然要求。出资者所有权是指股东以投入企业的资本行使出资人权利。毫无疑问, 这种权利属于所有权的范畴。所有者具有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但如何把握这些权利的行使范围和力度是很难的, 目前尚无程序可循, 还有待在实践中进行探索和总结。企业法人财产权是企业出资人的资本权益和借贷形成的企业法人的全部财产权利。法人财产权不是完全独立于出资人所有权的一种权利, 而是出资人所有权派生的一种财产权。其内涵包括:出资者不能随意抽回投资, 确保企业以其全部法人财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以所有者权益为限对债务承担责任。由此不难看出要全面认识出资人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的内涵及外延, 正确行使出资人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所赋予的权力, 绝非易事。现在, 有的改制企业两权不分的情况依然存在, 董事会成员多为经理层成员, 且这些成员基本由企业内部人员构成。这种现象对企业经营固然有一定的便利, 但总的来说还是弊多利少, 不利于出资者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的分离, 不利于出资者和经营者行使各自的权利。

四、资本流动和资产流失的关系

资本流动是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 也是资本运营的本质特征。国有企业经过长期发展, 积累了大量财富, 同时也留下了不少闲置资产。资本流动不等于资本流失。首先表现在资本处于非流动状态下同样会出现流失, 甚至比流动中出现的损失更大。这是因为, 作为资本的实物形态本身存在着两种损耗, 即有形损耗和无形损耗, 有形损耗是在资本的流动中发生的, 无形损耗则是在资本完全没有流动的情况下, 由于科技的进步、新产品的出现而发生的资产价值损耗。当今科技进步日新月异, 资本一旦凝固不动, 其价值损耗是不可估量的。在对经营者考核时, 应制订合理地指标, 充分考虑其边际贡献或进行分段评价, 促使企业正确理解资本流动和资产流失的确切含义, 激发参与资本运作的自觉性, 使全面的资本流动成为可能。

五、兼并联合和分立经营的关系

企业兼并是指在企业竞争机制的作用下, 被兼并企业产权有偿让渡给兼并企业, 兼并企业实现资产一体化, 同时取消被兼并企业法人资格的一种经济行为。企业联合, 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单位在全部或部分联合生产或联合经营的基础上结成的一种经济组织, 这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拥有生产经营自主权的表现。它和企业兼并都是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分立经营是指集团公司对整体难以搞活, 局部尚有一定优势的企业, 或者在产品独立、工艺独立、能分开经营的单位, 通过划小核算单位, 分块搞活, 一企多制, 使资金、资产、人员流动起来, 并在裂变中产生新的效益。 企业兼并联合和分立经营所反映的合与分的矛盾, 体现了规模和效益的关系问题。规模和效益的关系, 又即数量和质量的关系, 两者之间具有度的限定和量的约束。在这对矛盾中, 效益是目的, 规模是手段, 规模大小完全以能否获得好的经济效益为转移, 即规模必须是有效益的规模。从这点出发, 在实际操作上要防止和纠正重规模轻效益的思想认识和改革方法。反之, 规模上不去, 企业虽然也有可能保本经营或有某些突破, 但很难有长足发展。因此, 应正确把握规模和效益的辩证关系, 保持适度协调发展。

资本全球化与环境保护 篇2

资本全球化与环境保护

文章分几个部分探讨资本全球化与环境保护的相互关系:资本全球化的内容;资本全球化与环境保护的.互动关系;国外直接投资对环境保护影响的正反面经济评估;国际银行资本流动对环境保护影响的正反面经济评估;证券资本对环境保护影响的正反面经济评估;保险资本流动对环境保护影响的正反面经济评估.

作 者：梁日杰 作者单位：北京物资学院,北京,101149刊 名：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ANGXI ECONOMIC MANAGEMENT CADRE COLLEGE年，卷(期)：14(4)分类号：F830.9 X3关键词：资本全球化 FDI 证券资本 保险资本 环境保护 自然资源 环境污染

我国资本市场生态环境小议 篇3

关键词：资本市场；生态环境；金融市场环境

我国资本市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资本市场生态环境已经是我国金融生态环境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随着我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的发展，资本市场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愈发突出，因此，研究和构建我国资本市场生态环境，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功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显得尤为重要。

1 我国资本市场的生态环境分析

1.1 从宏观角度分析

从我国宏观经济角度看，资本市场开发程度有待提高。我国资本市场在构建与发展的过程中，与之相呼应的经济总量及经济结构之间产生脱节与矛盾，造成我国资本市场的内部机制不甚完善，同时对外开放度程度也较低，对外资缺乏应有的吸引力，尤其不能适应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对直接融资的需求。因此，我国资本市场的总体开放程度需要进一步加强，进而提高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能力和水平，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1.2 从市场参与者的角度分析

1.2.1 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

我国上市公司中内部人控制现象普遍，主要表现为公司中存在大量的内部董事、总经理兼任董事长，导致股权激励方案失效。上市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缺失和低效，治理结构的不完善，监督机制以及约束机制的不健全等因素直接导致了上市公司大量的不正当关联交易和短期行为；对经营管理层缺乏应有的约束和监督，广大中小股东的根本利益受到侵害；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缺乏独立性，导致董事会内部监督机制失灵，甚至缺失。

1.2.2 决策机制不协调。公司决策机制严重失调产生了很多问题，内部决策机制缺失，群体决策形式化，民主公平遥不可及。通过研究不难发现决策机构的形同虚设直接导致公司内部制衡结构的失效。特别是委托代理体系下不完善的监督机制，导致决策失败。

1.2.3 激励机制不到位。在采用股权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宠爱股票期权模式的现象，核心员工往往获得的激励股票期权数量远少于公司董事和高管人员，这种方案制定者没有考虑到在市场低迷时期，会导致股票期权失效，这会直接削弱激励方案的实施效果，产生导致价值分配失衡。

1.2.4 信息披露机制有待完善。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普遍存在信息披露不充分并充斥着大规模的虚假信息的现象，这不仅加大了证券市场的风险，还直接损害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主要表现为陈述虚假、不能按照规定履行信息的公布公告的义务、用募股而未予公告、隐瞒重大事项等形式。

2 准确把握资本市场生态环境的特殊内涵

2.1 资本市场生态环境的演化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

资本市场是一个从单一的金融中介开始到相对复杂的资源配置，再到逐步优化产业结构的演化过程；从发行市场到交易市场再到创业板市场；从简单的柜台交易这种初级形态到交易所电子撮合成交的高级形态，资本市场生态系统经历了上述过程才得以发展和演变。资本市场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正是在资本市场生态环境的这种演变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2.2 资本市场生态环境具有特有的制度结构性

首先，资本市场环境离不开国家政治、法制、经济、文化等大环境，资本市场环境也是一个国家大环境的一个部分，所以资本市场的规模与结构，以及资本市场生态环境的发展、市场监督体系的构建与完善、证券法规制度的建立和上市公司的质量与信息披露等一系列制度息息相关。因此，资本市场功能能否充分释放，关键在于资本市场结构能否得以改善，资本市场生态功能能否得以切实提高。

2.3 资本市场生态环境随市场需求自我调控

由于金融市场利率的变化会影响到资金供求和证券市场价格的走势，所以在调节资本市场主体、客体、交易工具的数量和规模方面，金融工程始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同时金融工程还可以提高全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形成相对合理的资本市场体系，有效提高资本市场主体的自律水平和控制制度的确立，进而推动资本市场交易制度、市场规模和层次、监督管理模式、金融工具等一系列的创新和发展；行业自律组织如我国证劵业协会、美国的全美国证券商协会（NASD）、美国证券业自律管理公司（NASDR）等在资本市场生态环境建设中也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这些组织的自律纲程、自律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做到有效防范资本市场上一系列违规行为，比如搞各种内幕交易、信息欺诈、恶意坐庄等。促使资本市场生态环境更加健康、和谐、有序。

2.4 资本市场生态环境的优胜劣汰性

资本市场本身就是社会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下的产物，所以，社会资本市场运行的规范程度受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状况的直接影响和制约，从目前世界各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来看，我们不难发现，成熟的资本市场生态环境下，所有经济活动主体已经普遍形成了经济活动主体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在这种已被公认的一系列规范原则制约下，各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得以相应的约束，避免了群体性的经济活动主体不规范运作的乱象。但是，也有市场部分参与者往往因违背这些行为规范，存在违背市场经济规律、暗箱操作的行为而被市场无情淘汰。

3 加大对外开放程度优化资本市场生态环境

目前，我国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占市值的比例依然还是很低，所以进一步扩大QFII的投资份额，有利于进一步对外开放。针对机构对外开放的问题研究，可以通过负面清单加入前国民待遇的模式，积极努力推进一些投资的谈判和双边的贸易，从而引进外资的基金、期货、证券。同时，可以采取与港澳台的合作战略，借着沪港通、深港通在政策方面有一些優惠的契机，现在要加快落实好合作方式，积极推动我国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走出去，在境外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周小川.完善法律制度，改进金融生态[J].金融时报，2004.

[2]伍艳.中国区域金融生态与区域金融发展[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3]齐亚莉.中国金融生态问题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6.

[4]廖林.区域金融生态系统基本性状模型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09.

环境资本 篇4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债务融资逐渐成为我国上市公司的一种主要融资方式。针对企业的资本成本来讲, 债务融资不仅是一种资本来源, 其自身更是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债务融资成本不仅意味着企业负债所承担的代价, 还意味着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取得债务融资的难易程度。国内学者将焦点主要集中于债务融资的比例和规模、期限结构方面的研究, 但对于债务融资的维度方面缺乏关注, 所以对于债务融资进行更深入的考察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金融生态环境提出伊始便得到了极大的关注。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利于降低金融运行风险、改善金融交易环境、合理优化资源配置。但迄今为止, 我国对于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并不多。基于我国现有的资源及背景, 本文试图从金融生态环境和外部审计这两方面治理因素入手, 实证检验其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程度。

随着国内外财务舞弊案件的逐年增多, 如何更好的发挥外部审计的作用已经被推至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风口浪尖。 (Pittman, Fortin, 2004;Anderson等, 2004) [1,2]研究表明, 基于审计质量的研究视角, 审计对于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具有关键的作用, 选择高质量和高声誉的审计师有利于上市公司获得较低的债务资本成本。并且, 审计意见作为外部审计出具的最终证据, 也将影响企业利益相关者做出财务决策, 包括银行作为债权人做出贷款决策, 然而关于债务资本成本与审计意见类型之间关系的研究却不多见。

本文主要研究金融生态环境、外部审计监督在债务资本成本中所起的作用。构建了金融生态环境与债务资本成本关系的基本理论模型, 从宏观层面揭示了金融生态环境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 并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设, 不仅丰富了我国债务资本成本影响因素的研究, 而且也扩展了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范畴。探讨了金融生态环境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其结论不仅对企业的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还提供了外部审计监督影响债务资本成本的经验证据。

本文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 包括样本选取、研究模型与变量设计;第四部分为本文的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最后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概括。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 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 国外关于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特征与治理结构两个方面。Bhojraj和Sengupta (2003) , Minnis (2011) [3,4]指出, 现有的研究大部分都是从盈利能力、公司规模、企业成长性、市场风险、利息保障倍数等特征如何影响债务资本成本方面展开。一般而言, 盈利能力越强、公司规模越大、企业成长性越高、市场风险越低、利息保障倍数越高的企业可以获得越低的债务资本成本。Bhojraj和Sengupta (2003) [5]研究结果显示, 董事会独立性较强及机构持股比例较高有利于企业获得更低的债务资本成本。Pittman和Fortin (2004) [1]研究表明, 相比较之下, 聘请“六大”担任审计师的企业承担具有较低的债务资本成本。Anderson等 (2004) [2]对500家上市的实证研究表明, 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规模越大、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越强、董事会独立性越强, 则公司可获取的债务资本所承担的成本越低。Qian和Strahan (2007) [6]研究结论表明, 金融市场的金融生态环境发展水平与企业获取贷款的利率显著正相关。Qi等 (2010) [7]实证表明, 企业的债务资本成本与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环境呈现正相关。本文基于金融生态环境和外部审计两个维度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考察, 为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因素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二) 外部审计与债务融资

在理论上看, 目前国内外关于实证研究检验外部审计与债务融资关系的成果不少, 已有的研究主要围绕审计信息的真实性对债务融资的有用性展开, 大部分文献从审计意见的视角对债务融资展开研究, 忽视了外部审计是否由“四大”审计以及审计意见类型等多角度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从现有的文献来看, Estes&Reimer (1977) [8]通过问卷调查法得出, 根据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审计意见可以有助于贷款主管做出决策。Beatty (1989) [9]等对公司首次公开募股 (IPO) 的定价行为进行研究, 发现聘请高质量高声誉大规模审计师事务所的公司, 其IPO折价相对较低。Antonio (2003) [10]对银行业做了一项问卷调查, 结果发现, 银行在发放贷款时, 需要考察贷款公司各种信息以决定贷款公司贷款期限结构、贷款限制额度、贷款利率以及有关贷款担保事项等, 审计意见类型是银行的重要考量因素。Pittman&Fortin (2004) [1]对于刚上市不久的公司进行研究, 其中聘请“六大”会计师事务的企业负担较低的债务资本成本, 而随着公司上市年龄的增长, 其信息披露逐渐完善, 与银行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也逐渐降低。因而“六大”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程度也逐渐降低。Kim (2006) [11]对审计质量 (包括审计师规模和审计任期两个维度) 与债务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发现审计质量对贷款利率差异的影响是显著的, 即当贷款公司发生审计师变更时, 银行会要求更高的贷款利率, 而且如果贷款公司以前由“四大”事务所审计, 当变更为非“四大”事务所审计时, 银行会更加强烈地要求更高的贷款利率;另外, 事务所审计师规模也与贷款公司债务资本成本显著负相关。

在国内, 代表性研究包括江伟、雷光勇 (2008) [12]运用事务所资产规模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 研究结果表明, 聘请事务所资产规模与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显著负相关;但是, 在金融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越高时, 这种负相关的效果越弱。王少飞、孙挣和张旭 (2009) [13]采用现金—现金流量敏感性为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 通过数据实证研究外部审计对于贷款企业的融资约束缓解作用, 发现审计意见的质量 (即审计意见的信息含量) 会影响审计意见的融资契约, 而审计意见对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缓解作用有更显著地效果。李源 (2006) [14]以利息支出率作为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的衡量标准, 研究表明, 获得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将会承担更高的银行贷款利率。

综上国内外研究文献可以得出: (1) 外部审计 (尤其是审计意见类型和审计师选择两个维度) 对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2) 外部审计的作用在于为企业财务报告内含信息的可靠性、公允性和合法性提供保证, 而这种保证是通过市场的反映影响审计报告和审计意见的。

(三) 金融生态环境、外部审计与债务融资

外部审计对于信贷资源的配置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进而影响企业的债务资本成本。胡奕明和唐松莲 (2007) [16]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结果表明银行在为上市公司提供贷款, 确认上市公司披露信息的同时更多考虑上市公司所获取的审计意见, 被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公司更容易获得较低的银行贷款利率, 即较低的债务资本成本。Karjalainen (2011) [17]实证研究表明, 企业聘请“四大”事务所审计, 并在审计过程中由两个以上的审计师审核, 最后被出具无保留审计意见, 这时企业再通过债务融资更加容易, 并且债务资本成本也相对较低。朱凯、陈信元 (2009) [15]运用1998—2005年的数据研究了不同金融生态环境下审计意见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程度, 结果表明, 在发达的金融生态环境下, 公司整体融资约束较低, 但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 其投资者会自然而然认为企业粉饰财务报告以掩盖更多不利的财务信息以扰乱投资者决策方向, 因此, 投资者会要求更高的投资收益率, 这必然导致公司面临着更大的融资约束, 增加公司债务资本成本。在金融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 由于政府的不断干预, 即便国有企业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 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对国有企业具有较浓厚的“父爱主义”情节, 因此国有企业仍然能够获得银行较低利率的贷款。市场的不完善与不成熟会致使金融信贷部门未能充分地认识外部审计这一评价指标对贷款企业风险的揭示功能。但是, 在金融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较高时, 政府的干预会逐渐减少, 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较成熟, 投资者会更加依赖外部审计出具的审计意见进行投资决策, 同理, 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流向受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也会逐渐加强 (李扬和张涛, 2009) [18]。外部审计所包含的信息量, 尤其是非“四大”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揭露的企业风险将在债务资本成本的定价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利于引导金融机构信贷资源的优化配置。

通过前述文献的综述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假设1: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聘请“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承担了更低的债务资本成本。

假设2: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承担了更高的债务资本成本。

假设3:在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下, 外部审计的选择有利于降低债务资本成本。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沈洪涛 (2007) [19]的研究结果表明, 沪市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披露状况一般优于深市。所以, 本文选取沪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根据中国证监会2001年4月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所列的行业门类, 对每个行业内的上市公司都选取了一些样本进行分析。

本文选取2008—2011年的全体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 为了保证文章研究的准确性和谨慎性, 对所选取的数据进行了如下筛选:第一, 鉴于金融、保险行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公司治理、行业特点等方面与其他行业存在较大差异, 所以剔除金融、保险行业上市公司。第二, 为了避免研究异常值的出现, 从原始样本中剔除了财务状况异常的ST、*ST、PT及数据不全的企业。第三, 剔除债务资本成本无法计算及相关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第四, 为了避免极端值的影响, 剔除债务融资成本指标的5%以下和95%以上的分位数极端值。最后得到694家上市公司共四年有效研究样本2776个。样本公司年报资料来自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上市公司披露财务报告的网站 (http://www.sse.com.cn) , 相关的变量来源于瑞思金融研究数据库和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 并逐一与公司年报进行核对。

(二) 变量定义

1. 债务资本成本。

本文借鉴Pittman和Fortin (2004) [1]、李广子和刘力 (2009) [20]以及Minnis (2011) [4]的研究结论, 采用净财务费用占比来衡量公司债务资本成本, 即净财务费用与公司总负债之比。由于企业通过债务融资不但要支付利息费用, 还有可能存在手续费等其他成本支出, 因此本文中提及与债务融资相关的总成本由利息支出加上手续费支出和其他财务费用构成。

2. 金融生态环境。

本文借鉴中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地区金融生态坏境评价”课题组中的数据, 以中国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综合指数作为衡量金融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 刘煜辉 (2007) [21]、李扬和张涛 (2009) [18]。

3. 外部审计。

针对外部审计这一变量, 本文采用是否由“四大”审计和最终出具的审计意见类型来衡量。当上市公司年报是由“四大”审计时取1, 否则为0;当上市公司年报被事务所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时取1, 否则为0。

4. 控制变量。

借鉴其他相关研究文献, 本文主要选取公司规模、盈利能力、财务杠杆、公司成长性、市场风险、利息保障倍数等作为控制变量, 并考虑行业和年度因素的影响。

(三) 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上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 构建了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模型中各个研究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1。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对选取的694家沪市上市公司四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处理分析后, 得到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如表2所示。

表3和表4是对样本进行的均值差异检验, 包括独立样本T检验和Whitney U检验。研究结果表明, 选择“四大”事务所进行审计的上市公司, 其债务融资成本显著低于非“四大”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 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 其债务融资成本显著较高。因此, 研究假设1和假设2得到了初步的验证。

注:***.表示系数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双尾检验) ;**.表示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双尾检验) ;*表示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双尾检验) , 下同。

(二) 相关性分析

表5是对各个研究变量进行的相关性分析检验,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 (除了企业成长性) , 因此, 不存在变量之间的自相关, 不会对多元线性回归的分析产生重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Fina E与COD和Opinion与COD在10%的水平上负相关, TOP4与COD在5%的水平上负相关, 也就是说, 金融生态环境越好、选择国内排名前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 其债务资本成本越低。所涉及到的各控制变量均与COD存在相关性, 说明在检验金融生态环境、外部审计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过程中, 有必要对这些变量加以控制。

(三) 多元线性回归

以2008—2011年沪市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上市公司为测试样本, 以金融生态环境恶劣的公司为控制样本, 来检验债务资本成本是否受到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多元回归结果见表6。通过对全样本与子样本的回归结果分析, 可以看出F值高度显著相关, 但Adj.R2为0.164和0.185, 说明可能有其他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变量没有被引入。VIF值最大为2.101且Durbin-Watson值基本都在2左右, 表明模型中的自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样本符合多元线性回归的要求。回归结果中, 解释变量Fina E在全样本中的系数为-0.008, 在子样本中的系数为-0.015, 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子样本相比, 通过对全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 TOP4在全样本中的系数为-0.029, 在子样本中为-0.012, 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Opinion在全样本中的系数为-0.005, 在子样本中的系数为-0.015, 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在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情况下, 外部审计的选择有利于降低企业的债务资本成本, 即投资者既关心金融生态环境, 又关心财务报表审计是由谁出具的和出具了怎样的意见。外部审计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提供的财务信息质量提供了保证, 有利于提高公司价值、降低企业风险, 上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得到验证。

(四)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本文采用城市生态指数来衡量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水平、用国内前10大会计师事务所代替前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估计审计师选择, 运用Tobit回归模型对样本进行回归检验。研究结果表明, 尽管变量之间略有差别, 但相关解释变量均通过了检验, 并且回归结果与预期一致, 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

五、研究结论

本文以2008—2011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验证金融生态环境、外部审计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 对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

首先, 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能够降低企业的债务资本成本;其次, 对于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企业, 其聘请“四大”事务所对企业财务报告进行审核, 向市场传递了较好的信息, 有助于投资者从正面理解企业业绩及风险, 从而降低企业的债务资本成本, 这表明金融生态环境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还存在审计师选择的因素;最后, 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具有更低的债务资本成本, 这表明审计意见揭示了企业的财务风险并加强了债务资本成本的定价作用。进而, 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具有增强审计意见风险的揭示功能。以上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良好的生态金融环境和外部审计都有助于提高企业的信贷资源的优化配置。

环境资本 篇5

（1）、资本雇佣劳动论是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提出的观点，其主要特点包括：

1）认为人力资源流动不对称；

2）边际贡献难估量，公共信息与私人信息不对称； 3）可抵押、可分离与不可抵押、不可分离不对称。

资本雇佣劳动内涵和依据主要表现是：由于物质资本与其所有者在自然形态上是分离的，结果物质资本投入企业变成了一种抵押品；根据麦克洛伊德的退出成本理论，物质资本的所有者从企业中退出的成本很大，从而成为企业风险的真正承担者，因而就有积极性去管理好企业；而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在自然形态上却不可分离，因而机会主义就比较严重，不可能真正承担企业风险。而且，张维迎还认为，在一个消费不可能为负的约束条件下，一个人当企业家的机会成本与其个人的财产正相关，因而资本雇佣劳动保证了只有合格的人才会被选做企业家；而对一个一无所有、只能靠借入资本当企业家的人而言，成功的收益归己，而失败的损失却推给他人，因而即使没有能力的人也有兴趣碰碰当企业家的运气；此外，易于观察的股本可以作为一种信号手段标示出有关他们经营能力的信息，从而使这种安排节约交易成本。

（2）劳动雇佣资本论：

1）由于人力资本产权行使的受限，从而决定了人力资本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抵押性，人力资本的所有者有可能分享企业的所有权； 2）由于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和团队化趋势，日益成为企业风险的承担者，因此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3）在知识型企业中，最重要的不是企业家，而是知识的创新能力，因此劳动雇用资本比资本雇佣劳动体制更具有生命力。

劳动指代人力资本所有者，资本指代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劳动雇佣资本不仅表示人力资本所有者得到一部分企业剩余索取，而且这一部分企业剩余索取必须有一个量的比例，能使得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地位发生质的变化，即由“被雇佣者”变为“雇佣者”。在“劳动雇佣资本”的企业中，人力资本所有者同时承担委托人和经营者的双重角色，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以债权人的身份获取固定的利息收益，人力资本所有者则得到企业剩余。由此可知，“劳动雇佣资本”是企业制度发展过程中一次全新的变革，企业中“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地位将发生彻底的转变：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不仅退出对企业经营的控制权，还要失去对企业剩余的索取权，彻底放弃所有者的身份，而人力资本所有者将取而代之。要完成这样的变革，不仅需要外部经济环境的配合，还需要人力资本所有者具备强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谈判力，才能使后者心甘情愿地让步。

（3）“资本雇佣劳动论”与“劳动雇佣资本论”的差异、适用企业及理由：

企业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典型的组织形式，企业内部的不同参与者在收入分配和控制权上的合约安排，是企业的最显著的特征。在企业内部，某些参与者被称为雇主，而另一些则被称为雇员。雇主对雇员拥有权威，并有权索取剩余收入；而雇员在一定的限度内有服从雇主权威的义务，并挣得固定的薪水，雇佣关系发生在资本与劳动之间。按照委托——代理理论的术语，雇主即是委托人，雇员则是代理人。

这是大多数学者认可的典型的“资本雇佣劳动说”。张维迎教授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以严格的数学假设前提论证了资本雇佣劳动的合理性，其基本理由是：假定个人存在三方面的差异——经营能力、个人资产、风险态度。因为个人在经营能力上存在差异，通过建立一个企业而相互合作对他们也许是件有利可图的事。这是由于在企业中，那些在经营方面具备优势的人可专门从事经营决策，而那些不善经营的人则可专门从事生产活动。那些从事经营活动的成员应该被指定为委托人并有权索取剩余收入，以及监督其他成员，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主要的“风险制造者”，更主要的是因为他的行动最难监督。因此，他成为了企业家，而那些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则成为工人。而且，在一个消费不可能为负的约束条件下，一个人当企业家的机会成本与其个人的财产正相关，因而资本雇佣劳动保证了只有合格的人才会被选做企业家；而对一个一无所有、只能靠借入资本当企业家的人而言，成功的收益归己，而失败的损失却推给他人，因而即使没有能力的人也有兴趣碰碰当企业家的运气；此外，易于观察的股本可以作为一种信号手段标示出有关他们经营能力的信息，从而使这种安排节约交易成本。因此，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均衡的结果为：有才能又有资产的人成为“企业家”，有才能而无资产的人成为“职业经理人”，有资产而无才能的人成为“单纯资本者”，既无才能又无资产的人成为“雇佣工人”。资本雇佣劳动是一种能够保证只有合格的人才会被选为企业家（经营者）的机制，相反，如果是劳动雇佣资本，则企业家（经营者）市场上就会被东郭先生所充斥（即是说，太多的无能之辈将从事经营活动）。

实际上，自马克思起这种看法就占了支配地位，但是对这种现象的态度是迥然不同的。马克思指出，“正是非劳动者对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使劳动者变成雇佣工人，使非劳动者变成资本家。”在马克思时代，由于资本雇佣劳动的确是一种普遍现象，因而马克思在研究中把它当作基本存在来研究；但是，马克思否认这种现象的合理性，认为只是由于自然因素所限，产生了资本强权。马克思说，“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因而当时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说，早期资本主义以及更早时期，资本和劳动之间往往不是雇佣关系，而是占有关系。在劳动力买卖以后，劳动的所有权和占有权就发生了分离，即劳动者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但劳动本身已被资本家所占有，劳动的产品也必然归资本家所有。于是，商品的所有权规律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资本家可以任意处置劳动，总要迫使劳动创造的价值远高于劳动力价值。

现代西方的经济学者基本上也持资本雇佣劳动说，但是，跟马克思所不同的是，他们不是从批判角度进行分析的，而是极力运用各种手段来论证这种制度的合理性、永恒性。如威廉姆森等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从资产专用性角度来为说明资本雇佣劳动，他们认为如果交易中包含一种关系的专用性投资，则事后的竞争将被事后的垄断或买方独家垄断所取代，从而导致将专用性资产的准租金攫为己有的“机会主义”；由于资本比劳动更具有专用性，那么，为了满足专用性资产所有者参与约束，资本——管理型企业就是均衡的组织形式。阿尔钦、德姆塞茨等将专用性与团队生产相结合，进一步提出那些出资者就是企业所有者，也就是享有企业剩余索取权的人。霍姆特姆等则从激励机制着手，认为在团队生产中由于每个成员贡献的不可分性，每个人都不会主动披露自己真实的努力程度；这时，度量每个人的贡献时所遇到的困难将影响到谁作为监督者的问题，所有权应与最难度量的因素相联系；由于资本的贡献是最难度量的而容易被错估，因此资本雇佣劳动就是合理的。哈里斯和雷维夫认为，投票权应该与剩余索取权正相关，无风险的“廉价选票”不应该发行；由于劳动比资本更容易躲避风险，因而劳动雇佣资本不是一种最优的方式。F·凯尔索等人则认为机器越来越先进是生产力提高的根本原因，而人劳动的复杂性似乎没有变化，因此，资本雇佣劳动起因于资本具有更高效率的必然要求。

资本雇佣劳动是早期资本主义的支配性现象，也是当前的主流状态，这是无庸置疑的。现实经济中大量存在的就是“资本雇佣劳动”，它是因资本所有者单边拥有企业所有权而得名。长期以来，无论是古典企业还是现代企业，都把“资本雇佣劳动”当作理所当然的公司治理模式。经济学家们似乎也默认了如下事实：在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下，资本所有者作为出资人也是企业的所有者。以“资本雇佣劳动”为特征的美国企业，也一度被视为公司治理的楷模。美国也将其经济发展的成就归功于公司治理结构高效率。由此可见，在一定的经济环境和企业特定条件下，“资本雇佣劳动”必然有其优越性，这也就决定它一直是处于主流地位的公司治理模式。

然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总可以看到大量的劳动雇佣资本现象，如大量靠人力资本计股入股的公司就是如此。靠剪息票生活者的资本实质也是被雇佣的，目前越来越盛的人力资本公司、基金公司、咨询公司等都是如此。而且，自从20世纪初以来就日益凸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象实质上也是对资本雇佣劳动的革命。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资本雇佣劳动的合理性、永恒性进行反思。

按照科斯的观点，市场运行是有交易成本的，而最主要的交易成本是发现价格的成本（当然还有其他比如机会主义带来的交易成本）。在不存在企业的市场里，消费者购买任何一个产品，都得为生产该产品的每一部分的劳动分别支付价格（这个时候是不存在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差别），但是发现每一部分劳动的价格并达成交易的成本将会大的惊人。企业的出现就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大大降低交易成本的替代方法（指的是降低发现价格的成本，企业作为组织运行也有交易成本）。有了企业后，消费者只要和一个主要的代理人（企业家）签订交易合约，而且生产该产品的要素投入者也只需和企业家签订一个合约而无须和其他（在生产中合作的）要素投入者达成一系列的合约。为了较低交易成本，企业的合约替代了市场的合约。张五常把科斯的这层意思表述的特别清楚。他说企业和市场没有区别，都是合约，企业合约替代市场合约事实上是以要素市场的合约替代产品市场的合约。交易成本的存在是区分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前提。显然，企业和市场都是合约，而之所以出现不同合约的选择，是因为交易成本的存在。合约选择和企业是合约的观点是十分深刻的。既然企业是合约，那么企业里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合约关系。就雇佣这个概念而言，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无法区分到底是工人雇佣了企业主还是企业主雇佣了工人。正如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所认为的那样，团队生产时要计量每一个成员（工人）的贡献往往是很困难的（哪怕每个人都是诚实的），因为交易成本太大，为降低交易成本就出现了一个替代的间接的计量机制：即每一个团队成员都同意找一个代理人（企业家）来监督他们，并决定每个人的报酬。这就是以监督者（企业家）衡量的方式来确定各人的报酬。这时候与其说是企业家雇佣了工人，不如说是工人共同雇佣了企业家。张五常爱举黄河上拉船的纤夫的例子来说明雇佣概念的不可靠。从企业理论出发，我们发现企业里老板和员工的关系很简单，就是合约的关系。

存在企业合约这个事实，就意味着签订合约对于合约双方都是有利可图的。并且只有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合约双方才会签订合约。假如有另外的机会能比签订合约给当事人带来更大的收入，可以预料的是这个合约必定破裂，要素所有者会转移他转让或使用要素的地方。这蕴涵着两层意思：第一，任何要素拥有者都是自利（或自私）的，他们都是要在给定约束下最求收入的最大化；第二，要素所有者对于要素拥有完整的产权。完整的产权至少包括三部份：一为排它性的使用权，二为由排它性使用权带来的排它性的收入享受权，三为自由的转让权。

企业合约的双方正是在这两层意义上自愿签订合约的，而不论是在资本家和企业家之间，还是在企业家和工人之间。企业合约的双方的权力是对等的，每一方都可以拒绝合约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企业家不是被动的等资本家来挑选，企业家也可以挑选资本家。而且由于企业家才能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企业家在与资本家的合约中具有很大的主动性和讨价还价的能力。如果企业合约无利可图，企业家还可以选择退出合约，在这里，我们看不到资本家一丝一毫的优势地位。当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确员工要听从老板的权威（科斯意义上的权威），但老板的这个“权威”只在合约规定的范围内发生作用，而且在这个范围内员工听从老板的“权威”必须是有利可图的。

资本雇佣劳动这个命题，隐含着非人力资本（资本）优于人力资本（劳动）这样的观点。但是从实践中，我们知道，相对于非人力资本，人力资本要重要的多。一个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要存活，就必须能对市场的不确定性有良好的反应，企业发展的前景都视乎于此。企业拥有的非人力资本只是“消极货币”，它会影响到企业的发展机会和市场前景，但不起决定性作用。真正对企业的命运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能对市场不确定性有洞察力、做出正确决策的企业家才能。这是企业人力资本中最重要的一块。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定知识及其人力资本变得相对稀缺；资本市场的发展，资本家所承担的资本风险大大降低，资本供应不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非人力资本对人力资本的谈判优势将不再是绝对的。所以资本家独享企业所有权和组织租金也将有所变化。

国内有学者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到来，人力资本在企业运行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力资本含量日益提高，企业对人力资本的依赖性加强。于是，人力资本所有者就不会满足于完全被支配的状态，就会积极争取部分企业所有权。并且，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具有不可分离的特性，导致了人力资本监督的困难。这时，物质资本所有者也愿意出让部分企业所有权，让人力资本所有者也占有部分企业剩余，以激励他们努力工作。经过谈判与调整，人力资本所有者将得到部分企业所有权，这也是当前不少企业共同治理模式的主要形式。一旦真正的人力资本家（专业化知识和技术的创新者）从拥有人力资本的普通劳动者中分离出来，进一步就会引发经理作为非人力资本家代理人向人力资本家代理人的转化，人力资本所有者就会成为企业的主导力量，不仅是分享企业所有权，而且独占企业所有权也不是不可能的。根据企业所有权状态依存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超过物质资本，也有可能会出现“劳动（或者知识）雇佣资本”。

兰玉杰博士认为，张曙光所说的劳动雇佣资本模式的出现与人力资本在后现代社会地位的不断上升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后现代企业中，人力资本对企业产权制度和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企业的组织形式经历了从古典资本主义企业、合伙制企业，到无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再到股份公司，这是一个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而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中的地位不断下降的过程。随着经济与社会的进步，非人力资本的货币化、证券化和信用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使得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与企业的关系逐步弱化与间接化，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更方便地脱离企业，逃避风险；而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异质性、协作性与团队化（事实上，也只有当人力资本以团队的形式出现时，才会有名副其实的“劳动雇佣资本”。）也不断地加强，人力资本成为人格化的知识和技术，作为一种私人信息开始弱化，作为一种公共信息开始凸现，人力资本所有者退出企业将受到更多的制约，因此承担了企业风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可抵押性，这一切使得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体现出更加复杂的特性。由于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产权权重主要是其资源稀缺程度决定的，在后现代企业合约中，人力资本将成为优势产权，企业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将发生变化，企业所有权安排将使得人力资本获得企业的控制权。”

“劳动雇佣资本”有失败的例子，也有成功的典范。在前南斯拉夫的企业中，曾实行过工人自治，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效率一直很低，最终被“资本雇佣劳动”所取代，但却对“股东至上”的传统模式提出了挑战，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英国出现了共同所有制公司，通过职工持股计划使职工拥有美国艾维斯汽车出租公司，因“劳动雇佣资本”而取得了成功。其实，各国存在的大部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也都采取了“劳动雇佣资本”的形式。

正如张曙光在《企业理论创新及分析方法改造——兼评张维迎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一文中指出：“在后现代式企业和企业制度中，由于管理者分享部分剩余，从而也就具有了企业所有者和财产所有者的双重身份。表面来看，这与资本家出任管理者的情况没有什么差别，实际上，这里存在着一个反向的过程。不是委托人选择代理人，而是代理人变成委托人；不是委托权的初次分配，而是委托权的重新分配；不是资本雇佣劳动，而是劳动雇佣资本”。

环境资本 篇6

一、政策需再发力，改革啃硬骨头

展望2013年，资本市场发展的宏观环境逐步改善，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好。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赵锡军预测，今年经济总体情况会好于2012年，经济增速将在下降一个台阶后寻求平稳增长，预期全年将实现8%以上的增长速度。

在经济增长压力不大的情况下，今年宏观经济目标有所改变，定位为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控物价、防风险这五重。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认为，从过去只顾经济增长的单一目标变成多元目标，意味着将很难全力追求经济增长。这也是中国在经济危机深化的环境下做出的选择，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不再仅是逆周期调整，还增加了调结构、防风险的重任，社会也已对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对经济危机长期化、持久化达成共识，更加追求健康、持续的经济增长。

世界经济已从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转入到深度转型调整期，将长期处于低速增长态势。对于这场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并存的危机，专家认为，今年宏观政策需要再次发力。

高培勇指出，经济政策的作用同时指向了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以往顶多是逆周期调节，但是今年还要推动结构调整，把两个作用并列起来。这次危机中，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并存。要使经济真正走上全面复苏的轨道，是不可能建立在现有的经济结构基础之上的，必须转方式、调结构。

政策还将继续协调“三驾马车”的关系。赵锡军指出，宏观政策将致力于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新一轮促销政策有望出台，并通过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加大对投资的支持力度。在政策作用下，投资和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会加大，生产者整体经营环境会有所改进。另外，今年经济面临的国际环境仍然复杂多变，外需难有明显起色，但会好于2012年。预计央行将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延续双向波动的情形，为外贸提供良好的汇率环境。

新的一年，改革还将继续，红利的来源在于“啃硬骨头”。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说，要走到新路上，必须下决心抓住改革的关键一招，最大的改革红利来源是啃硬骨头。如果回避，就是拖延我们实现倍增计划的过程，积累矛盾，到了最后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他指出，中国的增长速度不敢低到7.5%以下，不敢高到8.5%以上，这样的局面必须下决心破解。在中国，基础能源和不动产的价格形成机制严重扭曲，定价方式不利于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若调控不能解决这个瓶颈，发展的弹性空间会越来越窄。可考虑从资源税改革入手，结合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比价关系的通盘改革、电力部门垄断改革、发改委对电价的行政管制，实行价、税、财及金融等生产要素的配套改革。

二、宏观政策更趋宽松警惕通胀抬头

今年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表述上仍为“积极稳健配”。专家认为，宏观调控总基调没有变，但预调微调将增加，货币政策会保持稳中有松的状态，对总体的流动性有所支持，向着略微宽松的方向调整，不可能有很大的放松。

赵锡军预计，宏观政策将在通胀可控的前提下，总体较2012年有所宽松，全社会融资成本将有所降低，资金环境较2012年略微宽松，货币政策有利于多方。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局长焦瑾璞表示，今年是连续第3年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去年中国货币（M2）增长13.8%，社会融资总额增长16.7%，今年仍然会维持这样的水平。

虽然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保持经济较快增长，但是同时要避免通胀重新抬头。焦瑾璞指出：“中国的经济仍然处于转轨过程中，通胀是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控制通胀是经济平稳运行的前提，货币政策宜冷不宜热。”

他表示，2009年至2012年，新增货币占现在贷款余额的60%多，这四年的新增贷款等于建国六十年的新增贷款。“货币发行过多，受害的肯定是百姓。下一步要消化中国长期积累的庞大的货币量。”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建议，控制通胀、调节物价可以考虑除货币政策以外的方法。如果不考虑经济和企业状况，简单地收紧政策、打压物价，效果不好，在经济滑坡的时候会加剧企业的困难。应针对食品类的消费品消费特点和属性，想方设法保证食品供给的稳定，才是治本之策。

在财政政策方面，专家认为将略微收紧。赵锡军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结构和力度方面，积极的程度会比去年收紧，因为财政收入的压力会增大。

环境资本 篇7

1 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的意义

1.1 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来看, 是转变政府职能的一个重要举措。

通过改革注册资本登记制度, 能够有效地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进一步明确政府、市场和企业职能, 使各单位各司其职, 如此一来政府才能更加专注于完成好自身的职责, 把市场和企业的积极性充分的调动起来。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角度来看, 是转变政府职能的一个重要举措。

1.2 从优化营商环境来看, 是激发市场活力的有效途径。

通过改革能够扩大就业, 激发投资和创业热情, 尤其是对于创新企业来说意义重大。众所周知, 要想实现增加就业, 个体私营经济的作用不可或缺, 从2012年的情况来看, 在总体就业的增长量中个体私营经济提供的就业机会已经占到了90%。因此从优化营商环境的角度出发, 实施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是激发市场活力的有效途径。

1.3 从促进信用体系的建设来看, 改革的举措能够在推进政务诚信和商务诚信的建设上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通过实施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 建立统一的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加强对市场主体的监管, 发现有违规行为的市场主体绝不能徇私舞弊, 应该把其加入经营异常的黑名单, 并向社会公布, 如此一来企业的信用意识一定可以得到增强。

2 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之前, 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现状

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之前, 虽然很多地区都在想方设法给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促进其长远发展。表面上中小企业好像获得了更为优越的营商环境, 但是本质上, 中小企业所处的营商环境依然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中小企业由于缺乏政府的政策支持, 再加上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 要想生存下来并取得发展, 必须依靠自己。中小企业所获得的政策扶持和其所担负的经济和社会功能是不相符的, 中小企业如果能够得到更多政府的支持, 将有助于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2.1 最低注册资本, 打击了中小企业的创业热情。

在原有的注册资本登记制度下, 要想成立一个公司, 对注册资金总额有着严格的限制, 比如要求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500万元、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3万元等, 客观上阻碍了一部分人的创业, 尤其是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等新兴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限制。

2.2 融资难, 资金成本高。

中小企业融资渠道、资金成本先天不足, 无论什么时候在什么国家, 中小企业都很难解决融资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小企业具有以下特点:中小企业的资产规模比较小, 负债能力低, 很难解决融资担保问题;中小企业融资途径比较单一, 很多的直接融资手段都不适合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低, 容易受营商环境的影响, 融资时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中小企业资金需求具有频率高、一次性量小等特点, 给银行操作增加了很多管理成本, 造成其融资困难。因此无论市场利率如何变化, 融资环境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一直都是不利的, 其中最大的不公平就是融资成本, 优质大型企业的融资成本要远远低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 此外不公平还体现在融资渠道上。所以说, 对于中小企业的融资, 需要给以特殊的政策平衡。

2.3 严格的准入标准。

中小企业具有明显的行业特点, 由于一些行业的准入标准比较严格, 对生产规模和技术等诸方面的要求非常高, 而中小企业很难达到这样的要求, 客观上阻碍了中小企业的进入, 因此造成中小企业比较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 比如传统制造业、普通服务业和加工业等, 对于那些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小企业鲜少涉及, 所以说中小企业具有明显的行业特点。中小企业所处的行业都是竞争非常激烈的行业, 并且行业利润低。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中小企业都选择将自身产品升级换代以提高自身竞争优势, 但是一旦技术改造没有跟上步伐, 很容易形成经营风险, 甚至被市场淘汰出局。因此, 要想保证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必须对中小企业加以区别对待。

3 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之后, 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的转变

根据《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 (国发[2014]7号) 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 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 取消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 简化了工商登记程序等。对此专家表示, 过去公司注册资本门槛太高, 与普通草根阶层没有关系, 只是“高富帅”、“白富美”的资本游戏。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有利于营造良好创业环境。

3.1 创业成本低, 经济发展更巩固。

之前由于部分行业准入标准非常高, 客观上阻碍了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通过改革措施进一步放松准入条件的管制, 能够有效地促进中小企业的长远发展, 尤其是创新型企业的长远发展。通过改革举措能够减少创业成本, 不仅对中小企业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于整个经济市场的发展态势也是很有益处的。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是政府管理经济社会的一项基础性的制度, 通过改革该制度从长远的角度出发, 能够使经济发展更巩固。

3.2 政府监管有力, 市场秩序好。

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主要包括创新监管方式、简政放权、强化协同监管等, 通过落实这些改革举措, 企业管理的重点已经发生了变化, 改革后管理的重点已经变成了对市场主体行为和市场活动的监管, 同时与过去相比, 政府的管理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现阶段政府的管理方式是以事中、事后监管为主, 如此一来市场将会向更加公平的方向发展, 也有利于形成宽松准入的市场秩序。这项改革举措的实施有益于市场主体和创业者, 但对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3 信息透明, 信息共享。

此次改革举措要求转变监管理念和方式, 通过改革注册资本登记制度, 强化信用监管、协同监管和社会共治, 实现信息透明和信息共享, 不可否认改革举措实施后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积极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更要运用信用约束、信息公示等方法进行企业自律。通过实施改革举措有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 但同时也应该相应的承担一些义务和责任, 比如信息公示等。通过实施改革措施能够增加市场主体经营活动相关信息的透明度, 保障交易安全, 进而促进商务诚信建设;能够推动政务信息公开, 进而促进政务诚信建设。

鉴于以上几点, 相信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之后, 我国的营商环境将会得到较大的改善, 并且将会激发一股创业热潮, 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就业率, 社会秩序稳定;无需最低资本限额, 资金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运营能力加强, 资金成本降低, 将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尤其是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等新兴生产力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 (国发[2014]7号) .

[2]国家工商总局.《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解读一, 2014.

[3]闫明.我国有限公司最低资本额制度改革研究[D].天津大学法学院, 2010.

环境资本 篇8

1. 消费资本的双重属性是其参与财务治理的内部动因。

消费资本具有权益资本和债务资本的双重属性。尽管主流财务理论认为企业财务政策选择不需要考虑契约中没有明确的利益要求权, 因而未将顾客和产品市场纳入研究范围, 但实际上“消费资本化”突破了传统观念, 扩大了利益相关者的边界。企业应当赋予消费资本所有者相应的财权, 使消费资本参与公司财务治理, 这无疑将成为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2. 消费资本的内在功能是其参与财务治理的必要条件。

尽管消费资本具有双重资本属性, 但这仅仅是其参与财务治理的一个理论基础, 而这一基础要转化为现实的一个必要条件就要看其是否具备相应的资本功能。消费行为间接地调整融资规模和融资结构, 引导资本的流量和流向。具体而言:第一, 就财务决策权而言, 当企业的某种行为直接或间接地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而导致产品的整体市价下跌时, 消费资本所有者便会重新选择消费品或替代品, 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将其资本转向预期业绩良好的企业。“只有处于不断流动之中, 资本的收益性才得以凸现”, 这一点通过消费资本体现得淋漓尽致。第二, 按照“剩余索取权与企业控制权对等”的原则, 由于消费资本通过强大的声誉机制来干预企业的战略选择并承担相应的风险———企业的败德行为直接影响着消费者权益和资本提供者的权益, 因而消费资本实际上具备“实收资本”的功能, 消费资本所有者应当分享企业剩余。第三, 由于消费资本所有者为企业的终端利益相关者, 因而消费资本的财务监控功能明显强于普通意义上的权益资本和债务资本, 同时其具有较强的公众反馈能力和市场鉴别能力。

3. 节约代理成本、增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的信息沟通能力是消费资本参与财务治理的外部动因。

消费资本所有者对契约的监督是间接的, 诸多分散的消费者通过投资将自身的消费意愿传递给经营者, 在经营指向更为明确的条件下, 经营者代替消费者决策而产生的剩余损失减少。此外, 目前诸多企业在资本运营过程中普遍存在一个误区, 即就“资本”谈“运营”, 完全割裂了资本市场与商品市场的关系, 忽视与资本有着密切联系的“生产力”因素。“消费资本化”一方面调整资本市场上消费资本的流向与流量, 另一方面影响企业的研发、采购、制造、配送、售后等整个价值链, 而这两种干预行为同时渗透到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 有效地实现了两个市场之间的信息传递与共享。基于此, 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剩余损失、增强资本市场与商品市场的信息传递能力, 有必要将消费者纳入财务治理主体的范围。

二、“消费资本”发挥财务治理效用的环境分析

1. 网络技术环境:

推行“消费金卡”工程。厂商在持续经营过程中面对着数量庞大的消费者, 若缺乏一个性能完备的信息交换系统, “消费资本化”就会始终停留于理论层面而无法转化为现实。因此, 消费资本发挥相应的财务治理效用的一个前提就是实现网络支持。具体而言, 对于直销, 厂商可建立“一对多”的客户电子信息系统, 直接对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和消费信息进行记录;而对于存在多层分销商的情况, 可借鉴目前税务管理中普遍推行的“消费金卡”工程的思路, 通过网络将终端消费者、分销商、厂商联系起来, 构建一个双层实时反映监督系统, 即消费者在消费之时采用“消费金卡+现金” (或“消费金卡+信用卡”) 的结算方式, 消费金卡将每一特定时点的消费情况 (商品类别、品牌、消费总额等数据) 以及根据系统设定的资本转化率转化的“投资”和累计消费比重等信息实时传递给分销商。这是实时反映的第一个层次。为了提高系统运行效率, 避免资源空间被不必要占用, 在分销商向厂商实时传递信息时, 可以有选择地反映与“消费资本化”密切相关的信息, 例如特定商品的资本转化额、累计消费比重等, 其他方面的信息可适当省略。这是实时反映的第二个层次。此外, 为了进一步提高“消费金卡”工程的实施质量和效率, 可规定只要在一定时间段内对同一类别消费品反复消费达到特定频率, 就可以将消费额按资本转化率转化为“资本”, 从而使消费资本所有者能分享企业剩余。当然, 对耐用品和一般日用消费品的时间段选择应区别对待。若无任何限制地进行消费资本化, 必将降低工作效率, 从而背离成本效益原则, 同时也与“消费资本化”理论的初衷相去甚远。

2. 组织内部环境:

在股东大会下设置“消费股权委员会”。消费资本发挥财务治理效用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存在一个可供消费资本所有者发表自己意见的固定场所。尽管前文已表明消费者可通过消费品的更换来“用脚投票”, 但从宏观层面而言, 其财务治理效用非常小。所以从长远来看, 有必要设置一个法定权力机构, 将间接治理行为转化为直接治理行为。由于股东大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关, 而大量分散的消费者远离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因此股东大会应当成为一个发挥财务治理效用的平台。为了与一般意义上的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区别, 凸显“消费资本”的特性, 有必要在股东大会下单独设立“消费股权委员会”。具体而言, 可选择近期 (最近5年) 与公司保持稳定往来关系、累计消费比重较大且具有一定的专业背景 (具有会计或法律方面的专业素质尤为重要) 的消费者作为消费股权委员会的成员, 代表广大消费者对产品研发、融资决策及剩余分配等重大问题发表意见。同时, 由于消费者与其他监督者相比更具独立性与外部性, 因此其能对消费资本的保值增值实施更为有效的外部监督。

3. 会计信息披露环境:

倡导“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工具理性”是人们受功利心驱使而创造工具、选择工具以及使用工具的经验和能力, 它关注效率、讲求效益但却很少关注工具本身的价值性、道德性与审美性, 是一种典型的“自我利益的理性”;而“价值理性”则是人们对自身实践活动的价值与意义的自觉把握, 它崇尚道德理想和终极关怀, 主张通过善意的手段来探求真理, 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全面、自由、和谐发展, 因而是一种“非自我利益的理性”。

消费者已经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价值的界定与创造过程之中, 可以说, 消费者共同创造价值的体验已经成为价值的基础。因此, 有必要营造一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融合的披露环境。在此, 可尝试建立一种网络双轨披露模式:一方面, 消费者通过定期在“消费论坛” (消费BBS) 上发布信息的方式将有关消费需求的信息传递给注入消费资本的企业;另一方面, 企业侧重披露资本、应计未付返利额、累计资本转化额等根据固定契约所能确定的信息, 同时通过消费BBS披露资本转化率、消费转化率等解释性的量化指标以及企业的消费文化、消费者与企业的文化共建等信息。毕竟, 不同于“消费者主权”思想, “消费资本化”在肯定消费者意愿对厂商战略选择具有影响的同时, 也倡导厂商关注消费者的文化价值取向并引导其共同创建“消费文化”。

三、“消费资本”参与财务治理的路径

1. 以混合产权的确立为切入点赋予消费资本所有者一定的剩余索取权。

基于消费资本的双重资本属性, 笔者试以消费资本混合产权的确立为突破口, 赋予消费资本所有者一定的财权, 进而确定消费者混合权益索取者的身份, 以探索基于“消费资本化”的公司财务治理模式。混合产权所内生的“混合权益索取权”包含两个层次:第一层为类似于债务资本的索取, 企业以“年返利额”的形式在税前对消费者进行支付, 即“静态索取层”;第二层为类似于权益资本的索取, 企业按非固定的比例提取一部分留存收益拨付给消费者, 即“动态索取层”。具体而言, 在固定契约期内进行分期返利, 从企业角度来看是企业由于进行债务融资而让渡部分经济利益, 而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则是拥有固定索取权。在固定契约期满之后, 企业将消费者对企业的投资转换为股本, 并发放消费者股权凭证———消费者股权类似于流通在外的普通股股权, 赋予消费者在持续经营期内根据其股权比例分享企业剩余的权利, 即赋予消费资本所有者一定的剩余索取权。由于动态索取层的资本索取不再囿于固定的时期与回报率, 因而具有更强的灵活性。总之, 只有将消费者的投资、企业收益的变化及对剩余的索取这三个因素紧密结合起来, 才能够真正实现“消费资本化”。

2. 建立引入消费资本的企业相机治理机制。

根据“剩余索取权与企业控制权对等”的原则, 有必要赋予消费者一定的实际控制权, 并将消费资本引入企业相机治理机制。由于现代企业的生产已突破了大众化、大规模、重复性的模式而进行面对特定消费群的个性化生产, 因而满足特定群体的特定需求成为企业价值增值的一个切入点。对于企业来说, 消费者的作用不单只是提供一种新的融资渠道以及由此产生“资本沉淀”效应, 更重要的是推动企业的战略发展和核心竞争力的形成, 可以说, 消费者在新的竞争环境中已成为企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基于此, 企业赋予消费者控制权无疑是对新竞争环境的一种理性适应。关于企业相机治理机制的具体运行, 笔者建议分为两种情况: (1) 若企业在固定契约期内破产, 消费资本所有者应同债务资本所有者先于权益资本所有者得到资本返还, 消费资本所有者通过消费股权委员会与债务人共同行使企业的重大决策权。 (2) 在固定契约期满后, 若企业难以满足消费资本所有者的相关要求, 则消费资本所有者将获取由经营者那里转移而来的企业控制权;若在此期间企业破产, 则将消费资本视同权益资本, 消费资本所有者仅承担有限责任。

参考文献

[1].赵昶.消费资本观的理论与实践.经济论坛, 2006;6

[2].陈瑜.消费者也能成为“资本家”——消费资本化理论与应用.广西: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3].衣龙新.公司财务治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4].张云亭.顶级财务总监——战略、资源、理财与监控.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1

环境资本 篇9

一、高校毕业生创业环境调研

直接或间接影响大学生毕业是选择创业还是就业的因素和条件。这些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外部影响因素包括政治政府稳定和扶持政策、经济发展阶段、社会文背景、学校的支持和引导等;一是内部影响因素也就是学生自身因素, 包括学生的创业者素质、创业的意愿、创业者精神等。为了厘清哪些是影响大学生创业的至关重要因素, 笔者在所在大学进行了不同规模、范围、对象和形式的调研和文献梳理。

1.针对高校学生创业的调查研究

2011—2013年, 笔者为了解影响大学生自主创业原因, 依托开设的全校选修课《创业管理》, 设计调研问卷, 连续三年, 对烟台大学不同学院不同专业的1 000多名本科在校生 (大一到大四) 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对问卷分析结果显示, 影响在校大学生毕业时选择自主创业的因素主要有:缺乏资金占据首位, 其中近78%的学生认为是“缺乏资金, 不知道去哪里筹措创业所需资金;65%以上学士认为缺少经验、管理能力从而对创业缺少信心;56%以上的学生选择缺少社会、学校和政策支持等;34%的学生选择缺少适合学生创业的项目;26%的学生认为如果选择创业会得不到家人的支持和理解。

2.针对高校创业教育教师的调查研究

2011年, 刘沁玲在全国高校做过学校创业环境调研, 结果显示随着国家、教育部和地方政府的大力倡导和实际支持的落实, 中国高校内大学生创业环境已经明显改变, 学校支持力度日益增大。同时也存在很多高校并没有从实质上解决影响学生创业的学校因素。 例如, 学校高层领导支持创业教育的占92.9%, 比例很高, 但是实际上真正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初始基金的只有32.1%;为创业大学生提供基础设施的占35.7%;制定了详细的创业教育和创业活动推进计划只占32.1%。 作者所在烟台大学在2008年曾经开辟一处经营场所, 近500平米, 鼓励在校和毕业的烟台大学学生开展创业活动, 起初学生创业热情高涨, 随着资金的障碍、经验的不足等各种因素, 逐渐退出经营场所;烟台大学提供的也仅仅是廉价的场地, 在创业指导和创业问题的解决上给予的帮助不多。除了学校支持因素之外, 大学生如果选择创业还会面临重重困境, 很多因素和条件都制约着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动机和行为选择。

二、国外学者对大学生创业影响因素的研究

Simon Mosey和Mike Wright (2007) 指出大学生人力资本中商业实战的重要性, 缺少实战经验的创业者可能会在选择科研网络和产业网络为创业方向时遇到结构性漏洞, 影响其对创业机会的识别。因此。不管什么专业背景的大学生创业者加强商业经验的培训, 应该通过科学知识和商业管理知识的结合把大学生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链接。

Donna Marie de Carolis和Patrick Saparito (2006) 强调社会资本对创业者创建新企业的重要性, 提出创业者社会资本三个构建维度: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识别维度, 并提出个人认知和社会资本高度影响创业识别, 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结合作用又影响创业行为。

Mustar等人指出了大学生创业者在从事创业活动中可能面临的重重困境:多样的商业管理技能、差异的技术技能、 识别商机和创业机会的知识和技能、开发和利用商业机会获取价值能力、创建新企业的资源寻找等问题和障碍。Simon Mosey提出了学生创业者应该通过增强人力资本能力、创造和改变社会资本能力, 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有效连接, 即把所学知识与社会资源匹配来越过创业发展的障碍。Donna Marie de Carolis和Patrick Saparito则更为强调社会资本和个人因素交互作用影响大学生创业行为, 创业就是通过外部因素 (社会资本) 和内部因素 (人力资本) 两种现象影响更多大学生识别创业机会并开发商业机会, 实现价值。

三、国内学者对大学生创业环境理论模型的构建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影响大学生创业的因素分为两种:外在的影响因素 (政府创业各项资助政策、社会创业文化氛围、 学校创业支持、家庭朋友的支持和帮助、政府社会的创业指导服务) 和内在的影响因素 (大学生创业意愿、创业者素质和能力、冒险精神、机会感知和识别能力) , 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正是这两个因素共同影响了大学选择创业和创业行为、创业成功与失败, 要提高大学生创业率和成功率, 必须在提高大学生人力资本创业能力的同时改善外部创业环境。

内在影响因素是大学生决定是否选择创业的最重要因素。笔者发现影响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内在因素主要有:创业知识和技能、资源整合能力、团队建设能力、丰富的创业经验、管理能力、创业信心和决心、创业主观意愿、驾驭和控制资源能力、机会认知能力、风险承担、成就、权力欲望和冒险精神等。根据调研数据的权重和对这些因素进行提炼, 可以确定影响大学生创业最重要因素有五点, 包括个人创业主观意愿、创业知识和技能、机会感知和识别能力、独立自主能力、资源整合能力等。这些因素可以在高校创业教育中得到培养和加强。

四、创业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相互作用的开发商机模型

笔者认为创业人力资本 (内部因素) 与创业社会资本 (外部因素) 之间是统一协调关系。大学生的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后天培养获取, 社会资本也可通过个人的外部链接, 获取信息。大学生可以通过个人社会关系“五缘” (血缘、学缘、友缘、 兵缘、地缘) 关系, 建立社会网络, 建立社会资本

综合以上国内外学者调研结果和观点的分析, 可以看到影响高校大学生选择自主创业的因素是复杂的、多因素的和渐进的, 因此, 提高中国高校毕业生创业率是长期的、艰难的任务, 不能用简单、片面的眼光看待此问题, 必须从系统的视角, 进行全方位的综合分析, 从根本上理顺这些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机理, 寻找改善大学生创业环境的有效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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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乾文, 张玉利.外国学者论中国创业活动的特征与创业研究趋势[J].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4, (7) .

环境资本 篇10

资本配置效率在经济理论界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健康成长,甚至会影响到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我国处于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政府在市场资源配置中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过度的政府干预、较低的金融发展水平和法治水平也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正如North(1990)所述,制度环境是一切经济交易行为的基础。“法与金融”文献曾围绕着法律在经济领域的作用开展了大量的研究,研究发现,法治水平和投资者保护程度会显著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

在中国特色的制度环境背景下,政府干预、金融发展和法治水平会对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现有文献并未给予明确的回答。鉴于此,本文以2007~ 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别从政府干预程度、金融发展水平和法治水平等视角出发,实证分析了制度环境因素对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本文拓展了“法与金融”理论在新兴资本市场中的研究范畴,有利于学术界和实务界找出引发我国企业资本配置效率问题的制度根源,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陈德球等(2012)认为政府质量对于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影响有所差异,政府质量对民营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推动作用大于国有企业。Dollar等(2005)指出,地方政府的投资服务职能会对企业项目投资效率产生重要的影响。郝颖和刘星(2011)研究发现,政府会通过对企业投资取向的干预来损害投资效率。陈德球和李思飞(2012)指出,高质量的政府治理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由于我国大部分的金融机构均为国有控制,政府可以对金融机构的贷款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政府干预较多的地区。然而在政府干预程度较低的地区,金融机构进行贷款的独立性较强,进而可以有效地发挥信贷风险控制的功效,帮助企业将资金配置到收益较高的投资项目中。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政府干预程度与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呈负相关关系。具体而言,在政府干预程度越高的地区,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越低。

King和Levine(1993)研究发现,完善的金融体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提高资本配置效率。Beck和Levine(2002)的后续研究也证实了金融发展可以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林毅夫和姜烨(2006)认为只有与实体经济相适应的金融制度才有利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王永剑和刘春杰(201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我国不同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仅有东中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可以有效地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蒲艳萍和成肖(2014)指出,市场化进程和金融发展对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监管改革可以显著提高银行信贷资金的分配效率。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金融发展水平与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呈负相关关系。具体而言,在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越高。

Klapper和Love(2004)研究发现,投资者保护水平的提高可以促使公司将资本配置在能够增加股东收益的项目上。Almeida和Wolfenzon(2005)研究指出,薄弱的投资者保护会制约资本配置的效率。John等(2008)研究发现,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既可以增强企业投资的意愿,还可以帮助企业选择良好的投资机会。Mclean等(2012)认为,在产权保护较好的国家中,企业的投资水平对边际Q的敏感性显著高于那些产权保护较差国家中的企业。于文超和何勤英(2013)研究发现,良好的投资者保护可以提升民营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法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改善公司治理,良好的投资者保护可以有效地抑制内部人对公司资源的侵占,缓解公司代理问题,进而提高公司资源配置效率。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3:法治水平与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呈正相关关系。具体而言,在法治水平越高的地区,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越高。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07 ~ 2013年我国沪深两市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剔除了ST、*ST和相关数据不全的上市公司,共获得4 900个观测样本。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公司治理数据来源于Wind中国金融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制度环境数据来自樊纲等(2011)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下文简称《报告》)。

(二)变量选取与定义

1. 被解释变量:资本配置效率。国际主流衡量资本配置效率的方法有以下两种:

(1)Wurgler(2000)认为在资本配置效率较高的国家中,资本往往会流入报酬率高的产业而流出报酬率低的产业,从而在此思想上构建了资本配置效率的投资弹性系数模型:

其中,Iic,t是c地区i行业在第t年的固定资产净额;Vic,t是c地区i行业在第t年的工业增加值;ηc,t是c地区i行业在第t年的投资弹性系数,表示资本配置效率。

Wurgler(2000)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开创性研究得到了后续学者们的广泛运用(Asker等,2014;Eklund和Desai,2014),但是该计量模型主要用来衡量国家、地区和行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并不适用于衡量公司层面的资本配置效率。

(2)Richardson(2006)认为企业新增项目投资支出分为预期投资支出和非预期投资支出,从而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预期资本投资水平估计模型:

其中,INV、GROW、LEV、CF、AGE、SIZE、RET分别代表企业的投资水平、成长能力、资产负债率、现金流量、上市年龄、公司规模、股票收益,该回归模型的残差即为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程度。

Richardson(2006)的模型可以有效地刻画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该模型受到了李延喜等(2013)、Balakrishnan等(2014)的推崇。基于此,本文采用Richardson(2006)的模型来计量资本配置效率,以模型回归残差绝对值的相反数作为资本配置效率的代理变量。

2. 解释变量:制度环境。现阶段,学术界关于中国制度环境(IE)数据应用较为广泛的是樊纲等(2011)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该报告提供了国内最为权威的制度环境数据,受到了刘慧龙和吴联生(2014)、李延喜和陈克兢(2014)等的青睐。

本文主要从政府干预程度、金融发展水平和法治水平等三个方面选取制度环境变量,以《报告》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指数为政府干预程度(Gov)代理变量,该指标为负向指标,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指数越大,表明政府干预程度越低。以《报告》中“金融业竞争”指数和“律师、会计师等市场中介组织服务条件”指数,分别作为金融发展水平(Fin)和法治水平(Law)的代理变量,上述指标均为正向指标。

由于《报告》仅提供了我国各地区2007 ~ 2009年的制度环境数据,借鉴目前主流的做法本文将2010 ~ 2013年的制度环境数据以2009年的数据代替,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各地区制度环境相对较为稳定,可以假设2010 ~ 2013年具有与2009年相同的制度环境。

3. 控制变量。本文主要从公司特征变量和公司治理变量两个层面进行控制。其中,公司特征变量主要有企业规模Size、成长能力Growth、代理成本Age、资产负债率Lev和自由现金流CFO;公司治理变量主要有董事会规模SBD、独立董事比例PID、监事会规模SBS、股权集中度OC等。同时,本文还加入了年度虚拟变量Year和行业虚拟变量Ind,以此来控制年度因素和行业因素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具体变量的计量见表1。

(三)模型设计

在前文变量定义的基础上,为了考察制度环境对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本文将制度环境变量细分为政府干预程度、金融发展水平和法治水平三个方面,构建的检验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模型(3)主要检验政府干预程度对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机理,按照本文的研究假设1,模型(3)的回归系数α1应该显著为正。考虑到政府干预程度代理变量为负向指标,这就表明政府干预程度较低地区的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越高。

其中,模型(4)主要探讨金融发展水平与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按照本文的研究假设2,模型(4)的回归系数β1应该显著为正,即处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较高。

其中,模型(5)主要分析法治水平对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机理,按照本文的研究假设3,模型(5)的回归系数λ1应该显著为正,即处于法治水平较高地区的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较高。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列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中发现资本配置效率CAE的平均值为-0.063,最大值为0,而最小值仅为-0.976,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存在较大的差异。政府干预Gov的平均值为8.753,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10.42和-4.66,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各地区制度环境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另外,本文还进行了Pearson相关性检验和Spearman相关性检验,仅有政府干预、金融发展水平和法治水平等制度环境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大于0.6,这说明这三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着多重共线性问题。在后续实证分析中本文均单独放入一个制度环境变量,由此来避免上述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限于篇幅,本文未列示相关性检验结果。

(二)单因素分析

为了分析不同制度环境样本组资本配置效率的差异,本文采用均值T检验和Wilcoxon秩和检验对资本配置效率进行了单因素分析。本文按照制度环境代理变量的平均值将样本划分为两个样本组,低于平均值的为样本组1,否则为样本组2。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3为资本配置效率单因素分析的结果,分别列示了在不同制度环境下资本配置效率的差异。高政府干预样本组的资本配置效率平均值为-0.066,低政府干预样本组的资本配置效率平均值为-0.06,两组的均值差异为-0.006,T检验在0.05的水平上显著,Wilcoxon秩和检验在0.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政府干预程度较低地区的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更高,与本文研究假设1的设想一致。

同理,本文还分别分析了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和法治水平情况下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差异,结果显示两组样本的资本配置效率差异均显著。这意味着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和法治水平较高的地区,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较高,从而支持了本文的假设2和假设3。

(三)回归结果分析

表4为本文模型(3)、模型(4)和模型(5)的回归结果,分别检验了政府干预程度、金融发展水平和法治水平等制度环境因素与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

从模型(3)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政府干预程度Gov对资本配置效率CAE的影响系数为0.075,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可以说明政府干预程度越高的地区,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越低,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1。

从模型(4)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金融发展水平Fin对资本配置效率CAE的影响系数为0.079,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表明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越高,证实了本文的研究假设2。

从模型(5)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法治水平Law对资本配置效率CAE的影响系数为0.128,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说明法治水平越高的地区,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越高,本文的研究假设3得到了验证。

另外,通过比较还可以发现,在制度环境因素中法治水平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最大,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可以对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产生重要的影响,从而丰富了“法与金融”文献在转轨国家的研究成果,为提高新兴市场资本配置效率提供了可靠的现实证据。

同时,本文进行了自相关检验,D-W检验的结果均在2左右,这说明检验模型中的随机误差项并不具有一阶自回归形式的序列相关问题。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对最小二乘估计值的影响,本文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所有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10,根据经验判断本文检验模型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从而进一步说明了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四)敏感性分析

1. 替换制度环境代理变量。本文还以樊纲等(2011)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中的“市场化指数”作为制度环境的代理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市场化进程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越高,这与本文的结论一致。

注:括号内为t值。

2. 制度环境数据问题。由于樊纲等(2011)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仅提供了2009年及之前的相关数据,本文2010 ~ 2013年的数据均以2009年的数据替代。为了避免这种数据处理方法的缺陷,本文采用了如下两种方法:第一,删除2010 ~ 2013年的数据,仅以2007 ~ 2009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第二,按照2007 ~ 2009年制度环境数据的平均增加值,推算出2010 ~ 2013年的制度环境数据,在此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经过检验后发现,采用这两种方法的回归结果与前文结论基本一致。

3. 增加控制变量。考虑到企业的产权性质、宏观经济环境等因素也会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加入了产权性质虚拟变量和经济周期变量进行了重新回归,结果与前文结论无实质性差异。

五、研究结论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的重要时期,特殊的制度环境对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基于“法与金融”理论,本文以2007 ~ 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4 900个观测样本为研究对象,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分别检验了政府干预程度、金融发展水平和法治水平对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