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劳动力流动

剩余劳动力流动（精选十篇）

剩余劳动力流动 篇1

关键词：剩余劳动力,流动均衡假说,平衡常数,城镇化率

1 引言

中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经济制度导致了中国城乡经济及人口发展的不均衡。201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76750万人,占55.8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0599万人,占44.12%,与2010年同期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6.20个百分点。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2015年农民工总量比上年增加1.3%,2011年以来农民工总量增速持续回落。2012年、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农民工总量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0.5、1.5、0.5和0.6个百分点。从2004年开始,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大量企业用工短缺现象。

从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关于乡—城人口转移的理论。19世纪末出现的人口转移的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转移行为发生的原因是迁出地的推力因素和迁入地的拉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过进一步研究,托达罗认为乡—城人口流动由城乡预期收入和转移的成本之间的差距决定。在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中,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在工资上的差距导致传统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不断向现代部门转移,直至被完全吸收。而针对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逆向流动,南京大学的刘根荣教授在他的流动阻力模型中全面客观地从微观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包括流动地远近、价格等多方面因素。社会学家则认为民工收入低、对商品价格的需求弹性较大、工作的不稳定性以及在城市生活各种高昂成本都是导致其消费水平低下从而阻碍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原因。

2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均衡分析

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城镇常住居民的过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均衡假说可表达为:在特定经济—社会系统中(如制度政策、经济环境人口容纳量、经济社会融入程度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转移的推拉因素作用力相抵消,转移与逆转移的速率相等,城镇化率相等,记为K值。我们可以把这个常数看成在特定条件下劳动力转移的特性常数,这个常数是反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程度的标志,能很好地表示出劳动力转移进行的完全程度,K值越大,流动均衡时非农就业人口比例越大、农业就业人口比例越小,城镇化率也越高,也就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趋势越强。反之亦然。

现在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推阻机制。首先,农业剩余的存在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前提和动力机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的深层原因,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使得相对于有限的土地资源,劳动供给严重过剩,而城镇部门高于农业部门的工资率是吸引剩余劳动力离开农村向非农生产部门和工业部门迁移的主要动力。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城镇化率提高。其次,劳动力资源市场配置范围的扩大是劳动力作为一种经济要素流动的实现机制。较便捷的交通、更广泛迅速的信息传播条件使市场配置范围扩大,使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更广泛流动更有可能实现。再次,城乡收入差距及就业机会的不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原因。城市预期收入与农村收入差距越大、城市就业机会越多,转移动机越强。正是由于远远高于农业部门的就业机会以及较高的预期收入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引发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自发转移,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镇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后的预期收入高于其迁移的机会成本,迁出地的推力因素远远大于迁入地的推力因素,转移速率相对较大,回流数量较少。

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应看似变得源源不断,而农民工工资没有随着工业的发展而提高,长期存在的无法消除的户籍制度,有限的公共服务、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以及农民工单一的从业技能不适合用工单位的需要,使农民工难以融入城镇,此外,农民工的低收入以及在城市生活的各种高昂成本都是农民工城镇化的阻碍因素。同时,由于劳动力的持续转移以及相对较慢进步的农业技术,农业部门资源稀缺性问题开始凸显,农产品价格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制约了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在这一阶段,劳动力逆转移速率逐渐增加,正向转移速率随着劳动力转移数量的持续增加而趋缓,直至二者达到平衡。

3 现实意义及政策建议

以上分析的意义在于建立了一个简单的理论综合模型,指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性和内在规律,通过现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程度即就业人口比重或城镇化率与该经济—社会系统的劳动力转移平衡常数之间的比较,可以判断劳动力转移的程度和方向,也可以采取对策使平衡发生移动,为国家和地区制定相应的劳动力转移政策和制度安排提供部分依据。但这个假说是建立在大量文献基础上的经验之谈,而缺乏必要的实证分析以及公式推导,因此有待进一步研究。

事实上,我国农村尚存在剩余劳动力,而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会大大促进我国经济效率的提高,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从本文思想来看,特定社会条件下的K值是一定的,即达到平衡时非农就业人口比例及城镇化率是一定的,要想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一种思路是加“催化剂”,即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降低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如交通费用、从业技能培训来促进转移,另一种思路为根本途径,是通过改变K值,即通过改变经济-社会系统本身来使劳动力转移程度增加,主要包括: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机制,健全农民工医疗、子女教育、购房入户等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农业技术进步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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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许和连,赵德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收敛性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2(2).

剩余劳动力流动 篇2

【摘要】我国农村有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畅转移对提升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伴随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而必然出现的经济现象，淄博市农村人口众多，并处于高度流动状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适应市场经济要求，进一步合理、有序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这支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转变到非农产业中去就业，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是关系到淄博市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战略问题。本文在阐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状、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国家及地方发展的重要性的基础上，通过对淄博市农村剩余劳动力情况的调查分析，总结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促进该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对策与建议。

1、概述

1.1农村剩余劳动力概述

农村劳动力指户籍所在地为乡镇的农村人口中15～46周岁的男性与女性，但不包括在校学生及身体原因不能工作的人。农村劳动力不充分就业指每个单位农村劳动力每年有效工作时数低于公认的单位农村充分就业劳动力年工作时数标准的一种状态，即农村劳动力呈现“剩余”状态。

1.2 农村剩余劳动力特点

在年龄结构上, 以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为主, 年纪大的农民外出流动的较少。在性别结构上, 无论在哪个地区, 流动的男性都明显多于女性。在知识技能方面, 流动的农民具有相对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知识水平。在就业结构上, 农村劳动力的职业身份决定了他们不能够进入城市的正式就业体系, 他们普遍从事的是非正规部门或非正规就业的工作,如建筑业、服务业等, 处于行业中的最低层次。在流动途径上, 多以血缘、地缘为关系纽带, 形成“滚雪球”式的非正式流动方式, 通过政府和市场组织的外出流动很少。

1.3农村劳动力流动成因及现状

在宏观层面上, 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壁垒的松动以及农业生产比较收益低下的状况是劳动力流动的前提条件和推动因素, 而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和城市不同于农村的现代化生活方式是吸引劳动力流动的拉力。在微观层面, 研究者们从流动者流动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差异、个人生活历程和体验的角度来解释影响外出的因素。农村土地缺乏和劳动力剩余、农业高成本投入都不是农民外出打工的充分或必要条件, 农业收入相对低下才是真正原因, 寻求并维持生存甚至糊口而非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农民外出流动的首要原因。进入21世纪，农村人口外出的动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农民在考虑赚钱的同时, 还把外出务工作为改变生活状态和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 其外出动机具有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的特点。

1.4、研究目的、过程和意义

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该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情况，并结合相关的理论对被调查地区的现状进行分析、评价，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利用2011年的寒假时间，我通过谈话和调查问卷的方式，对本地新生代农民工的行业分布，年龄、文化程度，就业结构，技术素质状况等情况做了相关调查，对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在生产生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做了相关了解和分析。本次调研对于摸清全市新生代农民工情况，反映新生代农民工诉求，找准新生代农民工维权的着力点，更合理、有序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起到很强的指导作用。

2、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带来的问题

1、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有的地方过量瘫走，致使生产劳动力不足。

农业生产劳动力不足，部分乡村出现土地抛荒现象，必然导致生产萎缩、经济萧条。有的乡村虽有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但有一定文化、技能、体魄健壮的青年人外流出去了，留下的大多是素质较低的年老体弱的农民，农业生产水平和劳动生产串必然受影响。

2、许多地区存在劳动力盲目流动，不仅影响本人、家庭的稳定，而且影响社会安定。

有的找到工作，安定下来，有的找不到工作，到处流浪，安居不下来，人心浮动，特别

是给流入地的交通运输、城镇就业、计划生育。工商税收、社会治安带来了严重的冲击。

3、无组织的零星流动，其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侵害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合法权益的现象大量存在，不少地方出现了外来打工人员闹事的苗头，有的外来人口聚居区成为黑社会的温床。有些地方，由于忽视安全措施，从事挖煤、挖矿、建筑等繁重体力劳动者的安全没有保障，甚至发生死亡事故。

4、无序流动使政府管理极为困难，“民工潮”成为社会问题，劳动力得不到有效利用。

部分地方出现强迫劳役、限制人身自由、殴打劳务人员等非法行为，政府有关部门不知

晓，不能及时解救，既达不到农村劳动者外出务工挣钱的目的，又保证不了社会的全面稳定。

5、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减弱。

随着乡镇企业资本有机构成和吸收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其接受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在减

少，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减弱。这种转变与我市劳动力总量大，增长快的现象形成矛盾，劳动力资源的增长远远超过了社会生产的需求，劳动力严重过剩。

6、劳动力市场发展滞后，中介组织功能乏力，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

目前我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虽然规模有了较大突破，但其中真正是通过政府及中介

组织实现转移的比重较小。这主要是由于目前部分地方政府的工作权限还仅限于在国家政策的上传下达上。而在如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他们提供有价值的就业信息方面做的较少。

3、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建议

1、加强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业内部转移

优化农业结构、提高农产品品质，在保证粮食生产能力稳定提高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民发展高价值经济作物，注重发展农副产品的深度加工和流通，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调整乡镇工业的产业结构，使其围绕农业产前、产中、产后

服务和农副产品为原料办乡镇企业。不断拓宽生产新领域，增加农业劳动力的就业门路。

2、大力开辟农村就业市场，满足劳动力就业渠道需求

在农业开发区实施一系列的农田基本建设、水利工程。植树造林、山区开发、治沙改土

等工程，吸纳当地剩余劳动力，并通过这种劳动积累和活劳动的大规模、工程化投入，提高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在城郊结合部、坝区、林产品丰富的地区，兴办农业企业，走农业工业化、产业化的道路，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到工业化生产过程中来，使农村劳动力不再返回到承包田里，增加了农民收入，可以造就一批农业产业工人队伍，加速城乡一体、农业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步伐。

3、加强各级政府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和调控

加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指导和服务，建立各种类型的社会化就业服务机构，包括

信息、咨询、职业介绍所等，向农民提供需不需要转移、向哪里转移、怎样才能实行有序流动的信息和服务。建立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管理体系，通过多种渠道及时准确地发布用工信息，加强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管理。

4、加强农村教育和劳动力就业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增强其转移的竞争力。

抓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培训，大幅度地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水平。在加大义务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的同时，有针对性地举办各类专业技术培训班，以增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市场竞争力和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适应能力。同时要要加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市场经济和法律知识教育，增强法制观念，保障自己合法权益。

5、加强劳动力流动的法制监督，切实保护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

在建立健全现有法律的基础上，建立帮助农民工讨薪的长效机制。劳动监察部门严格执法，加大对欠薪行为的处罚，除责令欠薪企业补发所欠工资外，还必须支付法定数额的赔偿金。建立法律服务工作人员的法律援助计划，由其无偿的为农民工进行法律援助，鼓励运用非诉讼途径解决农民工诉讼难和胜诉难问题，满足民工们希望尽快出成效的愿望，通过各项措施切实保障农村劳动力的合法权益。

4、结束语

我本着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哲学思想，基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现状的了解与分析，发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原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我市，一部分人已经富了起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加强城乡战略结构调整，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全市人民的共同富裕。在全面推进城乡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今天，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和一系列措施的施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价值一定能够发掘出来，真正实现义务和权力的统一，劳动和享受的统一。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参考文献

[1] 李爱.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问题[J].社会学研究, 1990,(4):89.[2] 文军.从生存理性选择到社会理性选择: 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

[J].社会学研究, 2001,(6):19.[3]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 2001,(3):67.[4]范宇,姚士谋,Kam Wing Chan;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趋向和措施[J];热带地理;2002年01期

浅析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 篇3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现状；影响因素；问题与对策

一、劳动力流动的现状

宏观上，劳动力流动是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微观上，它属于劳动力不断更换工作岗位的过程；本质上，它是人才的自主寻优选择行为，是个人行为自由权的行使。从我国目前来看，劳动力流动主要有四大流向，分别是从农村、小城镇向大中城市流动，从内地落后城市向沿海发达城市流动，由各地传统经济部门向新技术、新产业开发区流动，由技术力量雄厚的部门和单位流向技术力量薄弱的部门和单位流动[1]。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繁荣，劳动力的流动范围也将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丰富多样。

二、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劳动者因素。（1）劳动者的年龄。通常情况下，劳动者在年轻的时候流动的频率会高于他们在中年以后的流动频率。统计表明：劳动力流动的高峰年龄是在20-24岁之间。处于这一年龄段的劳动者，每年都有一定量的人员进行跨地区流动。一个年龄为32岁劳动者的流动率大约是前者的50%，42岁以上劳动者的流动率大约只有年龄为32岁人员的25%[2]。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工作匹配质量问题。劳动者在年轻时与工作岗位（包括雇主、行业、地区等因素）之间的匹配质量往往不是太高，因而需要进行多次的尝试来不断提高工作匹配质量的问题。因此，他们在多数情况下通过变换工作岗位来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随着劳动者年龄的增长，工作经验的不断丰富，他们的工作匹配质量也会提高，也就没有必要去频繁地变换工作岗位；二是心理损失问题。对年轻人来说，他们在成年人的世界中尚未真正立足，社会联系并不是很紧密。因此，变换工作岗位所造成的包括离开朋友、失去社区联系以及丢掉因工作和周围环境等所造成的心理成本较小。

（二）劳动者的任职年限。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劳动者的任职年限越长，其离职的可能性就会越低。主要原因是：劳动者在一个组织中的工作时间越长，他对组织的适应程度就越高；其次，劳动者在同一岗位任职年限越长，他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就越多，如果他到其他企业去工作，他所积累的这些人力资本的未来收益就损失掉了；最后，劳动者在一个组织中工作的时间越长，他的心理收益也会随之上升。因此，随着任职年限的增长，他们更愿意留在原组织中工作。

（三）劳动者的性别。一般情况下女性员工的离职率要比男性员工的离职率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家庭的角色分工，许多女性往往为了照顾家庭而牺牲自己的职业发展，在寻找工作以及流动的时候不完全考虑经济报酬，而更多地是考虑如何兼顾家庭。女性流动率相对较高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生育行为而造成的职业中断。这会使企业减少对她们的特殊培训，从而导致了她们的工资率相对较低，也意味着其流动成本较低，因而增加了其工作流动的频率。

三、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企业因素

（一）企业规模。一般情况下，企业规模越大，员工流动率就越低。从工资水平的角度看，其一，大企业更有可能通过实现规模经济来增加利润，从而可以承受更高的工资成本；其二，大企业的生产过程本身要求员工之间相互协作和彼此依赖，较高的员工流动率会对整个系统的运行效率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他们会力图通过较高的工资水平来降低员工的流失率；其三，大企业有更大的动力对自己的员工进行培训，从而提高他们的生产率，而高生产率也将伴随着高工资。从工作机会的角度看，首先，大企业可以为员工提供更多工作轮换和职位晋升的机会；其次，大企业中的工作岗位类型多样化也使得员工有机会转移到自己感兴趣的工作岗位上。

（二）企业文化及领导风格。有些时候，主动离职的员工并不是因为他们提前找到或确定能找到一个可以支付更高工资报酬的企业，而可能是由于员工的心理感受不佳，从而导致他们对组织的满意度下降。因此，劳动者对一个组织企业文化及管理风格的认同度也会成为员工流动率较高的重要影响因素。

（三）企业所处的地理位置。企业所处的地理位置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员工到其他组织寻找工作的便利性以及寻找成本的高低。如果企业位于数量很多的大型都市地区，则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员工的流动率会比较高[2]。这是因为员工在其他企业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增加，同时不必变换工作地点；他们的工作搜寻成本以及重新变换居住地的成本也就会降低，因此其流动率会更高。反之，则员工流动率会降低。

（四）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市场因素。当劳动力市场处于宽松状态时，即劳动力供给大于劳动力需求时，劳动者找到新的工作机会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导致市场上失业人数增加，很多企业对招聘的新员工所提供的工资报酬也比较低。此时，已就业的劳动者变换工作的动机可能也会因此而削弱；相反，当劳动力市场处于紧张状态时，已就业的劳动者可以寻找到工资水平更高、福利待遇更好的企业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增加，因此，劳动力流动也将会上升。

四、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一）存在的问题。（1）缺乏一整套完善的公共信息服务系统。劳动市场的供求信息会直接影响到劳动力流动的方向和数量，也会直接影响到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目前我国缺乏完善的公共服务信息，导致信息传递方式较为落后，信息传递速度慢、范围窄、覆盖面小。（2）缺乏健全的劳动力管理体系。由于各级政府缺乏完善的市场管理，没有对劳动力市场运行的信息进行客观的调查，对市场运行的规则和服务需求缺乏应有的尊重及必要的组织，因此设计出来的劳动力流动模式与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相差甚远，各级政府往往更加重视整个过程的收费，缺乏健全的的管理体系和相应的服务，从而加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成本。（3）劳动力流动成本偏高。劳动力流动成本偏高不仅影响劳动力流动者个人的收益状况，而且影响到全国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由于劳动者在流动和寻找工作时所放弃的原有的工作及其福利造成的機会成本；劳动者离开原来熟悉的工作、工作环境以及社会联系所造成的心理成本；以及在流动过程中由于一些不确定因素可能导致的一些风险成本等。

（二）改善的对策。（1）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立劳动力供求信息发布机制和互联共享的劳动力流动信息调查系统。完善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传递方式，使信息传递覆盖范围宽、覆盖面广、传递速度快，减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信息成本。（2）政府通过财政援助，推动劳动者的流动。政府可以通过政策上的优惠，鼓励企业在有过剩劳动力的地区进行投资建厂，创造劳动岗位和增加就业机会，通过财政援助，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3）转变政府管理理念，创新管理体制。城镇行政管理部门必须纠正这种由于农村流动劳动力的流入而使得城镇失业规模增加的思维定势，建立公平对待农村流动劳动力的政策法规体系，使农村流动劳动力摆脱各种就业歧视和政策限制，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流动劳动力流入城市的步伐；此外，政府各部门应建立流动劳动力管理和服务体制，使之为解决劳动力面临的问题提供一定的依据和支撑。

参考文献：

[1] 曾湘泉主编.劳动经济学[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剩余劳动力流动 篇4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社会资本,人口流动

中国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这已是一个被公认的事实。对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整体估计, 一般认为应该不少于2.5亿人。如此庞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二三产业的流动, 已成为当今的一个时代课题, 这不仅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 也是实现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根本保障。目前, 许多专家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角度, 已经提出了诸多关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建议和措施。本文将站在社会资本的视角来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 并提出相应的措施。

一、社会资本与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

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认为, 社会资本指个人所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 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 主要存在于社会团体和社会关系网之中, 只有通过成员资源和网络联系才能获得回报 (Coleman, 1988)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 格兰诺维特在其著作中提出社会关系网络在劳动力流动中的作用后, 国内外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将与社会网络相联系的社会资本引入到劳动力流动的研究之中。本文将社会资本的一般定义与本文研究的需要相结合, 给社会资本作出如下定义:社会资本是资本的形式之一, 是广泛存在于社会网络关系之中并能够被行动者投资和利用以便实现自身目标的社会资源。在本论文中, 我们可以分析如下: (1) 社会资本是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 是一种无形资产; (2) 社会资本是存在于社会网络关系中的社会资源, 社会关系是农村劳动力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基本表现形式; (3) 社会资本可以为行动者实现自身目标提供便利, 它能够给使用它的农村劳动力带来收益。

大量的研究表明, 当代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中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非常明显, 这也几乎成了劳动力流动的首要特点。当农村劳动力进入新的环境中时, 会一定程度地感到缺乏地位安全感和不可把握性, 而面对权力关系、市场关系的那一套制度安排时, 他们又不具有任何优势, 于是会在受制于制度安排的强迫性的同时, 去寻找一种具有亲和力的、可直接把握的非制度因素作为补偿。这样, 以社会关系网络为主要形式的社会资本便被认同、接受和利用了。在离土离乡, 缺乏正式社会资源的情况下, 关系网络是流动中的劳动力最值得信赖的、重要的社会资本, 是劳动力流动的一条最有影响力的渠道和支撑。根据社会资本的定义, 它既然是一种“资本”, 就可以带来收益, 为了发挥其更大的效用, 我们需要构建更为庞大规模的社会资本。同时, 与一般资本不同, 社会资本的特征之一是它通常是一种公共财富, 社会资本也会出现估价不足和供应不足的问题。因此, 社会资本的获得不仅仅是个人的努力就可以完成的, 还需要社会团体的共同生产和积累。关于如何拥有社会资本、如何提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社会资本, 本文将从个人的自我投资和社会的公共投资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社会资本的自我投资和积累

科尔曼认为:“个人流动将使社会资本赖以存在的相应结构完全消失。”根据此观点, 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后, 进入完全不同于农村的生活网络, 他们以前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将消失殆尽。然而, 社会资本是影响个人行动能力以及生活质量的重要资源, 为了更好的适应新的生活、工作环境, 他们需要在经济生活、社会交往、价值观念等方面进行调试。作为农村社会资本投资的主体——劳动者本人首先应该进行社会资本的自我投资, 尽力创立新的社会资本, 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尽快融入现有的城市社区, 以弥

补离开原有农村社区带来的社会资本损失。离开原有的农村社区对于农村劳动力而言意味着社会资本的损失和关系网络的淡化。从某种意义上说, 农民工进城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地重新建构新的人际关系网的过程。为了满足在城里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农民工必须学会和城市里的陌生人打交道, 从而在城市里再建构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虽然通过血缘、地缘和亲缘关系能够在所在城市结成新的社会关系网络, 但是, 只有真正融入社区才能建立新的更有价值的社会关系网络, 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

2、在工作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

工作技能, 注意自身文化资本的积累, 进而提高自己的社会资本存量。提高工作技能不仅是积累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 也是积累社会资本的途径之一。林南曾指出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积累人力资本同时也会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形成。这样鉴于文化资本的转换效应, 进城农民工应该将大量的精力投注于自身文化资本的积累, 他们可以通过学习城市文化, 逐渐提升自己的社会资本。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社会资本的公共投资

社会资本的形成是一个过程, 它是在一系列行动者彼此感觉良好的合作中积累而成的。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资源比较缺乏, 完全依靠他们自身的投资与积累生长出社会资本是比较困难的。因此需要社会各个阶层, 包括政府、社会组织、民间团体的共同努力来维护并创造农村社会资本。

1、利用制度创新建构现代意义的社会资本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尽管农民有了进城就业的权利, 但他们不能在城市生根, 由户籍制衍生的其它一系列政策和制度, 形成了农村劳动力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性障碍。因此要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 需要通过制度创新从根本上为农村劳动力社会资本的积累提供制度保障。农民工作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 可以调动的社会资本主要是“强关系为纽带的初级关系网络”, 也就是以亲缘、血缘等为基础的关系网络, 城市中的稀有资源难以为他们所享用, 这就需要政府通过配置公共资源的制度性安排, 通过“公共产品的供给”提供制度型社会资本, 使他们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结合当前情况, 我们认为政府在制度建设上应着重做好以户籍制度为典型代表的各项传统制度的改革, 给予农村劳动力平等的市民待遇。

(1) 推进户籍制度的渐进式改革。传统的二元户籍制度是阻碍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的根本性制度障碍。从职业上看, 农民工已经完成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转换, 从角色上讲他们扮演的是工人。但问题在于转换角色通过个人努力就能够做到, 而转变身份则需要制度的认同。就身份而言, 农民工仍然未被户籍制度认可, 仍然未被城市社会所认同, 该状况造成了农民工角色转换与身份转变的分离。要在分离和分割的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政府应当提供有利于农民工与城市进行互动和交往的政策环境——继续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 在制度层面确保农民工市民身份的合法化。

(2)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目前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程度低, 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和体系发育滞后, 农民工群体几乎游离于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之外。通过将农村居民纳入到社会保障的体系当中, 建立健全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 相当于给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这是切实解决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后顾之忧的根本保障。

(3) 建立乡城统筹的就业培训制度和教育制度。农村劳动力初次流入城镇时, 不具备相应的工作技能, 这就需要政府制定就业培训制度, 以保证这些农村劳动力可以尽快的熟悉工作环境, 掌握工作技能。同时, 要进一步推进教育制度改革, 加大农村教育投资力度, 为农民工子女就学提供制度保证。一方面, 人力资本的提升可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工作技能, 从而获得更多的社会回报;另一方面, 教育制度还以社会规范和规则的方式传输着社会资本。

2、政治权力积极、合理、有效的参与

鉴于社会资本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发挥着潜在的重要的作用, 为促进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政府应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1) 政府应充分重视社会网络对劳动力流动的正面效应, 努力消除负面效应, 通过使社会资本这种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有效结合, 来拓宽农村流动劳动力的信息获得渠道。因此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积极有效合法的参与, 一方面鼓励各种层次的网络沟通, 另一方面从宏观上对信息流向进行合理引导, 如对经济欠发达、信息相对闭塞的地区开展信息下乡活动, 主动帮助农民获取更多就业信息、转变就业观念, 促使农村劳动力流动由对社会资本这种非正式制度的过分依赖, 逐步转变为对政府职能部门的信任和积极关注, 并最终能够通过市场调节的方式来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合理配置和充分流动。

(2) 为农民工提供群体化的服务。社会资本的建立来自于行动者们的共同活动, 而群体化的服务模式为服务对象之间的互动创造了条件。所谓群体化的服务模式是指在向他们提供服务时尽量创造群体接触和互动的机会。这就需要政府和服务机构通过精心设计的社会福利计划, 为农民工创造更多的互动机会, 将社会上较多的资源的占有者同农民工联系起来, 加强农民工的联系性社会资本。最后, 为农民工提供持续性、发展性的服务。因此给予农民工持续性的社会支持, 提升农民工自身素质, 既可以增加他们网络的异质性, 提高其社会资本的存量, 最终也能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的发展能力, 使他们在城市不仅仅只是“劳作着、生存着”, 而且能像大多数的城市居民那样“生活着、享受着”。

(3) 健全城乡劳动力市场, 使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增强, 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市场经济条件下, 只有对人力资本通过市场规律进行均衡调节, 才能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 才能在宏观上确保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的流动。同时, 中国需要进一步规范、界定地方政府在管理劳动力流动中的角色, 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全国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参考文献

[1]、詹姆斯·S·科尔曼著, 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2]、C.格鲁特尔特等编, 黄载曦等译.社会资本在发展中的作用[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3]、张其仔著.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4]、蔡昉等著.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我国劳动力流动的现状问题探析 篇5

摘要：劳动力流动对经济的增长有着积极的作用，加强劳动力流动对一个国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我国劳动力流动现状及趋势的了解，分析劳动力在流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这样才能对症下药，促进劳动力流动的积极作用。

一、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及意义

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者相对于劳动力市场条件的差别，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产业之间、职业之间和岗位之间的自愿选择和迁移。

引起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很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环境等，但是深层决定因素是收入差距。我国劳动力的流动也遵循这一规律，从低收入流向高收入。

我国自80年代以来的大规模农民工进城潮流首先是因为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和向城市倾斜的就业制度阻碍了城乡劳动力流动，一旦政策有所松动，近30年所积沉下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便大规模转移出来，形成所谓的“民工潮”。其次是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与改革，为农民工进城提供了机会。第三是巨大的收入差距促使劳动力向收入水平高的地区和产业流动。

劳动力流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对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和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表现在：

1.劳动力流动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的合理配置。劳动力流动是一种使人力资本投资达到高效用的方式。比如地区之间的流动使人们从劳动就业机会少、小的地区向劳动就业机会多、大的地区迁移，以寻得工资收入的增加、生活福利的提高等等。通过流动，使得具有一定技能水平且在当地不能充分得到利用的人力资本进入到短缺的地区，避免或减少人力资本投资的浪费。

2.劳动力流动促进经济增长。第一，当劳动力从劳动力资源充裕的部门流向稀缺的部门时，就能取长补短提高资源的利用率。第二，部门之间通过劳动力的流动能达到生产的规模经济，提高生产效率。这两方面均能促进经济的增长。

3.劳动力流动保证了劳动力市场的活力和效率。劳动力流动使工作职业具有竞争性，这不仅促进了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同时也形成了对劳动者的竞争压力，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劳动力市场的活力与效率。

二、我国劳动力流动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流动的规模正在逐步扩大，2009年中国流动人口已达到2.11亿，平均年龄约为27.3岁。流动人口中78.7%为农业户口，以青壮年为主，其中20至44岁占被调查人口的三分之二，男性占50.4%女性49.6%。流动人口家庭平均规模为2.3人；16至59岁人口中86.8%接受过初中教育，人口月平均收入1942元人民币。其主要在制造、批发零售和社会服务业领域就业，多集中在低薪或高危行业。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城镇劳动力流动开始加速，但我国劳动力流动人口主要还是农村青壮年，他们接受的教育水平较低，收入与待遇也不太好。

与发达国家不完全一样，我国劳动力流动形式从劳动力不能流动到逐步流动，再到大范围流动，经历了一个转轨的过程。当前中国劳动力的流动形式主要有五种：从农村流向城市，从经济落后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从国有单位流向非国有单位，在工作间流动和产业间转移。在这五种形式中，最突出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跨地区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在就在状态之间的转换和工作之间的转移不是很明显。

通过与发达国家劳动力流动形式的比较可以发现，与发达国家劳动力为自我发展而流动不同，中国劳动力市场市场化程度低、流动障碍多，以及收入水平低、社会保障不健全和劳动力供给过剩的条件下，中国的劳动力流动的核心特征是劳动力为生存而流动，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从经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工作一时间与工资率的不对等、在工作间流动率低等都反映了劳动力为就业、为糊口而流动。

另外，中国劳动力流动具有很强的宏观性和非个人意志性。宏观性表现在劳动力流动集中于城乡流动和跨地区流动，劳动力在就业状态间流动和工作间流动不明显。非个人意志性表现在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够完善，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没有最终退出，促进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没有进入，社会福利保障水平低，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

三、我国劳动力流动趋势

当前我国劳动力在流动性上呈两极分化态势，部分就业和收入稳固的群体，移民化倾向明显，出现“流动人口不流动现象”。另一部分收入水平较低且不稳定的群体，呈现加速流动趋势。

部分流动人口开始追求融入当地，长期生活在一个城市，并开始购房安家。这些群体除了大学生、白领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外，也有一些事业发展较为成功的农民工。各地情况显示，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地稳定居住的持续时间逐年增加，“移民”倾向渐趋明显，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事实“移民”。上海市近些年流动人口中，大约有10%左右的人口会在城市逐步沉淀下来，稳定居住在城市中。

而另一部分呈现加速流动趋势。流动性强的群体大多集中在制造业发达地区，在一些企业打工的农民工流动性大，他们也不愿在城市安家落户。因为只是简单的体力劳动，农民工不需要掌握多少技术，稍加培训就可以成为熟练工。而同样是体力劳动，农民工在建筑工地打零工一天也至少可挣六七十元，多的一两百元。因此，简单加工企业工人流动性极快，许多农民工都抱着随时走人的想法。

长期以来，我国流动人口主要聚集在东部沿海一些大城市、加工制造业产业聚集区，珠三角地区尤为密集。近两年，流动人口在全国流向呈现三个趋势，一是开始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欠发达地省分散；二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开始由珠三角向长三角，再向京津等北方地区流动；三是在一些省区内，流动人口开始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分散。目前，我国流动人口的主体仍是农民工，而制造业和建筑业仍然是农民工的主要就业领域，这种流动人口构成格局，决定了流动人口大的流向受产业布局影响很大。

08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人力资源需求下降。据广东省劳动部门调查，当地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向相对落后的地区转移，不少原来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不断转向全国其他地区。作为农民工输出基地的安徽、湖南、江西、四川等地的经济发展较快，也成了农民工的有力吸纳地，农民工流向将呈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中西部地区就地就近转移逐步加快。农业部和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近几年，广东、福建等传统流入大省的比重有所下降。而在中西部地区、东部其他省份和境外就业的比重都有所上升。

另外，30岁以下的农村劳动力供求明显偏紧。近些年，各地不断加强劳动力转移力度，许多地方农村可转移的劳动力已大部分实现非农就业，转移潜力已经很小。因而，我国流动人口总体数量将保持稳定。由于农民工群体文化水平偏低，一些较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不足，流动人口供需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一些地方的“民工荒”现象加剧。

四、我国劳动力流动存在的问题

虽然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流动有所加强，表现出比较好的发展趋势，但是相比发达国家还是有不小的差距，而且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与障碍：

1.劳动力市场供给总量过剩，但有效供给不足。低素质或未开发的低质量人力资源大为过剩，而具备先脑袋文化素质和陷阱劳动技能的高质量人力资源又相对缺乏。使得流动人口的主力军农民工无法大量被城市吸纳。

2．分割的劳动力市场问题。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不仅城乡之问是分割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城市与城市之间、农村与农村之间也是分割的（表现为正规部门劳动力市场和非正规部门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缺乏流动性，不利于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整体开发与合理配置。对于高层次人力资本所有者来说，由于市场分割固化了不同城市之间就业机会和未来发展机会之间的差异，由于大城市相对来说就业机会多，未来的发展机会也较多，很多大学毕业生都选择留在大城市而不愿离开，因为一旦离开，他们就很难再回城市。这样在劳动力市场缺乏流动性或者流动成本很高的情况下．对于高素质劳动者来说，他们倾向于在大城市寻找工作，于是就出现了某些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人才缺乏的情况。

3．劳动力市场信号指示作用不强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法律体系不健全问题。劳动力市场应该在劳动力供求信息的收集与发布方面发挥信号指示作用，因为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信息直接影响劳动力的流向与流量，影响人力资本的充分利用。由于我国尚缺乏系统的劳动力供求信息发布机制，特别是市、县级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传递方式仍较为落后，信息传递迟缓、覆盖面小、范围窄。

4.劳动力流动成本偏高。劳动力流动成本包括与迁徙有关的直接成本、流动和寻找工作花费时间的机会成本以及原有社会联系和社会资本的丧失的心理成本等。我国靠劳动力市场尚不完善，劳动力还不能完全自由流动，加之包括户籍管理制度在内的各种限制外来劳动力的管理体制，使得劳动力流动的各种成本（就业成本、生存成本、交通成本、心理成本和风险成本）给流动人口造成了巨大的负担。

5.我国的职业流动率比较低，这样不利于人职的匹配、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劳动力自身的发展。

参考文献：

《劳动经济学》曾湘泉复旦大学出版社

《劳动经济学》杨河清武汉大学出版社

改革莫忘激活劳动力流动性 篇6

7月1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运行分析会。他指出，要实现经济增长全年增速7.5%的目标，面临的挑战不小。然而，经济运行出现波动，具有客观必然性。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就是要避免大起大落，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就是防范通货膨胀。

当然，数据里也有喜事。当前企业的盈利状况已经有所企稳，同时就业市场仍然保持景气，而这也为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空间。

尽管经济增速放缓，但劳动力市场总体上供不应求。人保部2013年最新数据显示，城市劳动力市场总体的需求量相当大。不过从就业市场结构来看，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并存，劳动力市场的错误配置加剧。

从纺织服装行业来看，很多大学本科毕业生以及大专毕业生资源供给过剩；诸多企业找不到人，以致无法充分释放自己的产能，而作为较高学历的人力资本，也无法转化为生产力，资本、劳动力由于不匹配而产生闲置，对潜在的企业产出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将人力资本转化为现实的供给能力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为提升潜在的生产力，产业的结构调整应该注意劳动力、资本的优化配置，必须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尤其是利率和汇率的改革，发展成熟的金融中介结构和市场。而劳动力优化配置，尤其是激活目前闲置的人力资本，释放其生产能力，可以从多方着手。

首先，从产业结构的层面来看，应该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福利、信息技术、教育、研发、创意产业，这将有利于改善大学生就业，但目前的情况却是服务业发展滞后。

另外，就是打破劳动力市场中的制度性壁垒。这些壁垒包括户籍制度、具有保护性的地方就业政策以及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换工作时面临的较大成本。而在社会保障上，不同部门、行业、地区之间的社保制度存在割裂。

这种壁垒，提高了企业招聘大学生的成本，也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由此造成了劳动力市场难以实现供求平衡的状况。

为缓解人口红利下降带来的影响，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政府应该放开户籍制度和本地就业保障，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逐步取消企业、行业提供福利保障制度的割裂，扩大统一社保的覆盖面，引导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积极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 篇7

1. 城乡改革给农村劳动力流动创造了条件。

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后, 因人多地少, 一些劳动力被剩余出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原来的“铁饭碗”, 竞争机制开始促使一部分人转岗跳槽, 有特长的可各显身手, 任何人都可以大胆地干自己的事业, 另外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 三资企业的增多, 沿海经济的突飞猛进, 需要人的单位也增多了, 这些因素给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

2. 外出打工赚钱是改变农村经济的主要手段。

改革开放后, 沿海城市成了科技、信息的窗口, 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 对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 同时越发达的地区工资就相应越高, 这对收入普遍较低的农村来说具有相当的诱惑力。于是大批农村青年南来北往, 车站、码头、城市、乡村到处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由于流动劳动力为本地赚回资金。不仅改善了家庭的生活, 活跃了农村经济, 而且为将来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地方政府为他们制定了优惠政策及保护措施, 成立劳务输出组织。

3. 社会科技的发展, 加速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

现代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大量应用, 造就了劳动效率的大幅度提高, 再加上农村管理水平的提高, 广大劳动者不再满足于温饱状态, 他们也渴望过丰衣足实的生活, 也渴望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而要改变这些现状, 拥有这样的条件, 已不是在家干生产就能解决的, 于是很多人就到大城市里去吸收新文化、新技术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积极影响

1. 增加了农民收入。

劳动力外出的最大动机就是寻求高收入, 因此外出的最直接的效果是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改革开放初期, 农民生产经营活动单一、收入来源单一, 农民收入以农业收入和粮食收入为主体, 实物收入占很大比重, 比重基本都在70%以上。但是,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特别是随着农民外出务工人数的不断增加, 农民收入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农业收入为代表的家庭经营收入比重下降, 而以外出务工收入为代表的工资性收入则呈现出不断增长态势。

2. 缓解贫困。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 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与家庭收入水平之间成反比关系, 这说明劳动力外出与家庭贫困缓解之间存在反向关系。许多贫困地区将劳务输出作为反贫困的重要措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近年来, 贫困地区非农产业发展落后, 为了摆脱贫困, 许多农村劳动力流向就业机会较多的东部发达地区, 使得贫困程度大幅缓解, 成为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大亮点。

3. 有利于推动城市和经济发展。

城市发展的动力除来自城市内部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以外, 另一个重要的动力来自于农村人口进城所推动的城市化及其引起的连锁反应。中国目前的城市率只有45%左右, 距离世界平均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可见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 对输入地经济和城市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大批廉价农村劳动力进城一方面降低了城市发展的成本, 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 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三、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策建议

1. 确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体系。

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它不仅涉及到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 也同时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以及政治问题。在设计解决方案时应统筹考虑上述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并将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作为制定相关政策的权威性社会价值标准, 只有确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体系, 才能促进整个劳动力市场健康、持续的发展。

2. 政府发挥职能, 充分利用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抑制两极分化。

将城市公共福利和安全水平作为衡量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依据, 充分发挥政府职能, 确保政府公共行为和政策与社会公平的价值目标相一致。

3. 以保障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为目标, 提高农村流动人口的基本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

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必然对城市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 在确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体系的基础上, 保障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也成为和谐发展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因此, 有必要建立以保障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为目标的公平合理的市场经济制度, 提高基本社会保障和福利的统筹层次。

参考文献

[1]盛来运.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影响和效果[J].统计研究, 2007, (10) .

农村劳动力流动现状调查 篇8

(一)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以定量分析为主, 在某些问题上采用定性分析。在对山东省莒县一些村庄前期观察基础上, 以曹河村和丁家村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为例开展调查, 主要采用深度访谈及问卷调查法, 并辅以观察法和文献法。本次调查共发放130份问卷, 回收问卷122份, 有效问卷122份, 访谈对象8人。调查时间为2015年2月, 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8.0对数据进行统计。通过对典型个案进行分析, 归纳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一般性, 发现其流动的现状与特征。本次调查的研究视角主要从“一般研究”到“具体研究”再到“一般研究”。一般研究主要指“现象是什么”、其产生的动力因素;具体研究则是以山东莒县为研究个案分析“事物的现状、特征如何”、“事物的影响及其成因是什么”、“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再到一般研究, 指通过具体实证研究得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最一般和最普遍的结论。

(二) 基本情况。本次调查以莒县安庄镇曹河村和夏庄镇的丁家村为例, 以农村劳动力个人为单位进行抽样调查并辅之以入户访谈。安庄镇位于莒县北部, 地理位置较为偏僻, 与沂水毗邻, 地形多山地和丘陵, 人口约3.5万;夏庄镇位于莒县南部, 与临沂等地相连, 靠近国道和省道, 交通便利, 人口较多, 经济发展情况较安庄镇好, 人口约6.6万。曹河村共有约1, 000人, 丁家村共有约4, 000人, 对两村的流动劳动力人口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共选取样本122个, 其中选取曹河村66人 (54.1%) , 丁家村56人 (45.9%) ;男性76人 (62.3%) , 女性46人 (37.7%) ;大专以上、高中中专中技、初中、小学的人数分别占总人数的比例为0.8%、19.7%、63.1%、16.4%;15岁以下、15~30岁、30~45岁、45~60岁的人数分别占总人数的5.7%、59%、21.3%、13.9%;工业制造业、建筑装修业、交通运输业、餐饮服务业、批发零售业、农业种植业、其他行业人数分别占总人数50.8%、27.9%、4. 9%、3.3%、8.2%、3.3%、1.6%。对8名农村劳动力 (包括1名县城务工者、3名青岛务工者、1名返乡创业者、1名有出国劳务意愿者、2名在家务农者) 进行入户访谈, 以期搜集到一些问卷中不易发现的问题与想法。

二、农村劳动力流动现状调查分析

(一) 劳动力流动的总量和规模较大。

莒县辖21个乡 (镇、街道办事处) , 1, 260个行政村 (居委会) 。2014年底全县总人口113.3万人, 其中非农业人口24.8万人, 占总人口的21.9%。农业人口88.5万人, 占总人口的78.1%。根据该县相关部门统计资料显示:全县农村劳动力约68万人, 常年外出务工的为20.4万人, 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0%。常年外出务工人员中, 在乡外县内就业的为6.8万人 (10%) , 县外省内就业的为10.54万人 (15.5%) , 省外或出国劳务就业的为3.06万人 (4.5%) 。除常年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外, 仍旧有5.5万多 (8%) 农村劳动力从事县内企业的计件工或钟点工, 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决定了他们大致的工作时间。由此可以看出, 全县农村劳动力外出转移人数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8%, 劳动力流动总量和规模比较大。

(二) 劳动力流动的类型呈多样化趋势。

据调查显示, 曹河村和丁家村的就业类型分布为省内乡外72人 (59%) , 乡镇企业25人 (20.5%) , 省际或出国劳务21人 (17.2%) , 其他类型就业4人 (3.3%) 。可见, 大部分农村劳动力省内流动约占劳动力总人数的79.5%, 主要因为省内流动符合生活方便、恋家情结、农业生产需要、转移成本较低等要求。有关调查也显示, 东部地区第二产业发展的劳动力主要来源于东部地区自身农村劳动力转移, 这部分农村劳动力数量大, 素质较高。调查中发现这17.2%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外省一些重要城市或出国劳务并且趋势不断增强, 近年来出国劳务人员在不断地增加。目前, 通过正规组织, 已经输送境外就业800余人, 涉外劳务人员储备库中储备人员3, 500余人。省内流动多为“季节性”短期流动, 主要存在于老一代农民工之中, 他们就业呈现出非正规性和季节性, 省际与出国劳务则多为非季节的长期性流动。

(三) 农村劳动力流动方式组织化程度较高。

省内就业 (省内乡外和乡镇企业) 主要以血缘和地缘为主, 靠乡土人际关系网络找工作, 或者是业已建立起来并逐步巩固的业缘关系 (但这种业缘关系的范围狭小有限, 其次才是劳动力市场的开发。而省际和出国劳务则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开发、亲戚朋友介绍以及政府职能的改善, 就业方式呈现组织化和规范化特点。调查中得知, 即使通过亲戚朋友介绍, 最终也需要通过中介公司或正规劳务输出组织。由表1可见, 劳动力流动以自发性外出务工为主, 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 (表1)

(四)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差异较大。

被调查者中, 男性76人, 女性46人, 分别占总人数的62.3%、37.7%。女性外出务工者年龄集中于15~30岁, 即青年期;男性外出务工者大部分集中于15~45岁, 其次是45~60岁, 分别占73.7%、22.4%, 即青壮年期和中年期。 (表2)

男女性别之间的差异主要由于女性家庭劳务、生育以及年龄和体力等因素。首先, 家庭的生育功能、教育和抚养功能与女性特征更具有亲和力, 女性更多地被赋予家庭责任与义务, 这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农村“男主外, 女主内”的传统趋势;其次, 女性的身体与生理特征使得男女在相同的条件下女性竞争力较弱, 女性的身体不能承受过重的负担且体力有限。这也是很多企业男女同工不同酬的重要原因。

(五)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宏观方向在变化。

莒县农村劳动力宏观流动方向主要由农村、小城镇向城镇、大城市流动, 由农村向亚、非、拉、美、澳洲以及欧洲等地区国家流动。但近年来慢慢发生了一些变化, 国内流动由“单向流动”转变为“双向流动”, 出现“回归工程”的现象和模式。这将成为其经济发展的最初资本积累和人才集聚的重要方式, 有利于当地城镇化的发展, 缩小城乡和区域差距。经调查得知, 由于近几年受金融危机影响, 很多企业破产倒闭, 返乡创业和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人数大增, 并呈现出逐年增多的趋势。该县廉价的劳动力市场也成为吸引务工人员回乡创业的重要因素, 这给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很大的后劲与人力资本积累, 也带动了当地剩余劳动力的就业与家庭收入的增加。

(六) 出国劳务人数不断增加, 趋势逐渐增强。

劳务出口亦称“服务出口”或“海外就业”, 它是一个国家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国劳务近年来在莒县发展迅速, 已经形成一条龙服务链, 从“招募报名———选审培训———外出劳务———期满归国”等一系列过程变得成熟稳定。根据该县相关部门的资料统计显示, 截至目前全县总共有5, 500多人涉及出国劳务 (包括有出国意愿、已经出国或者期满归国者) , 其中曾有出国经历的800多人, 目前正在参加培训或已经出国人员有1, 200多人, 打算出国且已经进入备选库的人员有3, 500多人。在调查中发现, 出国劳务年龄多为中青年男性和青年女性, 许多夫妻一起出国。出国劳务人员一般有年龄限制, 大约在35岁以下。输出国家主要是亚洲一些发达国家, 其次是美洲、澳洲、欧洲等发达国家和非洲一些国家。出国劳务的最大动机就是快速发财致富, 这是一条快速发财致富的最佳途径, 耗时较短且收益颇丰, 能达到“输出一人, 致富一家”的目的。调查发现出国劳务人员从事的行业主要是农业、建筑业、制造业、餐饮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技能性行业较少, 与国内农村劳动力整体就业领域相一致, 但与国际劳务输出的差距很大。据经合组织 (OECD) 发布的报告, OECD国家引入的外籍工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已超过60%, 而受过初级教育的仅占10%左右。但该县外派劳务人员主要集中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下岗工人, 受教育程度低, 从事非技术性工作的外派人员占到70%以上。

摘要：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城乡人口自由流动限制的放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和经济理性的导向性, 促成了史无前例的农村劳动力流动, 已成为我国社会转型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本文以山东省莒县为例, 就农村劳动力流动进行问卷调查和入户访谈, 分析其现状及特征, 并积极探索流动中存在的问题, 以期对农村建设和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一些政策聚焦和参考点。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流动,现状

参考文献

[1]陈仲常, 臧新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区域差异与跨区流动度的估量[J].经济问题, 2006.1.

[2]倪毅, 冯健.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回归工程”发展模式[J].城市发展研究, 2010.6.

西安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 篇9

一、西安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现状

在2013年,西安的13个区县中用人单位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招聘各类人员64344人,进入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求职者67565人,约10个求职者竞争9.5个岗位。从行业需求看,72.74%的企业用人需求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住宿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与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五个行业。

截止到2014年第四季度,西安市劳动力的供给略大于需求。外来务工人员比重呈现上升趋势,占据劳动力总数的30.35%。西安制造业用工需求增加,西安劳动力招聘需求量最大的显然是销售和销售管理人员,然后是电子商务、计算机软件等,但是由于这类企业中大多数收益微薄,或者靠投资度日,薪资水平相对于工作强度不算高,人员流动性很大。西安供给大于需求矛盾和就业不适应结构矛盾依然是就业市场的主要矛盾。

西安需求大于求职缺口最大的前十个职业分别是:推销展销人员、营业人员、保险业务员、保安员、机械热加工工、装饰、装修、油漆工、机械冷加工工、餐厅服务员、保育家庭服务人员、饭店服务人员。其中,推销展销人员需求2410人,求职1393人,缺口1017人;营业人员需求1985人,求职1211人,缺口1074人。

西安需求小于求职缺口最大的前十个职业分别是:行政事务人员、部门经理及管理人员、财会人员、体力工人、保管人员、计算机工程技术人员、机动车驾驶员、文秘、物业管理人员、门卫。

二、劳动力流动对西安经济发展的意义

1. 有助于西安劳动力市场的充分竞争。

西安劳动力资源丰富。西安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为进城农民工提供了广泛就业机会,西安居民城镇化率由1981年的56.6%,提高到2015年的73%,但是西安就业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劳动力流动有利于西安劳动力市场的充分竞争,就业者争取自主权力。通过利用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不断完善西安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2. 有助于提高西安农民收入水平。

西安农村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通过劳动力流动,农民可以进城务工,以提高农民收入,从而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截止到2015年年底,西安现有农民工130万人,月平均工资为2864元。从绝对值来看,西安市农村居民人均收入15778元,领先于其他各市(区)。

3. 有助于解决西安的“三农”问题。

西安城镇工业服务业迅速发展,劳动需求不断增加,有力地吸引不少农村劳动力进入西安劳务市场,不少农村劳动力在城镇中找到工作,由于示范效应,大量农村劳动力便涌入西安各个区域。同时由于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进入,推动了西安劳动力市场的建设,进而加快了劳动力流动,从而农民解决了工作问题,提升了收入,加快劳动力流动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也有助于西安农村的城镇化水平提升。

三、有效运用劳动力流动提升西安经济发展实力的路径

1. 提高劳动者素质。

经济社会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创新能力。西安经济要发展需要新动力,趋向创新驱动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需要知识型、技术型、创新型人才。因此,为了寻找西安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需要不断提高西安流动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以提升人力资本效应。

2. 优化人才发展环境。

每年从西安毕业的大学学子数以10万计,但此前西安培养的人才多“孔雀东南飞”。留住劳动力为西安经济发展提供更加强有力的人才支撑。虽然西安高素质人才很多,由于发展环境受到限制,高素质劳动力流失。因此,西安必须以提升人才环境建设理念。注重发挥西安政府主导作用,完善各类人才服务体系,全力打造人才发展环境,尽力解决劳动力配偶就业、子女入学、医疗保障、户籍转移等方面的问题,不断优化人才发展综合环境,从而与其他区域形成新一轮竞争优势。

3. 改革和完善西安人力资源制度。

通过改革和完善人力资源制度来吸纳和稳定劳动力,形成人尽其才、人尽其用、人才辈出的良好机制;要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研究制定西安劳动力工作和优秀劳动力奖励办法;要排除西安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和壁垒,为西安劳动力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要积极拓宽劳动力的创新创业渠道,真正使各类人才在西安创业有机会、发展有平台、做事有希望。

总之,西安经济要转型发展,需要充分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西安需要通过政策减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从而将劳动力成本不断降低,有效地提升西安劳动力流动的资源配置效率。

参考文献

[1]朱炎亮.劳动力流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分析[J].经济科学,2016,(2):5~17.

[2]胡荣才,刘晓岚,李伟.劳动力流动、工业化进程对区域经济影响研究—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视角[J].人口与经济,2011,(2):45~51.

劳动力流动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分析 篇10

1 文献综述

关于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有很多, 各个学者看法不尽相同, 而且在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上, 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 有些学者认为城乡劳动力流动有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有些学者则认为城乡劳动力流动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

蔡昉 (2006) 认为流动与差距同时扩大是由于工业发展排斥就业的倾向、农业和农村发展不足、城市劳动力市场歧视等原因造成。在调研调查数据分析中, 许多学者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收敛作用。李强 (2001) 通过对在四川农村的调查数据的分析, 发现农村外出劳动力具有高额汇款回乡的倾向, 这种资金的回流有利于缩小区域收入差距;无独有偶, 都阳等 (2004) 通过中国西部地区4个贫困县农户调查数据发现有流动的家庭在整体上相对于没有流动的的家庭具有明显的收入优势。王卫等 (2007) 基于2005年重庆市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证实了劳动力迁移对对于缩小地区、城乡之间以及不同人口特征的收入分配差距具有积极作用。

但是有许多学者也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劳动力流动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因为农村劳动流动到城市, 无疑增加了城市劳动力的供给, 为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效益。学者朱长存等 (2009) 利用多年连续年份数据, 在劳动力流动情况下, 证实了人力资本外溢理论, 农村形成的人力资本具有流入城市的倾向, 导致收入差距扩大。黄国华 (2010) 通过1995～2006年29省面板数据, 说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 城乡收入差距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 二者互为因果。

综合以上学者研究, 劳动力流动对于城乡收入差距是促进还是抑制还不能确定, 从地区性的调研数据来看外出流动劳动力家庭的收入增加了, 而在宏观数据上, 劳动力流动是否缩小收入差距, 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答案。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原因是多方面的, 而劳动力流动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重要因素中的一个, 因此应该从两个方面去看城乡收入差距和劳动力流动, 首先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很多, 不能经验的认为劳动力流动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其次劳动力流动没有对收入差距带来明显的收敛作用, 可能存在其他因素影响, 在宏观数据上劳动力与城乡收入差距出现同步扩大现象。

2 理论分析

首先, 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政策偏向城市。学者程开明 (2007) 根据1978～2004年的时序数据, 建立VAR模型分析, 城市偏向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并对城乡差距扩大产生正向影响。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是转型期决定城乡差距的两个重要因素, 这都和我国实行的城乡歧视性政策有关。

其次, 农村劳动力在外出流动过程中, 城市化倾向会导致劳动力期望留在城市, 并把收入储蓄在城市, 马忠东等 (2004) 通过中国2000年普查数据以及分县的时间序列数据, 人均纯收入和人均储蓄额在具有较高迁移率的地区增长较快, 其最主要原因是劳动力流动及其带来的资金汇款。外出务工收入汇款金额减少, 间接影响城乡差距。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的2006年春节关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调查发现, 劳动力越年轻汇款越少;同时家庭中外出打工的劳动力数量越多, 平均单个汇款量越少;随着受教育程度增加, 汇款逐渐减少。城市化倾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有一定作用。

同时, 高收入者会脱离农民身份成为市民, 低收入者仍留在农村, 这种城市化倾向会导致城乡的两极分化, 最终影响城乡收入差距。陆铭等 (2004) 也认为在我国实施严格户籍管理的情况下, 农村中富裕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可能性更大, 富裕农民进城必然在统计上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这些都证明了城市化倾向越高, 汇款数量越少, 依靠劳动力收入增长效应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削弱, 反而导致城市资本的积累增加, 最终还是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如图1所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假设一:城市偏向政策对城乡收入扩大有正的影响, 即国家财政和资金流向城市越多, 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假设二:农民的城市化倾向会对收入差距扩大有正的影响, 即城市化倾向越高, 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假设三: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具有正的影响。

3 模型假定和数据分析

为了考察城市偏向政策和流动人口的城市化倾向及其它各项指标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本文选取了4个主要的指标, 建立了如下回归方程:

y=c+β1x1+β2x2+β3x3+β4x4+ε

y表示城乡收入差距, 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 这个变量的值越大, 表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x1表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x2乡村劳动力中从事非农劳动力人数量, x3表示农村财政支出所占比重, x4表示农村人口增长率 (用自然增长率修正) 。

以上数据选取了1990——2008年的数据, 选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衡量城乡收入差距, 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财政支出所占比重表示我国政策偏向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用乡村劳动力中从事非职业人数表示农村劳动力流动也比较有代表意义, 用农村人口增长率表示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倾向。

首先对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

结果发现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农村非农劳动力数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且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农村非农劳动力数量呈正的相关关系, 与农业财政支出所占比重及农村人口增长率呈负的相关关系。

注:***表示1%显著性水平, **表示5%显著性水平, *表示10%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系数所对应的t值。

通过对表2分析可以看出, 各个变量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所占比重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说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越高, 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农业财政支出代表了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 农业财政支出所占比重越小, 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农村非农劳动力数量代表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情况, 从模型一可以看出, 其影响力度并不显著, 但是对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收敛影响, 虽然不能说明其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影响, 可以认为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被削弱, 从模型三中也可以看出, 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有显著影响。

农村人口数量一直在下降, 农村人口的增长率剔除出了人口自然增长率影响, 代表了农民转变城市民身份的增长变化情况, 即城市化倾向。从模型分析中可以看出, 城市化倾向越高, 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即城市化倾向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经过比较, 选择模型3。

y=0.044186x1+0.002795x2-0.099937x3-0.015250x4

通过模型可以看出, 导致城乡收入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政策偏向, 由于投资偏向城镇, 城镇发展快, 劳动力流动也对城乡差距有扩大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又为城镇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 但是农村经济增长缓慢, 城乡收入差距也随之扩大;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是一种有选择性的转变, 富裕的农村人才能转变为市民, 一方面说明了城市化倾向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另一方面印证了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4 结论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从劳动力流动方面来说, 劳动力虽然外出务工, 参与到城市经济建设和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收入与在家务农相比较有了很大提高, 但是主要从事的还是低收入和低端的工作, 劳动力外流对城市建设, 以及城市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相对的, 农村的经济发展较慢;另一方面, 新一代农民工, 作为劳动力流动的代表, 城市化倾向导致了城乡差距扩大, 特别是相对高收入者的转变, 在这种选择下, 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从国家政策支持上看, 由于主要的金融, 实体企业, 服务业都偏重城市, 而国家对农村的支持力度反而较小, 大背景下, 国家政策的偏向主要推动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因此提出以下建议, 完善农民工所在劳动力市场建设, 完善农民工就业用工制度, 规范工资福利发放;提供与用工需求相适应的人才培训, 让农民工参与到技术工作中来;提高农村财政支持, 提高农业区域化、规模化、专业化发展;鼓励农产品深加工, 形成农业产业链, 提高农业产业链中的价值转化, 提高农民收入。

参考文献

[1]蔡昉.为什么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透视, 2006, (7) .

[2]曹裕, 陈晓红, 马跃如.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 2010, (3) .

[3]胡枫.农民工汇款与家庭收入不平等:基于反事实收入的分析[J].人口研究, 2010, (5) .

[4]黄国华.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因应——来自全国29个省市的经验数据[J].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