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分配

财富分配（精选六篇）

财富分配 篇1

收入不公已成国人最关注的问题。据国家发改委的调查揭示:“从1988—2007年, 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间的收入差距, 从7.3倍上升到23倍, 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城乡整体基尼系数达到0.465……收入差距扩大累积的结果是财产差距的不断扩大。目前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50%, 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可能在1%上下, 80%中等收入的家庭仅占有财产总额的一半。”[1]而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基尼系数大约在0.14左右。如, 湖北1982年为0.1332[2]。三十年间已从平均主义走向严重的两极分化。而与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相伴的是社会财富向政府、垄断行业和企业的少数人不断集中。中国2007年居民收入与政府、企业的份额比大约是一半对一半, 这还未包括诸如出让土地类的资源财富在内。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居民收入能占国民收入的七成左右。

一、国民收入分配

政治经济学范畴内的财富分配, 一般是指国民收入的分配。按社会主义传统理论, “社会主义国民收入就是从社会总产品中, 扣除补偿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生产资料以后, 所剩余的那部分社会总产品。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构成, 其实物形式是从一年中所生产出来的全部生产资料中扣除生产中所消耗的生产资料后的新增加部分和一年中所生产出来的全部消费资料;其价值形式是由生产过程中劳动者消耗的活劳动所新创造的价值, 它等于从社会总产值中减去同期内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以后的那部分价值, 即v+m。”[3]国民收入分配包括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初次分配是在与物质生产有直接联系的成员中进行的, 再分配则是在非物质生产部门成员中进行的。而在西方的经济理论中, 国民收入就是生产要素的收入或报酬。近似于最终产品的总卖价。而“初次分配是指不同财富源泉的所有者之间所进行的分配……全部产品在不同生产源泉的所有者之间进行了分配之后, 每个所有者可能把他们的一部分财富分给另一类从事有助于他们的利益或娱乐的人, 但这部分人与国家的财富增长无关……他们必须通过二次分配, 从别人储存品中取得他们的财富。”[4]两种意义的国民收入就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总产品”和“全部产品”。但“社会总产品”和“全部产品”相同吗?它就是该年度可供分配的全部国民财富吗?在西方, 国民收入的内容包括所有要素的收入, 甚至包括了服务性劳动的收入, 从而国民收入的分配实质就是全部国民财富的分配。而在中国, 即便是已经改进的国民收入指标也未包括全部的国民财富。

二、财富分配的漏项

长期以来, 世界上存在两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一种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 它以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为依据, 将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作为反映国民经济活动总成果的基本指标。社会总产值是各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价值总和。社会总产值中扣除了全部生产资料价值消耗就是国民收入。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就采用这一核算体系。另一种核算体系是西方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它以西方经济理论为依据, 认为创造物质产品和提供服务的劳务活动都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 “国内生产总值被定义为经济社会 (即一国或一地区) 在一定时期内运用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 (物品和劳务) 的市场价值。”[5]国内生产总值即GDP是核算国民经济活动的核心指标。“国民收入指按生产要素报酬计算的国民收入。从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间接税和企业转移支付加政府补助金, 就得到一国生产要素在一定时期内提供生产性服务所得报酬即工资、利息、租金和利润的总和意义上的国民收入。”[5]与中国的国民收入相比, 它将提供服务的劳务活动纳入了价值即总产品的范围。中国自1985年起正式采用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考核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国内生产总值指一个国家 (或地区) 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从价值形态看, 它是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超过同期中间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和服务的差额, 即所有常驻单位的增加值之和;从收入形态看, 它是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创造并分配给常驻单位和非常驻单位的初次收入分配之和。”[6]在实际核算中, 主要采用收入法和支出法。限于资料等条件, 目前还没有计算和公布国民收入等指标。日常经济活动中我们所说的国民收入, 一般就是指国内生产总值。事实上, 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非常接近, 在不需要区别其细微差别时, 几乎可以混用。本文所论并不涉及这一差别, 所以文中所说国民收入, 既可以是国内生产总值, 也可以是国民收入。但两种经济体系中的国内生产总值所包括的具体内容存在较大差别, 必须加以分析和区别。

“用支出法核算国内生产总值, 就是通过核算在一定时期内整个社会购买最终产品的总支出即最终产品的总卖价来计量国内生产总值。就是核算经济社会在一定时期内消费、投资、政府购买以及出口这几方面支出的总和。”[5]用收入法核算国内生产总值“即用要素收入亦即企业成本核算国内生产总值……按收入法计得的国内生产总值=工资+利息+利润+租金+间接税和企业转移支付+折旧。它和支出法计得的国内生产总值从理论上说是相等的。”[5]

我们知道, 在私有制经济体系中, 生产要素都归私人拥有。不管是土地还是矿产等自然资源, 当其作为生产要素出售给厂商时个人获得收入。这种收入如上所述构成国民收入的内容, 其实质就是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而在中国, 这类自然资源由政府控制, 当它们作为生产要素进入生产时, 一方面, 它作为企业的生产成本, 最后表现为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 从而必然构成国内生产总值;另一方面, 政府作为要素拥有者, 获得的收入却并不是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并且这种收入也往往不直接构成对最终产品尤其是对消费品的需求, 所以在支出法中不构成国内生产总值。事实上, 目前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方法是:“借鉴现行的统计体系和资料来源, 采用收入法计算各产业部门的增加值, 最后加总部门的增加值求得国内生产总值。根据中国实际情况, 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增加值的构成项目包括劳动者收入、福利基金、利润、税金、利息、固定资产折旧等。”[5]即政府的自然资源类收入确未计入国内生产总值。这是与西方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最大差别。这表明, 前述按收入法计得的国内生产总值与按支出法计得的国内生产总值不会相等。其差额就是进入生产过程的自然资源的价值 (自然, 我们有必要证明自然物具有价值, 但这不是本文的任务, 我们只需要知道, 企业必须要花费一定的货币才能购入自然物品成为生产要素, 这就足以证明自然物品具有价值) 。

实际上, 在西方经济理论中, 对用最终产品价值核算国内生产总值的说法, 也存在着对价值认识的逻辑矛盾。它规定:“一件最终产品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增值, 就等于该最终产品的价值……这些最终产品的价值总和就等于生产这些最终产品的各行各业新创造的价值的总和……称为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GDP被定义为经济社会在一定时期内运用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 (物品和劳务) 的市场价值。”[5]

事实上, “一件最终产品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增值”并不“就等于该最终产品的价值。”增加值总小于最终产品的价值。因为任何一件产品, 无论经过多少生产阶段, 它都有事实的起点和逻辑的起点。最初始的原料即劳动对象的价值不容忽视。这个最初始原料的价值, 当然不是生产过程中的增加值, 但它必定构成最终产品市场价值。

三、资源财富对经济的影响

资源类收入流入政府财政, 与私有经济相比就是居民收入减少, 政府收入增加。我们借助凯恩斯三部门均衡模型来分析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三部门经济构成如下经济收入流量循环模型[5]:

模型中假定经济系统只有厂商 (企业) 、居民户 (消费者) 和政府。厂商购买生产要素生产产品并将产品出售给居民户和政府, 居民户为厂商提供生产要素并购买产品进行消费, 政府一方面向企业和居民户征收税收形成政府收入, 一方面购买商品和劳务形成政府支出。

这时, 从支出角度看, 国内生产总值等于消费、投资和政府购买的总和。可表示为:

Y:国内生产总值;C:消费;I:投资;G:政府购买支出。

从收入角度看, 国内生产总值是生产要素获得的收入总和, 即工资、利息、租金和利润的总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将是:

S:储蓄;T:政府净收入 (政府税收扣除政府转移支付) 。

资源类收入流入政府财政就意味着这部分要素收入流出模型所对应的经济体系。由于这部分收入原本属于居民户且可以成为购买最终产品的支出, 所以实质就是居民消费和储蓄减少。这样, 该经济体系用支出法表示的国内生产总值就必然减少。也就是系统的均衡产出将减少, 即三部门均衡模型将在另一较低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上达到新的均衡。

当然, 这是政府的资源收入既不进行投资也不进行购买时的情况。实际上, 该项收入不可能长期流出经济体系而无可作为。一般地, 政府总是将该收入用于投资或购买, 就是使模型中的政府购买G和投资I增加。由于G和I都将出现乘数效应, 最后模型将达到新的均衡, 经济体系获得更高的国内生产总值。虽然实际的产出不会达到理论上两个乘数效应共同作用的产出那么大。

实践中, 政府拥有资源收入最可能采取的行动就是加大投资。这两年国家应对金融危机动用4万多亿投资, 就是实例。然而, 由于“净投资的增加只会增加生产能力, 从而增加未来的消费。这不仅不会增加本期的消费, 而且还会引起本期消费的减少。”[7]所以, 一味地增加投资而不增加消费并不能使经济长期地繁荣。从资源及其收入本应归全民所有的角度而言, 这种投资实质上是在相当程度上牺牲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换来的。事实上, 只要资源收入由政府掌握, 即便在一般经济状况下, 加大投资也是政府最可能采取的行动。人格化的政府会因追求政绩而尽可能加大投资。数十年的发展历程说明, 投资饥渴症正是久治不愈的顽症。其伴生的现象则是居民消费的相对不断弱化。由于中国传统习惯的影响, 居民偏爱储蓄, 所以消费率相对偏低。在居民收入相对不断减少的情况下, 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将进一步弱化。要真正实现经济的正常发展和市场繁荣, 就应该同时关注投资和消费。从资源财富的使用来说, 政府可以采用增加对居民的转移支付等措施来改变这种状况。按凯恩斯模型的分析, 转移支付增加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因而消费增加, 国内生产总值会按政府转移支付乘数增加。虽然该乘数不及政府投资乘数与政府购买乘数大, 但这对消费市场的兴旺和促进投资与消费的平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前者主要是使投资品生产出现繁荣, 而后者则使消费品生产出现繁荣。近年国家财政不断增长, 居民收入和消费相对不断下降, 原因就在于此。此外, 从分配的角度来看, 政府加大投资还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拉大了收入的差别, 使贫富差异扩大。

政府的生产性投资不是变成新的国有企业就是扶持原有的企业, 这些企业往往具有资源和市场垄断性, 由于垄断, 价格歧视的现象比比皆是:如,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的通话费用, 大客户优惠等;如, 中石化、中石油的成品油价格既大大高于国际市场, 又总不能随国际油品市场的价格随时进行调节等。它们甚至可以主导市场定价并影响政府产业政策的走向, 从而独占财富。在西方, 对于市场垄断和价格歧视尚有立法加以限制, 而在中国, 近年不仅不是限制, 反而是扶持和鼓励。如, 为了国企的“做大做强”, 中石化将原民营加油站尽数买断;山西将民营采煤企业整合进国有企业等。这样的结果, 实质就是把一部分应当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部门利益。这类企业在扩大生产时又可以占有更多的资源, 通过生产创造并占有更多的财富。总而言之, 政府的生产性投资客观上将加剧原有的国民收入范围内的分配不公。国家对企业投入越大, 新建企业越多, 分配不公的程度就越大。

结语

如前所述, 一般意义的分配是指对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的分配, 它不包括对资源财富的分配。

“国民收入分配作为一种分配关系, 它的性质和形式是由社会生产方式, 首先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3]资源财富分配实质上也一样, 也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在私有经济体系中, 资源财富不可能分配给全体社会成员, 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决定了资源财富归全体社会成员共有。社会主义的财富分配, 应该包含资源财富在内的社会总财富的分配。

如前所述, 在国民收入的分配范畴内, 分配不公的现象日趋严重。从具体现象看, 在不同行业或部门, 同为从事简单劳动或同为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者, 其收入相差数倍到数十倍以上。在企业内部, 普通员工与高层管理者的收入也可以相差十倍、甚至百倍以上。近年, 要求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市场经济中, 资本犹如水银泻地, 无孔不入, 不可阻挡。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当资源收入成为政府财富并转化为国家资本时, 同样会出现对财富的强力吸纳, 导致国强民不富。它可以使马太效应达到极致, 就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所以, 政府首先应正本清源, 弱化政府对资源的强权支配, 加大市场对资源的调节力度。让房地产及其类似的行业和部门步入公平竞争, 健康发展的轨道。其次, 制定相关政策改变分配格局。在财政方面, 可以对部分资源性收入实行直接的转移支付和间接的扶持如提高医疗保险等, 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 对不公平收入进行直接制衡。在税收方面, 对低收入群体采取免税和低税负, 对高收入群体课以重税 (如已经减免的农业税就是对农业户的保护) 。如, 提高个税起征点和收入递增征收百分比;开征物业税, 对多套多面积、高档高规格的物业课以重税——这同时也是抑制房地产畸形发展的措施——使社会各阶层的实际收入缩小差距, 扩大社会消费, 变投资拉动为消费与投资共同拉动经济。实现市场兴旺, 经济繁荣, 国富民强和社会和谐。

摘要：国民收入的分配已存在严重的不公;而自然资源类收入并不在国民收入分配的范围内;在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同时, 政府一方面要弱化对资源的权力支配, 另一方面还要利用资源收入制衡财富分配。

关键词：资源收入,资源财富,国民收入分配,财富分配

参考文献

[1]半月谈[J].半月谈杂志社, 2009, (22) .

[2]杨小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基尼系数[J].武汉大学学报, 1982, (6) .

[3]卫兴华.顾学荣.政治经济学原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6: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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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2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6]中国统计年鉴[K].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

公务员申论热点：财富公平分配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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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资讯请关注新浪微博：湖北华图网校古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可见，财富公平分配是人们亘古以来的理想与追求，而公平则是财富分配的生命线！然而，在社会财富总量持续快速增加的同时，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却日益扩大，基尼系数已经突破国际黄色警戒线，成为群众最关注、反响最强烈、矛盾最突出、影响最深远的社会难题。为国家长治久安计，必须调整分配格局，保护收入分配的生命线！要调整一次分配格局，提高工资收入水平。一次分配，是资方与劳方之间进行的财富分配。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庞大，就业岗位有限，劳动力市场总体上处于并将长期处于资方市场，由此决定了资方在财富分配方面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更强的姿态和更加主动的地位。这导致群众工资收入水平增长缓慢，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所以，调整一次分配格局，就需要建立并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和自然增长机制，持续提高群众工资收入水平。

要调整二次分配格局，发挥税收杠杆作用。二次分配，是政府通过税收形式，和公众之间进行的财富分配。当前，我国税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税收负担偏重，甚至不少地方还在征收“过头税”，存在寅吃卯粮的问题，侵害了群众的合法收入；二是税收转化成财政后，投入在民生和公共服务领域的资金数量较少，未能转化成人民群众的福祉，也间接影响了群众增收。故此，调整二次分配格局，需要改革税制、减轻税负并加大税收在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才能更好地发挥其调节收入差距的杠杆作用。

要调整三次分配格局，发展公益慈善事业。三次分配，是社会公众以公益慈善等形式，将部分财富无偿捐赠给困难群体的财富分配方式。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积极参与公益慈善活动的社会氛围。在我国，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公众对企业家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期望值很高，而自身投身gkz6.net公益慈善活动的积极性偏低。同时，受郭美美事件的影响，公益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大幅度下降，也在客观上打击了公众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积极性，削弱了财富公平分配的自主性。可见，调整收入分配格局，需要增强公众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自觉意识，提高公益慈善组织的服务水平与工作透明度。

张楸枫：从创造财富到分配财富 篇3

“站在国家的高度，这个梦就是国泰民安，和谐稳定；站在企业的角度，就是不断创造财富，惠及全体员工；而对于个人，就是家庭和美、健康幸福。”张楸枫说。

军人生涯的企业梦想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张楸枫出生在荥阳汜水，在上世纪60年代，那时的想法就是离开这里，再也不受批斗和欺负，享受公平、正义和解放，这曾是她童年的梦想。

没有梦想的人生是空虚的，就如飞机失去航标，船只失去灯塔，终将被社会所淘汰。然而梦想总是随着年龄、环境和思想的变化而不断改变，梦想需要与时俱进。

张楸枫常常感慨自己生长在一个“最坏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最好的年代”。这种差别也被打上了明显的时代烙印。

所谓“最坏的年代”，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计划经济时期，她胸戴大红花，坐在解放车上，和最亲近的人告别，坐在前往80404部队的光荣车上，成为一名军人。内心的喜悦与感动之情至今难忘，要知道，这是她实现的第一个人生梦想。这段军涯历程塑造了她现在的坚强品格和意志——永远不会被困难吓倒。

那个时期，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渡期，一个事实是，包括她在内的现在的绝大多数企业家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有了实业报国的想法。所以，从部队到走进社会后，她走进了一家国有企业，并在这里开始了长达8年的成长和磨练。这为她日后下海创业成为一名企业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整个国家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中华大地发生了历史性的伟大变化。改革开放的大潮如雨后甘露一般，让像她这样一直追求梦想的60后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所以她说：“我在人生的重要发展期赶上了“最好的年代”。

“个人的梦想与国家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这是她多年来内心深处最大的感慨。也正是由于党和国家政策不断传来的各种市场经济发展的利好，她开始“挥刀”从商，紧跟市场经济的步伐，先后成立了郑州建东电子工程有限公司和河南嘉图置业有限公司。现在，这两家企业已经成为各自领域里的领军人物和行业标杆。

至此，张楸枫完成了由一个懵懂的女孩到一名有影响力女企业家的蜕变，同时，也完成了一个草根人士通过顽强拼搏实现追求美好、实业报国的最初梦想。

从创造财富到分配财富

张楸枫常常思考的是，企业家的使命到底是什么？仅仅是做大做强企业，让自己得到各种荣誉吗？不是，张楸枫现在的目标是让企业员工共享财富甚至将这种状态惠及全社会。

在多年的政协工作中，她始终认为这项工作应该是持续的、全面的、深化的、创新的。全面的，“就是在你的行业之外，让更多的福祉能够惠及民生，政协委员这一工作要十足的接‘地气’”。

比如，她耗费大量的精力去关注教育行业的发展，对于郑州市近两年启动的优质教育资源倍增工程，她提出“希望有一天孩子可以不用择校”，并身体力行，受到上级领导及民众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十年树木，百年育人”，这不仅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她深知人才的竞争更是一个城市或国家最核心的竞争力。

而企业更需要深入和创新性，她将教育事业的关注点延及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方向。在2010年召开的郑州市政协会议上，她提出内容为“预防青少年心理疾病”的提案。在提案中，她呼吁社会对青少年，尤其是一类特殊青少年群体的关注，教育的目标是为社会输送可造之材，教育资源的优质化、均衡、公平发展是一个很有社会价值的事情。

所以，基于政协委员和企业家的双重角色，张楸枫从来没有丝毫的懈怠。目前，郑州建东电子工程有限公司和河南嘉图置业有限公司在以她为核心的精心管理下，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活力和势如破竹的发展势头。

而为了进一步响应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需要，同时郑州作为省会城市，也在承担着产业转移的重任，张楸枫自己在工业地产方面产生了浓厚兴趣并执着追求，2010年在郑州高新区创办了河南嘉图置业有限公司。

在河南嘉图置业有限公司的运营中，她始终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兼顾”的企业宗旨，树立品牌意识，开拓进取、创新务实，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和信誉。40万平方米的嘉图·西城发展基地工业地产项目高品质、高效能地完成着高新区承接电子产业转移的责任与使命，成为中原标准化厂房建设的标杆之作。

创业难，守业更难。随着公司规模不断扩大，她逐渐发觉自身能力不足以和公司同步成长，于是在2002年，她潜下心来学习MBA。MBA的系统化学习，让她深入了解与掌握了在管理中，如何将理论与实践更加有效地融合在一起；如何让事业在不断拓展扩张中，保持量的飞跃与质的提升相协调；如何让健康优良的企业文化在每一位员工心中生根发芽，茁壮传播……她所经营的公司也从一个小型的家族企业，攀升至规范的集团化公司。

张楸枫还师从国际著名组织系统排列大师伯特·海灵格和李中莹先生，深层次研究组织、团队、家族与个体行为之间独特的心理活动、行为模式，并使之广泛实践运用于社会、人生、工作、家庭、生命诸多领域。如今她已在郑州开展公益系统排列工作坊近80场。通过传播、分享系统排列的生命领悟，感召天下人一起奉行“孝行天下、仁者爱人”的社会理念，使更多的生命可以自我尝试更多的人生精彩，收获更和悦的圆满心境。

财富分配 篇4

一、儒家文化如何通过影响政府来促进财富均衡分配

1. 儒家思想与“强政府”

东亚的政治体制有个极为显著的特点, 即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在东亚NIEs中, 除香港外, 政府都在发展中起着强有力的作用。这种“强政府”的形成与儒家的“三纲五伦”密切相关。儒教是东亚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都具有儒家的意识形态和君主制的历史传统以及相应的政治文化, 这使该地区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府权威可以充分调动潜涵于本民族深层文化中的传统政治文化因素, 实现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整合, 这就构成了威权政治的文化根源。但是当代的威权主义是对传统专制主义的扬弃, 东亚威权主义的产生是以传统专制主义的消亡为历史前提的, 与资本主义时代相联系, 它代表的是新兴工业化势力的利益。这种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在政府合理调控收入分配促进财富分配均等的过程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

2. 儒家“均富”理念是分配平等的重要原因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富”思想是传统儒家的基本理念。春秋战国时期, 孔子针对当时鲁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倾轧, 提出了自己的“均富”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孟子对孔子的“均富”理念进行了发展, 他说“民之为道也, 有恒产者有恒心, 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 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及陷乎罪, 然后从而刑之, 是罔民也。”“均富”理念成为孟子所主张的“仁政”的核心内容。古代儒家的“均富”理念, 到西汉中期, 经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对策, 又明确确立为治国的策略。“均富”理念从孔子、孟子、董仲舒以及后世的不断阐释, 成为儒家文化的基本理念, 并深刻地影响了东亚儒教文化圈, 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策产生很大影响。韩国和台湾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注意防止贫富差距扩大, 与“均富”理念不无联系。

3. 儒家重视教育的传统对人力资本的积累起到重要作用

韩国和台湾在经济起飞期十分重视教育发展, 强调教育机会公平, 这使人力资本得到有效积累。这种热衷于教育的态度与儒家传统密不可分。儒家传统历来重视教育, 从孔子到历代儒学大师都以教书育人培养人才为己任。这种思想在东亚国家中影响深远, 促进了这些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新文化学派认为几千年的儒学教育使重视教育的观念广泛深入东亚各国和民间, 成为东方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核。大量高素质人口收入普遍增加, 能够有效抵消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

二、儒家文化如何通过影响国民来促进财富均衡分配

儒家文化传统不仅影响政府政策取向, 还对东亚各国的国民精神产生深远影响。

以“儒商精神”为例。儒商作为一种特殊的商人类型是随着儒家思想的传播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和发展的, 儒商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或商业精神。强调以儒家理念经营实业, 做生意如同做人一样, 要讲究德行, 以仁义为立身之本, 以仁爱之心对待同事、职工, 使企业充满祥和, 在商业活动中坚持以义制利、以诚待人。“君子自强不息”, “无为而治, 富而好礼”、“勤俭、诚信、创新”等“儒商精神”对于东亚各国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儒家文化是东亚现代企业精神的来源之一, 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除了儒商精神, 儒家的一些伦理精神, 如自强不息, 忠敬诚恳, 重群贵和等, 能培养人们勤奋、忠诚、团结协作的工作伦理精神, 促进人们积极进取, 勇敢奋斗, 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 这些对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都起到一定作用。

正确看待儒家文化的作用

儒家文化是促进东亚各国和地区财富均衡分配的重要因素, 但是文化能否发生作用, 发生什么作用, 与所处环境密不可分。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或精神的存在, 它是在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下产生, 并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才能发挥作用的。儒学在我国晋和唐时期就已传入日本和朝鲜, 并逐步成为其社会文化组成的主导因素。台湾、香港是中华领土, 新加坡也大部分是华人, 儒学影响更是源远流长。儒学的影响千百年来就在东亚存在着, 为什么东亚经济到本世纪六七十年代才腾飞, 为什么在近代未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步进入现代化呢?

儒家文化只有在某种新的环境和条件下, 与某些新的因素结合时, 才能发挥出它的一些潜在优势。如儒家以人为本的思想, 在专制制度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可能变成现实。儒家的群体本位主义, 在封建制度下成为压抑个性价值扼杀个性的思想工具, 在现代民主和开放的制度条件下, 却可成为团结合作的精神导向。在苏联模式中, 均富理念演变为平均主义, 造成“均贫”, 而在威权主义政体中, 却成为政府发展经济和控制收入差距的重要调和剂。儒家文化只是到了六七十年代才成为促进东亚经济现代化的动力之一, 是因为到这时, 这些国家和地区才逐步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发展, 同时也有利于儒家文化发挥作用的制度机制。因此, 在谈论东亚的崛起时应把儒学与整体的时空环境背景和社会条件连结来考察。我们在学习东亚模式调节当前贫富差距过大的现实时, 也应该有选择性地借鉴。

摘要：在东亚NIEs中, 除香港贫富差距相对较大外, 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韩国和台湾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都保持了收入差距的基本稳定, 财富分配较为均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中儒家文化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儒家文化分别通过影响政府和国民促进财富均衡分配。但同时必须正确看待儒家文化的作用, 要将它与整体的时空环境背景和社会条件结合来考察, 我们在学习东亚模式调节当前贫富差距过大的现实时, 也应该有选择性地借鉴。

关键词：儒家文化,财富,均衡分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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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峰君.《东亚与印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第84-89页.[7《]论语·季氏》[8《]孟子·滕文公上》

英超的财富分配 篇5

曼联今年的第一季财报特别好看，营收高达9170万英镑，主要增长源自全球范围的商业赞助，预计到6月30日财年结束时，营收将达到3.6亿英镑。随着营收递增，原本债务负担沉重的曼联逐渐感觉良好起来，这样一家几乎是世界上最赚钱的职业足球俱乐部雇员多达800多人，在香港设立亚洲市场办公室之后，还要在美国设置机构开拓新大陆。

赛季结束，英超联盟公布了一份收入分配清单，曼联名利双收，在2012～2013年赛季中，共获得6081.3999万英镑的收益，在20支英超球队中高居第一。英超与NBA很像，强调联盟经营的整体性，因此联赛的电视转播权无论是本土还是海外收益，先拿出一半给20家俱乐部平均分配，以体现有福同享，其中国内版权可以分得1380万英镑，海外版权分得1890万英镑。再拿出总量的25%定义为“奖励金”，根据联赛排名来开档次，有人测算过每一个名次价值75.5881万英镑，这意味着排名第20位的皇家园林巡游者队只能分到75.5881万英镑，而冠军得主曼联则可得到20倍之多。最后剩余的25%有个很有意思的名目“场地设施费”，简而言之就是BSKYB直播的主场场次愈多，越可以分得更多。曼联又以25场主场直播位居联赛之首，分得1290万英镑。

英超过往三个赛季的电视版权收益大约35亿英镑，平均到每个赛季超过10亿。2013～2016年赛季，媒体版权价值猛增至55亿英镑，联赛冠军因此到了赛季结束分红是极有可能获得1亿英镑的电视收益，即使最后一名惨淡降级也能带着超过6000万英镑的花红走人，这让其他联赛简直无法相比。

下赛季冠军是谁？现在根本不得而知，但是那1亿英镑着实诱人，外加欧冠分成，冠军的日子红红火火。看看这个赛季的联赛收入分配表，名次领先的曼联和曼城的优势并不是非常明显，而且本季英超球队在欧冠中低迷不前，分得的实惠有限。

英超有一项特别政策，要拿出8800万英镑来关切最近三个赛季从英超中降级的球队，第一个赛季降级球队如今只能拿到570万英镑了，第二个赛季可以拿到1250万英镑，第三个赛季降级球队还能拿到1570万英镑，也真算是有情有义了。

看着本季的财富分配榜，不过是一些枯燥的数字而已，冠军曼联与最后一名皇家园林巡游者队之间的差距不过是2000万英镑，并不是天壤之别，但联赛的分红不过是曼联预计营收的五分之一，真正的差距还在于品牌建设以及全球市场价值的高下之分，平庸球队依赖分红，无力创造更大的财富。有一点可以肯定，下赛季可以预见的收益增长一定会激励强队在转会市场上有更大的举措，多出的两三千万英镑正好可以再引进一名像样的球星，客观提升联赛的精彩程度。 （作者系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财富分配与分子碰撞 篇6

穷人与富人的曲线大不同

在经济工作中，经常要对整个社会在某个时间段创造的总财富如何分配进行统计，最后画出一条财富分配曲线，横坐标是一个人的财产，纵坐标是拥有这个数量财产的人群在总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

从这条社会财富分配曲线中，经济学家很早就注意到，普通老百姓与一个社会最富裕的5%～10%的人群，所遵循的规律不尽相同。普通老百姓所遵循的是一条钟形的曲线，刚开始，随着财产增加，富裕人口的百分比缓慢下降，但后来下降就很剧烈。而对于最富裕的人群，所遵循的是一条经济学家叫“帕累托”的曲线，虽然富裕程度越高，人口百分比也在下降，但比起普通百姓中的富裕人群，下降远为缓慢。

而且，这条规律好像不受社会发展、经济模式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各个国家、各个年代、各种文明皆然。所以经济学家猜测，其中一定有着某种超越国家、文明、年代等因素的普遍机制在起作用。如今，这个机制终于被物理学家在电脑中通过模拟气体分子碰撞揭示了出来。

气体分子速率分布的由来

早在100多年前，有物理学家就指出，在财富分配曲线中，大多数人所遵循的那条钟形曲线，很像统计物理学上的气体分子速率分布曲线（也叫麦克斯韦分布曲线）。这条曲线是19世纪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为了描述一定温度下的气体分子运动而提出来的。

我们知道，气体分子无时无刻不在运动和碰撞之中，碰撞前后运动速率就要发生改变。但速率的改变并不是任意的，气体分子基本上可以看做是刚性小球，它们的碰撞要遵循动量和能量守恒。所以到最后，速率就形成一定的分布。如果用横坐标代表分子速率，纵坐标代表这种速率的分子所占的比例，画出来就是一条气体分子速率分布曲线。

这实际上是一条钟形曲线。从这条曲线上，你可以看到，在平均速率附近的分子所占的比例最大，远离平均速率（不论比平均速率要大得多，还是小得多）的分子数量急剧减少。

经济交易类似气体分子碰撞

倘若把气体分子速率分布曲线中的横坐标换成个人财产，那么就成了财富分配曲线中大多数人所遵循的那一段钟形曲线。

社会财富分配是经济学上的问题，而气体分子运动是物理学上的问题，为什么两者会遵循如此相似的规律呢？

这是因为：首先，个人财富是在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交易过程中不断变动的，正如气体分子速率随碰撞而改变。其次，气体分子做的是无规则运动，碰撞是不可预测的，而经济交易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有不可预测性，——“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我们在市场上只看到一大群黑压压的人在讨价还价，做着买卖，要确切地预言这些交易在何时何地发生，那是不可能的。其三，气体分子运动速率越大，碰撞越频繁，而在经济活动中，一个人钱越多，参与的交易显然也越频繁，两者也有可比性。最后，在交易过程遵循总财富保持不变的原则，这正如分子碰撞遵循能量、动量守恒。

所以假如我们用气体分子来代表社会成员，分子碰撞来代表经济交易，那么很大程度上就能模拟出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这就是所谓的社会财富分配的气体分子碰撞模型。

最简单的模型

但是财富分配曲线中，最富有的人群所遵循的那条帕累托曲线是气体分子速率分布曲线所没有的。这说明，人类的经济活动毕竟不完全等同于气体分子的碰撞，还有其自身的特点。

那么，是什么特点导致了帕累托曲线？一直以来物理学家希望通过改进财富分配的气体分子碰撞模型来搞清这一点。

最简单的一种模型是，假设两个人在交易过程中，彼此完全交换财富。譬如甲拥有10万的财产，乙拥有20万，在一次交易中，俩人彼此彻底地交换财产。最后，甲拥有20万，乙拥有10万。

当然，这个交易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譬如乙这次吃了大亏，很可能下次跟拥有30万财产的丙交易，又占了便宜。但这个细节上在不断变化的系统，演化一段时间之后，最后整体上会趋于一个稳定的状态。在这个稳定状态中，虽然每个个体的财富依然在不断的得失之中，但拥有某个数量财产的人群所占的比例基本保持不变。

这个简单模型模拟的结果是，赤贫人口所占的比例比在真实社会中要大得多，这不符合现实。

模型的改进

2000年，一群印度物理学家对这个模型做了一个小改进，让每个人在每次交易中，可以保留一定比例的财产不参与交易。所谓不参与交易的财产，在某种意义上可理解为储蓄。

还是拿上述的甲乙两人为例。假设可保留财产的比例是10%，对甲来说，可保留的财产额度是1万，对乙来说是2万。那么甲在交易中把其余的9万给了乙，而乙则把其余的18万给了甲。最后结果是，甲的财产变为19万，乙的财产变为11万。

经这样改进之后，该模型能够把大多数人所遵循的那条钟形曲线模拟出来了，但那条最富有的人群所遵循的帕累托曲线还是没有出现。

后来，一群美国物理学家又在这基础上继续改进。这次，他们让不同收入的人群在交易过程中可以保留不同比例的财产，财产越多，可保留的比例越大。比如对于财产10万的人，在交易中可保留1%的财产，而对于财产20万的人，在交易中可保留2%的财产。这样，上述例子中，甲在交易中可保留的财产是1万，而乙则有4万。那么交易完成后，甲的财产将变为17万，而乙的财产将变为13万。

经这样一改进，帕累托曲线就出现了！

避免两极分化的招数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到，该模型之所以一开始不成功，是因为“在一次交易中完全交换彼此的财产”这一点完全不符合实际。拿全部家当去做一锤子买卖，现实中根本不存在这种交易。

后来经印度物理学家的改进，让交易中的人可以保留一定比例的财产，这就比较贴近现实了。而经美国物理学家的改进，不仅让交易中的人可以保留一定比例的财产，而且不同收入的人群比例不尽相同，那就更符合实际了。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有钱人去做大宗买卖的概率比穷人会更大，但我们知道，不论穷人还是富人，最经常发生的还是那些小买卖，譬如到商店买瓶矿泉水，到菜市场买菜等等；这些日常的开支，对于穷人来说，在他的财产中所占比例显然比富人的大。就拿月收入5000元和月收入10万元的家庭来说好了。以现在的物价，对于前者，单饮食开支一项一般就占月收入的20%～30%，而对于后者，即便吃得再好，这一比例一般也不会超过10%。

每次交易中，富人用于交易的财富比例比穷人小，换句话说，富人可保留的财产比例比穷人高，所以改进后的模型更符合客观现实。

如果提高穷人在交易中可保留财产的比例，同时降低富人的这一比例（或者通俗地说就是，鼓励穷人储蓄，刺激富人从事交易，尤其是大宗交易），那么我们还可以发现，模拟的结果是，帕累托曲线则变得不明显了。这说明，在这种情况下，最富人的人口比例下降，“中产阶级”比例上升，两极分化减轻了。

维弗雷多·帕累托

维弗雷多·帕累托是19世纪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上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帕累托法则。

帕累托法则是指，在任何大系统中，约80%的结果是由该系统中约20%的变量产生的。例如，在企业中，通常80%的利润来自于20%的项目或重要客户；在社会财富分配上，20%的人掌握着80%的财富；在心理学上，20%的人身上集中了80%的智慧等。具体到时间管理领域，在很多情况下，工作的头20%时间会带来所有效益的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