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分配读后感

财富的分配读后感（共4篇）

篇1：财富的分配读后感

求索，正义的分配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千年前，在中国这片孕育了古老文明的国度里，就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对于他内心理想的社会做出了如此完美的描述。今天，我们依然站在这片不变的土地上，思索着同样的东西。社会制度的构建与资源分配的正义是我们人类经久不衰的主题。我们随着前人留下地斑驳的脚印，踏上了对于正义分配求索的路途。

在此次社会调查中，我们采访了能够接触到的社会最高层与最底层的人，对于如今中国的分配状况有了初步的了解，但是这也足以让我们看到我们国家现在社会分配中存在的各方面问题。

首先，我们认为目前最为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是户籍制度。中国的全国性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对人民高度控制的产物，已经存在了半个世纪，违背了它是一道无形的墙，首先把人民分为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两部分，然后又是无数的小围墙，把各地民众固定在一个个户口区，再通过警察系统加以阻止和分离。户籍制度可以使政府按照自己的意志调节人口流动、城市化进程以及各种重要资源在不同人群间的分配。它的最大罪过就是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进行了实质上的排斥和歧视，官方确定了农民世袭的二等公民的地位，在中心大城市与边缘小城镇之间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地域性社会分层差别。虽然户籍制度在近一段时间有所改革，但政策的放宽主要还是针对高收入和高知识阶层，真正受害最深的农民阶层依然受到重重限制。导致的最明显问题是教育歧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因为没有本地户口无法在当地正常入学），就业歧视，社会保障歧视（不在户籍所在地就无法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甚至是来自执法机关的歧视（见“对于社会低阶层的访谈”）。在我们和最底层人士的交流中，她表示作为一名外来人口，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着户籍差异的影响。在工作中，没有本地户籍的工人不享受正常员工的福利待遇，例如她曾经工伤导致左边胳膊出现问题，因为她没有本地户籍，所以她属于临时员工无法向雇主索取赔偿，反而被快速辞退。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没有相关社区的医疗与养老保险管理。没有人指导他们办理相关手续。与此同时，全国各级政府尤其是发达的中心城市政府一直在反复强调户口管理的重要性，通过高额的医疗保险、教育升学和住房补贴来补助本地户口，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这实际上是故意加剧并且固化两极分化的行为。如果家庭中一员生病，那么就会给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里。同时，孩子不能享受平等的教育资源，导致孩子与父母长期分离，从而造成成长的阴影。除去

以上这些实质性不平等之外，由于户籍制度给人带来的这种标签是不可抹去的，因此在社会等级中他们常常受到隐形的不公正待遇。如发生民事纠纷时，当地公安局往往对外来人员有意或无意地进行着不公正对待。他们人身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第二，地域性的经济政策倾斜，它以户籍制度作为基础。美国《商业周刊》曾经做过这样的评论：“不少人对中国为什么这么快就变成了一个经济巨人感到好奇，有人给出的答案是4个字：经济特区。”从经济发展的数字来看，经济特区无疑是成功的。但是从分配公平的角度来看，完全就是领导层凭个人喜好将更好的发展机会赐予了某一特定群体。此外，中国的税制尤其是个人所得税也体现了一种地区上的歧视。虽然全国的税率统一，但是各地的经济情况区别甚大，3000元的个税起征点对于西南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居民的压力是完全无法相提并论的。

第三，土地国有制造成的长期分配不均。这个问题可能对城市人来说并不重要，毕竟很少有住宅能坚持到70年的使用年限。但对于农村来说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农民的生存靠农业，农业需要土地，而集体所有制是不能保护单个农民权益的，在我们的采访中，这位底层的外来人员便是因为过去土地不能满足全家生存需要（4口人共有一亩一分），被迫外出打工。有外出打工者的家庭，又被村委会强行将土地收走分配给他人，导致了他们有家不能回的情况。虽然如今农民土地回收后，政府会有足够的补贴，但是，在1997年时被收走地的农民并没有得到实质补偿，只是免去了但是需要上交的公粮而已。这种历史遗留问题政府没有解决，导致了如今大量农民工在城市求生的现状。

第四，未成年受教育权利收到了严重的威胁甚至损害。国家规定公民有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权利，所谓的义务教育应当是授予关于自然与人文方面的基础知识，满足生活基本需求，不应含有选拔的性质。但是现在推行的按户口入学，在开始就将学生以家世背景分为三六九等，富人区的学校能够吸引到更好的师资，义务教育阶段难以达到其过程公平的目的，并且成为了强化个体间不公平的工具。其次，如今城市私立中小学的日益强大，教学资源进一步受到了生产材料贡献制分配的影响，使得教育在同一个地方都产生了巨大的差距。在公民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区分度最大的是大学阶段。然而我们开始就提到的户籍制度再次成为了地域性歧视和不公平的元凶。经济文化发达的三大直辖市一本录取率均在18%以上，而还有五个省的一本录取率不足5%。本就出生于经济发达地区的人获得了更好的教育前景，不幸生于经济教育水平较差地区的人则要面临更为惨烈的竞争。而对于，社会最底层的人而言，他们子女九年义务教育都不一定能得到保障，这将造成弱者愈弱的恶性循环。

第五，政府日益腐败而产生的人情交易。就像我们从访谈中得知的，目前社会高阶层人

物利用手中权力为关系户开“后门”的情况相当普遍，这同样是既得利益者用权力破坏公平的行为。在我们采访的高层人物的谈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政府有上而下的腐败普遍存在，而这种现象在社会上也渐渐变得普遍化。整个社会对此的不满也正在日益上涨。

其次，法定分配制度存在设计漏洞，难以得到贯彻或效果不佳。以个人所得税为例，虽然法律规定的对高收入阶层的税率很高，但现行规则对于灰色收入却无能为力；消费税的设置也落后于时代，香皂这种日常用品要交税私人游艇却可以免税。大量的农村人口没有养老保险，而他们中很多在外出打工的过程中失去了家乡的土地，他们的晚年生活没有保障。同时，部分公民法制观念差、执法人员缺乏职业道德。清华东门访谈的故事告诉我们，目前的执法机关对社会不同阶层存在着区别对待，用暴力对待社会弱势群体，身为执法者却在亵渎法律尊严。

总而言之，这些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采访的对象所遇到的社会问题，在整个社会这些错误的分配与管理制度都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一个发展的国家，虽然不能像孔子梦想的那样人人富足，人人平等，但是至少要让所有人都能有活下去的空间，不能让最底层的人在社会残酷的夹缝中苟延残喘，无以为生。所以我们认为罗尔斯的正义分配原则较之现在更为完善和谐。因此，基于罗尔斯正义分配的三项原则，我们构建了如下的社会体系。

首先，作为一个社会发展的根基，我们设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政治制度。政府成员的选出可以维持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是将监督权、批准重大议案和直接调动军队的权利取消，职能范围被限制为设计政策。建立一个独立的监督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级别与政府相当，但是职能仅限于监督政府。它的日常工作首先应当是审查政府命令，并且在认为其设计不当时实行否决权；第二是时时监控政府内部的运行状况，拒绝内部勾结和权利的腐败，因此委员会应有随意调阅政府内部资料的权利。在委员会认为适当的情况下，他们可以选择弹劾政府官员甚至解散政府。在关于军队的问题上类似，政府可以提出调动军队，但是需要经过委员会的同意，而委员会是无资格提出调用军队的，并且军队和武装警察被宪法严格禁止执行任何针对国内公民的政治目的的军事行动。关于委员会成员的选举，我们的设想是对全国受过良好教育并被证明无极端政治倾向的成年人进行登记，在换届时进行随机抽取，任期两年。由于人员选取的随机性，这个委员会的代表来自于社会的不同阶层和地区，代表不同人群的利益，可以有效避免对于地区和阶层的歧视性政策。地区政治制度的组织形式与中央政府相同，造成的主要改变是可以有效制衡外派来的领导人片面追求GDP、追求政绩而损害当地长远发展的行为。

其次，我们的第二个重要改革是取消户籍制度，带以全国性的个人信息数据库。现在的技术已经足够发达，即使取消了户籍制度也不必担心个人信息的混乱。借助网络数据库和二代身份证，政府依然可以有效识别每个人的身份。消除户籍制度是另一个可以用来避免地区歧视性政策的方法。因为如果政府对优势地区继续提供优惠政策，那么导致的结果就是大量的人口涌入引发社会问题，从而消除优惠政策的作用。政府只能是公平对待每个地区，或者对弱势地区采取倾斜。

紧接着，是有关税收和社会整体福利的构想。首先是税收。鉴于目前个人所得税税制的各种弊端，我们的设想是取消全国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代之以新的消费税制度。新的消费税制度需要比以前更加详尽，并且要足以填补取消个人所得税制度之后留下的国家财政缺口（前面提到的政治改革应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政府的无谓开支，减少税收需求）。对于一类商品中不同档次的产品征收不同比例的消费税，对于某些低端生活必需品甚至可以提供补贴，而对于奢侈品则可以征收例如8成甚至更高的消费税，而一系列税率的设定由一组经济学家设定，每年进行必要的更新。养老保险采取分规制，居民既可以选择依照现行制度上缴养老保险，也可以选择不缴纳保险，在老年后进入公立养老院，而一旦进入公立养老院，就意味着自动放弃了领取退休金的资格。医疗保险，为每位公民设置一个共同的免费医疗额度，针对不同药物和疾病提供不同比例的补贴，同时限制每个医院提供高价药物的比例。所有公民不需提前缴纳医疗保险金，每次就诊结果进入全国联网数据库，如不能按时偿还则降低其信用评级，直至列入黑名单。最低生活保障，地区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具体设定标准，凡是在当地居住达到一定年限者均有资格享有。为了避免采访中出现的关于土地的悲剧和目前大城市中盛行的炒房现象，我们要将土地私有化。农业用地方面，可以防止集体侵吞个人土地和政府无理征收农业用地的行为；非农业用地方面，主要目的在于防止私人囤积住宅，具体的措施是为个人拥有的房产面积设定一个门槛，超过门槛之后要按年缴纳房屋使用税，并且采取非常快速增长的累进税制。使其土地总量达到一定程度时，拥有土地只能得到负利润。

最后是教育资源分配。这一分配是挽回地域差别的重要通道。将全国所有的小学和初中国有化，高中和大学私立与国立并存。小学和初中入学采取一定范围内抽签的模式，每所学校覆盖范围尽量覆盖不同阶层居住的街区。对于私立的大学和高中，不限制学费，但限制教师福利至不得高于国立学校同类教师的125%。高考方面保留进入竞赛冬令营者的保送资格，取消其他一切形式的保送与加分制度，部分优秀大学可以掌握少量特招名额，但必须将特招生的资料与特招理由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取消按地区分配名额的制度，改为全国统一命题统一网上判卷，最后全国按统一的分数排名招生。

以上制度的建立的道德标准是符合罗尔斯提出的分配正义的，我们将对其做出合理的分析。首先是政府权力的分析。政府与人民在政府成立初期的时候应当达成对于社会分配制度的契约，在此契约的基础上，人们承认并监督政府。当政府违背原初契约时，人们有绝对权力罢免政府，因此军队必须独立于政府。当然，如果政府正确履行了契约，而此后的发展损害了部分政府监督者的利益时，监督者没有权利干涉政府政策。这样既保证了政府维持社会合理发展的基础职能，又能避免政府过度扩张侵害到普通公民的基础权利。相对与如今“家长制”的政府管理模式，它给予了公民更多自我保护的权利。政府如果没有人对其进行监督，那么很难保持长期的清正廉洁。而没有权利的公民分配制度中往往就会受到伤害，而这种伤害如果没有及时的抗议举动，政府甚至会忽略这些分配的不均。因为人们总是更愿意关注那些社会阶级高度人，而对于弱势群体，人们总会本能性的远离他们。这种政府体系的改变是分配制度合理运作的基础。其次是户籍制度取消与税收的分析。第一，户籍制度取消后，根据之前的分析最终会达到合理的均衡（最优地区能力最强者居住，最差地区能力最弱者居住）。同时我们通过不同地域不同税收比重的方式来保证最差地区人们的基本福利。由于户籍取消，所以不同地区的人随时都可以因为能力的变化进行流动。第二，我们征收消费税，并且对于同一类商品中不同档次商品的税收比重将有较大的不同。这样可以将税收对于劳动激励的副作用降到最小，同时又可以用得到的税收满足最弱势群体的生存需求。相对与个人所得税，面对高的消费税，收入较高者会更愿意把自己的收入主动分享给弱势的群体。最后是教育分配的分析。受教育权即人的发展权，是人的基本权利，所以根据罗尔斯自由原则我们必须尽可能保证最基本权利的均等，并且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可以改善地区差异带来的不平等，符合机会均等原则。整个分配体系在罗尔斯原则下保持了每一步分配的正义性。当然，这里关于遗产的分配在罗尔斯体系下较难完成。

理论与实际，道德与现实永远都存在差距。我们以上所有的体系构建和仲尼一样，只能作是对社会的理想展望。中国现在的处于一个复杂而又艰难的历史进程当中，理论中的完美社会恐怕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痛苦转变，我们一直在探索中寻求出路，而社会主义的今天是历史给我们的唯一选择。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只能依靠我们自己去探索。虽然身处这样一个艰难复杂的境地，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放弃了对正义的思考与追求。我们如今依然遵循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分配方式，在社会主义的体系中，自然会存在诸多问题。当今社会存在的不合理是需要长期的探索与拼搏才能解决的。每一个人都应对祖国未来的命运有所担当。我们如今的展望也正是对未来社会的深思与向往。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相信我们会在不久的将来探索出属于中国自己的理想社会！

作者：喇启媛2010012494王俊平2010012478

篇2：财富的分配读后感

收入不公已成国人最关注的问题。据国家发改委的调查揭示:“从1988—2007年, 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间的收入差距, 从7.3倍上升到23倍, 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城乡整体基尼系数达到0.465……收入差距扩大累积的结果是财产差距的不断扩大。目前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50%, 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可能在1%上下, 80%中等收入的家庭仅占有财产总额的一半。”[1]而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基尼系数大约在0.14左右。如, 湖北1982年为0.1332[2]。三十年间已从平均主义走向严重的两极分化。而与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相伴的是社会财富向政府、垄断行业和企业的少数人不断集中。中国2007年居民收入与政府、企业的份额比大约是一半对一半, 这还未包括诸如出让土地类的资源财富在内。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居民收入能占国民收入的七成左右。

一、国民收入分配

政治经济学范畴内的财富分配, 一般是指国民收入的分配。按社会主义传统理论, “社会主义国民收入就是从社会总产品中, 扣除补偿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生产资料以后, 所剩余的那部分社会总产品。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构成, 其实物形式是从一年中所生产出来的全部生产资料中扣除生产中所消耗的生产资料后的新增加部分和一年中所生产出来的全部消费资料;其价值形式是由生产过程中劳动者消耗的活劳动所新创造的价值, 它等于从社会总产值中减去同期内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以后的那部分价值, 即v+m。”[3]国民收入分配包括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初次分配是在与物质生产有直接联系的成员中进行的, 再分配则是在非物质生产部门成员中进行的。而在西方的经济理论中, 国民收入就是生产要素的收入或报酬。近似于最终产品的总卖价。而“初次分配是指不同财富源泉的所有者之间所进行的分配……全部产品在不同生产源泉的所有者之间进行了分配之后, 每个所有者可能把他们的一部分财富分给另一类从事有助于他们的利益或娱乐的人, 但这部分人与国家的财富增长无关……他们必须通过二次分配, 从别人储存品中取得他们的财富。”[4]两种意义的国民收入就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总产品”和“全部产品”。但“社会总产品”和“全部产品”相同吗?它就是该年度可供分配的全部国民财富吗?在西方, 国民收入的内容包括所有要素的收入, 甚至包括了服务性劳动的收入, 从而国民收入的分配实质就是全部国民财富的分配。而在中国, 即便是已经改进的国民收入指标也未包括全部的国民财富。

二、财富分配的漏项

长期以来, 世界上存在两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一种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 它以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为依据, 将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作为反映国民经济活动总成果的基本指标。社会总产值是各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价值总和。社会总产值中扣除了全部生产资料价值消耗就是国民收入。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就采用这一核算体系。另一种核算体系是西方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它以西方经济理论为依据, 认为创造物质产品和提供服务的劳务活动都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 “国内生产总值被定义为经济社会 (即一国或一地区) 在一定时期内运用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 (物品和劳务) 的市场价值。”[5]国内生产总值即GDP是核算国民经济活动的核心指标。“国民收入指按生产要素报酬计算的国民收入。从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间接税和企业转移支付加政府补助金, 就得到一国生产要素在一定时期内提供生产性服务所得报酬即工资、利息、租金和利润的总和意义上的国民收入。”[5]与中国的国民收入相比, 它将提供服务的劳务活动纳入了价值即总产品的范围。中国自1985年起正式采用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考核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国内生产总值指一个国家 (或地区) 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从价值形态看, 它是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超过同期中间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和服务的差额, 即所有常驻单位的增加值之和;从收入形态看, 它是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创造并分配给常驻单位和非常驻单位的初次收入分配之和。”[6]在实际核算中, 主要采用收入法和支出法。限于资料等条件, 目前还没有计算和公布国民收入等指标。日常经济活动中我们所说的国民收入, 一般就是指国内生产总值。事实上, 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非常接近, 在不需要区别其细微差别时, 几乎可以混用。本文所论并不涉及这一差别, 所以文中所说国民收入, 既可以是国内生产总值, 也可以是国民收入。但两种经济体系中的国内生产总值所包括的具体内容存在较大差别, 必须加以分析和区别。

“用支出法核算国内生产总值, 就是通过核算在一定时期内整个社会购买最终产品的总支出即最终产品的总卖价来计量国内生产总值。就是核算经济社会在一定时期内消费、投资、政府购买以及出口这几方面支出的总和。”[5]用收入法核算国内生产总值“即用要素收入亦即企业成本核算国内生产总值……按收入法计得的国内生产总值=工资+利息+利润+租金+间接税和企业转移支付+折旧。它和支出法计得的国内生产总值从理论上说是相等的。”[5]

我们知道, 在私有制经济体系中, 生产要素都归私人拥有。不管是土地还是矿产等自然资源, 当其作为生产要素出售给厂商时个人获得收入。这种收入如上所述构成国民收入的内容, 其实质就是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而在中国, 这类自然资源由政府控制, 当它们作为生产要素进入生产时, 一方面, 它作为企业的生产成本, 最后表现为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 从而必然构成国内生产总值;另一方面, 政府作为要素拥有者, 获得的收入却并不是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并且这种收入也往往不直接构成对最终产品尤其是对消费品的需求, 所以在支出法中不构成国内生产总值。事实上, 目前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方法是:“借鉴现行的统计体系和资料来源, 采用收入法计算各产业部门的增加值, 最后加总部门的增加值求得国内生产总值。根据中国实际情况, 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增加值的构成项目包括劳动者收入、福利基金、利润、税金、利息、固定资产折旧等。”[5]即政府的自然资源类收入确未计入国内生产总值。这是与西方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最大差别。这表明, 前述按收入法计得的国内生产总值与按支出法计得的国内生产总值不会相等。其差额就是进入生产过程的自然资源的价值 (自然, 我们有必要证明自然物具有价值, 但这不是本文的任务, 我们只需要知道, 企业必须要花费一定的货币才能购入自然物品成为生产要素, 这就足以证明自然物品具有价值) 。

实际上, 在西方经济理论中, 对用最终产品价值核算国内生产总值的说法, 也存在着对价值认识的逻辑矛盾。它规定:“一件最终产品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增值, 就等于该最终产品的价值……这些最终产品的价值总和就等于生产这些最终产品的各行各业新创造的价值的总和……称为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GDP被定义为经济社会在一定时期内运用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 (物品和劳务) 的市场价值。”[5]

事实上, “一件最终产品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增值”并不“就等于该最终产品的价值。”增加值总小于最终产品的价值。因为任何一件产品, 无论经过多少生产阶段, 它都有事实的起点和逻辑的起点。最初始的原料即劳动对象的价值不容忽视。这个最初始原料的价值, 当然不是生产过程中的增加值, 但它必定构成最终产品市场价值。

三、资源财富对经济的影响

资源类收入流入政府财政, 与私有经济相比就是居民收入减少, 政府收入增加。我们借助凯恩斯三部门均衡模型来分析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三部门经济构成如下经济收入流量循环模型[5]:

模型中假定经济系统只有厂商 (企业) 、居民户 (消费者) 和政府。厂商购买生产要素生产产品并将产品出售给居民户和政府, 居民户为厂商提供生产要素并购买产品进行消费, 政府一方面向企业和居民户征收税收形成政府收入, 一方面购买商品和劳务形成政府支出。

这时, 从支出角度看, 国内生产总值等于消费、投资和政府购买的总和。可表示为:

Y:国内生产总值;C:消费;I:投资;G:政府购买支出。

从收入角度看, 国内生产总值是生产要素获得的收入总和, 即工资、利息、租金和利润的总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将是:

S:储蓄;T:政府净收入 (政府税收扣除政府转移支付) 。

资源类收入流入政府财政就意味着这部分要素收入流出模型所对应的经济体系。由于这部分收入原本属于居民户且可以成为购买最终产品的支出, 所以实质就是居民消费和储蓄减少。这样, 该经济体系用支出法表示的国内生产总值就必然减少。也就是系统的均衡产出将减少, 即三部门均衡模型将在另一较低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上达到新的均衡。

当然, 这是政府的资源收入既不进行投资也不进行购买时的情况。实际上, 该项收入不可能长期流出经济体系而无可作为。一般地, 政府总是将该收入用于投资或购买, 就是使模型中的政府购买G和投资I增加。由于G和I都将出现乘数效应, 最后模型将达到新的均衡, 经济体系获得更高的国内生产总值。虽然实际的产出不会达到理论上两个乘数效应共同作用的产出那么大。

实践中, 政府拥有资源收入最可能采取的行动就是加大投资。这两年国家应对金融危机动用4万多亿投资, 就是实例。然而, 由于“净投资的增加只会增加生产能力, 从而增加未来的消费。这不仅不会增加本期的消费, 而且还会引起本期消费的减少。”[7]所以, 一味地增加投资而不增加消费并不能使经济长期地繁荣。从资源及其收入本应归全民所有的角度而言, 这种投资实质上是在相当程度上牺牲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换来的。事实上, 只要资源收入由政府掌握, 即便在一般经济状况下, 加大投资也是政府最可能采取的行动。人格化的政府会因追求政绩而尽可能加大投资。数十年的发展历程说明, 投资饥渴症正是久治不愈的顽症。其伴生的现象则是居民消费的相对不断弱化。由于中国传统习惯的影响, 居民偏爱储蓄, 所以消费率相对偏低。在居民收入相对不断减少的情况下, 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将进一步弱化。要真正实现经济的正常发展和市场繁荣, 就应该同时关注投资和消费。从资源财富的使用来说, 政府可以采用增加对居民的转移支付等措施来改变这种状况。按凯恩斯模型的分析, 转移支付增加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因而消费增加, 国内生产总值会按政府转移支付乘数增加。虽然该乘数不及政府投资乘数与政府购买乘数大, 但这对消费市场的兴旺和促进投资与消费的平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前者主要是使投资品生产出现繁荣, 而后者则使消费品生产出现繁荣。近年国家财政不断增长, 居民收入和消费相对不断下降, 原因就在于此。此外, 从分配的角度来看, 政府加大投资还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拉大了收入的差别, 使贫富差异扩大。

政府的生产性投资不是变成新的国有企业就是扶持原有的企业, 这些企业往往具有资源和市场垄断性, 由于垄断, 价格歧视的现象比比皆是:如,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的通话费用, 大客户优惠等;如, 中石化、中石油的成品油价格既大大高于国际市场, 又总不能随国际油品市场的价格随时进行调节等。它们甚至可以主导市场定价并影响政府产业政策的走向, 从而独占财富。在西方, 对于市场垄断和价格歧视尚有立法加以限制, 而在中国, 近年不仅不是限制, 反而是扶持和鼓励。如, 为了国企的“做大做强”, 中石化将原民营加油站尽数买断;山西将民营采煤企业整合进国有企业等。这样的结果, 实质就是把一部分应当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部门利益。这类企业在扩大生产时又可以占有更多的资源, 通过生产创造并占有更多的财富。总而言之, 政府的生产性投资客观上将加剧原有的国民收入范围内的分配不公。国家对企业投入越大, 新建企业越多, 分配不公的程度就越大。

结语

如前所述, 一般意义的分配是指对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的分配, 它不包括对资源财富的分配。

“国民收入分配作为一种分配关系, 它的性质和形式是由社会生产方式, 首先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3]资源财富分配实质上也一样, 也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在私有经济体系中, 资源财富不可能分配给全体社会成员, 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决定了资源财富归全体社会成员共有。社会主义的财富分配, 应该包含资源财富在内的社会总财富的分配。

如前所述, 在国民收入的分配范畴内, 分配不公的现象日趋严重。从具体现象看, 在不同行业或部门, 同为从事简单劳动或同为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者, 其收入相差数倍到数十倍以上。在企业内部, 普通员工与高层管理者的收入也可以相差十倍、甚至百倍以上。近年, 要求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市场经济中, 资本犹如水银泻地, 无孔不入, 不可阻挡。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当资源收入成为政府财富并转化为国家资本时, 同样会出现对财富的强力吸纳, 导致国强民不富。它可以使马太效应达到极致, 就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所以, 政府首先应正本清源, 弱化政府对资源的强权支配, 加大市场对资源的调节力度。让房地产及其类似的行业和部门步入公平竞争, 健康发展的轨道。其次, 制定相关政策改变分配格局。在财政方面, 可以对部分资源性收入实行直接的转移支付和间接的扶持如提高医疗保险等, 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 对不公平收入进行直接制衡。在税收方面, 对低收入群体采取免税和低税负, 对高收入群体课以重税 (如已经减免的农业税就是对农业户的保护) 。如, 提高个税起征点和收入递增征收百分比;开征物业税, 对多套多面积、高档高规格的物业课以重税——这同时也是抑制房地产畸形发展的措施——使社会各阶层的实际收入缩小差距, 扩大社会消费, 变投资拉动为消费与投资共同拉动经济。实现市场兴旺, 经济繁荣, 国富民强和社会和谐。

摘要：国民收入的分配已存在严重的不公;而自然资源类收入并不在国民收入分配的范围内;在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同时, 政府一方面要弱化对资源的权力支配, 另一方面还要利用资源收入制衡财富分配。

关键词：资源收入,资源财富,国民收入分配,财富分配

参考文献

[1]半月谈[J].半月谈杂志社, 2009, (22) .

[2]杨小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基尼系数[J].武汉大学学报, 1982, (6) .

[3]卫兴华.顾学荣.政治经济学原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6:494.

[4]乔治.拉姆塞.论财富的分配[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5]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2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6]中国统计年鉴[K].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

篇3：财富的公正分配

对于社会财富，“不患寡而患不均”。这里的“均”不是通常所理解的结果平等，而是指“政理之均平”，就是指制度设计合理，财富配置正义

贫困，固为人所不欲也；然而，有财富而配置不公，亦人所不欲也。

尤其是在一个以财富为主要甚至唯一价值标准的时代，国民财富配置不公、甚至人为实施的分配不公，必会引起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

上届政府自执政之初，就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着手采取措施解决问题。过去几年谈论得最多的“民生”政策，其本质就是借助政府的力量，引导财富在社会各群体之间重新分配。

政府的努力

政府的努力在财富生产与分配的三个环节上展开。首先，政府试图调整劳资关系，总理直接过问企业拖欠农民工薪酬问题，《劳动合同法》也试图扭转雇主、雇员关系的失衡局面，以此提高员工的福利收入。有关部门也准备采取措施规范国有企业员工收入。

其次，政府也调整了多个领域的税收，把更多财富留给民众。这包括取消农业税;统一内外资企业所有税，实际上降低了内资企业的所有税。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免征起点，不少低收入群体免除了交纳个人所得税的义务。有些地方进行的增值税试点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负担。

最后，政府也在逐渐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民生方面的投资，比如向农村、师范教育投入公共资金——2007年国家财政支持“三农”资金增至3917亿元，教育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超过3%，恢复师范生免费等等。

政府的这些民生政策已经收到了一定效果。

但是，由于财富配置的基本制度框架问题犹存，上述努力还未达到政府所追求的效果。

比如，政府一直表示要规范国有企业收入，但未拿出有效办法。政府本拟以《劳动合同法》调整劳资关系，但该法引起了广泛争议，不少经济学家、企业家要求修改这一刚刚实施的法律。政府想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但很多政策出台后，房价并未得到根本遏制。

显然，解决财富配置失衡问题，还需要一些新思路和更大的魄力。

无论中外，社会问题激化，通常发生在社会整体财富快速增长、但财富配置机制严重扭曲的时期——因为财富的快速增长会提高人们的预期，财富配置失衡必然使很多人的预期落空。这样，即便他们的处境纵向来说已有所改进，但横向的比较也会让他们产生失望、不满心情。

因此，对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来说，能否创造出财富当然是重要的，财富配置是否合理，同样重要。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就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这里的“均”不是通常所理解的结果平等，而是指“政理之均平”，就是指制度设计合理，财富配置正义。

财富配置的三层失衡

过去二十多年，尤其是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整体国民财富同样在高速增长，每个人的财富都有所增加。

但这些财富尚未给民众普遍带来预想的那么多幸福感。相反，从近几年的舆论可以看出，民众的心理焦虑并未显著缓解。症结就在于，合理有序的收入格局虽已基本形成，但在某些方面国民财富的配置失衡，其表现在从创造到财富再分配的各个环节。

首先，市场过程中的财富分配失衡，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是国有垄断企业收入大大高于一般企业，尤其是最近几年，国资委管理的国有企业的利润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一般企业，国有垄断企业员工的收入也大大高于一般企业。

同时，在一般私人企业部门，资本与劳动的所得又严重失衡。人们议论比较多的现象是，若干年来，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基本上没有调整。

这种财富分配失衡的根源是市场制度不够健全，市场参与主体的自由、权利不平等，造成财富配置的格局取决于参与分配的人的权利配置格局。

比如，相对于一般私人企业，国有垄断企业在市场活动中享有政府赋予、法律、政策保护的特权。他们可以免费占用资源，可以借助权力禁止私人企业进入某些利润丰厚的行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提高效率，依靠占有资源和垄断利润，国有企业就可以在账面上实现高收入。

在一般私人企业部门，资本与劳动的地位也是不平等的。特别是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官员为追求政绩，纷纷投入到GDP竞赛中。各级政府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昆山市政府所概括的“亲商、富商、安商”政策。由这样的政策所塑造的市场活动的制度框架，是对资本有利的，相对于劳工，投资者、企业享有了特权。企业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各种照顾。这样，劳工与雇主谈判的力量大大削弱，当然也就无力使自己的收入与企业效率同步提高。

其次，财富被创造出来之后，在社会与政府间的分配再度失衡。简单地说，就是财政收入增长过快，而社会整体收入的增长落后于政府收入增长。政府公开统计的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本来就已经很快，政府还获得大量非税收入，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这样算下来，政府收入的年增长率都在20%以上，高于民众的收入增长水平。

政府解释说，政府收入增长较快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假如税制合理、政府权力受到有效约束，那经济快速增长应当同时惠及政府与民众。

出现现在这种状况主要是历史与制度的原因，政府收入项目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单方面确定的。于是，税制的设计本身就有利于政府增加收入。比如，当初制定税率时，政府以实际征收率较低为由制定较高税率。而在税收征管水平大幅度提高之后，却迟迟没有下调税率。至于土地出让金等非税收入，地方政府更是直接以垄断经营者身份进入市场，高地价的负担则由民众承担了。

第三，政府的财政资金在支出的时候同样存在失衡。

在政府收入快速增长的事实下，假如这些税收收入能够高效率地用于民众福利，那民众是可以接受这一现实的。西方一些福利国家的民众税负确实高于中国——经常也有官员说，中国的宏观税负不算高，相比于发达国家，还有提高空间。

但官员说这些话的时候似乎忽视了中国财政预算制度的缺陷，这种缺陷导致政府取之于民的资金，未必能够高效率地用之于民。

首先，大量政府收入尚没有进入预算，比如土地出让金收入、预算超收部分，政府是怎么花的，无人知道，民众当然有理由怀疑政府没有让这些钱用得其所。事实上，从预算就可以看出来，政府的钱确实花得不甚合理——中国行政管理费用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名列世界前茅。

相反，民众福利支出却有众多改善余地，即便已经建立起来的国家福利体系，也经常产生逆向再分配效应——收入相对较高、较稳定的群体，尤其是政府雇员，福利最高，而最需要国家福利的穷人，包括农民人口，却曾长期普遍被排斥在国家福利体系之外。

财富配置的民主

正是由于财富的创造与分配过程中缺乏足够公平的规则体系作为基础，所以，中国的财富创造速度尽管很高，但财富仍难以完全摆脱经济、社会、精神等方面的问题。

在中国的背景下，财富的公正分配，仅靠福利政策是不够的——上述财富配置失衡的根源是财富创造与分配的一些环节都程度不等地存在规则、制度扭曲现象，所以重要的是调整这些规则、制度。

首先，按照法治原则确保市场参与主体的平等地位。假如企业与劳工处于平等的政治与法律地位，那么，双方进行公平的谈判，确定能够承受的工资、福利水平，既可使劳工工资与生产效率同时提高，又不至于给企业带来无法承受的成本。假如打破国有企业的特权地位，市场更加开放，那国有垄断企业的收入自然会趋向社会平均水平。恢复财富配置平衡，就是让民众在市场过程中享有平等的自由和权利，政府公正地充当裁判，不偏袒任何一方。

其次，按照宪政原则，重新设计政府与社会之间分配财富及财政支出的制度框架。政府需要掌握一定资源，但政府应当掌握多少资源？这不应由政府单方面决定，而应通过公共选择过程，由民众通过其代表机构来决定。基于这一结果，或者继续加税，或者减税，都具有程序上的合法性。当然，政府所支配的资源如何花费，同样需要由民众通过其代表机构来决定。

篇4：财富的分配读后感

一、儒家文化如何通过影响政府来促进财富均衡分配

1. 儒家思想与“强政府”

东亚的政治体制有个极为显著的特点, 即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在东亚NIEs中, 除香港外, 政府都在发展中起着强有力的作用。这种“强政府”的形成与儒家的“三纲五伦”密切相关。儒教是东亚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都具有儒家的意识形态和君主制的历史传统以及相应的政治文化, 这使该地区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府权威可以充分调动潜涵于本民族深层文化中的传统政治文化因素, 实现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整合, 这就构成了威权政治的文化根源。但是当代的威权主义是对传统专制主义的扬弃, 东亚威权主义的产生是以传统专制主义的消亡为历史前提的, 与资本主义时代相联系, 它代表的是新兴工业化势力的利益。这种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在政府合理调控收入分配促进财富分配均等的过程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

2. 儒家“均富”理念是分配平等的重要原因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富”思想是传统儒家的基本理念。春秋战国时期, 孔子针对当时鲁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倾轧, 提出了自己的“均富”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孟子对孔子的“均富”理念进行了发展, 他说“民之为道也, 有恒产者有恒心, 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 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及陷乎罪, 然后从而刑之, 是罔民也。”“均富”理念成为孟子所主张的“仁政”的核心内容。古代儒家的“均富”理念, 到西汉中期, 经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对策, 又明确确立为治国的策略。“均富”理念从孔子、孟子、董仲舒以及后世的不断阐释, 成为儒家文化的基本理念, 并深刻地影响了东亚儒教文化圈, 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策产生很大影响。韩国和台湾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注意防止贫富差距扩大, 与“均富”理念不无联系。

3. 儒家重视教育的传统对人力资本的积累起到重要作用

韩国和台湾在经济起飞期十分重视教育发展, 强调教育机会公平, 这使人力资本得到有效积累。这种热衷于教育的态度与儒家传统密不可分。儒家传统历来重视教育, 从孔子到历代儒学大师都以教书育人培养人才为己任。这种思想在东亚国家中影响深远, 促进了这些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新文化学派认为几千年的儒学教育使重视教育的观念广泛深入东亚各国和民间, 成为东方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核。大量高素质人口收入普遍增加, 能够有效抵消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

二、儒家文化如何通过影响国民来促进财富均衡分配

儒家文化传统不仅影响政府政策取向, 还对东亚各国的国民精神产生深远影响。

以“儒商精神”为例。儒商作为一种特殊的商人类型是随着儒家思想的传播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和发展的, 儒商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或商业精神。强调以儒家理念经营实业, 做生意如同做人一样, 要讲究德行, 以仁义为立身之本, 以仁爱之心对待同事、职工, 使企业充满祥和, 在商业活动中坚持以义制利、以诚待人。“君子自强不息”, “无为而治, 富而好礼”、“勤俭、诚信、创新”等“儒商精神”对于东亚各国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儒家文化是东亚现代企业精神的来源之一, 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除了儒商精神, 儒家的一些伦理精神, 如自强不息, 忠敬诚恳, 重群贵和等, 能培养人们勤奋、忠诚、团结协作的工作伦理精神, 促进人们积极进取, 勇敢奋斗, 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 这些对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都起到一定作用。

正确看待儒家文化的作用

儒家文化是促进东亚各国和地区财富均衡分配的重要因素, 但是文化能否发生作用, 发生什么作用, 与所处环境密不可分。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或精神的存在, 它是在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下产生, 并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才能发挥作用的。儒学在我国晋和唐时期就已传入日本和朝鲜, 并逐步成为其社会文化组成的主导因素。台湾、香港是中华领土, 新加坡也大部分是华人, 儒学影响更是源远流长。儒学的影响千百年来就在东亚存在着, 为什么东亚经济到本世纪六七十年代才腾飞, 为什么在近代未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步进入现代化呢?

儒家文化只有在某种新的环境和条件下, 与某些新的因素结合时, 才能发挥出它的一些潜在优势。如儒家以人为本的思想, 在专制制度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可能变成现实。儒家的群体本位主义, 在封建制度下成为压抑个性价值扼杀个性的思想工具, 在现代民主和开放的制度条件下, 却可成为团结合作的精神导向。在苏联模式中, 均富理念演变为平均主义, 造成“均贫”, 而在威权主义政体中, 却成为政府发展经济和控制收入差距的重要调和剂。儒家文化只是到了六七十年代才成为促进东亚经济现代化的动力之一, 是因为到这时, 这些国家和地区才逐步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发展, 同时也有利于儒家文化发挥作用的制度机制。因此, 在谈论东亚的崛起时应把儒学与整体的时空环境背景和社会条件连结来考察。我们在学习东亚模式调节当前贫富差距过大的现实时, 也应该有选择性地借鉴。

摘要：在东亚NIEs中, 除香港贫富差距相对较大外, 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韩国和台湾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都保持了收入差距的基本稳定, 财富分配较为均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中儒家文化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儒家文化分别通过影响政府和国民促进财富均衡分配。但同时必须正确看待儒家文化的作用, 要将它与整体的时空环境背景和社会条件结合来考察, 我们在学习东亚模式调节当前贫富差距过大的现实时, 也应该有选择性地借鉴。

关键词：儒家文化,财富,均衡分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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