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财政（精选九篇）
甘肃财政 篇1
学术研究中主要采用绝对数和相对数两类指标来描述衡量规模。本文首先选取1990~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甘肃财政支农支出的总量状况展开分析。
如表1所示, 甘肃省财政支农支出总额呈现不断上升趋势, 支出额从1990年的58, 483万元增长到2006年的458, 363万元, 定基增幅累积超过6.8倍。从财政支出规模的环比增速来看, 考察期内, 最高环比增速为2000年的62.5%, 最低为2003年的-32.8%, 环比增速的无规律变化显示出财政支农规模在年际间的起伏变动较大, 并未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趋势。 (表1)
从相对指标来看, 如图1所示, 1990~2006年间呈现出“下降—上升—再下降再回升”的分阶段的变化特征, 二者在走势上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而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波动更大一些。 (图1)
1、下降阶段:
即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和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从1990的12.72%和5.71%下降到1995年的10.29%和3.11%, 期间占财政总支出比重有所波动, 但是总体呈下降趋势, 并于1995年达到最低点。应当看到, 这一时期也是历史上“三农”问题矛盾最突出的阶段。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财政支农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性。
2、上升阶段:
即1995~2002年间, 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和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从1995年的最低点上升到2002年的15.44%和11.77%, 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历史最高水平。这一阶段也是我国加入WTO和宏观农业政策转向农业保护的关键节点。
3、再下降—再回升阶段:
经历了2002年的高点以后, 二者均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回落, 于2004年到达低点, 并于2005年开始回升。
二、甘肃省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分析
财政支农结构就是财政支农各部分的组成状态及其数量配比的总称, 它表现为各类支出的集合, 呈现出一定的数量关系, 但支农结构实际上是财政职能状态和政府政策的体现。从内容上来讲, 财政支农结构主要包括:
1、支援农业生产支出, 主要包括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各种费用的补助, 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指标说明, 涉及至少13个小类。
从支出额来看, 2006年该项支出为188, 778万元, 较1990年的24, 599万元增加了6.7倍, 期间除了1994年和1998年较前期相比出现了小幅减少外, 其余时间均呈现增加趋势。该项支出与支农总支出的增幅基本一致。如图2所示, 从支出结构占比来看, 该项支出所占比重波动较大, 从1990年以来一直下降, 最低为2002年的9.5%, 随后出现了恢复, 最高为2005年的43.46%。 (图2)
2、农业基本建设支出, 主要指属于农业基本建设范围内的基本建设的贷款及其贴息支出。
从支出金额来看, 1990~2006年期间, 除个别年份有所减少外, 该项支出呈现稳定快速增加的趋势, 2006年达到185, 514万元, 较1990年的7, 803万元增加了22.8倍。从支出结构占比来看, 该项支出占支农总支出的比重从最低的8.98%提高到2006年的40%左右。由此可见, 特别在2000年后, 国家和地方政府通过加大农业基本建设的投入来解决农业发展中的问题。
3、农林水气部门事业费, 指财政支出用于农林水气等事业部门的经费。
从2003年开始, 国家大幅缩减了部门事业费的支出。数值大幅缩减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国家以及地方政府进行了机构改革, 减少了事业费的预算, 节省了事业费开支;另一方面从2003年开始, 国家财政支出统计方法发生变化, 统计科目发生了改变, 部分农林费用调至农业支出、林业支出科目中, 水利气象事业费用则继续沿用。从调整前后的两个阶段来看:1990~2002年和2003~2006年总额都是呈递增趋势, 年均增幅为30%左右。2006年为调整后总额最高的年份, 达到72, 478万元。从事业费所占比重来看, 调整前约占支农总额的50%, 调整后则保持在15%左右。
4、农业科技三项费用, 指财政用于农业科技支出的费用。
从支出金额来看, 1990~2006年农业科技支出增长了10倍, 从1990年的307万元增加到2006年的5, 574万元, 特别是2004年以后, 增幅较以往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支出结构占比来看, 该项所占比重一直以来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虽然绝对金额增幅较大, 但占支农总额的比重最高为1.22%。很显然, 农业科技费用无论从总量还是从占比来看, 显得过于低下。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甘肃省统计年鉴 (历年)
5、农村救济费, 主要指财政用于失业救助、自然灾害救助、孤寡病残救助以及优待优抚性质的费用支出。
从支出金额来看, 1990~2006年甘肃省农村救济费的财政支出从561万元提高到6, 019万元, 增长约16倍, 占财政支农总支出的比重波动较大, 最低水平为2001年的0.2%, 最高达到2006年的1.31%。
6、其他, 主要包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补助村民委员会支出等内容。
根据考察期内的不完全数据, 该项支出年均水平约为2, 000万元左右, 占财政支农比重大约为0.5%。
三、甘肃省财政支农存在的主要问题
1、财政支农支出不稳定反映出支农政策缺乏相应的制度硬约束。
从表2可知, 考察期内, 甘肃省财政总支出的规模和增速均是稳步逐年增长的。甘肃省财政收入定基增幅7.6倍, 年均增幅为14.7%, 财政总支出增长10.5倍, 年均增幅为16.6%。从全国来看, 同期财政收支增长分别为12.2倍和12.1倍, 平均增长为17.1%和17%, 即财政收支增长保持平衡, 而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增长了9.3倍, 年均增幅为16.4%。如前所述, 虽然总体上甘肃省财政支农支出呈现增长趋势, 但是年际间的波动较大, 时多时少现象经常出现, 随意性很强。 (表2)
2、财政支农资金的运用整体而言缺乏效率, 财政支农结构尚需优化
首先, 财政支农支出中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属于生产性财政支农支出, 而农林水利气象事业费中一部分属于正常和必需的农口单位维持费, 但事业费中有相当部分属于非必需性的过量消耗, 是财政支农效率低下的根源之一。虽然, 2003年的统计数据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 但是由于事业费中的开支列入了其他项目, 可以想见, 在现有机构层级和幅度不变的情况下, 该项支出不会出现根本性的减少。
其次, 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占比在1990~2006年间属于占比次高的部分。农业基建支出占比一般保持在20%~40%之间。但由于财政直接支农模式在支农项目选择、进度管理、完工后维持等方面均存在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 因而其本身的支农效率并不高。导致财政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效率低下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政府在建设项目管理知识、技术、经验等方面均不具有比较优势;二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对支农支出的运营监管乏力。
第三, 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占比年均为0.66%, 考察期内, 其最高比例为1.22%, 其余年份均低于1%。财政对科技的投入是具有巨大的杠杆效应的, 这在理论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农业科技费用支出占比极低, 是甘肃省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不合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也是财政支农效率低下的根源之一。
此外, 农村救济费与其他项目占比偏低, 二者合计最高比例为2%。农村救济、农村医疗投入以及对村民委员会的投入也是一种间接的农业生产性投入的主要组成部分, 它不仅可缓解农村贫困户的生存困境, 为农业生产或其他农村经济活动积累人力资本, 而且有利于保持农村社会稳定, 从而间接支持农村乃至全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因此, 该项投入也应随着政府财力的增长而适度增加。
3、财政支农资金的管理体制不够完善, 管理方法有待改进
首先, 财政支农资金管理部门多, 缺乏协调。从横向看, 甘肃省涉及财政支农资金管理的, 除了农业、林业、水利、气象等部门外, 还有科技、教育、国土资源以及民政等部门。但这些部门之间缺少制度化的协调机制, 往往造成了财力分散、资金交叉重复安排等问题。从纵向看, 中央和省、市、县级政府支农职责和范围也不够清晰, 财权和事权划分界限不清, 没有形成合理的分工。
其次, 甘肃省各类支农专项资金种类繁多, 互相重复交叉。财政支农专项资金是在不同时期根据当时的发展需要而设置的。众多的项目之间由于体制原因, 无法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予以及时整合, 以致所设立的专项资金种类愈来愈多, 互相交叉重复, 这也导致对支农项目的效果评估成为极其困难的事。按照现代政策学的观点, 缺乏评估的政策往往难以保证其理想的效果。
第三, 支农项目资金的分配仍存在盲目性。目前, 甘肃省财政支农专项资金的分配基本上仍然是按项目管理办法采用层层申报的方式。下级在申请项目时随意性较大, 上级主管部门由于信息不对称难以完全掌握项目的具体情况, 因此难免出现项目立项不科学的情况, 有限的财政资金不能用在最迫切需要的地方, 这就造成了虽然总的来看, 投入的资金和项目不少, 但是甘肃农村中需要解决的发展问题依然很多。
四、提升甘肃省财政支农支出效率和效果的对策建议
根据甘肃省财政支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笔者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政府应加快构建科学理性的农业投入长效机制。
当前, 国家已经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关键时期, 而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问题是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甘肃省经济发展在全国处于落后水平, 农业经济占有相当的比重, 因此财政支农的作用更显突出。建议各级地方政府将财政支农的投入水平纳入政府工作、领导考核的指标体系, 把财政支农投入的稳定增长作为衡量地方政府工作业绩的嘉奖条件。国家也可以适时地将财政支农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进行立法, 强制执行。
2、积极筹措支农资金, 加大农业投入的总规模。
一方面各级地方财政应增加预算内农业投入总量, 拓宽预算外资金筹措渠道。同时, 依法加大预算外支农资金的筹集力度, 积极开拓农业发展基金的筹集渠道, 笔者认为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可以将较大的比重用于农业;另一方面政府要采取相应的措施, 充分发挥出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 鼓励工商企业投资农业, 鼓励金融机构向农业提供贷款。
3、完善公共财政体制, 优化财政支农资金支出结构。
政府应明确处理与市场的关系, 将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范围界定清楚。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领域主要在于市场失灵的方面, 应着力解决农业发展过程中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 即提供农业发展所需的公共产品、补助外部效益大的农业项目。同时, 截至目前, 我们确定“以工补农”方针的时间尚短, 在这方面缺乏操作的经验, 加之体制的原因, 使得财政支出的效率不高。甘肃省可以根据WTO有关规则的框架, 建立基于“绿箱”、“黄箱”和“蓝箱”政策框架的财政支农政策体系, 从而使得支出结构更加科学。在改革财政支农支出结构方面, 通过深化涉农服务部门改革, 彻底精简涉农机构、人员, 着力压缩涉农部门事业费, 增大杠杆效应较大的生产性支农支出, 即努力提升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的规模与比重。
4、完善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体制, 推进财政支农专项资金的整合。
将整合财政支农资金作为提升财政支农效率的先导和必要准备。首先应精简财政支农渠道和环节, 按照事权与财权相一致的原则, 合理划分财政支农资金管理部门的职权范围。一般来说, 县级是各级财政支农资金的汇合点, 也是腐败发生率最高、程度最重的支农环节, 因此, 以县为主整合财政支农资金, 将中央、省级、地 (市) 和县本级安排的财政支农资金进行适当集中、精简支农渠道和中间环节。
5、加强财政支农资金信息系统建设, 建立农业投入绩效评估体系。
目前, 甘肃省与财政支农配套的信息系统建设仍然滞后, 这对于财政支农项目库的建设、对财政支农项目进行统筹安排以及及时和全面地掌握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动态都是极其不利的。此外, 甘肃省应全面开展财政支农项目的绩效评估工作, 只有在对前期项目的评估基础上, 在总结财政支农项目的先进经验和吸取不利的经验教训的前提下, 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绩效的提高才有科学的依据和可靠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李焕彰, 钱忠好.财政支农政策与中国农业增长:因果与结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 2004.8.
[2]杨林娟, 戴亨钊.甘肃省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 2008.3.
甘肃省财政学校招生简章 篇2
一、学校性质：国有公办省教育厅直属学校。学校拥有财经商贸类中职学校一流的教学设施和师资力量。
二、招生对象及学制：(国家计划内统招)
1.普通中专：应往届初中毕业生，学制三年;高中及同等学历，学制一年。
2.五年一贯制大专：应届初中生，学制五年;与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徐州财经分院联合招收，(招生代码032)
3.省内五年制高职与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办学。
4.成人大专：高中，中专及同等学历社会青年。一
年制中专可同时套读甘肃广播电视大学两年制成人大专。
三、专业设置：会计，会计电算化(全省普通中专重点专业)，电子商务，计算应用，市场营销。
四、助学政策：入学我校所有学生学费全免。农村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同时还可申请享受国家助学金及扶贫资助。
五、收费标准：按省物价局核定标准。住宿费500元/年。前三年学费全免，后两年按大专收费。
甘肃财政 篇3
甘肃省是发展较落后地区, 实现小康的任务尤其艰巨, 经测算, 甘肃要如期同全国一起建成小康社会, 未来几年GDP增速按现价算要达到16%以上。为此, 必须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紧密结合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部署, 以创新驱动发展, 以创新实现转型跨越, 以创新实现超常规的发展。
创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本质特征和独有品格, 是经济社会发展生生不息的动力。当今世界, 创新, 尤其是科学技术、社会管理等创新, 已经成为国家昌盛和民族进步的动力源泉。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新世纪新阶段, 党中央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 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党一定要勇于实践、勇于变革、勇于创新, 把握时代发展要求, 顺应人民共同愿望, 不懈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 永葆党的生机活力, 永葆国家发展动力, 在党和人民创造性实践中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转型跨越中的甘肃, 同样离不开创新的强劲驱动, 正在进行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离不开创新的有效牵引。创新发展思路, 创新开放模式, 创新社会管理, 破解发展难题, 唯有此, 甘肃转型跨越发展的事情方能办好。对于财政部门来说, 要特别注重做好如下工作:
一是要健全财政体制, 进一步促进各级政府财力与事权的匹配。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 以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为目标, 以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手段, 从我省省情出发, 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 优化转移支付结构, 加快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 优化收入划分和财力配置, 调动各级政府的积极性, 打造更加科学的财政体制, 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构建合理高效的管理体制。
二是要完善公共财政体系, 进一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坚持以省委确定的“3341”项目工程为总抓手, 强化正在全省开展的“十大重点行动”和21项重点工作, 结合“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 吃透情况、破解难题、完善机制、务求实效, 在保证全省财政体制逐步健全、财政收入稳定快速增长的同时, 不断加大公共财政投入, 重点向困难地区、基层和群众倾斜, 切实保障和改善基层民生。
三是要科学布局, 进一步建设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财税制度。要以建设更加完善的财税制度为目标, 充分结合我省财税结构的特点, 紧盯中央正在研究或即将出台的宏观政策和机遇, 提前谋划, 科学定位, 力争在下一轮全国财税制度改革中, 为我省经济社会振兴创造优良的政策环境。既要研究和出台能够有效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的税收制度, 又要注重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更要设计好能够发挥我省比较优势 (特别是资源优势) 的税收政策。
甘肃财政 篇4
【发布文号】甘政发[1994]100号 【发布日期】1994-09-23 【生效日期】1994-09-23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地方法规 【文件来源】中国法院网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
（甘政发［1994］100号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根据国家分税制改革和省第八次党代会的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省人民政府决定，从1994年1月1日起改革现行对地县财政包干体制，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一、一、实行分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
我省分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从甘肃的实际出发，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基本维持省地县既得利益的前提下，首先建立分税制体制的基本框架；根据现行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理顺省与地县的分配关系；充分调动省地县三级政府发展经济、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促进我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按照这一指导思想，在分税制改革中，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正确处理省与地县的分配关系。在留我省的收入中，合理划分省与地县各自的固定收入，并拿出几个相对稳定的税种做为省与地县的共享收入，保持省与地县财政收入的同步增长。基本维持省与地县的既得利益，原体制的上解、固定补助继续执行，地县上划中央和省级收入按1993年实收数换算，扣除中央和省级下划的收入后，全部返还地县。
（二）正确处理好统一政策与区别对待的关系。在省与地县的收入划分上，力求规范化，增强体制的透明度，取消原体制中不规范的做法。在继续支持经济条件较好地区快速发展的同时，积极扶持经济落后地区和民族州县的发展。
（三）正确处理好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在保持省与地县收入同步增长的基础上，逐步提高省级财力占全省财力的比重，增强省上的宏观调控能力。
（四）正确处理好各级财政的权利和责任的关系。在现行事权划分的基础上，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科学核定收支数额，逐步建立规范的省对地县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
二、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具体内容
（一）省与地县的收入划分
1、省级固定收入包括：省属企业所得税、上缴利润、计划亏损补贴，基本建设贷款归还收入，征收排污费收入，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国家预算调节基金（留省部分），电力建设资金专项收入，地方向国外借款收入，省级和省与地县股份制企业所得税，省级其他收入等。
2、地县固定收入包括：营业税，地县企业所得税、上缴利润，农牧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车船税、印花税，屠宰税，遗产税，土地增值税，地县专项收入，地县股份制企业所得税，外资、外国企业所得税，地县其他收入等。
3、共享收入的划分：增值税按规定中央分享75％，地方分享25％。地方分享25％部分，划为省级收入的为中央在甘石油、石化、有色、电力四大行业所属企业（不包括长庆油田、碧口电厂）缴纳的增值税留地方25％部分。其他增值税（包括长庆油田、碧口电厂）地方分享25％部分，全部作为地县收入。城市维护建设税省级分享30％，地县分享70％。资源税省级分享70％，地县分享30％。
土地使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省级分享50％，地县分享50％。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收入省级分享40％，地县分享60％。
教育费附加收入除中央在甘四大行业所属企业新增的两个百分点归省级收入外，其余全部为地县收入。
合资企业、合作企业所得税，按中方投资合作者的隶属关系划分预算级次。省级企（事）业单位投资合作的，划为省级收入；地县企（事）业单位投资合作的，划为地县收入。
（二）省与地县支出的划分，仍维持原体制规定的范围不变
1、省级财政支出包括：地方统筹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资金，简易建筑费，科技三项费用，支援农村生产支出（不含50％的小型水利和水土保持补助费），农林水事业费，城镇青年就业经费，工业、交通、商业部门的事业费，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民兵事业费，其他部门事业费，行政管理费，公检法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价格补贴支出，环境保护补助资金，教育费附加支出，电力建设资金专项支出，其他支出以及省级负担的国外借款及还本付息支出等。
2、地县财政支出包括：地县自筹的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资金，科技三项费用，地县农林水事业费，地县小型农田水利和水土保持经费（50％），地县工业、交通、商业部门的事业费，城市维护费，地县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其他部门事业费，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行政管理费，公检法支出，价格补贴支出，教育费附加支出，地县负担的国外借款及还本付息支出，其他支出等。
3、对特大自然灾害救济款、特大抗旱和防汛经费、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以及中央和省的其他专项拨款，仍由省财政专案拨款。
（三）省对地县税收返还基数的确定
1、省上对地县的税收返还，以1993年决算数按税制改革转换后的收入为总收入基数，把地县上划中央和省级收入与省级下划地县收入相抵后，核定中央和省上1993年从地县的净上划收入，确定省对地县的收入返还数，并以此作为以后返还各地收入的基数，并以此作为以后返还各地收入的基数。如果1994年以后上划中央和省级收入还不到1993年基数的，相应扣减税收返还数。
2、从1994年起，省和地县上划中央的税收增长部分（即1：0．3的系数），省与地县各得各的增量返还。
（四）现行体制上解、补助及有关结算事项的处理
为使我省分税制改革顺利进行，实现平稳过渡，原体制的核心不变。省对地县原体制的定额补助（不含固定比例递增补助）继续执行；五个市对省上的上解办法不变。同时，对那些数额比较固定的单项上解、补助以及专项拨款，上解与补助相抵后，确定一个数额，做为一般上解或一般补助处理，以后按此定额结算。
三、三、配套改革及有关政策问题
（一）改进预算编制办法，硬化预算约束。实行分税制之后，省财政对地县税收返还列省级预算支出，地县相应列收入；地县财政上解列地县预算支出，省级相应列收入。改变目前代编预算的做法，每年由省上提前向地县提出编制预算的要求，地县编制预算后，报省财政厅汇总成全省预算。
（二）建立适应分税制需要的国库体系和税收返还及资金调度制度。在执行国家统一政策的前提下，中央金库与地方各级金库，分别对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财政负责。实行分税制以后，各地财政支出有一部分要靠省上的税收返还来安排。为此，要建立省对地县税收返还及资金调度制度，以保证地县财政支出的资金需要。
（三）逐步建立规范的省对地县的转移支付制度。分税制财政体制实施后，根据省级财力的增长情况，逐年增加对少数民族地区和特困地县的财力照顾。改变少数民族地区固定补助每年递增办法为转移支付办法。
（四）各地要进行分税制配套改革。要按照本决定并结合具体情况，制定对所属县（市、区）的具体实施办法。
（五）在分税制财政体制执行过程中，企业、事业单位改变隶属关系以后，其财务关系相应划转，并单独进行结算；由于国家调整价格、增加职工工资和其他经济改革措施而引起财政收支的变动，除省人民政府另有规定外，一律不调整各地的上缴或补贴基数。
（六）各级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分税制体制规定的收支范围，认真组织收入，安排支出。坚决执行国库条例，不得截留中央和省级收入。在执行分税制体制的过程中，要注意调查研究，及时总结经验，解决出现的问题，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七）过去有关规定与本决定有抵触的，一律按本决定执行。
甘肃财政 篇5
近些年来我国日益强大, 经济突飞猛进, “和谐”已经成为了发展的主题, 而“三农”问题则被摆在了更为突出的地位, 受到各界的关心,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的本质是收入问题, 怎样提高农民收入已成为了政府关注的问题。甘肃不是农业大省, 地处西北, 地理因素使得农业发展受到了限制, 农民生活仍然比较落后, 为响应“和谐发展”的要求, 提高农民收入成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因此, 加大农业财政支出, 改善投资效果成了人们探讨的要点。
二、甘肃省农民收入与财政支农支出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 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纯收入的统计分析
从1990~2005年甘肃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与财政支农各项支出都有显著的提高, 农民人均纯收入与财政支农总支出在2005年比1990年的名义分别提高了3.59倍和6.26倍, 实际分别提高了 (消除价格因素后) 1倍和2.16倍。从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来看, 从1990~1997年该比例一直呈现下降趋势, 1998~2002年比例呈现上升趋势, 2003年以后又呈现下降趋势, 其中2002年甘肃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最高, 达到了28.14%;1997年最低, 只有11.9%。全面来看, 甘肃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虽然高于全国, 但与全国相比却呈现很不稳定的情况, 这也是甘肃省财政支农支出的不合理因素体现。我们还可以得出农民人均纯收入与财政支农总支出两者的环比增长率呈现出一定的联系, 即某些年份甘肃省财政支农支出的增减影响着农民纯收入的同向变动, 最为明显的是1991~1999年财政支农总支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有着相同的走势, 可以判断着期间财政支农对农民收入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此外还有一些年份财政支农总支出有较大的增长或降低, 但农民人均纯收入并未有相应的大幅度变动, 从图中可以看到2000年财政支出的最大达到了62.5%, 但农民收入增幅不但没增加反而减少了, 之后的2001和2002年也是;而2003年财政支农支出大幅度减少, 但农民收入却还有所增加, 其后2004~2005财政支农支出变动很大, 但农民收入却并未受影响。从2000~2005年的分析发现财政支农支出的效果不显著。这其中存在结构的不合理、支农资金运用的缺乏效率等很多方面的原因。
(二) 数据的计量检验与建模
1. 单位根检验
分别对消除了价格因素、农民人均纯收入 (csr1) 、支农支出 (znzc1) 、农业基本建设 (nyjbjs1) 、农业科技三项费用 (nysf1) 、农村救济 (nyjj1) 进行单位根检验, 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农民纯收入为退势平稳序列, 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为一阶单整序列, 支农支出与农业救济为二阶单整序列
2. 多变量建模
从单整检验结果来看, 由于变量单整阶数不同, 因此直接建立农民人均收入与财政支农各项支出的线性关系模型时, 还必须考虑在多变量情况下是否可以通过同阶单整变量的线性组合降低单整阶数, 在此尝试直接进行农民人均纯收入与财政支农各项支出进行线性回归, 得到支农支出与农业救济的系数并不显著, 这就说明了它们二者不能通过线性组合以降低单整阶数来达到较好的建模效果。方程如下:
所以上述变量不能直接建立线性回归方程, 我们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加以解释, 即甘肃省农民纯收入与财政的各项支出之间不存协整关系, 即在长期均衡关系, 这一点在其他人把财政支农总支出作为一个变量的研究中也有得到一样的结论的。在此我们也尝试通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 调整各项目支出的权重, 来建立模型, 但是也不能得到农民纯收入与财政的各项支出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因此, 我们在此对模型进行了修改, 由于考虑到支农支出滞后效应 (从前人研究的经验中得到) , 将其滞后期数据引入建立模型;此外由于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 我们也得知农业救济并非农民收入的重要响因素, 这里我得到了同样的结论, 所以将农业救济从模型中剔除了, 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模型, 并且参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方程如下:
从该方程我们可以看出财政总支出的影响乘数为0.3527, 即财政支农总支出每增加1万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0.3527元, 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效果不好, 它并不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的质变因子, 且其影响主要是由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增加引起的, 这与甘肃的地理位置有一定的关系。由于甘肃气候不佳, 可耕地面积相对中东部地区来说比较少, 一些粮食作物在这里不适应生长, 但是加大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 研究适合在甘肃生长的经济作物, 一旦成功其成效很快, 对促进农民的增收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由于甘肃地形多山, 因而基本建设支出并不能改善地区缺水情况, 水资源还是无法得到充分的利用, 农业发展也就受到了限制。此外, 从方程可以看出支农支出效果不符合实际情况, 但我们仍可以判断支农支出对农民纯收入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
3. Granger因果检验
针对以上的建模这里再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以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从检验的结果来看农民人均纯收入是财政支农各项支出的Granger原因, 但是财政支农各项支出却不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Granger原因, 这说明在95%的概率保证水平下, 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农业财政支出变化的原因, 而农业财政支出不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变化的原因, 即农业财政各项支出的增加井未带来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显著增加, 农业财政支出的增加是来源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这一点是可以得到解释的, 因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而在农业经济与财政支农支出的关系研究中, 人们已经得到了农业经济的发展是财政支农支出的Granger原因, 即它是促财政支农支出增加的因素。
三、财政支农支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政策建议
与前人的研究对比, 我们可以看出甘肃的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人均纯收入间关系不同于全国, 这与甘肃但地处西北、经济发展落后、地理环境等因素是密不可分的。但从经济理论上讲, 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无论是间接的还是直接的。因此对于财政支农支出绩效不能忽视, 应该加强研究探索, 以找出合理的结构, 充分挖掘它对农业经济增长、农民增收的促进力度。从上述的实证分析与甘肃的实际相结合, 我们可以得到甘肃的财政支农支出存在着一下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1.农业投入不足, 影响支农支出效益发挥, 所以应加大总量、提高比例。
2.财政支农支出不能与经济效益的提高相结合, 应加大它们的结合力度
3.财政支农投入缺乏有效的保障机制, 应加强有效保障机制的建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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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财政 篇6
一、现有中央对甘肃财政转移支付和生态补偿基本情况
(一) 一般性 (财力性) 转移支付
一般性转移支付是为弥补财政实力薄弱地区的财力缺口, 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 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均衡化, 由上级政府安排给下级政府的补助性资金。现行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 (2008年之前为财力性转移支付) 包括均衡性转移支付、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补助收入。
2011年, 中央共下达安排甘肃省财政转移支付1300.68亿元, 其中返还性补助89.44亿元, 一般性转移支付673.4亿元 (其中包括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27.63亿元) , 专项转移支付537.8亿元。与西北其他五省区相比, 2011年, 中央财政补助率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占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 甘肃省为72.64%, 西藏为92%, 青海省为79.98%, 宁夏为69.1%, 新疆为68.4%, 陕西为49.8%。总体来看, 甘肃省获得中央财政的补助程度在西北六省区处于中游位置。
1. 均衡性转移支付。
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根据影响财政收支的客观因素, 考虑人口规模、人口密度、海拔、温度、少数民族等成本差异, 结合各地实际财政收支情况, 按照各地标准财政收入和标准财政支出差额及转移支付系数计算确定, 并考虑增幅控制调整和奖励情况。用公式表示为:
某地区均衡性转移支付= (该地区标准财政支出-该地区标准财政收入) ×该地区转移支付系数+增幅控制调整+奖励资金
转移支付系数是指一般性转移支付分配中, 中央对地方标准收支缺口的补助比例。均衡性转移支付系数按照均衡性转移支付总额、各地区标准财政收支差额以及各地区财政困难程度等因素确定。其中, 困难程度系数根据地方基本公共财政支出 (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等基本支出) 占标准财政收入比重及标准收支缺口率计算确定。具体计算时用该省基本公共标准支出占该省标准收入的比重和标准收支缺口率指标综合衡量各地的财政困难程度系数, 公式表示为:
据此计算, 2011年甘肃省财政困难程度系数达到82.8%, 仅次于西藏和青海。按公式计算2011年甘肃全省获得中央财政均衡性转移支付328.57亿元。
2.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是指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引导地方政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提高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地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而设立均衡性转移支付。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政策目标是要提高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地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 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实施范围包括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保护区、海南国际旅游岛中部山区生态保护核心区等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较好的省区等所属的451个县区。对于这些地区, 凡是存在收支缺口的, 中央财政适当提高均衡性转移支付系数, 同时考虑这些地区用于生态与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需求, 加大补助力度。从性质上看, 该项转移支付资金安排具有长期性、补偿性和财力性的特点。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的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达60.5亿元, 2009年为120亿元, 2010年达到249亿元。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方向主要是公共服务领域, 同时鼓励生态环境保护, 国家通过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保护及发展情况进行评估, 在资金安排上体现奖惩激励与约束。
甘肃省有30个县位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中央财政对甘肃省的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规模从2008年的4.2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27.63亿元, 年均递增87.2%。
3. 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
截止目前, 国家分三批界定了全国69座资源枯竭城市, 其中甘肃的白银市、玉门市被列入前两批中, 另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关于印发第三批资源枯竭城市名单的通知》 (发改东北[2011]2420号) , 兰州市红古区被纳入第三批资源枯竭型城市。2007-2011年, 中央财政共下达甘肃省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11.25亿元, 省级财政安排配套资金1.8亿元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资金重点用于当地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棚户区改造等方面。
(二) 与生态环保相关的专项资金和转移支付
为促进生态保护与建设, 目前中央财政安排各地与生态环保相关的专项资金和专项转移支付包括退耕还林补助资金、天保工程资金、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天保工程区外中幼林抚育资金、造林补贴资金等等。
2011年, 甘肃省获得中央财政退耕还林补助资金18.009亿元, 包括粮食补助、现金补助、种苗补助;获得中央财政对甘肃省天保工程投资8.54亿元, 省级财政安排配套投资0.96亿元;获得中央财政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11.83亿元;获得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2.9858亿元, 同时2011年中央财政安排甘肃省天保工程区外中幼林抚育20万亩, 每亩补助100元, 年补助资金2000万元;获得中央财政安排造林补贴资金5985万元, 当年兑付资金3135万元。
二、中央对甘肃生态补偿性财政转移支付存在的不足
(一) 现行生态补偿政策总体呈现分散化、部门分割、条条管理的特征, 不利于形成资金使用合力, 不利于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
1. 行业、部门之间条块分割, 相互之间缺乏平衡协调。
如前所述, 现行具有生态补偿意义的政策和补助资金已有不少, 但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分散化、彼此之间分割独立, 呈部门条条分割特征, 这种局面不利于形成资金合力, 不利于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 影响资金使用效益。由于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善, 补偿尚没有成型的法律法规可遵循, 部门主导的行政色彩浓重, 很容易出现生态补偿不到位, 补偿受益者与需要补偿者相脱节等问题。
2. 现行补偿是一种输血式补偿, 而不是造血式补偿。
现有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政策多是一种成本型补偿, 如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工程、造林补贴等, 都是补贴相关的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 这样的补偿政策可以“就事论事”地解决一些问题, 但不能从源头、根本上增强地方生态保护的能力, 以及调动起积极性。造血式补偿应更多考虑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转型、产业优化发展、居民脱贫解困相结合。
3. 补偿中的交叉重复问题。
专项转移支付是有条件拨款, 要专款专用并有固定的政策目标。目前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设置交叉重复、资金投入零星分散现象比较普遍。不少项目在使用方向上雷同, 存在交叉重复。天保工程二期中有些补助支出安排的是工程实施单位的社会保险补助, 属于基本支出性质, 应纳入财力性转移支付范围, 可考虑纳入到按因素法、公式法测算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在一些专项规划中, 涉及到一些生态支出, 彼此之间可能存在交叉, 比如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与森林抚育补偿、造林补贴等在补助范围上缺乏足够的协同、衔接。各个渠道下达的资金缺乏整合。单项政策补助标准不足与补助范围交叉重复并存的现象, 严重影响了资金综合效益。
(二) 补偿标准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1. 相关标准确定没有合理体现区域差别, 远低于甘肃实际。
甘肃省是全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省区之一, 水土流失面积大、侵蚀强度高、分布范围广。全省水土流失面积38.62万平方公里, 到“十一五”末仅初步治理7.95万平方公里, 治理程度只有20.58%。在水土流失严重区, 治理一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一般需要投入50万元, 治理难度大的需要70~120万元;“十一五”初期实施的蒲河、耤河项目, 中央财政补助每平方公里仅有6万元。“十一五”后期实施的国家水土保持重点项目, 中央财政补助提高到每平方公里20万元左右, 但也仅占实际支出需求的40%左右。
2. 标准缺乏动态调整, 目前已大大落后于实际需求。
退耕还林政策执行的还是10年前的标准, 即粮食补助按每斤0.7元标准计算, 近10年来, 粮食价格大幅上涨 (涨幅在一倍以上) 。0.7元每斤的补助标准已远远低于现实情况。另外, 目前森林生态效益国有公益林补偿执行的还是2003年的每亩5元的补贴标准, 没有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物价上涨对补偿标准进行动态调整。不能有效弥补林权所有者或经营者因保护重点公益林而付出的经济代价, 经营者追求经济利益与国家需要生态效益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影响了重点公益林的保护效果。
3. 部分政策补偿范围覆盖不够, 落实不到位。
天然林保护工程区内新增造林且未享受天保管护经费的重点公益林未实施补偿。天然林保护工程区外经国家核查认定的重点公益林未全部补偿。这部分重点公益林的所有者或经营者在区划界定时已经签订了认定协议, 但目前尚未得到落实。近年来经过封山 (滩) 禁牧、封山育林和人工造林, 林地面积有了较大增长。尤其河西地区2004年区划界定时盖度未达到灌木林标准的林地, 经过封护大部分灌木林盖度达到了30%以上, 经过二类调查面积有2000多万亩, 也未予以界定补偿。
4. 补偿标准存在一刀切问题, 缺乏分类差异化管理。
目前甘肃省补偿资金按公益林面积拨付, 未考虑生态效益和经营成本大小来补偿, 不利于公益林生态效益的发挥和政策目标的实现。事实上, 不同类型的公益林, 其生态价值和经营成本差异巨大,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生态区位不同生态价值不一样。不同区位的重点公益林, 其生态价值存在较大差异。目前江河源头、江河两岸、湿地、自然保护区、荒漠化和水土流失严重地区的重点公益林都是执行同一补助标准, 没有体现出差异性。
二是自然条件不同经营投入不一样。由于自然地理条件不同等因素的影响, 不同地区的重点公益林在管护难度上有较大差异, 造成实际管护成本也有差异。如河西地区地势平坦, 主要以沙生灌木为主, 人均管护面积相对较大。而东南部地区地处丘陵沟壑区和高山峡谷区, 山大沟深, 管护难度大, 人均管护面积相对较小。实行单一的补偿标准, 造成同等劳动强度下的不公平。
三是天然林和人工林经营投入差异大。在同一地区, 相同立地条件下, 天然林经营投入要小于人工林经营投入。天然林一般处于后山远山区, 远离农耕区, 人为破坏相对较小, 主要以管护为主。而人工林一般处于前山区, 与农耕区接壤, 除管护难度较天然林大以外, 还必须开展补植、补造、灌水、施肥等经营活动。尤其在甘肃省干旱少雨, 自然条件严酷的情况下, 人工林经营投入较天然林更大。
(三) 一些专项项目地方配套落实困难
如水土保持项目要求地方配套的部分。根据《中央财政预算内专项资金水土保持项目管理试行办法》第十五条, 按照体制改革和事权划分原则, 地方各级政府必须相应安排配套资金。地方配套资金应纳入各级财政预算, 专项列支。地方配套资金与中央投资资金的比例, 少数民族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不低于0.5∶1, 其它地区不低于1∶1配套。地方配套资金中, 省级配套比例不少于50%, 其余部分由地、县两级按1∶1配套。
在甘肃, 通常水土流失严重地区也是经济落后地区, 地方匹配资金难以落实, 随着农村“两工”取消, 水土流失治理工作面临劳动力缺乏问题, 一些地方虽然采取了“一事一议”、投劳承诺等办法, 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由于投入不足, 不仅使水土流失治理进度缓慢, 而且工程建设质量和效益很难达到设计标准。
三、创新和完善甘肃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机制
(一) 总体思路
根据建立生态保护、建设和补偿综合实验区的精神和要求, 需要创新生态补偿机制。
1. 确立“环境保护靠补偿, 污染治理给补助, 经济发展予扶持”的基本思路。
生态功能区要承担生态屏障的功能, 开发强度、产业发展空间必然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 政府的财政收入、居民的就业机会和收入也会受到影响。因此, 建议确立“环境保护靠补偿, 污染治理给补助, 经济发展予扶持”的基本思路, 即对于总体环境质量的稳定和改善要通过一般性 (财力性) 的补偿方式, 确保生态区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确保生态区不再因为生存和发展的原因而进行环境破坏型开发建设;对于已存在、历史已形成的污染源, 要通过专项性的污染治理补助资金, 帮助地方尽快解决历史问题;面向未来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 可通过产业发展专项扶持和促进资金, 来支持生态区的发展模式转变、经济转型, 帮助其走生态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之路。
2. 加强生态补偿制度顶层设计, 从单一要素补偿、分类补偿向综合性补偿发展。
从总体来看, 目前我国生态补偿实践主要局限于单一要素资源补偿而展开, 如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天保工程补偿、水源地保护生态补偿、矿产资源生态补偿等。在这些领域, 利益相关方关系相对清晰、生态保护对象明确、补偿目标相对单一, 实施绩效较为显著。同时, 上述生态补偿实践基本上还属于功能分类补偿, 即是从各单项政策角度出发来设定和实施的, 相互之间尚没有形成有机衔接、协调匹配的整体补偿政策, 甚至略显零敲碎打特征。随着环境、生态因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和影响的进一步凸显, 特别是随着国家范围内的主体功能区政策的实施, 生态补偿将会影响到更大范围、更广区域、更多社会群体和更深远层面, 生态效益也将更为全面综合, 在这种形势下, 就必然要求生态补偿要从单一性的资源要素补偿转向基于经济社会全方位影响的综合性补偿, 要加强顶层设计, 推进各单项补偿政策的综合集成和有机融合。
3. 由输血式补偿转变到造血式补偿。
目前已有的生态补偿政策和资金更多是以具体工程和项目为载体, 这种由中央指定用途通过“戴帽”方式下达的资金有利于专款专用、集中解决某些具体问题, 但同时也存在全国性统一指令与地区环境保护实际需求相脱节, 使得地方不能根据自然、地理等客观条件因地制宜地安排生态保护和治理工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等问题。未来生态补偿应更多地与甘肃的经济转型、发展能力提升和居民脱贫致富相结合起来。
4. 将财政转移支付从按项目补助更多地转向区域性综合补偿, 监督考核上从具体工作任务目标考核转到以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为主的综合绩效考核。
现行中央对甘肃专项性的生态补偿政策, 还基本停留在一事一补上, 不具有稳定性、可预见性和连续性, 没有形成规范化、制度化的运行机制,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也不利于甘肃经济转型。从推动实验区生态补偿改革的角度来说, 中央可积极推动有关部门将财政转移支付从按项目补助更多地转向区域性综合补偿, 监督考核上从具体工作任务目标考核转到以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为主的综合绩效考核。
(二) 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偿机制
1. 理顺体制, 合理、清晰划分环境保护领域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
建立规范透明的转移支付制度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 首先应明确划分中央与甘肃在生态保护方面的事权和支出。在此责任基础上, 中央财政对中央委托事务足额安排资金;对中央地方共同事务根据地方的财政保障能力明确各自的负担比例;对地方事务, 原则上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给予补助。在当前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尚未做大的调整之前, “十二五”期间建议按照完善地方财政保障能力评价办法、合理确定转移支付补助比例。除了年度转移支付分配要体现均等化功能外, 中央和省级财政还有必要通过专项转移支付, 缩小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存量差距”, 逐步化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历史欠账。
分税制体制以来, 转移支付项目不断增多, 越来越多的事务成为中央地方共同事务, 越来越多的支出科目设有专款, 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各部门设置专项、分配资金的期望, 影响了财政资金整体效益的发挥。事实上, 只有地方政府对本辖区的公共服务需求最了解, 对如何优化本地的财政资金投向更有发言权, 但由于专款庞杂, 配套要求较多, 限制了地方财政资金的统筹安排。如果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下达地方, 赋予地方因地制宜的权利, 同时明确地方政府的责任, 财政资金的使用效果将会好得多。
2. 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角度来实施均衡性财政转移支付。
现行均衡性财政转移支付主要从财力均衡的角度来考虑, 尽管对区域公共服务成本差异也有所考虑, 但不是很充分, 特别是一些特殊性支出因素不能纳入到标准收支的测算中。从人均财力的指标来看, 西部地区并不算低, 2011年, 甘肃省实现人均财力4727元。但是具体到基本公共服务的实物供给标准而言, 西部地区则大大低于全国的水平。甘肃省更是只有0.67, 低于西部12省区的均值0.69。
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物标准测算并安排转移支付。近年来, 中央财政不断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 同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地区财力差距明显缩小, 中西部地区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但是, 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长期滞后, 社会资本发育相对缓慢, 政府承担公共服务责任和压力相对较大, 因此与东部地区相比, 公共服务“存量”差距依然明显。进一步加大对禁止和限制开发等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 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通过明显提高转移支付系数等方式, 加大对禁止和限制开发区域的转移支付力度, 切实保障好这些地区的基本支出需求, 遏制其在利益驱动下的盲目开发、破坏性开发行为, 推动当地政府真正将工作重心转向环境保护、生态维护, 促进提高当地居民生活水平上来。
二是中央财政在均衡性转移支付标准财政支出测算中, 将属于地方支出责任范围的生态保护支出项目和自然保护区支出项目纳入其中, 把重点生态项目地方配套部分支出列入标准支出的测算中。
三是实施生态激励型一般性转移支付。将每年中央财政对甘肃的新增一般性转移支付分为基础增长部分和激励增长部分, 将激励性一般性转移支付直接与生态环境挂钩。基础增长转移支付与激励机制转移支付之和为当年新增一般性转移支付。可根据森林覆盖率提高、土地流失面积减少、荒漠化土地总面积减少等变化程度作为主要考核内容, 并尽可能进行指数化、指标化 (生态综合指数) , 来安排生态激励性转移支付资金。
3. 进一步加大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一是完善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测算办法———丰富标准支出的测算因素。限制开发等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属县标准财政收支缺口参照均衡性转移支付测算办法并考虑中央出台、经国家批准规划明确的重大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工程规划地方需配套安排的支出、甘南水源补给区污水和垃圾处理运行费用等因素测算确定。二是建立生态保护实验区引导性补助资金和生态文明示范工程试点工作经费补助。三是加快建立健全对甘肃优良生态资源区的补偿政策。目前已有的生态补偿多集中在生态退化治理区域, 而对大量目前尚未退化或退化程度较低、对区域生态环境有重要影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高的优良生态系统集中分布区的生态补偿尚未全面开展。但是, 从公平性和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 应加快建立健全对甘肃优良生态资源区的补偿政策。
4. 加大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
将金昌市纳入下一批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政策范围。将天水市、嘉峪关市、金昌市纳入全国老工业基地范围。支持这些地区加快重点行业、重点骨干企业的技术改造, 支持资源枯竭城市改造传统产业, 培育替代产业。积极承接产业转移, 建设接续替代产业园区。支持解决政策性关闭破产国有企业历史遗留的社会保障问题, 积极推进厂办大集体改革试点, 逐步增加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
5. 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 重点向生态脆弱区、贫困县区倾斜。
在中央财政加大对甘肃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同时, 省级财政也应进一步重视和加大对生态环境的投入。一方面, 要将中央下达的生态补偿类转移支付资金全额下达到地市县;另一方面, 省本级也应安排生态补偿转移支付财政资金, 重点向生态脆弱区和贫困县市区倾斜。
(三) 完善专项转移支付生态补偿机制
1. 完善现有生态专项转移支付。
一是完善退耕还林、天保工程二期政策。考虑将中央财政对天保工程实施单位社会保险补助、政策性社会性支出补助纳入到一般性转移支付因素测算中。这是因为, 一是这些补偿要素都是有年限的, 纳入一般性转移支付测算因素中, 有利于增强其稳定性、长效性;二是纳入到一般性转移支付有利于资金的统筹安排, 发挥整合效应。二是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扩大甘肃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范围, 提高补偿标准, 并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及草原生态奖补制度, 提高对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补助系数, 支持甘肃省进行生态建设和改善民生。三是实行差异化的造林补贴标准。我国现有宜林地中造林条件较好的仅占13%, 其他分布在沙化、石漠化等地区。建议针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造林条件、不同的树种、不同的造林成本, 实行差别化的补贴标准。如对沙化、石漠化等造林困难地区, 给予倾斜扶持;对阔叶林等生态效益突出的树种, 以及木本油料等国家大力支持发展的树种, 提高补贴标准;在中央财政不断完善补贴标准的同时, 积极引导地方各级财政共同投入, 使对本地适生的、重要的造林树种补贴标准再有所提高。
2. 整合归并有关生态补偿性的专项转移支付。
为更好地发挥生态补偿资金的综合效益, 有必要将目前各类具有生态补偿的资金加以整合归并, 统筹预算支出安排, 以形成资金合力, 提高资金效益。
当然, 在现实中, 受部门利益 (部门资金分配权) 制约, 整合各类生态补偿专项资金亦存在很大的障碍。但是, 甘肃省要成为全国生态保护、建设和补偿的实验区, 应下决心克服阻力积极推进有关专项资金和政策的整合。
第一步, 实施部门内部整合, 在保持资金分配权不变、财务自主权不变、监督管理不变的基础上, 加强专项资金之间安排使用上的统筹衔接, 争取地方使用自主权, 比如率先在林业部门内部进行整合, 将林业部门主管的天然林资源保护、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等目的类似的资金进行整合使用。
第二步将某些固定类专项性转移支付转化为专项性一般转移支付, 即只规定使用大方向, 但不限定具体项目用途, 由地方根据实际安排。
3. 设立生态高度脆弱区生态移民中央财政专项扶持资金。
甘肃有大量的国土面积属于生态高度脆弱区, 其生态环境脆弱性表现为:典型荒漠绿洲过渡区, 呈非地带性岛状或片状分布, 环境异质性大, 自然条件恶劣, 年降水量少、蒸发量大, 水资源极度短缺, 土壤瘠薄, 植被稀疏, 风沙活动强烈, 土地荒漠化严重。对于这些区域, 已经无法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等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必须进行生态移民, 而现有的生态工程项目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为此, 建议中央财政设立生态移民专项扶持资金, 对甘肃生态脆弱区的移民予以专项扶持。
4. 支持甘肃开展国家各类生态补偿政策试点。
鉴于甘肃省生态具有多样性、典型代表性、脆弱性、重要性的特点, 今后对国家在森林、草原、湿地、水、流域、荒漠、矿产资源等领域开展的生态补偿试点, 探索创新生态补偿机制的等试点时, 均应将甘肃纳入试点范围, 鼓励先行先试。
5. 建立以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为主要目标的综合绩效考核。
现行中央对甘肃专项性的生态补偿政策, 还基本停留在一事一补上, 不具有稳定性、可预见性和连续性, 没有形成规范化、制度化的运行机制,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也不利于甘肃社会经济转型。从推动“试验区”生态补偿机制改革的角度来讲, 应积极推动有关部门将财政转移支付从按项目补助更多地转向区域性综合补偿, 监督考核上从具体工作任务目标考核转到以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为主的综合绩效考核。
(四) 积极推进区域性和上下游间的补偿机制
目前我国环境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生态服务价值难以量化并作为资金支付的依据, 尤其是跨省 (区、市) 环境治理横向管理协调机制缺失。为此, 应由中央政府主导推动地区间基于生态补偿的财力性和资源性转移支付机制的建立。
1. 建立流域生态保护基金。
区际生态转移支付基金由区域内生态环境受益区和提供区的政府财政资金拨付形成, 拨付比例在综合考虑当地人口规模、财力状况、GDP总值、生态效益外溢程度等因素的基础上来确定。各地方政府按拨付比例将财政资金缴存入专门生态基金, 并保证按此比例及时进行补充。基金的缴付要体现“抽肥补瘦”、共担责任的目的。生态基金主要专项用于生态供给区的环境保护、生态工程、绿色项目。
2. 推动建立流域生态保护共建共享机制。
跨省流域生态补偿因其跨度大, 涉及省区广, 一直成为各方利益的胶着点。流域上下游之间环境保护责任如何划分、水体超标造成的损害如何赔偿, 上下游之间如何协商、谈判和博弈, 建立怎样的约束和协调机制等, 目前尚缺乏国家层面有效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因此, 目前跨省流域补偿, 尚没有很成熟、稳定的案例, 省际间生态转移支付体制尚处于探索阶段。在这方面, 可以借鉴浙江、安徽两省实施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的有关作法。2011年安排了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补偿资金3亿元, 专项用于新安江上游水环境保护和水污染治理, 其中中央财政安排2亿元, 浙江省安排1亿元。
甘肃省位于黄河上游, 干旱缺水, 用水矛盾突出, 但是为了流域的生态安排, 全省工农业生产用水量执行了“87分水”分配的用水指标。为保护内蒙古居延海的生态环境, 张掖市严格执行国家政策, 连续12年完成国务院制定的向黑河下游分水的指标, 实现了居延海2004年以来连续8年不干涸, 为维护黑河流域乃至西北地区的生态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 建议中央支持甘肃省与陕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在黑河流域、渭河流域, 参照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和污染赔偿的做法, 建立起省域间的横向生态补偿转移支付。
3. 探索建立流域异地开发机制。
流域异地开发主要针对上游区域因严格实施保护, 不能布置任何开发性项目, 而是需要下游地区提供一定的发展空间。因地制宜地进行流域内“异地开发”试点, 为上游地区的发展建立起一种长效机制。国家应强化宏观政策指导, 大力调整流域上下游地区的产业结构, 将项目支持列为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重要内容之一。甘肃作为黄河、长江的重要水源涵养区和补给区, 以及黑河、渭河等跨省河流的发源地和上游区域, 为维护流域生态安全, 牺牲了大量的发展机会, 付出了机会成本, 建议中央政府牵头协调流域上下游地区发展协作, 采取资金、技术援助和经贸合作等方式, 支持流域上下游分享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效益和分担相关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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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万军, 张惠远, 王金南.中国生态补偿政策评估与框架初探 (J) .环境科学研究, 2005 (2) .
甘肃财政 篇7
虽然, 平凉市财政工作取得了跨越式发展, 但财政工作的整体发展仍存在财源基础薄弱、收入结构相对单一的突出问题, 主要表现为:一是收入总量小, 结构不合理, “资源型”经济特征明显。2008年大口径财政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11.8%;地方收入中非税收入的比重达到18.4%;煤电行业提供的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高达55.6%, 非公经济对财政的贡献率仅为11%, 资源依赖型特征十分明显, 财政收入随市场波动的影响大, 稳定性差。二是自给能力差, 依赖程度高, “吃饭型”财政特征明显。2008年全市实有财力27.2亿元, 其中地方收入提供的财力为6.73亿元, 仅占24.7%;自给能力弱, 依赖上级补助程度高。全市财政支出中能用于支持经济发展方面的还不足10%, 吃饭型财政特征明显。三是贫困人口多, 保障水平低, 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明显。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0.4%, 达到97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5.2%, 仅为2414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4∶1, 绝对数额相差7286元。同时, 城乡群众享受公共服务不均等, 县 (区) 之间不平衡, 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义务教育等方面差距较大。四是“三农”增量多, 分配能力弱, “公平型”照顾效应明显。2008年, 全市投入的各项支农资金总量达到15亿元, 其中各类惠农直补资金总额达5.71亿元, 按全市农村44万户、194万农业人口计算, 户均享受惠农直补资金1298元, 人均享受294.4元。从“三农”投入总量看, 额度不小, 且逐年加大;但从分配到户到人情况来看, 则量小力孤, 资金分散, 规模聚集效应不明显。五是主体财源少, 零散税收多, “补充型”财源匮乏特征明显。虽然平凉财政煤电产业“一枝独秀”, “平凉金果”、“平凉红牛”和“平凉旅游”等特色产业已具规模, 但对地方财政收入贡献微弱。
面对平凉财政工作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就必须更进一步深入研究建立“六项机制”, 走出西部欠发达地区财政科学发展的新路子。
一、狠抓财源建设, 建立稳定的收入增长机制
(一) 拓宽增收渠道, 培育新型财源。
围绕煤电、草畜、果菜、旅游四大产业, 尽快培育形成增长后劲足、结构比较合理的财源支撑体系。首先, 要巩固支柱财源。坚持做大做强煤电优势主导产业, 全力抓好煤电工业重点项目建设, 加快煤电化运一体化建设进程, 延伸产业链条, 提升产业效益。其次, 培植新型财源。加大对“平凉金果”、“平凉红牛”等产业财政扶持力度, 使地方特色产业形成规模化经营, 培育地方财政的新兴财源。
(二) 强化征收管理, 壮大财政总量。
严格规范非税收入管理, 依法推行出租汽车、公共交通线路等国有资源经营和使用权招标、拍卖;继续加强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彩票公益金、捐赠收入管理;确保政府非税收入及时足额上缴金库或财政专户。
(三) 争取上级扶持, 提高财政保障水平。
积极争取财力补助, 找准制约平凉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因素, 如民族乡发展问题、矿区塌陷整治、泾河污染治理等, 全力以赴争取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
二、优化支出结构, 建立合理的支出分配机制
立足平凉实际, 加快建立公共财政支持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长效机制, 使公共财政最大程度地惠及人民。
(一) 坚持“两个结合”。
一是坚持政府财政投入与社会个人投入相结合, 通过完善以奖代补、财政贴息等财税政策,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 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改善公共服务的格局;二是坚持加大投入力度与加强支出监管相结合, 着力构建民生支出“大统筹”格局, 把资金使用结果与后续资金安排挂钩, 全面建立民生支出绩效评价制度。
(二) 把握“三个关系”。
一是正确把握当前和长远的关系, 既要积极应对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 又要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努力改善民生制度化、长期化;二是正确把握事权和财权的关系, 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以事权定财力、以责任定财力的原则, 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职责和筹资比例;三是正确把握普惠和倾斜的关系。财政支出在体现“普惠”原则、统筹兼顾不同社会群体利益的基础上, 更加注重向“三农”、向社会事业发展薄弱环节倾斜, 努力促进实现社会公平。
(三) 突出“八个倾斜”。
进一步向教育事业倾斜;进一步向“三农”倾斜;进一步向社会保障倾斜;进一步向公共卫生倾斜;进一步向文化事业倾斜;进一步向城市建设倾斜;向环境保护倾斜;进一步向社会公平倾斜。
三、规范预算管理, 建立高效的财政运行机制
加强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是建立高效的财政运行机制的必然要求, 也是更好地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迫切需要。
(一) 完善预算编制方法。
延长预算编制时间, 将预算编制时间提前到预算年度开始前九个月, 即从每年四月份开始编制下年度预算, 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实行部门综合预算, 将政府非税收入全部纳入部门预算体系统筹管理, 不断提高财政部门分配资金的透明度和部门预算的准确性。细化预算编制内容, 将财政预算的每一笔资金逐步深入细化到二级、三级科目, 使预算本身的定量因素不断增多。
(二) 加快资金拨付, 提高支出效率。
对年初预算专项, 已经明确到具体项目的, 按项目执行进度及时拨付资金, 每年6月底、9月底之前, 专项资金的下达比例不得低于60%、90%。同时, 建立支出考核制度, 对县 (区) 支出完成情况, 年终决算时按照6月、9月、12月的支出进度, 进行考核并兑现一次性奖励。
(三) 推进改革创新, 提高管理水平。
加快实施国库集中支付, 对所有二级预算单位全部实行直接支付, 并延伸至县 (区) ;对养老金、低保费、失业保险金、医疗费等个人资金实行“一折通”直达个人;积极试行“公务卡”制度;对会议费、招待费、车辆保险及维修费, 实行招标采购。
(四) 强化预算约束, 规范理财行为。
在资金安排上, 坚持依据政策、制度和因素分配;在资金使用上, 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无预算不支出的原则;在资金管理上, 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和实际工作的需要, 及时修订和完善相关的资金管理办法。
四、坚持依法理财, 建立严格的财政监督机制
把监督作为财政管理的必要环节和组成部分, 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系统全面、权责明确、运作规范的良性动态监控体系, 确保科学理财、民主理财、依法理财的全面实现。
(一) 强化财政收入监督。
进一步加强对本级预算收入征收部门征收质量和税源大户的监督检查, 加大对重点领域、重点部门的监督检查力度, 确保财政收入真实稳定增长。
(二) 强化财政支出监督。
将支出监督的重点放在事前审核把关和事中跟踪监控环节, 并适时开展事后专项检查;适时开展“三农”、社保、扶贫、教育等资金专项检查, 确保当前重大财税政策落到实处;积极探索和推进财政资金绩效监督工作, 把绩效监督贯穿于财政支出的日常监管和专项检查之中。
(三) 强化财政内部监督。
将内部监督检查作为一项常规性工作来抓, 进一步制度化和规范化;从财政部门内部抽组部分业务能力强的人为内审员, 并相对固定;将内外检查、上下检查相结合, 延伸检查重点专项资金。
(四) 强化财政会计监督。
加强对行政企事业单位会计信息质量的检查, 重点加强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行政监管, 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 完善科学规范的日常监督机制, 促进会计人员信息的真实完整和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健康发展。
五、完善考核办法, 建立规范的支出绩效评价机制
首先, 由项目单位对支出项目的目标和任务、投入规模与结构、投入效果进行初评。其次, 由财政部门根据经济效益原则和厉行节约原则, 对该项目作出综合效益评价。最后, 由审计部门负责对该笔资金使用效率进行绩效审计评价, 对项目在支出结构、效益、效率和效果四个方面进行审核, 并对财政资金的使用进行追踪问效, 对决策科学、项目实施成效巨大的部门, 给予必要的奖励;反之, 则给予必要的制裁, 依法进行查处。
六、坚持标本兼治, 建立完善的风险防范机制
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 必须对症下药, 标本兼治。一方面治本, 从理顺体制入手, 建立有利于消除财政风险的机制;另一方面治标, 规范举债和偿债行为, 把债务规模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一) 增强风险意识和偿债意识。
既要考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 又要量力而行, 估量自身的偿债能力;要合理控制债务规模, 防止发生债务清偿困难, 影响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二) 建立财政风险应对机制。
在编制年度预算时, 必须编制风险应对预算, 视发生风险和危机的可能性大小, 合理确定预算规模, 增强财政抗击突发风险和危机的能力。
(三) 规范债务清偿行为。
建立财政偿债准备金, 专项用于各种政府债务的偿债, 把潜在的财政债务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四) 切实强化债务管理。
切实加大债务管理力度, 政府贷款项目确定前, 财政部门要组织力量对偿债能力、汇率风险等进行全面地预测和论证, 尽量避免因举债不慎而带来的债务风险。
参考文献
〔1〕张少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教科文事业发展〔J〕.中国财政, 2008 (20) .
〔2〕陈兴才.创新机制推进财政支农工作〔J〕.中国财政, 2008 (23) .
甘肃财政 篇8
一、甘肃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 甘肃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积极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工程、文化信息共享工程、送书下乡工程、农村流动舞台车工程五大文化建设工程为核心, 通过政策推动、工程促进、经济助力三大引擎, 大力夯实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 “十一五”期间, 中央及省级财政通过省直部门共投入公共文化建设经费约20.7亿元, 年均增长25%, 各市州共投入文化建设经费约40.49亿元。全省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得到较大改善, 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大幅度提高。但是,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 甘肃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经济发达地区和全国公共文化服务总体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一) 公共文化建设资金投入长期不足, 公共文化服务起点低、基础差、欠账多
从财政投入看, 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制约和财力限制, 十余年间, 全国文化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支出总额一直较低。但是经济发达地区投入不足表现为相对投入不足, 而广大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则是绝对投入不足。从甘肃来看, 全省文化事业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直很低。从1980年到2009年的29年间, 全国文化事业投入增加了38.11倍, 而甘肃仅增加了25.64倍。但同期甘肃财政支出总量增加了65.52倍。财政投入不足直接导致了甘肃省文化基础设施匮乏, 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弱化, 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难以得到保障。由于资金匮乏, 不仅一些基层文化单位缺乏正常运行的经费支持, 而且一些在基层文化项目建设中实际发挥作用较大的文化广场、戏曲舞台 (戏楼) 没有足够的资金保障而难以维持运转。
(二) 公共文化资源配置不平衡, 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差距较大
一是由于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总体处于短缺状态, 向社会成员分配的文化财富十分有限, 导致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分配不均, 社会不同群体无法共同享有文化成果, 其中突出的问题是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地区以及弱势群体文化生活比较匮乏。特别是农村, 文化建设资金投入少, 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二是为基层群众服务的多数公共文化机构运转存在较大困难, 文化产品缺乏长效服务能力, 后期管理难以为继, 一些地方的公共文化设施因资金有限“建而不用”或“挪作他用”, 文化阵地利用率低下;三是文化产品提供严重不足, 难以满足群众文化需求。文化服务产品单一, 文化市场的产品和服务价格偏高, 文化活动的精品和名品严重缺乏, 难以吸引人们的参与兴趣, 特别是符合时代核心精神的创新性文化产品太少, 大众的高层次文化消费需求难以满足。由于缺乏积极健康、引人入胜的文化产品, 基层农村的消极腐朽文化甚至封建迷信势力沉渣泛起。
(三)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缺乏政策法规支撑
长期以来, 文化发展缺乏政策保障、法律支撑和规划的约束。扶持文化发展的优惠政策不够完备, 其中还有不少政策的操作性不强。一些图书馆、博物馆没有按规定向百姓免费开放, 原因是各级财政部门未将公共文化服务单位免费开放经费列入预算, 致使部分公共文化服务单位不具备免费开放条件。重大建设项目的地方配套、公益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土地划拨和费税减免、企业对公益性单位和项目捐赠的减税等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公共文化服务扶持政策缺乏刚性, 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一大瓶颈。
(四) 社会力量支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渠道不畅通
社会力量捐赠公益文化事业是国家财政投入的有益补充, 值得鼓励和提倡, 但是, 目前我国公益文化事业主要还是依靠政府投入, 社会力量捐助公益文化事业的成功案例非常少。原因是多方面的, 如政策宣传力度不够, 难以形成普遍的社会共识;缺乏有吸引力的荣誉制度, 捐助人得不到应有的肯定和表彰;税前列支的优惠政策程序繁琐, 税务部门和捐助企业的积极性都不高, 使得有关政策在实际捐助过程中可操作性不强, 这些无疑阻塞和影响了全社会的文化服务的共建共享。
(五) 公共文化服务人才短缺, 内部管理机制亟需改革
总体来看, 公共文化服务单位管理机制不健全, 很多单位没有形成“奖勤罚懒、绩效挂钩”的分配机制, 基层文化干部待遇较差, 一些基层文化馆、图书馆至今仍处于无机构、无编制、无设备的“三无”状态, 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制约了公共文化服务效率和水平的提高。加上文化骨干人才、顶尖人才普遍匮乏, 文化系统内部各类专技人员比例较少, 口授身传的民间艺人年龄普遍偏大、面临后继乏人的状况, 这些均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的现实难题。
二、甘肃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思路及政策措施
党的十六大以来, 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制定下发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等, 对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等作出重要部署。党的十七大把“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并将之作为“三加快一加强”文化改革发展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结合未来5年“加快社会事业发展,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保障和改善民生, 促进社会和谐, 锐意改革创新, 不断扩大开放, 努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总体发展目标, 甘肃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发展思路总体应遵循如下原则:牢固树立文化民生的理念, 以公共财政为支撑, 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 以全体人民为服务对象, 以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为主要内容, 完善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确保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一) 坚持以政府为主导, 建立健全以公共财政为支撑的投入机制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须坚持政府主导, 逐步建立健全与财力相匹配、同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相适应的政府投入保障机制。一是各级政府应当把公共文化事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纳入科学发展考核评价体系, 真正做到思想上高度重视、组织上加强领导、工作上强力推进、政策上全力支持;二是充分发挥公共财政作用, 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 加大投入力度, 把主要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公益性文化活动纳入公共财政经常性支出预算, 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有力的保障;三是改进投入方式, 采取政府采购、项目补贴、定向资助、贷款贴息、税收减免等政策措施, 鼓励各类文化企业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增强公共文化服务的活力;四是建立长效稳定的公共文化投入机制, 可考虑设立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 并且确保各级财政对文化的投入不能少于当年财政总支出的1%, 鼓励各类公共文化服务单位采取“以文养文、以文补文、以文促文”的方式, 利用文化经营收入补助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的不足, 形成公共文化投入的良性循环。
(二) 重视制度建设, 制订促进公共文化发展的相关政
策, 使公共文化服务逐步规范化、制度化
维护和实现公民的文化权益, 必须设计并实施切实有效的制度体系。当前, 全国各地正在积极争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示范区”。“示范区”的创建, 是要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文化服务的规律性和特殊性。以此为契机探索形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长效机制的政策、手段和措施。因此, 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既要进行整体规划, 抓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各个方面, 又要找准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突出问题和矛盾, 实施重点攻关, 集中力量解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必须坚持软硬件建设并重, 在继续完善文化基础设施硬件建设的同时, 更加关注服务队伍、能力、标准、规范和管理运营等软件建设。
(三) 促进社会广泛参与, 努力拓宽社会力量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渠道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政府主导的同时离不开全社会的广泛参与。要进一步推进财政、税收等激励政策, 引导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服务;要合理使用财政补贴、政府采购、委托生产等手段扶持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生产。通过合理的政策、制度设计, 吸引社会力量尤其是广大民营企业投资、捐助公益文化设施;加强对民办文化机构和团体的支持力度, 打破体制界限, 在资金扶持、队伍培训、行业评估等各方面对民办文化机构和国办文化机构一视同仁, 同等对待, 努力形成多元互补、广泛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发展格局。
(四) 全面整合公共文化服务资源, 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水平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落脚点是努力实现均等化, 只有真正做到惠民、便民, 才能实现均等化。一是要全面整合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对全省的公共文化资源应进行普查登记, 并归类和整合, 形成本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从而实现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共享;二是提高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 丰富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内容。公益性文化单位应充分发挥骨干作用, 面向基层、面向群众, 着力提高生产能力和服务水平, 多提供符合人民群众需求、质优价廉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强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建设并完善向社会免费开放的服务, 制定鼓励其他国有文化单位、教育机构等开展公益性文化活动的有力措施;三是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时要重视身份均等, 关注社会各阶层、群体, 并向未成年人、老人、城市低保户、农民工等倾斜, 可通过“艺术扶贫工程”、“文化低保”等措施, 使弱势群体也能均等享受文化发展成果;四是在城乡均等方面, 既要努力弥补农村文化建设的历史欠账, 使文化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布局、合理配置, 推动城乡文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还应当重视并解决随着城市化建设快速推进, 城镇新建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严重短缺的问题, 要从法规、制度上切实采取措施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五) 转换机制, 创新服务, 培养优秀的文化人才
一是要鼓励国家投资、资助或拥有版权的文化产品无偿用于公共文化服务。深入推进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改革, 创新运行机制, 突出公益属性, 强化服务功能, 增强发展活力;二是要加强业务培训。要根据形势发展和任务需要, 加强文化系统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和管理培训, 不断提高各级各类文化人才水平, 提高人民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三是吸纳各类人才。采取多种方式及时吸收各类优秀文化人才充实专职文化队伍, 开辟“绿色通道”引进文化专才建立文化人才基地, 大力发展和健全公共文化服务组织, 鼓励民间成立各种形式的业余文艺团队, 发现和培养一批热爱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人员作为兼职人员, 积极发展文化志愿者和文化义工队伍。调动文艺人才积极性, 提供高效、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摘要：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 探寻在公共财政框架下甘肃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财政投入机制, 并通过财税政策措施引导社会力量投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财政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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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财政 篇9
2010年, 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和极为严峻的特大自然灾害, 甘肃省各级各部门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坚决贯彻中央和省上决策部署,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全面落实国家积极的财政政策, 扎实实施区域发展战略, 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着力解决民生问题, 全力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保持了经济回升向好、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各级财税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支持经济社会发展, 保障重点及民生支出, 推进各项改革, 加强财政监管, 圆满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
(一) 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
财政收入执行进度快、增幅高、均衡性强。坚持依法科学征管, 强化重点税源、潜力税源、零散税源管理, 充分挖掘增收潜力;完善征管办法、深化收缴改革, 加大重点行业、重点项目和重点环节非税收入征缴力度, 确保应收尽收。财政保障能力不断提高, 支出的均衡性、时效性进一步提升。各级各部门积极采取得力措施, 强化支出管理, 完善考评机制, 加快预算下达, 加强资金调度, 及时拨付资金, 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 全力保障重点支出。全省地方财政收入实现353.6亿元, 完成汇总预算的118%, 增长23.4%。其中省级收入130.8亿元, 完成预算的114%, 增长20.02%;市县收入222.8亿元, 完成预算的120.5%, 增长25.6%。大口径财政收入实现745.3亿元, 完成计划的113.7%, 增长23.7%。全省财政支出实现1466.7亿元, 完成变动预算的95.8%, 比上年增支220.4亿元, 同比增长21.36%, 其中省级支出313.4亿元, 增长16.1%;市县支出1153.3亿元, 同比增长23.8%。各级财政均可实现当年收支平衡。
(二) 中央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
国务院正式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家25个部委出台了支持我省加快发展的政策性文件, 16个部委与我省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央完善政策措施, 继续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并进一步加大了对藏区扶持力度。舟曲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已批复, 中央补助资金34.8亿元。循环经济全国试点进入实施阶段。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试点县达到40个, 中央补助达到4.1亿元。21个县列入全国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试点范围。农村义务教育化债工作中央已验收通过, 并奖补资金3.4亿元。化解农村其他债务前期准备工作基本完成。部分自治州列入全国学前教育发展试点范围。均衡性转移支付、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奖补资金大幅增加。55亿元地方政府债券全部落实到项目。机场、铁路、公路及兰州新区建设等又一批重点项目中央已批准立项。当年中央共下达我省各类补助1023亿元, 比上年增加138亿元, 增长15.6%。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 省上当年下达市县补助929亿元, 增长15.8%, 有效缓解了市县财政困难, 增强了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的能力。
(三) 支持经济发展措施积极有效
认真贯彻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 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千方百计筹措资金, 综合运用直接投资、财政贴息、参股经营、税收优惠等多种方式, 积极支持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贯彻实施国家结构性减免税费扶持政策, 共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25亿元。统筹预算内外资金、地方政府债券等资金60多亿元, 支持铁路、公路、机场等重点项目建设。落实资金6亿元, 保证了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扶持政策的及时兑现。安排资金2.9亿元, 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循环经济发展。拨付资金29.5亿元, 推进污染治理、节能减排、能源节约利用和资源综合利用。投入资金8.7亿元, 支持和服务中小企业发展。办理出口退税4.3亿元, 支持外贸企业扩大出口。利用政府主权外债资金2.2亿美元, 增加了经济社会发展投入。及时安排扶持专项1亿元, 衔接落实对口援建资金1亿元, 加大了支持藏区发展力度。积极筹措资金, 支持敦煌银行、交通旅游投资公司等地方金融机构组建工作。
(四) “三农”投入大幅增加
积极落实强农惠农政策措施, 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繁荣。各级财政用于农林水事务、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方面支出230亿元, 比上年增加39亿元。下达资金37.5亿元, 有效落实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公益林补偿等政策。整合资金7亿元, 扶持特色优势产业和重点技术推广, 深入实施促农增收“六大行动”。投入资金6.8亿元, 支持实施土地整治工程, 新修梯田面积达到163万亩。筹集资金7.1亿元, 解决了130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新建农村沼气用户10万户。落实资金3亿元, 顺利实施大中小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项目。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投入7.2亿元, 支持了中低产田改造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涉农“四补贴”资金达到25.9亿元, 加大了惠农补贴力度。下达资金15.3亿元, 支持整村推进、连片开发等扶贫项目建设。拨付一事一议奖补资金12.2亿元, 带动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资金20.7亿元, 受益群众达到801万人。整合资金2.6亿元, 实施农民技能培训工程, 培训人数达到14万人次。新增补助1.7亿元, 进一步提高了村干部报酬、村办公经费补助标准。补助资金1.4亿元, 支持新一轮新农村建设试点。
(五) 民生资金保障有力
大力支持教育事业发展。全省教育支出达到227.9亿元, 占全省生产总值4100亿元的5.6%, 比上年增加21.5亿元。落实资金12亿元, 支持实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安排资金15.6亿元, 提高中小学公用经费补助标准。拨付资金17.1亿元, 提高高校、职业学校、高中生助学金、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制生生活补助标准, 建立了从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到高等教育全面覆盖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政府资助体系。筹措资金1.5亿元, 争取中央补助0.9亿元, 启动了化解省属高校债务工作。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 支持第三期国家示范性职业院校建设计划, 实施特殊教育学校建设工程。
继续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全省社会保障和住房保障支出272.7亿元, 比上年增加64.4亿元, 较好地保证了城乡低保、企业改革、就业再就业、救灾抚恤等方面的需求。城乡低保标准再次提高10%, 城市低保标准由月人均185元提高到204元, 农村低保标准由728元提高到850元, 总保障人数达到341.8万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县达到34个, 参保人数达到284万人, 参保率达到77.6%, 领取待遇人数达到56.3万人。拨付资金2.8亿元, 向425.7万困难群众发放临时物价补贴, 向10万名大学生发放伙食补贴。补助资金14.1亿元, 有效落实了积极的就业政策。采取“以奖代补”方式, 补充各地担保基金2.1亿元, 新增小额担保贷款近70亿元, 满足劳动者自主创业贷款需求。认真落实税费优惠政策, 拨付资金46.2亿元, 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力度, 完成20万户农村危旧房、0.6万户农村残疾人危旧房、8.2万户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等改造工程, 开工建设廉租住房4.6万套、234.3万平方米, 为12.8万户住房困难家庭发放廉租住房补贴。
积极推进城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全省医疗卫生支出100.3亿元, 比上年增加12亿元, 支持实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提前一年实现全省全覆盖, 公立医院试点改革顺利推进,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步伐加快, 基层医疗机构绩效工资改革稳步实施。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和新农合三项医保参保率均超过95%, 16万名关闭企业离退休人员、31.6万名大学生、50多万名中专、技校、中小学在校学生和入托幼儿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范围, 城乡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433万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人均补助标准达到15元,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由人均80元提高到120元,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补助达到28.6亿元。下达资金5.9亿元, 加大城乡医疗救助力度, 惠及困难群众86万人。
加大公共文化事业投入力度。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29.5亿元, 比上年增加5亿元。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范围进一步扩大。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积极推进。支持全省文物保护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实施了农家书屋、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映及乡镇文化站、全民健身中心建设等农村重点惠民工程, 进一步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
全力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全面完成了地震灾区居民住房维修和重建任务, 基本完成了灾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恢复重建工作, 实现了“力争在两年内基本完成原定三年任务”的目标。舟曲、成县等山洪泥石流灾害灾后恢复重建全面启动实施, 当年拨付灾区救灾抢险和灾后重建资金29.1亿元。
省级财政安排资金41亿元, 确保了省委、省政府确定的“14件、23项”惠民实事的全面落实。
(六) 管理改革深入推进
统一了内外资企业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政策, 开征了甘肃教育附加, 实施了石油、天然气资源税从价征收改革。健全政府预算体系, 试编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省级和14个市州本级、36个县全面编制了部门预算, 31个县选择部分单位进行了改革试点。预算编制的内容进一步细化, 完整性明显增强。资产管理系统加快建立, 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的工作有效开展。国库集中支付改革进一步深化, 财政资金支付动态监控管理在探索中加强。政府采购规模达到60亿元, 增长20%。“省直管县”试点改革平稳运行。乡镇财政建设得到加强, “一册明、一折统”惠农资金发放办法进一步调整完善。健全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 实行了对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水平、税收增长、支出进度等“六奖一补”考核奖惩政策措施。主体功能区转移支付范围扩大, 考核评价办法正式出台实施。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平稳推进, 分类保障政策全面落实, 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围绕收入、支出、会计、内部监督四条主线, 加快建立覆盖资金和运行全过程的财政监督机制。深入进行了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回头看”, 积极开展社会团体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小金库”治理。组织实施了强农惠农资金专项清查和检查工作。在全省开展会计信息质量和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会计信息化标准建设深入推进。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基本建成。出台了推动会计师事务所做优做强做大实施办法。信息化建设与财政业务管理进一步融合, 应用支撑平台在7个市州推广实施并上线运行。预算公开取得新进展。机关作风年活动、创先争优活动顺利开展并取得明显成效。老干部、工青妇、新闻宣传、财政科研、机关后勤服务等工作, 也都取得了新进展。
回顾过去的五年, 在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 甘肃省财政实力不断增强, 调控作用有效发挥, 民生问题加快解决, 财政改革稳步推进, 财政管理更加规范, 各项财政事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收支规模大幅度增加, 财政实力明显增强。全省大口径财政收入由2005年的254.6亿元, 增加到2010年的745.3亿元, 年均递增24%;地方财政收入由123.5亿元增加到353.6亿元, 年均递增23.4%, 均高于同期GDP增长。全省大口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2005年的14.6%提高到2010年的18.2%。人均地方财政收入由2005年的482元增加到2010年的1343元。中央补助由2005年的311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023亿元, 年均递增27%。“十一五”时期中央对我省补助累计达到3546亿元, 是“十五”期间补助总量1160亿元的3倍多。
全省财政支出由2005年的429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466.7亿元, 年均递增27.9%, 人均支出由1655元增加到5567元, 在全国的排名由2005年的21位上升到2009年的16位。全省财政赤字由2005年的29.6亿元减少到2009年的14.6亿元;赤字市州本级由8个减少到7个, 赤字县市区由67个减少到43个。
——支持发展的能力不断提升, 民生问题加快解决。充分发挥财税政策、财政资金导向作用, 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先后实施了稳健和积极的财政政策, 适时出台实施了扩大内需、灾后重建、节能减排等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措施。清理、规范收费项目, 减轻企业负担50多亿元。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 顺利推行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五年累计完成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329亿元, 重点支持了一批交通、教育、卫生和生态环境保护等重大工程。争取国际金融组织和国外贷款项目47个, 利用外资15亿美元, 增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投入, 有力支持高速公路、农业综合开发、医疗卫生等项目建设。争取中央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120亿元, 成功发行中期票据100亿元, 重点用于重大项目建设、企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筹措资金124亿元, 基本完成了146户企业国家政策性关闭破产任务。
积极调整支出结构, 大力支持“三农”及社会事业发展。“十一五”期间, 全省农业、教育、社保就业、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科技支出总量分别达到839亿元、828亿元、763亿元、310亿元、104亿元、43亿元, 六项支出总额年均递增31%。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有效进行, 农业基础条件明显改善,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 城乡居民医疗保障水平显著提高, 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不断加大, 公共文化事业加快发展。五年来, 围绕群众就业、就医、就学、行路、饮水、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 省级财政累计安排资金153亿元, 有效落实了省委、省政府确定的54件为民办实事事项。市县政府也根据实际, 积极筹措资金, 解决了一批民生事项。
认真落实政策措施, 稳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规范了公务员收入分配秩序, 提高了补助水平, 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改革基本落实, 农村公共卫生和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积极推进, 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离退休人员收入明显增加, 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以及优抚对象、城乡低保、五保等低收入群体补助水平连续几年得到较大幅度提高。
——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加大, 基层困难得到有效缓解。坚持财力向基层倾斜、向困难地区倾斜、向困难群众倾斜, 不断加大对市县的补助力度。省对市县补助资金总额由2005年的225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929亿元, 年均递增32.8%;市县人均财力由806元增加到2277元, 年均递增23.1%;市县人均支出由1108元增加到4376元, 年均递增31.6%。“十一五”期间, 省对市县补助累计达到3055亿元, 是“十五”时期补助总量811亿元的近4倍。初步建立了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 实施了生态功能区和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制度, 加大了对民族地区、革命老区的支持力度, 极大地缓解了县乡财政困难, 提高了基层财政保障水平, 促进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财政改革深入推进, 监督管理不断加强。进一步完善了均衡性、生态功能区和民族地区等转移支付办法。调整和完善了省对市县财政管理体制, 在41个县市实行了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 全省基本实施了乡财县管、村财乡管方式改革。实行57县四税和10个市州营业税基数定额返还政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等各项改革继续深化, 政府预算体系不断完善, 非税收入收缴改革推向深入, 国有资产管理稳步加强, 农村综合改革顺利推进。进一步强化乡镇财政职能, 加强涉农资金监管。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行了惠农财政资金“一册明、一折统”发放方式改革。财政财务监督成效明显, “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对地方金融机构的监管机制已基本建立。
在五年的工作实践中, 各级财政部门提高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能力, 提升了支持改革、促进发展的水平, 增强了科学管理、依法理财的能力, 坚定了沉着应对、克服困难的信心, 成绩来之不易, 经验弥足珍贵, 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借鉴。
一是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紧紧依靠各级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 牢固树立大局意识, 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上来, 积极建言献策, 履职尽责, 主动为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服务, 这是做好财政工作的前提。
二是必须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和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反作用于经济的理念, 立足财政看全局, 主动发挥财政在促进经济发展、优化资源配置和调节收入分配等方面的职能作用, 把握机遇, 用足用活政策, 积极争取中央支持, 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不断壮大财政实力, 这是财政部门的职责所在。
三是必须坚持“民生为先, 以人为本”。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问计于民, 问需于民, 不断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 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加快各项社会事业发展, 努力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让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这是财政改革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四是必须坚持改革创新。改革创新是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健全财政体制, 深化税制改革, 加快完善公共财政体系, 加强制度建设, 创新激励机制, 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依法理财、科学理财、民主理财水平, 加强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这是做好财政工作的基础和关键。
五是必须坚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和队伍建设是基础建设的理念, 按照业务工作和队伍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要求和确保“两个安全”的思路, 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大力弘扬“为国理财、为民服务”的财政工作宗旨, 不断增强财政干部大局意识、创新意识、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 造就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这是做好财政工作的有力保障。
总体看, 过去的五年, 是财政实力不断壮大、财政支出结构不断优化的五年;是公共财政体系不断健全、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五年;是财政改革不断深化、干部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的五年。上述成绩的取得, 是甘肃省委、省政府统揽全局、正确领导的结果, 是各级、各部门大力支持、共同努力的结果, 更是广大财政、财务干部职工敬业奉献、辛勤工作的结果。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 财政运行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财政收入总量小、自给能力弱、人均水平低、债务包袱重。二是财政管理还不够科学精细, 绩效评价机制不健全, 支出的均衡性、时效性仍有待提高。三是财政改革进展不平衡, 管理体制、制度需要继续健全完善。四是部分市县和部门资金管理、使用不够规范, 违规违纪现象时有发生, 财政监督工作的深度、广度、力度不够, 监督力量不足。五是利用外资总量少, 结构和效益欠佳。对此, 财政部门一定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 积极采取措施, 通过推进改革、加快发展, 努力加以解决。
二、“十二五”时期财政工作的基本思路
“十二五”时期是深化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实现甘肃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级财政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省委十一届十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为主线, 深化财政改革, 加强财政管理, 保障和改善民生, 全力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准确把握“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 是做好财政经济工作的前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世情、国情、省情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 我国经济社会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从国家政策看, 一是国家深入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政策, 将进一步加大扶持和投入力度, 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二是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甘肃省循环经济总体规划》, 明确了我省的战略定位和重点发展战略, 指明了中长期发展方向, 为我省加快发展提供了新的推动力。三是国家制定并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 我省的重要生态地位将得到体现, 有利于进一步争取重大生态项目, 对改变我省发展路径、调整经济结构必将产生重大影响。四是中央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 深化资源价格改革, 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 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等政策, 都将进一步加大对西部地区支持力度。从省情看, 甘肃省自身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经过“十一五”以来的奋斗, 全省发展思路更加清晰完善, 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 经济实力持续壮大,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不断增强, 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大幅度提高, 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进一步巩固。但是, 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 我省财政收入结构不尽合理, 非税收入占比较大, 一次性、特殊性因素较多, 抬高了收入基数, 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态势不一定能持续, 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深化改革开放等方方面面, 都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财政收支矛盾将更加突出。因此, 我们一定要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形势的分析判断上来, 紧紧围绕科学发展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 主动适应环境变化和挑战, 切实转变观念, 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 科学把握财政改革发展规律, 强化政策支持, 加强机制创新, 更加奋发有为地工作, 为顺利实现“十二五”规划目标任务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根据新形势新任务, “十二五”时期财政改革和财政工作的基本思路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按照省委、省政府对财政工作的总体要求, 抓住机遇, 积极争取, 用活、用足、用好中央对甘肃的各项扶持政策, 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促进经济跨越发展;深化财税改革, 厉行增收节支, 优化结构, 突出重点, 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加快社会事业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增强基层政府服务能力, 规范收入分配制度, 逐步缩小地区间财力差异, 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狠抓基础管理, 加强基层建设, 着力提高财政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水平。
按照以上总体思路, 我们确定今后五年发展的总体目标是:
收入目标:力争通过五年的努力, 使财政实力继续发生明显变化, 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5%, 五年翻一番, “十二五”末地方财政收入和大口径财政收入分别达到700亿元和1500亿元, 在财政收入的总量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 收入质量显著提高, 财政宏观调控能力进一步增强。
支出目标:财政支出年均增长12%, “十二五”末达到2500亿元以上, 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 公共服务领域投入明显加大, 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基本建立,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不断推进。
管理与改革目标:努力建立健全增长稳定、结构优化、调节有力的财政收入机制, 以人为本、科学规范、注重绩效的财政支出机制, 目标明确、相机抉择、协调配合的财政调控机制, 方法科学、基础扎实、手段先进的财政管理机制。
今后五年财政工作的主要任务:
一是着力促进全省经济跨越发展。面对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 我们要按照“四抓三支撑”的总体工作思路和区域发展战略, 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和资金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结构、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支持实施“六大行动计划”, 大力推进工业加快发展。重点在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上下功夫, 加快改造传统产业, 扶持优势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大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加大科技投入, 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支持推进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 进一步健全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大力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加强生态保护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根据经济运行情况的变化, 及时完善相关政策措施, 把握好政策的重点、力度和节奏, 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保持财政稳健运行。
二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积极支持城乡统筹发展, 完善和强化各项强农惠农政策, 支持发展现代农业, 促进农民增收。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 加大教育投入, 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加强学前教育, 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促进高等教育, 完善扶持民办教育政策和措施。建立健全就业援助制度, 支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努力扩大就业。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加大医疗卫生投入, 尽快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导的多元卫生投入机制, 健全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 推动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资金, 加快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实施城镇职工和居民养老保险制度, 健全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 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健全社会救助体系, 实现城乡社会救助全覆盖。支持增加中低收入居民住房供给, 加强公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棚户区和农村危旧房改造等保障性住房建设。构建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 加强基层政权建设, 维护社会稳定。
三是着力推进财政体制机制创新。加快财税体制改革, 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也是更好地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的体制保障。要力争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明显进展, 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在合理界定事权基础上, 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 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全面推进省直管县改革, 深化乡财县管改革, 强化乡镇财政管理, 用三年左右时间, 基本实现乡镇财政标准化建设目标。推进预算制度改革, 加快建立由公共财政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共同构成、科学完整、结构优化、有机衔接、公开透明的政府预算体系。深化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等改革, 在全省各级财政实行比较规范的部门预算管理。按照强化税收、规范非税收入的原则, 继续推进税费改革。同时, 完善财政支持地方金融体系发展和促进中小企业融资的长效机制。
四是着力提升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全面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是依法管理、科学管理、民主管理的要求, 事关财政职能作用的有效发挥, 事关财政事业的健康发展。要坚持完善制度、夯实基础与提高执行力并重, 不断提高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规范财政执法行为, 深入推进财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完善年度预算与中长期财政规划相结合的机制, 促进预算编制与预算执行、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以及资产管理的有机结合, 进一步增强预算编制的完整性, 努力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强化预算执行管理, 不断提高预算执行的均衡性和时效性。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围绕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和财政监督等关键环节, 加快应用支撑平台建设, 提升信息化对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保障能力。加快预算公开的法制化、规范化进程, 逐步扩大公开范围和细化公开内容, 强化预算公开责任制度。
五是着力加强财政干部队伍建设。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与职业道德建设, 积极引导广大财政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和事业观。大力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努力成为学习型组织、创新型团队、效能型集体、廉洁型班子。不断深化财政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健全选贤任能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强化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全面提高干部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平。加强机关作风建设, 提高开展调查研究的水平, 增强谋划全局、做好前瞻性研究、完善政策措施、解决突出问题的能力, 努力当好各级党委、政府的参谋助手。加强财政文化建设, 推进财政系统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按照党风廉政建设总体要求, 不断加强财政资金监管, 严格落实反腐倡廉牵头分工责任, 确保财政资金、财政干部“两个安全”。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弘扬爱岗敬业、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和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的优良传统, 为“十二五”时期财政改革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三、2011年的重点工作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也是“十二五”时期开局之年。做好今年的财政工作, 对于顺利完成规划各项目标任务, 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甘肃省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财政工作会议, 深入分析了当前的经济形势, 全面部署了2011年的经济财政工作。各级财政部门一定要按照中央和省上的决策部署, 妥善安排并积极做好今年的各项财政工作。
全省财政收支预算安排的基本思路是:收入预算安排充分考虑税收政策和非税收入相关因素, 实事求是、积极稳妥, 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预期指标相适应;支出预算安排要处理好保证运转、改善民生和促进发展的关系, 统筹兼顾、保证重点、有保有压, 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严格控制公用经费等一般性支出,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发展。
按照上述思路, 2011年全省地方财政收入代编预算为403.1亿元, 比去年完成数增长14%。大口径财政收入计划为849.6亿元, 比去年完成数增长14%。地方财政收入加上预计中央税收返还、转移支付、定额补助等, 减去上解中央支出后, 全省总财力可达到942.6亿元, 比去年年初代编预算增加148.2亿元, 支出预算相应安排942.6亿元。再加上预计中央专项补助和上年结转, 今年全省财政支出可达到1500亿元以上。
这一安排是积极稳妥的, 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为确保完成2011年各项工作任务, 必须重点抓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一) 发挥职能作用, 支持经济发展
2011年, 为了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推动全省经济跨越发展, 省级用财力和地方政府债券安排的经济发展和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方面的专项资金达到50亿元以上。
支持实施区域发展战略。按照“中心带动、两翼齐飞、组团发展、整体推进”的区域发展战略, 加快白兰核心经济区、兰州新区建设, 推进酒嘉、平庆、天水等经济区发展。推动“两州两市”加快特色产业发展和集中连片扶贫攻坚。大力支持民族地区发展, 落实好国家和省上支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 建立完善对口援建机制。支持铁路、公路、机场、轨道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 努力改善我省基础设施条件, 为加快发展提供长久支撑。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充分发挥财税政策调节作用, 加大投入力度, 支持培育发展新兴产业、改造传统优势产业、加快矿产资源勘探开发转化、加快发展能源产业、现代高载能产业和工业企业合作发展等“六大行动计划”。加快高效节能产品推广和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环保产业, 积极研发应用低碳技术。加大科技创新投入, 推进产学研结合, 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研究和重大关键技术研究开发, 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积极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完善政策措施, 积极开展省属商贸流通、建筑、旅游、供销等国有企业改革改制工作。认真落实支持非公经济、中小企业发展的财税优惠政策, 加大对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技术创新、产品开发的扶持力度。支持敦煌银行、交通旅游投资公司等地方金融机构做大做强, 为经济发展提供活力。同时, 继续落实好结构性减税政策, 切实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 促进企业扩大投资。实施好家电、汽车摩托车、节能环保产品补贴政策, 有效刺激居民即期消费。加强基层市场建设, 继续实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和乡镇农村集贸市场标准化改造工程。
(二) 有效增加投入, 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
按照总量持续增加、比例稳步提高的要求, 不断增加对农业农村的投入, 确保财政支出用于农业农村的总量、增量、增幅、比重均有所提高。2011年省级预算安排农林水事物资金达到25亿元, 增长26.4%。
支持发展农业生产。落实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扶持办法, 推进“四个1000万亩工程”。支持农业技术推广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加快现代农业建设。加大农业综合开发力度, 加快改造中低产田, 建设高标准农田。支持良种良法集成推广应用, 推进农业先进适用技术进村入户。扩大农业保险补贴规模, 健全产粮 (油) 大县奖励制度。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自然保护区工程, 建立健全生态保护综合补偿机制。
加快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中小河流治理、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和地质灾害防治, 在31个县实施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建设工程。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水利、交通、通信、污染治理等条件。实施150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新增10万户农村沼气用户、150万亩梯田建设以及县通二级公里和通乡油路建设工程。
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严格落实各项强农惠农政策, 深入实施促农增收“六大行动”, 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支持做好粮食收购和农产品市场调控。积极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组织发展。推进开发式扶贫, 实施500个村整村推进和16个片区连片开发试点项目。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 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 促进草原生态保护和牧民持续增收。全面推行扶贫开发与农村低保制度有效衔接。健全利益补偿机制, 推动大宗农产品市场调控体系建设。加强涉农补贴资金管理, 改进涉农资金补贴发放方式, 提高财政惠农补贴资金综合效应。大力开展以“两后生”为重点的农民职业技术培训, 增强农民就业创业的稳定性。
继续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稳步开展国有林场和国有林区改革试点。积极推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改革, 加强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建设。完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 积极稳妥化解乡村公益性债务。
(三) 优化支出结构,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促进优先发展教育。加大教育投入力度, 省级教育支出预算安排31亿元, 增长30%。巩固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提高经费保障水平。继续实施城市义务教育学生免学杂费政策, 支持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落实好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免学费政策, 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实施全省中小学校舍安全和农村学前教育建设工程, 加快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支持省属高校积极化解债务, 有效控制高校债务风险。
支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今年省级预算安排医疗卫生资金9.8亿元。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均财政补助标准, 由120元提高到200元。大力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和建设, 将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标准由15元提高到25元。继续支持实施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加大城乡医疗救助支持力度。实施覆盖全省城乡的“120”医疗急救体系建设, 为全省乡镇卫生院配置500台 (套) 救护车及车载医疗设备;改扩建11个县级医院、10个市县妇幼保健院、新建1170个村卫生室。
加强社会保障和就业工作。今年省级预算安排社会保障和就业资金26.5亿元。完善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办法, 继续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范围, 稳步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将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水平提高10%, 将城镇无收入居民纳入养老保险范围。新增资金3.5亿元, 将城乡低保标准和补助水平提高10%, 城市低保平均保障标准由204元提高到225元;农村低保补助标准由850元提高到1096元。加大对低收入家庭补贴救助力度, 切实保障城乡困难家庭、离退休职工、在校贫困大学生基本生活水平不下降。建立失业保险制度。落实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扩大鼓励创业的政策扶持范围, 做好就业帮扶、职业技能和创业培训等工作。扶持1万名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
加快住房安居工程建设。省级投入资金9亿元, 支持实施20万户农村危旧房改造、2万户城市棚户区、5000户国有林区 (场) 棚户区 (危旧房) 和1500户省属企业矿山塌陷区危旧房改造, 建设1.5万套、75万平方米廉租住房, 对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0平方米以下的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10万户发放廉租住房租赁补贴。积极发展公共租赁住房, 鼓励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规范经济适用房建设和管理。
推进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今年省级预算安排文化体育资金4.7亿元。加快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体系, 支持实施农村电影放映、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等文化建设, 不断提高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加大国家重点文物和大遗址保护力度。积极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事业、产业发展。建设1930个农家书屋、30个乡镇和社区体育健身中心、154个基层邮政所, 为597个乡镇综合文化站配备设备。
支持社会平安工程建设。安排资金3亿元, 加大食品安全和基本药物质量监管力度, 建设全省道路治安智能控制系统, 实施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系统建设及隐患综合治理, 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切实保障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全力支持灾后恢复重建。足额落实配套资金, 认真组织实施《舟曲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和成县等地山洪泥石流灾后重建。着力支持城乡居民因灾损毁住房、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恢复重建, 以及灾害治理和生态修复等工作, 确保灾后恢复重建有序顺利进行。
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支持实施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资制度和事业单位工资改革, 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在国家政策规定范围内, 根据财力许可提高津补贴标准, 增加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和离退休人员收入水平。加强财税政策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继续实施最低工资制度, 稳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有效调节过高收入, 坚决取缔非法收入, 推动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四) 厉行增收节支,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切实加强收入征管。依法加强税收征管, 强化非税收入收缴, 确保依法征收、应收尽收。加强对经济运行、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和收入态势分析, 挖掘新的收入增长点。巩固增值税转型以及成品油税费改革等税制改革成果, 严格执行资源税等改革政策, 严禁越权减免税, 维护税法的严肃性。从2011年1月1日起, 将除教育收费以外的预算外资金全部纳入预算管理, 收入及时足额上缴国库, 支出通过预算安排。进一步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覆盖范围, 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 省级单独编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继续清理和整顿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抓住中央完善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措施、实施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47条意见、支持循环经济发展、主体功能区建设、加大对藏区扶持力度等政策的有利时机, 积极争取中央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继续做好中央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工作。
进一步强化支出管理。今年, 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财政支出管理年”活动, 着力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要在全面推行省直管县改革, 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改革的同时, 进一步完善机制、制度, 提升财政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有效性。要加强预算指标下达时效性管理, 狠抓项目前期准备、用款计划编制、支付申请和资金拨付等基础性工作。省级要抓紧推广使用预算指标管理和监控系统, 尽快研究启用文件传输系统, 指导市县加快完成应用支撑平台建设, 实现预算编制、指标管理、预算执行、监督控制的有机衔接, 切实提高预算下达和文件传递的及时性, 增强预算监控的有效性。强化单位执行主体地位作用, 开展部门预算绩效评价改革试点, 建立支出执行定期分析、定期通报制度。加大对项目支出进度跟踪问效力度, 健全支出时效性考核评价机制, 严格兑现奖惩措施。要坚持集中财力办大事, 认真总结支农资金整合经验, 积极清理整合各类专项, 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坚决杜绝损失浪费、撒“胡椒面”的现象。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 努力降低行政成本。公务接待费、因公出国 (境) 费用、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等三项经费支出预算原则上实行零增长。牢记“两个务必”, 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 严肃财经纪律, 勤俭办一切事业。
(五) 加强基础管理, 推进财税改革
加快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围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 继续优化转移支付结构, 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 清理整合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 加快建立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 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在67个县市全面实行省直管县财政管理改革。推进“乡财县管”管理方式改革, 转变和充实乡镇财政职能, 充分发挥乡镇财政贴近农村、服务农村的优势, 切实保障各项民生政策、资金及时有效落实。
推进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等改革。细化政府性基金预算, 推动基金预算与公共预算的有效衔接;试编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在全省范围内全面编制部门预算。进一步完善基本支出定额标准体系, 细化项目预算编制, 健全项目论证评审工作机制, 推进项目库建设和项目预算滚动管理。探索建立资产预算, 推进预算管理与资产管理的有机结合。进一步深化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 健全国库单一账户体系, 完善国库集中支付和收入收缴运行机制。继续推进政府采购制度和国债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强国库现金管理, 严禁用财政库存资金搞非预算性、营利性项目。
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 继续做好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工作, 有效防范财政金融风险。依法规范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机构等举债融资和担保承诺行为。研究建立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管理和风险预警机制, 将地方政府债务收支纳入预算管理, 逐步形成管理规范、运行高效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六) 强化财政监督, 提高依法理财水平
认真贯彻《监督法》, 严格执行《甘肃省预算审批监督条例》, 及时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预算草案、决算草案和预算执行等情况, 自觉接受人大监督, 努力提高依法理财水平。高度重视审计、监察和社会监督, 认真抓好有关问题的整改落实。牢固树立大监督理念, 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和信息共享制度, 提升财政监督合力。继续开展灾后重建、民生资金以及重大财税政策实施情况等专项检查, 保障政策有效落实。建立完善财政监督信息披露和公告制度。继续推进“小金库”专项治理, 进一步抓好强农惠农资金监督检查。加强财政法制建设, 健全财政管理法律法规体系。继续推进财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强化财政执法监督和法制宣传教育。进一步扩大预算公开范围, 细化预算公开内容。积极推进政府会计改革, 完善企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制度, 扩大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和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实施范围。建立以奖代补机制, 支持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行业做优做强做大。
◇作者信息:甘肃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
◇责任编辑:杨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