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家-自然哲学家（精选十篇）
神学家-自然哲学家 篇1
报告会伊始, 该院董事长胡大白为此次来校访问讲学的两位环境美学家约•瑟帕玛教授、张嘉如教授颁发了聘书, 聘任约•瑟帕玛为该校名誉教授, 聘任张嘉如为该校兼职教授。
报告中, 两位教授从环境美学的角度对当前人与自然的关系、舌尖上的道德进行了精辟的阐述。约•瑟帕玛认为, 美乃福之源, 亦是福之果。“生态系统服务”这一术语指的是我们从大自然也即广义上的各种环境中获取的物质与精神福祉。大自然是通过为人类提供生命赖以存在的物质和精神的先决条件为人们服务的。这也是我们审美幸福的基础。友好的环境关系以及环境文明是积极正向的。它意味着对待环境的友好行为是责任、关爱与尊重, 与此同时维护对方的尊严。人类在享用大自然供给的福祉时不过度开发大自然, 并能维持和发展自然提供福祉的能力, 这就是智慧。然而, 问题不是仅仅考虑好处, 而是要因其本然的独特性接受自然。
张嘉如教授从何为关怀饮食美学、西方饮食美学理论的发展以及中国前现代化饮食美学等方面, 全面阐释了“吃”的生态化、审美化与伦理化。她认为, 与西方不同, 在中国品尝被视为获得知识与智慧的来源, 被赋予极高的美学价值与意义。比如在中国的神话里, 将中国人由狩猎文化帶入农业文化的神农氏四处旅行尝百草、治百病, 品尝过程帮助建立中国药草知识系统, 为中国传统医学奠定了基础。道家饮食养生传统注重精神的提升, 佛教传统里也将食物视为一种药。
神学家-自然哲学家 篇2
1779年，德国哲学家康德想要去一个名叫珀芬的小镇拜访他的一位老朋友威廉先生。于是，他写了信给威廉，说自己将会在3月5日上午11点钟之前到达那里。威廉回信表示热烈的欢迎。
康德3月4日就到达了珀芬小镇，为了能够在约定的时间到达威廉先生那里，他第二天一早就租了一辆马车赶往威廉先生的家。威廉先生住在一个离小镇十几英里远的农场里。而小镇和农场之间，隔着一条河。康德需要从桥上穿过去。但马车来到河边时，车夫停了下来，对车上的康德说：“先生，对不起，我们过不了河了，桥坏了，再往前走很危险。”
康德只好从马车上下来，看看从中间断裂的桥，他知道确实不能走了。此时正是初春时节，河虽然不宽，但河水很深。康德看看时间，已经10点多了，他焦急地问：“附近还有没有别的桥?”
车夫回答：“有，先生。在上游的地方还有一座桥，离这里大概有6英里。”康德问：“如果我们从那座桥上过去，以平常的速度多长时间能够到达农场?”“最快也得40分钟。”车夫回答。这样康德先生就赶不上约好的`时间了。
于是，他跑到附近的一座破旧的农舍旁边，对主人说：“请问您这间房子肯不肯出售?”农妇听了他的话，很吃惊的说：“我的房子又破又旧，而且地段也不好，你买这座房子干什么?”“你不用管我有什么用，你只要告诉我你愿不愿意卖?”“当然愿意，200法郎就可以。”
康德先生毫不犹豫地付了钱，对农妇说：“如果您能够从房子上拆一些木头，在20分钟内修好这座桥，我就把房子还给你。”农妇再次感到吃惊，但还是把自己的儿子叫来，及时修好了那座桥。
自然界中的数学家 篇3
猫和蜘蛛是“几何专家”．在寒冷的冬天，猫睡觉时总要把身体抱成一个球形．这样，身体露在冷空气中的表面积最小，因而散发的热量也最少.蜘蛛结的“八卦”网，既复杂又非常美丽.这种八角形的几何图案，即使木工师傅用直尺和圆规也难画得如蜘蛛网那样匀称.对这个美丽的结构用数学方法进行分析，会发现在蛛网上隐藏的数学概念多得惊人——有半径、弦、平行线段、三角形、相等的角等.
蚂蚁是“计算机专家”.英国科学家兴斯顿做过一种有趣的实验，他把一只死蚱蜢切成三块，第二块比第一块大一倍，第三块比第二块大一倍，当蚂蚁发现这三块食物40分钟后，聚集在最小一块蚱蜢旁的蚂蚁有28只，第二块44只，第三块有89只，后一组较前一组差不多多出一倍，蚂蚁的计算本领如此精确，令人惊奇!不仅如此，蚂蚁在寻找食物时，总是能够找到通往食物的最短路线.
珊瑚虫是“代数天才”.它在自己身上记下“日历”，每年在体壁上“刻画”出365条环纹，一天“画”一条.古生物学家发现，3亿5千万年前的珊瑚虫每年“画”出400幅水彩画.天文学家告诉我们，当时的地球昼夜只有21．9小时，一年不是365天，而是400天.
蜜蜂蜂房呈六角形，角度也似乎经过了精心的选择，钝角为109°28′，锐角为70°32′，这样的巢不但节省材料，而且结实坚固，令人类的建筑师惊叹不已!更令人惊奇的是，蜜蜂还“知道”两点间的最短距离是一条线段.工蜂在花间随意来往而采集到大量花蜜后，它知道取最直接的路线回到蜂房.
神学家-自然哲学家 篇4
在1980~1997年期间, 作者曾经三进三出西北大学地质系, 在秦岭脚下古城西安, 就读地质学专业本科、构造地质学专业硕研和博研, 累计12年。1996年以来, 一直潜心研究“中国大陆强震空间分布与时间分布周期”科学问题;属于个人专业爱好、个人自助和工作业余研究课题;本着中国微波之父林为干院士倡导的“要做一辈子研究生”的科学精神, 执著追求, 乐于其中。主要科研成果为:
1、1996年8月博士研究生期间参加第三十届国际地质学大会 (北京) , 提交和报告研究论文《控制中国大陆地震活动的热通道网络系统》, 并被收录大会论文摘要集。首次发现和提出了中国大陆“软流层热通道与热通道控震网络”的概念及理论模型。
2、2011年9月参加在浙江大学召开的中国物理学会2011年秋季学术会议, 提交和报告研究论文《从全球地震11/30周期分布律揭示的时间新维度——11/30二维时间坐标系》;论文已发表于科技部主管的学术期刊《中国科技纵横》2012年第4期。
3、2013年11月参加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第十届中国科学家论坛”;提交和报告研究论文《洛书的自然数学原理——11/30二维交互数系暨11/30太极数系》, 并申报参加论坛组织的2013“科技典范·创新楷模”推选活动, 获得“2013中国科技创新卓越成果奖”。论文已发表于《中国科技纵横》2014年第2期。
二、研究论文之概要
论文《从全球地震11/30周期分布律揭示的时间新维度——11/30二维时间坐标系》与《洛书的自然数学原理——11/30二维交互数系暨11/30太极数系》, 是作者从关乎人类生命存亡的“全球地震空间与时间分布”当今世界科学难题出发, 二十余年来不断学习思考与研究的学术成果。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 可以分为对近现代西方科学观及其数理逻辑公理化假设提出质疑、提出新的研究指导思想与方法、发现全球地震基本周期数11与30、建立新的数理模型及坐标系、得出科学研究结论这样五个阶段。
1.对近现代西方科学观提出质疑
地球上发生的特大地震能够在数十秒时间内可以将一座城市及其数万乃至数十万生命顷刻间毁灭;这既是对人类生命的巨大威胁, 更是对人类智慧的最大挑战。“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的当今人类科技发展, 对自己脚下的地球“地震形成动因及时空分布规律”缺乏应有的理解和认识;却在试图推演数十亿~百亿年前的宇宙星体运动与演化。由此可见, 西方科学观在主导和引领当代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 存在着对“宇宙~天地人”系统整体认识上的严重偏离与割裂, 这是当今人类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最大悖论。
2.对近现代西方科学数理逻辑公理化假设提出质疑
自笛卡尔以来, 西方科学理论大厦赖以建立的数理逻辑基础与公理化假设核心有三条: (1) 西方数学中将包含整数在内的全部实数集合被公理化认为分布在一条直线或一维数轴之上; (2) 近现代西方物理学中将全部自然事件的时间序列集合被公理化地认为分布在一条直线即一维时间轴之上; (3) 并由此自然得出第三条公理化假设, 在一维实数轴和一维时间轴上, “0”点是绝对且唯一的。
3.提出新的研究指导思想与方法
获奖论文的研究指导思想与方法是: (1) 充分认识地球历史与包括地震活动在内的地壳运动呈现出的渐变过程与突变过程交替发生的演变规律, (2) 以中国古代阴阳太极理论与自然宇宙观为指导, (3) 吸收近几十年来西方科学发展起来的复杂系统非线性科学混沌理论研究成果。研究成果是这三大方面思想和方法指导相结合所获得的科学研究新发现。
4.主要研究成果
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即反映地球运动与能量渐变与突变过程交替发生特征的“11/30全球地震周期分布律”、揭示其本质物理规律的“11/30二维时间坐标系”、以及这两大规律赖以确立的自然数学原理“11/30二维交互数系暨11/30太极数系”;三者既独立存在又相互依赖, 缺一不可。
研究成果获得的科学新发现: (1) 突破了西方科学自笛卡尔以来确立的“一维时间轴”和“一维实数轴”的公理化假设;发现了全球地震时间周期分布中隐藏的两个基本周期数11与30, 建立了反映自然界真实运动变化图像的“11/30二维时间坐标系”和“11/30二维交互数系坐标系”; (2) 同时揭开了代表五千年古老中华文明之源头的“洛书”的自然数学原理以及中国麻将的数理来源, 即数组【1、4、7】【2、5、8】【3、6、9】的数理来源和基本自然数【1、2、3、4、5、6、7、8、9】序列为什么一分为三; (3) 完全证明了老子《道德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当代混沌理论“周期3意味着混沌”的思想观点和结论; (4) “11/30二维交互数系暨11/30太极数系”, 来源于阴阳太极之道的思想指导, 又符合太极模型的阴阳变化之气与阴阳变化之理, 更在数千年之后的今日中国, 得到更新发展, 推演出太极模型的阴阳变化之数。天地阴阳之气数交互作用与运动变化, 天地之和数为11, 天地之乘数为30;它从自然数理上证明了中国古代“天地人”整体系统宇宙观或时空观的正确性。
5.对获奖论文的评价
南开大学数学教授, 中国国学和易学泰斗, 中国科学易派“北方易学研究中心”开山宗师, 现任南开大学允公高等教育进修学院副院长兼南开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81岁的廖墨香先生于2013年11月14日给作者发来的贺信这样写道:“顷得消息, 知你的论文《洛书的自然数学原理》获2013中国科技创新卓越成果奖。喜讯传来, 我内心感到无比兴奋。你作为北易研究中心的专家, 这次获得如此殊荣, 这不仅是北易研究中心的骄傲, 也是当今易学界的一大喜事, 真是可喜可贺。我作为你的老师, 代表北易研究中心特向你致以最诚挚的祝贺!你在繁重的工作岗位上, 利用业余时间, 不求名不求利, 多年来辛勤耕耘易经这块神秘的科学殿堂, 居然能做出这么大的科研成果, 实在令人可敬可佩!望你再接再厉, 在科学易的研究中, 再创新功, 发出更大的光和热。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
2014年底, 中国科协直属中国未来研究会将主办纪念小康社会发展战略35周期“我的中国梦.强国寄语”展览活动, 同时编辑《影响中国的学者》会刊, 作者及获奖论文荣幸入选《影响中国的学者》。
三、研究论文科学新发现之重大意义
论文《洛书的自然数学原理——11/30二维交互数系暨11/30太极数系》作出了充分论证:作为西方科学数理逻辑体系基础的上述三条核心公理均存在着片面的、经验性的、后天的人为假设;它们仅仅是科学发展中的部分“认识片段”, 并不是恒久不变的“科学公理”。因为, 人类科学与智慧本身是在进化发展着的;存在着不同于西方科学的、属于东方中国的自然哲学思想与宇宙观, 据此能够推演出一套不同于今天西方数学体系的东方数学体系。
将建立在“11/30交互数系坐标系”之上的数理体系整体称为“东方数学”;它是东西方文明在地球人类演进到今天这一时空点上完美的交互对接。“东方数学”的发现和发展, 将为重新全面审视中国古代自然哲学思想和近现代西方科学理论成果、开辟未来科学新天地, 为古老中华文明的重获新生和伟大中国梦的实现, 提供崭新的科学思想与理论上的支持和支撑。
“东方数学”将让中华古老文明重新绽放科学之光, 将为人类文明的新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陈伟.从全球地震11/30周期分布律揭示的时间新维度——11/30二维时间坐标系.中国科技纵横, 2012年第4期
[2]陈伟.洛书的自然数学原理——11/30二维交互数系暨11/30太极数系.中国科技纵横, 2014年第2期
哲学家的幽默 篇5
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嘲笑人们把神描绘成人的样子，并抨击古希腊诗人荷马和赫西俄德把人类的种种丑行和罪恶强加到神身上。他说道，如果马和狮子也能够塑造神的话，那么它们就会造出马形和狮形的神来。
2.上帝是杰出的三角形
斯宾诺莎注意到“一般的信仰中都把上帝描绘成男性而不是女性”，他认为这只不过反映了人世间妇女屈从于男子的状况。有人曾为此写信反对他的观点，他回信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你说如果我不承认上帝能看、能听、能观察、思维等等，你就不会知道我的上帝是个什么样子……对此我并不奇怪，因为我相信，一个三角形如果能说话，也会以同样的口吻说上帝是杰出的三角形；而一个圆圈也会认为神性是一个出色的圆圈；这就是说，每一种事物都会把自己的属性加在上帝身上。”
3.有比较才有鉴别
赫拉克利特曾这样说道：“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象一只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
4.一次还是两次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走下同一条河的人，经常遇到新的水流。”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这句名言描绘了世界处于永恒变化之中的画面，也成为西方哲学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然而克拉底鲁则走向了极端，提出了“人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的命题，完全否认了事物在变化之中的相对静止状态，这一命题就成了哲学画卷中“画蛇添足”的败笔。
5.牛的幸福观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诙谐地说道：“如果幸福在于肉体的快感，那么就应当说，牛找到草料吃的时候是幸福的。”
6.乌龟与飞毛腿阿基里斯
古希腊哲学家芝诺有这样一个著名的悖论：“如果让乌龟先爬出一段距离，那么即使是飞毛腿阿基里斯也永远追不上乌龟。因为当阿基里斯追到乌龟原来所在地时，乌龟却又爬出一段距离，阿基里斯再追，而乌龟也再爬。
所以他断言，阿基里斯只能无限地迫近乌龟，却永远追赶不上乌龟。
7.好驭手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妻子脾气暴躁，有人问苏格拉底为何娶这样的女人为妻，他笑道：“如果你能驯服一匹烈马，那么其他马又有何难驾驭的呢？我能忍受这样凶的人，天下人谁不能做我的朋友呢？”
8.人类是禽兽的小学生
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早在他那个时代就认识到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密切关系。他曾说过，人是禽兽的“小学生”：“从蜘蛛那儿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那儿我们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莺等歌唱的鸟那里学会了唱歌。
9.世界公民
古希腊的犬儒学派反对人类社会中引起恶行的欲望以及无休止的争斗，崇尚动物一切顺其自然的生活方式，因而得名。他们认为这就是“回到自然”中去。
犬儒学派最著名的代表是第欧根尼，他的全部财产就是一根橄榄树干做的木棍，一件褴褛的衣裳（白天穿在身上，晚上盖在身上），一只讨饭袋，一只水杯。
他每天住在市场上，晚上睡在木桶里。人们称此桶为“第欧根尼的大桶”。他甚至骄傲地声称自己以四海为家，是一个自由的世界公民。
9.惟一的希望
一次，亚历山大大帝慕名前来拜访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为表示他对哲人的关怀，他对这位哲学家说：“我可以满足你一切要求，你有什么希望就告诉我。”
第欧根尼呆在自己所住的酒桶里，一边晒太阳，一边毫不客气地说道：“我惟一的希望就是请你退到一边，因为你遮住了照在我身上的阳光。
10.生与死的哲学
古往今来哲学家们对人类的生与死的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讨，而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对生与死的论述却不使人感到沉重。他说道：“一般人有时逃避死亡，把它看成是最大的灾难，有时却盼望死亡，以为这是摆脱人生灾难的休息”
“一切恶中最可怕的——死亡，对于我们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当我们存在时，死亡对于我们还没有来，而当死亡时，我们已经不存在了。”“死对于我们无干，因为凡是消散了的都没有感觉；而凡无感觉的就是与我们无干的。”
11.“谷堆辩”与“秃头辩”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最早的弟子之一欧几里得，也是当时麦加拉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曾提出许多有名的论辩。而其中最为有名而且曾被列宁引用的则是“谷堆辩”与“秃头辩”。
欧几里得认为，一粒谷子形不成谷堆，少一根头发也成不了秃头，即使再加一粒谷子或减少一根头发也成不了谷堆和秃头。如果继续这样一粒一粒增加，一根一根减少，那么何时才能成谷堆或者秃头呢？“
12.神甫与女人
马丁路德对于教皇允许神甫们拥有女人，却又不允许他们结婚的荒谬禁令作了辛辣的嘲讽：“这岂不是让一男一女单独在一起，同时又不允许他们堕落吗？这好象是把火与干草放在一起，命令它们既不要冒烟，又不要燃烧。”
13.万物之尺度
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有这样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听起来似乎颇有道理，它一度成为主观唯心主义论者衡量事物的标准。而哲学家蒙田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质疑，他说：“他给我们编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把人当做物的尺度，却从来不曾量量他自己。”
14.相形见绌
长期生活于富丽堂皇王宫中的伊丽莎白女王忽然心血来潮，亲临英国大哲学家培根的家，她没有想到大哲学家的住宅会是这样简朴，惊叹道：“你的住宅太小了啊！”
“陛下，这是因为您光临寒舍，才使它显得小了。”培根耸耸肩膀，平静地说。
15.黑点在哪里
为了揭露中世纪时期人们把《圣经》奉为真理的现象，伽利略曾在写给别人的信中讲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名学生对经院哲学的教师说，他看到了太阳上的黑点。然而这位教师却板起面孔对学生说道：“孩子，回家吧，无论是《圣经》还是先哲的学说都没有说到过太阳有黑点，这黑点只在你的眼睛里，而不在太阳身上啊！”
16.永远闭嘴之前
霍尔在谈到老年人时说道：“老年的时候我们就更爱说话，因为我们见闻更多了，而且不久我们就会永远闭嘴。”
17.感叹自己无知
法国伟大的哲学家、数学家笛卡曾经说过，知识越是渊博越是深感自己知识之不足。有人曾对此大惑不解，问他：“您具有如此渊博的知识，为什么总是感叹自己无知呢？”
他答道：“哲学家芝诺用圆圈来表示知识的范围，圆圈里是已知的知识，圆圈外是未知的知识，知识范围越多，圆圈越大，圆周也越长，圆圈的边沿与外界空白的接触面也就越大，因而未知部分当然也就更多了。”
18.以牙还牙
斯宾诺莎的一位学生最终皈依了天主教，他写信质问斯宾诺莎道：“你以为你发现了真正的哲学。你怎么知道你的哲学是过去、现在、将来世界上所有哲学中最好的呢？你是否已经研究过了，在这里，在印度、在世界各地所教授的全部古代和现代哲学呢？就算你把它们全都看了一遍，你又怎么知道你选择的是最好的呢？”斯宾诺莎在给这位学生的信中回敬道：“你以为你终于发现了最好的宗教，你怎么知道你的它是过去、现在、将来世界上所有宗教中最好的呢？就算你把它们全都看了一遍，你又怎么知道你选择的是最好的呢？”
19.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
有一次，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被请进宫廷讲学。当他讲到“凡物莫相不异”，“天地间从来没有彼此完全相同的东西”时，许多人将信将疑，于是有人发动宫女们纷纷走进宫迁园林去寻找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以此来驳倒哲学家的诊断。
但是宫女们累弯了腰，始终也没能找到两片大小、颜色、厚薄、形态等完全相同的树叶。人们不得不在哲学家面前折服。
20.哲学与诗歌的区别
意大利哲学家维科曾经这样评论道：“按照诗的本质，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既是崇高的诗人又是崇高的哲学家，因为哲学把心从感官那里抽开来，而诗的功能却把整个心沉没在感官里；哲学飞腾到普遍中，而诗却必须沉没到个别事例中去。”
21.石头存在的依据
有一次，哲学家风克莱与一位朋友在花园里散步，这位朋友一不小心踢在一块石头上。朋友马上对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观点提出了疑问：“我刚才没有注意到这块石头，那么这块被我踢了一脚的石头是否存在呢？”，贝克莱略加思索后说道：“当你的脚感觉到痛了，石头就是存在的；而如果你的脚没有感觉到痛，石头当然就不存在。”
22.谁是当代最杰出的哲学家
一天，有位学生在课堂上问贝克莱：“先生，您认炎谁是当代最杰出的哲学家？”
贝克莱迟疑片刻，面带难色地回答道：“我是一位很谦虚的人，所以我很难说出这位哲学家的名字，但作为真理的追求者，我又不能不说真话。这回你应当知道他是谁了吧？”
23.哥尼斯堡的标准时钟
康德每天早上5点起床，然后他头戴睡帽、身穿长袍在书桌前工作到7点，晚上10点准时就寝。每当他去上课时都要抵换上庄重的外衣，然后下课回家后就立刻穿上他的长袍继续他的工作。
每天午餐后他一定要坚持散步。他的生活规律就如钟摆一样准确无误，无论遇到什么特殊情况，这种生活规律都不会改变。因此诗人海涅曾说，哥尼斯堡的家庭主妇们都把康德作为这里的标准时间，根据他每天路过的时间来校正自家的钟表。
24.鸡与蛋的两难困境
在探求世界本原过程中，早期的哲学家们提出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随之而来的还有先有植物还是先有种子？先有单细胞生物还是先有它的分裂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在这些问题面前，哲学家们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就连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对此也无能为力，而不得不承认，这些问题是人类思想无法摆脱的“二律背反”两难困境。
25.各有所图
德国宗教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又是一位出色的神学家。
他宣讲教义时吸引了社会各阶层的广大听众，其中不仅有大学生，还有妇女和各级官员。
旋莱尔马赫曾道出了其中的奥秘，他说道：“我的听众的确大多由学生，妇女和官员们组成，但学生们确是为听我演讲，女人们往往是为了看学生，而官员们则多是为了看女人。
26.丰富的联想
黑格尔在《谁在抽象思维》一文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可笑的女人形象：一位女顾客对一位卖鸡蛋的女贩说：“你卖的鸡蛋是臭的呀！”
女贩听罢立刻没完没了地回敬道：“什么？我的鸡蛋是臭的？你自己才臭呢！你怎么敢说我的鸡蛋？你？你爸爸吃了虱子，你妈妈跟法国人相好吧！你奶奶死在养老院了吧！瞧，你把整幅被单都当成自己的头巾啦！你的帽子和漂亮衣裳大概也是床单做的吧？除了军官的情人是不会是如你这样打扮来出风头的，规则矩矩的女人多半是在家里照料家务的，如你这样的女人，只配坐牢，你回家去补补你补袜子上的窟窿吧！”
27.午餐桌上的金币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有一个时期常常在“英国饭店”吃午餐。每次饭前他都在饭桌上放上一枚金币，可是吃完后他又把金币揣回自己兜里。这一举动最终激怒了饭店服务员，服务员质问他这是为什么。
叔本华向服务员解释说，这是他自己悄悄下的赌注，只要每天在餐馆里就餐的英国军官什么时候不谈论马、女人和狗了，他就会把这枚金币投进济贫箱中去。
28.爱因斯坦与卓别林
爱因斯坦有一次写信给卓别林说：“尊敬的卓别林先生，我真佩服您，您精彩的表演人人都看得懂，我相信您一定会成名的。”
卓别林不久便给爱因斯坦回信道：“尊敬的爱因斯坦博士，我更羡慕您，您的相对论如此高深，几乎人人都看不懂，您却已经成名了。”
29.时间与永恒
一位女记者专程前来采访爱因斯坦，她问道：“在您眼里，时间和永恒有什么关系？”
“亲爱的女士”，爱因斯坦彬彬有礼的答道：“假如我有时间给您解释它们之间的区别，那么当您明白之时，永恒便消失了。”
30.成名的原因
一天，爱因斯坦的儿子问爸爸：“您究竟为什么成了世界著名的人物呢？”
爱因斯坦笑着对儿子说：“你看，甲壳虫在一个圆形球面上爬行，可它意识不到它所走的路是弯的，而我却意识到了。”
31.地球倾斜的一霎
爱因斯坦在冰场时不慎跌了一跤。同伴一边搀扶他，一边打趣地说：“先生，按您相对论原理的解释，您并未摔倒，只不过是地球倾斜了一下。”
“对，我同意你的说法，不过无论哪种解释，我的感觉却是相同的。”
32.姑娘和火炉
一群年经的学生在学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觉得非常难懂，就来找爱因斯坦，请他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一下他的相对论。
爱因斯坦稍加思索，以十分轻松而又常见的事例道出了其中的真谛：“当你和一位美丽温存的姑娘一起坐上两个小时，你会感觉只过了一分钟；但当坐在一个炽热的火炉上，哪怕只坐一分钟，也会觉得过了两个小时。这就是相对论。
33.物归原主
有一次释加牟尼讲道时，一个男人在下面用肮脏的话语谩骂释加牟尼。释加牟尼等他骂完之后，心平气和地向他问道：“如果一个人送礼物给另一个人，那个人却拒绝接受这个礼物，那么这个礼物该归谁？”
“当然应该归送礼的人。”这个男人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那么，我拒绝接受你的脏话，现在就把它归还于你。”
34.到底什么在动
唐朝时佛教盛行，有一次，广州法性寺方丈讲授佛教经学，和尚们都在寺中端坐，聚精会神听讲。忽然，一阵风把佛前的幡吹得左右摇晃。两个和尚就小声议论起来，一个和尚说：“那幡在动呢！”另一个却说：“不对，那不是幡动，而是风在动啊！”旁边一名叫慧能的和尚闭目平心静气插嘴道：“不是幡动，也不是风动，分明是你们的心在动呀！”
35.茶杯的死期
禅宗大师伊科愚（一休）不时候就非常聪明。他的师傅有一只精致的茶杯，师傅对它钟爱至极。有一天，伊科愚失手将茶杯打碎了。听到师傅脚步声，他赶忙把碎片藏在身后。师傅一进门，他就问师傅：“为什么万物总有生有灭呢？”师傅回答：“生而有灭，灭后而生，此乃自然现象。”“噢！”伊科愚把碎片拿出来说：“您的茶杯死期到了。”
36.白马非马
白马非马，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命题。然而战国末期的哲学家公孙龙则巧妙地论证了这个命题。
他说，马是指马的形状，白则是指马的颜色，颜色当然不能说等同于形状，所以白马也就不能等同于马了。如果一个人要买马，当然买什么马都行，而如果一个人要买白马，那就不是任何马都行，必须是白色的马了，由此可见，白马非马也。
公孙龙这一论证的合理性在于，他看到了“白马”和“马”是不同的概念，存在特殊和一般的差别，不应互相混淆。但由于他过分夸大这种差别性，而看不见概念反映事物的同一性，这一命题也就成了形而上学诡辩论的代表。
37.蝴蝶梦
夏季里的一日，庄子躺在花园的大树下，不知不觉昏昏面睡。他梦见自己变为一只美丽的彩蝶，自由自在于花间翩翩起舞。当他梦醒时，发现自己原来并非蝴蝶，不禁自问道：“究竟是庄周做梦变成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呢？”
38.谁不存在
有一次，叔本华与哥德谈到光。叔本华说，太阳系是我们的表象，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光，光就不存在。歌德却对他说：“不，如果光没有照耀到您，您就不存在。”
39.老鼠只存在于小猫的眼睛中吗
费尔巴哈对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主观唯心主义进行了形象而诙谐的批评。
他说：“如果小猫所看到的老鼠只存在于小猫的眼睛中，如果老鼠是小猫视神经的感觉，那么为什么小猫用它的爪子去抓老鼠而不去抓自己的眼睛呢？这是因为小猫不愿为了爱唯心主义而自己挨饿，在它看来，对唯心主义的爱是只是痛苦。
40.上帝死了
德国哲学家尼采从不信上帝，他曾冒天下之大不韪这样写道：“你听到狂人的故事吗？他大白天打着灯笼，满世界地寻找上帝，上帝怕是象小孩一样迷路了吧？上帝怕是躲藏起来了吧？上帝怕是害怕我们吧？上帝怕是远航了吧？上帝怕是搬家到别处去了吧？
走近哲学家 篇6
这套丛书创始于1939年，至今已70年，主编业已更换两次。它的创始人，第一任主编希勒先生(F．C．s．Schiller,在任时间1939～1981)有一个想法：学界有一个奇怪的礼节，就是当一个哲学家活着的时候，不能问他他提出的一些观点，他表达的一些思想是什么意思。而哲学史上总是有没完没了的争论。因此，如果可以向在世的哲学家提一些敏锐的问题，让他们直接做出明确的回答，不就可能会中止那些哲学争论吗?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希勒先生主编了这套丛书。也正因为有这样的想法，丛书每一本选择一位成就卓著、依然在世的哲学家，选择哪一位，书名就是关于他的哲学，比如第一本《约翰·杜威的哲学》(1939年)，最近出的一本《迈克尔·达米特的哲学》(2007年)。而且每一本都要有以下四项内容：
第一，由所选哲学家亲自撰写的学术思想发展过程。
第二，请一些著名的相关学者撰文，对该哲学家的思想提出批评和讨论。
第三，请该哲学家针对这些批评和讨论答辩。
第四，该哲学家所发表的文章著作目录。
第二任主编哈恩(L．E．Hahn，在任时间1981～2001)认为，前任主编关于中止哲学讨论的乐观想法无疑走得太远了，但是尽管如此，该丛书的基本指导思想不变。第三任主编奥克希厄(R．E．Auxier，在任时间2001～)接手时已进入本世纪，但是他认为，没有理由改变该丛书的历史形态和使命。因此，这套丛书的基本形式和内容一直保持不变。
这套丛书目前共出版约31部，选择的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如杜威、怀特海、罗素、摩尔、卡西尔、卡尔纳普、波普尔、萨特、奎因、冯·赖特、艾耶尔、利科、伽德默尔、施特劳森、戴维森、辛梯卡、达米特，等等。当然，也有一些非常有名的哲学家没有入选，比如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我猜想，这里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该丛书的出版周期比较长，前期的策划，取得所选人同意，找不同作者写文章，再把写好的文章交给所选人写答辩，等等。在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影响该书的出版。比如，《让一保罗·萨特的哲学》一书就比较例外。其中没有萨特本人撰写的学术生平和答辩，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对他的访谈。萨特接受该书出版计划之后视力出现问题，很快就不能看书写作。为了该书的顺利出版，三位学者应出版社的邀请，认真阅读了专家们写的大约30篇文章，撰写出提问提纲，然后到萨特家里对他作了两次访谈，并作了录音。几经周折，该书毕竟还是出版了。但不知有的书是否在运作过程中流产。此外，专门找人写文章来批评商榷，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尤其是那些名人，也是个疑问。我猜想，维特根斯坦大概就不会接受，因为他认为别人总是曲解他的思想。还有，即使找人写文章，大概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找的必须是专家，而且是比较有名气的专家。但是专家往往个性十足。哥德尔曾经应邀给《勃兰特·罗素的哲学》写过一篇文章，指出并批评了罗素在逻辑中的一些问题。不知为什么，一向潇洒的罗素没有答辩，这使哥德尔非常恼火，因此拒绝了该丛书以后的再次约稿。哥德尔批评罗素的这篇文章大概也是人们能见到的为数不多的一篇哥德尔撰写的商榷文章。
我喜欢这套丛书，因为里面有每位哲学家撰写的学术自传，从中可以看到许多有意思的东西。有人的自传非常长，比如卡尔纳普，好像国内还出版了一个中译本。有人比较详细地讲自己的家族、身世、婚姻，不厌其烦，比如罗素。但是也有人的自传比较短，对这些事情谈得也非常少，甚至不谈，比如施特劳森。从这些地方可以体会到这些学者的一些不同秉性。不过，我对这些内容不是特别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这些哲学家的学术经历，特别是他们对哲学的不同理解。
雅斯贝尔斯在讲述自己的学术历程时谈到他最初得不到哲学同行的承认，他所在的哲学系主任里科特教授(Rickert)就反对他当哲学教授，而且这不是一种个人意见，而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因此在职业哲学家的圈子里，他觉得自己被看作是一个外人。雅斯贝尔斯一开始深受韦伯的影响，认为韦伯是哲学家，而里科特则认为，他有权从韦伯的思想出发构造一种哲学，但是称韦伯是哲学家则是不可思议的。反过来，雅斯贝尔斯也认为里科特根本不是哲学家，他不过是像一个物理学家那样进行哲学研究。他还认为，学院学者们的哲学实际上不是哲学。他们关于哲学看法的分歧确实非常明显，也非常大。
如果说里科特和雅斯贝尔斯关于哲学的看法区别牵涉到学院哲学与一般哲学的关系，或者说，传统的形而上学与涉及其他领域，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的学科的关系，那么在萨特那里，关于哲学的不同看法则典型地反映出哲学与政治的关系。萨特认为，哲学是一种有关是和是者的研究。任何不导致有关是的研究的思想都不是有效的。这样的哲学大概与政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又认为，在笛卡儿时代做哲学也许可以不考虑政治，但是今天不可能做哲学而没有一种政治态度。当然，这种态度将根据哲学而变化；但是不可避免要有一种态度。每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人而且每一个人都是政治的。有人反对萨特区别意识形态和哲学，认为这是一种困扰人的区别。萨特对此的回应非常明确：“那是因为他们都想当哲学家!”但是他又认为，对他来说，哲学就是一切。它是人们生活的方式。人们作为一个哲学家而生活。我想，这样的认识在萨特这里出现大概是奇特的，也是自然的，因为他早期有专门的形而上学著作，后来则主要撰写与现实问题密切相关的著作。若是不承认哲学有这种区别，则会把自己混同于那些只会或只知道侈谈现实问题的哲学同行，而真要承认并强调有这种区别，难免会有贬低甚至否定自己后来那些文字属于哲学著作之嫌。不管怎样，哲学就是一切，这种认识固然走得太远，但是他从骨子里蔑视那些妄称哲学家的人，却是有深刻理由的。
这套丛书最有特色的地方，是專家的商榷和所选者的答辩。我的老师周礼全先生曾经向我推荐过《勃兰特·罗素的哲学》这本书，他对罗素在答辩时表现出来的睿智和风度称赞不已。我认真读了这本书，还曾专门讨论过罗素对摩尔的答辩。我正是从这本书走进了这个“图书馆”，仿佛认识了一个个著名的哲学家。但是在那些答辩的背后，可能还有更多的故事。2000
年我在哈佛大学图书馆借到了1999年出版的《唐纳德·戴维森的哲学》，从该书预告上知道要出达米特、罗蒂、辛梯卡等人的书。但是直到2007年，我才从网上查到并托人弄到《迈克尔·达米特的哲学》一书。2000年在波士顿大学，辛梯卡教授对我说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学术自传，正在写他的答辩。但是直到今年2月在巴黎第一大学科學哲学与技术史研究所，我才第一次见到《亚可·辛梯卡的哲学》，该书于2006年出版。不知是因为去世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关于罗蒂的书一直未出，而从以上两本书的预告上却看不到该书了。不管怎样，辛梯卡和达米特的答辩居然写了六七年，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前者我只是翻了一下，没有细看。但是从后者看，达米特的学术自传是2000年写的，他在出版时补充了几行，说了几件事，作为跋，注明2006年5月。这说明，他的答辩确实是从2000年写到了2006年。时间是长了一些，不过，看一看答辩的内容就可以理解，这其实是很正常的。达米特一共写了27篇答辩。短则几页，长的甚至有十几页，几乎每一篇答辩都是一篇论文。学术上的事情，真是急不得，快不了啊!
达米特写的跋中有两个地方特别值得一提。一个是哀悼他的朋友戴维森：“令我极其悲痛的是，我的朋友唐纳德·戴维森2003年8月在医院做膝盖手术时出乎意料地去世了；他86岁，本来预计还要活许多年的。”在一个答辩中，达米特也谈到戴维森，他说，戴维森是自己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而且也是自己觉得很容易能够一起谈论哲学的人，尽管他们的分歧很大。我喜欢读达米特写的东西，也推崇戴维森的思想和提出的问题。他们学术观点不同，却能够相互交流，而且成为朋友，这一点真让我羡慕。
另一个地方是最后一句话：“Iam now a month off my eighty－firstbirthday，to the relief or chagrin ofthe editors of the Library of LivingPhilosophers”。前面一句比较清楚，说再过一个月就是他81岁的生日了，后面这句也是清楚的，但是两句加起来就不太好翻译。这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说，自己年事已高，答辩写了六七年，迟迟不交，编辑们难免担心出什么事情，如今完成了，他们也就可以放心了。另一个意思是说，他总不交稿，万一完不成，势必影响该书的出版，这是令编辑们懊恼的事情。其中的联结词“or”(或者)大概表明了达米特对丛书编辑的体会和理解，它左边的“松一口气了”是显然的，而它右边的“懊恼”大概是可以猜测到的。这可能说明，在这些年中，编辑们大概一直与达米特保持着“正常的”联系，没有怎么“迫不及待”地催稿。其实真有这样的担心，也是人之常情，毕竟是80岁的人了。
神学家-自然哲学家 篇7
关键词：资源型县域,绿色矿业,评价指标,集成评价
科学家研究是由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或科学学等学科相互交汇而形成的研究领域。科学家研究伴随着以上亲缘学科的兴起、发展而不断扩大研究范围、拓展研究深度。随着研究成果的持续积累和研究思路的逐步廓清，科学家研究逐渐走上学科化的历史进程，为科学家学的创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文将依次讨论科学家学创生的背景条件、科学家学的基本研究论题、科学家学的发展对策等几个问题。
1 科学家学何以能够创生?
在1833年于剑桥召开的英国科学促进会的一次会议上，英国历史学家、科学哲学家威廉·惠威尔(William Whewell,1794-1866)仿照artist(艺术家)概念，创用了英文的scientist(科学家)一词，用以涵盖数学家、天文学家、化学家、动物学家、植物学家等先前出现的一些称谓。中文的“科学家”一词，是在19世纪末同“科学”等词汇一起从日本引进的。
科学家是科学发展史的主体。一部科学发展史，就是科学家的学术创造史。19世纪先后创生的科学史、科学哲学渗杂着许多关于科学家的内容，其中自然会有一些关于科学家的学术思想、学术贡献的评述。这其实就是科学家研究的发端。据原苏联科学学家米库林斯基(С.Р.Микулинсий，1919-1991)在一篇文章中的介绍，瑞士植物学家阿尔冯·德康东(Alfon de Candolle)曾著有《两个世纪以来的科学史和科学家史》(1873年)一书。该书运用统计方法探讨促进或阻碍科学进步的因素，将杰出科学家的生涯与其教育背景或其父母的生涯联系起来，考察了遗传和建制诸因素对科学的影响。米库林斯基认为“这本书从构思到观点都堪称真正的科学学著作”[1]。在我们看来，这部侧重从科学家的角度解释科学进步根源的著作，也是科学家研究的一个重要始端。
20世纪中叶以后，各个国家出版了大量的科学史、科学哲学著作和科学家传记。科学史、科学哲学著作对科学家的生平事迹、科学贡献、学术思想等多有涉及。科学家传记虽然不是严格意义的科学家研究文献，但可以为科学家研究提供经过甄别、梳理的丰富资料，而且其中包含着科学家研究的元素。1973年，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K.Merton,1910-2003)的门生乔纳森·科尔(Jonathan R.Cole)和斯蒂芬·科尔(Stephen Cole)出版《科学界的社会分层》[2]一书。该书分九章，其中包括:美国科学界的分层模式、分层体系中的位置与科学的产出、美国科学界对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歧视、分层与科学情报的交流、专业身份与科学发现的接受、奥尔特加假说、科学界中的普遍主义及其后果。科尔兄弟在研究中发现，科学家共同体是高度分层的社会体制，科学家以自己的科学产出在这个体制中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
根据瑞典化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1833-1896)遗嘱设立的诺贝尔奖于1901年开始颁发，其中包括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三项自然科学奖。随着诺贝尔科学奖社会影响力的逐步扩大，人们对它的关注度越来越高。197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哈里特·朱克曼(Harriet Zuckerman)出版《科学界的精英———美国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3]一书。该书正文部分包括8章内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与科学界的精英、诺贝尔奖金的社会学、获奖人的社会出身、科学上的师与徒、跨进科学界的精英的行列、赢得奖金的研究工作、获奖之后、诺贝尔奖金与科学优势的积累。朱克曼以1901-1972年获得诺贝尔奖的92位美国藉科学家作为研究样本，第一次对获奖科学家群体进行社会学分析，进一步探讨了科学界分层制度和诺贝尔奖获得者成长历程中的各种社会问题。30多年来，该书已经成为科学家研究的一部经典著作。
在中国，我们能够谈论科学家学的创生问题，基于两个方面的缘由。第一，科学家研究已经有了比较丰厚的积累，为科学家学的创生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大陆出版了大量的科学家传记、生平事迹类图书。2013年年初，笔者在国家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中进行检索，检出以“科学家”作为书名主题词的图书943部，以“诺贝尔奖”、“诺贝尔科学奖”作为书名主题词的图书167部，以“诺贝尔奖”、“诺贝尔科学奖”作为书名主题词的图书167部，以“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作为书名主题词的图书分别为276部、361部、355部，以“张衡”、“李四光”、“钱学森”、“钱伟长”作为书名主题词的图书分别为54部、56部、123部、46部。这些著作虽然绝大多数不属于科学家研究著作，却可以为科学家研究积累主要的研究素材、史料，然而其中也不乏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家研究著作。
可以归属于科学家研究类的图书，就其内容而言主要分为三类。其一是对一般科学家群体的研究，例如姜念涛的《科学家的思维方法》(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平易、克非的《科学家的情操》(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徐飞主编的《科学家的失误》(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李娟芬、李彦忠的《中国著名科学家及思想方法论》(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许卫兵的《科学家的个性》(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张九庆的《自牛顿以来的科学家———近现代科学家群体透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王凡的《科学家的成长历程》(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张伯文的《科学家的素质》(大象出版社2012年)等。其二是对特定科学家群体———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的研究，例如李雨民、陈洪的《诺贝尔奖和诺贝尔奖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刘辉的《走进诺贝尔科学奖:诺贝尔奖获奖成果的创新思维与创新方法分析》(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吕淑琴、陈洪、李雨民的《诺贝尔奖的启示》(科学出版社2010年)，陈其荣、廖文武的《科学精英是如何造就的———从STS的观点看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陈洪、吕淑琴的《诺贝尔奖得主的哲学思考》(科学出版社2012年)等。其三是对科学家个体的研究，例如陆耀明的《对哥白尼日心说与基督教关系的再认识》(学林出版社2003年)，冯秀芳的《钱伟长的治学理念与教育思想》(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查有梁、查宇的《爱因斯坦与教育》(四川教育出版社2008年)，陈蓉霞的《从泰勒斯到达尔文:科学与宗教漫谈》(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9年)，苗东升的《钱学森哲学思想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等。
2013年8月，笔者在“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进行“篇名”的“精确”检索，共检出以“科学家”作为篇名主题词的文献10038篇。表1列出1980-2012年期间发表的9443篇文献的年度分布情况(2012年的文献尚未被全部录入，故而在表中加括号予以标示)。
由表1可以看出，最近30多年此类文献的数量处于轻微波动中的稳定增长状态，且从1990年代初开始，增长速率明显提高。这些文献中包含一批纯粹意义的科学家研究期刊论文，如《试论科学家异化》[4]、《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与面向科学家的科学传播》[5]、《科学创造活动与科学家的灵感》[6]等，虽然绝大多数不属于论文之列，但这类文献的数量不断增长却可以用来表征“科学家”概念的使用频度即社会对于科学家的关注程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还可以检出大量有关诺贝尔奖和个体科学家的文献，其中以“诺贝尔奖”、“诺贝尔科学奖”作为篇名主题词的文献分别为1153篇和107篇，以“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作为篇名主题词的文献分别为2777篇、551篇、1216篇，以“张衡”、“李四光”、“钱学森”、“钱伟长”作为篇名主题词的文献分别为219篇、226篇、1324篇、205篇。这些文献中有相当一部分篇什属于严格意义的科学家研究论文。
第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创建和发展科学家学的迫切需求。现代社会是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第一推动力的社会，科学家是创造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主体，也是弘扬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传承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主体，理应受到全社会的重视和关注，理应成为需要进行专门研究的一个社会群体。
整个社会由许许多多的职业或岗位组成，每一种职业或岗位都履行着不同于其他职业或岗位的社会功能。最近20多年，某些比较重要的职业或岗位引起人们的注意和研究的兴趣，于是在中国期刊中便出现了倡导创建和发展教师学、作家学[7]、校长学、市长学、律师学[8]、法官学、医生学、农民学、企业家学(厂长学、经理学)、主持人学、工程师学等以特定职业或特定岗位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随后，陆陆续续有多部相关著作问世[9]。这些学科是社会需求强力拉动的结果，是学术研究呼应社会需求的产物。
科学家在社会各项建设事业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前面所检索到的科学家研究著作和期刊文献表明，科学家在中国已经成为社会科学视野中的重要研究对象。当下，学术界对于科学家研究成果学科化社会需求的呼应，必将同科学体系的内在逻辑发展相交汇，从而为呼之欲出的科学家学开启创生之门。
2 科学家学包含哪些研究论题?
顾名思义，科学家学是以科学家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对于“科学家”这样一个研究对象，从全域社会视角展开研究，目前阶段应该着力于哪些方面的问题呢?在已经积累了较多科学家研究成果的背景下，要回答这个问题，有两条参照和借鉴已有成果的思考路径。
其一是选择体系相对完整的科学家研究著作，同时比照某些相关学科的框架体系，梳理出科学家学的参考性研究论题。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我们认为《自牛顿以来的科学家———近现代科学家群体透视》[10]一书的覆盖面较宽、体系较为完整，可以作为主要的参照著作。该书共6篇34章内容，其中第二篇关于科学家基本特征的探讨和第三篇、第四篇关于科学家类型的划分，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其二是对科学家研究期刊文献(主要是其中的论文)进行篇名检视、主题归类，梳理出科学家学的参考性研究论题。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笔者初步提出科学家学的九个基本研究论题，简称为“九论”。
———科学家范畴论。“科学家”似乎是一个人人都明白的概念，其实却可能是一个理解各异的术语。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把科学家看得很神圣，认为只有那些已经做出突出贡献或成就的科学工作者才可以称之为科学家。而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弗拉斯卡蒂手册:研究与试验发展调查实施标准》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科学技术活动统计手册》中，完成了数、理、化、天、地、生等基础学科本科教育的人都作为“科学家”进行统计，无论其毕业后是否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作为科学家学研究对象的科学家，应该是一个外延比较大的范畴。名家来自无名者，科学家学不仅要研究那些已经成“家”的科学工作者，而且还要研究那些成长中的尚未成“家”的潜科学家、准科学家。正如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学仅以数学、自然科学作为研究基地一样，目前阶段的科学家学也应以数学、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工作者作为基本研究对象，当然也可以适当地涉及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科学工作者。
———科学家功能论。社会对科学家发挥作用的期冀，反映了一定时期的社会文化价值观。中国科学学、科学计量学的早期探索者赵红州，最先提出“社会的科学能力”概念，将科学家队伍作为其第一要素。在他的《科学能力学引论》一书中，设专章讨论科学家队伍问题[11]。科学家不仅是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还是科学人才的培育者、科学探索的带头人，因此仅仅从创造知识的视角来看待科学家是有所偏颇的。在科学家功能论这个论题之下，当前需要思考的问题包括:科学家功能释放的社会路径和形式，科学家充分履行社会功能的内、外环境条件，科学家体认社会功能并将其转化为社会责任的方式等。
———科学家地位论。一切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都应当受到全社会的尊重，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近代以来，科学家的地位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有所提高。现代社会中的科学家作为一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理所当然地应该在社会中获得相应的地位。而中国最近20年来的现实，却是科学家在职业吸引力排名中出现明显的下滑趋势，这其中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根源。在科学家地位论这个论题之下，当下需要探讨的问题包括:科学家应该拥有怎样的社会地位(包括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声望地位、形象地位等)，影响科学家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提升科学家社会地位的对策措施等。
———科学家精神论。科学精神是科学家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科学精神通过科学家的言行展示出来，因此科学精神其实就是科学家精神。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知难而上、锲而不舍、服膺真理、虚怀若谷、一丝不苟等作为科学精神的具体表现，可以概括为献身精神、创新精神、吃苦精神、求实精神、严谨精神、协作精神。在科学家精神论这个论题之下，需要思考的问题包括:科学家精神的培育方式和途径，科学家精神的扩散、传递机理和途径，科学家精神在科学探索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中起作用的方式等。
———科学家素养论。科学研究作为一种职业，对科学家的德行素养、意识素养、能力素养、知识素养等都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一定的素养水准和合理的素养结构，是科学家履行社会功能的内在保障条件。在科学家素养论这个论题之下，目前需要思考的问题包括:优秀科学家的素养结构，科学家的人文素养和人文情怀，科学家素养的培育机制和基本途径等。科学家素养论的内容比较宏富，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拆解为科学家德行素养论、科学家伦理素养论、科学家智能素养论、科学家素养培育论等。
———科学家行为论。成立于17世纪的英国皇家学会和巴黎科学院，分别标志着科学建制化和职业化的开端。到20世纪中叶，科学研究已经从当初的业余活动演变成为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一种职业。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不仅追求对自然规律的认知和好奇心的满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包含其对自身物质和精神利益的诉求。尤其在当今的中国，对科学家行为的研究有助于揭示引发急功近利和学术不端行为的深层原因。在科学家行为论这个论题下，目前需要探讨的问题包括: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科学家在体制和制度环境下的行为选择，科学家自身利益的实现路径，抑制发急功近利和学术不端行为的对策等。
———科学家工作论。科学家的根本使命是探索未知世界，孜孜不倦地解决不断被发现的科学问题。时至今日，有些人对于科学家工作状态的认知仍是不全面、不准确的。科学家钩深探赜，却未必心无旁顾、不解世情;科学家有时废寝忘食，却不可能总是晨昏颠倒、行为怪异。在科学家工作论这个论题之下，需要研究的问题包括:科学家进入正常工作状态的准备环节，科学家如何才能长时间保持有序而紧张的工作状态，科学家提高自身工作效能的方法和思考路径，如何创建有利于提高科学家工作效能的软硬环境等。渗透于其中的科学研究方法问题，如研究工作的选题方法、研究思路的拓通方法等，尤其值得给予高度重视。
———科学家评价论。科学家工作成果的评价或业绩考核，是一个长期困扰中国学术界的难题。1990年代以来，一些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积极推进量化考核，研究成果被量化为一个个具体的数字，随之出现了过度依赖量化评价、不适当地使用《科学引文索引》(SCI)指标的倾向。这种做法把复杂的智力劳动简化为单一的程序化生产过程，抹煞了个人创造潜能的多样性。在科学家评价论这个论题之下，目前需要探讨的问题包括:科学成果综合性评价的实施原则，科学成果质化评价与量化评价相兼顾的方法，同行评议的运作方式及其局限性等。
———科学家团队论。现代科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往往都有一定程度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多数研究任务需要由科学研究团队来承担。在一个科学研究团队中，所有成员的专业结构、学科结构、智能结构、年龄结构和合作意识、心理契合程度，学术带头人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品德修为、人格魅力，对于团队整体效能都是至关重要的。在科学家团队论这个论题之下，需要研究的问题包括:科学研究团队结构合理性的判据，科学研究团队结构与课题特征的契合关系，科学家团队建设的管理模式，虚拟科学家团队的形成和运作机制，学术带头人的培养和成长路径等。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研究论题并非孑然孤立、互不搭界的，将它们分离开来仅仅是为了讨论的方便。在实际的研究中，这些论题往往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科学家学的研究内容，当然远不止以上所开列的九个方面。科学家交往论、科学家培养论、科学家管理论等，都可以考虑列为研究论题，同样需要有人去思考，将它们同前述基本论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3 科学家学如何得以发展?
筚路蓝缕，始创维艰。在科学家学的初创阶段，除了依据以往的科学家研究成果爬梳整理基本研究论题之外，还需要对其未来的发展理路进行延伸性的思考，提出合宜的发展对策。
3.1 论析—辨识学科定位
所谓学科定位，是指通过辨析一门学科同若干相关学科的关系，厘清其在科学知识体系中的合适地位。对科学家学进行学科定位，目的在于大体确认它的上位学科、下位学科、亲缘学科、近邻学科，从而由这些相关学科获得发展的助力。
从前面的叙述可以知道，就世界范围而言，科学家研究肇始于科学史领域。科学史是研究科学活动历史发展过程的学科，是历史研究向自然科学领域的延伸和拓展。传统的科学史侧重于陈述科学发展历程中的事件、成就等史实，其中必然要涉及参与事件、做出科学发现的人———科学家。为了深化对于科学事件、科学成就的理解，学者们引入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不仅探讨科学系统演进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而且探讨科学家完成科学发现的社会背景和心理因素。科学学、科学社会学、科学经济学(科学进步经济学)、科学心理学等学科由此应运而生。这几门学科都是科学家学的先导学科，其中科学社会学同它的关系最为密切。
为科学社会学确立学科地位做出历史性贡献的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在其成名作《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12](1938年)中考察了人们的专业兴趣向科学、技术汇聚和转移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讨论了科学兴趣焦点的形成同科学发展的关系、科学家的宗教信仰等问题。在汇集了默顿科学社会学研究主要成果的论文集《科学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13]中，我们可以找到多篇同科学家研究相关的论文，其中涉及科学家的科学发现优先权、科学家的“精神特质”、科学家行为模式、科学家矛盾心理、科学界马太效应、科学家年龄等问题。显而易见，在科学家学的孕育过程中，研究者引进了社会学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如中层理论、结构-功能理论、社会控制理论和结构分析法、功能分析法、文献计量法等。据此，我们有理由将科学社会学视为科学家学的上位学科，将科学家学视为科学社会学的派生学科。在今后的发展中，科学家学仍然需要通过科学社会学的中介，从社会学中汲取理论营养、领受方法启示。
社会科学领域的教育学、人才学等和交叉科学领域的科学史、科学学、管理科学、生态科学、人类学[14]等，都是科学家学的亲缘学科、近邻学科，都可以为科学家学提供理论、范式、方法等方面的支持。例如，可以运用管理科学的理论、方法研究科学家群体的管理问题，运用生态科学的研究范式、方法探讨科学家成长和发展中的生态问题等。
3.2 分析—综合研究层次
多年以来的科学家研究，自发地呈现出个体研究、群体研究、整体研究的多层铺展格局。在科学家个体研究的层面上，迄今国内外已出现牛顿学、达尔文学、门捷列夫学[15]、爱因斯坦学等名称。2009年，王续琨在一篇追思钱学森的文章中提出“钱学森学”这个术语[16]。在科学家群体研究的层面上，则出现了诺贝尔学[17]、诺贝尔(科学)奖学[18]等称谓。诺贝尔学、诺贝尔(科学)奖学并不局限于研究获奖科学家，还涉及奖项设置的社会影响、经济效益等，但获奖科学家研究必定是其中的主要部分。科学家学的创建和发展，要求我们运用分析-综合方法将不同层面的科学家研究进行纵向思路贯通。就目前的研究规模而言，科学家个体研究、群体研究、整体研究的参与人数由下而上依次递减，呈金字塔之势。科学家个体研究是“量大面广”的研究层面，参与人数相对较多。从分析的角度看，作为基础层面的科学家个体研究，今后应该在进一步扩大研究覆盖面的同时对研究成果进行学科化梳理，创建更多以单个科学家作为对象的个体科学家学，如哥白尼学、伽利略学、莱布尼兹学、卢瑟福学和张衡学、祖冲之学、李时珍学、李四光学等;科学家群体研究，同样需要扩展研究覆盖面，具体研究各学科的一些重要学派，例如物理学的哥本哈根学派、哥廷根学派和生理学的巴甫洛夫学派等。在分析性拓展的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运用综合方法进行纵向贯通，以科学家个体研究、群体研究为依托，深度整合三个层次的研究成果。个体科学家学同样需要及时接纳科学家整体研究的范式，吸纳科学家学的研究成果，使之真正成为科学家学的分支学科。
3.3 吸引—聚合研究队伍
目前的科学家研究，参与者除科学学和科学社会学、科学史、科学哲学等学科的研究者之外，多数为“兼职”研究者。为了促使科学家学尽快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现在迫切需要竖起“科学家学”这面旗帜，在广泛吸引科学工作者的基础上聚合成一支足以支撑局面的研究队伍;以“科学家学”这面旗帜诱导研究者自觉地强化学科意识，引导研究者将零散的科学家研究成果纳入学科框架，形成“点”“面”结合的研究格局。
所谓“点”的研究，就是吸引自然科学各个学科的科学家参与科学家个体研究。物理学家研究普朗克、爱因斯坦，化学家研究道尔顿、门捷列夫，天文学家研究哥白尼、开普勒，地学家研究张衡、李四光，具有极为明显的学科优势。学科发展史表明，来自各个学科领域的科学家可以写出很精彩的学科史著述，例如德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马克斯·冯·劳厄(Max von Laue,1879-1960)的《物理学史》篇幅不大却脍炙人口，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埃米里奥·赛格雷(Emilio Segrè)的《从X射线到夸克———近代物理学家和他们的发现》图文并茂且通俗易懂，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的《基本粒子发现简史》史论结合又深入浅出。同样，来自各个学科领域的科学家也能够写出有深度、有见地的科学家研究著述。吸引科学家参与研究各自学科的代表性学者、科学大家，并非权宜之计，应该让他们成为个体科学家学研究的基本力量。
中国哲学家表述的方式及其原因 篇8
一.中国哲学家表述思想的方式
中国哲学家的哲学著作表述思想的方式不像西方哲学家那样力求概念清晰、逻辑严密, 相反, 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形象的比喻、事例、警句等形式来表述思想。如庄子所著的《庄子》全书几乎都是寓言、故事, 极少直接阐明自己的观点。就拿《庄子》中的代表篇目《逍遥游》来说, 开篇就讲起了大鹏鸟南飞的故事, 之后讲蜩与学鸠讥笑大鹏、列子御风、尧让位给许由等故事, 全篇直接表明作者观点的只有两句话:“若夫乘天地之正, 而御六气之辩, 以游无穷者, 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 神人无功, 圣人无名。”这两句话中, “天地之正”、“六气之辩”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并没明确的界定。全篇中作者也没有对自己的观点进行逻辑严密的论证。其他中国哲学家的哲学著作也与此类似, 《论语》记录的是孔子和弟子的一些简短的对话, 对话之间似乎没有太强的联系性、系统性。《孟子》一书基本也都是小故事。
中国哲学家习惯用具体可感的形象来表明自己对宇宙、人生的看法, 而不喜欢用抽象的概念, 也缺少严密的逻辑论证。他们所追求的是“言有尽而意无穷”, 因此他们常用类比的方式来表述思想。比如《庄子·逍遥游》中讲大鹏鸟南飞、列子御风的故事, 是想类比人对外界有所依赖就不会自由。这样的表述方式一方面很生动形象, 使读者更容易理解;而另一方面, 这样的含混的类比模糊了事物之间的同一性和差异性, 这就使得以同一性和差异性为基础的抽象思维难以形成。
二.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形象表述思想的原因
为什么中国哲学家惯于用比喻、事例等具体可感的形象来表述思想呢?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 中国古代没有专门的哲学专业, 哲学与文学密不可分。
在中国古代传统里, 没有专门的哲学专业, 也没有专门的哲学家, 哲学与文学密不可分。很多优秀的哲学著作也是出色的文学作品, 而这些哲学著作的作者也可以算是文学家。如前面提到的《庄子》一书行文波澜壮阔, 想象丰富奇特, 是一部水平极高的文学作品。当然, 这也是一部思想性极高的哲学著作。由于它是文学作品, 它追求生动性、形象性, 因此全书充满了寓言故事。而作者的哲学思想就通过寓言故事的暗示来呈现。中国哲学家所追求的“言有尽而意无穷”也是文学作品所追求的境界。
因此, 中国的哲学不是纯粹的哲学, 中国的哲学家也不是纯粹的哲学家。中国哲学家的思维具有文学家的特点, 形成了一种形象思维的习惯。要读懂中国哲学, 不是靠推理, 而是靠领悟。
(二) 中国哲学具有知行合一的特点, 强调实践性, 难以形成纯理论思维。
西方哲学很强调认识论, 极力探寻认识客观世界的途径, 追求知识的真实性和确定性。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命题, 为知识的确定性奠定了基础。后来的西方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等都致力于追寻知识的真实性和确定性。而西方哲学强调的这种理论性, 使得西方哲学家表述思想的方式更抽象, 对概念的界定十分清晰, 力求逻辑严谨、论证充分。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具有知行合一的特点, 强调实践性, 不太注重纯理论思维。因此, 认识论在中国哲学中没有得到西方哲学那样重要的地位, 也没有那样显著的发展。中国哲学强调的是实践性, 是知行合一。哲学家们研究哲学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完善作为“人”的自我, 从而更好地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换句话说, 中国哲学追求的不是知识的真实性和确定性这些理论性的内容, 而是实实在在的在社会中为人处世的方法、准则。而这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的的哲学, 与政治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使得中国哲学更加弱化了纯理论思维, 也使得中国哲学家难以形成纯理论思维。
同时, 由于哲学家们研究哲学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完善作为“人”的自我, 这里的“自我”既包括哲学家自己, 也包括社会中的其他人。要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哲学家的思想, 从而都能更好地完善自我, 就不宜把思想表述得太深奥, 因此哲学家们都选择了用通俗易懂的故事、事例、警句来表述自己的思想。
哲学家皮尔士开创的科学经济学 篇9
皮尔士在科学经济学界的崇高威望
尽管马赫早在1872年就提出了“思维经济原则”, 探讨过“科学的‘经济本性’”[3], 学者们却很少把马赫看作是科学经济学的哲学先驱。尽管皮尔士自己也“十分不恰当地”把马赫看作先驱[2], 学者们却把这一崇高荣誉归于皮尔士[2,4,5,6]。比马赫年轻一岁的皮尔士成为科学经济学的祖先之一, 其标志性著作是他于1879年发表的《关于研究的经济学理论的注记》 (以下简称《注记》) 。这篇论文的正式发表, 比马赫正式提出“思维经济原则”晚了七年, 却比马赫的演讲《物理学探究的经济本性》早了三年。
皮尔士与马赫在科学经济学中的不同地位, 首先在于马赫虽然把思维的经济视为一个原则, 却仅仅指出了科学探究活动资源的稀缺性, 并没有对科学探究活动进行经济学的研究[2], 皮尔士则极力主张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科学。他认为经济学对科学特别有益, 在经济学的众多分支中, 最有益于科研活动 (scientific research, 下同) 的, 就是研究的经济学[4]。在皮尔士看来, 研究者只需稍稍花一点精力掌握研究的经济学, 就能大大提高其本职工作的效率。
其次, 和马赫不同, 皮尔士运用的是为当代学者所熟悉、在当时却鲜为人知、后来被称之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马赫的思维经济原则并不能为科学探究提供有效的指导, 因为一味地节约成本, 并不经济, 只有同时权衡成本与收益, 才可以谈论经济不经济。在1879年的《注记》一文中, 皮尔士用他的研究的经济学, 为科学工作者的理论选择问题构建了一个基于成本和收益相权衡的数学模型, 并且推演出结果。在这篇论文里, 皮尔士运用的是当时最前沿的经济学——边际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按照现在的标准说法, 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以及法国的瓦尔拉斯共同缔结了经济学历史上的“边际革命”。从理查德·豪伊的《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1870-1889年》一书的标题可以看出, 皮尔士的这篇一个世纪之后才被人们重新发现的《注记》, 正是发表于边际学派兴起之时。
皮尔士的研究经济学之所以能产生重大影响, 是与他深厚的经济学功底分不开的。在皮尔士的研究经济学被重新发现之前, 很少有人会把皮尔士称为经济学家, 仅仅把他当作经济学的业余爱好者[7], 但皮尔士在《注记》中显示的绝不是业余经济学家的水平, 这和他深厚的数理经济学功底是分不开的。皮尔士对经济学有着长期的兴趣。还在哈佛大学上学的时候, 18岁的皮尔士就写过有关黄金和金矿的经济学论文。皮尔士的父亲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创始人之一, 也是一位有名的数学家, 很早就致力于将数学特别是微积分理论运用于政治经济学[8]。皮尔士协助父亲做了很多工作, 比如, 在1871年前后父子俩一起讨论法国数理经济学家古尔诺 (他与瓦尔拉斯是大学同学) 的《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的研究》, 将其译成英文。那时候的皮尔士已经完全搞清楚了古尔诺的思想[8]。皮尔士在1871年的一篇手稿里, 探讨了竞争和垄断条件下的利润最大化问题。在1874年的一篇手稿里, 皮尔士提出了一条不同凡响的公理——消费者传递性公理, 并称之为政治经济学第一公理[7]。除了仔细研读古尔诺的著作以外, 从1870年代到1880年代, 皮尔士对英国数理经济学家兼逻辑学家杰文斯的著作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 并且与后者有直接的交流[8]。正因为如此, 皮尔士非常熟悉当时最前沿的边际学派的理论和方法, 他的论证方法因而能得到任何一位当代经济学家的认可, 而且, 他在此文中还预示了微观经济学日后的诸多发展[9]。所有这些, 都为皮尔士在当代经济学家中赢得了崇高的声誉。
皮尔士在科学经济学领域持久的影响力, 还在于他运用娴熟的经济分析技术, 写下了大量的科学和哲学论文。皮尔士于1877-1878年间在《通俗科学月刊》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上发表的六篇用以说明科学逻辑的论文, 都运用了经济分析的方法进行论证[7]。这六篇文章分别是:《信念的确定》 (1877.11) 、《怎样使我们的观念清楚明白》 (1878.1) 、《机遇论》 (1878.3) 、《归纳的概率论》 (1878.4) 、《自然的秩序》 (1878.6) 以及《演绎、归纳和假设》 (1878.8) 。
例如, 在《信念的确定》[10]一文中, 皮尔士指出古往今来确定信念的方法有四种, 并用经济学的方法说明了其中三种。第一种是固执的方法, 持这种方法的人的固执己见, 并不在意他人的异议, 也不关心是否符合实际。第二种方法是权威的方法, 即依据权威或权威所定的原则来确定信念。第三种是先验的方法。皮尔士认为, 如果有两种或以上的信念选择, 那么不同的人就可能会选择不同的信念, 然而, 持这种方法的人却把自己的信念当成唯一正确的信念, 一心只想证明自己的信念根据充分。第四种方法是探究的方法。皮尔士用单方面主张或反对自由贸易的例子来说明持第一种方法的人的固执己见, 用口味 (即偏好) 来说明持第三种方法的人受制于个人或集体的偏见。皮尔士赞同第四种方法, 他坚信探究的方法较其他三种方法更有效率, 因为它运用了科学的逻辑, 消耗的资源很少, 得出的结论更为直接。
研究经济学重见天日
哲学家重新发现皮尔士的科学经济学思想, 是在一个世纪之后的1976年。这一年, 莱斯切尔 (N. Rescher) 在《科学哲学》 (Philosphy of Science) 杂志上发表论文《皮尔士与研究的经济学》, 指出“皮尔士的研究者以及哲学的追随者完全忽视了皮尔士的研究的经济学。”[2]在莱斯切尔看来, 皮尔士“是注重知识理论的经济回报的第一位美国思想家”[11], 皮尔士认为知识的进步可以给人们带来效用, 但任何知识的获取都需要付出时间、精力或金钱等成本[2], 遗憾的是, 认识论哲学家们却忽视了皮尔士的这一思想, 认为知识“是没有经济成本的”。[11]
为什么认识论哲学家认为知识是没有经济成本的呢?因为知识的成本不是传统认识论哲学家所考虑的问题。自从哲学实现认识论转向以来, 知识的可靠性问题占据着认识论哲学的核心。早先的认识论哲学家往往为知识设想了绝对可靠的终极基础。从唯理论到经验论, 从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到确证原则, 显示的都是这种努力。然而, 这样的努力从来都是备受质疑。由于获取绝对可靠的知识可能仅仅是人类的幻想, 后来的认识论哲学家抛弃了基础主义的幻想, 这是现代主流认识论哲学家所坚持的方向。放弃基础主义的立场, 意味着知识的获取和使用需要承担风险, 因此, 认识论哲学家理应从风险与收益的角度来发展知识观。但是, “认识论哲学家往往从纯理论的角度看待知识的获取, 把知识从耗费人力物力的冒险活动中抽象出来”[11]。
如果不考虑知识的风险和收益, 那么, 即使放弃基础主义立场, 也还会导致两种错误立场。一是极端的怀疑论立场, 彻底否定知识的可靠性。怀疑论者是风险厌恶者。他们看到了知识的风险, 却没有同时考虑知识的收益。他们只是一味地降低风险, 却没有想到降低风险同时也在降低收益。他们没有把风险看作知识收益的成本, 不知道在知识的风险与收益之间寻找平衡点。怀疑论者避免了寻求知识而犯的错误, 实际上却犯了更大的错误, 因为他们为避免犯错而付出了无知的代价。[11]
二是毫不怀疑地全盘接受所有知识。和怀疑论者厌恶风险相反, 全盘接受所有知识的人无视风险。这两类人对于风险的态度处于对立的两极, 却一样犯着大的错误。仿照统计推断中对错误的分类, 人类错误可分为两类:第一类错误是“拒绝了一些本来应当接受的东西”, 第二类错误是“接受了一些本来应当拒绝的东西”。怀疑论者尽量避免犯第二类错误, 却避免不了犯第一类错误;全盘接受所有知识的人能够避免犯第一类错误, 却无法避免反复犯第二类错误。
显而易见, 怀疑论者和全盘接受所有知识的人的态度都不合理, 因为他们都不能从总体上使犯错最小化。合理的立场是“权衡风险与收益, 尽量在主动冒险受损和被动错失良机之间寻求均衡。”[11]这正是皮尔士的研究经济学所考虑的问题。
权衡风险与收益的研究经济学
费诗 (M.H.Fisch) 是皮尔士的研究者和传记作者, 他[8]认为应当把皮尔士的《注记》与上述发表在《通俗科学月刊》的六篇论文置于同一个系列, 再说, 皮尔士本来也打算写出更多论文, 以说明科学的逻辑。按照费诗的意思, 皮尔士的《注记》没有发表在《通俗科学月刊》上, 大概是因为技术味道太浓。在《注记》里, 皮尔士为研究课题的选择提出了一个成本约束的效用模型。这是一个被当代经济学家称为“新古典”的成本-收益模型, 其中所用到的数学工具, 对于当时绝大多数人来说, 其难度可想而知。1896年, 在一篇题为《研究经济学》的评论性文章里, 皮尔士用通俗的语言把十七年前的理论讲述了一遍[9]。
运用“新古典”的成本-收益模型来考察科研活动, 前提是要对研究的成本和收益进行量化。皮尔士是如何对它们进行量化的呢?首先, 皮尔士用“或然误差”对知识进步进行量化。或然误差 (Probable error) 是一个测量学概念, 用以表示实际测量值与真值之间的随机偏差。皮尔士用或然误差来表示实际获得的知识与真理之间的随机偏离程度。对于皮尔士来说, 人类知识是不断累积进步的, 或者说, 人类知识是不断趋于完备和精确的。最完备最精确的知识就是真理。因此, 可以用或然误差来表征知识的完备和精确程度, 表征知识的进步程度。
其次, 皮尔士对科研活动的成本和收益进行量化, 并把它们看作是知识进步的函数。我们可能会以为知识进步本身就应算作收益, 因为科研活动的最终目的就是科学知识的进步。皮尔士不这么做。他的研究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模型, 其目的是探讨“在给定金钱、时间以及精力等支出的条件下, 如何使我们的知识作最大价值的增加?”[12]他关注的不是知识的最大程度的增加, 而是知识的价值的最大程度的增加。他没有用或然误差的大小 (即知识的完备和精确程度) 来表示收益的多寡, 而是用或然误差减小所产生的效用来表示收益。效用即知识的价值, 因人而异。同样, 皮尔士用为减小或然误差所付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等表示成本, 成本也因人而异。这样, 成本和收益都是或然误差的函数, 或者说, 科研活动的成本和收益都是知识进步的函数。
最后, 皮尔士用金钱来衡量科研活动的成本和收益。皮尔士认为, 科研活动的成本就是在该研究上所耗费的一切资源, 包括耗费在研究上的时间、精力、金钱以及既有的知识等。依据皮尔士的观点, 金钱既可以用来测量研究所耗费的资源, 也可以用来计算研究所获取的收益。皮尔士称之为研究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之一。这在皮尔士所处的时代, 是一个突破, 因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 即便其他一切可以用金钱来计算, 科学知识却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皮尔士说:
研究经济学有这么一两条简单原则。就科学的目的来说, 知识是绝对有价值的。有人会说, 知识的价值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一说法没有错。但是, 获取知识要付出代价。假如这些知识可以借助先前的知识而得到, 从而省却了诸多麻烦, 那么, 这些麻烦本来所需要的花费, 就应当与先前知识的价值成比例。如果为某一研究所提供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是给定的, 那么问题就是在该研究中怎样对这些可以买卖的资源进行分配。对我们来说, 任何研究的价值就等于我们为此研究所支付的金钱。因此, 相对说来, 知识, 即使是纯粹的科学知识, 也可以用金钱来计算。[9]
对科研活动进行量化之后, 皮尔士得到了一个自变量——或然误差, 以及两个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因变量——成本和收益。接下来皮尔士就要考察上述三个变量之间的相对变化情况。皮尔士说:“随着知识更加完备更加精确, 这一研究的价值也不断增加, 但是, 研究价值增加的速度会越来越慢。因为与此同时, 获取知识的成本也在随着知识的完备与精确而不断增加, 而且, 成本增加得越来越快。”[9]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话来说, 皮尔士的意思就是:科研活动的边际收益递减、边际成本递增。随着科研活动的进行, 知识越来越完备和精确, 即或然误差越来越小。知识的每一次完备和精确 (或然误差的每一次减小) , 都会同时导致两种结果:价值的增加即收益的增加, 以及成本的增加。但是,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收益增加的速度会越来越慢, 成本增加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皮尔士在《注记》里没有使用“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这两个“边际”名词, 但是, 他用Ur·dr和Vs·ds分别表达了后来被称为“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准确含义, 前者指收益变动的无限小量与或然误差变动的无限小量之间的比值, 后者指成本变动的无限小量与或然误差变动的无限小量之间的比值。“边际”一词首次出现于经济学界是在5年之后奥地利学派维塞尔的一部著作之中, 而“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这两个名词直到50多年后的1930年代才被经济学家们广泛使用[13]。
在皮尔士看来, 边际收益递减以及边际成本递增是科研活动中的普适规律。皮尔士以化学研究为例, 说明这两个规律的普遍性。化学家沃拉斯顿博士 (W.H.Wollaston, 1766-1828) 在他的时代, 用试管和玻璃药瓶等简单的工具就能做出重大的化学发现, 但是, 到了皮尔士的时代, 成百上千的化学家, 使用最精良的设备, 也不能做出沃拉斯顿博士那样有重大影响的发现。“所有科学都展示这一相同的现象, 人生进程也概莫能外。刚开始的研究总是非常容易出成果, 获得的经验也往往影响重大;随着研究的深入, 新发现的取得越来越难, 其价值也越来越小, 直至人们最终终止这一领域的研究。”[12]
皮尔士考察的是在研究的总成本给定的条件下, 使研究产生的总收益最大化。皮尔士设想的不是单个的研究, 而是一系列的研究课题。研究者总是从最划算的那一项课题开始, 随着研究的深入, 这一最初的课题将因为边际收益递减、边际成本递增而变得最终不划算。此时, 研究者将终止此课题的研究, 并从其余的课题里挑选一个最划算的, 进行研究。如此下去, 不断重复这一程序。[9]
怎样才能确定一项划算的研究最终变得不划算呢?皮尔士没有去解决这一问题。不过, 他证明了:每一项研究由划算变得不划算的条件都是一样的——它们具有同样的“经济紧迫性”。皮尔士的经济紧迫性 (economic urgency) 指的是Ur·dr与Vr·ds之比, 即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之比。每一项研究在由划算变得不再划算的临界点, 其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之比都是一样的。皮尔士没有给出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之比的值。今天我们知道, 这个比值等于1, 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此时, 研究的利润 (收益减去成本) 实现了最大化。
为什么研究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之时, 研究的利润能达到最大呢?首先, 如果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 表明研究者每多进行一单位的研究, 即多减少一单位的或然误差, 所增加的收益大于因减少这一单位的或然误差而增加的成本, 这时, 对该研究者来说, 研究还有潜在利润可挖, 继续研究是有利的, 也就是说, 还没有达到研究的利润最大化。其次, 如果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 表明研究者每多减少一单位的或然误差, 所增加的收益小于因减少这一单位的或然误差而增加的成本。这对该研究者来说是不划算的, 更谈不上研究的利润最大化了。最后, 由于无论边际收益大于还是小于边际成本, 研究者都没有实现其研究利润最大化。因此, 只有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 研究者才能实现其研究利润最大化。
今天的一些学者也许会质疑皮尔士在《注记》中所表现出的关于知识的累积观点, 质疑他对或然误差进行量化的可行性[14], 但是更多的学者深信皮尔士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科学哲学家莱斯切尔[2]称皮尔士开创了“一门新学科”, 经济学家戴蒙德 (Diamond, A.M., Jr) [5]认为皮尔士是探索科学经济学的“第一位科学哲学家”。
摘要：一百三十年前, 皮尔士用后来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 探讨了科研活动的成本与收益, 证明了科学活动无需绝对可靠的基础, 只需权衡成本与收益, 便可以有效地为知识的大厦添砖加瓦。皮尔士的工作被埋没了一个世纪之久, 直至科学的非哲学研究开始兴盛之时才被科学哲学家重新发现。今天的人们也许会质疑皮尔士关于知识累积的观点, 却不会在尊之为科学经济学的哲学先驱时有多少异议。
去同学家 篇10
爸爸把我从乡下送进城里来读书。那时我读小学五年级, 同本班学生小琴玩得很好。一天中午, 我正在教室里做作业, 耳边忽然响起一句话:“小敏, 今天下午去我家玩吧!”我回头一看, 原来是我的好同学———小琴, 我沉思了一会儿, 就答应她了。
放学了, 我和小琴蹦蹦跳跳, 左弯弯, 右拐拐, 终于走到了她家。她家房屋挺漂亮, 装饰也不错, 屋内摆设也很美观, 什么电视机、冰箱、热水器样样都有, 屋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我连忙脱下鞋子, 换上她家的拖鞋, 走近这豪华的家里,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这时小琴的妈妈看见我来, 脸色有点不好看, 问我是谁, 小琴说:“她是我的同学。”她妈妈忽然笑着对我俩说:“你们肚子饿了吧!吃了东西没有?”我俩说:“没有。”她妈妈连忙从厨柜里端出菜来, 盛好饭, 看着这丰盛的饭菜, 我就像饥饿的狼看见小羊一样, 恨不得把它一口吞下去。我俩边说边吃, 我说:“我来城里读书, 没有你们条件好。”小琴说:“别说这些, 反正你我是同学, 一样的。”吃过饭, 小琴被她妈妈叫去, 不知说了些什么, 小琴回来时, 脸色有点不好看。看着这情景, 我突然领悟到了:原来我是乡下人, 她妈妈肯定不愿意她带我回家来。我热血沸腾的心霎时变得像冰窖一样冷, 原本打算同她住一夜, 可现在, 我只有回寝室了。但想着小琴, 我又有点犹豫不决, 最后从喉咙里挤出一句:“小琴, 我肚子不舒服, 我得回寝室去找点药吃。”小琴噙着泪水说:“我家里有药, 你别去了, 好吗?”
我谢过小琴回到寝室里, 朦胧的睡眼久久不能闭上。我想, 在我读书期间, 可能不会再去同学家了。
学校:贵州水城县顺场民族中学;导师:张禹选
(本文获第十届“新世纪”杯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