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优先

公平优先（精选三篇）

公平优先 篇1

一、关于奥肯平等与效率关系理论的概述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于1956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曾任职于耶鲁大学、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他长期致力于研究宏观经济理论和经济预测, 专注于政策制订和分析,其学术成果在美国经济学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主要著作有《不公平的市场:如何解決市场经济中的不平等》、《平等与效率》等。

奥肯的平等与效率观集中体现于1977年出版的《平等与效率》一书中。 首先,奥肯明确地阐述了何谓平等、效率。 奥肯认为,平等社会绝不意味着拥有巨大财富或高额收入,这是邪恶的象征和罪恶的行迹,“这是对平等社会的一种误解。 一整套市场经济制度促成了这种不平等,但它们同以平等主义为追求目标的各种法律或政治制度一样,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 ”[1]（P5）在平等社会中,各种权利应当得到公正而平等的分配,而不能拿金钱来衡量。 效率则 “意味着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 生产中的投入包括人的努力、机器、厂房等实物资本的服务以及像土地、 矿产等自然资源的贡献。 产出则是成千上万不同种类的商品和劳务。 ”[1]（P2）这是奥肯对平等与效率概念的生动诠释。

在奥肯看来,平等具有广泛的含义,即在政治、 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应享有同等的权利,其与效率相结合就形成了权利平等与效率、收入平等与效率以及机会均等与效率等三对相关关系。

首先,它包含权利平等与效率。 他认为,权利具有以下几种特征:一是它们的获得与行使无需任何货币费用;二是由于权利是广泛分配的,它便无法遵守经济学家的比较利益原则,这一原则告诫人们应专门去从事他们能愉快胜任的职业;三是它们的分配与各种刺激或奖励、处罚不同;四是权利的分配强调平等,甚至不惜以公正和自由为代价;五是权利不能买卖。[1]（P6-8）以上表明,当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为公民们提供了广泛的权利分配并且法律上宣布了所有公民一律平等,但国家的经济制度却建立在市场决定收入的基础之上时,必然导致公民之间的贫富差距。 奥肯希望权利应避免受到市场经济中金钱对它的侵蚀,“社会至少在原则上把平等的优先权置于经济效率之上。 当我们转入市场和其他经济制度时,效率获得了优先权”。[1]（P86）也就是说,社会只有划出权利范围和市场的边界线,才能保证权利平等与效率获得正向递增的良性关系。

其次,它包含收入平等与效率。 一定意义上说, 收入分配反映了经济效率。 津贴、红利、利息、租金以及其他资产收入通过经济领域实现了财富分配, 即市场经济制度产生的巨大收入差距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收入平等,反过来又影响了市场效率。 在经济领域,购买效率的代价是收入和财富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地位和权利的不平等。 平等权利与不平等收入的结果造成了民主的政治原则与市场经济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收入分配的平等(并考虑到作为一种收入形式的闲暇) 与权利分配的平等一样,会成为我们道德上的选择。 对其代价和结果加以权衡, 我倾向于收入上更多的平等而且是完全的、最好的平等。 ”[1]（P45）奥肯肯定了收入平等的重要性,但关键要做的是在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经济中增进平等。

再次,它包含机会均等与效率。 奥肯认为,在机会均等问题上,一步赶不上,便会步步赶不上,机会不均等就等于非效率。 在大多数情况下,权利和收入上的不平等源于市场上的经济不平等。 经济不平等所反映出来的机会不均等能够通过现行制度结构加以纠正,比如,可以用促进均等化的公共政策来减轻或避免,从而使市场发挥“更大效率及更广泛平等的机会”。 他还用反例指出,工作机会中的歧视产生了弊病的三胞胎:不平等的机会、不平等的收入和非效率。[1]（P75）在奥肯看来,机会均等与效率之间具有一致性。

总之,始终困扰着我们的重大问题是对效率的追求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出各种不平等。 鉴于平等与效率之间的密切而紧张关系,当政者如何决策才能避免其带来冲突? 换句话说,社会经济改革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是以效率为代价多一点平等,还是以平等为代价多一点效率? 为了避免市场对权利的侵蚀,奥肯给出了对策:市场需要有一定的位置,而且需要对市场加以约束。[1]（P115）换句话说,他给出了一个中庸式的答案,即保持平等与效率良性互助的动态均衡。 那么应当如何设计呢? 奥肯指出:“如果平等与效率双方都有价值,而且其中一方对另一方面没有绝对的优先权,那么在它们冲突的方面,就应该达成妥协。 这时,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并且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 然而,作为更多地获得另一方的必要手段,(或者是获得某些其他有价值的社会成果的可能性)无论哪一方的牺牲都必须是公正的。 ”[1]（P86-87）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以多大程度、以多少代价的平等来交换效率? 大多数情况下,对平等与效率之间进行再分配的举措都很难两全其美且争议不断。 对此,奥肯认为,这就需要实现 “更多的平等所增加的好处相当于更多的非效率所增加的代价”。[1]（P88）他进而以“漏桶效应”回应了罗尔斯和弗里德曼关于平等与效率关系的不可化约性, 提出了以增加税收、保障收入和促进转移支付等动态均衡的方案。

二、改革开放以来公平与效率观的认识转向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改革开放政策是在遭受国内外严重危机形势下提出来的,旨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它也被称为 “挽救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在此背景下,我国实施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改革策略。 经过三十年的快速发展, 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提出以“公平与效率兼顾论”代替“效率优先论”的新主张,这是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后的一次重要转向和探索。

从改革开放初到党的十七大之前,“效率优先论”得以全面贯彻。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农村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将农民收入同生产效率挂钩,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这种以效率决定收入的分配方式忽视了平等问题。 党的十三大在分配问题上第一次提出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相应的分配政策是“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人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的前提下体现公平”。[2]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提出的雏形。 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新的分配制度方案:“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市场经济领域, “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报酬要引入竞争机制, 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得,合理拉开差距”;“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提倡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3]在公平和效率这个两难抉择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十五大贯彻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 ”[4]概言之,近30年来,全面贯彻落实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自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政府提出了“公平与效率兼顾论”。 十七大明确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 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并首次提出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5]同时, 这次大会提出了逐步缩小收入差距的措施: 一方面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次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另一方面要“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等要求。[5]党的十八大对此补充指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6]从“效率优先论”转向“公平与效率兼顾论” 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调结构、转方式、促民生”的基本方针,特别是针对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我国政府提出4万亿投资计划,改善了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缩小了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缓解了基础设施瓶颈等制约因素,从而为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夯实了基础。[7]

三、奥肯论题与我国公平与效率观的现实困境

阿瑟·奥肯是较早系统论证“兼顾论”的西方学者,其理论设计是: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主义。 与此同时,奥肯从政治权利、财产收入以及社会发展机会等广泛领域探讨平等与效率关系理论,他力图以动态均衡模式回应决策者在社会经济改革中面临的平等与效率之间的艰难抉择。 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面临着类似艰难抉择,即如何处理好市场效率与政府公平施政的关系问题,因此十七大倡导的“公平与效率兼顾论”与奥肯论题具有一定的契合性。

那么,从“效率优先论”转向“公平与效率兼顾论”是否意味着我国新时期的公平与效率观已能处理好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呢? 国内一些学者也极力倡导“兼顾论”并视其为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较优选项。 李晓宁认为,“效率优先模式只讲效率, 不重公平,导致我国出现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分配格局”,“在当前阶段,只有坚持‘初次分配效率与公平并重’的模式,才能形成符合转轨时期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分配制度的路径依赖,改变收入差距过大所引起的各种经济、社会矛盾。 ”[8]李晓宁以转轨时期分配格局失衡为逻辑切入点,指出了“兼顾论”的益处。 然而,中国国情和发展任务并不仅仅如此,这从新近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未来5年乃至10年作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便可看出。 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而“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9]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实质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一根本问题;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非自十四大以来长期主张的“基础性作用”这一创新性理论观点,则更加突出了市场效率在改革发展中的优先性和重要性。 理论和实践业已证明,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而市场配置资源就是最有效率的形式。 这也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者的基本共识。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效率优先论”在我国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很有必要,不能以期同时兼顾公平与效率而忽视市场效率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先性和主导性, 否则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日渐突出的经济社会发展困境。

困境之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持续影响。 众所周知,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有巨大的国际和国内贸易市场份额,然而国际市场竞争和动荡使得世界对我国商品的需求呈下滑趋势,这种不利影响严重制约了经济效率。 比如,市场份额庞大的光伏产业就因欧盟乃至国内市场下滑使得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破产的噩运。 一边是企业利润和生产下滑,一边是就业难、工资低,如何兼顾? 若不积极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怎么可能提高利润和国际竞争力,进而增加工薪阶层的工资福利待遇。

困境之二是公民民主意识和参政能力日益提高与政治体系有限包容性之间的矛盾突出。 改革开放促进了市场经济的飞跃式发展,促进了社会多元利益分化,但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与多元社会日益增长的公民民主权利和参政能力诉求不相适应。 因此,当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后,国家能否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政治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充分保障公民政治权利和切身利益,这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简言之,实现公民政治权利平等与国家“政治吸纳”良性互动将成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可逾越的重大课题。

困境之三是与国际市场经济接轨的同时,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还没有完全转变职能,没有积极参与到现代市场体系之中, 尤其是金融业、旅游业、服务业、教育行业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9]与此同时,明确将政府的职能限定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等五个方面。 而当前新型城镇化改革面临医疗保障、土地产权流转、户籍、就业等重要制度约束, 缺乏统一有效的市场运行机制和监督制约机制,这些领域日渐成为滋生腐败、 引发社会矛盾的温床, 其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之间关系离期望的均衡点越来越远。 由此,当务之急便是简政放权与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

追求教育公平须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篇2

有人认为，教育公平是对义务教育而言的。应该说，各级各类教育都应体现公平原则，但具体形式或有不同。对高等教育来说，什么是教育公平呢？应该是公民接受教育权利之公平、选拔受教育者的规则之公平和公民获得受教育机会之公平。

权利公平是第一位的，即每个人都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这已经体现在我国宪法和相关法规之中了。不仅如此，国家和学校对家庭贫困学生实行的补助政策以及入学“绿色通道”等，都是保障家庭经济条件困难学生受教育权利的具体措施。近年来，这一措施的力度不断加大，覆盖的范围从本科生拓展到职专生、高中生和研究生。

规则公平是实现权利公平的必要条件。拿现行高考来说，按志愿和总分顺序录取就是规则公平的一种体现，但不是唯一的体现形式。如，实行“平行志愿”就是一种改进的形式，一些学校正在试行的在高考基础上加试加分录取（俗称“自主招生”）也是一种改进的形式。在我看来，统一高考之公平主要不在于考试的内容、方法和形式，内容、方法和形式关乎的是其合理性，统一高考的公平性最突出地体现其可比性和透明度上。文革期间，上大学的名额被分配到工厂或公社，甚至分配到车间或生产大队，工厂和公社之间即不具可比性。至于名额凭什么分配，不清楚；实行个人报名、群众推荐、组织审查、学校录取的办法，听起来挺好。我连续好几年报名都未能如愿，报名者之间是如何比较的，不清楚；今后该如何努力，也不清楚。1977年恢复高考，我才强烈地感受到什么是公平。各校的招生名额和专业公开的，平等地接受所有考生报名；考试的科目和分数比重是公开的，平等地接受所有考生应考；录取的结果也是公开的。现在要改革高考，要改的应该是考查内容和录取方法，使之更加合理，但它的可比性和公开性则绝不可改掉。

机会公平是权利公平的另一种必要条件。对于如何理解和体现机会公平，还有不同意见。有人不赞成分省考试录取，主张恢复到全国统考统招。这在规则形式上可能是最公平的，尤其是从教育内部来看可能是最佳的。但这个观点忽视了客观存在的地区和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其实行的结果极可能是教育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考生被录取的机会更为降低。我以为，分省招考的初衷是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适配和对区域财政支持区内大学的补偿，因而是具有合理性的。教育的公益性，是其社会性（或称外部性）的体现，因而教育公平不能仅从教育内部来看，而应从整个社会公平的大视野中来观察和思考。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继续向贫困宣战，决不让贫困代代相传”，这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目标。对此，教育难道不该有所作为吗？从2012年开始实施的面向贫困地区的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就是高等教育扶贫的实际行动。两年来，先后有包括所有“211工程”学校和中央部属高校的263所大学参与，面向832个贫困县定向招生，共30000多名学生受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要使“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再增加10%以上，使更多农家子弟有升学机会”，这显然是着眼于机会公平的新要求，各重点高校已经开始部署相关工作，用实际行动促进教育公平。

“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种发展应该是以人为本的科学的发展，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硬道理。这个道理也适用于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因为公平的实质在于让更多的人能够获得优质的教育。我们面临的基本矛盾，是人民群众快速增长的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与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中考为什么难？显然是因为优秀高中资源不足。高考为什么难？显然是因为优秀大学资源不足。据我所知，2013年全国本科第一批录取率还略低于10%，而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100多所高校年度招生总数只有50多万，相对于900多万考生来说，录取机会实在是太小了。就拿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来说，治本之策还是要提高那里的教育水平。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教育是群众不满意的问题依然较多的方面之一，并说“民之所望是我们施政所向”，所以，追求教育公平必须坚持教育优先发展，这是公平发展的重要前提。公平发展，固然首先要补短板，保住义务教育的底线，同时也要大力促进各级各类教育质量的提高，因为没有质量的公平不是真正有意义的公平。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当下社会发展之公平优先 篇3

我认为政府在行使社会职能时，应该优先考虑公平，其次兼顾效率。

政府的社会职能有四：政治职能、经济职能、文化职能、社会公共服务职能。上述社会职能的名称中，就可以直接体现一点——政府是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其基本要求为公平公正，这样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政府作为人民的公仆，其政府人才必定也是通过公平公正的选拔方式而来。当下社会提倡精简政府部门，其中有为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而考虑，然而我认为政府部门的精简恰恰是政府行使社会职能的公平体现，它保证了政府人才来源于公平公正的选拔；提供人民公平公正的监督渠道；体现政府倡廉执政，保障社会公平。

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基于中国落后的经济发展现实，国家政策号召大力发展生产力，提出了“效率优先”原则，这是对当时我国国情的一个正确判断。在改革进入中期，党中央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新思路，力求实现效率与公平的优化结合。但也正是当时“先效率后公平”的政策，市场经济追求效率，导致了如今社会分配不公，人民收入差距过大，影响国家经济平稳良好发展。从十六大到十八大，在分配上越来越强调公平问题，主要是指收入分配的分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注重公平。公平关系到人与人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协调，关系到社会的和谐。

基于当下改革正处于水深火热阶段，我们的社会发展理念就应该进行相应调整——由“量”的扩张走向“质”的提升。这里的“质”主要是指社会品质——公平正义。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及“公平”达20多处，并明确强调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这就明确彰显了公平正义的执政新蓝图。

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政府行政讲究公平优先，在文化教育方面同样一丝不苟。追求教育公平是人类社会古老的理念。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体现了古代朴素的教育民主思想。在西方思想史上，柏拉图被认为最早提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亚里士多德则首先提出通过法律保证自由民的教育权利。现下，我国教育不断改革，从优先到公平，不仅是教育领域的进步，更是社会发展的进步。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一项项关乎教育公平的新政，无不着眼于固本培基，从百姓最关注的教育民生出发，让促进教育公平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实而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