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女博士》

解读《女博士》（精选五篇）

解读《女博士》 篇1

随着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的不断扩招, “女博士”的新闻报道成了热点话题, 媒体应客观公正地报道“女博士”, 真实反映这类群体的生活状态, 将积极向上的一面展现在公众面前, 为中国的教育发展推波助澜。本次研究的问题如下:一是“女博士”媒介形象是怎样在新闻报道中呈现的?二是媒介对“女博士”的报道角度有哪些?三是女博士的媒介形象与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是否一致?四是媒介在再现事实的过程中, 是否存在失实报道?

二、内容分析设计

(一) 样本选取

在人民网首页的“搜索”处输入“女博士”, 点击“新闻标题”并且“从上次结果中搜索”, 搜索时间设定为2004年1月1日到2014年1月1日, 将查询的关键词锁定在“新闻标题”中, 最终找到的相关新闻报道有1219篇。剔除掉不符合的新闻内容, 实际共得到符合要求的新闻479条, 作为本次内容分析的最终样本。将新闻内容主题划分为九大类:第一, 感情生活。第二, 就业。第三, 事业。第四, 教育。第五, 自杀。第六, 犯罪。第七, 娱乐。第八, 健康。第九, 日常生活及其他。

(二) 样本分析

(1) 学历高, 感情难。通过对479个样本进行议题性质分析的结果, 其中“感情婚姻”所占比重最大。从新闻媒介建构的角度, 女博士生大多遭遇过婚恋难的情形。例如, 《女博士相亲屡战屡败》《美华裔女博士感恩节征男伴“搭伙”陪吃饭》等, 媒体对女博士的婚恋问题尤为关注, 不仅仅是女博士的个人问题, 也体现了一种社会现象。

(2) 扭曲化, 污名化。女博士的高学历和高收入, 不可避免引起了嫉妒心理, 产生了对女博士的污名化现象。其中《有多少博士是“睡”出来的》认为女博士能够取得如此高的成就, 并不是依靠自身的实力, 而是采用了卑劣的手段。抽样结果显示, 在“犯罪”和“自杀”有关的新闻报道, 共占17%左右, 在这些议题中, 充满了割喉、非法买卖、受贿、诈骗等“犯罪”字眼, 同样“犯罪”一样, “自杀”也是高频词汇, 涉及了自尽、跳楼、服毒等引人注目的新闻。

(3) 心好胜, 损健康。近年来女博士的健康问题也成为大家热议的问题, 根据10年的报道显示, 健康问题的新闻报道占7.09%, 其中《复旦女博士于娟:为啥我得癌症?》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于娟用生命最后的时光深刻反省自己的生活习惯和人生价值, 警示人们珍惜生命和健康。女博士属于业界精英, 但是在医生看来, 患上乳腺癌的女性患者, 绝大多数都很优秀, 但这类女性对于自我的要求过高, 太过于争强好胜, 高压状态下就会导致内分泌失调, 长此以往就会出现健康问题。

三、结论与思考

首先, 要构建媒介报道协调机制。新闻媒体要具有责任感和权威性, 对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一些性别歧视等假丑恶信息及时纠正, 应该秉持客观公正的报道原则, 了解女博士的身心发展需求, 澄清大众文化中对女博士的歪曲误解, 如实、准确、全面、客观的还原她们的真实生活, 并为其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大环境。

其次, 要实施女博士形象重塑工程。女博士的形象在大众心目中固化成呆板、土气, 但是现在生活中不少女博士并非如此, 她们和普通女孩子一样喜欢逛街、美容、旅游等。所以, 各种媒体也要善于给女博士的展示美丽搭建平台, 也可以组织一些户外活动和竞赛让她们参加, 让大众的思想观念从固化中解放出来。另外, 建议成立博士生舆情研究机构。相关机构可以设立女性服务研究机构来给女博士提供正确的准确的新闻资讯, 如华南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华南理工大学性别研究中心都有相对应的服务, 还有一些权威的杂志来帮忙分析女博士的就业和婚恋情况。通过各种正面形象来引导人、改变陈旧的思想观点。此类机构可以将“女博士的婚恋、就业、工作职位的升迁等”做好相应的数据记录, 进行存档, 以便以后的调查。

最后, 女博士应自身改变形象。女博士应向公众展示自己的智慧和学历, 改变公众对其存在的偏见。在面对社会上的曲解和误读时也要调整好心态, 不要因为一些不合实际的报道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这个小群体面对不公平的舆论现实时他们大多数沉默和放弃争辩, 这样只会使误解之风也愈演愈烈。因此, 女博士自身要争得话语主动权, 努力建构自己的真实生活, 要依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来修正女博士的刻板形象。

参考文献

[1]杨英.女博士的社会媒介印象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 2010 (5) .

[2]韩宁.强势群体“被弱势化”进行时——女博士群体网络形象建构[J].

[3]埃里克·麦格雷 (法) .传播理论史——一种社会学的视角[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9.

解读《女博士》 篇2

当论文被提示“上传成功”的那一刻，紧张？空白？解脱？一瞬间，有种命运被交出去的感受。若用顺其自然来安慰自己，都感觉太轻了，因为内心一直回荡着听天由命的感觉。应该还是恐惧和紧张的情绪更多，这可是双盲审啊：学校一句改革，论文全部匿名提交给教育部平台，再由教育部平台统一发放给别的学校审核，风险系数一下增高数倍，这就意味着从提交的这一刻开始，痛苦的等待模式就启动了。到底是过关？还是被挂？内心真的是忐忑不安，又无可奈何。就这样提交了吗？这就是自己夜以继日辛苦熬夜写出来的论文吗？在评审专家的眼里这论文会合格吗？如果过关了，皆大欢喜，如果被卡了，天昏地暗，真的都还没有想好该如何迎接那样的悲痛和挫败。。。

怀着忐忑的心情，给同门姐妹打电话，对她说我提交了论文，感觉怪怪的，就这样提交了吗？我问她什么感受。她回答我说，她已经麻木到没有感觉了，感觉内心已经被论文折磨得千疮百孔了，即便现在拿刀子捅在她身上流血，她都不会觉得痛了。我当时听了感觉心里有点涩涩的，忽然想起一句话：那些看上去百毒不侵的人，其实早已百毒侵身。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痛了，而是已经被痛麻木了。论文确实是一种磨人的甚至有点机械的慢工细活，尤其是像修改参考文献之类的，确实有点像机器。可是，我们又远没有机器那样幸福——因为机器，你按下一个按钮，就可以启动一种程序；关闭了按钮，机器就可以得到彻底的休息。而我们还有很多神经末梢的东西，在你开启或关闭某种模式的时候未必能像机器那样利索，说运转就运转，说休息就能彻底休息。就像写这论文，在数月的熬夜至两三点的习惯形成后，论文虽然提交了，可是十二点躺下竟然睡不着了，翻来覆去的还是到了两点才睡。但是这样的生物钟还是要扭转过来的，有损健康的事情永远都要杜绝。然而论文却真的可以锻炼思维和逻辑，我真的能感受到论文前的她和论文后的她整个变了个人，逻辑、条理都产生了质的飞跃，一谈论到什么事情，精准的分析力实在是令人佩服。

论文结束了，可是又还没有结束。等到答辩完才可以彻底放下这颗担忧的心。在答辩之前，要不断地审视不断地修改。其实文章无论你回头看多少遍，都还是有修改的余地。就像装修，无论再精准的设计，完工后多少会发现些遗憾的。论文亦是如此。可是很多时候，并不是事情停止了，而是我们的心力停止了。有很多人，辛辛苦苦写完论文后，连看都不想再多看一眼，为什么呢？你懂的。

女人读博士还是很累的，尤其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一类群体。读博期间，对于老人、老公和孩子，一定存在某一方面的亏欠。当别的女人跟家庭成员一起游山玩水时，你在写论文；当别人在带孩子四处游乐时，你在写论文；当别人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享受生活时，你还在写论文。如果一个男人读博士，家里的妻子会奉献得很到位很体贴；换成了女人，很有可能连买菜做饭都不擅长的他会让你和孩子有一段时间要吃食堂叫外卖。随着时间的延续，女人会觉得亏欠家人和孩子太多。在这一点上，如果男人是一个家庭中精神的顶梁柱，那女人一定是一个家庭中温暖的顶梁柱。我这边刚提交完论文，晚上孩子就生病发烧了，都说孩子生病是因为伤了心，我想一定是论文期间没有给予他精心的照顾吧。你的精力没有集中在哪里，哪里就会出问题。在后期写论文期间，你的身心脑，绝对是时刻被论文牵制着的。但仍然要相信，这只是一个阶段，过去了一切都会好起来。

读博士可以增加你的安全感吗？从努力备考，到选题开题，到论文撰写，再到仿徨等待的过程来看，漫长岁月中是充满了焦虑和不安的。你一直在担忧，从担忧能否考上，到担忧开题的选题是否创新可行，再到担忧博论的撰写是否顺利，最后还要担忧能否顺利毕业。当然你还要担忧你在未来能否找到好工作。这样看来，整个博士期间是会给人带来更多的不安全感。只有学会不断地调剂，才会更好些。

读博士可以给你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吗？不会，对于文科博士而言，它不让你一下回到解放前就很不错了。至于你的经济效益如何产生，怎么也要从博士毕业、工作后才开始算起。尽管如此，你依然要有一种信念，就是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都说读博士是一种情怀，是一种精神，可是只有苦过付出过的人才知道，这些话语都是经过心态调整之后才有的高尚描述。人在稳定幸福的时刻总会表现下矫情和超我。事实上，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什么情怀、精神、美好前途、远大抱负，全部都沉浸在当下能否完成论文、能否顺利通过、能否顺利毕业的现实情绪里。我们俨然已经成为科研、码字的机器，日以继夜，夜以继日。有怀着兴趣日夜堆字，阐述创新观点的；有怀着被折磨、被憋屈的痛苦，逼着自己科学码字的；有怀着被自己感动的精神，努力撰写的；当然也有怀着饱满的精神，越写越有劲头的。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个非常辛苦且很耗时的大工程。当博士论文完成后，也许真的不会研究出什么太有价值的东西，或者对相关领域做出多么大的贡献。学海无涯，我们其实真的只是海底里的一粒沙而已，越学，越感觉到自己知道的越少：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里，我们是那么的渺小。完成了论文，充其量也只是锻炼了自己，翻新了思维和逻辑，然后才是如论文中写到的那么一点小小的贡献。但是辛苦过后，调整过后，还是应该相信，读博士确实是一种情怀和精神。它未必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但是确实需要足够的毅力。也许，它只是你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已。

解读《女博士》 篇3

牦牛是藏族人民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为了使生活在雪域高原的人们过上更加美好的日子，20多年来，一位瘦弱的女博士长期奔波在高原之上，解读牦牛的“生命密码”。

她，就是姬秋梅，一名土生土长的“老西藏”的第二代。

艰难起步的科研之路

姬秋梅出生在拉萨市当雄县的草原牧区。当雄，藏语意为“挑选的草场”，全县面积10036平方公里，可利用草场面积1050万亩，平均海拔4200米，西藏第一大湖纳木错，45％在当雄县境内，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当雄县河湖密布，牧草丰盛，环境优美，草原风光独特，是藏牦牛的天然牧场。

姬秋梅在当雄牧区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很多时候，她会跟着牦牛，看牦牛吃草，然后带牦牛回家。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她就知道牦牛是藏族人民生活的基本保障,对牦牛有着特殊的感情。到10岁那年，父母把她送到了小学，她开始了自己的求知之路。

1988年，姬秋梅以优异的成绩从西藏民族学院农牧系毕业，被分配到西藏自治区农科院畜科所从事对牦牛的研究工作。为了解第一手资料，她主动要求到条件极为艰苦的羊八井切玛乡畜牧草原综合实验点，担任农科院在该乡实施的“草场、畜医综合服务项目”执行人。那时间，姬秋梅是实验点唯一的女性，两年时间里，姬秋梅经常骑上自行车，走村串组，跟游牧民一起，实地了解畜牧饲料的枯荣，牦牛的生长过程，帮助当地牧民转变牲畜病了求神不求医的观念，写下了几十万字的笔记，为她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期间，姬秋梅撰写了几篇较有价值的学术论文，逐渐在西藏研究牦牛学术界崭露头角，并得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陈永福教授的赏识。1990年，陈教授主动资助姬秋梅到中国农业大学进修一年，学习转基因技术。在陈教授的指导下，她结合自己的研究，撰写了《转基因牦牛基因文库的构建及生长激素基因的分离》一文，系统的讲述了用生物技术，对牦牛进行转基因研究的过程及取得的成果。在1994年兰州召开的第一届国际牦牛学术研讨会上，姬秋梅的这篇论文得到了与会中外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该文被收入这届研讨会的论文集；同年，这篇论文还获得了西藏首届青年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那段青春岁月中，姬秋梅与畜科院的其它科研人员一道，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对全藏区的牦牛进行了系统普查，基本摸清了目前西藏牦牛总数量、分布情况及各地牦牛的基本性能。他们深入万里羌唐草原无人区，实地考察世界珍稀动物野牦牛的活动规律、生活习性。

自1997年第二届国际牦牛学术研讨会决定下届研讨会在拉萨举办以来，姬秋梅加快了对雪域高原牦牛的研究，与其它几位科研人员合作，于1997、1998年9至11月份，对西藏帕里、嘉黎、斯布三个优良类群的牦牛进行研究，分析了各类群牦牛的产肉性能和不同部位肌肉的营养成分，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含量，产毛、产乳特点等，先后撰写了《西藏三大优良类群牦牛的产肉性能及肉品质分析》、《西藏嘉黎牦牛产肉性能及肉品质的分析》、《西藏三大优良类群牦牛产乳性能及乳品质分析》、《帕里牦牛生产性能的研究》、《西藏三大优良类群牦牛产毛性能及毛绒主要物理性能研究》等学术论文。

在2000年拉萨召开的第三届国际牦牛学术研讨会上，姬秋梅与人合作，共为大会提供论文7篇，成为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2000年9月5日下午，姬秋梅在大会上交流了《西藏牦牛资源现状及生产性能退化分析》一文，她介绍说，这个项目是在了解目前西藏牦牛资源现状的基础上，根据牦牛畜群结构、生长发育状况、产肉、产乳、产毛、繁殖等生产性能，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调查、测试和分析，弄清了各类群的品质特征，资源优势，产品质量，分析了西藏牦牛生产性能退化的幅度及原因，提出了相应的防止退化措施，为西藏牦牛和草地等可更新资源充分利用和协调发展，发挥高寒牧区自然资源生产潜力，改善生态环境和维护生态环境，持续发展牦牛业及草地畜牧业提供了翔实的理论依据，为进一步研究和开发牦牛资源奠定了基础。姬秋梅的精彩发言，博得了与会专家、学者的高度赞誉。

姬秋梅刻苦好学的精神，以及她在牦牛研究学术领域的成绩不仅得到西藏自治区的肯定，也得到了一些国际友好组织的赞赏。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等三个国际组织无偿资助她到秘鲁攻读博士学位。2000年9月10日，姬秋梅在北京参加硕士论文答辩后，直飞秘鲁，在那里的一个高海拔家畜生产系统拟态模型里，在秘鲁导师的指导下，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主攻牦牛专业。

在秘鲁期间，先后有三位导师指导过姬秋梅的学业，她的导师都是高原家畜生态体系领域的世界级大师，在全球学术界都非常著名。其中一位导师还是南美动物营养学会的主席，世界银行的农业顾问。导师尽管声名赫赫，但特别热衷于社区工作，经常组织一些慈善活动，姬秋梅也经常应邀，为当地的青少年讲述中国西藏的故事，讲述喜马拉雅山丰富多彩的动物世界，受到了当地人的称赞。三位老师从不同的学术领域，系统全面地对姬秋梅进行了培养，极大地开阔了她的事业，拓宽了她的研究领域。同时，姬秋梅在参加大量社区活动的过程中，也提高了自己的社会交流能力，培养了自己对世界、对人类的爱心。

把论文写在雪域高原上

学成回国后，姬秋梅的牦牛研究之旅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为了能让西藏农牧民过上一天比一天好的日子，让他们的笑容更加灿烂，姬秋梅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了广阔的西藏牧区，而且20多年来从未改变过。现在，在西藏的牧民中间，还流传着一个利用人工饲养牦牛“借腹生子”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将全部精力都花费在了牦牛身上的姬秋梅。她带领着一个科研小组，把经过精心培育的健康母牦牛的胚胎移植到了人工饲养牦牛（受体母牛）的子宫内，结果，通过胚胎移植的4头牦牛顺利产下了牦牛幼崽。这在科技界可是件大事，因为，胚胎移植技术在牦牛领域的应用还是一个空白！

牦牛耐寒、耐苦、耐饥渴，然而，牦牛对各种恶劣自然环境无与伦比的耐受力，其实是在长期的自然选择过程中“被逼无奈”的结果。从生产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优点。遇到自然条件持续发生恶劣的变化，牦牛的生产能力就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随着西藏地区牦牛饲养从集体放牧逐渐发展为分户散养，牦牛数量持续增加，草畜矛盾日趋凸显，这些都直接导致了牦牛生产性能的退化。

姬秋梅和她的团队的工作就是要改变这种情况。

要解决牦牛品种退化的问题，繁育技术是很好的选择。在国际上一些科研机构相继开展牦牛胚胎移植的研究之时，姬秋梅的团队在牦牛的故乡也开始了此项研究，并率先取得了突破。他们选取优良的母牦牛供体，进行超排处理后，获得的胚胎移植到经过精心挑选的无繁殖机能疾病、无传染性疾病等健康的母牦牛的子宫内，通过“借腹怀胎”来培育具有优良性能的牦牛类群。这是西藏科研人员在牦牛研究领域的重大创新和技术突破。虽然该项研究还没有进入到实际应用阶段，但研究成果仍然处于国内外先进水平，推动了牦牛繁殖学科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为了解决科学放牧的重大问题，姬秋梅带领研究团队在西藏牦牛选育、高效养殖、牦牛半舍饲技术、放牧系统和生物能量分流等方面进行不断深入的研究和探索，这些研究对提高牦牛的生产性能和可持续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其中，牦牛本品种选育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西藏全区的牦牛选育，牦牛半舍饲技术和高效育肥正在西藏的部分试点地区进行示范推广，为农牧民增收和牧业增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0多年野外作业，高海拔地区的长途跋涉，高山缺氧的严酷环境，对本来心脏就不好的姬秋梅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长期超负荷地从事研究工作，致使心脏严重受损，最近两年，她迫不得已做了两次心脏手术，术后的她全然不顾医生的劝告，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无怨无悔地努力地从事着牦牛研究，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长期的辛苦努力，姬秋梅的工作也得到了社会的称赞。2011年1月11日，第七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评审委员会给予姬秋梅的评语是：姬秋梅研究员在西藏20年进行牦牛的资源调查，品种选育、转基因文库构建及牦牛胚胎移植，并应用草原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建立起牦牛生产系统管理、动态监测与舍饲技术，成果显著。

在颁奖典礼上，姬秋梅发表了演讲，她深情地把自己长期研究牦牛的真实想法进行了表达。她说，牦牛既是青藏高原的象征，又是藏族牧业的象征，同时也是西藏传统生活方式的象征。牦牛藏语称“诺尔”，意为“财富”或“宝贝”。藏族之所以称牦牛为“宝贝”，是由于牦牛为传统的藏族社会提供了人们生存的基本保障。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西藏对牦牛那么重视，现在牦牛是唯一一种能够把海拔4500米以上的光、热、水转化成畜产品提供给人类，只有牦牛才能做到。在西藏，没有牦牛就没有西藏特色的畜牧业。

搞科研的姬秋梅，她心中想的始终是西藏人民，她把科研论文写在了雪域高原上。

甘当炭火的藏族女儿

姬秋梅的父亲名叫姬纯礼，1954年5月11日，他跟随慕生忠将军，与其他1000多名工兵和10辆卡车一起，向着“生命禁区”世界屋脊进发，参加青藏公路的攻坚战。7个月零4天后，1954年12月15日，公路穿越喀喇昆仑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经过无边的草原，跨越长江源头和唐古拉山，终于修到了拉萨。后来，姬纯礼遇到了姬秋梅的母亲，一位纯洁善良的藏族女子，来自两个民族的年轻人组成了一个新家庭。

爸爸非常开明，在教育孩子方面也非常民主，经常鼓励孩子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姬秋梅非常喜欢牦牛，而且从开始选择专业到现在的20多年间，一直在坚持做。她常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非常幸福。

因为热爱牦牛研究事业，姬秋梅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艰辛。1998年，姬秋梅考入中科院读硕士，由于学习成绩优异，每门功课的学分都达到要求，可申请读博士，于是她要求攻读博士。姬秋梅说：“我们班里有许多人是清华、北大毕业生，他们基础扎实，知识面广。可我呢，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姬秋梅第一年每个晚上只睡5个小时，其它时间全用于学习和研究。功夫不负有心人，2002年12月学成归来。跟她同班的许多同学，那时才开始考博士。

谈起她取得的成绩时，她很谦虚，说这都是因为机遇好，自己的成绩是大家帮助的结果，她常常心怀感恩，对自己遇到的导师，对长期关怀自己的西藏农科院领导，对默默无闻支持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对一直鼓励自己的母亲，她都充满感激之情。2000年，姬秋梅得到了到国外学习的机会。当时姬秋梅不是很愿意去，因为她的母亲已是60多岁，儿子才4岁，院领导党委书记洛桑旦达和尼玛扎西副院长知道了她的困难后，组织出面将她的妹妹从那曲调到了自治区农科院，为她解决了后顾之忧。她的丈夫叫张永清，是18军的后代，长期在西藏工作，对西藏也充满感情，对姬秋梅工作在改变牧区面貌方面的重要性认识更深，他全力支持自己的妻子，几次手术，他都陪在妻子身边守护。

回顾20多年牦牛科研工作，姬秋梅说她遇上了搞科研的黄金阶段。以前，因投资不够、研究手段与设备相对落后，科研难以正常开展。2004年后，国家加大了对牦牛研究的投入，这为从事牦牛研究的科研人员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牦牛研究是一块难啃的骨头，西藏牦牛研究研究起步晚，底子薄，没有可参考依据；牦牛研究周期长，出成果慢，从事研究的科技人员少，但这些没有影响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不懈努力，2004年，他们的“西藏牦牛资源现状及生产性能退化分析”成果获得西藏自治区科技进步三等奖；2008年，“西藏牦牛繁育综合应用技术研究与示范”获西藏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他们的研究成果牦牛半舍饲技术在拉萨、那曲地区的多个县进行示范推广效益显著，仅牦牛育肥一项2008-2009年农牧民实现增加产值1200多万元，为西藏牧业生产做出了积极贡献。

2011年5月，姬秋梅因为心脏病情加重，又一次住进了医院，这次，医生千叮咛、万嘱咐，要她一定静心卧床休息。5月份的一天，姬秋梅在家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住院治疗和休养中，她对自己20多年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反思，感觉自己需要静下心来，让这些年的研究成果沉淀，把那些浮在上面的和真正能够推进西藏牧业发展的真知灼见分离，出版一些关于牦牛研究的专著，争取取得科研的新突破和新进展。姬秋梅说，下一步，他们团队的牦牛研究要创新思路，不断引进新技术和新手段，把正在从事的“牦牛遗传多样性研究”项目，从牦牛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本品种选育、尝试用野牦牛提纯复壮家牦牛、牦牛繁殖技术研究、牦牛营养研究、气候变化与产业相关研究等多方面进行研究，力争多出成果。

女博士的骄傲 篇4

但是与西方不同，在中国，博士被细分为男博士和女博士，并赋予其不同的意味。前者受人羡慕，其标签是：才子、博学、智慧；后者令人“同情”，标签是丑女、死板、怪异， 更被称为除男人、女人之外的“第三种人”。

这样的划分显然是中国独创。而这样的创造还在继续进行中。最新的调调由广东省政协委员罗必良发出：“女孩子是一个产品，卖了20几年，还没把自己卖出去。从恋爱角度讲 ，读博士不是个增值的事，是贬值的事。”言语中不尽“怜悯”，很是为女博士的命运忧心。

考博是最好的选择

古朴、安静的四川大学植被繁茂，马路纵横交错，望江校区东区荷花池有几张躺椅，闲时涵子总来坐坐，喝喝茶，聊聊天，兴起时作几首小诗。

从遥远的北方城市来到川大攻读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博士学位一年半，涵子已很享受这斑斓又平静的日子。

毕业前，考公务员、事业编的，应聘企业的，个个为踏入社会不放过任何一根稻草，惟有涵子坚守在零零散散的考博队伍中，笃定、沉静。最终，她成为我们文学院所有参加考博的考生中惟一考中的博士。

考博这条路，有的人是为了逃避找工作，有的人是习惯了学校生活，而有的人是真真正正想做学术科研，涵子属于最后一种。

“我考研的目的就是考博，考博的目的就是留在高校，搞搞学术、写写文章，所以在道路选择上基本没有过疑惑。”涵子说，“都说女博士是男人、女人之外的第三类存在，可一想到如果放弃热爱的诗歌，不再与现代文学为伍，我就感觉比被当作‘第三类人’更恐怖。”

考博的路途辛苦而寂寞，是心底里的那一份热爱，让她坚持了下来。“考博的时候已经不像考研时那么期待，理性了很多，不会对未来有过多诗意的设想，这样反而可以静下心接受一切。”

没有谁的人生只有一个向度

读博一年多，涵子对自己所属的这个群体有着清楚的认识。

“这个群体并不像社会上认为的那么类型化，实际上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很丰富多元。当然，确实会有传说中那种典型的女博士，只知道死读书，不懂社交娱乐。这样的人往往有一些心理症结，有的可能对外面的东西很排斥，有的则是自卑，似乎只能通过读书的方式寄托人生，觉得人生在婚恋上没有指望。”

在涵子看来，任何人的状态都是这样的，没有哪个人的人生只有一个向度，就算是女博士，也同样如此。“有些女博士是长得丑，有些是有过失败经历后不相信男人，有些只不过性格使然，比较内敛，但这都不是博士头衔所赋予的。”

事实上，涵子眼里的女博士们多有一种“强中更有强中手”的感觉。“整体上看，女博士群体中，充满个性的人大有人在。或许说都不是一般心思的人，她们或有大抱负，或有特殊的思想，或有别致的才情。”

涵子对爱情和婚姻也充满向往，从25岁开始，“我已经非常正式地在脑海中考虑结婚这件事了”。

涵子也曾遇到过让她心动的人，但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幸福来得好不容易”，因为性格原因，两人最终分道扬镳。

读博后，对于这一问题，涵子隐约感觉到了一定的压力。“主要是选择范围越来越小了，遇上合适的可能性就更小。”

涵子曾经想过，如果不是单身，自己是否会读博士？结论是：“不会，因为婚姻、家庭还是摆在第一位的，另外也要考虑地域，像我现在跑到成都，有男朋友的话估计是不会去了。人生嘛，总是要权衡的！”

涵子同宿舍有个34岁的女博士，如今也处在单身状态。在涵子眼里，这个大自己几岁的重庆姑娘并没有沧桑感，和她相处起来简单愉快，计较少，心思不重，对自己处境的享受大于忧虑。

但是这个女博士的父母也对她施加了压力。他们对她的婚姻列出了具体的要求，“一、都三十多岁了，不能找个什么都没有的，从头奋斗，太累；二、读了博士，起码要找个硕士；三、中国有句俗话，嫁女要嫁超过娘家的。不能找个经济比家里差的。”——话里话外都点明了经济是基础，应该门当户对。

男人应该成为社会和家庭创造财富的主导，而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必要时要为家庭牺牲自己的工作追求和独立；女人应该低于男人，这种“低”体现在学历、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在一个由男权主导的社会里，这样传统的价值观一直以来从未变过。”涵子叹息道。

“除此之外，男女交往，学识、修养等因素虽然越来越被摆在重要位置，但相貌姿色还是永恒不变的择偶标准。女博士又不是变异人群，姿色平平的也不在少数。”涵子诙谐一笑。

所以，涵子也难免会担心，“能欣赏我、能接受我这样高学历、独立意识强的人应该不多，”想了想，她又加了一句：“但，肯定是有的。”

望不到头的人生

离博士毕业还有一年半，眼瞅着朋友们相继婚了、生了，幸福地过着小日子，涵子不羡慕也不嫉妒，她相信顺其自然。

川大的福利相当不错，经常搞一些研究生的联谊活动，比如类似《非诚勿扰》的相亲。在从前，涵子肯定觉得滑稽，但现在的涵子更务实了，“虽然不抱期望，但希望把自己打开，对一切机会都不再排斥”。

这样的相亲，涵子一共参加过三次。“一般都是聚在一起吃吃饭，如果有意再继续见面。”但在这一过程中，涵子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女博士的标签带来的阻碍。“如果别人听说你是女博士，马上就敬而远之了。”

经历过这一切，涵子已看开了。“这个东西要随缘，一切外在性的东西都会因内在性的东西而获得不一样的意义。人生其实都不易，很难说哪些人哪条道路要平坦一些。”

末了，她自嘲一句：“你没见好多结了婚生了孩子的人抱怨人生望到头了吗？我们这种还望不到头呢！”

单身的涵子现在尽情享受着属于她一个人的时光，多才多艺的她是学院的文艺骨干，屡屡在各种活动中小试身手。曾经，她在钢琴前度过了童年时期，更一度拿下钢琴九级的傲人成绩。

大部分的时间里，涵子把精力投入到了学术研究中，看书、写论文，研究最爱的诗歌。她最近喜欢上赵毅衡教授的符号学，虽然听不太懂那些理论性很强的东西，但是这位旅欧学者带给她的一些思想和感悟让她受益匪浅。

“人生的路上围城很多，既然选择了这座城堡就安心待在这里。”涵子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因而越来越从容。

女博士的绿色梦 篇5

一个城里长大、十指从未沾泥的姑娘，不用化肥和农药，居然能把一块荒地变成供应千户家庭吃菜的农场。

“通过‘社区支持农业’模式，我希望给现代中国城市打造一个新的食品供应链，找到解决日益严重的食品安全和城乡不信任问题的新路径。”这就是多家CSA农场创办者石嫣的梦。

“小毛驴”：CSA试验田

2009年，26岁的石嫣还是中国人民大学一名农村发展专业博士生。站在北京西郊凤凰岭下，面对着刚刚开垦出来的200亩荒地，带着四个核心团队成员和三个当地农民，石嫣开始实践CSA的梦想。

CSA是“社区支持农业”的英文缩写，这种农业生产模式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和瑞士。简单来说，就是基于相互信任，消费者预付一年费用，购买农民一年收成；农民则按照承诺，完全不使用化肥和农药，保证农产品的纯天然无公害，并定期将农产品配送到消费者家中。

苏丹红、地沟油、三聚氰胺……当时的中国频发食品安全危机，生产者和消费者间互不信任。“CSA是一种人类真正和土地友好相处的可持续农业模式。”石嫣寄望于生产者与消费者形成良性互动来破解食品安全僵局。

垦荒、平整土地、播种……一排排的菜苗从土里钻了出来，命名为“小毛驴市民农园”的CSA农场开工了。石嫣设计了两种会员模式：“配送份额”需交一年的订金，每周由农场将当季的新鲜蔬菜送上门；“劳动份额”则是交一半的钱，由农场提供土地和技术，供自己耕作。

尽管配送的蔬菜经常只有包菜、黄瓜等几个品种，而且模样“看上去不那么水灵”，但配送份额会员李佳佳觉得，“味道真的好，十分浓郁。有一次，从菜里还爬出一条大青虫来。”

成为劳动份额会员后，北京市民秦书高有了一块30平方米的土地，每周末过来照料自种的瓜果蔬菜。“按照有机的标准种植不用化肥、农药的蔬菜。”秦书高说，“为了女儿，自己种菜更放心。”

不用农药，有时候也会有消灭不了的敌人。2010年，整块地的蒿子秆发生了严重的斑潜蝇灾害，这种虫子不用剧毒农药无法除去。结果，配送份额会员在当季便没有收到蒿子秆，种蒿子秆的劳动份额会员也颗粒无收。“CSA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种植者和消费者不仅共享收益，也要共担风险。”石嫣说。

为了招募更多会员，背上三张“易拉宝”，带着几兜新鲜蔬菜，石嫣和小伙伴们走进社区宣讲。“你们是来推销的吧？”尽管亮明了博士身份，沟通了半个多小时后，石嫣他们还是被小区物业经理轰了出来。

一年后，通过口口相传，“小毛驴”的会员数量从最初的54户猛增到了300多户。可突然间，“上当了”“骗钱的吧”“萝卜都是烂的”，不断有质疑电话打给石嫣，多的时候一天十几个。

石嫣觉得问题很严重，马上到会员家走访，“大部分是因为老人不理解有机蔬菜的种植过程所产生的误会，还有一部分是因为会员迅速增加，管理没跟上造成的。”针对投诉的会员，石嫣专门组织了参观活动，并经常上门沟通，质疑声渐渐少了。

“要善待土地，土地最诚实，你呵护它，它就回报你，你糊弄它，它也糊弄你。”石嫣说，“小毛驴”虽然没有去参加有机认证，但获得了消费者的“认证”，会员年年增长：2011年扩充到700多户，2012年达1000多户。

“我在美国学习的农场经营10年才有33户会员，我写邮件告诉他们，我有1000户，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石嫣说。

“洋插队”取经

2008年4月，石嫣来到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地升农场”，开始了为期6个月的“洋插队”，系统学习美国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

对于一个打小在城市生活，从没干过农活的姑娘来说，这里的劳动强度之大超乎想象，除了一台小型的拖拉机可用外，几乎所有的农活都要动手进行。

最让石嫣害怕的工作是拔草。不用化学除草剂，田里各种野草疯长。看着那拔也拔不完的野草，石嫣曾经问过自己：难道这就是“社区支持农业”？

蔬菜和水果陆续收获后，农场准备配送。“每年的第一次，总有些意外发生。”农场经理尼克告诉石嫣他很担心。因此，在将蔬菜装箱时，石嫣格外小心，直到把33个箱子都放到冷藏室后，才松了一口气。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第二天中午运送过程中，他们发现，由于冷藏室里的温度比预先调节的低，箱子里的部分蔬菜结冰了，芦笋甚至被冻得变了色。

随后发生的一幕牢牢印在了石嫣脑海里。尼克先是和他们一起挨个给已配送的会员打电话，表示歉意，然后把还未送出的芦笋换成新鲜的。

“诚信是最高原则，农民信任土地，消费者信任农民。”半年间，石嫣收获了对CSA更多的理解，当农民的愿望开始在心底萌发，“我想让每个人都吃得健康，吃得快乐。”

因为到美国“洋插队”，石嫣被一份美国报纸整版报道。在接受这份报纸采访时，她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梦想：要在中国建一个CSA农场。

再出发：和农民分享收获

“小毛驴”的成功让石嫣声名鹊起，但她却决定离开，重新开始。与“小毛驴”农场中雇用农民的方式不同，石嫣这次要把农民当作合作伙伴，一起协商制订生产计划和生产规范，推动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采用有机种植。“从长远来看，健康、安全农产品的持续提供，依靠的是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依靠的是农民，必须让农民受益。”

石嫣给自己的新农场起名叫“分享收获”。北京通州区西集镇马坊村农民郎广山一家成了合作伙伴。可刚合作没几天，“茄子事件”就爆发了。

一天，郎广山在大棚里发现，刚挂果的茄子招了茶黄螨虫害，如果不及时打药，这一棚子好端端的茄子将变成“开花馒头”，果实苦涩不能食用，这样下去肯定要绝收。

心急火燎的郎广山趁着地头没人，偷偷背来了喷雾器，给茄子打上了药。没承想，还是被石嫣的小伙伴们给发现了，满棚子的茄子全被连根拔了！

郎广山气得直跳脚，好在被郎婶给劝住了。郎婶说，既然合作了，就得照人家的法子种。

蔬菜产量低了，但价格却高了。一斤菜卖15元，郎叔能收入5.8元，一年下来，郎叔家收入将近20万元，比以前高了两倍多。郎广山大学刚毕业的儿子，也因此回到了村里，准备成立农业合作社。

如今，加入“分享收获”的消费者会员已经有450多个。生产基地也从一个扩展到2个，通州150亩基地、顺义50亩基地；农户则由郎叔郎婶一家又增加了顺义柳庄户村的合作社。

石嫣在“分享收获”的宣传册中写下了一个可以“量化”的梦：“每5户消费者加入，就可以让一亩土地脱毒；每10户消费者加入，就可以让一个农民有机耕作；每100户消费者加入，就可以让5个年轻人留在乡村工作；每1000户消费者加入，就可以有一个更可持续的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