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业协作组织

新型农业协作组织（精选四篇）

新型农业协作组织 篇1

1 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基本情况

1.1 专业大户、家庭农场

商水县辖21个乡镇, 3个办事处, 耕地8.13万hm2, 2012年小麦种植面积8.00万hm2。通过调查, 目前全县承包6.67 hm2以上土地的种粮大户395户, 其中, 6.67~19.93 hm2的种粮大户316户, 20.00~33.27hm2的种粮大户72户, 33.33~66.60hm2的种粮大户4户, 66.67~133.27 hm2的种粮大户2户, 133.33~333.27 hm2的种粮大户1户。最大的户种植面积733.33 hm2。规模养殖大户4 000户, 其中:出栏50~499头 (只) 的生猪养殖大户2 083户;肉牛养殖大户30户;奶牛养殖大户1户;鸡养殖大户1 212户;羊养殖大户185户。出栏500头 (只) 以上的生猪养殖场318个;肉牛养殖场1个;鸡养殖场157个;养羊场11个。最大的生猪养殖场养殖生猪12 000头。

种、养专业大户多以转包和租赁的形式流转土地, 流转面积3 066.67 hm2, 占全县土地流转总面积的20%。经营情况以种植专业大户为例, 魏集镇某农户种植面积733.33hm2, 夏、秋2季种植小麦、大豆。种植成本:投入种子、农药、肥料及生产服务性支出、土地流转费用共计19 050元/hm2, 总投入1 254万元。经营收入:小麦平均产量7 500 kg/hm2, 大豆平均产量2 250 kg/hm2, 总产达7 150 t, 按当年粮价计算, 总收入1 980万元, 净收益726万元。

在养殖业方面, 据2012年调查统计, 每出栏1头生猪 (出栏体重按100 kg计) 其饲料成本约1 200元, 药物及防疫费用约60元, 人工费用50元, 其他成本费用约50元, 出售价平均按16元/kg计算, 每头猪纯利润为240元左右。每出栏1头平均500 kg的育肥肉牛纯利润3 000元左右。每只蛋鸡年纯利润为50元左右。每出栏1只育肥肉羊纯利润在300元左右。养殖业用地土地租赁费平均在1.8万元/hm2左右。

1.2 农民专业合作社

截至2012年底, 全县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405个, 其中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4个, 市级示范社36个。社员总数41 890户, 社均122.8户, 辐射带动农户5万余户。注册资金11.89亿元, 社均85万元。从事粮食、蔬菜等种植业的专业合作社189家, 占51.9%;从事养殖业的174家, 占35.7%;从事农机等服务业的25家, 占6.7%;从事渔业的4家, 从事林业及其他行业13家。

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以转包、租赁的土地流转形式, 共流转土地逾3 066.67 hm2, 占全县土地流转总面积的20%。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机构、章程制度、财务管理、利益分配等机制逐步完善, 内部运行不断规范。通过组织农户, 发挥组织协调作用, 产生品牌效应, 经营效果明显, 示范带动能力日趋增强。2012年农民专业合作社销售农产品总值6.29亿元, 社员人均总收入比其他农户人均收入高20%以上。

1.3 龙头企业

商水县有重点县级龙头企业40家, 国家级龙头企业1家, 省级龙头企业1家, 市级龙头企业12家, 辐射带动农户逾12万户, 吸纳就业人员近万人, 现已形成8.13万hm2优质小麦生产基地, 6万hm2优质饲用玉米生产基地, 形成年存栏3万头牛、80万头猪、2 400万只鸡的畜禽产品养殖基地, 按照“龙头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基地+农户”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集群培育取得很大进展, 商水县已初步形成了两大产业化集群:商水县普爱饲料业集群, 产值达25亿元。商水县金裕面业产业化集群, 产值达12.65亿元。

2 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发挥的作用

2.1 加快劳动力转移, 提高土地利用率

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发展, 农民逐步流转出土地经营权, 使农民从土地里解放出来从事第二、三产业, 加快了农村劳动力转移, 促进了农村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不仅维护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 同时也有效减少土地撂荒, 提高土地利用率。

2.2 促进了农业生产标准化和农产品品牌化建设, 提升农产品和食品安全水平

全县目前有18家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通过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14家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拥有自己的注册商标。农民的品牌意识、市场竞争意识不断增强, 基本实现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种植、规范化管理、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

2.3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因地制宜, 发展特色产业, 实现规模化种植, 有效地解决了保护农民利益与土地适度集中的矛盾, 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 提高种植效益, 推动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1]。

2.4 加快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进程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充分发挥带领一家一户进入市场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它对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提高农产品价格, 规范成员行为, 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能力等发挥了强大的组织支撑效能。

2.5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提高农业经营效益

通过调查, 加入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农户, 人均总收入高出其他农户人均收入20%以上。未加入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农户, 通过土地流转, 农民每年一般可得到1.5万元/hm2左右的租金收入, 和自己种植传统作物的收入基本持平或稍高。同时, 农民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依靠打工增加收入。

3 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发展存在的问题

3.1 土地流转方面

大多数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在农业生产要素获得方面仍然受到约束, 在土地方面, 千家万户的分散生产与新型农业生产主体规模化生产依然存在矛盾, 相当一部分农民根深蒂固的恋土情结, 使他们还抱着“宁可抛荒不可失业”的思想, 宁可粗放经营, 也不愿意把土地流转给他人耕种。流转渠道、流转程序、流转档案管理等机制不健全。县、乡土地流转大厅还没有完整的土地流转信息库, 缺少连结土地流转市场的纽带和桥梁。县、乡、村3级土地流转服务与管理体系不健全, 土地流转信息的搜集、整理、发布渠道不畅。使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难以和土地的转出者有效对接[2]。

3.2 经营方面

农业生产周期较长, 比较效益低, 回报见效慢, 缺乏有效抵押物, 大部分专业大户、合作社和龙头企业想发展扩大规模, 贷款融资也比较困难。虽然国家出台了要加强对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进行金融贷款扶持的政策, 但由于没有具体的操作细则, 绝大多数银行都不愿意开展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贷款业务, 影响了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发展的积极性。在技术上, 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业主多是土生土长的农民, 文化程度相对不高, 他们掌握的知识和应用新技术不多, 品牌意识、抗风险意识不强, 扩大再生产资金能力有限。在营销问题上, 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社运作不规范, 发展活力不强, 产品缺乏竞争力、吸引力、带动力, 销售渠道窄。龙头企业规模较小, 实力较弱, 创新能力不足, 产品档次低, 附加值不高, 同质化现象严重, 市场竞争力不强[3]。

3.3 政策方面

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发展缺乏相关政策扶持, 难以做大做强。目前, 我国的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等农业补贴都是直接发放给农民, 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基本上拿不到或者只能拿到很少一部分。国家在土地、资金、项目、税费等方面有一些扶持政策, 具体操作中很多政策难以落实。就项目而言, 国家和省里的文件都要求涉农项目向农民合作组织倾斜, 但事实上很多项目根本不以合作组织为申报主体。

4 培育和壮大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政策措施

4.1 支持土地流转

2010年5月, 商水县出台了《商水县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意见》, 提出了要加强流转服务体系建设, 规范流转程序明确要求。县财政每年安排500万元作为农村土地流转专项资金, 用于鼓励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 为迅速推进该县土地流转工作注入了强劲动力。由于起步较晚, 目前县、乡、村3级流转服务体系尚不健全, 2010年县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已经建立, 各乡镇依托便民服务大厅相继设立了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 村级基本没有土地流转服务站。

4.2 加大资金扶持力度

重点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流转农村土地从事农业生产。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33.33 hm2以上, 流转期限5年以上, 流转土地用于建立农业生产基地的, 由县政府给予表彰奖励。奖励标准:种植大宗农产品的以33.33 hm2为起点, 每增加6.67 hm2, 财政奖励资金增加10 000元, 发展高效农业的以13.33 hm2为起点, 每增加6.67 hm2, 财政奖励资金增加10 000元。该项资金主要用于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关农业补贴, 具体补贴给谁, 大多由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户自行合同约定。

4.3 支持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对接支农项目

近些年来, 商水县相关部门积极地推动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发展, 把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作为支农项目的主体, 把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现代农业生产发展等支农项目, 优先让符合条件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与申报和实施。

4.4 支持提高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人员经营管理

每年利用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计划、“阳光工程”、“雨露计划”等各类培训资源, 不断加大对专业大户、合作组织经营者的培训力度, 提高他们的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2012年, 仅通过“阳光工程”, 培训种、养专业大户、合作组织经营者等各类人才3 000多人。

5 支持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发展的财政政策措施

各级财政应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家庭农牧场发展专项资金, 通过贴息、补助、奖励等形式, 支持新型农业生产组织兴建生产服务设施、建设原料生产基地、扩大生产规模、推进技术改造升级、建立科技研发机构等。对获得驰名商标、名牌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的给予奖励。整合农业综合开发、农业产业化发展等支农项目资金, 优先扶持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 让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组织参与申报和实施。支持新型农业生产组织与农户建立利益联结和风险保障机制[4,5]。要继续加大对农业基础性、平台性设施等的公共投入和财政扶持的力度。

摘要：介绍了新型农业生产组织的基本情况, 以及其发挥的作用, 分析了新型农业生产组织发展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作用,问题,对策

参考文献

[1]巫寅婷, 钟日强, 方勇.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蓬勃发展[N].韶关日报, 2013-04-03 (A9) .

[2]裴一雅.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发展方向与创新路径[J].经济师, 2007 (11) :18, 101.

[3]朱启臻, 赵杨昕.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构建的基础[J].中国农业信息, 2013 (3) :22-25.

[4]陈华.创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增强农村发展活力[N].广西日报, 2013-04-09 (6) .

新型农业协作组织 篇2

（一）发展环境有待完善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重视农业社会化服务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将“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2007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引导和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也作出了规定。浙江省将于2011年3月1日起施行《浙江省动物防疫条例》，同时，《浙江省植物保护条例》和《浙江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条例》已列入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但是总体来说，目前国家和浙江省与农业社会化服务相关的法律法规数量较少，规定过于宽泛，缺乏操作性，富阳区也没有出台与之直接相关的地方性法规，立法工作滞后于实践发展。如1993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的有关条款已经不能适应现阶段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形势，难以体现当前中央和省、市关于建设多元化技术服务体系和农技推广体系改革的思路，不利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规范化发展。

（二）供需矛盾较为突出

对于富阳区而言，目前农民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已经由单纯的生产环节的服务向资金、技术、信息、加工、运输、销售、管理等综合性服务扩展，但现有的服务主体仍然主要集中在产前、产中，而产后服务仍然比较薄弱，内容比较单一，形式比较简单。同时，随着市场化的不断发展，农产品市场竞争激烈、情况复杂，农民对农业社会化服务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由于服务收益较低、自身积累能力不足、基础设施较差、服务手段简单等原因，公益性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相对滞后，无法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特别是在公益性农技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等方面不能满足现有需求。

（三）合作组织力量薄弱

近年来，虽然富阳区建立起了许多镇、村级经济合作组织和农业协会，但大多数没有充分发挥其相应的功能和作用。如部分协会由于与农民的经济利益结合得不太紧密，吸引力不强；农业行业协会发展的舆论环境、体制环境、政策环境和服务环境有待改善；组织不规范，运作质量不高。多数行业协会内部比较松散，运作机制不够健全，市场竞争力不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基本停留在信息、技术咨询等层面上，只经营一些产前、产中服务的配套原料和物资供应，不能有效解决销售问题；活动经费不足，经济功能不强。同时，个体形式的农产品经纪人群体总体上缺乏相应的技术和信息，缺乏帮助农民引进技术支持的资金，合作化进程较为缓慢。

（四）农业科技支撑不足

一是科技服务功能不强。农业科技力量与农村经济尚未实现很好地结合，农业科技需求的多样性、差异性供给不足，农业技术培训缺少场地及多媒体设施。二是涉农信息服务不到位。在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中，涉农部门重硬件建设、轻信息资源开发的问题比较突出，信息资源开发不足，信息搜集整理能力不强，信息服务缺乏综合集成和有效分析。涉农网站专业性、时效性、实用性不强，信息质量不高，没能形成统一的、专业性的信息提供、发布和反馈平台。三是农机装备水平较低，农机装备结构不合理，农机具配套比例失调，小型机械多、大中型机械少，低档产品多、高档产品少。

（五）龙头企业带动有限

几年来，富阳区农业龙头企业成长比较快，加工规模从小到大，加工层次由粗到精，经济实力由弱到强。但总体来看，这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进行的社会化服务存在供给不足、全盘意识不够、定位水平较低等问题。企业改制步伐缓慢，经营机制不灵活，发展后劲不足；人才兴企战略未能得到有效实施，人才缺乏、层次不高、储备不足、支撑不够；企业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辐射带动作用还不显著。农业龙头企业总体数量不少，但上规模的企业数量有限，特别是有较强经济实力和服务能力的龙头企业数量不多，同时，农业龙头企业缺乏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这些问题都从根本上制约了农业企业提供农业服务的能力。

（六）金融服务存在瓶颈

随着农村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富阳区农村金融服务已大幅改善，但农村金融依然是整个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瓶颈。农村资金外流严重，信贷抵押担保、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滞后，涉农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单一，运行机制不灵活，对农村的金融支持力度还无法满足广大农民的贷款需求。加之农民缺乏银行认可的抵押担保物，农户贷款比较困难，特别是大额贷款和中长期贷款难的问题突出。不仅农户很难得到贷款，并且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也难以得到所需的金融服务。因此，如何有效的向农民提供信贷业务，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加强杭州市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完善政策法规环境

建立健全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相关的法律、法规，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法律保障，能够为农业服务组织的健康发展创造有利的前提条件，以确保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和科学运行。同时，政府应加大扶持力度，研究制定更具操作性、可行性和时效性的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行政、财政、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理顺服务体系内外关系，对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重要农业生产资料储备设施建设、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协会、为农民提供信息服务等给予更多的政策优惠和资金扶持。继续推进和拓展敷富阳区农村信用体系、农业贷款担保体系和农业风险补偿机制，规范地方金融秩序，促进农村金融机构有序竞争、健康发展。此外，要深化乡镇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改革，逐步建立和完善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乡级农业社会化服务管理体制和机构。进一步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把乡镇工作的重点转移到行政管理、发展公益事业和强化服务上来，建立区域性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整体服务水平。

（二）着力加强服务队伍建设

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需要一支高素质的农业服务队伍，以保证各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有效实施。为此，一是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稳定队伍，充分调动他们为“三农”服务的思想。二是要充分引入竞争机制，建立健全考核机制，促进服务到位。要建立执业资格考核制度、年度目标考核制度和绩效工资制度等，以服务人员的工作量作为主要考核指标，将农民的评价作为重要考核内容。改革分配制度，将收入与绩效挂钩，充分调动服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三是要加大对基层服务人员的培训力度，增加投入，通过专业培训、定期进修、继续教育、外出考察等多种途径，更新知识结构，提高人员素质，提升服务能力，更好地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四是要制定用人优惠政策，营造一个以事业留人、以待遇留人、以感情留人的良好环境，防止基层人才流失，吸引优秀人才、特别是优秀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工作。

（三）大力发展新型服务组织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不仅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的有效载体，也是架起农民之间、农民与加工流通企业之间、农民与市场之间、农民与政府之间的中介桥梁，是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因此，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加强工作指导，切实搞好服务，鼓励农村能人、专业大户、龙头企业和基层供销社等创办各类合作组织，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规范、加快发展。市和区、县（市）财政要继续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指导、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申请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申报使用地理标识。支持发展农业生产经营性服务组织，为农民提供代种代收、用水管理、农资配送、病虫专业防控和仓储运输等服务。鼓励发展农村综合性服务组织，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意见》（浙委[2008]106号）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开展农村社区工作地意见》（市委[2009]3号）要求，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加快建立便民利民的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和公益服务站。

（四）强化农业科技推广力度

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应以农民需求为中心，服务的供应应该根据农民的需求来运作，并坚持以农民为本的原则。要继续推进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立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在继续稳定和支持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基础上，突出抓好公益性技术推广工作，逐步建立起承担经营性服务和公益性职能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加强农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数据库建设，加大农业批发市场行情、农业科技成果、农村综合信息、农业政策、招商引资，以及气象、水文等数据库，切实强化信息采集和分类整理。要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普及信息技术知识，充分利用现有广播电视网络、电话网络、卫星传输系统等信息传播媒体，通过各种途径有效地送到涉农企业和农民手中，真正发挥信息资源的作用。

（五）鼓励支持发展龙头企业

龙头企业带动型的现代农业开发模式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要途径。要通过引导和规范，使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农户按照“生产协作、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把农民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统一起来，使家庭经营逐渐成为社会化、规模化生产中的一个环节。通过“龙头带基地”、“基地带农户”等方式组织和带动农民进入市场，延长农业生产链，使农业向第二、三产业延伸，使农民从产品的储藏、加工、流通、销售环节中获取更多的利益。按照“扶优、扶大、扶强”的原则，加大农业龙头企业培育力度，完善信贷担保、贷款贴息、用地用电等扶持政策，逐步增加农业产业化和农产品加工专项资金，支持龙头企业技术创新、品牌创建和生产基地建设。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向优势产区聚集，集中力量培育优势农产品加工业，拉长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不断完善龙头企业与农民利益联结机制，使龙头企业与农民实现双赢。

（六）创新农村金融服务体制

一种新型的农业产业化组织形态 篇3

关键词：龙头企业,营销中介,内生交易费用

一、文献回顾

农业产业化经营被认为是中国农村继家庭承包制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之后的又一伟大创举, 其核心就是要把农、工、贸有机地结合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实现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的一体化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形式多种多样, 在各地实践中主要形成了龙头企业带动型、中介组织带动型和市场带动型等模式。其中第一种模式也就是通过互惠合同形式 (即所谓的商品契约) 实现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益连接的经营组织形式居主要地位, 据农业部产业办公室的调查, 这种形式占产业化经营组织总数的80%左右, 因而受到学者们的高度关注。

周立群和曹利群通过对农业产业化起步较早的山东莱阳市的调查, 指出:在农业产业化之初, 农村的主要经济组织形式是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农户”。但是, 这两种组织形式都存在一定缺陷, 前者主要是受制于资金不足和缺乏抵押性资产;后者主要是契约不能对当事人构成有效约束。为了克服这些缺陷, 引入组织中介的新的组织形式“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或“龙头企业+大户+农户”便应运而生了。这种组织形式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有制度的缺陷, 从而在实践中日益发展成为农业产业化的主要组织形态。然而, 它们仍然存在着一些信息和履约方面的制度缺陷:一是由于契约不完全, 合作社和大户不能制约龙头企业的压级收购行为;二是由于合作社和大户的资产数量有限, 龙头企业不能在事后制约它们的机会主义行为[1]。杨明洪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演变的分析, 也得出几近一致的结论[2]。

如何提高契约对交易各方的约束力并进而提高履约程度, 以信誉与合作为核心的“法人文化” (吴敬琏语) 的培育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因为中国特别是农村这种“法人文化”是相当缺乏的。但信用是长期博弈的结果[3], 在自利性强的交易主体之间, 这种博弈很可能因为其中一方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中断, 从而影响契约的稳定性。因而, 通过组织改善和组织创新来弥补信用缺失, 以提高交易框架的有效性, 则成为一种可行的路径选择。周立群和曹利群从稳定交易的角度, 提出了信誉与合作、专用性投资与组织调整、政府的互补性制度安排三项改善措施。杨明洪则从内生交易费用的角度, 对农业产业化组织形态的演进方向作了预测。这些分析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

二、一种新型的农业产业化组织形态

笔者在进行一项调查时, 发现了一种不同于前述的农业产业化组织形态。在这里, 龙头企业是陕西香菊制药有限公司, 是一家通过GMP认证的大型医药生产企业, 和其签订合同供应中药材 (原料) 的是安徽毫州市药材公司 (营销型企业) , 药材公司以下仍然实行“合作社+农户”或“大户+农户”。于是便形成了“龙头企业+营销型企业+合作社+农户”或“龙头企业+营销型企业+大户+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组织形态。这种组织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和“龙头企业+大户+农户”的不足, 同时放大了它们的优点, 有可能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演进的一种方向。

其创新之处在于: (1) 营销型企业的加入。在这里营销型企业不是龙头企业, 而是作为一种提供前项和后项服务的中介组织进入的。这时, 营销型企业和合作社 (大户) 共同构成了组织链条中的中介组织。这样一来, 延长了组织链条, 使原来交易的三个环节变成了四个环节, 外生交易费用增加, 而内生交易费用降低了。 (2) 契约的稳定性。在这种组织形态中, 龙头企业只需和营销型企业签订合同。营销型企业与合作社 (大户) 相比有两个特点:一是资产数量较大;二是企业法人合同观念强, 因而降低了履约风险, 使契约趋于长期和稳定。 (3) 龙头企业的跨区域性。在以往所有关于农业产业化的文献中, 龙头企业都具有“本地性”, 一般情况下是在一个镇、一个县, 更大一点在一个市的范围内, 和当地的合作社 (大户) 及农户联结成产业化链条。我们观察到的新型产业化组织形态, 龙头企业在陕西, “龙身”和“龙尾”在安徽, 突破了龙头企业的空间局限。这有两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是在更大的范围内配置资源, 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 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效益;二是龙头企业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购买到优质原料, 为提高产品质量奠定基础。所谓优质原料, 指的是农产品最适产区生产的产品。比如药材, 不同产区有效成份含量有所差别。安徽毫州是中国著名的中药材之乡, 药材品质好, 种植规模大, 价格较低, 陕西龙头企业和其建立产业化经营组织, 可谓千里姻缘一线牵, 这里的“线”, 就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需要指出的是, 跨区域性只是本文个案中龙头企业的一个特征, 并非龙头企业的一般特征。事实上, 绝大多数龙头企业在地域上更靠近于农产品基地或大型农产品交易市场, 或者就是在农产品基地或交易市场基础上才建立起来的, 这表明, 龙头企业在区位分布上是以原料为指向的, 而不是以市场或技术为指向。

三、理论解释

对“龙头企业+营销型企业+合作社 (大户) +农户”这种新型农业产业化组织形态的产生, 如何从理论上予以理解呢?回答这个问题, 关键是要说明“组织链”中引入营销型企业这一新元素的合理性。

按照杨明洪的分析, “组织链”中要素的增减, 主要是当事人为节省内生交易费用所做的努力。内生交易费用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 指机会主义的对策行为所引起的交易费用, 是市场均衡同怕累托最优之间的差额, 它比外生交易费用 (交易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发生的费用) 对均衡分工网络大小和经济绩效的影响更大。农业产业化“组织链”中引入“合作社 (大户) ”这种新的元素, 逐渐深化为“公司+合作社 (大户) +农户”, 其根本动因在于节省内生交易费用[2]。笔者认为, “公司+合作社 (大户) +农户”中引入“营销型企业”这种新的元素, 其根本动因仍在于节省内生交易费用。

在“龙头企业+合作社 (大户) +农户”中, 由于组织的内在缺陷, 产生了巨大的内生交易费用。从龙头企业一方看, 由于其直接对接市场所以对农副产品质量最终的检验定级一般由龙头企业集中确定。它总可以通过合同中事先留下的“公共空间”决定如何实施合同, 当市场价格低于合同价格时, 龙头企业存在着强烈的压级压价动机而合作社却无法制约这种机会主义行为。这实际上限定了组织的适用范围, 即只有农副产品市场看好、市场价格高于合同价格时, 这种组织的合作才能获得成功。从合作社一方看, 由于其本身拥有的资产数量极其有限, 加之合作社成员进退社自由, 这使得合作社数量很不稳定。没有自有资金和资产抵押就不能履行合同中规定的权利与义务。大户的情况比之更差, 因为大户比合作社存在着更强的利润最大化动机。这样一来, 契约对各方的约束力比较弱, 使合同关系变得较为不稳定。

营销型企业作为一种中介组织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述矛盾。由于营销型企业资产数量较大, 克服了单纯合作社 (或大户) 资产数量有限的缺陷,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谈判能力, 限制了龙头企业的压级压价行为。反过来, 营销型企业有足够的自有资产龙头企业也能够在事后制约其机会主义行为, 从而使双方的合同关系较为稳定, 也节省了内生交易费用。

新古典经济学指出, 内生交易费用和外生交易费用之间存在替代性。营销型企业加入之后, 中介组织多了一个环节, 相应地外生交易费用也会增加。那么合作社 (大户) 是否可以退出“组织链”以减少外生交易费用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正如周立群和曹利群指出的, 中国农村是一个典型的静态社会, 农民之间不仅相互了解, 而且存在着相互监督。由于道德约束有极强的制约力, 所以, 单个农户成为合作社成员后, 会自然减少其机会主义行为。同时, 合作社也会出于长远利益的考虑主动地对农户的机会主义行为予以制止。农产品生产大户也可以起到类似的监督作用。因而合作社 (大户) 的介入在节省内生交易费用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它们如果退出, 外生交易费用降低, 而内生交易费用会明显增加, 不利于契约稳定。所以营销型企业的加入, 强化了中介组织功能, 但它不能替代合作社 (大户) 。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龙头企业+营销型企业+合作社 (大户) +农户”只是农业产业化组织演变中的一种具体形态。笔者认为, 农业产业化组织演变是复杂多样的, 应该是多种形态并存。即使对于“龙头企业+合作社 (大户) +农户”而言, 为减少机会主义行为, 降低内生交易费用, 也可以采取将龙头企业资产折股售给合作社社员或把技术监督部门引入农产品检测环节等组织改善措施, 并非一概地引入营销型企业。

四、结论

“龙头企业+营销型企业+合作社 (大户) +农户”是为了克服合作社 (大户) 资产数量有限的缺陷而产生的。营销型企业的介入减少了交易各方的机会主义行为, 降低了内生交易费用, 但由于“组织链”的延长, 增加了外生交易费用。当合作社 (大户) 经济壮大到一定程度时, 营销型企业的介入成为多余, 到那时, 为降低外生交易费用, 营销型企业的退出将成为有价值的行为。

另外, 本文关于龙头企业跨区域性的分析, 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它启示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各地不仅要建立和培育龙头企业, 还要关于到市场上去“寻找”龙头企业, 用异地之“龙头”带动本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致富, 这不仅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还可以防止农产品加工业的结构趋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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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明洪.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演进:一种基于内生交易费用的理论解释[J].中国农业经济, 2002, (10) :15.

新型农业协作组织 篇4

1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主要特征与构成系统

1.1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主要特征

1.1.1 集约化。

一是农业投入要素组合方式的改善, 主要通过集中投入较先进的生产资料和运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实现单位土地面积产量和收入的提高。二是农业经营目的的多样性发展, 通过对投入要素的科学配置和经营方式的科学管理, 实现农业经营目标由单一的提高产量转变为提高经济效益、改善生态效益和增进社会效益相结合。

1.1.2 专业化。

农业专业化经营是指由专业农户进行农业经营, 农业经营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改变传统小农户和兼业户将农业作为副业的现象。专业化的基础是经营规模的扩大和经营方式的现代化, 其发展方向是由普通农户转变为农业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1.1.3 组织化。

一是横向组织化, 即农户的联合与合作。通过成立各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将广大分散经营的农合联合起来, 形成规模效益, 增强市场参与能力。二是纵向组织化, 即农业产业链的延伸。通过建立“公司+农户”等模式, 将企业和农户联合起来, 实现生产、加工、销售等的链接。通过组织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可以实现农户与市场的深度对接, 增强农民对市场信息的搜集和辨识能力, 减少农业生产经营中的信息不对称。

1.1.4 社会化。

一是农业生产社会化, 即赋予农业生产更多的社会性内涵, 涵盖整个农业生产过程, 为农业生产提供更多的社会化服务, 以克服小规模生产的弊端, 使农业生产更高效。二是农产品社会化, 涵盖农产品加工、销售等一系列环节, 旨在优化产品成果、完善销售渠道, 为农民提供更多的收益。农业社会化经营的相关主体包括各类涉农公共服务机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高校、科研院所等。

1.2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成系统

1.2.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是土地经营的适度规模化、集约化, 生产及经营管理的专业化和组织化, 以及农业服务体系的社会化。单个小规模家庭农户难以适应新型农业发展的要求, 因此培育适合国情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 我国新型农业的经营主体主要包括专业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

1.2.2 新型农业经营模式。

农业经营模式包括生产关系方面的农业经营形式和农业技术方面的农业经营方式。就农业经营形式而言,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仍然应当坚持以家庭经营为基础, 但要区别于传统的小规模分散家庭经营, 努力实现向较大规模的专业种养大户的转变, 实现由单一的家庭经营转为依靠组织协作来经营, 寻求更加适合现代农业经营方式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就农业经营技术而言,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通过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优化生产要素组合比例和组合方式, 进而提高农业生产要素利用效率和产出的经营方式。

1.2.3 新型农业土地产权制度。

土地是农业生产中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而农业土地产权制度则是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的基础。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相适应的土地产权制度应该在坚持现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 在不损害农民土地权益的前提下, 不断探索土地流转和土地经营的新方式, 以促成土地的适度规模集中, 寻找实现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农业生产的方式。

1.2.4 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指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本制度的基础上, 为促进农业生产的市场化和社会化, 实现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服务的无间隙性, 由相关机构和个人所形成的农业服务网络。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集约型转变, 以及经营方式的专业化、农产品交易的市场化, 农产品需求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样, 农业生产者也需要通过多样化的产品交换或产品升级实现农业生产收益的最大化, 而这些均须以农业社会服务网络为基础, 以联系市场供需双方或促进产品升级的顺利实现。

2 农村社会组织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中的作用分析

2.1 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

农产品流通协会、各级农产品经纪人协会等农村社会组织可以利用现代信息通信渠道, 以及与其他区域同级社会组织的横向协作或与层级较高的社会组织的沟通获得信息, 并依靠组织资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与土地权利及经营方式调整相关的政策信息, 以及农产品生产经营的市场信息。农村社会组织还可以通过培训, 使农民获得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必备的农业专业技能和经营管理能力。此外, 农村社会组织还能发挥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户间的桥梁作用, 为农民加入新型农业组织提供引导和支持。

2.2 促进土地产权制度的合理调整

首先, 农村社会组织一般以农民为主体, 是代表农民整体利益的共同体, 这使其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更能被农民所接受, 有利于促进土地流转的契约化和规范化。其次, 农村社会组织可以依靠组织网络和信息收集能力, 搭建起土地流转的桥梁, 帮助有意愿进行土地流转农民与承包方实现合作。再次, 农村社会组织对当地的农业特色、农村环境、农民意愿更了解, 并且其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当地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农民增收, 因此更有可能保证土地流转后用于发展适合当地的特色农业, 并使农业生产经营收益向当地农村农民倾斜。第四, 作为农民和村集体利益的代表者, 农村社会组织必然对土地提出相应的权利要求, 这不仅表现在土地流转确权中, 而且在一些地方农村社会组织本身就是农村集体土地的实际支配者和受益者, 直接会介入土地产权的调整。

2.3 加快新型农业经营模式的转变

我国传统农业经营形式的主要特征是农地高度细碎化以及家庭生产经营的超小规模, 分散的农户普遍缺少资金、技术、组织化能力以及市场需求信息, 难以充分提高经营能力, 适应现代农业专业化、市场化的要求。农村社会组织能够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 实现农业经营形式的创新。也有不少农村社会组织通过为个体农户提供市场信息、介绍合作者或提供资金技术支持, 为农户转变为专业种养大户或家庭农场经营者提供有利条件。而有些农业社会组织如农业科技协会具有利用新农业生产技术的能力, 则是新技术推广的重要载体。

2.4 推进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展

2.4.1 提升农业金融服务水平。

在金融产品的品种需求分析上, 对农业生产经营需求较为熟悉的金融性农村社会组织, 能更有效地开发适合农业经济发展的金融产品, 推动金融机构细化农村金融服务市场, 满足农村多层次、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在优化农村信用环境方面, 农村社会组织还可以开展信用知识、金融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活动, 引导农民的信誉行为。

2.4.2 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服务水平。

农村社会组织中的农业行业组织是基于产业链分工的专业组织, 有助于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服务水平, 例如从源头上规范种植物和养殖物的挑选标准, 在农业生产环节和养殖环节中, 严格化肥、农产品及饲料的选择和投放比例, 严防使用有害农用产品;在农产品加工环节中, 督促农业企业按照正规的工艺流程进行加工, 防止添加剂的过量使用及有毒物品的使用等。

2.4.3 改善农业商品流通服务质量。

与流通环节相关的农村社会组织, 如农产品经纪人协会等, 通过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经销商之间发挥协调沟通作用, 减少二者间的信息不对称, 促进农产品流通的实现。例如农村社会组织可以通过收集市场信息, 推动订单农业的发展, 将农业生产与市场紧密连接起来, 实现产销衔接, 避免农业生产的盲目性。此外, 农村社会组织在推动冷藏运输的普及、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方面都能发挥其积极作用, 这有利于活络农产品流通, 降低农产品运输成本。

3 制约农村社会组织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的主要因素

3.1 农村社会组织自身发展滞后

3.1.1 专业化发展程度较低。

传统农业经营主体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转变的过程涉及到多方面的发展需求, 而专业化发展程度较低制约了农村社会组织服务能力的提升、服务范围的扩展和服务效率的提高, 从而难以满足这种多元化的需求。应该根据服务细分, 发展种类多样且服务专门化的农村社会组织, 比如土地流转协会、产品营销协会、农业技术支持组织等。

3.1.2 技术和人才基础的薄弱。

农村社会组织主要通过与教育科研机构合作, 以及自行成立研发部门或专门的技术组织两种方式获得技术支持。然而, 受制于我国农业科研总体实力的落后和发展不均衡, 农村社会组织可依赖的科研机构较少, 加之高级科研单位一般集中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 两者的合作受到城乡分割二元结构的限制。此外, 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还受制于专业人才的缺乏, 其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地区相对落后的经济条件, 以及配套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健全, 不利于吸引人才。农村社会组织盈利能力较弱, 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 也是留不住人才的重要原因。

3.1.3 融资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不足。

农村社会组织在创建之初主要依靠创办者的投入和社会融资, 在农村经济相对落后和信贷发展不足的情况下, 相关主体缺乏举办的动力;在运行过程中, 很多农村社会组织靠收取服务费用来维持, 但由于涉农业务利润相对较低, 其经营仍然举步维艰。此外, 农业生产经营的周期性和自然属性决定了农业生产经营存在一定风险, 但是目前我国农村社会组织的风险控制能力整体较弱:一是大多农村社会组织没有足量的资金能力为农业经营承担风险, 也缺少专门从事农业经营风险控制的机构和人才;二是农业保险业务上缺少足够的政策优惠和支持, 加之农业保险业务的利润相对较低, 参保道德风险难免存在, 导致农村社会组织与专业保险公司合作, 投保参保以获得风险补偿约定这种有效的农业经营风险控制方式在农村推广缓慢。

3.2 外部发展条件不利

3.2.1 缺乏法律法规支持。

我国涉及农村社会组织的专门法律仅有《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其他服务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村社会组织均无可匹配的政策法规支持, 涉及规范引导社会组织与农民合作的法律法规也尚未出现。在缺乏法律法规支持的情况下, 农村社会组织的设立、性质、地位和作用等各方面都不能得到明确的肯定, 这不利于农村社会组织业务活动的开展。例如, 在土地流转过程中, 农村社会组织往往很难以独立的法人身份与各方主体就有关契约的签订、红利与利润的返还分配等问题进行协商。

3.2.2 政府干预过多, 自主性和公益性不足。

当前我国很多农村社会组织的成立以及运行带有明显的政府介入痕迹, 组织架构及其章程类似于政府机构, 官办色彩浓厚。而政府则往往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对农村社会组织进行事无巨细的管理。此外, 随着农业市场化的深入, 一些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过分市场化, 以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导向, 弱化了组织的公益性。自主性和公益性的不足会影响农村社会组织贴近基层、社会沟通良好、工作方式灵活等优势的发挥, 甚至可能会违背农村社会组织促进农业农村发展、保障农民权益的宗旨。

3.2.3 作用发挥受制于农户的传统意识。

连接分散的农户与大市场是农村社会组织的重要功能, 但前提是分散的农户有进行土地流转, 进而转变为专业种养大户、家庭农场, 或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农业企业的意愿。传统农民对自给自足的分散经营方式的路径依赖较强, 往往对土地流转后的集中经营以及社会合作持怀疑态度, 这一方面是因为基于土地细碎化的传统小农生产方式不仅是农民获得温饱的基本保障, 更是一种对抗未来不确定的重要手段, 因此农民参加土地流转的意愿不强。另一方面, 农作物生长周期长、收获期短等特性以及农村天然的互助合作精神给农民进行粗放式生产带来了可能, 因而农民对土地流转和农业集约化规模经营缺乏内生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 农村社会组织在土地流转中的中介和组织协调作用就会被削弱。

4 农村社会组织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的对策建议

4.1 加强契合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需要的组织基础建设

为了契合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四个基本特征, 应该从全面性、专业性、组织性和社会公益性四个方面加强农村社会组织的基础建设。

4.1.1 全面性。

一是要坚持类别上的多样性。应该依据劳动者、土地、生产资料和工具以及劳动产品等农业生产的核心要素来选择发展方向和业务范围, 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各个主要环节服务上的全面覆盖。二是要坚持组织体系的系统性。不同类型的农村社会组织应该实现相互补充和合作, 包括对原有类别缺少部分进行补足, 使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各个环节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类别尽可能齐备;对已存在的农村社会组织的业务和服务内容进行补足, 使其能够匹配新型农业经营下的各项业务要求;对各类农村社会组织间的协调性进行补足, 增强相似组织间的联合以及不同业务组织间的互补。

4.1.2 专业性和组织性。

专业性指个体农村社会组织应该整合有限资源, 专注于实现农业生产经营某一环节或某一领域的技术专业化和经营专业化。农村社会组织的专业性与其组织性直接相关。组织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整合相同或类似业务, 并依据业务类别或服务环节对组织内部结构进行创新和职能优化, 进而提升农村社会组织业务活动的专业化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二是通过组织之间合作方式的创新和合作层次的升级, 将分散的组织联合起来, 以加强业务合作, 拓展服务范围, 实现相关联业务活动的协调与区域性层级联合, 以改变服务农业生产经营某一环节的同类组织数量较少、区域分布差异性较大, 以及同类农村社会组织资源整合程度低, 业务合作不多的状况。

4.1.3 社会公益性。

农村社会组织在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过程中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兼顾自身发展所需的经济效益。为了保证农村社会组织的社会效益性, 应注意两方面问题:一是成立方式上, 应该由村委会发起, 或政府通过政策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农业经营服务, 或者由个体或者个体联合, 成立以公益性服务为目标的股份合作组织或联合协会。二是在筹资上, 政府资助、社会资助或者通过群体联合集资应该是农村社会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 尤其在成立之初。另一方面, 为了保证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农村社会组织可以在保证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提供公益性服务的前提下, 合理获取服务费用。

4.2 改善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的外部条件

4.2.1 建立健全有关农村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

一是通过保护性法律法规的制定, 明确农村社会组织的性质、地位、职能、权利和义务、设立条件、运行机制等条款, 从而解决农村社会组织合法性的问题。二是在确保农村社会组织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提供服务业务有法可依的同时, 维护其合法的权益。三是将政府对农村社会组织的管理及政策支持纳入持续稳定的法治轨道, 从而在有效解决农村社会组织管理法规缺乏或可操作性差等问题的同时, 确保政府对农村社会组织管理合乎法律框架。

4.2.2转变政府对农村社会组织的管理方式。

政府应当给予农村社会组织足够的自治权利, 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建立与农村社会组织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 将行政干预式的管理转变为服务式的引导与扶持。当前首先要解决政府职能越位, 农村社会组织行政化色彩过浓的问题, 将原来由政府主办和包办的事项交给相关的农村社会组织来完成, 政府只保留政策制定、宏观调控、监督管理等职能。其次, 政府应该努力创设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法治秩序, 制定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规划, 适当降低准入门槛、简化程序, 并为其创建和发展提供必要的指导与服务。

4.2.3 加强政策扶持力度。

一是在政策层面进行合理规划, 鼓励和引导旨在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农村社会组织的创立和建设, 并在农业发展预算中建立专项资金和相应的保障机制, 重点扶持一批专业水平高、带动能力强、业务辐射范围广, 在区域或全国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农村社会组织。二是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 应对农村社会组织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相关经营活动进行税收减免;对农村社会组织接受的公益捐赠, 财政、税务部门也应尽快落实其享受捐赠税前扣除的政策, 并扩大农村社会组织税收优惠的种类和范围。三是为农村社会组织吸引优秀人才提供配套政策支持, 以及专业技能培训服务。

4.2.4 培育农村社会组织的社会基础和人才基础。

一是加强农民对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和农村社会组织的认同。通过政策宣传使农民理解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必然要求;利用贴近农民生产生活的现实案例, 充分宣传农村社会组织对于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性, 以及农村社会组织的宗旨、功能、结构、专业服务能力, 以及与农民生产生活的关系, 进而调动和激发农民主动创办或加入农村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二是积极开展契合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的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培训, 在夯实农村社会组织及新型经营主体队伍建设人才基础的同时, 引导农民转变自给自足分散经营的观念, 增强农民接受并参与社会合作, 以及集约化、适度规模化和社会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意愿。

摘要：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本特征是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 其构成系统包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型农业经营模式、新型土地产权制度和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村社会组织通过作用于这四个子系统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发展, 但是受到组织自身发展滞后和外部发展条件不利的制约。以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特征和构成系统为基础, 探讨了农村社会组织在新型农业体系发展中的作用及制约因素, 提出应从全面性、专业性、组织性和社会公益性四个方面加强农村社会组织的组织基础建设, 并改善农村社会组织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的外部条件。

关键词：农村社会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制约因素,组织基础建设,外部发展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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