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象范围

对象范围（精选五篇）

对象范围 篇1

(一) 受益人的道德危险

死亡保险中受益人的道德危险主要是指受益人故意实施一定行为导致保险事故发生, 如直接或间接的杀害被保险人。

1. 控制受益人道德危险的理由

在保险法律关系中受益人由被保险人依法指定的, 是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我国保险法第39条规定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 同时又规定投保人指定要件是:“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过被保险人同意。”由此推知, 保险金请求权是被保险人的固有权利。

被保险人一般都指定自己的亲属或者自己信任的人为受益人, 但在实务中, 受益人为牟取保险金杀害被保险人的案例屡见不鲜, 对受益人的道德危险进行限制是有必要的2009年2月, 王女士在为自己投保一份《吉庆有余》两全保险, 保额20万, 受益人定为其二儿子。其二儿子好赌成性, 欠了一堆外债, 于是打起了母亲寿险的主意, 2009年3月, 王女士被二儿子故意杀害。

2. 受益人道德危险构成要件

受益人为获取保险金杀害被保险人, 是保险人法定免责事由。台湾保险法第121条第1项规定:受益人故意致死被保险人或虽未致死, 丧失其受益权。我国保险法第43条亦对此作了相关规定。对于受益人的道德危险行为, 一般都以故意为限, 这种故意不论行为导不导致被保险人死亡, 不管是不是由受益人自行实施都为受益人的故意。

对于受益人的故意杀人行为认定是否得经过法院判决认定宣告, 才能适用受益人故意杀害被保险人的规定, 我国的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对此有的学者认为对于受益人的故意行为应当以是否致被保险人死亡为准, 而不应以是否受法院判决宣告为依据。这种理论认为, 即便受益人虽然加害被保险人受到刑罚宣告, 如果受益人不是出于故意, 则其受益权并不当然的丧失, 但是如果受益人出于故意杀害被保险人致死, 即便未收到宣判, 也应当认为受益权丧失。笔者赞成这种学说, 受益人的故意致死被保险人道德危险行为不必要经过宣判才给予认定, 因为受益人故意致死被保险人行为若需要宣判才能认定需要走一定的程序和时间, 这样不利于对受益人的受益权进行及时有效的撤销, 有时候达不到惩处目的。所以受益人故意行为应当以是否致被保险人死亡为依据认定, 而不能经过法院宣判才能认定。

3. 受益人道德危险行为表现形式

1) 受益人个人行为。一般情况下, 受益人道德危险为个人行为, 也就是由受益人实施杀害被保险人行为一般由受益人实施或者受益人致使唆使人实施。这种情况下都认定为受益人的道德危险行为。

2) 被保险人受益人共同道德危险。在实务中也有被保险人与受益人共谋蓄意诈骗保险投保, 然后由受益人杀害被保险人, 受益人丧失受益权之后, 由被保险人的继承人行使保险金请求权。这种情况认定是被保险人的道德危险。

3) 受益人帮助死亡或正当防卫致死被保险人。正当防卫, 是个人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实施的自我防卫行为, “法律之使命不外权利之保护, 当侵害迫在眉睫, 国家之保护力未遂之际, 允许个人对权利为自己之保全, 实为维持法律秩序所必要, 其本质与法律保护权利之精神并无不合, 且有其合法性质”。安乐死在法律界的认定一直有争议, 对于受益人为免除被保险人痛苦而对被保险人实施安乐死的行为的认定也具有争议性。大多数学者都认定, 受益人的这种行为并非不法, 也不是谋求保险金的故意, 所以受益人的受益权不应当就此丧失。

(二) 被保险人继承人的道德危险

保险金请求权的主体还包括被保险人保险金继承人, 被保险人继承人为了谋取保险金而致死被保险人就是产生道德危险。

1. 被保险人继承人的保险金请求权产生原因

在死亡保险合同中是必须指定受益人的, 但也有受益人缺位的情况, 对此各国立法体例的做法是不一致的。在实务中有美国、德国推定投保人是受益人;也有推定被保险人为受益人的, 如台湾地区。我国保险法第43条规定在这种情形下是把保险金作为遗产来继承的。日本的保险立法做法是把保险金请求权作为被保险人继承人的权利, 即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的就享有对保险金的法定请求权, 而且根据日本保险法, 通过保险合同获得的保险金在税法上不得科以税赋, 也就是继承人不会因此被征收个人所得税, 即便是在设有遗产税种的国家, 通过保险多得的保险金也不会不征收遗产税。这样的制度的设立, 可以使得死亡保险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可以通过死亡保险获得更为全面保护。笔者比较赞同日本的做法, 我国也应当采此立法, 被保险人继承人为当然的保险金请求权人, 这样保险金不被归为被保险人遗产来清偿其生前债务, 赋予被继承人完整的保险金请求权。

2. 被保险人继承人道德危险表现形式

1) 被保险人继承人个人故意行为。一般情形下, 继承人的道德危险行为和受益人表现形式一样为故意。对于继承人这种为谋取保险金而杀害被保险人行为当然会受到相应的惩罚。继承人的道德危险行为的后果也应当为撤销其保险金请求权资格, “里格斯诉帕尔默案”早就阐述了一条古老的法律原则——“任何人不能从其自身的过错中受益”, 继承人当然的丧失受益权以及受益权。并且按照我国继承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该继承人是丧失继承权的。

2) 继承人帮助被保险人死亡或者正当行为致死被保险人。如果继承人是出于自卫原因致死被保险人, 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也应当认定继承人不丧失其保险金请求权, 其继承权也不丧失。对于继承人为了减轻被保险人痛苦而帮助被保险人死亡问题, 继承人的保险金请求权以及继承权亦不能丧失, 理由在受益人部分已作解释, 此处不再赘述。

二、非保险金请求权人的道德危险

非保险金请求权人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以及第三人, 死亡保险中非保险金请求权人的道德危险同样应该加以控制。

(一) 投保人的道德危险

投保人不是保险金请求权人, 但是投保人同样也有道德危险的可能, 譬如投保人本身就是受益人, 或者投保人也是被保险人, 这样的合同身份亦可使投保人成为死亡保险道德危险制造者的可能。即便投保人不是死亡保险中的受益人或者被保险人也不能完全排除投保人的道德危险, 如一些在劳务关系中, 投保人一般为具有强势地位的雇主, 不排除在指定受益人时投保人为其目的迫使被保险人同意其指定的受益人, 这种间接受益的方式使投保人的道德危险有产生的可能。

对投保人的道德危险行为的结果, 一般通过保险人的免责来进行法律控制。学界对此有保险人免责和不免责的争论。有学者认为投保人故意致死被保险人行为对被保险人而言, 属于不可预料的偶发性事件, 既然并非基于被保险人的故意而致使保险事故发生, 故保险人仍应当给付保险金予应得之人;也有学者从最大善意原则的角度, 认为投保人为保险契约的主体却欲故意以自己的行为造成契约中订定条件成就, 不宜认可, 故保险人可以免责。对于此, 保险立法也各有规定, 台湾保险法第121条第3项规定: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险人于死者, 保险人不负给付保险金额之责。保险费付足二年以上者, 保险人应当将其保单价值准备金给付应得之人。无应得之人时, 应解交国库。台湾学界对于这个规定也有争议, 有学者认为虽其欲避免道德危险之目的, 但不认为本项之性质属于强行规定, 否则要保人杀害被保险人时, 保险人若予以免责, 对于其他受益人或被保险人之继承人, 其权利将受到严重妨碍, 如此将损及人寿保险契约的社会性。因而认为第121条第3项之规定仅属于任意规定。但是支持保险人由此免责的学者认为, 第121规定对要保人与被保险人非同一人时, 始适用, 且要保人致被保险人于死, 必须限定于出于故意之不法行为, 保险人始不负保险给付责任, 若是合法的故意行为, 如执行死刑, 则被保险人虽亦不负保险给付责任, 然其仍因保险法第109条条第3项的“被保险人因犯罪处死”, 而不是依据保险法第121条第3项之规定。我国保险法在第43也和台湾一样做了相同的规定。前述学界的争论焦点在于保险人可否以投保人的道德危险为由主张免责, 笔者认为这不是绝对的当然理由。对投保人的道德危险固然应当采取惩罚措施, 但是也应当考量到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利益, 所以对于投保人的道德危险行为不能作强行的绝对的免责规定。

(二) 被保险人、第三人的道德危险

被保险人的道德危险行为表现为被保险人为谋取保险金而实施的自杀行为和故意犯罪致死行为。被保险人自杀行为一般都通过保险人的法定免责来对道德危险进行控预防, 而第三人的道德危险一般是指保险合同关系人之外的第三人行使的道德危险行为。

题词的范围和对象 篇2

鲁迅先生给青年医生冯惠熹题的“为学医青年”的题词等。2.同辈之间的题词这类题词一般很多，往往称作“赠×××”，而不说为谁题。如同窗好友互赠题词，共勉互

励。3.给英雄人物题词这类题词无身份年龄的区别，一般是

表示纪念和号召向英雄人物学习的。被题的对象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英雄的集体。

如毛泽东同志“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二)赠事一般指给某个单位、某项有意义的事业的题词。题词者往往是社会中较有名望的人，如领袖、首长、学者和专家等。这类的题词很多。(三)赠物这类题词也可大致分为三类：1.自然物给自然物题词到处可见。我国幅员辽阔，景致迷人，无论山川草木，名胜故迹，到处都有文

人墨客的题词墨宝。这使我们在饱览大自然的美丽风光时，又可以领略到我国悠久的文化历

史传统。如泰山的“五岳独尊”刻石，云台山的“娲遗石”题词，趵突泉的“天下第一泉”

留题等等，范文《题词的范围和对象》。详细来分，此类自然风景的题词又可分为两种。1)单纯地留作游乐纪念一般只题上自己或他人的名字并日期。如四川凌云山临江岩上刻有

“苏东坡载囗时游处”。(2)借景抒怀类题词如唐代诗人皮日休《题惠小泉》诗：“丞相长思煮茗时，郡侯催发只忧迟。吴关去国三千里，莫笑杨妃爱荔枝。”此题词含义是深远的。2.建筑物给建筑物题词包括范围广，可以有题额、题匾、题碑、题门、题墙等；此外，水库、大坝、展览馆、纪念堂、公园、商店等等都可以成为题词的对象。这类题词依内容细分也可分为两

种。(1)因物设题毛泽东同志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所题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另外，有些仅具有纪念意义的，如毛泽东同志题“十三陵水库”等。(2)借物抒发感想和怀抱这类题词一般具有较深的含义。如汉代司马相如未得志时，路过

成都“升迁桥”，题词曰：“不乘驷马高车，不过汝下！”。3.日常生活用品我国古代很早人们就喜欢在扇子上题词，此外，手帕、茶具、笔筒、笔墨砚、桌、凳等均成为人们题词的对象。所题的内容也大都因物赋题，或抒发情感怀抱。人们更多的还给书籍

题词。在将自己的书送人时人们喜欢题上“请×××雅正”字样；而给别人的书题词时，也会根据书的内容或作者的为人为文风格题上几句鼓励或赞扬的话。另外，请名人为自己的著作题写书名，在今天似乎也成为了一种新的题词时尚。这样往往可以

浅论中国法制史研究对象的范围 篇3

关键词：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学史

伴随着我国法制史研究工作的不断开展和深入，我国在法制史研究方面，如，专题法制史、部门法制史和法制通史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不乏法制史研究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不足，所以，伴随着我国法制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法制史研究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大，除了要对我国法律制度史进行研究，还需要做好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1 中国法律制度史

中国法律制度史作为中国法制史一个重要内容，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据着尤为重要的地位，目前中国法律制度史主要研究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1 立法的情况

从长期的发展历史来看，我国每个朝代和时期对于法令的制度都特别重视，对法令的制定也在一步步的完善，取得了非常丰富的成果，设置了立法体制和插入了社会背景等，通过这些状况，我们能够更全面的了解到每个历史时期的法治情况和法治形态。

1.2 司法制度

司法制度是包含司法机关、司法体制以及诉讼制度在内的与诉讼活动相关的制度和模式，通过对司法制度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某个历史阶段的法律执行状况。

1.3 非法律形式的社会规范及其运作方式

在我国原先的社会生活中，通常会习惯性的采用一些家族内部书面或是口头上的规则制定，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约束人们行为的作用，也正是这些家法族规维护了整个社会的秩序，确保社会能够有序全面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和谐。还有就是部分习惯被提升到了法律的层面，这也属于中国法制史研究的范围和对象。

盡管目前我国已经研究了法制史较长的时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实际就目前情况来看中国法制史还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对法律规定和制度上还是过于关注国家机关正式颁布的法典，但是对民间的一些规定和习惯却缺乏有效的关注。二是目前对于法律法规的关注还是仅仅限于书面的规定，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得到全面有效的运行，更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这也是我国法制史研究和学习中存在的不足，还需要对中国法制史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2 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等各项规则体系的研究

中国法制史本身就是一门内容丰富的学科，其研究的范围更是广泛，想要全方位的了解我国中国法制史，对中国法制史有一个清晰和正确的认识，就不能仅仅限于对法律制度本身成果的研究，需要我们能够掌握和了解法律制度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政治环境以及教育的文化背景等，这样才能全方位的认识到我国法律制度发展的过程。所以在对整个法律史开展研究开始，就不能是简单进行原先法律制度的描述，更多的是要站在我国经济、政治、教育和文化等多个角度进行法律制度的了解，掌握法律制度真正的源泉。所以将我国经济制度、文化背景、政治制度以及教育制度作为我国法制史的研究对象是非常有必要的。如，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作为中国法制史研究的重要部分，中国法制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部分，必然会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部分的影响，当然根本上是要受到经济基础影响的。因此进行中国法制史研究工作就必须站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角度考虑，充分的探究出法律制度的根源。同时也要对法律制度和文化现象之间的联系展开全方位的分析，更好更全面的把握我国法律制度的发展的规律。

3 法学史与法律思想史

全面的了解中国法制史必然需要对法律思想史进行研究分析，无论时代的发展和朝代的变化，思想都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技术，制度则是整个思想的体现，所以在不同思想的引导下，必然会形成不一样的法律制度。如，在奴隶社会中，人们对鬼神的信仰与崇拜，就会使当时的法律制度通常是神灵裁判：在西周时期，统治者“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因此在法律方面一般是主张道德教化的方式进行百姓的教导，如果没有什么效果的话再动用刑法。在汉武帝时期，统治者主张儒家思想，所以，在汉武帝期间的法律制度中融入了更多的儒家思想，唐朝初期，唐朝统治者便提出更加成熟的法律指导思想，要求立法稳定和简约，在法律思想指导下，建立一个以礼法合一的主要特征的唐朝法律。因此，从根本上来讲，中国法律思想史是与中国法制史有着紧密的联系，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在中国法制史研究中，一定要提升中国法律思想史的地位，特别是对那些法律制度有着深远影响的思想，更是中国法制史需要研究的对象。同时在进行法制史研究的同时更是要深刻的剖析法学史，了解我国法律制度学说和法学作品，摒弃在法律思想史分析中只见任务和思想不见法律的情况，也弥补法制史中只了解法律制度，不了相关理论的情况。

4 小结

每个学科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在学科自身的发展中势必会与其他学科产生联系，而在中国法制史研究中，做好法制史对象研究工作尤为必要，所以，进行法制史研究对象的转变，从原先单一化转变为多元化，建立和营造一个更为广泛的法制史研究体系，对中国法制史进行静态和动态的全面分析研究，更好的掌握中国法制史的精髓，为我国法制的健全奠定基础、提供有力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薛梦寒.浅谈中国法制史研究对象的范围[J].法制博览，2014（1）：255.

[2]李岭梅.浅论中国法制史研究对象的范围[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1，09（3）.

对象范围 篇4

消除高抑价率问题的根本在于提高IPO市场的定价效率,强化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和资源配置功能。对此, 中国证监会于2005年首次在我国开始推行询价制,并于2010年、2012年及2013年先后出台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开展了一系列市场化改革。但与成熟市场不同,我国询价制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如将新股发行市场人为分成网下配售及网上发行两个分割的市场,并对询价对象范围、网下配售比例及锁定期设置了具体量化指标。尽管之后的历次改革对询价对象范围、锁定期、网下配售比例等政策规定进行多次调整,取得一定成效,但仍未根本 改变中国 抑价率过 高问题。 如:Banerjee等 (2011)[1]提供的数据表 明,1995~2006年中国公 司平均首日抑价率在36个国家(地区)中最高为57.14%,远高于全部样本 的平均值29.11%;而本文统 计数据表 明, 2006~2012年中国平均 首日抑价 率为48.13%,较2006年前有所改善,但在17个国家(地区)中仅略低于最高的加拿大(抑价率为50.53%),仍高于31.29%的平均水平。 因此,我国特殊询价制可能正是造成我国抑价率过高、定价效率过低的原因,有必要系统分析我国特殊询价制下询价对象范围、锁定期、网下配售比例等制度与抑价率关系, 为未来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提供参考借鉴,以期根本解决我国定价效率过低、抑价率过高现象突出的问题。

1相关文献述评

针对IPO抑价问题,学者们开展了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并一致同意抑价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关于抑价产生的原因则持 有不同的 看法。Ritter(1998)[2]和Ritter和Welch(2002)[3]对Rock(1986)[4]等早期理论与 实证研究 结果进行了系统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释抑价现象的七大假说1。之后,大量学者 对这些假 说进行了 验证研究。Liu和Ritter(2011)等[5]研究投资银行垄断力对抑价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拥有星级分析师和产业专家越多的承销商,市场垄断力度越强,其代理发行的公司抑价率越高, 支持投资银行垄断力假说;Hanley和Hoberg(2012)等[6]研究法律诉讼避免假说与抑价率的关系,结果表明公司会通过提高抑价率来避免信息披露问题招致的法律诉讼风险, 支持法律诉讼避免假说,类似研究较多,在此不一一赘述。

学者们除关注于抑价产生的原因外,还把研究视角转向影响 抑价率的 相关因素。 如:Bradley和Jordan (2002)[7]等研究了VC(Venture Captical)背景对公司抑价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行业、承销商声誉等影响后, VC背景对抑价没有影响;Bradley等(2004)和Loughran和McDonald(2013)等[8,9]分析了公司不确定性与抑价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公司不确定性增加了抑价率;Ritter和Welch(2002)[3]实证研究发现情绪投资者对IPO定价的影响遮 热市场更 强,该观点获 得了Ljungqvist等 (2006)和Cornelli等(2006)等[10,11]理论研究结果的支持; Banerjee等(2011)[1]实证研究了国家水平的信息不对称、 投资者国内 选择偏好、合同执行 效率和法 律起源对IPO抑价的影响,结果发现抑价率与国家水平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及法律起源正相关、与国内选择偏好及合同执行效率负相关,Shi等(2013)和Lin等(2013)等[12,13]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法律体系完善、投资者保护较好的国家或地区抑价率较低,支持前述研究观点,如此等等。

国内关于IPO抑价的相 关研究成 果也十分 丰富。 如:陈训波、贺炎林(2013)[14]基于IPO抑价率与EFF值2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 我国IPO定价效率 不高的主 要原因在于二级市场投资者的追捧和半市场化性质的改革, 与邹高峰等(2012)[15]研究观点一致;于晓红等(2013)[16]研究表明公司内在价值与投资者情绪对IPO抑价有显著影响,承销商会利用投资者情绪抬高发行价以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但邵新建等(2013)[17]研究表明承销商声誉在一定程度 上能抑制 这种抬高 定价的行 为;陈胜蓝 (2010)[18]考察公司财务会计信息与IPO抑价之间的关系发现,在控制公司盈余其他组成部分影响后,操控性应计对IPO抑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李曜和张子炜(2011)[19]研究私募股权、天使资本对创业板市场IPO抑价的不同影响发现,私募股权资本不能发挥认证作用,其持股的公司有着更高的抑价率,而天使资本持股对抑价率无显著影响;于富生和王成方(2012)[20]则研究了国有股权与IPO抑价的关系,结果发现国有股权比例与IPO抑价正相关, 随着政府定价管制程度的提高,国有股权比例与IPO抑价正相关关系显著减弱,甚至转向负相关关系;类似研究较多,在此不一一赘述。

鉴于其他国家特别是成熟市场国家对询价制下询价对象范围、配售比例、锁定期限定较少,配售比例、锁定期的约定主要是承销商与配售对象谈判的结果,是一种市场自发行为,国外学者从这一视角进行研究较少,仅有少数学者的研究 涉及这一 内容。如:Ljungqvist和Wilhelm (2002)[21]利用36个国家(地区)1995~2000年的样本实证研究了配售比例与抑价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抑价与配售比例显著负相关,没有证据支持抑价与配售比例存在非线性关系的假设;而Ljungqvist等(2006)[10]利用需求理论分析表明,发行人通过减少配售数量提高发行过程中的谈判能力,抬高发行价、减少抑价率,即配售比例与抑价正相关,与前述实证结果相反,而且其理论分析结果还表明抑价与锁定期正相关。尽管国内存在较多政策限定,但询价对象范围、配售比例及锁定期等变量取值变化不大,故目前国内关于这一视角的研究未见,仅有部分学者如邵新建、巫和懋(2009)[22]等利用事件研究 法分析了 上市交易 后的锁定期解除效应。

综上所述,关于IPO抑价的相关研究很多,但从询价对象范围、配售比例、锁定期视角开展的研究较少且存在局限:1Ljungqvist和Wilhelm(2002)[21]仅从实证角度分析了配售比例与抑价率存在负相关关系,而其怀疑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未得 到证实,且与Ljungqvist等 (2006)[10]的理论结果相左;2Ljungqvist等(2006)[10]研究发现 抑价率与锁定期正相关,但其并未针对新兴市场与成熟市场开展实证检验,该结论是否在新兴市场及成熟市场均成立值得深究,而国内学者并未开展这方面研究;3国外特别是成熟市场对询价对象范围、配售比例、锁定期等大多无明确量化要求,与之不同,我国询价机制中将IPO市场人为分成网下配售及网上发行两个分割的市场,并对询价对象范围、网下配售比例、锁定期提出明确量化要求且进行多次调整,但针对这 一情况的 相关研究 未见;4Shi等 (2013),Ljungqvist和Wilhelm(2002)等[12,21]既有研究 所采用的国际IPO样本均以2006年前为主,但新兴市场发展迅速,该结论是否继续有效有待进一步验证分析。

鉴于以上局限,拟针对我国询价机制与抑价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并从以下 方面加以 拓展:1借鉴Ljungqvist等(2006)[10]的需求理论分析框架,增加参与 询价的对 象范围、网下配售比例要求变量,建立符合我国询价特色的理论模型,综合分析询价对象范围、网下配售比例及锁定期变化等对抑价率的影响;2利用理论分析将Ljungqvist和Wilhelm(2002)[21]和Ljungqvist等(2006)[10]研究结果中配售比例与抑价率之间相互冲突关系进行了统一;3利用17个国家(地区)2006~2012年的最新样本数据,考虑新兴市场与成熟市场差别,对前述理论分析结果进行实证检验。

本文第2节根据我国询价机制特色,建立理论模型, 分析各种情况下发行价及发行规模的最优决策,进而得出不同情况下的抑价率公式;第3节详细分析网下配售比例、锁定期等对抑价率的影响;第4节运用国际数据,考虑新兴市场和成熟市场的差别,对理论分析进行检验,同时运用数值模拟对询价对象范围及估值偏差的影响进行检验;第5节总结全文并提出政策建议。

2基本模型

2.1基本假设前提

Ljungqvist等(2006)[10]利用需求模型分析了热市场、 情绪投资者和IPO定价的关 系,其分析的 理论框架 易于理解且数学处理较为简单,为分析我国询价对象范围、网下配售比例及锁定期长短等特殊政策规定变化对发行价进而抑价率的影响,借鉴其理论矿架,假设市场满足以下基本假设:

(1)IPO市场定价采用累计投标询价制,没有价格歧视,承销商没有自由配售权。

(2)市场参与者:1发行人(或承销商):假设发行人与承销商目标一致,通过共同制订发行数量及发行价以最大化管理者财富;2乐观的情绪投资者(以下简称乐观者): 其持有关于IPO公司内在 价值的非 正确信念,这一信念 来自于其把噪音当作重要利好信息,其由于错误信念导致估值偏高,但仍按理性行动;3理性投资者:其持有与发行公司未来前景无偏估计相一致的信念(设公司每股内在价值为V),如机构投资者1。

(3)假设不存在非对称信息。因此,理性投资者和乐观者均知道彼此的信念,但关于发行公司的价值仍存在异质信念,每个投资者都是风险中性。

(4)IPO市场是“热发行”市场(以下简称热市场),即存在大量乐观者的 市场,能够使得 其净需求 量超过发 行量2。

2.2时期设定及市场交易价格形成

为分析首日抑价及锁定期变化对抑价率的影响,设存在三个时期:t=0,1,2。t=0为发行前,发行规模及发行价被确定;t=1为发行后上市交易的第一天,并假设该时间仍为热市场3,同时假设 此时理性 投资者的 配股被锁 定,其只能在t=2时将股票卖给乐观者并获利退出;t=2为理性投资者如机构获得的配售股锁定期到期后的某一时期,理性投资者认识到t=2时热市场会以γ>0的概率结束(热市场最终结束时,投资者关于公司价值的观点达成一致为V,此即为热市场结束时的市场价),但乐观者仍坚持认为t=2时市场是热市场。

假设乐观者的需求函数为:

其中:S表示乐观者,EVS(>V)为其估计的市场价值,Q为其需求量,a>0反映乐观者估值偏差大小,λ>0。

当t=2时,若热市场结束,则投资者估值一致,此时P2=V;若市场仍是热市场,根据乐观者净需求量超过发行量的假设,乐观者是边际需求者4,市场价等于乐观者估值,即:

由此,t=2时理性投资者的期望价格为:

其中:Q珚为发行量,R表示理性 投资者,ERP2为理性投资者在t=2时的期望价格。

当t=1时,在理性投资者的配股被锁定、仅有参与网上发行的乐观者可能愿意卖出的情况下(该情况不影响乐观者的净需求量),由于乐观者净需求量超过发行量,边际需求者仍为乐观者,市场价为:

2.3发行规模及发行价的确定

结合我国询价机制对参与询价的投资者对象范围及网下配售比例的特色要求,设发行人将α∈[0,1]比例的发行量在t=0时通过网下配售给参与询价的理性投资者及乐观者,余下部分全部通过网上发行销售给余下的乐观者5。 同时假设参与询价的乐观者净需求量占乐观者总需求量比例为β∈[0,1],反映了参与询价的对象范围大小。

(1)参与询价的乐观者净需求量超过网下配售的数量

当参与询价的乐观者净需求量超过网下配售数量时, 由于乐观者估值高于理性投资者,在承销商没有自由配售权的情况下,理性投资者退出网下配售市场,乐观者成为边际需求者。

设罚行价为P0时所有乐观者的净需求量为QS,结合林观者需求函数式(1)有:

另外,根据证监会规定,参与网下配售的询价对象不能再参与网上发行申购,要使得发行成功,网上发行还须满足以下约束条件:

1当网下配售的超额认购比率超过网上发行的超额认购比率时,即:

上式右边不等式成立须满足α<β.根据假设,发行人以管理者财富最大化为目标,有:

由Kuhn-Tucker条件可得:

此时,抑价率Dis为:

2当网下配售的超额认购比率低于网上发行的超额认购比率时,即:

上式右边不等式推出α≥β.根据发行人以管理者财富最大化为目标,同理可得:

(2)参与询价的乐观者净需求量低于网下配售的数量

此时理性投资者必需参与发行,否则发行不成功1。 理性投资者持股在t=1时被锁定情况下(不失一般性,假设没有交易成本且折现率为0),理性投资者期望价值为ERP2,其参与网下配售的激励约束条件是:

同理,网上发行成功要求式(6)同时成立。由于最终理性投资者在t=2时要将所有的股票以(1-γ)的概率全部卖给乐观者,故还应要求:

结合参与询价的乐观者净需求量低于网下配售数量的事实有:

即式(6)自动成立。另外,式(18)成立时,根据热市场结束的概率γ>0可知,式(19)自动成立。因而,参与激励约束条件式(6)、式(18)和式(19)可减少为式(18)。

根据发行人以管理者财富最大化为目标,同理可得:

另外,由βQS<αQ珚知,还须满足以下条件:

将最优发行量及发行价代入,经简单推导发现须满足α>β (1+γ)。

3网下配售比例、锁定期、询价对象范围等对抑价率的影响

3.1网下配售比例变化的影响

当α>(1+γ)β时,配售比例变化对抑价率无影响,但在询价对象范围不变的情况下,网下配售比例下降易导致 β≤α≤(1+γ)β的情况,而由前面的分析可知,这会造成抑价率下降。

由于政策限制,我国参与询价的乐观者比例较低,而配售比例的限定值较高1,因而,增加网下配售比例对抑价率的影响主要取决于γ 值。如果IPO处于热市场前期且锁定期较短,未来热市场结束的概率较小,如果同时β 值也较小,可能会出现α>(1+γ)β的情况,此时增加网下配售比例对抑价无影响;而如果IPO处于热市场后期且锁定期较长,未来热市场结束的概率较大,尽管β值较小仍可能会出现α≤(1+γ)β的情况,此时增加网下配售比例会增加抑价率。考虑到我国规定的锁定期较短2,故锁定期到期时热市场变冷的概率较低,结合我国参与询价的乐观者比例较低的事实,更可能出现α>(1+γ)β的情况,因而,增加网下配售比例的最低要求可能对降低抑价率、提高IPO市场定价效率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3.2锁定期变化的影响

随锁定期延长,t=2时热市场结束的概率γ 增加,由抑价率公式可知,该概率的增加不影响参与询价的乐观者网下申购数量超过网下配售股票数量的情况,仅影响到低

由此可知,延长锁定期后抑价率会上升,反之,缩短或取消锁定期则会降低抑价率,故最近证监会取消锁定期政策的思路是正确的。但考虑到我国市场存在较高的首日抑价率,乐观者有积极申购新股的冲动,在乐观者参与询价比例既定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出现乐观者网下申购数量超过网下配售股票数量的情况,因而,延长或缩短锁定期可能不会对抑价率产生影响。另外,取消锁定期的政策行为鼓励了理性投资者的投机行为,增加了价格 的波动,也增加了跌破发行价的风险,这是政策的缺陷所在。

3.3询价对象范围扩大的影响

(1)当乐观者参与询价的比例很小,导致参与询价的乐观者网下申购数 量低于网 下配售股 票数量时,即β< α/(1+γ)时,由式(24)可知,抑价率与乐观者参与询价的比例无关,乐观者参与询价的比例变化不对抑价率产生影响,同时由发行价及第一天的收盘价可知,乐观者参与询价的比例也不对发行价及第一天的收盘价产生影响;

(2)随着乐观者参与询价的比例增加,导致参与询价的乐观者网下申购数量超过网下配售股票数量时,此时又分两种情况:

由于政策限制,我国参与询价的乐观者比例较低,而配售比例的限定值较高,因此,询价范围增加可能不会对抑价率产生影响,而这可能正是多次扩大参与询价对象范围但政策效果甚微的原因所在。

3.4乐观者估值偏差的影响

由

可知,当乐观者的估值偏差扩大,即市场分歧增加时,抑价率上升,反之,则下降。因而,增加市场透 明度,降低市场 分歧,可以提高IPO的定价效率。

由式(10)、式(15)和式(22)中发行价与乐观者的估值偏差a之间的关系知,估值偏差越大,发行价越高。另外, 与Ljungqvist等(2006)[10]等研究结 论一致,估值偏差 越大,其长期运行回到内在价值的跌幅也越大,即越乐观的市场长期运行表现越差。由发行价与乐观投资者的估值偏差a之间的关系还可知,即使询价时发行人或承销商获取投资者真实估值偏差为a,他们也仅将估值偏差部分吸收进发行价(由a的系数小于1可知),也即存在部分调整现象,与Benveniste和Sprindt(1989)[24]等的研究结论一致。

4实证结果

4.1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1)数据来源

选取全球IPO数量较多的17个国家(地区)2006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公告上市并成功上市的公司样本(剔除金融 类上市公 司),共6531个样本1。样本数据包括两类:1IPO公司数据:公司名称、公告上市日期及生效日期、发行价、发行规模、承销商名称、发行到上市交易第一周(月)的收益率、公开发行股票数、网下配售股票数2、第一锁定期等;2市场及国家(地区)水平数据: 2005年7月至2013年6月各个国家(地区)代表性市场指数收盘价3、各个国家(地区)2006年到2012年GDP、人口数、消费价格指数等。所有数据来自彭博数据库。

(2)变量选择

1因变量

大量研究表明抑价率 反映了IPO市场的定 价效率, 抑价率越接近于0,定价效率越高,故取抑价率作为IPO市场定价效率的代理变量。与Shi等(2013)[12]类似,考虑到部分国家(地区)可能存在IPO公司首日上市交易的限制政策4,选取发行价到上市一周(月)收盘价的累积收益作为抑价率指标。

2自变量

由于重点关注我国网下配售比例和锁定期长短政策调整对IPO市场定价效 率的影响,故选取网 下配售比 例及锁定期作为代理变量。其中:网下配售比例为网下配售股票数占公开发行流通股票数的比例,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预期与抑价率 呈现先负 后正的相 关关系;锁定期为IPO公司上市交易日到最先到期的锁定期之间的时间长度(单位年),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预期与抑价率正相关。

3相关控制变量

承销商声誉:早期研究表明,高声誉的承销商制订的发行价更接近于公司内在价值,因而有更低的抑价率[25], 但Loughran和Ritter(2004)[26]等发现这一关系在上世纪90年代发生反转,即高声誉 的承销商 抑价更高,因此, 预期其与抑价率正相关。承销商声誉的计算采用Lin等 (2013)[13]的方法,将样本期内承销商 所承销的 发行额加 总,并按总承销额进行等级划分5。

市场累积收益:根据理论分析,市场热度越高,乐观者估值偏差越大,抑价率也越高,因此,预期其与抑价率正相关。与Banerjee等(2011)[1]类似,选取IPO公司上市交易日前三个月代表性市场指数的累积收益作为热市场及乐观者估值偏差的代理变量。

发行规模:Lowry和Schwert(2002)[27]等发现发行规模较大的公司有着较小的风险,因而,抑价率较低。与之类似,采用发行额(百万元人民币,取对数),并预期与抑价率负相关。

国家(地区)发展水平:考虑到人均GDP较GDP更具有说服力,与Shi等(2013)[12]不同,采用人均GDP(美元/ 人,经消费物价指数(2006年为100)调整后取对数)作为国家发展水平的控 制变量,越发达的 国家市场 成熟度越 高,IPO定价越接近于内在价值,因而,抑价率也越低,预期与抑价率负相关。

法律环境:除控制国 家 (地区 )发展水平 外,Shi等 (2013),Lin等(2013)等[12,13]在研究中还控制了被广泛使用的法律执行力度及责任标准指数,但该指数为La Porta等(2006)[28]基于2000年的调查所得,且未提供中国指标值,不适用于本样本。鉴于法律起源相对稳定,本处采用 由La Porta等(2008)[29]提供并被相关研究广泛采用的分类标准,按法律起源将国家(地区)分成三类,并设立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6。

另外,还控制了行业和年度效应,其中行业分类直接采用彭博数据库提供的分类标准,扣除金融类公司,共八大类1。

根据上述变量选取原则,最终确定的实证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i表示IPO公司,Dis表示发行价到第一周(月)收盘价的累积收 益率,Perplacing及Perplacing2分别表示 网下配售比例及其二次项,Lockout表示锁定期,Control表示各控制变量,ε表示随机扰动项。

4.2配售比例及锁定期变化对

抑价率影响的实证结果

考虑到配售比例及锁定期在我国国内受政策限制样本变异较少,为准确分析配售比例及锁定期影响,选取全球IPO数量较多的17个国家(地区)样本,利用发行价到一周收盘价的累积收益率作为抑价率指标,根据式(26)进行回归,具体回归结果见表1。

与Ljungqvist和Wilhelm(2002)[21]和Ljungqvist等 (2006)[10]等既有研究分别得出抑价 与配售比 例存在负、 正相关关系的冲突结论不同,由表1列(1)、列(2)、列(3) 可知,网下配售比例回归系数均为负、二次项回归系数均为正,表明抑价率与网下配售比例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随网下配售比例增加抑价率先下降后上升,与之前的理论分析结果完全一致,统一了既有相互冲突的研究结果。而由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可知,总体及新兴市场网下配售比例及其二次项回归系数均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从总体和新兴市场看,抑价率与网下配售比例之间确实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但与新兴市场不同,这一关系在成熟市场不显著。

成熟市场影响不显著的原因可能在于:成熟市场大多对配售比例没有明确规定,即使有所规定,比例亦较低,其配售比例更多是市场自主选择的结果,因而,其对抑价率的影响最终趋于消失。但在新兴市场,政府干预较 多,如中国大陆将新股发行市场人为划分为网下配售和网上发行两个分割的市场,并对网下配售比例作出严格的量化规定,而没有考虑到IPO公司的行 业差别和 公司特质 风险的差别,不利于发行人根据自身情况自主优化配置股票, 降低了定价效率。而新兴市场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的可能原因在于:在网下配售比例较低的情况下,仅有少数机构投资者及大的个体投资者可以获得股票配售,在之前抑价率过高的不当激励下,其他未获得股票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大的个体投资者及散户往往动用巨额资金参与网上发行市场申购新股、甚至在二级市场爆炒新股,从而在提高新股首日收盘价的同时提高了首日抑价率,并最终形成恶性循环;随网下配售比例的增加,机构投资者及大的个体投资者获得较多配售股票,在其配售股票被锁定的情况下,其没有激励参与新股上市后的炒作, 在其他条件既定情况下,抑价率下降;但随网下配售比例进一步增加,大量股票被配售给机构和大的个体投资者, 大量散户无法通过网上发行市场获得新股,从而在之前高抑价率的不当激励下,积极参与新股上市后的炒作,导致抑价率上升。由此,形成配售比例与抑价率之间先降后升的显著的非线性关系。

注:1括 内 回 系 标 差,*、**、*** 分 表 达10%、5%、1%显著性水平;2由于部分样本的 价 数 存,对抑价率进行了1%的缩尾处理;3由于网下配售股,实际回归样本数较总样。

经简单计发现,网下配售 比例的拐 点为53.32%(全样本)及48.79%(新兴市场)。当低于这 一拐点时,随网下配售比例的增加抑价率下降,之后上升。但该拐点为控制相关变量的结果,因而,随国家(地区)及IPO公司的特征变化而变化,故不宜作为统一的网下配售比例标准。另外,考虑到我国目前对 网下配售 比例的最 低规定要 求由50%提高到60% 及以上,为在拐点右边上调,因此,网下配售比例最低要求的增加会导致抑价率的显著提高,不利于提高定价效率,与政策初衷相背。

从锁定期的回归系数看,尽管全样本时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但从新兴市场的子样本回归结果看,锁定期对抑价率并无显著影响,与之前理论分析结论完全一致,丰富了Ljungqvist等 (2006)[10]的研究结果。原因如理论分析部分所述,新兴市场存在高抑价问题,导致投资者热炒新股,很容易造成网下配售需求远大于网下配售股票数量,从而根据理论分析结果锁定期变化对抑价率不 产生影响。从成熟市 场回归结 果看 (见列 (3)),锁定期的回归系数为正且 达到1% 显著性水 平,表明随锁定期延 长,抑价率显 著增加,与理论分 析结果及Ljungqvist等(2006)[10]研究结论完全一致。原因在于,成熟市场投 资者相对 理性,根据Ljungqvist和Wilhelm (2002)[21]等研究,承销商更偏好将股 票配售给 理性投资 者(其研究样本期(20世纪90年代)内各国平均为69%), 加之承销商配售权限制较少1,更接近于理论分析中网下配售需求小于网下 配售股票 数量的情 况,随锁定期 的延长,理性投资者锁定期到期时市场由热市场变冷的概率增加,从而出现损失的风险加大,理性投资者为避免损失,通过要求较高的抑价率为此提供补偿。

由控制变量承销商声誉回归系数显著为 正可知,承销商声誉越高,其所代理 发行的新 股抑价率 越高,与Loughran和Ritter(2004)[26]等研究结果一致。但该回归系数在新兴市场不显著(见列(2)),表明在新兴市场承销商声誉对新股发行定价的影响较弱,与新兴市场股票市场发展水平较低、承销商规模实力相对偏弱有关。与Banerjee等(2011)[1]等研究结 果一致,IPO上市交易 前三个月 市场累积收益与抑价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市场越热,乐观者估值偏差 越大,IPO公司股票 抑价率越 高, 验证了理论分析结果。由发行额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可知, IPO公司规模越大,相对于小公司其市场透明度越高,风险也较低,故投资者 要求的抑 价率越低,与Lowry和Schwert(2002)[27]等研究结论一致。而从人均GD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可知,越发达的国家,其股票市场成熟度越高,IPO定价越接近于内在价值,因而,抑价率也越低, 与Shi等(2013)[12]等研究结论一致。

为排除由于抑价率计算及承销商等级划分对实证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还从两个角度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将抑价率由发行价到上市一周收盘价的累积收益换成发行价到上市一月收盘价的累积收益,其他变量定义不变,排除部分国家(地区)可能存在的首日交易限制政策的影响;二是将承销商声誉由按发行规模划分等级改为直接采用承销商发行总规模占样本期所有IPO总发行额的比例,其他变量定义与之前分析一致,具体稳健性回归结果见表2列(4)、列 (5)、列 (6)和列 (7)、列 (8)、列 (9)。 由表2稳健性检验结果可知,所有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及显著性与之前的结果无明显差异,表明之前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4.3询价对象范围、估值偏差变化对抑价率影响的模拟结果

鉴于无法获得询价对象范围及估值偏差具体指标值进行实证检验,为考察询价对象范围、估值偏差变化对抑价率的影响,进行数值模拟以验证前述理论结果,其中基本参数设定如下:1假设公司每股内在价值V标准化为1元/股;2根据2013年最新规定“公司股本4亿元以上的网下配售比例不低70%”要求,设α=0.7;32012年4月之前我国证监会规定锁定期不少于三个月,由于锁定期规定要求较短,锁定期结束时热市场结束的概率较低,但考虑到我国投资者热衷于短期内热炒新股,因而,针对某一特定股票,锁定期到期时乐观者对该股票的需求仍很热的概率不会太高,即该股票锁定期到期时热市场结束的概率亦不会太低,综合上述考虑,假设该股票热市场结束的概率γ=0.4;4根据我国IPO样本的统 计结果,2006~ 2012年我国平均首日抑价率为48.13%,结合前述参数值和式(24)可以估计出反映乐观者估值偏差大小的a=8. 65。具体询价对象范围及估值偏差变化对抑价率影响的模拟结果如图1和图2所示。

(1)询价对象范围变化对抑价率影响分析

由图1可知,当β<0.5时,即所有乐观者的需求量中少于一半通过网下配售被满足时,参与询价的对象范围较小,抑价率不受询价对象范围变化的影响,与我国多次扩大参与询价的对象范围但效果甚微的事实相符;当0.5≤ β≤0.7时,随询价对象 范围的扩 大,抑价率不 断下降,并在β=0.7即与网下配售比例要求一致时抑价率降至最低0,之后抑价率开始上升。以上结果与理论分析结果完全一致。

注:1括号内为回归系数标准差,*、**、***分别表示达到10%、5%、1%显著性水平;2列(4)、列(5)、列(6)因变量为发行价到上市一月收盘价的累积收益率,其他变量定义与表1一致;3列(7)、列(8)、列(9)承销商声誉为承销商IPO 总发行额的比例,其他变量定义与表1一致。

(2)估值偏差变化对抑价率影响分析

由图2可知,无论参与询价的对象范围β值大或小, 随乐观者估值偏差a的增加,抑价率均表现出不断上升趋势,表明增加市场透明度、降低乐观者估值偏差有利于降低抑价率、提高市场定价效率,验证了前述理论分析结果。

5结论及建议

利用需求理论模型,分析了我国特殊询价制下询价对象范围、网下配售比例 及锁定期 要求变化 对IPO市场定价效率的影响,并采用17个国家(地区)的IPO数据针对理论结果进行了检验。

理论分析表明:1在当前阶段,我国询价对象范围的扩大不能对定价效 率产生实 质影响,但高于某 一门槛值 后,随询价对象范围的进一步扩大,抑价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趋势;2随网下配售比例增加,抑价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并在达到某一门槛值后影响消失,但网下配售比例在热市场不同阶段、锁定期长短不同情况下产生的影响不一致;3当参与询价的乐观者网下申购数量超过网下配售股票数量时,锁定期减少不影响抑价率,但低于网下配售股票数量时,减少锁定期会导致抑价率下降,我国取消锁定期的规定确实有可能会降低抑价率;4最优的询价机制设计应为根据询价对象范围的变化相应调整网下配售比例,使得参与询价的乐观者的比例与网下配售的比例一致,此时抑价率最低为0,定价效率达到最高。

实证结果表明:1网下配售比例回归系数为负、其二次项回归系数为正,除成熟市场外均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随网下配售比例增加抑价率先下降后上升,验证了理论分析结果;2网下配售比例的拐点为53.32%(全样本)和48.79%(新兴市场),当低于这一拐点时,随网下配售比例的增加,抑价率先降后升,但该拐点为控制相关变量的结果,并不适宜作为统一的网下配售比例要求。另外,我国网下配售比例最低要求由50%提高到60%,处于拐点右边并进行上调,因而,平均来说提高而不是降低抑价率,与政策目标取向相悖;3由新兴市场锁定期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可知,新兴市场锁定期变化平均来说对抑价率无显著影响,而由成熟市场锁定期的回归系数为正且达到1%显著性水平可知,成熟市场随锁定期延长,抑价率显著增加;4当询价对象范围较小时,抑价率不受询价对象范围变化的影响,但超过某一临界值后,随询价对象范围的增加抑价率先下降后上升;5随乐观者估值偏差的增加,抑价率上升。总之,实证结果与之前的理论分析完全一致。

研究结论说明证监会取消锁定期的思路是正确的,但这些还远远不够,为推进IPO市场化,提出以下建议:

1减少甚至取消一刀切的量化政策要求。如:取消统一的网下配售比例的最低要求,取消网下配售及网上发行政策造成的人为市场分割,逐步放权市场,以降低抑价率、 提高IPO市场定价效率。

国际私法的对象、方法与范围问题 篇5

内容摘要：本文结合技术革命对国际民商事交流的影响以及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发展的实际情况，主张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国际私法的对象和方法问题。

关键词：涉外民事法律关系,调整方法,冲突规范,统一实体法

无论是作为一个部门法，还是作为一个部门法学，国际私法都有着悠久历史。一般认为，完整国际私法的理论体系产生于中世纪，其标志就是巴托鲁斯提出的“法则区别说”。尽管如此，国际私法尚有诸多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争议。德国著名法学家康恩(FranzKahn)曾指出，国际私法是从书名页开始就存在争议的学科。[1]在我国，对国际私法的研究也存在同样情况。旧中国国际私法学领域如此，[2]现在也是如此。[3]但国际私法的所有各类争议，首先是从国际私法的对象及方法开始的，也正是基于对国际私法对象和方法问题的认识不同，学者们在国际私法范围问题上也形成了自己的认识。

笔者拟从技术革命对国际私法的影响这一角度，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理论分歧现状

从以下关于国际私法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学者们在国际私法对象及方法问题上的.分歧。

德国学者努斯鲍姆在其《国际私法原理》一书中指出：“国际私法，或冲突法，从广义上讲，是处理涉外关系的私法的一部分。”新中国第一本统编《国际私法》教材也认为：“国际私法是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法的部门。”[4]这一定义是从国际私法调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着眼的。

德国学者马丁。沃尔夫则认为，国际私法就是“在同时有效的法律体系中，决定哪个法律体系应该适用于一些特定的事实”。[5]我国李浩培先生也认为，国际私法是“指在世界各国民法和商法相互歧异的情况下，对含有涉外因素的民法关系，解决应当适用哪国法律的法律。”[6]这一定义是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来考虑的。

英国学者切希尔和诺斯认为，国际私法是在处理涉外案件时判定：第一，法院在什么条件下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第二，应适用哪国法律来确定各类案件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第三，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承认外国判决，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外国判决所赋予的权利可以在英国得到执行。[7]显然，这一定义是从司法角度并结合国际私法的内容或规范来进行的。

另外，还有其他四种代表性的定义：(1)“国际私法是以直接规范和间接规范相结合来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并解决涉外民商事法律冲突的法律部门。”[8](2)“国际私法是以涉外民事关系为调整对象，以解决法律冲突为中心任务，以冲突规范为最基本的规范，同时包括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的规范、避免或消灭法律冲突的统一实体法规范、以及国际民事诉讼与仲裁程序规范在内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9]这两个定义认为国际私法是国内法的一个部门，而且，国际私法的规范包含统一实体法;(3)“国际私法是以涉外民事关系为调整对象，以确定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为前提，以解决法律冲突问题为核心，由法律适用规范、规定外国人民事地位规范所组成，并通过国际民事诉讼和仲裁程序进行司法保护的一个独立的部门法。”[10]这一定义也认为国际私法是国内法的一个部门，但统一实体法规范不是国际私法的规范;(4)“国际私法是调整国际交往中所产生的民事关系的国际法的一个部门。它是规定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规范，调整不同国家之间法律冲突的、确定国际民事关系双方当事人具体权利和义务的冲突规范、统一实体规范，以及解决国际民事争议的诉讼程序和仲裁程序规范的总称。”[11]这一定义与第(2)和第(3)的主要不同点在于，它强调国际私法是国际法的一个部门。以上四种定义都是从综合角度来考虑的。

可见，关于国际私法的对象问题，虽然学者们都认为是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或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但在调整对象的范围上，则存在差别。一种主张国际私法的对象是所有的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另一种则主张国际私法的对象只是会产生法律冲突的那部分涉外民事法律关系。

基于对国际私法对象的认识，理论界关于国际私法的方法问题，同样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国际私法的方法包括直接调整方法;[12]另一种则认为国际私法的方法只有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