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住房建设

农民住房建设（精选十篇）

农民住房建设 篇1

齐骥指出，各民主党派和委员的提案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配合国务院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回复各民主党派和委员提出的议案。在工作职责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做好如下几项工作。

第一，继续稳定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原有的工作岗位，强化吸收农民工就业的能力。根据初步统计，全国范围内建筑行业吸纳农民工数量约为3000万人，为了保持农民工就业稳定，要促进建筑业保持在合理的建设规模上。我们要继续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有序发展，从房地产市场建设的投资规模上为就业提供机会。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争取用3年时间，解决750万户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和240万户林区、垦区、煤矿等棚户区居民的住房问题。按照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要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制订了2009年要解决260万户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同时完成80万户林业、煤矿、垦区的棚户区改造的计划。目前，中国建筑业仍然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个产业中，80%～90%是农民工。根据统计，保障性住房建设这一项，将提供200万个左右的就业岗位。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城市市政公用等行业对农民工的吸纳。如市容环卫、居民区的物业管理、城市的园林绿化以及家庭的装饰装修、城市公共设施维护等行业，这些都是吸纳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重要方面。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要保持一定的投资规模，保持一定的岗位，使从事这些行业的农民工保持稳定。

第二，对于已经回乡的农民工，按照国务院的部署，今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会同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在部分地区启动农村危房改造的试点。按照计划，今年将改造80万户农村危房，这需要一定的有技能的农民工参与。这项目标的实现，将需要150万以上的农民工，返乡的农民工在技能方面更有优势。以往，农村住房建设组织化程度比较低。今年80万户农村危房改造有中央财政的支持，因此要进一步强化工程实施的组织性，带动当地农民遵照国家的技术标准规范建房，使农村房屋的质量能进一步提高。

农民住房建设 篇2

调查与决策（内参）

第195期

关于旺苍县地震灾区农民永久性住房建设机制的调查

中共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中共广元市委政策研究室调研组

汶川特大地震导致旺苍县农村房屋大量损毁，3万多户农民房屋需要重建。旺苍县委、县政府把灾后农民永久性住房建设作为灾后恢复重建中最紧迫的政治任务，作为事关受灾群众安居乐业、安全过冬，事关灾后农村发展稳定的首要大事，建立了“一套档案奠基础、一事一议定方案、一份协议明责任、一个管委会抓落实、一户多策强投入、一张明白卡保公平”的“六个一”重建机制，系统推进灾后农村永久性住房建设，效果非常显著，受灾群众满意，灾区社会和谐，有望实现“10月底前入住一批，年底前全部入住”的重建目标。

一套档案奠基础。为了消除群众思想顾虑，保证房屋重建工作有序、顺利推进，旺苍县把收入摸清灾情、详细记载灾情、严格界定重建标准、准确锁定重建对象作为做好灾后农民永久性住房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来抓。一是及时建立灾情档案。在实地查看灾情的基础上，以村社为单位召开村民会议，由群众对每户受灾情况进行公开评议，初步确定重灾、轻灾对象，对评定结果张榜公示。对公示后无异议的农户，由乡镇和村社统一逐户建立灾情档案，并专门配上照片和现场绘图等第一手资料，详细记载农户房屋的受损情况。根据余震、地质灾害不断引发新灾情的实际，落实专人及时收集新的损失情况，及时补充载入档案，确保了农户住房受损档案的真实、全面、准确，为重建永久性住房提供了可靠依据。二是严格界定重建户的范围。针对各户房屋受损程度轻重不一，重建户界限不好界定的情况，明文规定只有“全倒户、严重危房户、地质灾害威胁户”三种类型的农户可以享受重建政策。对不好把握的严重危房户的范围，旺苍县指挥部专门下发文件，明确危房是指“在地震中房屋主要或主体结构严重受损，房屋虽未完全垮塌，但已无法居住和使用，必须全部拆除重新建设的房屋”。三是准确锁定重建具体对象。按照“农户申请-群众评议-村社公示-乡镇审核-县级审批”的程序，严格申报审批重建对象，重建对象一经确定后即锁定名单，不得随意更改增减，确保了农村永久性住房建设的公开、公平、公正，有效地激发了重建户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一事一议定方案。为了扎实推进灾后农民永久性住房建设，旺苍县把重建方案作为永久性住房建设工作顺利推进的先导来抓，坚持以党的群众工作路线为准绳，按照“群众的事情群众办，百姓的事情百姓定”的原则，组织群众开展村民“一事一议”，让受灾群众自主确定灾后重建方案。一是精心制定方案。灾后农民永久性住房建设方案的制定，主要由基层党组织，以社（组）为单位，召开群众大会，让群众评估各户灾损以及认定重建对象，让群众充分讨论灾后重建的安置方式、宅基地调剂等重建事宜，最终形成“一事一议”决议。二是创新安置方式。把村民“一事一议”，让受灾群众自主选择重建安置方式作为制定重建方案的首要内容，集中民智，尊重民意。目前，旺苍县确立了以分散安置为主，集中安置为辅，分散安置与集中安置相结合的安置方式。三是多种举措调剂土地。落实灾后农民永久性住房建设宅基地是当前农村推进灾后重建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旺苍县通过村民“一事一议”，创新土地调剂方式。即对本社集中建房或者分散异地迁建的农户，鼓励自行协商调剂土地，有条件的村社可用闲置土地或集体土地进行调剂；对跨村、跨社的建房户采取投亲靠友协商调剂土地，不能协商调剂的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进行调剂，也可通过补偿和用土地相互调剂；充分利用县城、乡镇场镇规划用地，采取土地置换、征用或补偿的办法进行调配，积极发动有经济实力、善于经营的灾后重建农户到县城或乡镇场镇购房兴业，引导农民向城镇化的非农产业发展。如旺苍县张华镇岐山村三社,全社23户受灾群众需要重新建房，其中有18户农户无合适宅基地，该社采取以上方法很快解决了重建农户的土地调剂。旺苍县通过村民“一事一议”，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让群众充分享有知情权、决定权和管理权，解决了地方政府难以用具体标准和政策调剂土地等棘手问题，确保了受灾群众有地建房、建得起房、高效建房。

一份协议明责任。为落实监管责任，旺苍县把农房重建纳入县对乡镇、部门“以事论官、选贤任能”目标督查考核的重要内容。确定由县灾后农民永久性住房建设办公室提供统一模式，由乡镇人民政府与重建户签订《农村居民住房灾后重建协议》，明确了管、建双方各自责任和农户在灾后重建过程中的主体作用。由乡镇人民政府协调县规划和建设局、县国土资源局等部门为重建户免费提供选址、规划、施工图纸等技术支持；组织村社干部和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村调解组织等调处涉及土地调剂、复耕、青苗补偿等相关问题；落实专人监督建设质量和进度，并严格实行“一天一进度，一周一督查，一月一总结”；按照协议约定进度及时兑付政府补助，分别按重建工程量过半、工程竣工等时间段兑现补助资金。由村民委员会负责监督协议的执行。重建户必须按照选址、规划、施工图纸的技术要求进行住房重建。协议的签订，不仅维护了规划的严肃性，同时，也是对建设进度和质量的有效督促。

一个管委会抓落实。旺苍县针对地处山区，集中安置点多、面广，管理人员少的实际，因地制宜，创新建立了建房管理委员会，扎实推进灾后农民永久性住房建设。一是民主推选组建。在集中安置点的农户中，重建农户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先海选管委会成员7至10人，在管委会成员中差额选举产生管委会主任1人和副主任2人，民主推选建立建房管理委员会，管委会所有成员不计任何薪酬。二是明确管理职责。建房管理委员会根据统一规划，结合县规划和建设局提供的《农房通用图集》，征求灾损农户意见后，选定建设图纸、外观风貌、建设标准，具体协调建房过程中的各项事务，监督工程建设质量、进度，督导施工人员按规划设计施工，及时处理建设中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基层政府只参与指导、监管，不参与具体施工管理。三是延伸管理机制。房屋建成后，管委会还将负责管理集中安置点内的水、电、路、卫生、公共设施维护、社会治安、信息传达等事务的组织实施与管理。张华镇九台村集中安置点，由村党支部和管委会共同引进建筑业主，按照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造价进行统一建设，由管委会具体负责建筑过程中质量的监督，进度的监控，具体事项的协调处理，重建农户每户只需交付建房资金，不参与建设和管理，在工程竣工验收后直接入住。灾后农民永久性住房建设管委会的组建，有效减少批量建房的政府管理事务和常规性纠纷矛盾，进一步丰富了“村民自治”的内涵，充分调动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积极性，顺利实现了集中安置点的和谐共建共管。

一户多策强投入。灾后农民农村永久性住房建设最核心的问题是解决农户的投入问题。旺苍县坚持“农户为主，广开门路，因户制宜，一户多策”的原则，充分整合农户、政府、社会等多方资源，有效地解决了灾后农民永久性住房建设资金缺口大、物资短缺的问题。一是“六个一点”筹资金。按“六个一点”（农户自筹一点，亲朋赊借一点，信贷支持一点，保险理赔一点，社会捐助一点，政府补助一点）的办法，积极筹措建房资金。县委、县政府专门制定了县信用联社支持灾后农民永久性住房建设的优惠政策，每户重建户凭乡镇政府的证明和本人的申请，无需任何抵押和担保，可在当地信用社申请最高限额5万元的信用贷款，信用社在收到申请后三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手续。目前，全县共为重建农户筹措资金1亿多元。二是整合资源增投入。把上级补助、救灾资金、对口帮扶、部门帮建、社会捐赠的资金和物资有计划地投向重建农户，统筹安排交通、饮水安全、沼气、以工代赈、金土地等相关项目，打捆使用到集中安置点，解决好重建户的饮水、出行、供电、通信等基础配套问题；把农村卫生、教育、文化等项目优先向集中安置点倾斜，把集中安置点打造成功能完善的新型农村社区。三是政策支持降成本。旺苍县委、县政府出台专门的政策，在国土、林业、建设规划、电力、水利等方面为重建户简化手续，减免相关行政事业性收费，可不收的一律不收，可减收的按下限收取，全县共减免收费项目20多项，减免收费1000多万元。抓好砂石、砖瓦、木材、水泥、钢材等建筑材料的供应，采取县外组织调动和县内扩大产能相结合的办法，在县外、省外统一调运回大宗建材的基础上，全县新审批砖瓦窑26家，可保证全县灾后重建的需要。同时，强化建材市场监管和价格干预，实行政府指导性定价，坚决杜绝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损害重建户利益的现象发生。

一张明白卡保公平。旺苍县把重建户公平享受重建政策作为有序推进灾后农民永久性住房建设的重要抓手，在逗硬执行村社组织监督灾后农民永久性住房建设的同时，加大社会监督力度，由各乡镇人民政府按照一户一卡的要求，通过召开群众会、干部到户随访等方式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科学设置内容，制作了“无房户永久性住房建设明白卡”。张贴在醒目位置的明白卡将重建户的房屋结构、建筑面积、资金来源、建设进度、补助标准、减免政策、公共义务等据实标识，并利用政务公开栏、村务公开栏以及在人口集中地带设立监督举报电话，广泛接受社会监督，确保了公平、公正和重建过程公开透明，也减轻了干部的负担。旺苍县化龙乡油树村中坝社在灾后农民永久性住房建设初期，部分村民对重建户的确认和重建补助标准的公平性提出质疑，对乡、村干部的耐心解释置之不理，重建工作一度放缓。在实行明白卡后，问题迎刃而解。

负责人：王整 蒋一

成员：吕焱飞 王强

农民住房建设 篇3

农民工居住条件较差

在城镇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四川农民工问题特别是居住问题值得关注。以成都市为例，成都是西部地区中心城市，经济高速增长，是四川省内人口的净流入地区。流入的省内外农民工主要是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工作。据统计，2009年成都市“80后”“90后”的新生代劳动力已经占全市劳动力总数的30%左右，成为新增市场劳动力的主体。

但成都市农民工的居住条件差，2008年调查的农民工人均住房面积不足10平米的占总体比例的66.9%，20平米以下的占89.4%。并且相当部分农民工住房不能提供基本生活设施，住房质量与城镇居民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以租赁住房为主要居住形式。农民工居住方式主要包括四类：自行租赁、用人单位提供宿舍、居住在工棚等工作场所、其他类。其中自行租赁比例最高，占61.7%，用人单位提供宿舍占20.5%，建筑工地工人集中住在工棚中占12.5%。其他类的主要包括两种：一是在城市里工作多年，有了积累的农民工自购住房；二是短期投亲靠友借住，这两项只占到5.3%。

居住地主要集中于城乡结合部。根据调查数据，在城乡结合部居住的农民工约占农民工总数的四分之三。这个现象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解释：一是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而且缺乏专业技能，因而较少有机会在繁华市区工作；二是在这些地区比较容易租到廉价的住房，可以降低城市生活成本，这与农民工的低收入状况密切相关；三是城乡结合部在观念意识、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等方面一定程度地延续了农村的许多特征，农民工在这里容易找到心理认同，能够较快地融人新环境。

健全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

社会保障权益的缺失

对于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存在着社会保障权益缺失的问题。《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规定：有条件的地方，城镇单位聘用农民工，用人单位和个人可缴存住房公积金，用于农民工购买或租赁自住住房。住房公积金制度作为实现职工住房社会化、商品化的一种重要方式，虽然还需要不断完善，但十多年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这是一项较为合理的住房保障制度。

但这个规定不是强制性的，很多用人单位基于节约经营成本的原因并没有给农民工缴存公积金。一方面如果将农民工纳入到住房公积金体系，大部分农民工的收入还远不可能达到在城市购房的水平；另一方面异地之间公积金提取和转移等问题给农民工使用公积金造成一定的障碍。

健全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

调查显示，有购房能力的农民工，对于在城市买房的房款筹集方式，接受公积金贷款和银行贷款的农民工分别占到47.7%和32.5%。他们尤其希望通过公积金贷款来提高自身的支付能力。因此，健全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已势在必行。如何让农民工享受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保障功能同时又不加大农民工雇主的负担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要让住房公积金覆盖到农民工群体，政府要设立相应的法律和法规，严格地规定企业交纳其雇佣农民工的住房公积金。同时为了能提高企业为农民工缴纳公积金的积极性，政府可以采取相关激励措施。

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可采取“低水平、多层次、广覆盖”的原则。要保证每个有正当稳定职业的农民工都有条件进入住房公积金体系。为了不给企业增加更大的负担，在实施初期，住房公积金的缴纳标准可以根据企业的经济效益制定不同层次的标准，主要是要保证全面性的覆盖率。对农民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条件可以逐步和城镇居民靠拢，符合条件的，就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还可以允许其因工作变动等正当理由一次性提取公积金用于购房或支付房租。

农民工群体的高流动性是也是住房公积金制度需要考虑的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工群体的流动性将更加明显，要解决农民工走到全国各地都可以查询个人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的问题，就需要建立一个高效的住房公积金全国转移支付制度和信息管理系统。要增强异地公积金转移机制的可操作性，农民工因工作地点变更的，其个人公积金账户可以随其他社会关系同时转移。只有实行了公积金制度的一系列改革，住房公积金才能真正惠及农民工，并为农民工提供切实有效的保障。

加强农民工保障性住房建设

要逐渐扩大住房保障体系的范围，将农民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让符合条件的农民工也能享受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政策模式。

因此，不但要注意农民工住房保障建设的效率，还要注意整个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效率。构建多层次农民工住房供应体系，并使之顺利实施，需要完善的、相互配套的政策体系支持。

城镇保障性住房中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应当逐步取消对农民工的户籍约束，降低申请条件，扩大其保障对象的范围，使广大农民工这一确实需要保障的低收入弱势群体可以享受城市的保障性住房。允许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市流动人口，在能够提供一定时期的居住证明、住房困难证明和收入证明的情况下，申请廉租房，以实现社会公平性。

对户籍的限制可考虑逐步放宽。在城镇保障性住房还不能满足城市低收入群体需求及二元户籍障碍没有消除的情况下，可以由政府或用工单位兴建专门用于农民工的廉租住房。将农民工居住问题纳入城市住房建设规划，为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解决提供长远的保障。

分类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

农民工就业流动性强，因此在构建面向农民工的住房保障政策时，不应采取“一刀切”模式，而只能根据农民工的需求与政策建设的可能性来分类保障，优先解决突出的、基本的保障问题。

所谓分类，是根据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特点、收入状况、流动程度及定居城镇的意愿等标准，将农民工分为不同类别。对农民工实施的住房保障，在现阶段就需要体现多元化原则。

2010年11月，成都市政府发布《关于全域成都城乡统一户籍实现居民自由迁徙的意见》。该意见明确提出，区（市）县将分别建立统一的城乡住房保障体系，把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统一纳入城乡住房保障体系，以廉租住房、公共租赁房、建房补贴等方式解决其住房困难。

大规模推出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是成都市消除因收入差距导致居民基本居住权益不平衡的有效举措。以龙泉驿为例，2011年2月25日龙泉驿区房管局公布的数据，当年全区将建设廉租住房500套、公共租赁住房1500套；“十二五”期间，总共建设14000套公共租赁住房，以解决经开区产业工人和城乡中等及中等偏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廉租住房不仅较好的解决连续性和流动性的问题，而且在制度设计上具有自我生存能力。

随着政府投入财力的增大，经济租用房存量可以快速增长，非常有利于扩大受益者群体。从而提高保障性住房制度公平性和有效性。住建部近期提出“公租房并轨”的方案。“公租房并轨”是指公租房与廉租房并轨运行，然后通过财政发放房租补贴的方式，区别对“城市低保人群”“城市中低收入人群”等进行住房保障的手段，逐级根据保障对象收入水平，制定与之对等的租金补贴政策，从而完成对应人群的住房保障。

增加城市农民工收入，改善自身购房能力

城市农民工需要多种因素的支持才可能实现在城市的定居问题。外在的因素很多：如提高政府的监督能力控制房价，让农民工也有可能实现购房的梦想；完善住房租赁市场让农民工能顺利租房；完善法律制度使城市农民工能享受城市公共住房的优惠。

农民工自身的一些原因也造成农民工难以定居城市。因此要加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再教育和培训，努力提高农民工素质。

农民住房建设 篇4

近日, 全区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提出, 深化城乡规划管理, 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提升城镇建设质量, 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部门, 住房城乡建设系统的“行动版本”备受关注。

关注一:全区城镇化率增长目标下调为1.3个百分点, 促进提质转型

全区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提出, 2014年全区城镇化率增长1.3个百分点。这个数字比往年下调了近0.7个百分点。

近年来, 广西制定系列政策、措施加快城镇化跨越发展, 城镇化率每年以接近2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 至2013年, 全区城镇化率增加1.5个百分点, 预计达到45%, 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约8.7个百分点。

_邕城不夜天 (韦纲/摄) 。

_柳州市。

今后较长一段时间, 广西城镇化仍处于追赶和缩小差距阶段, 把今年增长目标下调为1.3个百分点, 是否过于保守?

专家认为, 广西城镇化换挡减速, 旨在促进转型升级、提高质量, 体现了中央关于“推进城镇化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更要扎实, 方向要明, 步子要稳, 措施要实”的要求。

从广西城镇化的现状分析, 这几年全区城镇化的步伐快速迈进, 但底子并不厚实, 历史欠账较多:43%的城镇化率, 是以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 而以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不到22%。这意味着, 全区有超过1000万人居住在城镇但没有城镇户籍, 他们在城乡之间“钟摆式”地流动, 顶着城市的“半边天”, 却是城市的“边缘人”, 城镇内部形成新的二元结构。人口城镇化滞后土地城镇化, 2000—2012年城镇建成区面积增长1.3倍, 同期城镇人口仅增长56.4%, 城镇人口密度由每平方公里1.31万人下降到0.88万人。城乡差距大, 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突出, 2012年全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3.54∶1,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广西人多地少、经济欠发达、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较强的背景下推进新型城镇化, 必须有历史的耐心。

从广西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规划看, 到2020年, 全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4%, 实现600万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34.5%。这是一个质与量并重、城与乡统筹、人与物融合的综合性目标, 主要基于逐步缩小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 也考虑了广西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的实际。

实现这个目标, 必须从过去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粗放发展方式转入质量与速度并重、以质量为主的转型发展轨道, 努力走出一条以人为本、集约高效、绿色发展、四化同步、城乡一体、多元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_南宁市相思湖公园 (宁国用/摄) 。

_南宁市滨水公园 (宁国用/摄) 。

_广西特色文化名镇合浦县南康镇 (宁国用/摄) 。

关注二:实施大县城战略, 让农民就近圆城市梦

全区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提出, 加紧构建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 组织实施大县城发展战略, 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前一阶段, 广西城镇化总体是走扩大规模、引导集聚、增强辐射带动的路子, 力图通过中心城市带动, 促进城镇化快速发展。应该说, 这种发展模式与当时城镇化所处的阶段和水平是比较适宜的。

但随着城镇化的加快推进, 这种“一条腿”走路的模式, 渐渐导致城镇空间布局不合理, 特别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滞后。2012年, 广西县城城镇化率仅为31.3%, 10%的县城镇化率低于20%, 与中心城市的差距在拉大。县城和小城镇产业发展不旺, 人口比重下降, 对乡村地区的拉力不足, 农民就近就地城镇化水平较低。

解决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 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 构建科学的城镇体系, 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一条腿”, 是加快包括玉林和崇左在内的北部湾城市群、桂中城市群、桂北城镇群、桂东城镇群, 以及右江河谷城镇带、南崇城镇带等规划的编制和实施, 着力提升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四个核心城市综合功能, 增强其他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城镇群是人口大国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作为国家重点发展的城市群, 北部湾城市群以南宁为核心促进北海、钦州、防城港4市同城化发展, 辐射带动玉林、崇左2市, 强化产业支撑, 提升要素集聚, 增强规模效益和辐射带动作用, 发挥领先领跑、先行先试的示范效应, 建设成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重要门户和服务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的核心引擎。

桂中城镇群, 包括柳州、来宾2市和河池的部分市县, 力争建成西南地区先进制造业中心和现代服务业基地, 打造有重要影响的区域性新型城市群。

桂北城镇群, 包括桂林、贺州2市, 推动桂林、贺州市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产业互补融合发展, 打造特色鲜明、富有影响的旅游城镇群。

桂东南城镇群, 包括梧州、玉林、贵港3市, 以梧州为核心, 促进3市一体化发展, 加快向粤港澳先进生产力地区靠拢, 打造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和两广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先行示范区。

桂西地区集革命老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大石山区和水库库区于一体, 承担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 以发展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为主, 推进形成南崇城镇带、百色右江河谷城镇带和沿边城镇带。

“另一条腿”, 是组织实施大县城发展战略, 加紧构建由县级中等城市、小城市、经济强镇、特色小镇为骨干的县域城镇体系, 开展新型城镇化示范县、示范镇建设试点, 把县城和重点镇作为就近就地城镇化的重点, 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多路径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在广西, 实施大县城战略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攻方向, 是治理“城市病”和农村“空心化”的一道良方。相比大城市, 县城和小城镇, 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让农民工就近就地就业、安居, 实现市民梦方面, 具有成本低、门槛低、风险低的优势。如桂平市的木乐镇、合浦县的山口镇、扶绥县的东门镇、覃塘区的东龙镇等, 已经初具规模和实力, 都有特色产业作支撑, 吸纳了一大批该镇及周边乡镇的农民进城务工生活, 产生了很好的效应。

国际的经验也表明, 中小城镇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支撑。美国90%、德国95%、法国93%的城市结构是小城镇。

专家认为, 坚持“两条腿”走路, 构建科学的城镇体系, 符合广西自然地理、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 有利于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是缩小城乡差异、加快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举措。

关注三:深化城乡规划管理, 画好一张蓝图

全区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提出, 深化城乡规划管理, 建立完善城乡规划管理体制机制, 画好一张蓝图, 切实改变越往下越不讲规划的乱象。

在南宁五象新区, 路网建设纵横有序, 项目建设如火如荼。该新区按照区域性国际城市、壮乡首府特色、亚热带风情、生态宜居等新区发展定位, 统筹推进绿地系统规划、水系规划、道路交通体系规划和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与配套设施规划建设, 以规划统领建设的理念, 完善设施, 塑造特色, 提升新区承载力。

走进平乐县桥亭乡大塘口村, 宽坦的水泥路顺着山势蜿蜒到农户家门口, 一栋栋各具特色的别墅式楼房沿坡而建, 错落有致地耸立在茂密的柿子林中, 村中恬静如镜的景观湖, 映照出一幅幽雅的田园画。高起点编制村庄建设规划, 让村民过上了舒适、富裕的生活。

近年来, 广西城乡规划管理交出一份漂亮的“成绩单”。如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快城镇化跨越发展的决定》及19个配套文件;《广西城镇体系规划》获国务院批准实施;北部湾城镇群规划、西江—珠江城镇带规划、桂林城市总体规划等规划编制有序推进;全区已完成编制市政专项规划198个、在编288个;累计完成75个县域镇村体系规划、570个乡镇总体规划和约3.66万个村庄规划。

但总体而言, 广西的城乡规划仍存在诸多突出问题, 如规划体系不完善、执行不力, 城市同质化、无序竞争突出, “城市郊区病”严重, 绝大部分农村的规划建设管理杂乱无序。

今后一个时期, 广西将更强化规划的龙头作用, “富规划、穷建设、强管理”的理念将提到更重要位置, 防止规划编制和实施上随心所欲、天马行空。

今年起, 广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将开展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新一轮广西城镇体系规划的编制, 完善跨区域城镇体系规划;设区城市近期重点发展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覆盖率, 年内要达到90%;继续实施村镇规划集中行动, 加紧完成广西中心镇布局规划编制和县域镇村体系规划的审批;全面完成全区及县域市政设施专项规划的编制和审批。

在建立完善城乡规划管理体制机制方面, 将实行广西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和报告制度。严格执行城乡各类规划的修改程序, 保持规划的连续性。抓好乡村规划实施试点, 推进规划师与乡镇定点联系制度。完善小城镇、乡村规划建设管理的途径和办法。加强规划业务骨干的培养, 充实和强化城乡规划建设管理队伍。

_恭城县北洞源村新貌 (宁国用/摄) 。

_独具特色的龙脊村寨壮家吊脚楼 (韦威/摄) 。

关注四:提升城镇建设质量, 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

去年以来, 一直以天蓝地绿为荣的南宁、桂林、北海等城市, 连续出现雾霾天气, 让很多市民苦恼不已, 无奈戴上口罩出行。

这只是“城市病”的豹身一斑, 在一些中心城市, 人们开始遭遇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公共服务不足等难题。

城市建设水平, 是城市生命力所在。为整体提升城镇建设质量, 广西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将围绕城市新区建设, 城镇承载力提升, 经济强镇、特色小镇打造、城镇管理提质等, 实施一系列工程型措施, 着力完善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 改善生态环境, 为市民打造更舒适、便捷、文明的宜居城镇。

为做强城市新区, 各城市新区分别启动一个示范片区建设, 推进城市总体规划与产业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有机衔接, 建立城市新区与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的有机联系, 加强城市新区供排水、环卫、燃气、照明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推进产业园区和城市新区建设互融互补。

都安县污水处理厂。

西气东输天然气南宁市蒲庙门站。

在南宁市三津水厂, 工人在清洗集水槽 (宁国用/摄) 。

为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 围绕实施大县城战略、优化城镇布局、完善城镇功能, 统筹推进100个投资3000万元左右的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项目, 重点提升城市道路、环卫、供排水、供气、照明、污水垃圾处理、公共停车场等设施建设水平。

同时, 广西层面统筹推进100个经济强镇、特色小镇建设, 各县 (市、区) 力争打造1~3个中心镇, 重点组织实施乡镇道路、供水设施、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绿化美化和文体设施建设;在具备条件的农林场场部开展新型产城融合建设试点;注重小城镇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结合, 引导农民向农村新型社区适度集中。

在城镇管理方面, 广西将创新城镇建设管理理念, 变城镇管理为城镇治理。推进城市供排水设施的提标改造, 全面推进水质达标, 加强污泥处理处置和水质督察, 逐步健全城市防涝排涝系统;推进和谐城管创建, 加强精细化管理;加强市政地下管网普查, 建立规划、城建档案管理等部门协同的地下管网管理协调制度和信息化管理网络;适时启动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试点。开展智慧城市、绿色生态城市等新型城市创建活动。加强城市停车设施规划建设, 推进城市轨道交通、城市绿道、步行及自行车交通系统建设。

关注五:提升城镇品质, 让居民记得住乡愁

全区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提出, 实施城镇品质提升行动, 突出城镇特色,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特色是城镇的生命力、吸引力、竞争力。得益于特色立城、生态立城的多年坚守, 广西的城镇品质持续提升。南宁的绿化, 桂林、柳州的山水, 三江、金秀、恭城的民族风情等, 已成为广西享誉区内外的靓丽名片。

仅去年, 全区完成城镇园林绿化面积1029万平方米;梧州市、北流市、鹿寨县获命名为“国家园林城市 (县城) ”;岑溪市“一河两岸”和蒙山、资源、钟山、大化等县城经过风貌改造, 脱落出一个个彰显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的现代新城。

但快速城镇化的同时, 很多城镇陷入“千城一面”和“文化迷失”的误区, 楼越建越高, 路越修越宽, 特色却越来越少。事实上, 突出特色, 打造魅力城镇, 广西有明显优势。

从地理角度看, 广西具有独特的沿海沿江沿边优势, 大多数地级市建在海滨或江河岸边, 很多城镇都有大山大水的空间格局, 可以说塑造城市个性的元素和特质比较丰富。

从民族特色看, 广西12个世居民族, 2000万少数民族人口, 是打造魅力城镇的独特优势。

从文化特色看, 如何挖掘好发挥好广西的山水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历史文化、海洋文化、福寿文化、饮食文化、节庆文化等人文资源优势, 彰显桂风壮韵, 是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的重要命题。

从生态特色看, 山清水秀生态美更是广西的一大品牌优势, 也是建设特色城镇最好的题材。

农民工住房问题调查报告 篇5

经济管理学院-土地管理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0802班 马艳玲

摘要：这次调查问卷活动是针对农民工朋友展开，是为了了解农民工朋友的住房状况和住房愿景，其中所获得的相关信息将作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时重要的基础信息，以最终能够尽多地为农民工朋友带去福利与、便利与关怀。我于7、8月中的几天时间向自家附近的亲友们调查了八份问卷，都是在自己的家乡内蒙古包头市。

关键词：农民工 住房问题 住房愿景

本次我调查的八份问卷中，农民工朋友男女分别是三人与五人，年龄分布在30至50岁之间，家乡都是内蒙古自治区且包头市的占一半，他们的出生地都是在农村；文化程度上，女性中有三位是小学或小学为毕业水平，另外两位分别是初中和大专，男性中两位是初中，另外一位是高中水平；他们中只有一位就有劳动部门颁发的专业技术等级证书且是初级的。由此可见，在我所调查的小范围内，农民工朋友大都出生在农村，且一般来说文化程度都不高，尤其是女性，可能只是小学文化而已。

他们务工的城市都是包头，且到了这座城市都是六年获六年以上的，对于在城镇地区累计的务工时间，只有最年轻的那位是3至7年，有两位是10至15年，另外五位全都超过了15年；其中六位是在家务农后开始到城里做工作的，另外两位分别是初中高中毕业后到城里工作的，且只有三位是在农户存老家有其名下的承包责任田。由此可见不论是上学毕业后还是在家务农后来的城镇工作，他们还是非常年轻时就从农村出来打工了，到目前为止大多都至少有15年的在外工作史了（最年轻那位除外）。他们所在的行业有一人选择了建筑业，两人选择了居民服务业，一人选择了制造业，其余四人选择了其他行业；另外他们务工企业的性质有五人的是私营个体企业，两人选择了其他性质企业，只有一人选择了国有企业；而且其中五人的年收入是10000元以下，另三人也只是达到10000—15000元，由此可见，这几位农民工朋友所从事行业的工资相对来说都比较低，其所在企业也大多为私营个体性质的，换句话来说，就是没有其他什么福利，工作也没有太大的保障，而且都只是临时工作而已。

对于目前在城中的住房问题，其中有七人是自己租赁另外一人是自己购买，（由于当地情况特殊，部分被调查者是处于自家房屋刚被被拆迁不久的情况）。

第13、14题，有一定的歧义，有的被调查者把这两道题目同时都回答了，即分别假设

自己目前是租房居住和买房居住，然后分别回答，而另有被调查者直选做了一道与自己目前情况相符的那一题，即若目前自己租房居住，则只回答13题而14题空留不做，反之，若目前买房居住，则只回答14题空留13题不做。所以我建议这两题前面应标明两题中只能任选一符合自身的题否则两题都不作答。由调查结果可知，以上目前买房居住的两位农民工朋友便是只回答了14题，所购买的房屋一是属于农房面积大约为48平米，另一属于普通商品房面积将近100平米。另外的，如果目前买房居住，有三位每月房租支出为150元以下，另三位是150—300元，他们中所选住房面积最大也只选了65平米，六人所选的居住房性质都是城中村的私房（这其实是他们目前的实际情况），接下来的如果目前买房居住，选择小产权房的占多数，另有一人选择了其他，并注明希望是100平米的两层门帘房。

我所调查的人中全部为已婚并且与妻子或丈夫在这座城市中一起生活，家里有3-5个亲人一起在城里过日子，这样算下来，他们房屋的人均使用面积11-15平米的居多，另也有一位选择7-10平米的，两位选16-20平米的。由此可以推断，这些农民工朋友们都是与家人一同生活在城里，不过住房相对拥挤，只有一位是楼房，其他都是平房。

被调查者目前的工作地点有七人都在城乡结合部，一人在市中心工作地点附近，都是与所居住地比较近的地方。他们的房屋一般都只有两个房间，只有居住楼房的房屋有独立的卫生间与浴室，其他有的都没有独立的厨房，整套房屋一共住3-5人；对于房屋中所具有的设备，电视机都有，空调都没有，其他的如电冰箱、洗衣机、影碟机、电话机、燃气中会有至少一项。他们所居住的房屋的通风、采光、周边公共卫生大多是比较一般，甚至有些是很差，除了居住楼房那家，他对自己目前的住房状况和住房条件都是满意，而其他农民工朋友们要么是不满意，要么就是非常不满意，显而易见，对于以上的住房状况和条件，广大农民工朋友们还是不会知足的，而且希望有更好的条件与生活环境。

针对补助问题，八位被调查者都没有任何所在用工企业或当地政府的住房补助。其中还有被调查者很是愤愤不平，提到了连拆房都没有一平米的安置，更何况是一些补贴了，…绝对不可能。由此可见，在当地，农民工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福利待遇少更是少之又少，几乎没有，对于这一点，农民朋友们甚至都不敢奢望了，甚至想只要找回自己那点应有的权利就不错了。据我所了解到的，当地正处于拆迁中，向他们一样的外地来的农民工有不少都已经在当地落户，本应成为当地正式的一员，可是当地却不承认这一点，平常的一些补贴也就算了，完全惠及不到他们，选举选与被选举权也被无情地剥夺，更甚的是连拆迁补偿款都有千差万别，安置也完全没有他们的份。他们是所谓的新户，可是待遇却是与在当地没有落户的没有什么区别，补偿价格低得令他们难以接受，可是又无力做些什么，或者是竭尽全力去

做了些什么，就为了自己的正义而奋斗，可路途坎坷，各种阻力重重……结果不得而知。恰巧此时，我又在做农民工住房方面的调查，他们不少便很是感慨了一番，由于我自身感触颇深，便在此提及了不少，可能这并不能说明太多什么，可是应该可以代表不少广大农民工朋友的心声，其实他们也只是想找回属于自己的那点应有的权利罢了。

言归正传，按我个人的理解，30题的题干似乎缺少些限制条件，如应加上“根据您目前的各方面条件和实际状况”，再紧接题干中的“从您的主观意愿出发，在您的务工城市，您更倾向的住房方式是”，否则如果是在完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正常人应该都是更愿意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屋，在此也就是农民工朋友们都倾向于的住房方式是自己买房。可是若考虑到经济条件时，那就情况不同了。如34题中根据他们的条件和家人情况，他们大多只能租得起一张床或一间房了，而事实上这八位农民工朋友们更愿意的住房方式是都是买房，另外，一位被调查者还补充到：现在差距太大。

郑州市进城农民工住房问题探究 篇6

关键词：农民工；住房；救助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057-02

作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历史过程中的必然存在，农民工群体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也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巨大推力，还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巨大动能，他们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经济崛起，他们的走向则是中国小康社会发展之路上面临的挑战。

农民工，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我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进城农民工为郑州的城市建设和劳动密集产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农民工问题所引发的社会不公及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特别是近期郑州市连续发生两起农民工街头死亡事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农民工住房问题再次成为社会的焦点，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已成为郑州市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郑州市进城农民工住房现状

近年来郑州市一直致力于和谐城市的建设，而且随着中原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吸引了大批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和各方面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农民工依旧是农民户口，在城市中无法享受城镇居民的住房保障，仍属于弱势群体。在谈到农民工居住状况时，最常用的三个字就是“脏”、“乱”、“差”，不仅如此，很多农民工甚至居无定所。根据笔者发出的问卷调查统计显示，郑州市农民工目前的住房类型如表1所示：

根据图表1显示，郑州市农民工目前的住房类型大致分为以下四大类。

1.由雇主或雇佣单位提供住房

这主要存在于郑州市的加工制造业、建筑业和传统服务业。其中，加工制造业往往是流水线连续分班作业，为了便于管理和提高效率，雇主或单位为工人在厂区内或附近提供集体宿舍；建筑业是按项目集中施工，工期时间紧，大部分是由施工单位在施工地提供工棚，就近居住；在一般的传统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大部分是在生产经营场所居住或在附近的出租屋集体租住。据调查，郑州的进城农民工选择寄居“宿舍、工棚”的比例20.68%。

2.在城中村租住廉价房屋。

随着大量农民工涌入郑州市，城乡交接处的居民利用自有的宅基地，兴建城中村，向进城农民工提供廉租房。这些“城中村”建造前缺乏合理规划，建造后更难实行正常管理。大量自找住房的农民工所居住的“城中村”环境恶劣，卫生和食物安全条件很差。但由于农民工数量不断增加，房租却在不断上涨。例如，位于郑州市北环的花园路刘庄是房租上涨最明显的城中村之一。这里的一个标准间（有厨卫的单间）在此前月租刚涨到220元的基础上再次上涨，达到240元；一个稍新一点的单间要价240元，较原来上涨40元；一室一厅房屋月租已由原来350元左右上涨到400元以上。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尽管房租及其他生活费用在不断上涨，农民工的工资却一直很低。农民工中1 000元以下的低收入者占7.16%；47.09%的人收入在1 000～2 000元，29.89%的人收入在2 001～3 000元，3000元以上的占15.86%。（如图1所示）

收入水平决定了农民工的住房类型，据调查郑州的进城农民工选择“租赁房屋”的比例占76.5%。农民工每人月均居住支出仅为245元，超过半数以上的农民工采取多人合租的方式居住。

2.在郑州市内购置商品房

从国家统计局得到的数据显示，来郑务工的农民工收入普遍较低， 2009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 978万人，比上年增加1.9%，而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1 417 元，这与郑州平均5 000——6 000元/平方米的房价相差巨大。很明显农民工购房能力普遍较弱，只有极少数来郑州多年且发展较好的农民工才有能力购房，但是这部分农民工比例较低。据调查，仅有2.8%的农民工在郑州市内购买了住房。

4.流离失所、露宿街头

目前，郑州市正在大规模地拆迁、改造都市村庄，随着都市村庄的逐步拆迁，多数外来人员将面临着居住大迁移、租房难、房租贵等问题。这将会造成更多无固定工作，或工资较低的农民工露宿街头、立交桥下。又由于郑州市没有针对无住所农民工的具体救助办法，若按《救助管理办法》规定救助这些露宿桥下的农民工，就会被当作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最后被护送回家。这就与这些农民工的意愿矛盾：这些农民工之所以在桥下去露宿，是为了找工作，不是为了乞讨和流浪。如果将其收容遣送的话，就等于断了这个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打算。 因此，这种救助制度就存在一个救助盲区，这也成为他们宁愿露宿街头，也不愿接受救助的原因。

二、解决进城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对策

结合农民工从业范围广、流动性强、群体分化复杂等特点，从郑州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分层次、分阶段地逐步推进农民工居住问题的解决。

1.出台租赁优惠政策

建议郑州相关政府出台租赁优惠政策，引导和培育房屋租赁市场，加强和完善房屋租赁市场的服务功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房屋租赁市场仍是大部分农民工解决城市居住问题的主要途径，但目前郑州市房屋租赁市场处于自发无序状态。在加强管理的同时，应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和办法，规范引导和培育房屋租赁市场有序合法地发展，例如，出台租赁优惠政策，支持和鼓励社会各界提供中低档住房用于出租，政府对中低档住房租赁这一块实行租赁税费减免，充分发挥房屋租赁市场在农民工解决居住方面的主导作用。

2.鼓励大中型企业建造集体宿舍

郑州的一些大中型企业的基层劳作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而许多企业在招聘时甚至会出现“民工荒”。这也正是刘易斯拐点的前兆，为了解决务工人员不足的问题，除了增加工资这种简单的方法外，还建议对劳动力的需求大的企业，建造相当数量的员工宿舍， 并且将宿舍设施规范化，这样不仅可以有效解决“农民荒”的问题，还能为企业解决人员频繁变动的问题，使“农民工”在外工作更有“家”的归属感。

3.出台针对露宿街头农民工的具体救助措施

目前河南省还没有具体针对无住所农民工的具体住房救助措施，当面对睡在立交桥下的农民工时，只能按照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办法救助，将其送返家乡。虽然这些农民工与流浪乞讨人员一样没有居所，但他们二者又存在本质差别，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一般是没有劳动能力，需要享受国家救济的，但是农民工是由劳动能力的，之所以露宿街头是由于劳动收入过低，或者仍在寻求适当的工作，以致不足以支付昂贵的房租。因此，郑州市应该率先在救助露宿街头的农民工的政策上突破传统观念，建立农民工临时安置点，为来郑州务工的农民工提供一个短期（1到3个月）的廉租房。而廉租房的建设资金可以通过土地出让金、延期支付房租及社会捐助等方式筹集。

4.针对长期居住的农民工，提供长期廉租房

廉租房是指政府以租金补贴或实物配租的方式，向符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住房困难的家庭提供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廉租房的概念就将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排除在外了。郑州市可以出台一些相应的政策，如规定企业在聘用农民工之后，须为农民工缴存住房公积金，用于农民工购买或租赁房屋。在对于符合条件的农民工，也可以获得政府提供的廉租房或购买经济适用房，让这些农民工享受市民的待遇，以便他们举家迁移到城市，成为城市的永久性居民，加快完成郑州市城市化进程。

5.弱化户籍制度

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救助关爱弱者、贫者是底线，避免弱者更弱、贫者更贫是责任。而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与实施是以户籍为依据，通过民政系统的渠道来进行帮扶救助的。由于户籍制的限制农民工在遭遇灾害或大病等困难时，只能依靠工友间的相互帮助或者通过打工企业、工会提供的零星救助，且救助力度不够大。为了更好地关注关心那些留宿街头的农民工，建议郑州市制定相应的外来务工人员帮扶救助办法，确实保障那些露宿街头又得重病的农民工可以得到适当的救济，不必因为户籍制而得不到合适的救济。

三、结语

随着郑州市“城中村”改造的不断推进，住房问题将成为更多农民工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如果不加解决，将会有更多露宿街头的农民工，这对郑州市的发展与在“中原崛起”战略中所起作用起到阻碍作用。因此，郑州市的城市化要得到进一步发展，就必须要解决好农民工住房问题。通过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大中型建造集体宿舍、政府提供廉租房、弱化户籍制度等方式为农民工提供相对宽松居住的条件，完善农民工住房救助制度，对于那些仍然栖息于立交桥下的农民工而言，希望通过一系列的措施让他们得到更温暖的救助、更有尊严地生存；对于立志公平正义的社会而言，更加人性化的救助措施的改进意味着更深切的自省和更积极的制度建设。希望未来能够让农民工在建设美好郑州的同时享受到郑州发展带给自己的实惠。

参考文献：

[1]金菁.杭州农民工住房解决途径探讨[J].商品与质量，2011，（S9）.

[2]赵沛楠.廉租房：低端保障[J].中国投资，2009，（12）.

[3]杨爱君，杨异.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现状及对策[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4]邹晓美，高泉.农民工权利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5]宋茹.宁国市农民工住房现状及保障措施[J].现代农业科技，2011，（11）.

农民住房建设 篇7

为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工投身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让外来农民工更好地安居乐业,本文建议国家创新主要针对外来农民工家庭的住房保障模式,即国家出台行政法规创设政策性出典住房,并纳入国家住房保障体系。将其作为出售型保障性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限价商品住房) 的一种变通形式,切实满足外来农民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刚性与个性需求。为不同支付能力的外来农民工住房困难家庭提供人性化选择,以便惠及更多的外来农民工住房困难家庭,进一步夯实住房保障基础,着力构建“租典售”并举的住房动态保障模式与购房政策性货币补贴模式相结合的住房分类分级保障体系。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助推房地产市场长期健康平稳运行,助推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另外,政策性出典住房建议由国家地方政府的住房保障管理部门通过新建、改建、委托代建、收购等方式筹集,但现阶段应以地方政府的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收购本行政区域内市场上的空置房和存量房为主,这样既能提高政府住房保障效率,又能促进住房资源优化配置,可谓一举两得。

一、我国典权制度之历史与现实价值

典权制度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关于规定不动产物权的传统文化,曾经发挥过良好的经济便民作用。 典权制度发源于唐朝,宋、元、明朝是其被载入法典并推广盛行和逐渐发展的重要时期。而在清朝至民国期间,典权制度在法律上又得到进一步规范。 新中国成立后,即废除了民国民法,典权制度也就变成我国大陆地区的习惯法,而我国台湾地区仍沿用至今。目前,我国只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典权作出部分相关规定,且只认可房屋的典权。

王利明主持的《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典权是指支付典价,占有他人的不动产而为使用、收益的权利。占有他人不动产而享有使用、收益权利并支付典价的一方,即称为典权人; 将自己的不动产交给他人占有、使用、收益并收取典价的一方,即称为出典人;典物系房屋的,即称为出典房或典权房。典权制度的核心在于规定出典人到期享有典物的回赎权,典权人在出典人逾期未回赎时可直接取得典物的所有权(俗称绝卖)。但典权从本质上来讲,是以获取典物的使用价值为首要目的,是一种使用价值权,是用益物权的一种。

对典权制度的保存或废止,学界和业界一直有着较大的争议与分歧。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和未征收拆除等原因,典权房在我国至今仍然零星存在。在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初期,部分城市就曾有将公有住房以较低典价出典给职工占有、使用的尝试,成效良好。本文认为,全盘照搬或轻易否定古老的典权制度均不可取,而规避其争议、汲取其精华、改进其不足,充分挖掘其现实价值,将其创新运用于政府住房保障体系建设,让其焕发新生才是明智之举。

二、政策性出典住房之物权效力设定

本文所称政策性出典住房,特指地方政府限定住房典价标准、典期、套型面积,主要提供给中等偏下收入的外来农民工住房困难家庭占有、使用的一种特定阶段性住房保障形式(保障对象的具体条件和相关标准等由国家地方政府根据各自发展状况制定详细规则)。政策性出典住房应是建筑面积在60-90平方米左右的成套住房,典价为物价部门核定销售价格的80%左右,出典期限为5-15年。典权到期后经地方政府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在3个月或6个月回赎期内审查后决定不回赎时,即可绝卖给保障对象。而保障对象必须向地方政府住房保障管理部门补足典房原销售额20% 左右的差额加其典期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否则保障对象仍仅是政策性出典住房的典权人。

由于政策性出典住房在国家住房保障体系中所具有的特殊性与选择性,为避免无谓的权益纷争和其他纠葛,对该典权当事人双方权利的合同设定应不同于传统典权模式,且应当尽量简化与有所限制。 具体说明如下。

1. 政策性住房典权人的权利:占有、使用典房的权利;修缮装璜典房的权利;有权在出典人逾期未回赎时补足相关差额直接取得典房的所有权; 适当延长典权期限的权利,但典期最长不得超过15年。

2.政策性住房出典人的权利:典房的所有权;回赎典房的权利。

3.政策性住房典权人禁止的行为:将典房转典、出租、出借、设定抵押、典权转让等。

4.政策性住房出典人禁止的行为:将典房设定抵押、出售、赠与给他人等。

地方政府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根据下列情形行使回赎权。

1.经审核,典房家庭申请并出具上年度人均月收入下降等相关证明,要求将典房转租房且符合公共租赁住房条件的。

2.经审核,典房家庭在典期内或回赎期内获得其他住房,且不再符合申请政策性出典住房条件的。

3. 经查实,申请家庭通过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等不正当手段骗取典房的。

4.经查实,典房家庭违反相关禁止规定私下将典房转典、出租、抵押以及转让典权的。

5.地方政府住房保障管理部门行使回赎权的其他情形。

另外,地方政府住房保障管理部门与外来农民工住房困难家庭签订书面政策性出典住房合同后, 应至当地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相关权属登记。双方应各自持有政策性出典住房的所有权利证书和他项权利证书,双方各自不动产权属证书的附记栏内均应载明双方的政策性权利与限制性条款。

三、政策性出典住房之实际保障优势

1.简便灵活

政策性出典住房制度充分实现传统典权制度的核心价值,即在规定条件下,典房的所有权可在外来农民工住房困难家庭与地方政府住房保障管理部门之间变动,即地方政府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在典权到期后经审查发现相关情形时就可行使回赎典房的权利,而外来农民工住房困难家庭在典权到期后, 经地方政府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审查决定不回赎时, 就享有补足典房原销售额20% 左右的差额加其典期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后就可直接取得典房的所有权,亦可视自身经济状况向地方政府住房保障管理部门申请适当延长典期后补足相关差额取得典房的所有权。

与共有产权型保障住房相比,政策性出典住房物权变动灵活,物权变动程序简便易行,降低了交易成本,可大大增强政府住房保障效能。

2.经济便民

农民住房建设 篇8

一、农民工住房现状

1、住房条件

人均居住面积:样本中人均居住面积小于5平方米的占样本总数的37.1%;人均居住面积在5—10平方米的占49.6%;人均居住面积在10—15平方米的占7.3%; 人均居住面积在15—20平方米的占4.3%;人均居住面积大于20平方米的仅占样本量的1.7%。

2、住房来源

本次调查样本中,住在出租的房屋里占44.83%;住在雇主提供的住所占34.91%;住在沈阳市内的亲友家中占12.07%,有4.74%的人住在自己农村家中,每天往返于城乡之间。总体来看,以租赁及用人单位提供住房为主。农民工自行租房和用人单位提供住房的比例高达80%。

3、住房支出

根据对住房租金的调查显示,租金收取方式主要以按月收取为主,每月租金主要集中在元101-150之间的占样本总量的31.73%,平均租房的月租为138元/ 月。而沈阳市农民工的平均工资为1013元/ 月,住房支出占总收入的13.6%。沈阳市农民工的日常消费中住房支出排在饮食支出之后,是排名第二位的主要支出项目。

4、住房形式

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方式可以多样。在本次调查样本中,住房形式是自己一人居住的占24.14%,与配偶和孩子一起居住的占44.39%;与其他人一起居住在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的有,占25.43%;其它的居住形式占6.03%。本次调查显示,最常见的居住形式便是与配偶及子女居住。可见,目前农民工夫妻及子女一起居住的形式越来越多,农民工进城务工逐渐由个体向家庭、暂住向定居转变。

5、住房满意度

本次调查中,对目前的居住条件非常不满意者占样本总数的46.55%。对目前的居住条件不满意,占样本总数的37.93%。觉得自己的居住条件一般,对自己的居住条件较满意,觉得无所谓的,分别占总样本量的6.90%, 5.17%和3.45%。排在不满意因素的前三位依次是租金, 屋内设施条件和治安问题。

二、农民工住房存在的问题

1、住房面积小、设施差

调查发现,大部分出租房都是以“间”为单位,同出租房所住的人数没有关系。农民工出于节约的目的,多人共同居住在一间出租屋内。以和平区前愈村为例,每间出租屋的面积在10-15平方米之间,往往居住着来沈农民工一家几口。给建筑工人搭建的临时住所往往十分的简陋狭小,一间四十平方米的房屋里面住二十个人。同沈阳市民相比,农民工人均住房面积低得多。

城中村基础设施薄弱,卫生状况堪忧。首先是排水设施缺乏,如本次调查的前愈村、三联村就没有建立排水工程,污水直接排入村中池塘。其次是村中照明设施不足, 鲜见路灯。消防设施也几乎为零。另外还存在着生活垃圾处理不及时导致堆积等环境问题。

除了城中村和城乡结合处的农民工的居住环境差外,居住在集体宿舍和工地临时宿舍的农民工,同样面临着“噪声大、卫生、安全指数低”等诸多环境问题,其中噪音问题尤为严重。

2、缺乏住房保障

目前沈阳市的住房保障体系尚未将多数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体系的范围中,沈阳市政府所提供的住房保障范围仅限于户籍人口中的中低收入家庭。例如2008年4月和5月,沈阳市公布了《沈阳市经济适用法预购登记办法》和《沈阳廉租住房租赁补贴实施细则》,这两个文件中分别规定了购买经济房的家庭必须具有沈阳市常住户口且满3年以上(含3年)的城镇非农业户口,享受廉价租房租赁补贴的家庭其家庭成员必须具有沈阳市常住户口并在沈阳市工作和居住。虽然农民工绝大多数属于低收入或者最低收入群体,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原因,农民工被排斥在住房保障体系外。

3、缺乏改善住房的能力

国际上一般凭借计算房价收入比来评估公民对房价的承受力。按照国际管理,房价收入比在3-6倍之间为合理区间,如考虑住房贷款因素,住房消费占居民收入的比重应低于30%。据2008年《沈阳市房地产形势分析报告》 数据,假设农民工家庭人数为3人,购买60平方米的商品住房,沈阳农民工房价收入比为3449*60/4741*3=14.55, 远远高于国际房价收入比合理空间。假如农民工购买沈阳60平方米的存量房,房价收入比为10.87,仍然远远高于国际房价收入合理空间。因此,按照农民工现在收入水平来看,来沈农民工无力承受高昂的房价,通过自身的努力无法改变自己的住房状况。

4、住房需求得不到满足

在商品房供给方面,农民工如凭农村户口和本人身份证购买,通常购买价格较高。如果配搭可以获得城市户口的条件,实行高价买城市户口、高价获得城市居民待遇这种方式购房,则超过了大多数农民工的能力,所以城中村因为房屋租金便宜,而成为农民工选择住房的首选地。随着沈阳市农民工的大量涌入,适合农民工居住的城中村房源越来越紧张,更糟糕的是随着沈阳市城市建设的不断加快,大量城中村处于被拆迁的境况。沈阳有些大型企业虽然为农民工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单位宿舍,但多数只能满足单性职工的需求,以集体宿舍为主。调查走访中发现在沈阳务工的农民工中有很大部分需要夫妻共同居住的住房, 但绝大多数单位无法满足农民工这方面的要求。

三、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对策

1、将农民工家庭纳入到城市住房保障范围

首先,将农民工家庭纳入到廉租房范围。目前,沈阳市的廉租房的适用对象是城市的双困难家庭,覆盖面较小。 只要将农民工纳入到廉租房保障体系中去,农民工就会享受到政府的财政补贴,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在沈阳市农民工廉价租房保障政策时可以参考当前城镇廉价租房的相关规定,根据农民工的特点,进行相关细则的调整与修改,建立起一套符合沈阳市实际情况的审查、进入、轮后及退出机制。

其次,扩大经济适用房范围。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 一个重要途径是准予其购买或租赁经济适用房,但考虑到这部分群体的流动性、低收入性以及现有保障程度的有限性,对其的经济适用房还是以租赁为主。同时建立购买或租赁资格、建设标准、售价、租金等。

最后,实施货币化租金补贴。由于沈阳市政府不能在短时间内提供大量的廉租屋,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部分农民工仍然要靠租房解决住房问题。为农民工提供租房补贴在一定时期内是可取之举。为了防止住房补贴被挪用它处,目前货币化补贴应以租金券的形式发放到农民工手中。

现阶段沈阳农民工住房问题中最严重的问题是低廉的房源严重短缺,导致农民工只好聚居在城乡结合部和 “城中村”的出租屋内。政府应该通过集中建设一批有一定规模的农民工公寓,为农民工提供较好的住房条件。

2、提高农民工的住房消费能力

沈阳市农民工住房问题的产生,最根本的在于农民工住房消费能力难以适应目前的城市房地产市场价格,而解决沈阳市农民工住房问题,最根本的途径在于提高农民工的消费能力,提高其收入水平来推动他们的购房置业,让其享有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为此,必须加强农民工工资管理,实施并改善住房公积金制度,为农民工提供信贷支持,实行税费的减免来提高农民工买房的能力。

3、建立健全农民工居住标准

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劳动监察部门和卫生部门应该加强建筑行业对该规定的执行情况的检查力度,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改善农民工的劳动条件和居住条件,保证农民工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另外,对于用工量比较大、以进城农民工为主要用工对象的其他劳动密集型企业,也应该制定和实施本行业农民工宿舍和工棚的标准,并督促企业严格执行。

四、结语

农民工住房存在着严重短缺,缺乏住房保障,有失社会公平。尽快建立农民工住房保障制度,保证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城乡协调发展。由于农民工规模庞大,群体构成比较复杂,相应的住房情况各不相同,消费需求也差别很大。解决城市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必须坚持分步实施、循序渐进、持续推进的原则,以政府为主导采取多种途径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实现居者有其屋。

摘要：作为流动人口主体的进城农民工群体,他们为城市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自身的基本生存条件——住房却成为问题。如何为农民工提供住房保障应当成为流动人口研究的一个焦点。本文从完善进城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出发,以农民工住房保障为主题,利用对来沈农民工及其家属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的资料,讨论农民工住房及住房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探寻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的可行思路与策略。其要点是以农民工家庭为单位纳入到城市住房保障范围,建立农民工住房保障标准,允许农民工加入住房公积金和住房贷款,多渠道建设农民工公寓。

关键词：进城农民工,住房保障,流动人口

参考文献

[1]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2]吴维平、王汉生:寄居大都市:京沪两地流动人口住房现状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2(3).

[3]许庆明:城乡统筹发展条件下的城市农民工居住问题[J].城市,2007(6).

[4]刘纯彬:农民工需要解决的10个突出问题[J].人口研究,2005(29).

[5]党国英:鼓励农民进城购房需要配套政策[J].中国经贸导刊,2008(6).

[6]冯维波:快速城市化地区的“城中村”现象探析[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6(1).

城市农民工住房现状及其解决路径 篇9

一、城市农民工的住房现状

农民工来自于农村, 他们干的工作多是城市中最脏最累和城市人不愿干的, 但是其收入却低于城市职工。所以, 这部分人群既是城市中的低收入人群, 也是城市中最困难的住房困难人群。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为代表的消费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理论认为, 应当按照消费嗜好划分阶级, 即一个人属于哪个阶级不在于这个人拥有多少财富, 而在于他消费了什么, 消费了属于哪个阶级喜欢消费的东西。这一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解释农民工处于社会底层的新视角。我国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目的是赚钱养家而非享受, 他们大多勤俭节约, 生活中吃穿住行用的各项消费都是低水平的, 尤其是住房消费更能反

映出他们处于社会底层的身份特征。据对北京、上海以及国内部分房地产二线城市的调查, 农民工的住房基本分为三类:合租房、单身宿舍和工棚。

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城市市民人均住房面积已由1978年的6.7平方米上升到目前的28平方米, 是1978年的4倍多。但这期间, 城市农民工的住房条件却几乎没有什么改善, 其人均住房面积在个别时期甚至出现下滑。据中南大学社会学系李斌教授等对宁波市农民工住房状况的调查, 农民工的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从2000年的3.80平方米下降为2004年的3.72平方米。相比之下, 宁波城镇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却从2000年的15.26平方米增加到2004年的17.63平方米, 是农民工人均住房使用面积的近5倍。

从全国其他城市的情况看, 与宁波非常接近, 农民工人均住房面积与城市市民之间的差距普遍在4-5倍之间。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 农民工的人均居住面积与宏观经济形势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逆向关系。当经济形势向好或是处于快速上升期, 城市用工数量增加, 这时每间单身宿舍或是工棚、合租房所容纳的农民工人数也会随之增加, 人均居住面积势必减少;而当经济发展处于调整或相对萧条时期, 每间单身宿舍或是工棚、合租房所容纳的人数就相对减少, 农民工的人均住房面积反而增加。这与城市市民人均住房面积相对稳定, 并呈逐年增加的状况明显不同。从李斌等人的调查来看, 自2003年宁波市农民工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开始呈下降态势, 此前基本上是上升的, 这与2003年后我国已摆脱东亚金融危机影响, 出现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用工数量增加的情况是相吻合的。而当2008年遭遇国际金融危机时, 企业用工减少, 一些城市的农民工单身宿舍和工棚所容纳的人数也随之相对减少, 原来8-10人的单身宿舍这时只有4-6个人, 农民工的人均住房面积反而比过去增加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08年的社会状况综合调查表明, 至少63.8%的农村家庭中有成员曾有非农业就业经历, 在经历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后仍有成员从事非农职业的家庭至少占55.7%。就个人而言, 43.2%的人有过非农就业的经历, 目前仍有26.41%的农村户籍人口从事非农职业。所以, 无论是在什么时期, 都会有相当数量的农民从事非农产业, 也总是会有相当部分的农民工坚守在城市, 他们是不会因为在城市的住房条件而做出离开还是留下来的决定的。那些在城市打工和生活的农民工, 不但住房面积狭小, 与城市市民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在住房质量上同样存在着明显差距。

(一) 房屋设施不完备

农民工的住房通常没有淋浴设施, 有的甚至连厕所也没有, 要走很长一段路才有公共厕所。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的住处没有厨房, 有的单位甚至不准农民工自己开伙做饭, 只准吃食堂, 从而加大了农民工的生活支出。个别农民工的住房内, 设施简陋到连床也没有, 只好打地铺。

(二) 居住环境差

农民工居住的合租房、单身宿舍和工棚大部分没有专职保洁人员, 室内的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和各种杂物随意摆放, 垃圾无人清扫, 有时连起码的生活卫生标准都难以达到。室外环境同样糟糕, 脏乱、噪音令人难以忍受, 缺少绿化, 更没有物业管理。相当一部分农民工为了节省住房支出, 租住在距工作地较远的城市郊区或城乡接合部, 每天的往返不仅增加了他们的交通费用也增加了时间成本。

(三) 缺少安全保障

尤其是城市郊区或城乡接合部的农民工住地, 治安管理普遍薄弱, 生活在这里的农民工缺少安全保障。2009年8月, 北京崇文公安分局查封了新景家园小区内5处向外出租的地下室, 这5处地下室内共有320个房间, 最多时可容纳约700人居住。这些地下室均属于居民楼的设备层, 存在着疏散通道狭窄、防火门被拆除、防火分区被破坏、未按要求设置防排烟设施等问题。那些农民工置生命安全于不顾租住在这里, 理由很简单:“虽然这里可能不安全, 但每个月只有350块钱, 价格便宜。”

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 农民工进城务工大多是独身一人, 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 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是夫妻同行, 有的甚至还带着儿女举家进城。尤其是在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 那些能够继续留在城市的更多的是选择家庭型居住的农民工。以家庭为单位居住的农民工在住房选择上, 首先考虑的是子女的入学问题, 其他方面都在其次。由于目前国内许多城市都对农民工子女入学收取相应的借读费, 这些费用的收取有时高得农民工家庭根本无法承受。所以, 许多农民工会选择以家庭为单位的群体聚居的方式, 因为在这些农民工的聚居区, 近年来出现了许多专门面向农民工子女就读的学费相对低廉的学校。目前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城乡接合部, 都出现了许多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聚居区, 而这些流动人口聚居区的住房条件往往更加恶劣。

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城市住房改革, 先后推出了提租发补贴、买房给优惠、建设经济适用房和安居工程、实施住房货币化补贴以及廉租住房等举措。但是, 所有这些改革在制度设计上都是只针对城市市民的, 并通过户籍壁垒制度严格地将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农村人口排除在外。城市市民可以购买商品房、房改房, 困难市民还可以通过住房保障获得住房, 然而所有的政策优惠农民工都未曾得到过。这种政策的偏失, 不仅进一步拉大了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之间的住房差距, 也使得农民工的住房状况在经历了30年的改革和发展后, 基本上没有多少改观。

二、解决城市农民工住房问题不容忽视

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之间无论在住房面积还是居住质量上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但是调查发现, 农民工总体的住房满意度却并不算低。原因在于, 他们大多不是将城市市民作为住房攀比的参照。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后, 最初是与在农村时的境况相比, 尽管城市居住条件差, 但收入却比在农村多不少, 况且有些农民工在农村时的居住状况也并不比他们在城市的合租房或是单身宿舍好到哪里去。即使那些在城市呆上了一阵子的农民工, 其攀比对象也多是他们的同类人群。在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人群中, 收入或其他方面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个别人当中甚至还存在较大的差异。然而就住房而言, 农民工人群仍然是一个“去差异化”的群体, 无论是在工棚、单身宿舍还是在合租的住房中, 都会看到个人条件不同的农民工消费着同样的住房。已有的研究表明, 城市住房质量的提高对于农民工等外来流动人口的影响很小, 这不仅因为农民工被排斥于现行城市住房体制之外, 也与他们自认为是城市过客而表现出来的住房决策和行为有关。所有这一切, 都决定了农民工人群很少有人提出有关住房方面的诉求, 也导致了在我们的住房政策中这部分人群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与西方国家公民普遍具有民主权利意识不同, 中国是一个身份社会, 民主权利也是因人的身份而异的。中国的上层人群对于侵犯权利的意识很强, 不要说剥夺, 就连损害名誉权也要对簿公堂。反之, 社会下层人群, 比如农民工遭到侵权时, 大都采取忍耐的态度。当然, 这种忍耐也是有底线的, 如果当他们连维持生计的那份应得劳动报酬也不能如期得到的话, 则会从求生的本能出发, 来为他们的基本权利做出抗争。近年来, 许多地方出现的农民工集体讨薪的各种举动, 都说明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 农民工的欠薪问题不仅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也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2003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视察三峡工程途中, 曾亲自替农民工讨债。消息传出后, 全国掀起了一场清欠农民工工资的风潮,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财政部还下发了文件要求各级政府部门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工的不合理收费。但是, 与讨薪相比, 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权却远未得到社会的重视。

任何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都不能容忍社会资源在各成员之间的分配差距无限扩大, 尤其是与民生相关的基本生存条件的差距的无限扩大。因为这种差距的扩大, 势必带来社会成员之间的裂痕, 造成社会张力的增大, 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 更不要说社会和谐。尽管目前农民工的权利意识还主要集中在他们应该得到的那份劳动报酬上, 但是随着农民工队伍的不断扩大, 特别是农民工由以往单身为主向以家庭为主的居住方式的改变, 他们对于住房的关切度必然与日俱增。因为在国人的观念当中, 家庭与住房是密不可分的。那些怀着“城市梦”举家进城的农民工, 同样也怀有城市的“住房梦”。所以, 社会不仅应当关注, 而且也应当逐步创造条件去满足农民工人群这种与日俱增的追求和梦想

与许多国家在经历了20—30年的发展即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同, 目前的中国在经历了30年的改革和发展后, 仍未完成这两项任务, 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但是, 在今后的20-30年的时间里, 中国必须走完工业化和城镇化这两个过程, 才能在本世纪中叶跻身于现代化国家行列。而工业化是建立在产业工人队伍发展壮大的基础上的, 没有一个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现工业化, 尤其是像我国这样十多亿人口的大国。然而, 改革开放30年留下的遗憾, 不仅仅在于我们尚未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这两项任务, 更有产业工人这一社会阶层的断层。仔细观察可以发现, 现在的城市市民已经很少还有在企业生产一线岗位上从事劳动的, 这些岗位已经基本被农民工替代。正因为如此,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亿万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也应当看到, 这些流动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 无论与传统意义上还是现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相比, 都还有一定的距离。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中农民工返乡现象的出现, 更让我们看到, 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进城问题, 中国的工业化也就难有一支稳定的和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

将农民工打造成一支稳定的产业工人队伍, 不仅是工业化的需要, 也是改变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和推进城镇化的需要。根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 2006年我国农户家庭经营耕地平均只有8.26亩, 比1996年还少了0.5亩多。这种小农经济的农业经营格局难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其增收空间十分有限, 只可解决温饱, 无法实现富裕。只有减少在农村务农的农民才能让留在农村的农民富裕起来, 而减少农民的出路又必须让部分农民进城务工, 进而实现农民工身份的市民化。改革开放30年中, 农民工为中国的工业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由于二元结构体制的束缚却未能同步实现农民工身份的市民化,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正是这一缺陷的存在, 也使得我国经济转型呈现出城镇化与工业化不同步的特点, 与国际上结构转换的“标准模式”明显不同, 并形成了影响中国社会公平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深层障碍。现在加快城镇化和农民工身份市民化的步伐, 实际上带有“补课”性质, 但也只有尽快补上这一“课”, 解决好农民工市民化的住房、教育、医疗、社保等问题, 才能为中国今后的发展铺平道路。

三、解决城市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路径

农民工在城市遇到的住房困难及其居住状况的窘迫, 毋庸置疑, 是因为受到其住房可支付能力的制约。2007年, 我国城市市民的房价收入比达到了7.44倍的历史最高水平, 让许多城市家庭已经无力自行解决住房问题;这一年, 农民工的房价收入比竟高达16倍以上, 这样高的房价收入比, 使农民工永远也无法进入城市成为新市民, 只能像目前这样住在工棚、单身宿舍和合租房。而现行的某些制度因素, 不仅削弱了农民工的住房可支付能力, 也使得他们无法像城市市民那样获得政府的住房救济或救助。所以, 要改变不具有住房可支付能力的农民工的住房状况, 必须从制度的改革和建设入手, 并辅之以必要的具体措施。

(一)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我国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一直执行着严格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 这一制度的存在对城乡人口的迁居做出了严格控制。一段时期, 就连农民进城务工和经商都要被严格地加以限制和禁止。改革开放以来, 城乡之间的人员往来, 包括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已经不再被限制和禁止了。但是, 目前这种工作地与户籍登记地之间的分割, 不仅扭曲了劳动力市场信息, 阻碍了农民工获得合理的劳动报酬, 更让农民工无法以合理的价格获得与户籍制度相联系的住房、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因此, 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必须从解决农民工的身份入手,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废除与户籍制度相联系的各种社会福利内容。这不仅可以使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解决与普通市民一样被纳入政府的公共服务, 同时也为农民工在城市长久定居下来, 为农民工的市民化建立起制度基础。废除户籍制度的福利内容, 是对中国传统身份社会的挑战, 势必会遭遇到来自传统观念和各种利益关系的诸多障碍, 是一项十分艰巨的改革任务, 应当采取逐步推进的改革策略。首先, 可以选择在区位条件较差的地区完全放开小城镇、县城和地级市的户籍, 将那些长期 (比如5年以上) 在这些城镇或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子女, 登记为城市户口, 并将其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之中, 解决其住房、医疗、养老以及子女入学等问题。在此基础上, 逐步将这项改革向区位较好的地区推开, 最终在全国范围废除户籍制度的福利内容。

(二) 变革现行土地制度

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同样伴有大批农民进城的情况, 这些农民用卖掉土地后的所得, 不仅可以解决在城市的住房问题, 有的甚至还可以此作为在城市谋生的资本。但我国却不同, 在现行土地制度下进城农民工根本不可能得到来自于土地的收益, 即使是政府的征地所得也没有普遍用于农民致富, 甚至还会因为低价征地使许多留在农村的农民变成“三无”农民, 成为致贫的一个因素。据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的推算, 1978年以来, 城镇建设用地和工矿用地增加了9500万亩左右, 这还不包括上世纪90年代初和21世纪初两次大的房地产和开发区热时“征用”而后来被整改“退还”的农村集体土地。按照2007年土地出让平均价格41.82万元计算, 仅土地价值高达39.7万亿元。就是保守计算只有70%是从农村集体土地征用来的, 其他30%是通过另外的途径获得的建设用地, 则1978年以来, 农民给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积累的资金也高达28万亿元左右。这么多的一笔钱, 即使拿出一少部分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问题了。因此, 可以考虑实施一项土地变革, 由政府部门回购进城农民工的土地, 使进城农民工得到一部分进城购房置业的资本;然后, 再把政府回购的土地交由农村社区分配给留在农村的原居民。这样, 既不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基本制度, 又可以让农民工有了解决住房问题的资金来源, 还可以提高农村土地的规模经营程度。从全局和长远看, 这既兼顾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也有助于促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 可以说是一项一举多得的战略之举。

(三) 建设城市流动人口公共住宅

近年来, 全国各地城市为接纳临时过往客人的宾馆酒店增添了不少, 但是为居住时间相对较长的流动人口, 特别是为接纳包括农民工在内的社会中下层流动人口、价格相对低廉的公共住宅却十分少见。在城镇化进程中, 从每个农民工个体看, 他们最终成为城市市民总要有一个过程, 要改变农民工的住房状况, 尤其是初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的住房状况, 城市必须建设一定数量的公共住宅。上世纪80年代开始, 随着外资的涌入, 部分“三资企业”为了稳定员工队伍, 保证员工能够按时上下班, 在企业周边建设了专供来企业打工人员居住的企业公寓。但是由政府规划和运作的流动人口公共住宅却不曾有过。2007年, 重庆建桥工业园区管委会就开创了为流动人口提供公共住宅的先河, 投资修建了可容纳2万多人居住的“蓝领公寓”, 并以每月每平方米5元的价格出租给企业, 企业再以同样价位出租或免费提供给员工。而且在“蓝领公寓”住宅区, 提供与市民一样平等的城市社区、教育和医疗服务, 让农民工也融入了城市生活。与那些“三资企业”投资建设的企业公寓主要是供本企业员工居住不同, 这种由政府规划和投资兴建的流动人口公共住宅是面向全社会的, 它不仅可以为那些在企业打工的流动人口提供食宿, 也可以为那些进城从事个体劳动的农民工提供住处。这种城市流动人口公共住宅可以由政府直接投资兴建, 也可以由政府做出规划纳入市场运作。无论是由政府还是其他社会组织投资兴建的流动人口公共住宅, 都不应当将其视为一种慈善或施舍性的投资, 都要进入市场运营并借以提高效率。而且可以预见, 有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庞大稳定的市场需求和可持续的支付能力的支持, 这样的投资同样可以获得相应回报。

(四) 将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

住房保障既然是一项保障性措施, 那就应当充分体现社会公平公正, 应当覆盖全社会, 即所有居住在这个城市里的低收入、居住条件差又买不起也租不起房子的困难人群, 包括农民工, 都能够在同等条件下得到这个制度的荫护, 那才是保障性的。况且农民工在我国已经不是个别现象, 目前我国所有城市都有一部分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工, 城市不仅为农民工提供了生计, 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基, 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已经离不开城市。而城市里那些又脏又累的工作又总是离不开农民工, 就是技术性工作也有许多是由农民工从事的, 作为今天的城市也已经离不开农民工了。所以, 城市没有道理将农民工排斥在住房保障之外, 即使是按照国外有些国家通行的“选择性”原则来确定住房保障对象, 那也得以住房困难程度作为“选择”标准, 而不应当以户籍身份作为“选择”的凭据, 目前这种将户籍身份与社会福利挂钩的制度原本就有悖于社会公平公正。因此, 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 应当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到城市住房保障体系之中, 这不仅是关系社会和谐、也是关系城市劳动力供给和城市发展的长远大计。或许有人会说, 农民工在农村有土地、有住房, 这些都是他们已经拥有的社会保障, 所以也就不该再享受城市的住房保障了。如果是在改革开放初期, 这种说法或许还能站得住脚, 可是在今天, 全国失地农民有4000万人, 那些失去了土地, 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本保障的农民大多流落在城市, 以打工维持生计, 难道城市不应当给他们一份与其他市民同等待遇的保障吗?令人感到欣慰的是, 目前有些城市政府已经开始尝试向农民工提供住房保障。在重庆, 除了“蓝领公寓”还有专门面向农民工的廉租住房, 与“蓝领公寓”全部是筒子楼不同, 面向农民工的廉租住房不仅面积比“蓝领公寓”大, 而且全部是套房, 可以基本满足农民工一家三口居住。在大连, 2008年有198名在环卫一线岗位工作5年以上的住房困难农民工, 每月可以得到政府发放的233.4元住房补贴。当然, 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 但也应当看到, 农民工也为政府提供了财政收入, 所以各个城市的政府理应像重庆和大连那样, 量力而行、尽力而为, 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到城市住房保障体系之中。

农民工城市住房分析及对策探讨 篇10

一、农民工住房问题概况

据国家统计局、农业部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 目前中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左右, 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 总数约为2亿人。近些年与农民工相关的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 政府部门提出“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方针, 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其就业环境的政策措施。横亘在广大农民工面前, 阻碍中国城市化进程, 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积重难返的一座大山是住房问题。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不足4平方米, 以家庭形式居住的只占23.3%, 且环境差, 设施简陋。农民工收入低是其劳动所创造价值的体现, 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使大多数人无力靠自身力量改变在城市无房的状况。政府现有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政策存在诸多问题, 表现在: (1) 对农民工住房问题总体重视不够, 相关政策不完善且作用有限。一些政府出台政策试图解决本地较为严重的状况, 但迄今为止中央政府只是在经济政策中强调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 尚未将其列入城市整体发展的高度考虑。 (2) 户籍与宅基地制度成为束缚农民工的重要因素。基于现有利益格局的城乡分割户籍制度是最为直接的约束, 户籍制度背后则是城市政府、居民的利益格局。同时宅基地的不可流动性, 抑制了市场机制对要素流动和空间优化配置的作用, 削弱了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推动力。 (3) 农民工与城市低收入居民住房保障利益冲突。农民工进入城市, 不论政府主观上是否将其纳入城市住房保障, 都直接或间接扩大住房需求, 增加了负担, 处理不好会降低城市居民的福利。

二、农民工住房供给需求分析

农民工为城市建设作出贡献的同时, 也令城市发展增加了负担和压力。然而每个人都有享受社会进步成果的权利, 社会不能一味以市场经济发展导致不公平推卸责任。以下从住房供给与需求的成本效益角度阐述是否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

(一) 供给需求的成本—效益分析

成本—效益分析是对经济社会的投入 (成本) 与产出 (收益) 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评价的一种基本分析方法。使用这种方法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评价, 可以直观科学地反映某种社会经济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 从而提供是否实施该经济活动的依据。

对解决农民工住房不同方案成本效益进行比较分析:方案一是纳入住房保障, 方案二是不纳入住房保障。选择方案一, 从供给方角度, 成本是费用支出增加、居民利益被分享 (C1) , 效益是社会和谐、城市发展 (B1) ;从需求方的角度, 成本是购房支出增加 (C2) , 效益是生活质量提高 (B2) 。选择方案二, 从供给方角度, 成本是社会不和谐、城市发展问题 (C3) , 效益是成本节省、居民利益独享 (B3) ;从需求方的角度, 成本是生活条件差 (C4) , 效益则是被多元剥削、产生负效益 (B4) 。

从供给方角度, 纳入住房保障的收益 (B1) 和不纳入住房保障的成本 (C3) 难以货币化和衡量, 而纳入住房保障的成本 (C1) 和不纳入住房保障的收入 (B3) 大部分是可以货币化和衡量的;从需求方角度, 纳入住房保障带来潜在的购房支出成本 (C2) , 但能够实现生活质量提高的效益 (B2) , 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所在。不纳入住房保障则是以生活条件 (C4) 为代价, 农民工被多元剥削、产生负效益 (B4) 。理论上, 对供给方来说, 当B1-C1≥0和B3-C3≥0, 两个选择均可接受, 即只要各个方案的效益大于等于成本, 都是能实施的。而对于需求方, 则要B2-C2≥0和B4-C4≥0, 但我们可清楚地看到B4本身为负数, 则B4-C4<0, 因此需求方可能实现正效益的情况只能是纳入住房保障, 且只有当所提供住房的价格较低时才能被接受。

对于供给方, 如果两个方案都是效益大于等于成本, 且 (B1-C1) / (B2-C2) >1时, 方案一更为理想;或者相反, 则要考虑效益更好的方案二。但在实际中, 由于B1和B2均难以用货币衡量, 且该效益或成本具有外部性, 容易被忽视, 从而影响判断的标准, 对结果产生误导。对于方案一, 被认识到的主要是成本C1, 忽视或不注重其效益;对于方案二, 被认识到的主要是效益B3, 忽视其产生的巨大的潜在成本。由此得出: (B1-C1) / (B2-C2) <1的结论, 即选择不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的方案。这种结果是政府部门只看到事物的一面, 不重视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根源。

从以上分析可知, 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体系, 不论对需求方或供给方, 都是效益大于成本的;而忽视问题, 不统一考虑农民工住房保障, 是对农民工的无形剥夺, 长远将影响城市居民的利益, 产生的代价不可小觑。

(二) 供给—需求的进一步分析

农民工住房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 用于解决市场条件下不能解决的问题。目前农民工住房的供给和需求处于失衡状态, 政府“看得见的手”远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社会总体福利状况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

1. 从供给角度, 农民工住房一般由政府供给, 受政府政策和财力的影响。

政府财政实力越强, 对农民工住房建设的政策越倾斜, 则有越多的资金和动力促进农民工住房供给的增加和覆盖率的提高。政府除了直接补贴资金给农民工改善其住房条件外, 现阶段可考虑廉租房政策, 具体地可以是政府修建廉租房公寓, 再以低租金出租给那些符合条件的在当地就业的农民工, 或者国家提供土地、贷款、税收优惠来资助企业与住房合作社建房。

2. 从需求角度, 农民工的大量存在产生了对城市中住房

的实际需要, 这一群体的实际需要理论上决定着农民工住房产生的实际数量。维持一定的外来人口流入数量, 对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不可避免是一种冲击, 但作为城市社会经济中重要的贡献者, 农民工与整个城市的正常运转密不可分。相对于不管和放任, 以及无序和被动的占有, 有序和主动地进行利益重新分配, 将能够最大程度缓解居民和农民之间的矛盾。

三、农民工城市住房对策探讨

农民工现象并非中国所特有, 克里斯·汉恩在《三个世界的农民工》一文中, 曾对该现象进行专门的研究, 认为在西方国家工业化初期就曾出现过农民工现象。西方的工业化是与大城市化同步发展的, 大多是农民脱离土地流入城市务工, 最后都工人化了, 农民阶层人数也骤减。特殊国情造就了中国农民工的特殊性, 中国住房改革从借鉴国际经验做起, 关键则是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解决办法, 通过不断调适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

(一) 分阶段将农民工住房纳入保障范围

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规划, 宏观政策上的表态通过微观上的改革转化为实质的政策实践有一个过程。住房保障惠及广大农民工, 不仅要作为口号喊出来或是写进规划固定下来, 而且应把政策目标通过具体措施实践到位。基于中国国情和城市发展水平, 只能逐步吸纳更多的农民工在城市居住, 分阶段解决进城农民工住房问题。近期目标是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具备基本人居条件的住所, 改善农民工居住环境。远期目标则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将农民工的住房纳入城市住房体系, 使其彻底完成由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

(二) 明确责任主体, 缓和各方矛盾

触及社会层面的问题, 发挥政府的作用是保证政策得以落实的基本前提。对于单个企事业而言, 即使某些单位有心改变农民工住房条件, 基于财力物力所限, 很难采取有效行动。强调政府发挥主导作用, 并非忽视开发商、企事业单位等住房供给主体应发挥的作用, 他们同样应在一定框架范围内尽到社会责任。农民工缺乏安全感的住房消费理论, 让众多农民工远离城市经济交往, 也使他们与城市的主流生活永远存在着微妙的隔阂。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 降低农民工城市生活成本, 是农民工逐步融入城市生活的关键, 也是缓和多方利益矛盾, 引导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关键。

(三) 落实到行动以解决问题

1. 政府出资建设廉租房或低价公寓。

一是在城市新区中规划和投资建设适合农民工短期居住的集体宿舍或单身公寓, 在开发商进驻时根据不同情况直接租给公司或低价提供给农民工个人。二是在旧城区改造过程中按照规划由政府出资建设的廉租房中划出一部分, 租给那些长期在该区域范围从事服务业的农民工。

2. 鼓励用工单位投资建设或租用农民工公寓。

农民工在成为熟练工并得到稳定的经济收入之后, 就会期望有稳定的住所从而成为城市中的一员, 投资建设农民工公寓 (不仅仅是集体宿舍) 不仅有利于改善农民工的居住条件, 为城市发展尽到企业的社会责任, 而且可为企业本身赢得利润和荣誉。

3. 给农民工租金补助。

一些城市明确提出将农民工纳入住房公积金体系中, 应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目前只能是一个战略性构想, 大部分农民工的收入还不可能达到在城市购房的水平, 况且住房公积金体系本身发展并不成熟。对农民工而言, 按时足额拿到工资才是最实惠的。如果将这部分资金以租金补助的形式发放给农民工, 更能解决他们的现实困难。

参考文献

[1]李斌, 王晓京.城市农民工的住房[J].石家庄学院学报, 2006, (9) .

[2]马万里, 陈玮.建立健全面向农民工的城市住房保障体系研究[J].城市规划, 2008, (5) .

[3]崔鹃.论政府在公共住房保障制度中的三大政策缺陷[J].法制与社会, 2008, (6) .

[4]蒋旻.解决农民工城市居住问题的思路与对策[J].建筑经济:房地经济, 2009,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