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精神线索（精选五篇）
《诗经》的精神线索 篇1
关键词：儒家思想,奥林匹克精神,融合,诠释
2008年至2014年,我国举办了4次国际的大型运动会,2008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One World One Dream)”的北京奥运会(第29届夏季奥 林匹克运 动会 )、2 0 1 0年“激情盛 会,和谐亚洲(Thrilling Games, Harmonious Asia)”的广州亚运会(亚洲第16届亚洲运动会)、2011年“从这里开始(Start Here)”的深圳大运会(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2014年“分享青春、共筑未来(ShareGames,Share Dreams)”的南京青奥会(第2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每次国际大型运动会的主题鲜明,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体育比赛及其体育比赛的精神,一直贯穿始终。获取金牌的数量是竞技体育的最终结局,这种现象也是每个国家、地区体育比赛精神的主导的结果。无论是地区,还是国家之间的体育比赛精神,究其根源是国家本土文化主导的体育比赛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在不同层次上发展的过程,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独特的结果,国家体育比赛精神中起到决定因素的是国家本土文化。表面现象是国家本土文化主导的体育比赛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出现联合性的碰撞,其现象的深层蕴含着国家本土文化主导的体育比赛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如何融合性的问题。其中国家本土文化主导的体育比赛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如何获得共赢?并且在此基础上期望国家本土文化主导的体育比赛精神与的长远发展,成为现代和未来的重中之重。儒家思想是我国本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之一,探讨儒家思想与奥林匹克精神 融合性的 诠释是从《 论语》的“君 子无所争 , 必也射乎……”[1]的视觉,尝试从儒家思想的相关理念消融奥林匹克精神,为本土文化主导的体育比赛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的融合进行诠释。
1 奥林匹克精神
奥林匹克运动是通过具有奥林匹克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以达到它的崇高目的。体育具有教育、健身和娱乐等多种功能。奥林匹克精神有2个观点,更高、更快、更强(Citius,Altius,Fortius)和重在参与。前者是借助于清晰明了的概念与层次严密的逻辑思考,实现体育运动本身的目的,后者依赖于经验事实得到验证。
1 . 1 奥林匹克精神目的指向的层次性
如果说更高、更快、更强能造就更健壮的人类,取得成功的关键是体力与精神融为一体。那么达成更高、更快、更强的系列活动,服从于体育训练的方法与体育运动习惯的培养。
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体育训练方法,在西方哲学的统筹下,表现出层次分明的训练安排。每一层次的训练,能用相关的科学数据佐证,形成了现代科学指导下的体育训练研究成果。这些系列成果进一步完善了有关体育训练方面的逻辑,为以后的运动员选材及其训练提供了依据。
体育运动习惯的培养,是在上述基础的奠基下进行,属于经验事实具体验证的过程。从有利于人体的、适宜人体的健身方式展开,塑造真善美的体育形象。其间是以验证成果的方式,扩大、辐射体育研究成果的形式展开。中止不适合民众使用的个别成果,也是在修正,某些谬误,其具体成果只能针对特殊的个体或人群。
如上所述,西方体育精神的落实,呈现了6个层次:一是追求极致的、能造就更健壮的人类,针对于社会来说,只是少部分人或人群。二是在这个高端发展下的、支持它的基础体育人群,具有较强的体能与技能。三是奠基这个基础的社会民众的体育运动习惯,在这里指的是奥林匹克精神所言的重在参与。四是引导社会民众形成体育运动习惯的宣传与体育运动设施。五是具备培养每一项运动基础技能与体能的指导人员。六是不断完善的体育竞赛机制,之所以说完善,是它背后隐含着体育竞赛机制的改进或改变,体育竞赛机制越来越适应西方社会的发展。比如中国的武术进不了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原因也在这里。西方文化不能理解中华武术的内涵,中华武术是在道与理的基础上展开,西方的认知是在追求真理的方向下进行。两者间缺乏共同的,可以交流、沟通的共性和渠道。李金龙等学者提出,由技进道:我国学校武术教育转型发展的出路,[2]也可视为道理与真理之间交流的一种探索。
1 . 2 奥林匹克精神对于取胜、参与的态度
顾拜旦在1908年7月24日伦敦第4届奥运会期间由英国政府举办的招待会上发表了讲话。他提到:“……上星期天,在美国圣保罗组织的一次运动员授奖大会上,宾夕法尼亚州大主教用中肯的话语提醒大家注意:‘对奥运会来说,取胜没有参加更为重要。’先生们,请牢记这铿锵有力的名言。这个论点可以扩展到诸多领域,直至形成客观而正确的哲学基础。对于人生而言,重要的绝非凯旋,而是战斗。这意味着主要不是已经获胜,而是进行战斗。传播这些格言,是为了造就更健壮的人类——从而使人类更加严谨审慎而又勇敢高贵。”
取胜是作为奥运会比赛的最高目标,是必须设立的。战斗是实现目标过程中的表现方式。战斗的对象是什么?它有3层涵义:一是造就更健壮的人类的方式以及途径,对事物真像探究的过程,是一个持久的历程。二是对于人生,战斗意味着一种不断充实自己,保持创新的精神。三是奥运会比赛中的同一个项目竞赛的结果,或者说这届奥运会举办时间里的最新研究成果展现,而不是最终的结果。这3层涵义,随着对象的变化表现出不同的结果。最关键的是战斗的涵义,体现出充实自己、保持创新的精神。与儒家君子的心态达成共鸣。
2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八佾》。君子没有什么可以争的事情,如果有所争,必定是射箭吧!相互作揖然后上场,射完后,再相互揖让而后下场,一起饮酒。这样的争,也是君子之争啊。这里可以分为3个阶段:赛前、赛中、赛后。赛前揖是己身自信心的表露,是一种心态的存在。赛中射箭的过程,即使不及对方,也能做到“见贤思齐”,坦荡荡的心态。赛后饮酒不及乱。
2.1 君子心态意指
首先在这个过程中,君子自身表现出的持续、沉浸、稳定、无倦心态,在赛事上以身作则、吃苦耐劳。君子的心态,需要自身根据外界的情况做出应对,这种应对所形成的系列表达方式就是创新精神。
其次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是醒悟“习”对个体影响的限制,也是破除这种限制的机会,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必须把自己积极主动地“外化”出去,让自己与非我相连接,通过先把自己“外化”为非我,然后再从非我那里来反观自身,认识自我。[3]这与奥林匹克精神中培养社会民众的体育运动习惯,从而使人类更加严谨审慎而又勇敢高贵的宗旨不谋而合。但是,儒家思想与奥林匹克精神两者之间的价值观的差异,导致了各自发展的重点不同。奥林匹克精神是从已知的结果中进行培养,而儒家认为体育活动是体悟本心实存的契机。
2 . 2 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
赛中射箭的过程,即使不及对方,也能做到“见贤思齐”。表明儒家尊重事实,在闻见之知上,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儒家重视君子自身表现出的持续、沉浸、稳定、无倦心态,重视德性之知。闻见之知等同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体育训练方法,表现出层次分明的训练安排。每一层次的训练,都用相关的科学数据佐证。忽视闻见之知的独立性与重要性,导致缺乏严密的科学研究态度,影响自身逻辑思考的正常发挥。在体育科学研究中,出现论点、论据等理论性上的过或不及。
目前1,我们拥有众多的有关体育方面的科研成果,也具备了可行性较强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但是,指导科学研究的哲学思想的根基在哪里?短期内消化西方的科研方法、科研手段,是可以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西方的哲学及其人文对于我们的现实来说,显示出巨大的差异。参照西方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长此以往将会泯灭自己的本土文化。这点可以从我国范围内的体育特色项目在不断减少,体育活动项目逐步同化于奥林匹克运动项目得到佐证。
3 融合性的线索
诗经中风雅的精神 篇2
今天我要讲的是春秋时代的文化精神，这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是可以用风雅精神来概括的。春秋时代是因为鲁国的编年体史书——《春秋》而得名的，以一部书命名一个时代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唯一的。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53年，共317年的历史，简称春秋三百年，就是我们要讲的春秋时代。
春秋三百年是中国历史上激荡人心的三百年。有一个时代是春秋时代，有一种精神是春秋精神，有一种风度是春秋风度，有一种气象是春秋气象。这并不是政治上最美好的时代，但却是历史上少有的思想自由的时代。伴随着王纲解纽，诸侯争霸，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充满生机。春秋士人或效命于战场，或奔走于列国，他们可以敲击着古老的编钟而赋诗断章文采斐然，也可以驾驶着战车而披坚执锐豪气凛然，由此开启了一个时代特有的文化精神。
雅斯贝尔斯在其《智慧之路》一书中说：“发生于前800年至200年的这种精神的历程似乎构成了这样一个轴心，正是在那个时代才形成了我们与之共同生活的这个‘人’。我们就把这个时期称作‘轴心时代’吧。非凡的事情都集中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孔夫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全部流派都产生于此，接着是墨子、庄子和诸子百家。……希腊产生了荷马，还有巴门尼德、柏拉图等哲学家，悲剧诗人。”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53年的春秋时代正处于这样一个轴心时代里，是整个‘轴心时代’文化的`动人心魄的一幕。
对春秋时代的认识我们必须超越两个误区：第一，是在政治上仅仅把春秋当作一个乱世来描绘。孟子已把春秋时代描写成“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孟子?滕文公下》）的混乱局面。汉代的经学家们更认为这是一个“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世界。站在经学的立场上春秋时代是不足取的，因为经学家们普遍怀念一个西周盛世，而这种思想的影响相当深远，连那些近现代史上激烈的经学反对者，在理论上他们可以和经学家们水火不容，但一写到春秋其口吻又是惊人的一致。在他们笔下春秋时代依然是周文疲敝、王纲失坠、礼崩乐坏、政治失序的一幅黑暗图画。其实，假如没有王纲解纽，假如春秋诸国依然小心翼翼地侍奉一个西周王朝，春秋时代怎么能有一个空前的思想解放？更何况春秋诸邦脱离周代王权其实质并不是地方政权脱离中央政权，而是城邑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形成的城邦自立，而恰恰是这种自立促成了思想的自立，也形成了充满丰富性与多元性的城邦文化。如果我们不是以经学的眼光看待春秋文化，这种变革正是新文化新思想展露生机的时代。
人们习惯上把春秋当作一个礼崩乐坏的乱世描绘，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春秋一世固然有许多礼乐制度的僭越和破坏，但同时也是礼乐文明的坚持和创新。《左传》评论记载春秋时期评论得失臧否人物的道德标准就是以“礼”为基本评价准则的。合乎礼乐，便是合乎道德合乎历史发展的规律；违反礼乐，便是背逆道德背逆历史发展的传统，这在春秋士人中是很流行的观念，《左传》“君子曰”的基本评判标准就是如此。而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的文化经典如《诗经》《易传》《春秋》《国语》《论语》《老子》《墨子》等也大都完成于这一历史时期。因此简单地把春秋时代描绘成礼崩乐坏是不对的，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文化时代，一方面是礼乐的被僭越被破坏，另一方面是礼乐文化精神的被坚持被建设。僭越的是制度层面，建设的是精神层面的。随着王官解体，史官散在四方，宫廷雍容持重的西周文明风范也走出宫廷散入民间，经过新的城邦精神的洗礼与滋养，实现了一种文化的飞跃与哲学的转折，而生成出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空灵优雅的新的文化精神。
另一个误区是人们习惯上把春秋战国联在一起表述，一些历史著作常常把春秋战国作为一种形态的文化进行研究。其实春秋自春秋，战国自战国，两者呈现出不同的文化风貌。这一点顾炎武早就意识到了。他在《日知录?周末风俗》里说：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尊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绝不闻矣；春秋时犹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
春秋时代尚有礼乐文明的风流余绪，尊礼重信，重大义重然诺的君子人格屡屡见于史书。春秋虽已城邦自立，但对城邑联邦盟主的周王朝至少还有一丝名义上的礼貌；国际交往间还有大家相互遵守的公约，行人间往来赋诗，言语之美，穆穆皇皇，有士大夫的文雅风采；春秋人对祖先对神灵，还心存几分虔敬。而降至战国，风气骤变，呈现出一片刀光剑影急功近利的面貌，各诸侯国已完成了从城邦到军事帝国的转变，已彻底走出城邦文明的范畴，不再讲尊王，不再讲礼信，列国间不再讲赴告策书，其思想主流不再是老子的智者风范，不再是孔子的圣人气象，而只是法家的冷峻急切和纵横家的博辩辞章。以孔子和孟子论，孔子有一种从容祥和睿智通达的歌者风范，相比之下孟子多少有些急切多少有些面部表情紧张。
论《诗经》中的人文精神 篇3
【中图分类号】I1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128（2011）04-0254-01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从《诗经》的祭祖诗中，我们看到了殷周祖先创业建国的英雄业绩；从农事诗中，看到了在农业生产中辛勤地劳作地农奴；从战争徭役诗中，看到了仆仆风尘的役夫征人；从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诗中，看到那些关心国家时政的优秀人物；从婚姻爱情诗中，看到了周人的婚姻习俗；从其他诗篇中，我们也看到周代社会各种各样的民俗风情，等等。可以这样说，《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对于《诗经》，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这方面讲，它的意义也是无限的，下面，我从几个方面略作概括。
1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士情蕴
《诗经》是具有浓重的乡土之情的艺术。且不说十五《国风》散发着浓郁的各地乡土的芬芳，即便是在《雅》、《颂》的抒情诗中，也莫不沉潜着植根于农业文化的深深情蕴。这不仅仅表现为周人对农事的关心，对农神的崇拜和农事诗的创作，而且表现为体现在《诗经》中大部分作品中的眷恋故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本来，从人类的普遍文化情感上讲，眷恋乡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的希腊英雄俄底修斯，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在外漂流了十年，历尽千辛万苦之后仍然返回了他的故乡，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可是，以农业生产为根基建立起来的周代社会，从一开始就不可能产生古希腊社会的对外扩张冒险精神。他们立足于自己脚步下的这片热土，靠的是勤劳的双手去创造自己的财富与文明。他们从来不愿意离开生其养其的土地，眷恋的是和平安适的田园生活，沉醉于湿馨的乡土之梦。周人歌颂他们祖先后稷，是因为后稷教会了他们如何稼穑；歌颂他们的创业之祖公刘，是因为公刘带领他们躲开了戎狄的侵扰，选择了豳这块适宜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周人歌颂古公亶父、王季、文王，同样是因为他们再次躲开了戎狄的攻侵，定居于土地朊朊肥美、“堇荼如饴”的周原，并且领导他们驱除了外患；周人歌颂武王，是因为武王革除了残暴的君主纣王之命。一句话，周人对他们祖先英雄的歌頌，道德就在于这些祖先英雄们为他们创造了和平安稳的农业生活环境，而决不是这些英雄们在对外扩张中掠夺了多少财富和奴隶。
《诗经》是植根于中国农业文明的艺术，农业社会塑了中国人的农业文化心态。从一定意义上说，《诗经》就是我国一部充分体现了中国农业文化精神的诗集。这不独表现为在思想情感上浓厚的乡土情蕴，还表现在创作态度、表现方式、写作目的、审美观念等各个方面。农业劳动对象在大自然中丰富活泼的生命形态刺激了“触景生情，感物而动”的直觉感发式的创作冲动；农业生产对大自然的依赖关系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文化心态，并决定了情景交融的表现方式；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目的影响了传统诗歌乐志畅神、自适自足、重在表现自身价值的写作目的；农业社会人们效法大自然的和谐的节奏秩序而形成了以“中和”为美的审美观念；农业的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中滋养了尚古意味和静观情趣。所有这些得到农业社会集体文化心理的普遍认同，从而成为创作与鉴赏的审美规范，并构成传统诗歌农业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
2 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诗经》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诗集，表现出鲜明的以人为本的民族文化特色。在《诗经》三百零五篇作品中，除了《大雅生民》和《商颂玄鸟》这两首诗在写到商周祖先降生时略具有神话因素沉积外，其他作品都没有任何神秘的色彩。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众神的足迹，也看不到神对人事的判决和预言。即使在《诗经》中保存下来的商代颂诗里，“天命”所以垂顾商人，如《长发》诗中所云：“何天之休，不竟不絿，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这百样的好运归我承受也仍然是商人自己努力的结果。而商的中兴则由于天子能礼贤下士和伊尹的帮助，“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长发》）。《周颂》、《大雅》中描写周人受命于天的发迹过程，就是自后稷、公刘、古公亶父、王季、文王等圣君不断努力、进德修业的过程。如《皇矣》诗中所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比于文王，其德靡悔”，“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反之，当宗周面临崩溃之时，尽管上天垂下了日食、地震等凶象，诗人仍不上战战兢兢祷告上天，而照样认为：“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小雅十月之交》）对国家的兴亡从人事上寻找最终的原因，并且把它诉诸诗的创作，这是周人以人为本的哲学、政治思想在文学中的最鲜明体现。
《诗经》的精神线索 篇4
周民族与其它民族不同, 是一个专事农业生产的民族, 远古的中国人依靠自然采集和渔猎的谋生生活, 农业的发展改变了这种状况, 促进了文明的进步, 形成了周人定居的农耕文化。作为周文化遗存的《诗经》, 正是这一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这可以从《诗经》所流露出的农业生产的乡土情怀、宗族伦理与宗国感情、以文为本的人文精神, 以及基于现实的创作精神上清晰地见出。《诗经》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我国的农业文化, 它是中国上古文化诗的总结和艺术升华, 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超出了诗的领域[1]。《诗经》全面地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 《诗经》的祭祖诗展现了殷周祖先创业建国的英雄业绩;农事诗展现了在农业生产中农奴们的辛勤劳作;战争徭役诗展现了仆仆风尘的役夫征人;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诗展现了关心国家时政的优秀人物;婚姻爱情诗中, 展现了周人的婚姻习俗;其他诗篇也展现了周代社会各种各样的民俗风情。在《诗经》的305篇作品[2]里,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诗篇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多元化立体画卷, 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的社会历史。《诗经》的每一篇作品, 都饱含着无数的文化内容, 这些文化对于当今社会的影响不可估量, 值得后人的学习和发扬。同时, 它也在非常形象的展现这上古文化到周代社会的历史和的文化积淀。所以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诗经》的伟大, 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蕴藏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用这些上古文化去指导我们的现代文化。
中国是世界公认的文明古国, 文化的积淀之深厚是其他很多国家所不可比拟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已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表现, 对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而《诗经》更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 是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理论中西方的理论占据着我们的主流话语系统。如我国高校的管理类课程中, 尤其是MBA的教学中, 几乎是清一色的“西学中用”, 这种现象的出现导致我们培养的MBA很多“水土不服”。原因就是忽视了对我国的国情研究, 没有把管理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当今时代, 人类正试图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与综合中, 寻觅人类全面协调、持续稳定的发展途径。所以, 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已引起很多学者、企业家的关注, 研讨十分热烈, 但还有待于从内涵、机制、形式等方面开展更深入的研究。构建与完善企业文化已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重大课题, 不断挖掘、提炼和升华传统文化, 实现传统文化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现代转型,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 无疑会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巨大的内在存量, 给企业管理者以充分发挥的广阔空间[3,17]。
综上所述, 《诗经》对企业文化的影响和意义都是无限的, 下面, 我们从几个方面略作概括。
1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4]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 有着古老的农业传统, 据考古发掘, 早在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已经具有农业种植活动的雏形, 而后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 出现了仰韶文化就是一种较发达的定居农耕文化的遗存, 主要是栽培粟、黍。从出士的甲骨卜辞记载中可知在商代农业生产已经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是主要生产, 到了周代更是成为了社会中不可替代的生产活动。我们可以看到, 在《诗经》的卜辞中还曾经多次提到了黍、禾、麦、稻等农作物的名称, 由此可以看出, 对于殷民族来说, 农业生产的好坏才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大事。就我们所知, 周民族是在富饶的渭河流域发祥的, 那里属于土质丰厚的黄土高原, 有了这样优沃的地理条件使得周代更加有条件成为一个专事农业生产的农业民族。随着农业的发展中国人在古代就不再依靠自然采集和渔猎来进行谋生, 自然也就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 尤其是食物的来源, 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文明的推动力。另一方面, 远古时代的人们因采集和渔猎不得不经常迁徙, 农业的发展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形成了高于周边民族的定居农耕文化, 从而也很早就培养了中国人那种植根于农业生产的安土重迁、勤劳守成的乡土情蕴。
《诗经》可以说是一门艺术, 它具有浓重的乡土情蕴, 例如:十五《国风》中就充满了浓郁的乡土芬芳;在《雅》《颂》的抒情诗中[5], 也都随处可见植根于农业文化的深深情蕴,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周人对农业生产活动的关心和热爱, 对农神的崇拜和希望以及对农事诗创作的热衷, 更体会到了《诗经》的大部分作品中对故土眷恋的共同心理。从人类的普遍文化情感上讲, 眷恋乡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 例如: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的俄底修斯, 他是特洛伊战争中的一名希腊英雄, 战争结束后在外漂流了十年, 历尽千辛万苦之后仍然返回了他的故乡, 这就是人们眷恋乡土的一个最好证明, 即便是这样, 思乡情感的抒发还算不上是贯穿于《奥德修记》这部希腊史诗的中心主题, 诗人在这时只不过以俄底修斯回乡为故事发展的线索, 来叙述这位英雄的冒险经历, 歌颂希腊人对自然的斗争和对海外探寻的英雄主义精神, 产生这两部书的时代背景是从古代和氏族组织转变而来的希腊英雄时代的奴隶社会制度, “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 已经开始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 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 一句话, 财富被当作最高福利而受到赞美和崇敬, 古代氏族制度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1]通过这两部史诗, 希腊人对英雄主义精神表示了最为崇高的赞美, 可是, 以农业生产为根基建立起来的周代社会, 从一开始就不可能产生古希腊社会的对外扩张冒险精神。他们立足于自己脚步下的这片热土, 靠的是勤劳的双手去创造自己的财富与文明。他们从来不愿意离开生其养其的土地, 眷恋的是和平安适的田园生活, 沉醉于温馨的乡土之梦。
2 以为人本的人文精神在企业文化中的指导作用
人本来是文化的主宰, 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都是人的创造, 文学作品丰富的内容以人为中心得以表现, 应该是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基本表征。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管理的升级换代都告诉我们, 企业要发展, 必须尊重人、关爱人、依靠人、塑造人, 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才能不断增强企业的向心力、凝聚力与核心竞争力[18]。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坚持以人为本, 注重员工利益
《诗经》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诗集, 表现出鲜明的以人为本的民族文化特色。在《诗经》三百零五篇作品中, 除了《大雅·生民》和《商颂·玄鸟》这两首诗在写到商周祖先降生时略具有神话因素沉积外, 其他作品都没有任何神秘的色彩。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众神的足迹, 也看不到神对人事的判决和预言。即使在《诗经》中保存下来的商代颂诗里, “天命”所以垂顾商人, 如《长发》诗中所云:“何天之休, 不竟不絿, 不刚不柔。敷政优优, 百禄是遒“, 这百样的好运归我承受也仍然是商人自己努力的结果。
人类想在企业中求发展, 在社会生活中求生存, 会有各种各样的需求, 人们的利益就是满足他们的需求。企业就是人, 人是企业的关键, 企业无人则不能生存;企业依靠人, 人是企业的主体, 人的中心地位在企业的活动中随处可见;企业为人, 人是企业活动的目的, 满足人的需求是办企业的最终目的。人类的个人物质利益在计划经济时代往往被忽视, 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经济政策的不断改善, 物质利益原则也逐渐被承认, 并开始作为调动人们积极性的一个基本手段, 满足人们的物质利益成为了满足人的一切需求的前提。现在很多企业大力推进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和挖潜增效, 不断让员工从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得到利益、见到实惠, 增强了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18,19];与此同时很多生产企业的生产成本逐年紧张, 创造效益的空间越来越有限, 与员工迫切需要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需求形成反差。因此, 只有企业的做到了可持续发展, 才能满足员工的需求, 虽然表面上员工利益与企业效益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 但是我们应该提倡员工用辩证的观点来正确的对待, 不能只关注眼前, 要用实践的观点科学地认识自己的企业, 用发展的观点积极地谋划未来, 员工应该认识到: (1) 我们工根本利益的获取要靠企业的长远发展, 这也是企业与员工的共同利益, 更是所有员工实现个人利益的物质基础; (2) 关注企业就是关注自己, 支持企业就是支持自己, 只有企业发展了, 员工利益才能得到保证。另外, 我们不能盲目的追求利益, 作为企业应该鼓励员工堂堂正正地追求自己合理、合法的物质利益, 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对立关系: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具体利益和根本利益、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 使得员工认识到“我靠企业求生存, 企业靠我求发展”的坚定理念。
企业文化坚持以人为本, 有利于引导企业向着正确的目标健康发展。我们过去对经营企业的目的缺乏深刻的认识, 只认为企业的经营是为了给经营者赚取利益, 甚至简单地认为, 实现利润最大化才是企业的最终目标, 致使许多管理者片面追求经济目标, 对人文的、资源的、环境的指标重视不够, 普遍偏重于物质财富的增长, 而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更谈不上企业文化。这些年, 经营者逐渐认识到了企业文化的重要性, 尤其是以人为本的重要, 它校正了原有的单纯追求经济指标的传统发展模式, 使我们逐渐认识到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直接意味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发展,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是我们实现企业发展、员工幸福和社会和谐的手段, 不是最终目的, 手段要为目的服务。坚持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能够使我们克服盲目性, 增强自觉性。在经营企业的目的上, 由过去单纯追求经济效益, 转到建设先进文化、培育优秀员工、创造高效组织, 推动企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协调发展;在价值取向上, 由过去单纯追求企业自身发展, 转到主动承担经济、政治和社会责任, 让企业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相关利益群体, 使企业的发展始终同员工的发展、社会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并更好地为实现员工幸福和社会进步的目标服务。坚持以人为本, 有利于调动员工参与企业管理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展先进生产力, 最关键的是要充分调动和发挥人的创新激情和创造潜能。以人为本承认人的正当合理需求, 高度关注民生问题, 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作为国有企业, 虽然过去我们也讲员工是企业的主体、是企业的主人, 在贯彻落实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办企业”的根本指导方针方面形成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和优良的传统, 但许多企业在管理工作中, 往往陷在具体的事务中, 为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 见物不见人, 并没有把人的因素放在管理的首位;往往把员工看作管理的对象而不是主体, 偏重于管人的行为, 偏重于命令、控制和惩罚, 而忽视管人的思想, 忽视对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培养与开发, 缺少对员工生存状态的关注和心理需求的满足。一些企业甚至淡化和虚化了员工的主人翁地位, 使员工感到不被信任和尊重, 在层层监督和压力下工作, 上班仅仅是谋生的手段, 而不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 影响了员工主人翁精神与作用的发挥。坚持以人为本, 要求我们从单纯就生产抓生产、就管理抓管理、就经营抓经营的狭隘的思维定势中彻底摆脱出来, 站在调动和提升人的积极性与创造力的高度, 从根本上解决生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使企业的发展获取根本性的力量。要求我们把对人的目的性与手段性有机地统一起来, 把尊重和发挥人的主体地位与作用作为一切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等得以产生的价值源泉, 使管理的思想和方法更加符合党的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 符合员工的需求和愿望, 从而创造有效的机制, 形成人人想干事、人人能干事、人人干成事的企业环境, 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形成推动企业发展的强大合力。
2.2 坚持以人力资本为本, 注重人才培养
《诗经》中提到商的中兴是由于天子能礼贤下士和伊尹的帮助, “允也天子, 降予卿士。实维阿衡, 实左右商王” (《长发》) 。《周颂》、《大雅》中描写周人受命于天的发迹过程, 就是自后稷、公刘、古公亶父、王季、文王等圣君不断努力、进德修业的过程。如《皇矣》诗中所云:“帝作邦作对, 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 因心则友, 则友其兄, 则笃其庆。载锡之光, 受禄无丧, 奄有四方”;“比于文王, 其德靡悔”, “不大声以色, 不长夏以革, 不识不知, 顺帝之则”。
从《诗经》中可以看出企业的进步要靠人才来实现, 经济增长的源泉不能只靠增加劳动力的物质投资, 更主要的是靠人的能力的提高。企业发展最终要靠员工来实现。企业的壮大和发展有无数的“瓶颈”和极限需要去攻克, 因此, 必须以人才作支撑、以素质作保证、以企业大量的不断增值的人力资本为依托。为此, 企业应该大力倡导“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可成才”的文化理念, 坚持把培养人、提升人作为给员工最好的关怀, 明确提出:懂业务善经营的管理者是人才, 具有创新能力的技术人员是人才, 精通本工种基础知识、掌握过硬操作技能的岗位工人同样是人才。
2.3 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
在《周颂·敬之》一诗中, 则直写群臣如何在庙中劝戒嗣王“敬之敬之, 天维显思, 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 陟降厥士, 日监在兹”。这里没有像奥林帕斯山上的众神存在的场所, 他们也不能相信神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并决定自己的生活, 在这里人就是自己生活的主宰, 也是诗歌的全部内容, 情感投射的全部指向。他们是那样肯定自己, 信任自己, 热情地表现着自己, 并且以自已的创作实践, 奠定了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的中国诗歌发展的民族心理传统。它使《诗经》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 使诗成为表达周人宗族伦理情感和乡土情蕴的最好形式, 举凡是他们的念亲、爱国、思旧、怀乡等各种喜怒哀乐之情, 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最好的表达。它使《诗经》带有亲切的生活感, 使诗成为描写世俗生活最好的艺术, 举凡是他们的农事、燕飨、战争、徭役、恋爱、游观等各种世俗生活, 都成为诗中的主要内容。它让人看到, 周人的内心生活世界, 就是一个既没有幻想错综的神怪故事, 也没有张皇幽渺的浪漫色彩的平凡人间世界。那农夫们身着狐裘的逍遥神态, 武士们袒裼暴虎的矫健雄姿, 情人们水边相会的深情注目, 夫妻间琴瑟好和的切切心声, 这一切的一切, 都会把读者带进一个熟悉而又亲切的世间, 看到人类自身所创造的———并不是神创造的生活之美, 体会到人类自身在平凡中的伟大。可以说在世界民族的文学中还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学像《诗经》那样, 早在2500多年之前就对人本身进行这样的肯定与歌颂, 从这一点讲, 《诗经》无愧为凝聚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最伟大的艺术。
由此可以看出, 人文关怀在企业文化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以人为本的根本要义在于, 人们从事的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 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权利和价值, 促进人的自由、和谐和全面发展。因此, 我们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始终把员工的全面发展放在首位, 在研究制定政策时, 首先考虑人的因素。我们强调, 人的全面发展, 就是把员工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一致起来;把员工的文化科技水平、思想道德水平、劳动创造水平同步起来;把员工的身体健康、思想健康和行为健康和谐起来。在提高员工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 要想方设法满足员工应有的政治权益和高品位的精神需求, 不能片面强调物质生活而忽视员工的精神因素;在推进企业科技进步和提高员工文化素质的同时, 要培养员工远大理想和崇高信念, 不能让员工精神空虚、道德滑坡, 落后于科技进步的步伐;在关注员工身体健康的同时, 要关注员工的思想稳定和行为健康, 不能让员工受到不良习俗和落后文化的侵蚀。企业还要完善促进员工民主管理、保障员工安全健康与劳动保护、改善员工生产生活条件、加强员工知识技能培训、强化员工思想教育及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办法与文件。
人是企业的主体, 更是企业的资源。只有将“一切为了人, 一切关爱人, 一切尊重人”的人本理念, 融入企业管理思维, 依托提升机制体现能力关怀, 培育素质文化形成价值导向, 感染员工自我审视, 感召员工追求卓越, 才能不断使员工提升实力、增添动力、迸发活力, 推进企业持续创新发展。以“发展的企业为人才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平台, 发展的人才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无限的空间”的“人才观”为指导, 根据企业不同时期的发展需要, 积极为各级各类人才和广大员工提供舞台, 充分激发员工的创造性, 让员工感受到有所作为的光荣和不断超越自我的满足, 对企业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奋发成才的进取心。突出创新主题, 为员工搭建创新平台。
实践使我们感到, 员工内在动力被激活并持续增值, 最终要靠科学化、规范化、人性化的机制做保障。几年来, 我们大力倡导一定要让对企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有利有名有位, 坚持企业机制建设与文化建设有机融合, 用荣誉和待遇激励人才, 用关爱和尊重感召人才, 为人才发展营造持久浓厚的氛围。在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选拔使用上, 不唯身份重业绩, 不唯学历重学力, 积极引入竞争机制, 为员工展现自我、发展自我打开了绿色通道。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岗位竞聘, 员工岗位成才的需求更加迫切、信心更加坚定, 使“岗位靠竞聘、薪酬凭贡献”逐渐形成共识, 呈现出人人争先、奋发向上的喜人局面。
总之, 现代的企业更加需要先进企业文化的引领和支撑。企业要精心营造以人为本氛围, 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环境保障。环境是人与企业进步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很多企业坚持精心营造团结真诚向上的人文环境和清新优美温馨的工作环境, 进一步规范和引导员工行为, 使企业核心价值理念成为员工的价值取向和自觉行动, 有效地激发了员工的内在潜能和动力。
3 血缘亲情的宗族情感
3.1 亲情咏唱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人伦理常的国度, 亲情诗在中国诗歌中是一个重要的题材领域。所谓人伦, 是指存在於人类社会中以维系道德秩序的人际关系, 是人们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中国古代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人伦关系称为五伦。《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 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 则近於禽兽。圣人有 (又) 忧之, 使契为司徒, 教以人伦: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礼记·中庸》又称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者为“天下之达道”[5], 《左传·文公十八年》称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为“五教”[6], 足见其重要性。在古代人看来, 人伦乃人之为人的基本要求, 所谓“无所逃於天地间”者是也。“安土重迁, 黎民之性;骨肉相附, 人情所愿”, 由对故土的眷恋而产生的对家人共同生存的期望, 既是中国人最为根本的本性与本质的关系, 也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情感需求。可以说, 以家族为本位的人伦亲情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 其它一切的社会关系都是以此为基点而衍发的。自《诗经》以来, 亲情诗不绝如缕, 蔚为大观, 凝结其中的丰富深厚美好淳真的亲情, 构成中国文学, 中华文化的华彩乐章。
翻开《诗经》, 表达亲情者不下20首, 带有亲情的成分者更多。家族人伦亲情对“诗人”们来说, 不只是提供了一种文化背景, 更是一个重要的创作母题。在中国古代家国一体的礼义规范中, 亲情一直处於“礼义”的严密框架之内, 由情发礼止情感抒发机制而融铸的“温柔敦厚”诗教原则, 於亲情之表达得到鲜明体现。
亲情管理不仅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和以人为本的全新理念, 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企业关爱员工的拳拳之心, 可谓于无声处见真情。只有企业亲情管理员工, 员工才会倾情奉献企业;只有企业有了家的温暖、爱的亲情, 员工有了归属感、稳定感与成就感, 企业才会有凝聚力、向心力和竞争力。企业管理要以人为本, 企业文化建设要以人为本, 而亲情文化则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亲情文化强调从人的情感需求角度去关怀人的成长与发展, 因而人在企业中的地位尤其是职工的地位得到充分尊重, 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基本精神。亲情文化具有情感的号召力, 从播种与收获的因果关系上来说, 亲情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收获在于企业管理可以避免监督、检查及考核等繁琐手段, 通过好找即可达到经营目的。即便目前企业管理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操作实务都有了很多深刻丰富的总结[7], 但人们仍然远未达到完全通过科学的手段和量化规范的方法来实施管理, 精神层面的感召力从来都是企业管理的重要方面。亲情文化培育了员工对企业的归宿感和责任感, 归宿感和责任感被许多企业研究者认定为最重要的两种员工精神, 企业需要人才, 尤其是突出人才对于企业存在着从产品的竞争演化而来的人才竞争, 而人才只有让他产生了归宿感, 他才会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贡献出来, 而亲情文化的建设对于这样两种可贵精神的树立具有鲜明的培育作用。
“父母者, 人之本也。”[8]父母子女间有着直接的血缘的关系, 存在着最为浓烈、深挚的亲情。中国古代, 父母子女之间天然的至性至情, 既关联着人伦理常也关联着国家社会的治乱兴衰, 成了中国古代诗歌重要题材之一。《诗经》中出现一些关于父母子女亲情的篇章。如《邶风·凯风》:凯风自南, 吹彼棘心。棘心夭夭, 母氏劬劳。凯风自南, 吹彼棘薪。母氏圣善, 我无令人。爰有寒泉, 在浚之下。有子七人, 母氏劳苦。睍睆黄鸟, 载好其音。有子七人, 莫慰母心。《毛诗序》云:“《凯风》, 美孝子也。”父母作为子女的直接养育者, 是子女终生难以报答的。全诗表现母亲抚育子女的辛劳和子女的感激之情, 而为不能回报母亲养育深恩和期望而自愧自责。无私的母爱像长养万物的“凯风” (夏日的南风) 一样, 温润哺育着年幼的儿女, 儿女长大成人母亲负出了多少辛劳, 耗费了母亲多少心血!而自己却未能报效母爱以慰母心, “其自责亦深矣”[9]全诗用的是《诗经》中常见的比兴手法, 以凯风、棘树、寒泉、黄鸟起兴, 兴中有比, 在有声有色的夏日图景中蕴含无限温暖的母爱亲情, “寄意远而感慨深, 婉而不露, 微而甚切”, 在重章叠句的复沓中, 贴切地表达了对母爱的深情赞美和反躬自责的愧疚, “悱恻哀鸣, 如闻其声, 如见其人, 与《蓼莪》皆千秋绝调。”相比起来, 《小雅·蓼莪》中的情感表达更为直接和强烈。父母生我养我辛苦劳累, 恩深似海, 而自己长年行役在外, 未能慈乌返哺以尽孝心, 返回家中时, 父母竟然逝去, 他看到家里野草丛生, 想起“哀哀父母, 生我劬劳”, “哀哀父母, 生我劳瘁”, “父兮生我, 母兮鞠我。拊我畜我, 长我育我, 顾我复我, 出入腹我。欲报之德, 昊天罔极!”父母的无微不至的养育之恩象昊天一样浩大无私, 而自己却不能报答于万一。这些呼喊与痛哭, 读之几令人泣下。《孔丛子·记义》载孔子语:“于《蓼莪》见孝子之思养也。”全诗抒情跌宕起伏, 回旋往复, 艺术感染力强烈。“咏《蓼莪》则孝子悲”“蓼莪”成了后世表达悼念父母之情惯用的意象。西晋初王裒父母逝去后, “及读《诗》至‘哀哀父母, 生我劬劳’, 未尝不三复流涕, 门人受业者并废《蓼莪》之篇。”[10]曹植《灵芝篇》:“蓼莪谁所兴, 念之令人老。”唐人牟融《邵公母》:“劬劳常想三春恨, 思养其如寸草何……伤心独有黄堂客, 几度临风咏蓼莪。”《翁母些》:“独有贤人崇孝义, 伤心共咏蓼莪诗”。清人杨贞《闻鸦喧忆亲抒怀》:“三复蓼莪诗, 叹息欲废书。”张梦莲《忆亲》:“幼累爷娘长适他, 伤心生女负恩多。风诗不少闺人泪, 只有男儿赋蓼莪。”《凯风》、《蓼莪》是《诗经》中表达对父母深情的最感人的篇章, 此外, 《豳风·鸱枭》以禽言形式表现母亲不畏艰险保护子息, 《周南·葛覃》描写已出嫁的女儿将回娘家前的喜悦, 《唐风·鸨羽》写儿子因服役不能亲自侍奉父母的痛苦, 《小雅·四牡》写外出为官的儿子思念父母而不能相见的苦闷, 均真切感人。
一母同胞, 情同手足;同宗共祖, 血缘情深。《尚书·君陈第二十三》:“惟孝友于兄弟。”孔疏:“言善事父母者必友于兄弟。”[11]父子、兄弟同属天伦, 兄弟之间友恭相处, 也是对父母的孝行, 因此兄友弟恭, 就成了协调家庭内部兄弟之间横向关系的伦理规范。《诗经》中涉及兄弟之情者, 如《唐风·杕杜》、《王风·葛藟》, 都是写流浪异乡无兄弟相助的孤单和哀伤, 《邶风·燕燕》写卫君作为兄长涕泣送别远嫁的妹妹。聚族宴飨是周人“亲亲”的重要方式, 《周礼·大宗伯》:“以饮食之礼, 亲宗族兄弟。”《大雅·行苇》是一首周王宴飨族人的诗歌, 以丛生聚居茂盛的芦苇起兴, 引入此次宴飨的对象“戚戚兄弟”, 以宴飨礼仪之隆重来歌咏兄弟之情。《小雅·頍弁》展现了一幅宴请兄弟亲戚们的和乐场面, 十分热闹, 最后又有一些伤感和及时行乐的思想透露出来:“死丧无日, 无几相见。乐酒今夕, 君子维宴。”《小雅·六月》亦云:“吉甫燕喜, 既多受祉。来归自镐, 我行永久。饮御诸友, 炰鳖脍鲤。侯谁在矣?张仲孝友。”兄弟共享美食, 孝友亦体现于其中。而《小雅·常棣》更是专写兄弟亲情的名篇:常棣之华, 鄂不韡韡。凡今之人, 莫如兄弟。死丧之威, 兄弟孔怀。原隰裒矣, 兄弟求矣。脊令在原, 兄弟急难。每有良朋, 况也永叹。兄弟阋于墙, 外御其务。每有良朋, 烝也无戎。丧乱既平, 既安且宁。虽有兄弟, 不如友生?傧尔笾豆, 饮酒之饫。兄弟既具, 和乐且孺。妻子好合, 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和乐且湛。宜尔室家, 乐尔妻帑。是究是图, 亶其然乎?《诗补传》:“言兄弟之相亲出於自然也。”表达的是兄弟在一致对外、平定丧乱之后相聚宴会的情形。以常棣华则覆萼, 萼则承华喻兄弟间之自然亲情, 以常棣花盛开之明艳起兴, 赞美族人兄弟之亲近美好, 极写兄弟欢宴, 敦睦和好, 张扬兄弟之情以巩固宗族。全诗共八章, 从多个角度和层次来表现兄弟之情, 朱熹《诗集传》对此诗的解说较为透彻:此诗首章略言至亲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测之事言之, 以明兄弟之情, 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难, 则浅於死丧矣。至於四章, 则又以其情义之甚薄, 而犹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丧, 然后相收, 但有急难, 便当相助。言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 犹必共御外侮。其所以言之者, 虽若益轻以约, 而所以着夫兄弟之义者, 益深且切矣。至於五章, 遂言安宁之后, 乃谓兄弟不如友生, 则是至亲反为路人, 而人道或几乎息矣。故下两章, 乃复极言兄弟之恩, 异形同气, 死生苦乐, 无适而不相须之意。卒章又申告之, 使反覆穷极而验其信然。可谓委曲渐次, 说尽人情矣。读者宜深味之。
由此, 作为企业我们应该要做到以下几点: (1) 建立完善亲情文化的组织体系, 明确职责, 分解任务, 亲情文化建设根据任务和目标的特点, 其组织职能主要有这样几项:组织领导、调查研究、宣传培训、执行落实。只有领导有力、职责清廉、任务明确、落实到位, 亲情建设才能不断取得进步。 (2) 建立健全亲情文化建设的基本制度, 构建制度平台。亲情文化建设的基本制度主要包括, 领导干部在企业亲情文化建设中的岗位责任职责, 以研究为基础的教育培训制度, 总结评比表彰的机制等等。制度建立是保证工作正常运行的前提。 (3) 广泛宣传、认真提炼, 充分营造亲情文化建设的良好氛围。亲情文化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人性层面, 只有努力提升到人文层面, 才对人的思想具有更强的感染力, 也才能使亲情文化建设更具号召力, 这边离不开总结提炼, 把那些闪烁着人性美好的情感提炼出来, 让那些具有感染熏陶的理念得以升华, 并在广泛的人群中宣传鼓动, 是那些闪光的点通过宣传引导得以影响到面, 而后形成良好的亲情文化舆论氛围。 (4) 加强培训, 把各级干部锻炼成为企业亲情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首先, 各级干部因其在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必然是企业亲情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 但并非每一个干部都天生具有亲和的心性、关怀的能力, 甚至会有个别干部对待员工漠不关心、态度粗暴。因此, 干部对待员工的关怀能力, 是企业亲情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就如同一项职业技能的培训锻炼一样, 亲情关怀从认识到方法的掌握, 从理论到技巧的提高, 都离不开培训工作的精心组织, 培训工作的任务是把各级干部从心性不一、认识不同的程度锻炼成为对亲情关怀具有深度认知, 并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善于关心职工的成长与发展, 从情感上影响职工情绪的方法和技巧, 使企业内逐渐形成普遍的、良好的亲情关怀氛围。 (5) 认真研究基层员工的情绪特点和情感动因, 充分运用亲情关怀的基本方法, 牢牢抓住基层员工作为重点工作对象。实施亲情文化建设, 必须客观看待这样一个群体, 基层生产职工, 他们为数最众, 文化素质较低, 一部分已经从能力上不具有竞争向上一级岗位的知识和经验, 从愿望上客观地减弱了进去的信心和动力。他们长期在基层从事生产操作, 具有生产操作的熟练技能, 影响到生产的安全和产品的质量, 同时也是企业亲情文化的最基本的着力点。研究这个群体就是要研究他们的情绪特点和情感动因, 分析他们的情感需求特征, 并据此把企业亲情文化建设落实、推进。
当然, 亲情文化的发展要注意回避可能产生的两类负面作用:一是由亲情和利益捆绑滋生的裙带关系;二是对亲情关怀狭隘理解产生的软弱放纵。这两种情况都会对企业亲情文化的建设带来不良影响, 但我们丝毫不能因为问题的产生松懈了对亲情文化建设工作的努力。
亲情文化建设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项内容, 应该统筹于总体方针之下来组织和实施, 因其具有强力的人本色彩, 适宜于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要点来实施, 由此准确切入企业文化建设的系统规划, 同时也存在着需要企业文化建设解决问题的基本需求, 因而从客观上提供了开展企业亲情文化建设的环境, 确立了工作的信心和动力。
3.2 宗族依赖
宗族伦理情味和宗国情感是指周族共同的祖先沟通了族人互相之间的情感, 使他们在宗族血缘的旗帜下联合起来, 形成极强的宗国意识共同抵御外侮建设家园。这些理论对现代企业文化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在农业祭祀诗中, 《诗经》诗人表现了把全部部族的共同劳作成果作为向神明敬献厚礼的虔诚。在农业生活诗中, 《诗经》诗人表现出氏族兄弟之间的团结, 以及亲族之间的依恋之情。在战争徭役诗中, 一方面表现出为祖国家园而战的宗国精神, 另一方面表现出对父母, 兄弟, 妻子的牵念与关心。在卿士大夫的政治美刺诗里。诗人一方面赞美那些给宗族国家带来幸福的君子, 说他们是“邦国之基”另一方面严厉批判那些不顾宗族国家利益昏君和佞臣。在燕飨诗中, 《诗经》诗人更是热情的表达父兄朋友君臣之间的血肉亲情;在男女爱情诗中, 《诗经》诗人同样把夫妻之间的相亲相爱写得真实生动。在那些写怀人念旧, 民俗风情诗中, 处处都有浓厚的宗族伦理情味和宗国情感。
宗族观念是既是周人最重要的伦理观念, 也是最重要的政治观念。它已经内化为周人最为真挚的社会情感, 它植根于故土, 情牵于亲人, 升华为爱国, 成为贯穿于周代抒情诗中的一个中心主题。他们把自己的生活理想寄托于夫妻的相亲相爱, 对父母的孝敬, 对兄弟的关心, 对朋友的忠信, 以至于对宗族的依恋和对国家的忠诚。
浓厚的伦理情味和宗国情感成为牵动《诗经》诗人内心最为敏感的抒情主弦, 它随时随地都会因被触动而使诗人发出深情的回响。它已经沉积于《诗经》诗人的文化心理深处, 成为普遍存在于《诗经》抒情中最为深沉的文化情感。人伦之情和宗国之爱, 是《诗经》不朽的艺术魅力的原因之一。《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产生最早, 伦理情味和宗国情感最为浓厚的一部诗集, 它的这种文化价值必将得到不断发掘和光大。
现代企业中有一部分属于家族企业, 家族企业文化更要引起管理者的重视。家族企业能否构建先进的企业文化, 是关系到企业能否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 必然会面临企业文化的重塑问题。
在我国大多数家族企业中, 其企业文化其实就是家族文化, 至少是一种“家族本位”的管理文化, 而真正优秀的企业文化应该是一种“企业本位”管理文化, 就是将企业看成是全体员工参与的利益共同体, 把企业的持续成长发展作为创业者事业的目标, 所有的员工不是为家族而是为企业打工, 是为自身的理想而奋斗, 这样的企业文化才能为企业的良性发展提供基础保障与支持, 因而才是最有意义的。
因此, 构建企业本位为基础的管理文化, 取代家族本位的管理文化就成为我国家族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必由之路。要构建企业本位为基础的管理文化, 应该从以下几点做起: (1) 完善激励机制, 实现从“任人唯亲”向“任人唯贤”的理念转变。“任人唯亲”是家族企业的天然要求, 但是“任人唯亲”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已为人们所公认。要做到任人唯贤”, a要设立公平的薪酬体系, 保证人才的付出能得到应有的回报。b通过产权制度的改革, 以期权或其它各种形式, 承认专家的人力资本, 并在企业产权上明确专家人力资本的市场价值, 使得高素质人才得以分享企业长期的收益。c通过建立合理分配企业权利的组织结构和科学决策程序, 使得高素质人才能够真正地行使赋予给自己的权利。只有将薪酬、股份、职位、实权有机地结合起来, 家族型民营企业才可以在人力资源的争夺中获取优势地位。 (2) 开展管理创新, 实现由“重信任”文化向“重契约”文化的转变。中国家族企业非常重视家族成员之间的信任, 靠道德、信任与默契等非正式制度去约束家族成员的行为, 在企业管理中, 往往未形成规定的行为规则。但是, 这种做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经济利益的冲突很容易冲垮建立在血缘、亲缘和姻缘基础上的信任和默契, 使企业发展遭受严重挫折。因此, 要创新现代管理模式, 实施先进管理方法, 引进职业经理人, 让不擅管理的家族成员逐步淡出企业的管理层, 同时也要加强对职业经理人的约束, 克服实施委托代理制过程中诸如社会信用不足、企业家市场滞后的现实障碍。 (3) 提倡文化创新, 实现由“模仿文化”向“创新文化”的转变。我国现有大多数家族企业在其初创过程中, 受到资本、技术、人才和知识积累的限制, 逐渐形成了以模仿为主的管理文化。这种“模仿文化”能够适应企业初创阶段的要求。但是, 进入扩张阶段以后, 这种“模仿文化”的局限性己经开始体现出来。因此, 要加强企业文化管理, 形成不断创新的企业文化, 家族企业才能够做到基业常青。
当然, 现代管理文化和现代管理思想的植入, 常常会受到原有家庭文化的强力抵制, 尤其是这种文化变革最终要触及家族创业者的夏历七月初大火星开始西移的天象说起, 一一叙述每一个节令农夫们的生产与生活, 细备而周详。它说明, 正是农业社会的生产实践, 培养了周人的务实精神, 使他们把自己的生活看成是不需依赖超自然的神灵的可以把握的生活。《毛诗序》曰:“《七月》, 陈王业也。周公遭变, 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 致王业之艰难也。”《诗序》把《七月》看成是周公的创作不符合事实, 前面我们也有论述。实际上这首诗的创作远比这早, 它的原形可能是豳地农奴的歌谣。但我们也不能排除周公曾用此诗来教诲成王的说法。《尚书·无逸》也是周公告诫成王的文献, 开篇即言“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 乃逸, 则之小人之依。”是周初统治者即从艰苦的农事生活中看到“王业之艰难”, 而并不把“王业”看成是上天恩赐、唾手可得的东西。面对生活进行认真的记述和描绘, 从而引导和教育他们对现实采取正确的认识态度, 树立起直面对现实的生活观念。权威和利益。要打破原来的靠血缘关系结合在一起的企业内部关系, 就需要按科学管理的原则进行组织设计。这是一个充满斗争和痛苦的嬗变过程。
总之, 《诗经》中的宗族情感深深的影响着现代的企业文化, 我们要以亲情关怀为基本办法, 改善员工与企业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的关系, 建立相互关怀、忠诚信赖的工作关系。
4 现实主义的创作取向
4.1 现实主义的概念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 宗法制下浓重的伦理情味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也必然形成《诗经》创作的现实主义态度。
“现实主义”本是我们借用西方的名词, 它最早在文学领域里的出现是在席勒的《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 (1794-1796年) 这篇论文里。在这里, 席勒是把“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对立提出的。作为一种现实主义创作潮流, 它又特指产生于19世纪中叶, 以暴露和批判资本主义为主要特色的面对现实的创作, 又被人们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 恩格斯曾概括其特点为“除细节的真实外, 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对它进行比较宽泛的理解, 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又泛指那些以描写现实主义为主的文学创作, 由此他们认为《诗经·国风》里有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诗篇。但我们这里借用“现实主义”这一名词来概括《诗经》的创作传统, 并不仅仅止于《国风》的一些创作, 而是从民族文化的传统出发, 看整部《诗经》的创作者们如何立足于社会现实, 用自己特殊的文化眼光去观察生活, 描写生活, 抒发情感和表现理想, 并如何形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学创作精神的。
4.2《诗经》现实主义的表现
首先, 我们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 指《诗经》是直面现实的艺术。以农业生产为根本的周民族, 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务实的民族。他们根据四时节令的变化来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 在土地上辛勤地耕耘, 建立起自己的宗族和国家。这使他们很早就认识到大自然所具有的客观规律性, 从而摆脱了自然泛神论观念的束缚, 以更实际的态度来看生活。现存《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一篇, 相传是夏代遗书。《史记·夏本纪》中说:“孔子正夏时, 学者多传夏小正。”不管这话是否则可靠, 但《夏小正》无疑是产生极早的一部最古老的月令。这篇文章按十二月的夏历顺序, 详细记载了大自然包括天上星宿、大地生物的相应的变化, 形象地反映了上古人民对时令气候的比较科学的观察与认识。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古老的反映农事生活的诗篇《豳风·七月》, 最鲜明地表现了周人由农业生产实践而产生的面对现实的创作态度。这里没有对自然万物的丝毫神化, 也没有任何的虚妄与怪诞。全诗从夏历七月初大火星开始西移的天象说起, 一一叙述每一个节令农夫们的生产与生活, 细备而周详。它说明, 正是农业社会的生产实践, 培养了周人的务实精神, 使他们把自己的生活看成是不需依赖超自然的神灵的可以把握的生活。《毛诗序》曰:“《七月》, 陈王业也。周公遭变, 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 致王业之艰难也。”《诗序》把《七月》看成是周公的创作不符合事实, 前面我们也有论述。实际上这首诗的创作远比这早, 它的原形可能是豳地农奴的歌谣。但我们也不能排除周公曾用此诗来教诲成王的说法。《尚书·无逸》也是周公告诫成王的文献, 开篇即言“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 乃逸, 则之小人之依。”是周初统治者即从艰苦的农事生活中看到“王业之艰难”, 而并不把“王业”看成是上天恩赐、唾手可得的东西。面对生活进行认真的记述和描绘, 从而引导和教育他们对现实采取正确的认识态度, 树立起直面对现实的生活观念。
《诗经》是面向现实的艺术。这不仅表现为农事诗的描写, 面向现实的生活观念使周人把诗的创作看成对自己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是现实主义的眼光使诗人对社会生活具有了最为敏锐的观察能力, 使诗人能够把握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素材, 对各种生活现实进行深刻的提示与描写。大至国家的宗庙祭祀、军事战争、宴飨朝会、政治变革, 小至平民百姓的蚕桑耕耘、屯戍徭役、婚丧嫁娶、娱乐游观, 都是《诗经》所要描写表现的对象。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使《诗经》具有写实和朴真特征, 具有生活的亲切感, 从而引导人们去关注现实, 热爱生活, 批判社会中的一切不合理现象, 激发人们对于理想生活进行不懈有追求, 它本身就成为一部生活的教科书, 具有巨大的社会教育力量。
其次, 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 指《诗经》直面现实的情感抒发。中国很早就有“诗言志”的传统, 把诗歌看作表达诗人思想情志的主要艺术形式, 这也使抒情诗很早就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样式, 使中国成为抒情诗的国度。按黑格尔的话说, 抒情诗和史诗不同, “正式史诗只能出现于原始时代, 而抒情诗却在民族发展的任何阶段中都可以出现。”[12]但是在古希腊, 抒情诗却远不及史诗等诗体发达。以至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这部名著里所讨论的“诗”[13], 也仅止史诗、悲剧、喜剧和酒神颂而已。而中国却正相反, 史诗相对不发达, 抒情诗却得到高度发展。这其中的原因固然有多个方面, 但诗言志的民族传统观念和直面现实的人生态度, 却无疑会使每一个普通人都把自己的情感投射于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观察, 对发生在他们周围的平凡生活事件做出善恶判断, 从而表现出他们对策少爱憎和喜怒哀乐之情, 达到文学表现社会和人生的目的。从这一角度上讲, 抒情诗的产生和史诗不同, 更需要文明的高度发展和人的诗心的启悟, 需要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因为同样按照黑格尔的话说, 虽然抒情诗可以产生在一个民族的各个时代, 但它和史诗仍有着很大差别, 如果正式史诗的繁荣时代是在民族情况大体上还未发展到称为散文性现实情况的时代, 而最适宜于抒情诗的却是生活情况秩序大体上已经固定了的代[14]。
《诗经》时代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只产生民间诗歌的时代。十五《国风》中的很大一部分作品已经是下层贵族的表达个人情感的抒情创作, 而《大雅》《小雅》[15]中的绝大部分抒情诗都是各级贵族的有目的的创作, 他们都已经属于黑格尔所说的“最卓越的抒情诗人”, 他们的创作, 已经标志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在周代就处于很高阶段, 周代诗人已经是有着高度文化教养的诗人, 他们已经在个体的抒情诗来表现我们民族的现实生活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以自己敏感的诗心, 把抒情的笔触伸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里既有对农业产生的关心, 对宗族国家的热爱, 也有对敌人的仇恨和对恶政的憎恶;有征人的忧伤, 也有弃妇的哀怨;有男女相知的欢乐愉悦, 也有失恋相思的辗转徘徊;有对世族风情的欣赏, 也有参与劳动的快乐等等。总之, 诗人在直面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各各样的情感, 都可以在一首首短小的抒情诗中得到表现。可以说, 在世界各民族中, 还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在2500年前就产生如此众多的抒情诗作, 表现如此高度的文化修养。他们已经不是以一、二部史诗的方式, 而是以全民族的抒情诗的方式来揭示生活的本质、来表现历史的内容的。他们正是以直面现实的抒情诗创作态度, 不但描述了周代社会丰富多彩的生活, 而且还通过自己的情感表现, 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去生活;他们不但以抒情诗的方式揭示了生活的本质, 而且还表现了周民族的生活旨趣、观念以及其文化品格与才具[16]。
5结束语
《诗经》的精神线索 篇5
《诗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作为中国文学的源头，它所表现出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
众所周知，《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尤其是其中的怨刺诗，更堪称代表。本文就试从其中的怨刺诗入手来分析其现实主义精神。
就《诗经》而言，都是作者从实际生活出发，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件，揭露社会问题，并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可以说都是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体现。那么，具体表现在《诗经》的“怨刺诗”中，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怨刺诗”大多收在《雅》诗和《国风》中，都是些“变风”、“变雅”的作品，都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精神，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怨刺诗”又可分作两类，一类出自贵族阶级具有忧患意识的文人之手，多为公卿列士的讽喻劝戒之作。有的借古讽今，以斥责奸佞为主题，如《巷伯》、《正月》。大多作品是针砭时弊、指斥昏君，如《劳民》、《板》、《荡》等，这类作品主要收录在《二雅》中。另一类“怨刺诗”多出自民间普通劳动者之手，更直接地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其内容更深广，怨愤更强烈，讽刺也更尖刻，具有更激烈的批判精神，如《硕鼠》、《伐檀》、《新台》、《南山》、《黄鸟》等。这些作品主要保存在《国风》中，都是作者选取真实的典型事例，从客观出发去向人们展示当时的社会。
下面我们重点来分析“怨刺诗”的内容特点。先来看《二雅》中的怨刺诗作。贵族“怨刺诗”大部分产生在西周后期至东周初年。这个时期执政者昏庸腐败，社会动荡不安，各种矛盾尖锐复杂。一些有识之士出于阶级的本能，勇于直接向统治者指点国政的弊端。同时，也是在先秦时代，受原始民主风气的影响，开明的统治者为缓和阶级矛盾，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提倡奖励进谏并自觉纳谏，这种传统也为他们提供了思想的依据。于是，他们饱含激情，写出了一些愤世忧时、讽谕规谏的诗篇。《小雅》中的《节南山》、《十月之交》、《雨无正》、《巧言》、《巷伯》等，《大雅》中的《民劳》、《板》、《荡》、《抑》、《桑柔》、《召旻》等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品。这些作品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当政者昏庸腐朽、荒政误国的恶法恶行。
《雨无正》是侍官所作，讽刺幽王昏愦，倒行逆施，群臣皆不尽职，但求保身。如第二、第四章写正值天灾人祸之际，三司、诸侯并不尽力国事，群臣百官亦皆畏罪不肯进谏，而自己勤于国事，却受到谗毁。因此，诗人十分愤慨，深切悲叹，只有通过言诗来抒发自己悲郁之情。通过这首诗，我们可以感受那个时代给有志之士带来的创伤及当朝者的昏庸。
《小雅》里的一些士大夫的“怨刺”之作，揭露是深刻的，抨击是强烈的，表现了下层官吏对“劳逸不均”的不满，对“讹言”的无比痛恨，甚至激情地抒发了他们“感时伤怀，忧心哀民”的情感。如在《小雅·巷伯》中，诗人再也不用任何含蓄，而是一泻无余地迸发出胸中的激愤：“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应该说，诗人对现实生活中丑恶现象的鞭挞是深刻的。
统观这些诗，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或直刺时政的弊端;或直接抒发诗人不幸的遭遇;或表现诗人对“谮人”的憎恶等等，均饱含着诗人强烈的爱憎情感，迸发着批判的力量;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类作品大都以哀怨起，以哀怨终，表现出一种陷于苦痛之中不能自拔的无奈，深刻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人心状况。通过这些怨刺诗，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当时的政治争斗，这种写实手法的运用为我们展现了那个时代政治上的真实画面。这些作品，虽然是以维护本阶级利益出发的，但他们对昏君佞臣的.斥责，对社会问题的揭露，仍有重大意义。
接着我们来看民间怨刺诗，它们多收在《国风》中。“国风”是《诗经》的精华，“国风”中的周代民歌以绚丽多彩的画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真实的生活，表达了他们对受剥削、受压迫处境的不平和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
《国风》中的民间怨刺诗多出自劳动人民和下层人士之手，其笔锋直指统治阶级的丑恶本质和社会中的丑恶现象。《齐风·南山》、《敝笱》对齐襄公与文姜的讽刺，《陈风·株林》对陈灵公君臣与夏姬的讽刺，或隐约曲折，或直爽激动，或冷嘲热讽，或嬉笑怒骂，皆鞭辟入里，直击灵魂。这些民间讽刺诗可谓各具特色，却又无不针对现实，揭露现实丑恶以诗表达自己心中的郁愤。
此外，还有一些“怨刺诗”是劳动人民从自身的劳动、生活出发而发出的歌唱。如《魏风·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獾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这是一首伐木者之歌，描写了一群奴隶制作车轮时的劳动情景，讽刺、揭露了奴隶主不劳而获、残酷剥削奴隶的罪行，反映了奴隶的觉醒与反抗，反映了劳动者对不劳而获的统治者的强烈不满。作者列举了生活中的真实事例，来表达自己的不满。